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沈：巴西愉港的故事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故事從巴西的「民主聖地」開始

「參與式民主」的重要闡釋者、政治理論學者Carole Pateman在經典著作《參與和民主理論》（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中，曾這樣闡述參與式民主的核心論點：「在參與式的理論中，『參與』意謂（平等地）參與決策過程，而『政治平等』意謂擁有平等的權力來決定決策的結果」；「在參與式民主理論中，『參與』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而且是最廣義的教育，包括心理的面向，以及實踐民主技巧及民主程序」（Pateman, 1970: 43, 42）。參與式民主的理論與實踐多不勝數、各有特色，但近年來引人注目的「參與式預算」，似乎頗能符合Pateman的描述。

「參與式預算」晚近已在都市治理、發展研究、民主理論等領域中成為熱門關鍵字。舉幾個例子：2005年，英國成立了半官方的「參與式預算小組」（Participatory Budgeting Unit），由民間的慈善團體「教會扶貧行動」（Church Action on Poverty）和官方的社區暨地方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共同推動，至今已在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進行約150個試點；2007年，世界銀行出版了參與式預算的調查報告；參與式預算的國際會議也於2010年首度召開。不管是左的、右的、激進的、保守的政府與團體，似乎都能從「參與式預算」中各取所需。時至今日，同以「參與式預算」為名的方案或計畫，目標、內容可能南轅北轍，民眾「參與」的程度也可能有雲泥之別。但無論如何，如果要理解參與式預算，為當前不同的參與式預算實踐模式定位，似乎很難不追本溯源，回到參與式預算的發源地：巴西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的首府愉港（Porto Alegre）。[1]

巴西工人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1988年在愉港取得執政權，1989年起在該地推動參與式預算（葡萄牙文為orçamento participativo，簡稱OP）。愉港的參與式預算，是一系列由下而上匯集公民意見的決策過程。在過程中，公民透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參與公共預算的決策和控制，不僅逐步將資源轉移至公共服務項目和較貧窮的社區，還促成了各種基層社區組織的蓬勃發展。在審議過程中，市政府公開所有預算，包括人員費用、公共債務、基本服務、投資、發展等，並組織各種會議，協助公民參與討論。

實施六、七年後，1996年的聯合國人居會議（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將愉港的參與式預算選為全世界都市治理的「最佳實踐」之一，也從此成為全世界「進步」或「左翼」都市治理的典範。

那麼，為什麼是愉港？

愉港可以說是巴西的「民主聖地」，長期扮演「反對都市」（oppositional city）的角色。1950年代及1960年代初期，中間偏左的巴西勞動黨（Partido Trabalhista Brasileiro，PTB）在愉港建立了深厚的基礎。[i]一個著名的例子是：1961年8月，軍方策動政變，南大河州州長Leonel Brizola（先前曾任愉港市長）在州長官邸內指揮反抗，在各地成立準軍事組織「民主抵抗委員會」（Comitê de Resistência Democrática），並宣布愉港將捍衛民主，直到最後一刻。後來，在1964年到1985年的軍事戒嚴時期，愉港的反對力量始終存在，並且在民主化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1985年，各州首府市長恢復民選，愉港的勝選者為巴西民主勞動黨的Alceu Collares。1988年，政治上更為激進的工人黨在地方選舉中大有斬獲，選上36名市長，包括3個州的首府，愉港也在其中。[ii]自1988年起，工人黨在愉港連續選上四屆市長，共執政了16年；代表「另類全球化」、「全球正義運動」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前三屆、第五屆也都在愉港召開（2001-2003年、2005年），第五屆的與會人士還共同發表了〈愉港宣言〉，提出十二項涵蓋「經濟措施」、「和平與正義」及「民主」的行動綱領。

總之，在工人黨的治理、進步社會力量的推波助瀾下，推動鼓勵民眾參與的預算改革，似乎是水到渠成、理所當然。即使2005年後愉港不再由工人黨執政，參與式預算依然健在，成為「不可逆」的民主成就。四位研究參與式預算的重要學者將這段過程總結如下：

「在愉港，1988年工人黨選舉獲勝後，出現了『機會之窗』，從而使參與式預算逐漸成形。但是，推動新的參與式過程的，不只是新上任的左翼地方政府；公民社會，尤其是社區協會，也要求更多的共同決策權。這是一種務實的變革，而不是學術或政治計畫的應用。……工人黨在掌權16年後，於2004年失去市長職位，但由於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化程度已經很深，故新政府也不敢廢除之」（Sintomer and Herzberg, 2012: 8，中譯略有修改）。

然而，真的如此簡單嗎？底下我們會回頭來討論這個問題。

愉港參與式預算：基本架構

愉港的參與式預算實施狀況趨於穩定後，大致的流程是：

3月：愉港的16個行政區各自舉辦「區域大會」（assembleias regionais）。會議中，市政府代表報告前一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去年通過的今年預算，並接受市民質詢；與會市民初步討論；選出代表進入「代表論壇」（fórum de delegados）。

3月至6月：「代表論壇」在各地舉辦會議，組織各行政區的市民進一步討論在地預算議題；5個「主題會議」（assembleias temáticas，討論全市範圍的預算議題）同時開會。「主題會議」涵蓋的範圍：都市組織暨都市與環境發展；健康與社會扶助；經濟發展與租稅；交通運輸；文化；教育、體育與休閒。（「主題會議」1994年才成立，目標是吸引更多NGO、工會、專業組織加入，討論都市整體的發展方向。）

6月：「代表論壇」將討論結果帶回第二次「區域大會」，投票決定最後方案；每個行政區選出兩名代表參加「全市預算委員會」（Conselho do Orçamento Participativo，COP）。投票方式為：市民從十多項投資選項（公共衛生；自來水與污水處理；土地；居住環境管理；住宅建設；道路鋪設；教育；社會扶助；健康；交通運輸；公園；休閒與運動；公共照明；經濟發展與租稅；文化；環境）中選出三項並加以排序。

7月至9月：「全市預算委員會」進行審議。委員會成員包括：各行政區推派的代表、全市「主題會議」推派的代表、市政府員工工會（Sindicato dos Municipários de Porto Alegre，SIMPA）的代表、愉港住民協會聯盟（União das Associações de Moradores de Porto Alegre，UAMPA）的代表、市政府代表。審議過程中，「代表論壇」進行監督，並向市民回報進度。

9月30日：「全市預算委員會」將預算提案呈報市長及市議會。市議會可提議修改方案（但無強制力），市長則有否決權；若否決，則將提案退回給預算委員會，委員會可（1）修改提案，或（2）經三分之二多數決來推翻否決（以上運作流程見圖一）。

隔年1月：開始執行預算。

執行預算後的監督機制：（1）「全市預算委員會」持續監督，直到新的預算委員會被選出為止。（2）「代表論壇」持續監督，直到新的代表論壇被選出為止。（3）如前所述，市政府需在每年的「區域大會」與「主題會議」中報告前一年的預算執行情況，並接受市民質詢。（4）前一年通過的預算方案細節皆記錄在《投資與服務計畫》（Plano de Investimentos e Serviços）手冊中，廣發給市民參考；手冊以「友善讀者」的方式編寫，內容詳盡，但盡可能省去技術性的語言。

愉港的參與式預算（特別是工人黨執政的1989-2004年）有幾項值得注意的特點：

（1）在預算審議的過程中，市政府只扮演諮詢與協助的角色，沒有命令或投票的權利。用部分學者的話來說，市府是「不投票的協助者」（non-voting facilitator）。

（2）有效將資源從中產階級社區轉移至較貧困的社區（見Marquetti, 2009）。

（3）有效將資源導引至公共服務與福利，如愉港的健康與教育預算從1985年的13%增加為1996年的40%，自來水與汙水處理設施的覆蓋率分別從1989年的80%及46%增加為1996年的98%及85%。

（4）參與人數不斷增加：1989年只有一千多人參與；1992年躍升為近8000人；2003年則超過兩萬人（見圖二及表一）。

（5）在民主化運動時期，愉港的社區運動已發展得極為蓬勃。根據統計，在1986年之前，愉港市民中有22%加入了240個社區組織。傘狀組織「愉港住民協會聯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於1983年成立的。參與式預算實施後，公民的結社生活顯然更為活躍，例如出現大量的人民委員會（conselhos populares，行政區層次的人民基層組織），許多社區運動者及市民皆定期在此討論在地事務（見表二）。

解構「愉港神話」，找回歷史縱深

故事到此結束了嗎？一般教科書或學術文獻或許已經要下結論了：「愉港是典範，照做就對了」。但這不是本文的用意。本節希望把問題談得複雜一點，尤其希望能解構「愉港神話」，把愉港經驗從天上拉回人間，還原其複雜的歷史過程。

我所謂的「愉港神話」是：進步的社會運動（民主化運動、社區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催生了進步的政黨（工人黨），並讓進步政黨取得權力；在進步政黨執政下，進步社運的主張（參與式預算）不僅實現，還進一步制度化，於是成為進步社運與進步政黨協作治理的典範。這類敘事雖屢見不鮮，但實際的歷史發展過程卻複雜曲折得多。讓我們從頭講起。[4]

首先必須留意的是，在1990年代之前，愉港最強的政治力量不是工人黨，而是巴西民主勞動黨，如愉港舉足輕重的「愉港住民協會聯盟」（UAMPA）便和該黨關係密切。也因此，贏得1985年愉港市長選舉的，是巴西民主勞動黨的Alceu Collares，而不是得票率只有11.4%的工人黨候選人。工人黨之所以能在1988年勝選，有其特定歷史條件：Collares的施政成績實在太糟，加上整體經濟惡化，一般市民已對他失去信任。此時，形象清新的工人黨決定與巴西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Brasileiro，PCB）組成「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聯合競選。[5]工人黨還採用了新穎的競選策略，名曰「一網打盡」（arrastão）：工人黨的支持者透過不斷上街遊行、載歌載舞的方式來宣傳，並邀請一般市民加入遊行歌舞的行列，成功匯集了對執政者不滿的民氣、轉化為選票。但儘管勝選，人民陣線的得票率還是只有34.4%，並不算大勝。隔年（1989年）的總統大選中，巴西民主勞動黨的候選人Leonel Brizola在愉港甚至拿下近七成的選票，是工人黨候選人盧拉的十倍。此外，即使在工人黨執政的16年間，工人黨在市議會中的席次也從未過半。總之，工人黨在愉港的根基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那麼穩固。

工人黨的市長候選人Olívio Dutra上任後，還面臨了嚴重的「內憂外患」。內憂者，工人黨黨內派系傾軋不斷：激進左翼應該如何治理都市，是應該推動建立基層的「人民委員會」或蘇維埃，並把權力轉移給這些基層組織，還是建立制度性的市民參與管道……？又由誰來決定政策，是市府團隊，整個黨，還是社會運動團體與社區組織……？[6]外患者，巴西經濟情勢嚴峻，愉港財政千瘡百孔，有太多前任市府留下的問題有待解決。

很少人知道，其實工人黨政府上台後，首先推動的並不是「參與式預算」，而是試圖遵循1988年參選的政綱，透過建立「人民委員會」的方式來使「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由基層人民及其代表直接行使與監督權力）。1989年2月，市政府發動工人接管客運公司，並與工會、社區團體、學生共同組成了接管委員會，但資方立刻強力反擊，雇用黑道破壞交通工具、搗毀辦公室設備及文件。在缺乏更廣泛的市民奧援之下，市府被迫將公司交還資方。幾個月後，市府才決定從預算問題下手，將公民參與引進預算制訂的過程。但黨內較為激進的左翼對此多保持懷疑，認為這種「改良主義」的措施只是讓一般市民去「分麵包屑」，不是真正的左翼路線。但在Dutra的領導下，市府還是強力推動了預算制訂過程的「民主化」，並從此改變了愉港的政治發展軌跡。

看起來已經夠曲折了，但好戲還在後頭。1989年9月，市府首次與市民（特別是社區團體）公開討論預算，地點在愉港金屬工人的工會，約有700多名社區運動者與會。但多數社區運動者對這場會議極為不滿，認為市府對行政區的劃分不當（全市僅分為五區，範圍過大，難以實行直接民主）、準備不足、態度過於強硬、不願接納社區代表的意見。

會後，市府官員決定在愉港住民協會聯盟（UAMPA）的辦公室，重新與社區代表討論行政區劃分的問題，最後根據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條件等因素，劃分出16區，算是解決了雙方在這方面的歧見。9月底，市府召開第二次預算會議，約有900人參加，並選出90名代表進入市政府的預算委員會，持續與市府官員討論預算細節。但參與者很快就發現，自己能夠審議、決定的預算額度，實際上僅佔總預算的一小部分（只包括資本支出的部分，1990年為總支出的11.2%），因此不滿情緒高漲。此外，由於市政府的財政狀況艱難，隔年幾乎沒有完成任何一項市民決定的投資項目，導致大批市民集結在市政府前抗議，使「參與式預算」和市政府的處境雪上加霜。可以預見的是，參與1990年預算會議的人數大幅減少，只有前一年的一半。16個行政區中，有12個行政區的登記參與人數不到25人，其中有的行政區甚至連10人都湊不滿。1990年的民調中，超過40%的市民認為政府表現「差」或「極差」，只有不到24%的市民回答「好」或「極好」。

情勢如此低迷，但接下來的一兩年內，愉港市政府卻透過一連串的制度改革，逐漸挽回了參與式預算的聲譽。這是討論愉港參與式預算時不能忽略的細節。最重要的，是整體的稅務改革。愉港市府逐步在不動產稅及服務稅方面實施累進稅率，並防止逃漏稅。在稅務改革下，光是從1989年到1991年，愉港的歲入就增加了一半。把時間拉長來看，十年內，愉港的歲入增加了一倍，全市的預算中有將近六成來自於自己的稅收（一般巴西城市只有三至四成），因此不至於過度倚賴州政府和聯邦政府。

再者，1990年底，市政府成立了後來在參與式預算中發揮重要功能的「規劃辦公室」（Gabinete de Planejamento，GAPLAN）和「社區關係協調中心」（Coordenação de Relações com as Comunidades）。前者成為市府不同單位的協調機構，負責匯集資訊、協調行動，以確保政策執行的中立；後者則在各行政部門安排「社區推動者」，負責籌辦各行政區的預算會議，並協助市民擬訂計畫、解決技術上的困難，以擴大參與。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政治上的集中化、行政上的去中心化」（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with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同時，市政府也和預算委員協商出投資資源的分配標準：（1）行政區居民的參與程度；（2）行政區缺乏基礎建設及服務的程度；（3）行政區的人口規模；（4）行政區在都市整體發展中的重要性。

1991年，市府幾乎完全執行了1990年由參與式預算會議通過的投資計畫，因此大幅提高了聲望，該年參與預算會議的市民也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倍。另一項重要的突破，是重新調整了投資資源的分配標準，使其更客觀：拿掉了前一年通過的四項標準中過於「主觀」的兩項（第一項及第四項），並加上一項「各行政區自己通過的預算優先順序」。這三項分配標準後來便一直沿用，而不少參與式預算的研究者認為這三項標準顧及了「社會正義」的原則（考慮到各區的人口、是否缺乏基礎建設、居民投票通過的投資優先順序）。但後來在世界各地出現的「參與式預算」，卻往往有意無意忽略這些重要原則，可說是只得其形，不得其精髓。

1992年，預算會議的參加者又比前一年增加了兩倍多；工人黨的市長候選人Tarso Genro（原副市長）在選舉中大勝（第一輪得票率48%；第二輪為61%）。1993年，Genro決定在隔年引進「主題會議」，討論全市層級的預算問題。1996年，原副市長Raul Pont（工人黨內托洛茨基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幹部）以55%的得票率當選市長，得票率第二的候選人只有22%。參與式預算實行六、七年下來，不僅已逐步制度化，也成為了工人黨擴大基層支持的有利機制。

愉港的參與式預算之所以能逐步確立，還有另一項關鍵因素：愉港內的政治反對力量過於分散，且不夠組織化，無法對市府的分權化措施構成挑戰；除了主流媒體幾乎毫不關注外，其中許多反對力量一開始甚至不把參與式預算當一回事。比如說，參與式預算實行之初，歷史悠久的巴西民主運動黨（Partido do Movimento Democrático Brasileiro，PMDB）黨內根本沒有討論該如何應對，一直到參與式預算成為「市政府和工人黨最有力的武器」（巴西民主運動黨前主席語），才驚覺事態嚴重。在愉港地方實力雄厚、擁有市議會多數席次的巴西民主勞動黨，也同樣力有未逮。雖然該黨黨內某些與前市長Collares關係良好的領導人曾透過愉港住民協會聯盟（UAMPA）等組織，要求黨員與社區居民抵制預算會議，但成效不彰。一方面，部分受到該黨控制的在地組織（如Norte行政區的人民委員會）雖試圖動員群眾（特別是貧民窟的居民）杯葛參與式預算，但長久下來卻逐漸喪失正當性，並受到居民質疑（見Baiocchi, 2009: 128-30）；另一方面，多數基層市民和社區運動者寧可進入預算會議戰鬥，也不願留在外部杯葛。頭幾屆的全市預算會議中，甚至有部分委員是巴西民主勞動黨的支持者！由此可見，基層對「參與」的需求遠遠超過了黨的指令，再加上這些反對黨的組織化程度原本就不高（有種說法是「缺乏紀律」），參與式預算才能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機會逐漸制度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末期，反對參與式預算的力量才在政治上集結起來，對工人黨的執政提出較為有力的挑戰，並最終在2004年的市長選舉中擊敗曾於1997-2000年擔任市長的工人黨候選人Raul Pont。

參與式預算之路，道阻且長

那麼，工人黨下台後又如何呢？是否真的如某些學者所言，「由於參與式預算的制度化程度已經很深，故新政府也不敢廢除之」？表面上是如此，但背後其實暗濤洶湧。2005年上任的市長是巴西民主運動黨的José Fogaça，他代表人民社會主義黨（Partido Popular Socialista，PPS）參選，在選舉中得到反對黨、中上階層、右翼菁英的一致支持，在第二輪選舉中贏了Raul Pont六個百分點（53% vs. 47%）。Fogaça於2008年連任成功，2010年3月因參選南大河州州長而辭職，市長補選由巴西民主勞動黨的José Fortunati勝出（Fortunati原為工人黨黨員，曾於1997-2000年擔任Raul Pont的副市長）。2012年底的市長選舉中，Fortunati以65.2%的得票率高票連任；第二高票為巴西共產黨的Manuela d‘Ávila（17.7%）；工人黨的候選人Adão Villaverde只獲得9.6%的選票，位居第三。這可以說是巴西民主化以來工人黨在愉港最大的挫敗。

八年來，不論Fogaça或Fortunati，形式上都沒有廢除參與式預算，但參與式預算實際上已經慢慢換了面貌。首先，兩位新市長鼓吹的是新自由主義、管理主義色彩濃厚的「在地團結治理」（Governança Solidária Local）模式，強調的不是參與、培力、權力分散和資源重分配，而是納入各種NGO與私人企業的多元「夥伴關係」，且由上而下、技術官僚的作風日趨明顯。在這種狀況下，參與式預算越來越像是「溝通」與「諮詢」的場合，而不再是分散預算權力的機制。關注參與式預算多年的愉港民間組織「都市研究與諮詢中心」（Centro de Assessoria e Estudos Urbanos，CIDADE）在2005年12月的刊物中便指出，參與式預算「形式上的制度依然存在，但正在排除公民的直接參與」（可參考如Koonings, 2009；Fox, 2009；Chavez, 2008）。

其次，市府高層（如市長、市長秘書、各局處首長）越來越少出席預算會議，引起許多市民代表、預算委員的不滿。更怵目驚心的是，預算會議通過的預算項目執行率逐年遞減（見圖三）。這幾年來，CIDADE對市政府這類「消極抵抗」或「暗中杯葛」的做法提出了特別嚴厲的批判（可參考其出版品《都市觀察》〔De Olho na Cidade〕及網站http://www.ongcidade.org/site.php）。因此，說愉港的參與式預算「日薄西山」、「名存實亡」，或許並不為過。

至於工人黨為何下台，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但幾項因素極為關鍵。如前文所述，從愉港市民「分裂投票」（市長投給工人黨，市議員投給其他黨派）的習慣就可以看出，工人黨在愉港的政治基盤其實並不穩固。一般市民之所以投票支持工人黨的市長候選人，不一定是因為支持工人黨本身的意識型態或政綱；用學者Baiocchi（2009: 134）的話來說，愉港的公民社會效忠的不是工人黨本身，而是「一套可以讓市民投身其中的規則，這套規則讓公民社會既有自主性，也有權力針對治理問題做出有意義的決定」。

再來，絕不可忽略工人黨在取得總統大位後的右轉與貪污醜聞：2003年12月，Heloísa Helena等四名國會議員因投票反對盧拉的退休金「改革」方案（削減公部門勞工的退休金），遭開除黨籍，引起國內外左翼一片撻伐；2004年6月，Heloísa Helena等人建立了新的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PSOL），並於2006年總統大選代表該黨參選總統，拿下6.85%的選票；2003至2005年間，工人黨政府每月支付各黨國會議員巴西幣三萬元，換取他們對政府法案的支持，而這一連串巴西人稱「高額月費案」（Mensalão）的醜聞於2005年遭揭發，至今餘波盪漾；去年（2012）年底，巴西聯邦最高法院公開審理這件「巴西史上最嚴重的貪污案」，有38位被告涉嫌挪用公款、洗錢和貪污，其中多為工人黨高層或政府高官，而去年僥倖「逃過一劫」的前總統盧拉本人，今年初也受到了調查……。工人黨會在愉港連續輸掉四次市長選舉（2004、2008、2010、2012年），和一般民眾對這個「政治暴發戶」式政黨的改觀，必然息息相關。

代結論：參與式預算是到達理想政治人的一種可能

最後，我想回到參與式預算，簡單談一談左翼應該如何看待這個都市治理模式。我認為，在最好的狀況下（例如工人黨執政時期的愉港），參與式預算確實可能提升透明度、打擊貪污腐敗、瓦解侍從主義，也能夠在一定的範圍內促進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並提升參與者的政治意識，達到「培力」（empowerment）的效果。長遠來看，這些正面因素確實可能有利於更激進、全面的社會變革。

然而，在肯定參與式預算可能具有的正面功能之餘，我們也應該正視，貧窮與不平等的各種根源，包括全球的政治經濟結構、高度剝削的勞動體制、生產資源壟斷在少數人手中……等等，都不是參與式預算能夠處理的問題。如果把參與式預算（即使是愉港版本的參與式預算）當成左翼的「都市治理」典範或唯一的實踐道路，反倒可能窄化、限制激進政治的想像空間。

舉例來說，雖然「參與式預算」可以算是一種「經濟民主」，但卻極不完整。更全面、深刻的經濟民主，至少還應該包括以工會、合作社企業與各種社區委員會（或類似形式的基層組織）為基礎的「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以促進工作場所內的民主，並讓更高層次的（如在地社區、都市乃至國家的）重大經濟決策能夠經由民主審議、帶有社會意識與責任。[7]此外，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是，任何參與式民主的制度設計，都必須為公民的參與創造條件。對「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的諸多民眾而言，要他們在政治與經濟上進行深度的參與，幾乎是苛求。也因此，真正的（而非口惠而實不至的）參與民主，勢必要與縮短工時運動齊頭並進。如Ernest Mandel（2002: 245）多年前所言：「廣大群眾必須有能力並樂於承擔『一般社會事務』的管理所要求的任務。這就相應地要求大大縮減工作日（或工作周）以為前提。……除非人民擁有管理他們的工廠和社區事務所需要的時間，否則發展自治就不會取得根本進展」。

以倡議「強民主」（strong democracy）聞名的美國政治學者Benjamin Barber曾以一段優美的文字描述他心目中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依賴他人，但在民主之下，能夠自我決定；能力不足且無知，但在民主之下，能夠相互合作；固執且唯我獨尊，但在民主之下，卻具有創造力，能夠真正地轉化自我」（Barber, 2003: 119）。工人黨執政時期的愉港，我們看到「參與式預算」一度體現了這種能夠培養出「政治人」的民主參與機制。但在本文的「解構」下，我們也看到了它複雜的歷史條件、迂迴的政治進程和晚近的質變。參與式預算∕參與式民主之路、「政治人」之路，可謂道阻且長。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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