為什麼在都市裡寫民族誌?

洪意凌 /清華大學社會所

 

自從搬到新竹以後,我就常常在煩惱吃的問題。我喜歡為自己煮飯,也想減少製造因為一次性包裝而產生的垃圾。要符合這兩個條件,上菜市場是最好的。可是我沒有車,而我住在清大後門附近的山邊。我最喜歡的是清大成功湖畔的綠市集,那裡可以買到季節蔬菜、在地食材做的果醬和麵包、各類客家漬物、放走雞蛋。但它一個月只有兩次。而且夏天時背著蔬菜糧食走這段上坡下坡的路實在不容易。因此買車前,我有時也有點奢侈地搭計程車去菜市場——等等,這篇文應邀時,不是接獲指定要談我的便利商店民族誌研究嗎?

好的,那麼讓我重新開始。我曾經在西洛杉磯一個有點難度的田野(一家便利商店),找到一個那個田野裡本來就有的位置(路人)。這個田野的難度在於,路人人人可當,但你沒辦法在同一個地點長時間當一個路人。其實你得很刻意地做某些事以不引人注意。而當你待久了,你漸漸會發現,某些人總會在某些特定時間出現。我在一篇文章裡,描繪了這個人來人往的地點的一天裡,有誰來過、發生了什麼事,這些加疊起來,如何使它對每一個人發生意義,然後這一切又怎樣回過頭來使這個地點不只是一個地點,而成為一個獨特的地方 (Hung 2016)。

事實上,吃跟行走或其他交通方式確實密不可分。吃是一種社會行為。食物的生產、運送、烹調與食用無不涉及各種社會安排。德國飲食專欄作家與行為心理學家合作的《吃的藝術:42個飲食行為的思考偏誤》一書中提到了「食物半徑」的概念,藉以強調在採購與飲食方面,我們是很依賴慣性的。人們80%的飲食抉擇都在家裡及住家附近完成,我們通常只在離開這個半徑,例如去別的地方度假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如果人們在這樣的慣性下,總是選擇加工食品,那麼可能會有影響深遠的結果。

 

雞只不過是「長了翅膀的黃豆」?

事實上,這已經是發生在現代社會中的事了。如果食物要不分季節與日夜隨時可得,那麼食物就會摻有方便製造、囤積、運送和保存的添加物。例如巧克力中添加卵磷脂就完全是為了製造上的考量。而大部份超市架上的商品以及幾乎所有的速食產品,都有黃豆。社會學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糧食戰爭》一書中特別為黃豆寫下〈神奇的豆子〉一章,因為黃豆進入到我們的食物系統的過程非常具有代表性。在美國及巴西,黃豆產業發展過程中,農企業利用科學和發展的觀點進入了政府權力中心, 控制了種子。當黃豆離開了巴西之後,它就演變成多種不同的樣貌:黃豆粉、黃豆油、整顆黃豆還有雞;正如一位激進份子告訴拉吉.帕特爾的,雞只不過是「長了翅膀的黃豆」。 而且在黃豆產業中,只有少數幾家農企業在賺錢。例如卡吉爾公司。它在巴西成立非法黃豆農場,把自家的黃豆送到工廠碾碎後,再把初製品載送到巴西沿海的非法港口出口到歐洲。到了歐洲後,卡吉爾公司把黃豆再次加工,或賣給旗下的太陽谷公司做為動物飼料。這裡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山谷,所有動物長大後就被屠宰並加工,所有工作由太陽谷公司包辦,直到食品被賣給麥當勞。

2018031305.jpeg許多人或許都吃過麥當勞的雞塊雞腿,有想過這些雞是怎麼來的嗎?
圖片來源:https://goo.gl/9Smj6D。

黃豆的無所不在,代表的不只是我們喪失對某種食品的自由食用選擇權,其背後還隱藏了環境破壞、謀殺與奴役等不為人知的故事。從超市商品、速食產品到動物飼料、植物油與人造奶油,幾乎無所不在的黃豆讓我們看到,市場的優勢不是市場力量所促成,而是政府與私人企業共同進行廣泛的研究與大量投資的結果。都市裡加工食物之所以隨手可得,與巴西農人被剝削有著都市人看不見的關聯。為了抵抗這個不斷虛華地向上發展的食物生產系統,巴西的小農組織了「無地農民運動」,建立一個小鎮,名為「八月十四」(以其成立的日期來命名)。小鎮安置了那些因農村破壞而流離的農人,並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和銷售管道。美國學者Noam Chomsky稱它為全世界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無地農民運動」在生產流程的源頭造成破壞、建立永續經營的農業模式、也創造出了另一種經濟與生活方式。

人們在哪裡吃、選擇吃什麼,除了有心理慣性外也受到社會形塑,並且具有社會後果。當我還是研究生時,我選擇了便利商店作為研究主題,我想從看似瑣碎的吃與行走等事,觀察種種社會過程如何顯現在日常生活當中。便利商店是做這種觀察的好地點。我很喜歡的一本書是幾年前所出版,以台北的便利商店作觀察與呈現的《7-Eleven便利城市》。便利商店是一種典型的二次戰後美國零售形式。促成這種零售形式的後工業發展,或許也同樣促成一種鼓勵人們不停運轉的生活安排。便利商店所販售的即食食品,即使和傳統食物有著類似形式,往往不像傳統食物一樣營養。然而,雖然這樣的食物與食用方式不再緊繫著家庭與鄰里生活,但我認為這樣的食物仍然具有有趣的社會意義。它促進社交、讓人們得以在一件事與另一件事的空檔之間,有一個理由聚集,一起走到商店,消磨一些時間,再走到原來的地方。哲學家韓炳哲寫的《倦怠社會》,講的是帶有目的去做事的日子讓人疲倦。而或許到便利商店走一圈,多少也讓人可以從疲倦的日子中,找到暫停的機會。

 

童年小鎮上的「貴卿」

說到家庭食材的購買,我是從小訓練的。我在中部一個盆地裡的小鎮上出生長大。身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常幫廚房裡忙碌的母親跑腿。少了一兩樣食材或調料,母親就交給我一些零錢,囑我去「貴卿」那買。我跨上腳踏車出門後右轉(這段短短的路上,隔著農田和矮房子的不遠處就是小鎮邊沿,隨著天氣變化呈現或深或淺的藍色的群山。後來的我回憶起來,才明白那是一幅難得的寧靜景緻),騎到巷子的一半再右轉進一條更狹小的巷子,不久就到了巷子與大馬路交叉處的貴卿。貴卿店門口一只鐵絲鳥籠裡有隻八哥。每當有顧客來了牠便喊「阿蝦(hê),有人來買!阿蝦,有人來買!」。貴卿或阿蝦會自店舖後方的住家空間中走出來接待顧客。

貴卿小小的店裡擺了各種乾貨、罐頭、零食。門口有一木製盤子,上面擺著鎮上一家豆腐店每天製做的豆腐,是口感紮實,其上有模具形成的方格的板豆腐。貴卿或阿蝦會沿著方格切下顧客需要的份量。這新鮮的豆腐切成小方塊簡單調味煎了就很好吃。又有次我到貴卿那說要買一枝蔥,老闆貴卿知道我是巷子裡的孩子,常常來跑腿,而蔥一枝沒多少錢,乾脆送了我。我回到家裡把蔥和沒有用到的錢交給母親,母親失笑說她要的是蒜仔。原來我路上只一心掛著剛才看到一半的電視節目,把蒜仔記成蔥了。八哥、豆腐、蔥與各種零食調料的貴卿,在對小鎮造成重創的九二一地震那時候沒有倒。但因為生意日漸冷清,雜貨店收起來了。

大地震那一年我上了大學。當時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的。人在唸完國中以後就會離開小鎮上的家,到都市裡去唸高中,然後或許到另一個都市或許留在同一個都市唸大學。而一些人們認為尋常的事,在我看來卻非常新奇,我得要很努力才能學會。例如都市女孩們在月考的那天,會在上課前準備好便服,下課後在廁所換好,甚至也上一點妝,然後共乘計程車到百貨公司逛街。在專櫃小姐上前來招呼的時候,女孩們以一種既不退卻也不特別感興趣,略帶冷淡但禮貌的方式應對。這種種都與小鎮上事物的運行很不同。那跟我在看電視的中間跨上腳踏車到貴卿那說要買一枝蔥而老闆乾脆送了我,是不一樣的。對我而言,百貨公司、便利商店、咖啡店、漢堡店,這些都是都市的,跟某一種作息和行走方式相連在一起。後來當我讀到社會學者Anserlm Strauss 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觀察到都市裡交錯的社會世界各有一種“orbit”。我覺得,對,真的就是一種都市生活的軌道。

空間會構成一種互動腳本。而都市空間是特別的(僅管我們沒辦法只討論都市而不討論它與整個社會的關係,也很難指認都市的邊界從哪裡開始)。從小鎮移居到都市的我總看不厭都市空間以及其中的人們。有些都市空間更可能孕生親密,有些則更有利於隔闔與漠然。都市人們知道在某些場合更適合以某種打扮、態度與互動出現。各種空間都有它的社會性格。洛杉磯是一個跟汽車共生的城市。它所孕育的社會學多少沾染了些許南加州氣息。從芝加哥開始的社區研究,在這裡蛻變為一些有趣社群的研究,例如在都市中試圖保存傳統的猶太人移民社區、藉由經營水果沙拉的小攤子謀求生存的拉丁裔人群。

 

是誰出現在便利商店?

都市空間中發生什麼事往往不是可以事先預料,而要在場觀察,才能知道是如何實際運作。都市研究者Jane Jacobs喜歡觀察街道,她認為街道構成一個城市的主要內容。三十年後,都市民族誌研究者Mitchell Duneier在Jane Jacobs曾仔細書寫過的街廓Greenwich Village走過。在路邊擺攤賣二手書的無家者告訴他,他將會在這裡看到Jane Jacobs所說的“public figure”——一種藉由總是在場且與不同的人聊天而維繫街道生活所需的人。Mitchell Duneier自認為對Jane Jacobs的著作非常熟悉,但是一時沒有聯想到眼前的人就扮演著Jane Jacobs說的public figure。這一份好奇開啟了後來變成The Sidewalk一書的研究,探討美國都市民族誌的一個重要主題:人們如何在街道討生活。

而我所書寫的便利商店位於西洛杉磯,距Santa Monica海灘以及I-405公路(一條南加州重要的南北向跨州公路)各約五分鐘,座落在兩個相對富有的社區之間。這樣的位置使得這一間便利商店成為一個繁忙的地點,讓我可以觀察到不同時間出現的不同的人。我借用社會學家Lofland的概念,區分出了五種發生在這個便利商店的互動單位:Customers, Patrons, Residents, Individuals with Mobile Homes, Urban Village。Customers指的是一般顧客,他們對商店只有概念式的認識,而且也只利用商店來進行一般日常生活所需之購物。他們對便利商店的理解如圖一所示。對他們來說,這一家店只是都市裡諸多便利商店之中的一家。Patrons則對這家店有較為個人化的認識。“Richardo”是一個例子。他是一位住在洛杉磯東邊的拉丁裔移民,他和他的朋友每天到西邊來做公寓修理工作。下班後,他和朋友會來這家店喝咖啡、吃甜甜圈、與店員聊天,等到交通巔峰期過了再開車上高速公路回到東邊的家。Residents指的是幾乎把店當家一樣的人們,像是店員。

2018031301圖一、便利商店的佈局。一般顧客對商店只停留在概念式的認識。

 

Individuals with Mobile Homes則是帶著同伴到處移動的人。這家便利商店附近有一所高中,下午四點高中生們下課後,會三三兩兩地走到便利商店買零食,有些當場吃了起來,有些去等公車,有些則還要回到學校上課後輔導。他們前往便利商店的路線如圖二。在我跟著他們從學校走到便利商店時,我看到這些高中生們走到哪裡,就改變了那個地方的氣氛,把那個地方變成他們的遊樂場。社會學者Erving Goffman曾說,當人們走在街上的時候,他們之間會有一種“with”。我想研究這個 “with”、它如何隨著人們跟不同的人走在一起、走在哪裡而有所不同。對這些男孩女孩而言,也許便利商店這種歡樂的氣氛只有這個時候存在。若他們幾年後自己再回來這裡,這已經不會是同一個便利商店。

2018031302.png圖二、Individuals with Mobile Homes,那些帶著同伴到處移動的人經常走動的路線。

 

我用Urban Village指的是一群無家者。他們的社會世界由便利商店、附近的退休軍人醫院,以及他們稱之為 “the island” 的一小塊畸零地所構成(見圖三)。這一小塊畸零地是三條馬路交會所形成的。無家者輪流拿一塊寫著 “homeless, please help” 的牌子,到 “the island” 上乞討。他們在便利商店用討來的錢買東西、交換訊息。有些與店員關係較好的人,也會獲准使用便利商店的廁所。還有每當一位老太太出現時,一位店員總會把當天過期但還可以吃的食物給她,其他店員則會對給她食物的店員開玩笑說,你老婆來了!

2018031303.png圖三、無家者的社會世界由便利商店、附近的退休軍人醫院,以及他們稱之為 “the island” 的一小塊畸零地所構成。

 

當不同互動單位的人們都在一個空間裡,運用空間裡的元素進行互動的時候,有可能會使這個原本被指定為不被停留的空間,變成一個多用途空間。人與人間的互動,跟空間的意義有互相增強與豐富的效果——這也是Jane Jacobs觀察到過,並稱之為 “street ballet” 的現象。在我的便利商店田野,有次有位女性無家者Jessie掉了腳踏車。在店門口擺攤賣花的年輕人幫她找,但很不幸地沒有找回來。幾天後一個晚上,腳踏車失主的一個朋友也騎著腳踏車來便利商店買東西。正在門口與賣花年輕人聊天,等著要上高速公路的Richardo提醒她要小心,前幾天才有人掉了腳踏車。她說她已經知道了。後來掉了腳踏車的Jessie剛好出現,丟失了的腳踏車因此促成了一次不同互動單位間成員的連繫。

 

田野工作與「留神」

從事民族誌研究,你要常常去你的田野地點,而且每次都要寫筆記。作為一個外來者你會覺得不安、焦慮,以及不足。但要持續地寫,把當場你實際感知和觀察到的東西寫下來。因此要寫即時的速記,然後每次從田野回來的當天或隔天,把速記寫成一篇完整的田野筆記,這樣才能保留“headnote”:你在腦中作的筆記。人的腦可以記得比手更多的事。然而如果不馬上寫,它們會消失。而它們是研究很重要的材料,往往都會跟你的研究很有關。如果在中文世界裡要找一個詞彙來說,香港作家也斯的「留神」十分適切。我認為 ”headnote”講的就是一種留神,是在「學習觀看,找尋事物的意思」。另外我總覺得小說家董啟章常在他小說中呈現的快餐店速寫十分地細緻幽默,一定是根基於日常中仔細的觀察。事實上,我在從事博士論文田野的時候,正好在讀董啟章的《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這本遊記是小說家的一次非虛構書寫。我覺得他很好地示範了筆記方式,對當時正在摸索書寫方式,且孤單地進行田野工作的我來說,是一本很好的寫作陪伴書。

之所以要投注時間與精力進行這樣奢侈的寫作,是因為它是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如同其它研究方法也有其特長之處,民族誌則提供特別豐富的社會生活細節與分析,因而能夠呈現田野裡人們獨特的意義生產過程。民族誌從來不只是一種描述。民族誌研究者在寫田野筆記的時候,也是同時在主動地詮釋進行之中的社會生活,並把這些經驗和詮釋轉換成不曾去過那裡的人也可以取用的文本。我覺得田野就是,隨著你進入它,它也會改變你一點點。然後你試著把這一整個過程寫出來,並且希望那些本來不被看見、理解,甚至承認的真實,也使讀到的人移動一點點。這樣的書寫需要一種耐心與耐力。大多時候寫下來的東西不會直接成為作品。可是,它會變成你的土壤。在持續的書寫與回頭整理中,你會發現,在你的澆灌中長出了美麗的植物。它往往跟你一開始想的不太一樣,但也因此,它會回報你以一份意料之外的美麗。

也許,相對於別種文類而言,學術寫作對於將現象抽象化的程度要求更高,以求形式化的語言能夠被攜帶到其他社會情境中被展開。但我覺得無論學術作品與否、虛構或非虛構寫作,那種綜合性的創造能力是非常類似的。我無法說哪一種閱讀讓我受到更多啟發。例如艾莉絲.孟若的小說《雌性生活》,開始於位於小鎮邊緣一條路的盡頭的家。讀著小說家述說小鎮居民如何以各種日常細節,舖陳出一種彷彿不言自明而其實佈局細密到有點誇張的無事感,每每令我想到我成長的小鎮。

完成博士論文後,我沒有馬上找到工作。在投遞出一份份履歷、等待回應的同時,我也修改我的便利商店研究並投稿給期刊。因為後來我沒有選擇都市社會學作為最主要的專長領域,當時我有點猶疑投入那些時間的意義是什麼。但現在我很高興我把它整理了出來,而可以跟大家談談我的便利商店民族誌。我想我從中帶走了一份綜合性的社會學能力。小說家吳明益在一次訪談中,論及「小說感」:一則有小說感的新聞意味著,這個「短短的敘事既有延展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某種更巨大思維的象徵」。我想我的都市民族誌書寫,也許是我在學習成為一個社會學者的路上,試著同時既在其中,又拉開距離的一次練習。我們知道都市空間有它的性格,但我們試著不要太快地下判斷。我和許多社會學者一樣,不那麼欣賞時間即金錢、空間也金錢的資本主義邏輯。談到便利商店這種販賣便利的零售形式,於是不免感到有點矛盾。但也許我們終究是帶著微小的希望,看著這矛盾。即使微小,但無家者與等著開上高速公路的工人開始談論一台丟失了的腳踏車的瞬間,就如同孕生了菜市場和柑仔店的社會土壤一樣,是非常可貴的。

2018031306“street ballet” 的現象,人與人間的互動,跟空間的意義有互相增強與豐富的效果。
圖片來源:經典雜誌,陳弘岱攝,https://goo.gl/f7M2jz。

今天的我們,值得為自己煮一餐飯

民族誌觀察的能力也很適合用在農業創新。有人類學者參與其中的「穀笠合作社」在埔里種米也經營社區空間;「土拉客」在宜蘭種米種菜也種多元性別,去年夏末我在她們家吃到了自家的米、蔬菜、味噌、鹽麴。一整桌的幸福甘香滋味令人難以忘懷。

我現在住的都市裡,快速道路、大包裝購物商場、租屋市場等各個生活環節巧妙地將資本主義與主流家庭形式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較便利主流家庭形式而不鼓勵一個人為自己煮食的環境。有時真讓即使寄居過幾個都市,自認為適應良好的我也感到種種不便。然而即使在工業與農業搶水的新竹,其實還是有不少努力經營的小農以及環境友善店家。其中,減塑什貨店「新村小商號」開在忙碌的光復路邊。等著農友送菜來的時候,不時有附近居民經過走進來聊天或買幾樣東西。小商號的經營者是兩位與我差不多年紀的女性。我在綠市集遇到她們。那個時期的小商號主要以一臺雜貨車在經營。經營者之一的拉拉自然地跟我介紹每一樣商品的由來,那一份溫柔與耐心讓我驚喜。後來有了店面,更容易找到她們了。因為與她們有一份熟悉,有時忘了帶容器,我也可以厚著臉皮跟她們要一個紙袋。前陣子有本書《老雜時代》出版,新村小商號請到作者辦了新書分享會。我跟拉拉說這本書好像在說你們。她也說,那正是她們理想的經營方式和生活。

後來我也在新村小商號買到了鹽麴和無包裝豆腐。原來真的像「食物半徑」的理論所說的那樣,自家附近,竟然應有盡有。曾經蔥蒜不分的我,曾經不時搬家的我,開始可以多一點從容,在生活運轉著的軌道中勻出時間在購物之前準備好容器。做菜一事上我雖不靈巧,但有時我試著做從母親那裡學來的料理風味,有時我喜歡一點混搭風,也覺得有趣而滿足。比如,味噌和起司我覺得意外相配。於是,最近我開始覺得,即使眼前的都市空間讓人難以好好吃飯,但因為逐漸發現了朋友和夥伴,我相信無論寫字、務農或經營商店,我們可以是那創造者。今天生活的選擇可能影響明天的社會安排與文化。今天的我們,值得為自己煮一餐飯。

 

2018031304.jpg新村小商號現在的店面位於「赤土崎」一棟建築的一樓,房東曾經營淨水器生意。
圖片來源:作者攝於2018/2/28。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也斯(2002),《街巷人物》。香港:牛津大學。

艾莉絲.孟若(蔡宜真譯)(2014),《雌性生活》。台北:木馬文化。

阮慶岳、曾嬿芬、林聖峰(2009),《7-Eleven便利城市》。台北:田園城市。

拉吉.帕特爾(葉家興、謝伯讓、高薏涵、謝佩妏譯)(2009),《糧食戰爭》。台北:高寶。

梅蘭妮.穆爾,狄安娜.馮寇普(林琬玉譯)(2017),《吃的藝術:42個飲食行為的思考偏誤》。台北:商周出版。

董啟章(2004),《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台北:高談文化。

韓炳哲(管中琪、莊雅慈譯)(2015),《倦怠社會》。台北:大塊文化。

Duneier, M. (1994).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Hung, Y. (2016). “Infraordinary Ties and Place-making at a Convenience Store in West Los Angel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5(5): 529-552.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ofland, L. H. (1973).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Strauss, A. (1961). Images of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在〈為什麼在都市裡寫民族誌?〉中有 3 則留言

  1. 民族誌

    (英文:Ethnography;希臘文 ἔθνος [ethnos,民族、人群] 加上 γράφειν [graphein,書寫])是一種寫作文本,它運用實地考察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民族誌呈現一個整體論研究方法的成果,這套方法建立在一個概念上:一套體系的各種特質未必能被彼此個別地準確理解。

    這種寫作風格在形式上與歷史上,均與旅行家書寫與殖民地官員報告有所關聯。某些學術傳統,特別是建構論與相對論的理論典範,運用民族誌研究做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許多文化人類學家認為,民族誌是文化人類學的本質。

    民族誌往往指稱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其做為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的記錄資料,可區分為「鉅觀民族誌」:研究複雜社會、多樣社區、多樣社會機構或含有多樣生活型態「單一社區」;「微觀民族誌」:單單描繪某個異國小部落、中產階級社區中一小群人的單一社會情境,或單一社會制度卻含有多樣社會情境者[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E8%A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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