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故事（下）

清華大學麥寮訪調團

八、石化園區，百年媽祖廟，與菜鳥社會學研究生：〈從拱範宮之轉型看麥寮現代化的困境與反挫〉一文的撰寫歷程與自省

魏揚／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2011年到2013年的臺灣無疑地正處於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階段。捲動全臺無數青年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在2011年畫下句點，除了成功地迫使馬政府退回國光石化計畫，更讓許多年輕學子踏出校園的高牆，走進農村。除了反國光石化運動，當時苗栗大埔的強制徵收事件也召喚了無數青年，怪手霸道地開進正待收成的農田，在一片翠綠的稻穀中硬是碾出一道醜陋的傷痕，在許多年輕社會運動者的心中銘刻下難以抹滅的共同記憶。這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也讓更多人開始關注「唯經濟發展主義」的弊病，看到了更多與彰化大城類似的西南部沿海鄉鎮，被迫與高汙染、高風險的巨型工業區為鄰。

2013年的寒假，我以及我的研究所同學們也正值二十出頭歲，年輕氣盛的人生階段，在2012年底響應了反媒體壟斷運動。在素來以崇尚科學理性、拒斥革命激情聞名的清大舉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校園行動，對於社會實踐、掌握臺灣社會的理路滿懷壯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所上某位以發展主義與國光石化為論文題目的學姊，向我們提議是否要一起前往台塑六輕所在地──雲林麥寮做訪調時，我們躍躍欲試地接受了，並邀請了社會所陳瑞樺教授擔任訪調團的帶隊老師，在2013年的寒假首次走進了麥寮。

篇幅有限，交代完前情提要後，迅速進入正題吧。

位於麥寮海豐村的拱範宮媽祖登陸紀念碑，紀念1685年拱範宮媽祖由湄洲登陸上岸。（魏揚／20130707攝）

當時選擇以麥寮以及周邊鄉鎮的共同主要信仰中心「拱範宮」作為田野，說起來也是因緣際會。倒也不是出於對宗教社會學有特別的興趣或鑽研，也並非是我個人有什麼虔誠的宗教信仰，而是很單純地出於初次拜訪麥寮後的一種旁觀者的好奇：地方信仰中心會怎麼看待六輕？這個好奇最初來自於一種違和感，一方面，某篇拱範宮的網路文宣中將六輕形容為「惡魔島」；另一方面，拱範宮觀光文化協會與六輕合作，推出「麥寮六輕一日遊」，將六輕廠區包裝進麥寮的觀光行程之中。我們該如何理解、詮釋這種乍看之下蘊含著矛盾與衝突，但卻又彼此緊密鑲嵌、互相依賴的共生狀態呢？

回顧自己當時在結束寒假訪調後所寫出的字句：

「六輕……對麥寮帶來明確的威脅……也象徵著可供地方取用的龐大資源，在無法徹底將六輕趕出麥寮的認知下，拱範宮於是發展出『麥寮六輕一日遊』這樣的共生策略，但同時也不放棄參與地方抗爭持續爭取權益。」

很明顯地是一部分從社會運動研究中典型的「資源動員論」的角度來看待此一問題，將「衝突」與「抗爭」預設為地方行動者理解六輕的框架與行動邏輯。當時的我更進一步寫下：

「簡言之，我希望瞭解麥寮的各個行動者如何理解六輕與自身的關係，並且根據此理解發展出某種生存策略」

六輕既是我發展研究提問的起心動念，也位居我問題意識的核心，然而在後續的田野與寫作過程中，我也逐漸瞭解到研究者心中對於田野社會樣貌的想像將如何影響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的進行。

雖然有了初步的問題意識，但當時的我其實對於臺灣的宗教文化相當陌生，完全不知道要從哪些角度切入來「解謎」。尤其我的研究提問相當抽象，礙於對研究對象的知識不夠充足，對既有的理論文獻也不夠熟稔，當時的我未能將提問「操作化」。在剛進入田野時，也確實遭遇不少挫折，就像無頭蒼蠅一樣，不知道該從哪裡問起。不過，這種「一張白紙」的狀態，倒也幫助我以另一種方式，從在地人的眼中認識麥寮與拱範宮。我進入田野的方式，其實就是整天往拱範宮跑，纏著拱範宮觀光文化發展協會執行長許大姊天南地北閒聊，甚至還跟廟裡的住持、志工、信徒一起在廟裡吃免錢的午餐。許多時候，我的「訪談」其實並不太像是嚴格意義上的訪問，我並沒有設計一組固定的問題來詢問不同的受訪者，更多時候是以聊天做為起頭，當我聽到受訪者談及某些在他們的敘事中似乎較為重要的事件或現象時，再延伸追問細節，以及探詢在該話題上的其它潛在受訪者。

透過這種日常的互動，我逐漸瞭解拱範宮在過去幾年來所經歷的轉型與軼聞。包括委員會組織架構與決策模式的變化、繞境儀式如何從「一年繞一股」改為「東南西北走一遍」、一波三折的中正街老街再造的計畫，以及後來的「媽祖文化園區」、拱範宮如何成為縣定古蹟與國定古蹟，以及此一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拉扯、有三尊媽祖被請到六輕廠區「鎮煞」，等等。這些寶貴的田野材料幫助我更為清晰且全面地理解拱範宮在麥寮所扮演的社會功能，以及它如何嘗試不同的經營策略以因應當地的社會變遷。

當時的我對於所謂的「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並不熟悉，因此尚未能理解到我在田野中的嘗試有何種方法論上的意義。事後回顧，當時我在田野中徬徨尋路的過程，確實是在某種程度上採取了類似於扎根理論的取徑，盡量不帶著特定的理論假設，嘗試透過細緻的參與式觀察與日常互動，進入受訪者的經驗與意義世界。在2013年暑期訪調的研究計畫中，我寫道：「藉由釐清看似繁瑣的社會功能，我希望可以清晰地描繪出拱範宮以何種方式取得其獨特的地位，其社會地位之基礎為何？」當然，從較為嚴謹的角度來看，當時我的研究方法也僅能說與扎根理論有「類似」之處，實際上我對田野資料的蒐集、分析、歸納與編碼缺乏更為系統性的處理。

一開始走進麥寮，「麥寮與六輕」的關係是我以及其他訪調隊成員最原初的提問。對我來說，我最初的問題意識是「麥寮居民面對六輕這麼一個龐大的工業區，以及它所造成的各種污染與公共問題，他們如何發展各種生存策略以繼續在這塊土地上活下去？」因此，在選定拱範宮作為田野對象時，我的提問是「做為地方信仰核心的拱範宮，如何因應六輕對當地所帶來的各種衝擊」。這固然可以是一個「描述性」的提問，但同時也是一個隱含著價值傾向的「規範性（normative）」提問，因為此一提問乃是建立在「廟宇應該要回應社會變遷，特別是隨著六輕設廠而來的負面衝擊」的預設上。

然而，隨著田野的開展，我也逐漸意識到自己提問預設的侷限。首先：廟宇經營策略改變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是什麼？它基於什麼樣的邏輯理路去「理解」與「因應」社會變遷？是因為拱範宮之主神媽祖理應如其廟名所示地「拱衛範圍之內生靈平安永康」？抑或是晚近麥寮所經歷的社會變遷衝擊了其作為信仰中心的物質基礎？又或者是六輕的到來對「拱範宮」此一社會組織所涵攝的異質行動者帶來了不同的威脅與資源，進而啟動針對廟宇經營策略的，動態且充滿張力的角力？「廟宇應該要回應社會變遷」本身便必須被釐清的問題。

拱範宮在2012年啟動國定古蹟修復動工程，並發起了「古蹟修復存摺」，讓信眾可以用存摺的形式記錄自己捐給給拱範宮修復的金額。（魏揚／20130709攝）

其次，我預設了「六輕」以及「圍繞著六輕的各種爭議」同樣也是廟宇行動者最主要的問題意識。然而，至少在我所關注的宗教文化領域上，六輕並非始終都是眾人關注的核心。拱範宮在過去十幾二十年來所經歷的各種經營策略轉變，不論是繞境儀式的變化、廟宇造街計畫、申列縣定與國定古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回應許多更為廣泛、存在時間更長遠的社會變遷問題。在拱範宮以及麥寮其它廟宇走過一輪，很快就可以意識到：對此一領域的行動者來說，最重要的行動邏輯並不是回應六輕的威脅，而是如何在一個快速變遷的環境中維持其原有的社會功能。因此，在2013年暑期訪調中，我希望轉為探討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拱範宮作為地方信仰中心，如何『跨界』至政治與經濟的領域」。此一關於「跨界」的提問並不是預設宗教領域與政治、經濟領域的劃分，而是試圖釐清並掌握拱範宮在麥寮的「社會功能」，並指出這些社會功能原本就深深地鑲嵌在地經濟、政治事務之中。在當時的研究計畫中，我寫道：

在這樣的研究取徑下，「拱範宮─六輕」的關係將不會是我的出發點與分析中心，相反地，我將扣緊「拱範宮─麥寮」的關係軸線，盡可能完整地拓展我們對此關係之理解。我相信在最終，「拱範宮─六輕」的關係將可以被「拱範宮─麥寮」的關係所解釋。

在暑期訪調以及日後撰寫〈從拱範宮之轉型看麥寮現代化的困境與反挫〉的過程中，我逐漸意識到：如果只從「拱範宮如何理解六輕」的角度來看，是見樹不見林。首先必須被解釋的是麥寮這個地方社會，其產業、人口、社會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在過去數十年間，處在什麼樣的社會變遷進程之中？為了脈絡式地理解麥寮以及包括拱範宮在內的地方宗教文化，近年來（不僅限於六輕設廠後）所面臨的挑戰與轉變，我在文章中提出「現代化危機」的概念，用以指涉六輕設廠前麥寮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六輕設廠後，舊挑戰的轉化與新挑戰的出現。坦白說，不論是在理論對話或概念化操作上，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現代性危機」都遠遠不夠成熟，但我認為它確實有助於我從更全方面的視角來理解拱範宮在過去幾年所採取的不同經營策略，包括繞境儀式的改革、嘗試以造街計畫、媽祖文化園區等策略來介入街郭樣貌，乃至於它們與六輕所發展出來各種看似矛盾的關係等等。

如同我在文中所描述的，早在六輕前來設廠之前，麥寮就已經面臨著包括人口外移、傳統農漁產業衰微等挑戰。一如許多臺灣西部沿海鄉鎮，大型工業開發計畫以一種「現代化的承諾」之姿態降臨，給當地居民帶來美好未來的想像與承諾。當然，如同許多其他鄉鎮，麥寮期待藉由六輕「鹹魚翻身」乃至「二十年取代高雄」的想望終究落空，同時也面臨著與大型石化工業區為鄰所帶來的各種汙染與威脅。這個進程，體現了麥寮在追逐現代化的進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對麥寮來說，六輕並不是一個毫無脈絡的天降之物，它既是對當地某些問題的解答（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如此地期待著），也帶來了許多等待被解答的問題，這便是麥寮所面臨的現代化危機，也是包含拱範宮在內的諸多地方行動者各自以不同的行動邏輯所試著因應，與之共生的現況。

經過了將近十年的時光，此刻看來，我自認〈從拱範宮之轉型看麥寮現代化的困境與反挫〉這篇文章並不是一篇成熟、嚴謹的學術研究。缺少與過去相關主題之研究文獻、理論的對話，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夠扎實，帶著過於抽象與理念先行的提問進入田野，阻礙了更為全方面的田野資料蒐集。不過，回顧這篇自己將近十年前的生澀作品，我還是認為它確實盡量呈現出以拱範宮為中心的地方行動者的不同行動邏輯，以及這些行動邏輯彼此之間的交織關係與互動，體現出宗教、經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邊界並非僵固不變。

筆者與訪調隊成員羅景賢一同參加一年一度的拱範宮媽祖繞境儀式。（鄭培宏／20140214攝）

對我自己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重新閱讀此文，我彷彿仍可看到二十五歲的自己騎著機車訪遍麥寮一間又一間的廟宇，四處搭訕廟務人員與信眾。在香煙裊裊，莊嚴肅穆但又充滿蓬勃在地生氣的廟宇殿堂下，饒富興致地聽著自己相當陌生的宗教儀典細節；或是跟著繞境隊伍一起走了大半個麥寮市區，聽著在家門口迎接遊行隊伍的居民抱怨著虎爺何以沒有從自家門前經過。回想當時那樣的自己，不論是做為學術研究者，或是做為社會運動實踐者，既抱持著純粹而強烈的價值理念，同時也對社會充滿好奇，深受看似嚴肅的法國大叔涂爾幹在《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中難得流露出的激情所感動，總是在問著諸如「社會如何可能」的大哉問的，即使研究能力生澀粗糙，世界觀天真爛漫，卻無疑地是我生命中最為美好，也最為重要的一段時光。

九、道路：地方社會與工業區的調解場域

劉佳琪／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系

透過這本書前面幾篇文章的說明，我們知道六輕在麥寮二十幾年，帶來哪些影響。在這篇文章我試圖回答的是，對於地方社會而言，六輕從設廠到營運會形成哪些衝突？麥寮如何應對這樣的改變？在改變之後的麥寮跟麥寮人又是什麼樣子？

選擇道路作為切入點，一方面它是連結六輕離島工業區跟本島的血管；另一方面，道路既是反應地理條件、景觀，又是人可以去改變的基礎設施。透過道路，我們可以瞭解這個工業區帶來的人流對人身安全的影響。為了改善人身安全，六輕、麥寮人、政治人物做了哪些改變、這些改變如何影響麥寮的地方社會，同時也體現了工作機會的改變、生活環境的差異，以及形塑了某種透過景觀重塑的在地身分認同。

回到六輕建廠的初期，當時當地的馬路不是這樣又直又大條的四線道、六線道，大多還是產業道路，路燈也不多。六輕一下子帶來太多的外來車流，又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可以想見最劇烈的變化是車禍頻繁發生。即使是現在，我們去臺灣一些比較遠離都市的地方，都可以聽到當地並不非常遵守交通規則。麥寮當時的情況也是，當地的農業人口跟外來車輛使用道路的習慣不一樣，這種生活節奏的差異，導致大量車禍死傷。為了應對這樣的變化，有幾個主要的對策，包含：廣設路燈、修建六輕聯外道路以及全鄉的意外保險。路燈增設之外，也要求台塑負擔全鄉的路燈電費。如果大家有機會晚上經過麥寮，路燈確實非常密集、非常亮。對我來說，這就是麥寮與六輕共生關係的體現，如果沒有台塑負擔電費，麥寮鄉的收入是很難支撐這麼密集的路燈電費支出跟養護成本；不過如果沒有六輕進駐，麥寮就還是一個沿海的小鄉鎮，用不到這麼密集的夜間照明。

延續這個變遷的第二項改變是：開始需要很多人力、資源去修建更多、更大的道路，以及修補原有道路的破損。換言之，六輕跟地方都需要很多基礎建設的人力。這些工作通常都不算太難，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許多地方原本務農或做小生意、小工廠的人，開始承接維修道路或景觀工程的簡單工作。慢慢地，這些人力可以透過人脈、經驗的累積，去學會更多工程的技術，這是以農業為生的鄉鎮，慢慢轉換成工業生產模式的過程。現在很多的六輕外包商也是麥寮人在經營，或有麥寮人在其中擔任職務。也有一些外來的包商、員工，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在麥寮定居、娶妻生子，也有原先的外地人後來成為當地廟宇的主任委員。當人們越熟悉這個技術、越熟悉在當地工作的模式，人就慢慢適應或習慣於當一個「有六輕在的麥寮人」。道路鋪設的另外一個面向緊緊跟地方政治相關，這不只是在麥寮，在全臺灣各地，都可以聽到民眾說：「選舉到了會鋪馬路」。雖然民眾不免調侃或詬病，但能夠存在這麼久，必然是有它的存在意義。對於地方的民意代表，能夠向六輕申請地方回饋的經費，來改善轄區的道路，也是在地政治人物證明自身權力正當性的一種策略。

這篇文章內第三個與道路相關的象徵，是路上的垃圾。六輕帶來了很多人，道路的車流量大，也造成大量的民怨，其中一項就是在2012年的環保媽媽評鑑中，麥寮被評為全臺最髒亂鄉鎮。這讓在地民眾覺得很沒面子，民怨也直接導向了台塑，希望台塑可以有實際的作為，改善廠區周遭的清潔環境。事實上，在廠區外台塑是沒有管轄權的，但這些垃圾的出現，確實也跟六輕帶來的外來人口有關，民眾會希望台塑基於「企業良心」負起責任。一旦地方民眾要求一個企業負擔這樣的工作或是編列經費，在資源跟企業內部管理的影響下，它對地方的影響似乎也就越來越大。前鄉長許忠富也在2015年以「六輕下的麥寮」為計畫名稱，向環保署申請了四千萬的競爭型經費，用以改善鄉內的公共環境。從這個計畫名稱可以看到，麥寮對外的印象似乎已經很難與六輕脫勾；同時，六輕也成為一種麥寮人新的身分標誌，未必正面，卻是外地人識別麥寮、當地人向外說明麥寮的一項特徵。

最後，我想討論一下，台塑的「麥寮管理部」在這個過程中似乎也實質參與管理了地方，這是透過經費挹注、地方政治的連結，以及六輕所帶來的地方變遷所達成的，道路的改變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回到本書提出的概念：「矛盾共生」，在這個過程中，麥寮與六輕漸漸變得更加緊密相依。從而麥寮的地景、人們對麥寮的認知也難以與六輕劃分開來。就像是受訪者阿賢所描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