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富娟／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拉丁美洲碩士班
後疫情時代再次重返拉美進行田野調查。這是繼2017年二次踏上阿根廷土地。相較於六年前阿根廷通膨徘徊在20-30%，2023年已衝破三位數（今年8月15日相較於去年同期已達113.4%）。[1]
阿根廷曾是南美第一個富裕的國家，長久以來以「拉美的白人國家」自居。白人優越感讓阿根廷民族自信心總是高於其他混血人種（el mestizaje）的拉美國家。但今日的阿根廷，卻屢次因為經濟危機深陷發展困境。債務與通膨問題，逐漸改變了阿根廷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人民生活是愈發艱難。去年阿根廷勇奪世界杯足球賽冠軍的激情猶在，但民族自信心已不復從前。一位阿根廷歷史學者說到：「這個國家讓我們一代不如一代」；另一位同儕說道：「足球是阿根廷人的認同，也是我們僅存的自尊。」
以下，本文將從社會發展與變遷角度，分享阿根廷當前危機的歷史根源、群眾政治和衝突，以及社會生存樣態的幾點觀察：
發展的歷史前頁：拉丁美洲作為全球南方國家
在發展的大論述失去解釋力，北美主流社會學視發展社會學是已死學科。但對於如拉丁美洲的全球南方社會，發展是一條未盡的路，更是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討論重點。拉美社會學者相繼投入發展模式、社會發展與不均、勞工權益、群眾運動，以及發展金融和國際債務研究亦不在少數。
十九世紀獨立之初，拉丁美洲依循西歐模式，落實「機會成本」與「比較優勢法則」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卻因1929年經濟大蕭條重創出口，始意識到推動工業化的重要性，並在美國援助下啟動現代化進程（Modernization）。但西方模式孕育於寒帶國家，受其歷史文化和物資基礎形構，並不適用於拉丁美洲解決方案（Latin America’s Solution）。[2] 在無視發展具有強烈的內生性下，拉美殖民遺留的寡頭政治、雙元社會、土地產權集中及原物料出口經濟結構都導致現代化理論在拉美應用的失敗，且發展所需貸款更衍生債務問題。
1960年代發展經濟學與社會學者提出「依賴理論」（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作為反駁現代化理論的替代方案，並在聯合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3] Raul Prebisch引導下，啟動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然而，兩階段進口替代措施因內需市場狹小、廣泛補貼及反市場保護策略，導致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而喪失出口競爭力，且重工業發展所需資本財進口和「超前消費」文化形成，都導致資本積累困難。在舉債發展邏輯下，收支逐漸失衡，不僅工業化成效不彰，更堆高國家債務，並於1982年引爆外債危機（Crisis de la deuda）。拉丁美洲在被迫接受「華盛頓共識」（Consenso de Washington）下轉向新自由主義。許多左派學者主張（例如：Sassen、Harvey）這是聯準會操作國際貸款利率，以「債務」之名敲開拉美市場的策略。拉丁美洲被迫成為全球第一個導入新自由主義的示範區域。目前卻是批判新自由主義最激烈區域。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拉丁美洲落實新自由主義政策與結構調整，但「看不見的手」並未如預期般創造有效配置來嘉惠大眾。市場開放下本資企業不敵國際競爭，加上私有化導致大量裁員，但獨尊原物料出口的經濟結構，卻無法如東亞製造業國家創造足夠就業機會。傳統工會組織亦因彈性勞動市場逐漸式微。多數國家出現就業創造不足，非正式經濟（Economía informal）與低度就業大行其道，進一步惡化社會不均，形成新貧窮形式。就業安全成為社會的首要焦慮。[4] 然而，國家卻因逃漏稅相較歐亞區域嚴重，[5]反喪失稅基而無法挹注社會發展。結果是新自由主義導致「國家」相對於「市場」式微，無力回應獨尊「成長」衍生的「社會債」。
此外，相較於市場機制相對健全的東亞社會，多數拉美國家市場經濟並未創造真正的自由市場競爭。因此，拉美社會中許多人對於市場的看法，不如東亞社會正面。他們將社會發展問題歸咎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無所作為。但東亞社會卻鮮少使用這樣的概念。市場經濟在拉丁美洲的運作不彰，呈現在多個領域。日常消費的商品市場也經常呈現某種程度的寡占。這反映了大企業集團主導的市場結構和生產組織特徵。對於人民生活的直接影響是，在市場缺乏競爭的商品領域，物價經常不跌反漲。[6] 因此，「市場經濟東西就會變貴」的似是而非說法在拉美社會相應而生。
新自由主義導致非正式經濟大行其道，不僅惡化社會不均也促成新貧窮形式的出現。這催化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movimientos populares）及團結經濟實踐（economía solidaria）的復興。同一階段，拉美社會對於傳統政黨政治及代議民主的不信任[7]，催化群眾進入政治舞台。此外，1990年代新左派（La Nueva Izquierda）在危機中催生，並創建「聖保羅論壇」（São Paulo Forum）[8]作為左派認知社群網絡。他們多數在拋棄舊馬克思主義革命教條下，轉為不排斥發展市場，並倡導國家在經濟與社會中的更大角色。這促成二十一世紀拉美出現兩波轉向左派執政的「粉紅浪潮」（Pink Tide）[9]，並積極尋求替代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他們在失敗與嘗試中，不斷尋求社會制度創新與實踐。多數學者定義這是一種強調成長、福利與公民身份的「後新自由主義」（post-neoliberalism）的轉向。[10] 左派政府時逢中國崛起帶動原物料「超級週期」榮景而成就大量挹注社會福利的可能性。但在2014年週期結束後，拉美再次面臨出口重挫及貿易失衡的困境。週期性衰退也促成政治鐘擺再起。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經濟危機下貝隆主義和群眾運動的崛起
胡安·貝隆：「我們必須將人民填滿到政治中!」(Hay que llenar de pueblo a la política)。
自1980年代至今，阿根廷經歷了三次經濟（債務或金融）危機並衍生出通膨問題。左派主張這都與新自由主義和納入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有關。1980年代外債危機、1990年代末期到2001年金融危機，以及2015年重回右派執政時獲得國際貨幣基金（IMF）超額借貸衍生的償還能力不足及違約（defaul）事件，這亦是阿根廷當前經濟危機的近因。
自2001年金融危機爆發，中產階級社會崩解，並促成2003年正義黨（Partido Justicialista）的重新執政。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總統打著「貝隆主義」（Peronismo）[11]訴諸「普通人」（hombre común）的政治參與，引領群眾運動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崛起。他企圖修正新自由主義國家的錯誤，重建一個在經濟和社會納入上扮演更大角色的大政府，因此開啟分配型國家和群眾政治的新頁。「貝隆主義」強調群眾作為「政治主體」，共同參與到公平正義、勞工權益和社會納入的國家發展計畫。政府則應致力於提振勞工就業和生產性部門發展，以創造更好生活品質與社會福利為施政主軸。[12] 2007年繼任者克莉絲汀˙基什內爾（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總統更援引1970年代左派貝隆主義強調勞工權益和社會正義的「坎波拉原則」（principio de la Cámpora），創建跨階級和多理念的「基什內爾主義」（Kirchnerism）[13]，以將群眾運動建構為「政治主體」，並將社會福利建構成一種「基本權力」。2015年阿根廷因克莉絲汀貪污事件和原物料榮景結束後重創出口，讓阿根廷短暫重回右派，但卻導致阿根廷向IMF超額貸款衍生出第三次債務危機。2018年再次重回正義黨執政，Alberto Fernández總統嚴厲批評市場經濟再次導致阿根廷債務危機。但市場派卻批判正義黨執政大量擴張政府職能、慷慨挹注社會福利與非生產性補貼，導致國家支出膨脹、福利依賴和群眾抗爭阻礙經濟成長。這對於一個外匯存底不足、經濟結構存在週期性危機的國家而言，政府支出大於收入，加上軟預算追加印鈔的短視近利，都導致通貨膨脹失控。
通膨社會的生活樣態
通膨社會下，人民生活何以為繼？這是1950年後台灣社會未曾經歷的辛苦。一位曾到訪台灣的阿根廷教授提到：「台灣人太幸福，從未經歷過金融與債務危機，不會知道物資短缺下我們是如何努力想活下去」。自去年底開始阿根廷通膨邁向三位數，通膨數字每日攀升，重創人民購買力。不僅再次打擊民族自信心，也改變多數阿根廷人的飲食和生活慣習。
政府為了償還債務、抑制通膨需要擷取美元，因此進行大量匯率和資本管制，而人民薪資也限制只能使用披索（peso）支付。但披索貶值導致商品物價每日調漲。儘管政府月薪資調漲訂為5%，但每月累積通膨都超過這個數字。因此，人民購買力持續流失。
在社會生產與消費領域，商家必須每日更新商品價格。當通膨逐漸失控下，商家開始不知道如何標價。儘管政府標示大盤售價，但許多小店家迷失在通膨之間，不知如何精確計算成本效益。有些店家開始出現「不標價」。消費者必須口頭詢問價格，店家依據進貨成本、昨日售價和今日匯率漲幅，計算著當下自己認為的合理價格。但許多時候店家或消費者甚至不確定自己是「賣便宜（貴）／買便宜（貴）」。
通膨社會下，貨幣不再是可信賴的儲值中介與客觀價格秩序的基準。於是，消費者行為反而更仰賴需求（使用價值）及未來折現率（未來相對於現值？下一個時間點是否消費得起的焦慮？）作為判斷。弔詭的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現貨市場交易對於「使用價值」的考量追趕上「交易價值」，並誘發消費者策略性地囤積基本物資。
其中，漲幅最高的是食品，特別是牛肉與奶油等阿根廷日常生活飲食的基本元素。以牛肉為例，阿根廷在1929年前曾是世界前三大牛肉出口國。殖民時期西班牙人將牛隻帶入彭巴草原。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讓牛隻快速繁衍，並在英國廢除《穀物法》之後，成就了阿根廷畜牧業出口榮景與經濟崛起。「牛肉」成為阿根廷主食。長久以來，阿根廷社會存在多種說法：「我們是血肉之軀」（De carne somos），衍生意思是坐在餐桌前總是牛肉。「你若不知道今天要煮什麼，就煎一塊牛排!」。阿根廷飲食文化也發展出「食物中沒有牛肉，它就不是食物」（La comida no tiene carne, no es comida.）
然而，持續性通膨導致人民購買力下降，牛肉相對價格攀升。[14]阿根廷電視節目開始討論：「主婦可以端什麼上桌？」。記者在街頭上詢問路人：「你多久消費一次牛肉？」當通膨持續走高，阿根廷人逐漸降低牛肉與蛋白質攝取，牛肉王國的消費習慣和飲食文化被迫改變。長期購買力下降，也導致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烤肉店相繼歇業。牛肉供應商在通膨走升和內需消費力下降之際，更樂於轉為外銷。也因為多重匯率控制和通膨走升問題，出口商「囤貨」、金融交易商「套匯」等各式投機行為出現，更惡化扭曲的市場價格。在此，牛肉現象只是通膨社會的一個縮影。連年通膨下來，商場中許多中高價位和奢侈商品，逐漸從大眾賣場架位上消失。人民日常生活消費到飲食習慣都產生實質改變。
通膨社會的生存策略、激化抗爭與社會韌性
2001-2002年金融危機之際，生產、消費及無償援助的團結經濟實踐自發性興起，承接起國家與市場無力創造的公共財與社會庇護。其中，以物易物網絡（La Red de Trueque）解決了因購買力驟降導致的物資短缺困境，也協助人民重拾消費力和尊嚴生活；食物銀行網絡（Banco de Alimentos）分發糧食給飢餓居民；市鎮和社區層級也陸續發起團結互惠的大食堂（comedores）和外食區（merenderos）來提供失業者家庭一頓溫飽；部分倒閉企業更由勞工承接，並重組為勞工自我管理的「恢復企業」(empresa recuperada)[15]。
2003年正義黨重新執政開始，走向大政府主義的福利國家，並先後創立社會發展部（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Social）、社會經濟暨聯合主義國家研究院（Instituto Nacional de Asociativismo y Economía Social, INAES）[16]，積極推動阿根廷合作社主義與協會主義的發展。政府視合作社是推動就業創造、生產與分配的一種組織形式，有利於經濟正義和社會轉型，並試圖將其建構成是一種社會轉型及「權利」取得的主體與工具。因此，從聯邦到地方政府都鼓勵青年和地域性群眾組織創建合作社、協會或社會組織，並給予生產與非生產性補貼，以將不穩定工作和失業轉換成穩定就業。其中，負責社會經濟的「強化工作」（Potenciar Trabajo）計畫是接受最多補貼的全國性計畫[17]；另一方面，政府亦與多個群眾組織結盟形成政黨側翼組織，例如：艾薇塔運動和坎波拉青年運動（Movimiento de Evita y La Cámpora）[18]，同時收編民間群眾力量作為政治支持。舉例來說，1990年代因非正式經濟導致大量失業或半就業的原子化勞工，他們集結組織「攔路者運動」（movimiento de los piqueteros）發動癱瘓交通的抗爭，以與政府協商補助款，形成有別於傳統組織性工會的新一代勞運代名詞。後續「攔路者運動」連同「常駐社區」（Barrios de Pie）工會運動[19]等多個地域性或全國性社會組織，成為政府結盟或收編的群眾力量。[20]
在政府倡導和補貼下，生產與消費型合作社以及群眾自由結社大量興起。根據2014年INAES統計，約有2萬8,853家社會經濟實體，其中多數是合作社。直到2023年7月INAES統計，阿根廷登記合作社剩下1萬9,076家合作社（生產與消費合作社居多），但仍佔全國生產28%、國內生產毛額10%及出口5%產值。[21] 舉例來說，阿根廷街頭看到的ALE合作社（Cooperativa de Trabajo ALE ALE）屬於一種勞工自我管理的恢復企業。儘管合作社緣起歷史久遠，但在正義黨任內更得以擴張。其中，原以穀物和油籽出口著稱的阿根廷合作社協會（Asociación Cooperativas Argentinas, ACA）[22]也在政府協助推廣下，與全球佔GDP 10%之國際合作社聯盟（la Alianza Cooperativa Internacional）擴大貿易。[23]
在危機和通膨期間，合作社、食物銀行和以物易物網絡等社會網絡和連帶機制確實在就業創造、降低貧窮和經濟排除上，扮演著基本物資提供與社會納入的部分功能。然而，許多社會組織和群眾運動，也因高度依賴政府補貼，而導致國家支出膨脹，收支持續失衡。收支失衡與債務攀升致使政府必須逐步刪減對於社會組織和群眾的補貼。[24] 但他們早已學會將自身建構成政治主體，並與政府交涉進行自身「權利」的抗爭。且部分社會組織更走向更大自主性，形成反政府政策的群眾運動。在通膨持續走高之下，補貼作為國家對人民的一種「補償」之「權利意識」，激化國家與地域性群眾運動和社會組織之間的衝突。政府入不敷出之下，依賴印鈔（或貸款）來支付雇員薪資和國家福利，並逐步推高通膨。而政府亦可由藉由持續補貼，來維持通膨社會的凝聚力和政治支持度，這更有助於降低國內（披索）債務，形成一種難以割捨的惡性循環。
結論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常見白髮蒼蒼的年邁司機。一次計程車上與司機攀談，司機表示自己退休後因通膨重創退休金，因而選擇重回勞動市場。我問到：「重回右派，經濟會好嗎？」司機回到：「我不認為，因為這個國家有三件事情會讓外資卻步。左右政治擺盪造成政策不一致、高稅收以及貝隆主義」。
阿根廷這個飽受金融與債務之苦的國家，左派選民主張是「貝隆主義」讓勞工權益得以伸張；市場派則認為，「貝隆主義」是國家問題的根源。但無論何者，長期通膨已讓選民對執政黨失去信心，期待政治鐘擺轉向的人民不在少數。只是，無論阿根廷是否重返右派執政，過去二十年群眾力量的崛起，都讓未來任何市場政策必然需考慮政治與社會可行性。
[1] 根據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統計。
[2] Orlando Fals-Borda and Luis Mora-Osejo, “Context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ction Research, Vol, 1, No. 1, pp. 31-33.
[3]英文是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4] Sabatini Christopher, 2008. “Labor Reform: Undercompetitive Economies and Unprotected Workfare,”p. 280, In Jerry Harr and John Price eds., Can Latin American Compete? Confronting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5] 拉美國家逃漏稅平均約佔50%，阿根廷個人與企業所得逃漏稅都高達49.7%。高於歐洲和亞洲國家平均值。 “Latin America tax evasion will strain state funds,” 2017 (March 28), Oxford Analytica Daily Brief.
[6] 有部分也與商業文化有關。拉美社會不如台灣市場競爭偏好「價低量大」；反之，如墨西哥社會偏好「價高量小」的銷售策略。此外，部分國家因為稅收不足，政府偏好課徵消費稅（VAT）都影響非基本生活物資的價格。
[7] Guillermo O’Donnell主張，代議民主在拉美多數國家形成「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人民並沒有實質政治參與和發言權。
[8] 巴西勞工黨、阿根廷艾薇塔運動皆是成員。
[9] 第一波粉紅浪潮始自2003/2004-2013/2014，並與中國崛起週期相連。第二波始自2018年墨西哥AMLO總統當選，南美洲各國相繼重回左派執政。
[10] Jean Grugel and Pía Riggirozzi, 2012. “Post-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Rebuilding and Reclaiming the State after Cri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3:5-6.
[11] 「貝隆主義」緣起自1940年代軍事強人胡安貝隆（Juan Perón）倡導社會正義、自由與主權原則。強調政治上主權獨立、經濟民族主義及社會分配上的公平正義，特別是對於無衫者（descamisado）勞工權益的重視。他籌組政治、工會、婦女三個支柱並組成跨部門產業聯盟，形成集權力一身的垂直命令結構，被認為是法西斯主義。但後續貝隆主義的理念和實體都經歷多次轉型。例如，1960年社會政治運動的左傾、1970年代坎波拉原則(青年成為第四個支柱)、1990年代地域性貝隆主義（缺乏國家層級和意識型態視野），以及2003及2007年基什內爾主義等多個支派，形成橫跨市場派、法西斯到社會民主主義等右左政治光譜的政黨。阿根廷社會學者Sidicaro主張，貝隆主義的組織型態經常是出於某種理性原因（目的或價值）的利益補償，而激發的一種社會態度或關係。參閱Ricardo Sidicaro, “El partido peronista y los gobiernos kirchneristas”, Nueva Sociedad, julio-agosto de 2011, no. 234, pp. 75-76, 79-83.
[12] Matías Kulfas, “Prefacio”, Un Peronismo Para el Siglo XXI: La batalla por un desarrollo que sintonice con el mundo actual y confronte el mito del ajuste eterno. Siglo XXI Editores Argentina, p. 5, 17.
[13] 被視為是貝隆主義的一個分支。克莉絲汀重拾1970年Héctor José Cámpora總統的「坎波拉原則」，將追求社會正義(1940年代勞動與福利部官員Eduardo Raúl Stafforini提出)與多元理念(如人權)之分歧社會連結成一個象徵性跨階級且強調地域性群眾運動的「基什內爾主義」。儘管「貝隆主義」或「基什內爾主義」都強調社會正義原則，但最大差異在於「基什內爾主義」是相對鬆散的群眾運動聯盟，由個人主義理念和利益形成的集合。且更具地域性領袖特徵和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不似Juan Perón作為唯一政治強人/考迪酋（Caudillo）的政治領袖。
[14] 政府對最便宜的牛肉香腸（Choripán）提供物價控制。
[15] 拉美經常使用此一名詞，是指私人產權企業倒閉後，轉由勞工自我管理的企業。左派稱這是一種恢復企業實體，並轉由勞工所有（有些國家是政府所有），但管理權由勞工集體決議。
[16] 參閱社會經濟暨聯合主義國家研究院（INAES）官方網站，https://www.argentina.gob.ar/inaes
[17] 與艾薇塔運動偕同的「強化工作」，年度資源為 2,271 億美元。參閱Giselle Leclercq, “Emilio Pérsico: la historia del señor de los planes,” 7 de Julio de 2022, Noticias, https://noticias.perfil.com/noticias/informacion-general/emilio-persico-la-historia-del-senor-de-los-planes.phtml
[18] 源 La Plata市的Emilio Pérsico是Movimiento de Evita領袖，甚至擁有政府官員的身份和職稱。
[19] 一度加入執政的正義黨，但自我定義是「貝隆主義」，而非「基什內爾主義」。因此，後續走向反執政黨克莉絲汀總統的路線。
[20] 有些民間組織則是因長期接受執政聯盟全民陣線黨（Frente de Todos） (後更名為Unidos por la Patria)補貼，而被右派選民譏諷是國家寄生蟲，不事生產只領政府補貼。這與民間自發性且具相對自主性的社會組織有別。
[21] Ampito, “Las cooperativas argentinas representan 28% de la producción del país,” ámpito.com, 1 de Julio de 2023. Disponible en https://www.ambito.com/economia/las-cooperativas-argentinas-representan-28-la-produccion-del-pais-n5759605?fbclid=IwAR1uL9IEIj8Krz_ZvqPueQ9vECp_N1JyHJr74UWuAK8QX2Uh0rzN1SmtPik (Acesso en 10 de Septiembre de 2023)
[22] 旗下共計整合161家合作社，涵蓋來自下列農業生產省份Buenos Aires、Santa Fe、Córdoba、Entre Ríos與 La Pampa。參閱 Carlos César Basañes, 2011. “Sistemas de capitalización en las cooperativas agropecuarias: un análisis de casos”, Documento N.º 74. Buenos Aires: Centro de Estudios de Sociología del Trabajo, Facultad de Ciencias Económicas,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León Schujman, 1984. “El cooperativismo en la Argentina”, Revista de Estudios Cooperativos, no. 52. Madrid: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Sitio web institu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de Cooperativas Argentinas.
[23] Gonzalo J. Zanotti, “Cooperativas aumentaron 167% las exportaciones desde 2018, con Asia como mercado principal,” ámbito.com, 13 de junio 2023. https://www.ambito.com/economia/cooperativas-aumentaron-167-las-exportaciones-2018-asia-como-mercado-principal-n5745055?fbclid=IwAR2HnnCYrl1VNjHtumbq9GuYL9UOTBp76cZCjRHduMXDwavv6hcjidShOB4
[24] 率先刪除的是水與電力補貼，優先刪除中高階級社區，但下階層社區多維持補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