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技系統中的想像與合理性

楊智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前言：沿著「發展」而行的自我認同，誰是先進國家／落後國家？

PTT 常見的熱門文章中，有一類型就是在探討臺灣到底算不是算是「先進國家／已開發國家」，還是只算一個「後進國家／開發中國家」。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告訴我們，這樣的爭論之所以常常會出現在大眾討論的版面上，正是在於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科技想像──沿著科技發展來衡量自己並且想像未來。如果回顧科技政策與戰後臺灣發展的文獻，一個非常鮮明的討論軸線會浮現出來：我們該如何做才能夠追趕上西方先進國家？該如何進一步的發展自身的社會、經濟與工業？簡單來說，我們該如何進行「現代化」的重要工作？可以說，關於現代化的追求與後進國家的自我認同，形成了我們在戰後五十年內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討論的基本調性。更具體的來說，在「科技發展」的議題上，更是居於主流論調的地位。其實這樣的現象並不只限於臺灣，韓國鄉民也很喜歡問相類似的問題。舉例來說，韓國在戰後發展的歷程，也喜歡將科技的發展等同於工業的進展與技術面的進步，追求一種以國家總體作為單位的「發展」與「進步」的觀點。瞿宛文將上面這種以「落後的羞辱感」所映襯出來「集體追趕的衝動」稱為「發展意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上，我們很能夠理解社會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y）的存在——它是那些渴求、嚮往的想像，經由科技而「經濟要發展、工業要現代化、社會文化要進步」，成為了跨越政黨組織與社會團體藩籬的共通語言。這是戰後臺灣社會在進行討論與彼此對話的時候，不可或缺的語言要素，也是在進行政治宣傳時，往往能夠勾引民心的響亮口號。

然而，這樣對於發展與現代化的看法卻常常隱藏著一種誤解，在於將它們視為是理性與技術的全球性擴散，這樣的想法不僅預設著一種核心／邊陲的空間分類，還包含著科學與技術制度化的全球線性與同質化進展。由社會制度化後的科技表現的理性化，往往被認為是全球範圍線性發展軌跡的背後推手。更重要的是，經由這種合理性 [1] 擁護者的看法，科學與技術被認為是純粹工具性的、客觀的與政治上絕對公正的。然而，當我們更細緻地考察科技同時做為一種想像、一種物質安排與文化，可以發現它在全世界各地展現出非常不一樣的面貌。舉例來說，Thomas Hughes 以電力系統為例，英國倫敦、德國柏林、美國紐約皆展現出它們在系統組成（如：單一發電機組輸出規模的偏好）、操作上不同的特色；而當談到「客觀」的時候，Theodore Porter 以英國精算師（菁英間的信任）、法國國家工兵（鋪設路線之公共利益的具現）與美國的陸軍工兵部隊（政府部門間的競爭關係）為案例，發現他們在作業中所實際操作的「客觀標準」也完全不同 [2]。簡單說起來，在社會中的科技，遠非它表面上的與政治無關、無涉於利益而又機械式的公正無私，恰恰好相反，它是關於信念、價值與文化的，也與歷史、政治牽扯在一起。

戰後的國族－極度現代主義：不曾消逝殆盡的社會科技想像

科技的操作中往往流露著集體渴望的想像，而想像的內涵也常包括科技的實做應用。我們可以採用 Sheila Jasanoff 和 Sang-Hyun Kim 在 2009 年所提出的「社會科技想像」一概念來理解科技實做、文化意涵與集體想像之間的關係：它是「那些較為隱而不顯、議題不特定、目標不明確、無法為政治上所問責、較不工具性，但卻散溢四處的意義。」它是「那些潛藏於科技與社會秩序內的願景，促使著行動者的特定考量、意旨與想望。那些經由科技而支持的，透過集體層次而擁有、展演促成的，對於特定渴求未來的憧憬。」然而，我們需要瞭解，想像的分殊差異不僅出現在不同國家之間，同一時間點、同一社會之內也可能存在著非常不一樣，甚至意涵相互衝突的想像。

正如 Bruce Cumings 所說，台灣，韓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被視為戰後發展型國家的成功典範，並且有著相似的發展策略。工業化是國家存在的終極目標，也是建設國族經濟的主要途徑，更重要的是，這通常藉由建立一個強大而廣泛的官僚機構和一個中央政府來達成。國族－極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是戰後臺灣與韓國的主要社會和政治趨勢，「相信工業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的部署將確保國族經濟的擴張和國家的自主性」。在此看法中，工業、科學和技術發展不僅能夠在戰後的破敗環境中重建國家經濟，而且還會恢復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極度現代主義由 James Scott 定義為「一種強大的，甚至可以說是近於炫耀科技〔銳〕實力那樣的，對於科學和技術進步的自信，這包含對於生產的擴展、對日益增長的人類需求之滿足、對自然（包括人類自己）掌控的自信。最重要的是，社會秩序的設計應該比照科學的自然法則一般，依照人類社會的法則來設計。」

在 20 世紀 50 年代，韓戰爆發。作為反共擴張的第一島鏈的一部分，國民黨政府獲得了鉅額的美國援助。在韓戰中台灣扮演了後勤供應基地的角色，然而，國民黨政府並沒有得到美國的充分信任。張國暉的研究指出，美援的運作主要是交由一群工程師來處理。這群工程師－技術官僚在此期間成為了政權的重要代理人、不可或缺的交流管道。對於國府政權來說，由工程師來處理美援而非軍事將領，也有實際的利益，這可以降低軍事政變的可能性發生，不管如何，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工程師意外地在戰後政治中扮演了至關重要但又「中立」的角色。這批以工程師、技術官員作為身份認同的專家，國族發展的經濟建設與科技發展，在他們的手上由抽象的社會科技想像與政治口號，逐步的落實成為那些「務實與可行」的發展計畫。科技、工業與經濟在他們的眼中，不僅是增進全民福祉的必要道路，更是在「救亡圖存」的體認下，「國族意識與救國情操」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說，透過他們所詮釋的科技，具有一種工程務實主義的去政治性表徵。此種工程務實主義，在此歷史脈絡上，展現出禁止他者競逐的特徵。另外一方面，在民主化過程中，存在於歷史中的上述社會科技想像已經逐漸破碎化，輪廓變得模糊不清，但這絕非意味上述的想像作為一種對於科學技術與文化的特定詮釋已經消失殆盡，相反的，上述發展巨靈的想像已經成為潛藏的政治文化資源，能夠被不斷的喚醒與轉化運用，普遍地成為當代政治的一環。

2009-2015 間的能源政治：技術的規範性

社會科技想像並非憑空漂浮，而是透過系統實做中的合理性面貌不斷再現自身，這樣的分析觀點可以協助我們理解 2009-2015 年間的能源政治。首先，臺灣媒體與政策論述上對於「缺電」印象，有幾近於偏執迷戀的明顯現象。連年一到夏天就出現的缺電論述，經由最普通的政治論述技巧——連年重複的報導，讓人們忘記深究「缺電」到底指的是什麼意思？缺電一詞彙有高度的模糊性，究竟是指「負載限制」？還是「工業限電」？還是大眾所恐懼的「斷電」？對於電力調度人員來說，一個比較精準的用詞是「供電緊澀」，指的是在該調度時段（以十五分鐘為單位）內電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緩衝空間變小，因此需要額外的調度措施來緩解這種「緊澀」的狀況，然而這並不能直接等同於「限電」或是「斷電」。同樣的，客戶端失去供電作為結果，也不能夠簡化的反推到認為就是「缺電」造成的。電網調度是一件巧妙與精細的專業與工作，是一個分分秒秒實戰的場所。臺灣的總體用電曲線與日常生活、工作、生產作息息息相關，也有長時間上的變遷，是集體電力需求的實做軌跡。在進入工業限電之前，調度員有一系列的因應措施可以使用，而不用直接動用極端的客戶端斷電，這些措施包含臨時性減少用電措施與其他緊急因應措施，我們可以將兩者通稱為尖峰緩和措施。尖峰緩和措施的制訂、操作與實施效果，反映的是電網調度強健性的關鍵所在，是衡量電網品質的指標之一，也是全球其他電業的關注焦點。更為精準的預測發電量與需求曲線、建立快速反應的備轉機組，都有助於降低與緩解緊澀狀況所帶來的電網失衡風險。答案從來就不只是在備轉的「量」之上，也同時是在其「質」（如：升降載速度，大型燃氣複循環比燃煤機組快速，具有較高的調度彈性），更何況多少的備轉容量是「足夠的」，是一個在地電網的問題，該問題存在著技術上的詮釋彈性，有賴於在調度實務經驗中不斷的檢討與修正。很可惜的是，在當時，位於實務操作的調度工程師與一般大眾之間的能源相關決策人員，並沒有針對上述的細節多加以說明，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與討論、不同處室間的專業意見沒有同等尊重，而讓斷電的恐懼不斷的蔓延。

再來，經由政策文件與媒體報導的論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時間內有一不斷出現的故事主軸，亦即當下的貧困缺乏與未來的富裕之對比，特別是台電在政策說帖當中強調過往電力建設在整體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角色與經驗，使得其成為對未來電力規劃的唯一當然合法人選。在這之中，電力、能源耗用量成為經濟增長（僅以 GDP 計算）的正相關指標，是經濟發展的「推升動能」，而英國與丹麥的電力消耗成長率的下降，則被詮釋成為「脫離成長軌道」。然而電力消費趨勢與經濟增長趨勢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的探討，這關係到產業結構的組成，臺灣未來是否持續仰賴大量耗能產業，對於電力消費的追高，這是需要討論的議題。用電需求的推估，處理的是高度不確定的未來，而對於這種不確定的處理，應該將其不斷的細緻化與考察其社會制度意涵。例如：透過像是情境（scenarios）與敏感度（sensitivities）的設計，能夠以情境內參數彼此聯繫，而單一情境數值存在著高低值敏感度的方式，將不確定性盡可能的具現化出來，這能夠幫助大眾理解能源未來存在著多重可能性。能源未來的選擇牽涉著工業生產、商業經營與生活作息等等的型態配置與組合。未來用電需求的推估與我們的集體未來高度相關，因而用電需求的預測規劃作業，不應該代替社會作選擇。

最後，在當時的電力規劃中，再生能源對於備用容量的貢獻，以一則沒有定期檢討與修正的尖峰容量因子（Net Peaking Factors）計算來表現，風電與太陽能的尖峰容量因子僅有裝置容量的 6％ 與 20％，其貢獻被低估。這是一個循環：沒有足夠的再生能源營運記錄與經驗，使得此項計算過為粗略，而慣例化後的計算，又回過頭來促成再生能源「不成熟」的面貌，因此被認為無足輕重，不應該設置；此一技術慣例對比出了再生能源的「不成熟」與傳統能源的「成熟」。尖峰因子的計算是根據現任（incumbent）發電體系中，燃煤、燃氣等等現任科技所設計，當傳統發電科技輸出維持恆定（基載電源），以 85％ 可用率容量來計算是沒有問題的（意即一天內 85％ 的時間都能達到的輸出。此處「一天」的長度，可以根據不同評估考量來延長或是縮短，乃屬於技術－制度考量的一環），但這對於間歇性發電的再生能源來說並不公平，也無法顯示出它們支援尖峰時段（幾小時內）貢獻。由現任發電體系所衍生的尖峰容量因子，作為計算備用容量的方法，具有高度的技術政治特性，它不斷的將再生能源科技促動成為一項「不成熟、丑角、不可行」的科技。技術上可行／不可行的界線總是能隱晦的創造規範性（normativity）：什麼是應該的？什麼是不應該的？

社會科技系統的多重可能：理解專家與技術政治

能源系統的複雜度不僅來自於其專業知識的深奧難懂，更是來自於這些技術選擇的決定，體現的不只是一種純粹的科技理性（或許根本不存在），更是組織內操作的慣例、制度設計、機構歷史、自我認同，與對於集體未來的想像。前述的那一個完全偏重於供給面考量、忽略簡化不確定性，與輕忽需求端考察與管理的電力規劃合理性，是一個綜合性的結果，而要理解其出現的背景，則不得不通過將它與更廣大的歷史脈絡進行聯繫。立基於戰後發展的背景上，台電想像「工程師」同時作為務實的行動者和國家遠見的規劃者，不僅能夠協調社會秩序，又能建立以物質為基礎的技術系統，他們具備以專業知識與操作經驗來推動心中繁榮能源未來的公共權威；一如 Brian Wynne 所說，科學知識能夠透過專家所進行的計畫、規劃作業，限縮我們看見與論述說理的公共空間。能源系統規劃的專業，是一項脈絡性、文化性質的事業，如上所述，它與意涵創造、價值偏好和歷史脈絡聯繫在一起，而同時以言論論述和技術物質安排的樣貌出現。對於能源系統複雜性的理解，要求我們拋棄原來利益抉擇導向的分析觀點，轉換到揭露此一霸權的社會科技想像內涵與其物質技術樣態。我們或許可以借用 John Law 所提出的本體政治論（ontological politics）概念，去探索那些可能的多重真實，去追問眼前真實性質樣態為何？它何以成真？當中所屬的「應為」意涵為何？而又，不一樣的現實可以如何來促成？因為眼前的現實並非命定（reality is not destiny）。簡單來說，如果我們能進入技術與規劃的實做細節（或許看起來理所當然而又平凡無奇），你會發現不同未來的可能性就在那裡。民主參與一直是當代臺灣政治的重要價值，我們應該樂觀的相信：對於臺灣能源未來與其相對應的社會-政治安排的討論，如果能夠以嘗試理解的角度來出發，深入觸及專業的決策角色、技術政治與合理性的探討，梳理社會科技想像之所以維繫的原因和出現的背景，將可以協助我們臺灣的民主文化更向前邁進一步。

[1] 一般大眾所認識的「合理性（rationality）」多源自於對「科學合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見解，然而這裡所指，並不單只科學、學科內的訓練，乃泛指由「科學的態度」所衍生的做事方式、選擇乃至於世界觀，例如以量化作為技術官僚統治的「科學管理主義」。STS 的基本觀點為科技不斷的外溢於社會之中，而社會也不斷的影響科技事務的實做與抉擇，兩者關係為交互形塑（mutual shaping）。該概念之解釋與其他內容，請詳見 Yang, Chihyuan, Bronislaw Szerszynski, and Brian Wynne. 2018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2(3) 之文章。

[2] 根據他的分析，英國精算師的「客觀標準」是浮動的建立於仕紳階級（gentlemen）的專業互信判斷之上，專業判斷高過於機械性精準。法國國家工兵的「客觀標準」則是偏重於展現國家對於「普遍化」公共利益的量化確證之上，並非追求精準的財政效率。美國的陸軍工兵部隊與其相反，他們追求一個跨越部門，整齊一致、精準、客觀化的損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唯有如此，他們在遭受其他部門批評時，才顯得「客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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