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慧瑩／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跟上集體的步伐？！——中國頂尖大學的菁英生產〉（2022），該文同年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獎。
2020年5月10日，豆瓣上一個名叫「985廢物引進計劃」的小組，吸引了超12萬名校生的加入。小組的簡介是「98fiv大學，985、211失學失業者的新校園，分享失敗故事，討論如何脫困」。985廢物是一個自嘲的產物，985是中國菁英高校的簡稱，和廢物之間的結合，體現出一種矛盾的荒謬感，一種教育神話在個體身上破滅的彰顯。
中國高考的勵志標語裡，常能看到「考過高富帥，戰勝官二代」等宣揚個人努力、藐視階級和家庭出身的話語，似乎只需要通過考試，就可以戰勝既有的不均等的資源分配，打敗金錢和權力。
但大多的教育神話只停留在高考或是大學以前，似乎人們進入大學之後就會自動的成為社會裡的菁英。鮮少有人探討，那些拿著高分進入名牌大學的天之驕子們真的翻轉了階級，甚至成為了「菁英」了嗎？「985廢物」給出的答案是自我否定式的。
那麼在中國的大學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呢？
大學是成為菁英的自動扶梯嗎？
做為「成為社會人」的最後一站、校園和社會之間的最後過渡，這種中間狀態奠定了大學場域的複雜。大學不僅要保持教育的純粹和理想，還需要生產出可以適配於社會或市場的各種「人才」，以及與之相關的資本、技能與關係。而在其中的人們也不再僅僅通過「考試」就能簡單維護住「優生」的地位，他們需要在校園裡重新定位自己，尋找到不同的「軌跡」與合適的「主體位置」，同時摸索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理想中的「社會人」。大學的特殊性在於這種過渡性質，它將所有異質性的東西攪在一起，既投入了國家的大量稅收，是國家菁英誕生的地方，又承諾了家庭階級翻轉的希望，同時又宣稱個體可以在其中積極地探索自我，找到你自己。
回顧我自己在中國頂尖大學四年求學的經歷，我和我的朋友們在經歷這四年的「鍍金」之後，真的如社會所期待的，成為菁英了嗎？又成為了怎樣的「菁英」？「菁英」的塑造很大部分是在大學裡奠基的，它既是被安排好的、集體的軌道（菁英大學的軌道），由或明或暗的選拔標準、不同的關係網絡、不同價值的符號系統、各種組織形式所構成，又融合了許多看似非常個人的選擇和努力，以及為這些選擇辯解的「自我合理化」的話語。
這些集體的軌跡，也是資本相互轉換的過程。你得把通過高考所獲得的學歷，轉換成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或文化資本，你得持續讓你的學歷能夠發揮作用。這種轉換的過程也是篩選的過程，我們被集體的道路所甩開，也可能主動選擇「跟不上」。「985廢物」的自我指稱指的就是這種轉換過程的艱辛，以及這些既定的軌道上的內卷。
我想以一個菁英大學中的年輕人們拼拼湊湊進入社會，用不同方式促使自己「成年」的故事，來瞭解那些制度化的培養菁英、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培養打工人的建制，以及在這些建制裡所長出的主體樣貌。在這個過程裡，他們如何內化那些標準，甚至過度內化那些標準來促使自己盡快成年，又會有什麼樣的洞察或是抵抗？這是以個人生命史的故事拼湊而成的研究，但同時也回應的是中國的高教制度的許諾、菁英生產體系的研究。
菁英性與主體位置間的劃界
大學的生活節奏推著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道路，確定「自我」的位置，也體現出不同的主體樣貌和慣習。我以自傳式訪談的方式，對13位訪談對象進行了深度訪談，除了專業、性別的平衡外，我特別注意了個人特質（personality）上的差異性，他們有學業上的佼佼者、懷抱學術追求的文藝青年、心繫社會的左翼、圍繞著市場需求打轉的職場菁英／大廠男女孩，也有緊隨大流的不突出的人，與每日混吃等死的人。在勾勒出所謂的常軌、主流和大部隊的形態之外，我會特別關注那些掉隊與反叛的人，他們如何在主流生活的系統之外打造自己理想的大學生活，如何型塑出自己的「主體想像」。
我將他們的生命史故事以「主體位置」的方式劃分成四類，包括：「管理菁英（多見於商科生）」、「新時代學生幹部」、「知識人」與「非典型名校生」。「主體位置」指的是在菁英大學這一主場域下，不同類型的學生個體依據其各自客觀位置與主觀意識，進行行動和定義自身的次場域。
「管理菁英」是學校裡的優勝者，但他們並不滿足於學校的選拔邏輯，而是致力於做更多額外的事情，來不斷地量化自己的能力，與市場的要求對齊，證明自己的市場價值。「新時代幹部」則是與國家的要求最為貼近的一群人，因為在中國的大學中，本就有與公務員系統相接軌的制度性的資本轉換軌道，所以他們往往被認為是最按部就班的一群人。他們只需要遵循著集體的軌跡，就能自然地成為國家的幹部。「知識人」的主體位置是大學自主性的體現，他們將自己做為抵抗市場和國家干預的守衛象牙塔的角色。在中國大學特殊的文化氛圍裡，他們也養成了一種文人知識分子的習性。「非典型名校生」則是沒辦法把自己鑲嵌進任何制度化軌跡的人，他們拒絕成為菁英，或是想要提出一種不同的菁英形象。他們通過社團的集體抵抗、跨建制的自由聯結或是保持距離，尋找到真實地做一個普通人的種種可能。四種主體位置的劃界與競爭裡，也是市場、國家與大學間不同力量的角逐與合謀，最後在主體的身上呈現出新自由主義、傳統再發明與社會主義遺產之間的奇特拼裝。
這些「主體位置」之間如何進行劃界？
「現實─理想」與「集體─個人」是兩條時常出現、相互對立的界線。現實常常被指涉為經濟資本，也指的是要遵循集體的規則，跟上集體的腳步，符合標準化的評判標準。但在現實之中，仍然有市場和國家所製造出的兩種略微不同的衡量標準。在商科生所說的現實裡，他們是明白人，他們洞察了這個社會的運行規則，可以像成功的金融菁英一樣行事。在他們眼裡，公務員們雖然也很現實，但他們的現實則是妥協與不求上進。而在理想的這頭，有可以被承認的理想，它要麼與中國夢相貼近，比如：民族復興的需要、對於國家治理的肯認、為集體的奉獻與犧牲；它也表現為文人的追求，但這種追求裡也不乏所謂家國天下式的關懷。這些理想可能並不符合現實的市場邏輯，但是還是可以被轉化為政治或學術的資本。不被承認的理想則既與市場邏輯不符，也不容於國家的意識形態。它呈現為左翼社團的抗爭、對菁英主義的拒斥、躺平。管理菁英認為自己是有個性的，不同於大多數人的平庸。但他們的個性和非典型名校生呈現出的個性又有極大的不同。個性在非典型名校生身上是失敗的原因，而個性在管理菁英那卻成為成功的理由。個性與理想只有在與現實（經濟資本）發生交叉作用的時候，才會被認可為值得讚許的品質。
個體性與自我資本家
布魯諾·拉圖爾（2004）在《實驗室生活》裡，用可信性（credibility）的概念說明科研人員職業生涯的行動邏輯。每個研究員都像是自己的資本家，不斷地通過發表文章、換實驗室，來積攢自己的可信性，構成自己的資本。套用這個概念，不管是管理菁英、新時代幹部亦或是學術菁英，他們都有著自我資本家的覺悟，只不過他們積累的是不一樣的可信性。成為個體的資本家是通往「菁英性」的竅門。每個人都需要按圖索驥，積累一大堆有用或沒用的象徵符號，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不同主體位置具備不同的可信性，也對應不同的自我內核。
管理菁英們認為自己學習又好又會玩，夠酷。考公務員的人被認為是沒個性的。做題家們則認為自己缺乏自我的創造力，不是個讀書的料。非典型名校生則把大家都看成困在系統裡的人，缺乏自我的探索，而只能跟著所謂的主流的幻覺走。在這裡「自我」被理解成為是「有個性的」。在商科生那，自我以一整套的生活方式為表徵，這個生活方式是一般普通學生所達不到的，這才會被稱作是個性。這種個性讓他們可以連結更多的資源，也讓他們可以被他們所嚮往的職業生活的世界所接納。在這個自我裡，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的消失、公共性的消失。個人的選擇只服務於個人的最大化利益，服務於「自我發展」，而個體的責任只在於對個人生活風險的防範。商科生的自我／個體完全是以功績主義做為基本的核心。
但在「學術人」或是「非典型名校生」看來，這種「自我」只是一種市場所期待的、不斷強調個人能力與個體責任的形象，而真正的自我，是需要在漫長的反思和探索中才能夠被意識到。他們的大學生活也很大部分貢獻給了這種「自我的事業」。他們覺得無論是上課、讀經典、參加活動都是貢獻於自我的探索。這種自我是不確定的，並非是現代性下的漂泊無依的個體，也非新自由主義下以企業家為原型的積極自我。在他們看來，商科生所謂的個性只不過是一種模板的複製，是他們過於想要融入所謂「大人的社會」的表現，而對那些Big name符碼的看重，反倒是因為他們遭受了意識形態的矇蔽，以為自己習得了那些文化，就可以順利地進入那個世界，實現階級的躍升。而這些符碼在他們看來是完全與自我無關的。
學術人們迷戀的則是一種創造性的自我，這讓他們覺得學術並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它是需要天分的，大家都要盡力地讓自己顯得有才華。在他們看來，學術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承或製造，也是與自我緊密相關的，它涉及到了一種反思性的自我。對考公務員的人而言，他們的自我要麼建立在集體的關懷下，把小我融入大我，要麼只能在非常私人性的、在無傷大雅的個人愛好裡建立起自我。而就是因為這樣，在這四種主體位置裡，他們可能最主流，也遭到最多的貶斥。
對自我的討論，始終籠罩在集體的陰影下。在中國的個體化歷程尤其需要考慮到個人與集體的悖謬關係，因為個人主義既是官方打壓的資產階級思想，又是在經濟市場化中被凸出的個人品質。個體要在與多種集體（包括家庭、國家）的協商、抗爭中才能彰顯意義。個人的價值始終要符合集體的利益才會被肯認。
在大學，大家都能很明確的捕捉到那個「集體」。它以宿舍、班集體、團組織、黨組織等各種形式存在著，也以系統化的評價標準和標準化的生命歷程的軌跡存在著。所有的人都被納入統一的管理，按時畢業、按時成年。超越集體、掙脫集體或融入集體就成為大家在大學裡的自我的命題。
無法成為菁英的我們
四種主體位置對應四種不同的對於菁英的想像。在「躺」、「潤」、「卷」蔚為風潮的當下，也意味著這些菁英想像不同程度的破滅。
在最篤信進步主義敘事的管理菁英眼裡，他們似乎也遭遇到了努力的邊界，意識到了運氣或是命運的重要。Yin在訪談裡說，她一直以為像她這麼努力，其實是可以比普通再好一點的，但她現在可能就是個普通人。因為即使進入了互聯網公司，拿著不錯的薪水，但她常形容自己的工作是「螺絲釘」般的。她每天都在假裝加班，負責一些微小的工作。這種工作讓她覺得自己似乎也失去了上升的動力，再也找不到可以升級打怪的系統了。在暢想自己的未來的時候，Yin肯定覺得自己的工作是更加具有挑戰性，佔據決策位置的，而並不是這種重複枯燥的簡單工作。在這種重複簡單裡，她的菁英感被徹底打敗。
在沉迷古典學的知識人H看來，Yin所嚮往的現代菁英是敗壞的，而他所追尋的高貴心性，帶他走向的是一種古典的菁英性。他所想像的菁英是貴族式的，不是沉浸在物質主義的享樂裡，也不是在不斷向前的競爭裡，卻無法關照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是可以在偉大作品的閱讀裡，重新感受到人類世界的高貴靈魂。
在想成為菁英卻又無法成為菁英的邊緣人G看來，他覺得菁英是可以選擇主流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的人，一個自由的人。他認為菁英最重要的品質則是「自制」。G的「自制」和管理菁英們所說的「自洽」，代表了完全不同的品質(character)。「自制」指向了一種社會責任，對自己慾望和行為的約束。而「自洽」則指的是一種非公共的自我，滿足自我世界的合理性，一個沒有矛盾，以自我邏輯為中心的順滑的世界。
與管理菁英們認可的個人能力有些許不同，在想要成為幹部的人、預備知識分子或是校園邊緣人看來，他們所認為的菁英都更與一種品格息息相關。想要當官的引進生們努力將傳統的士大夫和社會主義幹部的形象混合在一起，試圖擺脫隨大流或攀附特權的貶低。在他們的想像裡，當官處理的不是為資本家賣命的螺絲釘工作，也不是各種官僚體系裡形式化的庶務，而是更整體全面的事業，與更加寬廣的視野與胸懷。預備知識分子則企圖重塑象牙塔內理想的精神氣質，身體力行地展示何為值得過的生活，也躍躍欲試地為時代作出診斷。學校裡的左翼分子則是激進的反菁英人士，他們會反思自己一路走來的特權，挑戰高等教育的崇高，想要重新翻轉工農階級在社會價值排序上的位置。
結語
在全球許多地方，我們都可以發現這種類似的青年危機，比如：日本的寬鬆世代和韓國的N拋世代。這些危機有著相似的表徵，看似都與新自由主義過於強調個人能力與個人的風險承擔的個體化危機、功績主義的失效有關，但背後都有更多盤根錯節的社會結構性因素。
中國青年的困境有它的特殊性，他們面對一個更加制度化的、計畫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工業化的生命歷程與時間觀。這種標準化的生命歷程本身就形成了一個無法突破的結構與制度壓力。這種標準化的生命歷程有一種深層的矛盾，一方面它呼籲人在經濟上的個體化，另一方面它要將你在政治上、以及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上都牢牢地鑲嵌在一個集體裡。
在對大學進行研究之前，我其實並沒有意識到大學是如此異質、不理想而千瘡百孔的。我曾一度對大學抱有許多浪漫的幻想，那些曾被不斷宣稱的有關大學價值的一切──不論是對人類文明的傳承還是對智識生活的追求，都是過於迷人的存在。當然，現在每當再次想起這種理想時，我都不免覺得有些荒謬，畢竟這可能也是一種形式的虛假意識。在此之前，我同別人一樣，總是將大學視作神聖的象牙塔，而在研究之後，這種不假思索的幻想則愈發搖搖欲墜，所謂純粹的大學，要麼存在於逝去的歷史裡，要麼存在於對逝去歷史的軟弱懷舊中。實際上，大學與國家、市場有著更加緊密的關係，它更類似於一種迫切想要生產出合格「社會人」，卻力有不逮的不合「社會工廠」。這種「不合格」往往體現於「菁英名校」與「名校菁英」之間某種值得玩味的落差。
菁英永歸名校，而當個體做為一個拿著高考分數隨意闖入的普通人時，又能否真正獲得這種菁英的加持？但不同的主體對於「菁英」的質疑和重新再想像，其實也為教育和努力在教育系統裡成為社會人的我們，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