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錄的人生：從《黑鏡》談「數位生活記錄」的倫理

余貞誼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記憶長存，還可搜尋、檢索、刪除、甚至植入偽造過的資訊。這樣的世界，你喜歡嗎？英國科幻影集《黑鏡》（Black Mirror）第一季第三集“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就勾勒了這樣一幅光景。當時的世界，幾乎所有人都會在耳後植入一個晶片（稱之為“Grain”），晶片上存有你經歷過的所有景象，“Live, breathe, smell, full-spectrum memory”，按下按鈕就可讓想回顧的影像在你眼前、或傳輸到螢幕上播放。如此鉅細彌遺的個人歷史能輔助社會生活的運行。如機場通關時只需從Grain播放影像（片中稱為“redo”）以確認身份與安全性；要向警方報案時，直接傳輸你看到的打鬥場面（反之，當你沒有Grain而無法播放影像時，警方會選擇不受理報案）；遇到不那麼熟悉的人，可以透過redo來溫習之前互動的景象以進行禮貌性社交；從托育處接回小孩後也能藉由redo來觀看保母的看顧是否恰當；甚至政府當局正在擬定透過redo來追溯父母教養不當的法案，以不夠關心小孩的成長、以致孩子長大後缺乏自信並為非作歹的罪名來起訴父母。

 Grain的植入示意圖。圖片來源：Netflix。

 可選取記憶畫面並播放至大螢幕的控制器。圖片來源：Netflix。

然而，如此「可靠」的數位記憶在便利化人類善於遺忘的生活時，卻也同時成為生活裡無法去除的疙瘩，你講錯的話、你不想憶起的細節、你想抹滅的荒唐過往，都會永遠留存在你的生命中，就像是進了眼裡的沙子，你疼痛著，知道它有害於你，可是無論以多少眼淚浸潤它，都無法將之驅逐。影片的最後，受惠也受害於Grain的主角Liam，忍痛用刀挖開耳後，以鎳子夾出Grain，過往的記憶畫面瞬間閃過終至為黑。終於，不再有人跟他爭奪記憶的權利。在黑暗中呼吸的，是遺忘的能力。

 

「數位生活記錄」的發展與應用

“Because memory is for living”。“Grain”的存在力行這宣稱，徹底留存完美的數位記憶（digital memory），並透過回想（recollecting）、追憶（reminiscing）、檢索（retrieving）等功能來方便使用者反省（reflecting）其過往經驗，同時計劃與展望未來行動。從《黑鏡》的科幻敘事回到現實社會，事實上如此的構想正以數位生活記錄（lifelogging）之名，逐步逼近電影的科幻世界。

Lifelogging，是指將使用者日常生活的事件與脈絡資訊記錄下來、用以擴增個人記憶之實踐。早在1945年，Vannevar Bush就構想一種以縮微膠片（microfilm）為基礎的機器──Memex（”memory extender”的簡稱），可用以儲存個人的書籍、文件、相片和聲音檔案，並提供全文搜尋、聲音／文本註記和創造超鏈結等功能，試圖讓科技使用成為人類記憶的延伸，並藉此分享資訊、提昇人類精神的層次。但在未有技術支援的情況下，如此的構想自然只是天方夜譚。

 Memex構想圖    圖片來源：https://goo.gl/QACM8b。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2001的微軟研究中心讓1945年的狂想化為真實上演的劇碼，名為MyLifeBits，目的是儲存一個人一生中的所有訊息，包括文章、書籍、電子郵件、照片、電話、影像、瀏覽過的網頁等。除了儲存功能外，系統還支援搜尋、視覺化、註記等管理功能，讓個人得以查閱自己的紀錄，並藉此書寫自我的故事。接著，移動科技的發展也讓手機和穿戴式裝置成為紀錄各種生活足跡的工具。在身體監控的層面上，如Nike+可用以監控移動軌跡；Jawbone的UP系列，和FitBit的各式手環則可追蹤睡眠、飲食、步行數與卡路里燃燒數等；Sony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Lifelog則可設定個人的健康目標（如步行數），並追蹤使用者的進展以提供相關的統計分析。在行為紀錄的層面上，則有如Narrative Clip（一款可別於領口的微型攝影機）可每30秒拍攝一張照片自動記錄使用者的生活；Google所提供的Maps Timeline可允許使用者查閱過去數年的行動軌跡記錄；Chrome的第三方擴充功能Gmail Meter則提供了個人每個月的email往來統計與分析、Brancher則記載並視覺化了使用者逐一點選超鏈結的軌跡。而在手機應用上，應用程式RescueTime或Smarter Time則允許使用者回顧其過去App的使用情形，紀錄並視覺化了不同App的使用比例，以彙整統計使用者一天花了多少時間在工作、娛樂與休息上。

 GMail Meter所統計的信件活動概況。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些新科技的發展，確實逐步落實了數位記憶的可能性，實現長時間、密集性、且多面向的個人資料收集，同時也藉其記錄下來的脈絡細節，包含何事（what）、何地（where）、何時（when）和誰（who）），構築成戲幕式的記憶（episodic memory），以彌補人類記憶善於遺忘或誤植的缺陷。再者，如此一連串的軌跡記錄也可用以描繪個人的生活習慣，形成一種例行化的模式分析，以促成更動態且即時的互動形式。2007年Wired雜誌的兩位編輯Gary Wolf與Kevin Kelly便發起一個「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運動，以lifelogging的概念為本，使用各種工具來自我追蹤各項生理、行為或環境資訊，以此來測量自我的生活，構成關於自我的知識，進而提供反省或改善生活的機會。在此概念基礎上，現今相關議題的實驗室、研討會及機構，希望能透過自我追蹤來生產新的知識、並應用在教育和新創產業上。

科幻成真，是多麼令人驚奇的發展。我們目前享受新的科技支援，探索新的事物，開展新的生活型態，創造新的發展可能性，不論是健康照護、行為監控、甚或記憶書寫，都似乎朝向增進人類福祉的路途發展。然而，當數位記憶站在浪頭上洶湧而來，承諾了無比瑰麗的前程時，我們仍需要批判與警覺的眼光來評估它的可能與不能，尤其是它會有的風險與倫理考驗，而後才能自覺的擁抱它，並意識到它對自我生活帶來的改變。

 

數位記憶社會裡的隱私保護

在《黑鏡》描繪的情節裡，當數位記憶可以播放時，必然涉及了隱私的議題。如Liam在聚會中被起鬨去播放他剛參加公司評估會議的畫面，或是他強迫妻子Ffion播放與前男友Jonas做愛的畫面，都帶來一種公／私界線被跨越的不適感。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隱私是指「隱祕而不使人知道的私事」；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指的是「不受他人觀察或干擾，免於公眾注目的自由」。因此，隱私權在現代社會也被視為是一種絕對權，是一種對個人信息的獨有狀態，有不受他人侵擾、知悉、使用、披露和公開的權利。

Liam在Jonas的記憶影格中看見Jonas在18個月前曾「侵門踏戶」到他的床上與Ffion做愛，震怒之下回家強逼Ffion把那時的畫面播放出來給他看，兩人關係自此破裂。圖片來源：Netflix。

然而，在當代資訊社會中，個人資訊的收集、儲存和分析，遍佈整個生活空間且無所不在。上述記錄個人行動的lifelogging裝置，除了可以揭露個人的身體資訊，同時也能透露關係性的資訊，如個人在什麼時間、地點、與誰從事什麼樣的行動。如此數據化的個人行動軌跡會形構出Roger Clarke 所說的資料庫監控（dataveillance），自然也就容易引起破壞隱私的疑慮。然而，若僅以「不為他人所知」的素樸概念來看待隱私，事實上並無法理解隱私的複雜內裡和動態變化。有學者提出更為整體的觀點，主張將隱私看成是鑲嵌在社會和文化脈絡之中的社會實作，因而是種辯證且動態的界線管理過程。辯證的是，隱私管理會受到自己與互動他者的期待和經驗所影響；而動態的，則是指人們會透過持續的協商和管理來理解隱私，並根據情境脈絡來界定隱私和公開的界線。

何謂情境脈絡？Jerry Kang 所區分的隱私型態，可以做為我們探討情境脈絡的切入點。他認為，隱私是一組意味著三種型態意義的詞彙，包括物理空間隱私（個人的空間和領域不被侵擾）、決定權隱私（個人擁有不被干擾的決策自由）、資訊隱私（個人控制私人資訊流向的能力）。雖然這三者並非絕對互斥的概念，在功能和實作上也會相互連結，但對於新近發展的數位記憶與隱私破壞風險而言，主要的討論則集中在資訊隱私的概念。

資訊隱私，指的是個人決定如何、何時、和在什麼程度下，要向他人揭露個人資訊的權利。在社會化和文化養成的過程中，是否揭露隱私的行動牽涉了各種社會因素，包括性別的、關係的，都會影響隱私概念的劃界過程。學者Lahlou曾設計一個實驗，在一個剝奪隱私的環境（K1 living laboratory）中，歷時三年去觀察24位受試者（大部分是參與這個計畫的工程師），發現他們所遭遇的最典型隱私困擾是，當他們要接起一通與計畫無關的電話時，會不知所措，難以決定自己該以何種語氣、姿態來說話。

據此，Lahlou主張，隱私事實上是一種「保持身份一致」(face-keeping)的概念。在當代社會，個人可以同步從事不同的行動，並在這些行動中切換不同的身份（face），例如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專家、管理者、員工、或朋友，而每一個身份在特定情境下都有它需要遵循的腳本，若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下不能保持適當的身份、或是被迫穿戴上他不想在此地呈現的身份，就會引發隱私破壞的焦慮。因此，隱私所涉及的就不只是被揭露的資訊本身，更是身份配對（matching faces）的問題；亦即，關鍵點不在於什麼資訊被揭露了，而是這些資訊向誰揭露。例如，你的銀行可以瀏覽你的銀行帳戶，你的醫生可以知道你的病歷，你的性伴侶可以知道你性生活的細節，你的同事可以分享你的商業秘密，但這些資訊若對錯誤的人揭露，就會發生隱私問題（例如：你的同事瞥見了你的病歷）。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在《黑鏡》裡，Grain所播放出來的畫面，在身份相配時會是娛樂與助興（如在好友聚會中重溫過往的美好歲月），但在身份相互衝突時，就會引發隱私破壞的困窘與憤怒（如Liam在聚會中，遭逢點頭之交的邀請，要他播放剛接受公司專業評估的畫面）。因此，我們需要考量的隱私保護，會比George Orwell在寓言小說”1984”裡創造出具有全知之眼的老大哥形象走得更遠。老大哥知道一切並不直接等同於破壞社會隱私或行使壓迫，在lifelogging廣遍的社會裡，全知之眼的權力節制，在於能合理控制資訊披露的範圍，讓它恆處在適當的脈絡內。

 

記憶不只是「記憶」，還是「記得」

由科技促成的數位記憶，是否真能完美的、毫無顛簸地輔助人類記憶運行，順遂化生活裡的疑難或缺漏？要討論這問題，我們會直觸人類記憶的本質。201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其獲獎的理由為「以記憶的藝術喚起最難以捉摸的人類命運，及揭露[二戰期間]被佔領時的生活世界。」對此讚揚，他在得獎感言裡提到：

「這讚美不僅僅是關於我，而是關於記憶的一種特殊形式，試圖從過去來收集零星碎片和無名者留下的少數軌跡。……。記憶本身不是肯定的，它總持續在對抗失憶和遺忘。大量的遺忘會掩蓋所有事情，這意味著我們只能撿拾過去的碎片、斷裂的痕跡、稍縱即逝且幾乎不能理解的人類命運。」

如果遺忘是記憶的大敵，數位記憶的存在遂完美重擊了這敵人。但這永不遺忘的技術，就是某種記憶的藝術嗎？科技輔助（如lifelogging）的記憶術，其所預設的人類記憶像是個檔案夾，只是儲存、組織一整套過去事件、並能隨時調閱過往時光之所在。由此預設而來，數位記憶自然能成為延伸人類記憶的幫手，彌補人類記憶有其極限和疏漏之缺陷。

Grain所顯示的記憶影格型態，可點選、放大、重播、倒帶。圖片來源：Netflix。

然而，這樣的預設卻太過天真，忽略人類記憶的複雜性。Bannon即指出，這種以崇尚電子的修辭來構設的科技想像，窄化了人類生活的劇情，只把人類記憶看成是「記憶」（memory）這回事，而不是「記得」（remembering）這種人類行動。事實上，人類記憶並不像電腦記憶的儲存模式，而比較是一種建構的行動。他引述20世紀的心理學家Fredrick Bartlett 所言：

「記得（remembering）不是重新提起無數固定的、無生命的和片段的軌跡。它是根據我們對整體過去經驗的態度而來的一種想像的重構或建構。因此它很難是種精準再現，它也不需要是。……。濃縮、精細闡述、和虛構，都是日常記得行動中的普遍特徵。」

由此，當我們提及人類記憶時，我們所指涉的並不是一個固定在檔案夾中的事件（就像《黑鏡》的Grain所儲存的一幕幕影格），而是一個發生在特定脈絡之中，仰賴當下的行動標的和動機的目的性行動。當脈絡和心理狀態有所變化，一個人的記憶也會隨之改變。在《黑鏡》裡，Liam在聚會中發現妻子Ffion與Jonas的互動有些微妙，開始追問兩人的關係，Ffion透露她與Jonas曾交往過，但自我辯護說，她早已說過這段情。Liam回顧她當時訴說的影像，怒指她當時過於輕描淡寫（「露水姻緣」、「不過就是一週」），直認她說謊。然而，從人類記憶的運作來看，Ffion所重現的並不僅是個謊言，而是一種記憶的建構行動。在當時，她與Liam初交往，在此般濃情蜜意的映照下，過往的人與情就此遜色，「笨事」、「莫名其妙」的註解遂因而被貼上。如此對過往的註解，是站在當下的脈絡、懷著特定的情感、一路走來的生命經驗、以及對未來的期許等情緒，相互混雜後所進行的記憶重構行動，也許就細節來說不精準，但卻貼切傳達了重構記憶當下的感受。可是在數位記憶重兵盔甲的比對下，如此的重構行動卻被貼上冰冷的「說謊標籤」。誰有權利對誰貼標籤呢？究竟誰的記憶才算數？你的（數位）記憶就是我的記得／憶起嗎？

由此我們看到，在這兩種相異的記憶本質假設下，數位記憶並不能拿人類記憶的構成來類比。數位記憶所追求的是一種以科學分析、注重事實講述的能力，它產出的成品會像是個記錄影片（documentary film） ；而人類記憶的運作方式，卻會讓我們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來回顧我們的過往，以形成某種詮釋日記（interpretative diary）。學者O’Hara指出，這種詮釋的日記就像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所言：「一個小時不僅僅只是一個小時，它是一整套包含氣味、聲音、光線投射、氣候等元素的組合。我們所稱為真實（reality）的東西，是這些即刻的感覺的連結，而所謂記憶也會和這些東西同步圍繞著我們。但這些連結在簡單的記錄影片版本中，都被抑制了。」同樣的，被譽為此時代之普魯斯特的莫迪亞諾也認為，僅憑藉每日生活的微小細節或目擊者證詞來建構一個人的傳記，幾乎就像干擾廣播傳送的霹啪聲一般，會讓我們無法聽見真正的聲音，也就無法貼近被記錄者的真實內在。由此，即使科技輔助的數位記憶能鉅細彌遺的留下我們走過的所有足跡，但缺少了主觀詮釋成分的「記得」，我們是否還能說那是種非凡的記憶藝術？

再者，在《黑鏡》裡，有一幕Helen在聚會中談到她的Grain被挖出來了，眾人驚訝之餘，Liam問那過程是否會痛，Helen回答「痛不欲生」的同時，卻也說了「拜這所賜，我也沒記得那麼清楚了」。討論的最後，她吐露，才失去Grain後沒幾天，就發現自己挺喜歡那狀態。眾人隨之無語，對於這喪失數位記憶後的愉悅告白，顯然難以消化。那麼為何不再確確鑿鑿地記得每件事，會令Helen心歡？如此的歡暢，印證了科技記憶所追求的鉅細彌遺再現方式，忽略了人類需要透過遺忘──不論是明亮面或黑暗面──來持續開展自己的生活。Bannon 即引述尼采所言：「歡樂、好的良心、令人喜悅的行為、對未來保持信心──這些都仰賴一個人有能力在對的時機點遺忘和記得。」因此，遺忘不是人類構造中的一個缺陷（bug），反而是一種必要的心智活動，幫助我們過濾湧進的知覺，讓我們得以在世界上行動。如同莫迪亞諾描繪筆下被納粹佔領時的巴黎生活：

「那時住在巴黎的人都想迅速忘記那些時光，或者只記得日常瑣事，讓自己活在一種錯覺裡，以為每天的生活與非戰時期並無太大不同。當他們的孩子詢問關於那個時期的巴黎時，他們的回答經常含糊其辭，或是保持沈默，彷彿他們想要從他們的記憶中擦去那些黑暗的年歲，將某些事物隱藏起來。」

這些原本可以遺忘的心智活動，卻被科技記憶的具體資料一再喚醒，讓人可能持續回想過往的錯誤，沈溺於原已日漸褪色的沮喪之中，而不是去說服自己「那些資料是可主觀詮釋的」，因而也無法對這些記憶進行發展式的改寫（evolutional adaptation）。由此可見，當數位記憶和人類記憶有著全然不同的本質性假設和再現結果時，極力去擁抱數位記憶，是一件該謹慎斟酌的議題。

 

數位時代不斷考驗我們的價值排序

科幻電影的存在，可以讓我們設想，人類社會和技術網絡複雜混生的進化系統，會如何觸及我們對生活／生命本質的想像：什麼想要改變、什麼不容鉅變，變化會伴隨什麼樣的衝突，衝突之下人類是否會有嶄新的面目。對這些設想進行反身性思考，並不只是聊度時光的白日夢幻想，而是會讓我們警醒，應該去掌握科技該走向什麼地方。Lawrence Lessig曾言，符碼就是律法（code is law）。這意思是，我們用程式碼架構起來的世界，會讓一些特別的權力產生，同時也壓制某些權力，也促成或停止某種生活方式。因此，選擇讓哪些程式碼來架構生活世界的過程，事實上就是在選擇我們所珍視的價值是什麼。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當記憶被轉換成數位符碼是什麼意思？它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的結果是什麼？人與技術是如何成為混種複合體？而這些混種的形式如何影響人們彼此之間和與自然互動的方式？

這些反身的思考，都難以有一個輕易的答案。數位時代就是一個不斷考驗我們重省價值排序的時代。但是，若就此武斷拒絕任何改變的可能性，也許可以說是某種形式的掩耳盜鈴。較具建設性的做法，是去打開科技的黑盒子，並用一個「對的方法」進入它，看見程式碼是如何運作的，它如何影響我們互動、連結和建構認同的方式。以科幻電影為本所進行的反身性思考，就是在尋找一個「對的方法」來進入數位世界，讓數位符碼帶出的不同形式價值與理性，能夠以創造性的方式來與既有的價值體系相互混生，並在對話中成就一個更為彈性、開放的世界。

 

 

 

參考文獻

于慧玲（2005）網絡時代手機涉及的隱私權探索。商場現代化， 10（450）：136-137。

Allen, Anita L. (2008) Dredging up the Past: Lifelogging, Memory, and Surveill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5:47-74.

Bannon, Liam J. (2006) Forgetting as a Feature, not a Bug: the Duality of Memory and Implications for Ubiquitous Computing. CoDesign 2(1): 3-15.

Bartlett, Fredrick Charles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Bush, Vannevar (1945) As We May Think.  The Atlantic Monthly, 176(1): 101-108.

Clarke, Roger (198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veillanc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1(5): 498-512.

Dourish, Paul and Ken Anderson (2006) Collective Information Practice: Exploring Privacy and Security as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1: 319-342.

Gemmell, Jim, Gordon Bell, Roger Lueder, Steven M. Drucker, Curties Wong (2002) MyLifeBits: Fulfilling the Memex vision. Proceeding of ACM Multimedia’02, December 1-6 2002, Juan-les-Pins..

Gemmell, Jim, Aleks Aris, and Roger Lueder (2005) Telling Stories With MyLifeBits. ICME 2005, July 6-9 2005.

Kang, Jerry (1998) Information privacy in cyberspace transactions. Stanford Law Review, 50: 1193-1294.

Lahlou, Saadi (2008) Identity, Social Status, Privacy and Face-keeping in Digital Socie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7(3): 299-330.

Lessig , Lawrence(2006) Code.  New York : Basic Books.

O’Hara, Kieron, Mischa M. Tuffield, and Nigel Shadbolt (2009) Lifelogging: Privacy and Empowerment with Memories for Life.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 155-172.

O’Hara, Kieron (2010) Narcissus to a Man: Lifelogging, Technology and the Normativity of Truth. At Second Annual SenseCam Symposium, Dublin.

Palen, Leysia, and Paul Dourish (2003) Unpacking “Privacy” for a Networked World.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129-136). A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