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琪／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Covid-19爆發後，大家經歷到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在那段充滿不確定的日子裡，面臨許多不便與困惑，也揭露出日常生活中，需要諸多社會資源與網絡的支撐。隨著時間流逝，大部分人逐漸淡忘當時的情景，但對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這正是回顧的時機，以檢視國家介入、政策施行的道德性與合法性，以及其潛在的社會影響。
Routledge國際出版社近期出版了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lobal Pandemic，[1]由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駱明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蔡友月、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劉士勇主編。作者包含社會學、法律學、歷史學、STS、公衛與傳播學等跨領域學者。2024年10月4日於中研院社會所辦理新書發表會。[2]在12篇章的作者群中，九位作者在現場或以預錄的方式分享研究成果。[3]論壇首先由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所長江彥生研究員開場，指出疫情造成人們大規模地移動或者是停留，也讓人們重新思考「你是哪裡人」個人與地方的歸屬感。
在書籍開頭的介紹（introduction）部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駱明正闡述了本書核心概念「治理」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從治理角度而言，良好的治理應具備參與性、問責制與透明度等特質，並強化國家保護人民的能力。然而，從傅柯的治理性觀點來看，這種「良好治理」可能轉變為一種軟性壓迫，因為它暗示由國家與專家來定義何謂「好」與「需要」。駱明正將台灣經驗置於不同自由主義發展階段的框架中分析。她指出，相較於歐美社會展現的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傾向——對政府和科學權威的不信任，台灣則呈現出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的特質，在重視個人自由的同時，也認可對集體福祉的義務。這種特質源於SARS之後台灣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動模式。駱明正特別反駁外媒將台灣防疫成功簡單歸因於「傳統集體主義文化」的說法，強調台灣公民社會展現出成熟的民主治理性。這使台灣在全球脈絡中，在威權社會的過度干預與西方社會的公民疏離之間，走出一條獨特路徑。
本書分為四個單元，第一單元探討歷史與當代脈絡（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s），呈現出在台灣公共衛生脈絡下的防疫政策與實作變遷。第二單元探討台灣民主體制下的疫情治理（Liberal Democracy and Pandemic Management），掌握台灣防治疫情的強項與需要反省之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詹大千與麻省總醫院研究員Li-chi Chen分析台灣COVID-19期間的數位防疫科技應用，指出其成功關鍵在於三大基礎：SARS經驗催生的法規調整、以健保卡為核心的公衛資訊系統，以及成熟的公私協力經驗。疫情期間，台灣推動了五大類數位應用：疫情監測、接觸者追蹤、篩檢系統、風險溝通和資源配置，雖然部分技術在疫情前尚未成熟，但都在危機中快速整合並投入使用。展望未來，詹大千提醒要關注公衛基礎建設的完善、數位落差的縮減，以及科技應用的在地調適等挑戰。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舜伶與成功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黃于玲以台灣的簡訊實名制為例，分析COVID-19期間「零確診」政策下的數位防疫措施。她們指出，即使在2022年初病毒致死率降低、且疫苗覆蓋率達70%的情況下，台灣仍維持嚴格的防疫措施，呈現某種「集體狂熱」狀態。這促使公衛國家權力擴張，體現在大規模預防性資料收集上，像是單一個案可能導致22萬筆資料調取。陳舜伶與黃于玲指出，需要謹慎考量這種大規模資料收集的必要性，並呼籲在疫情後深入評估數位防疫工具的效用與影響。
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吳全峰針對台灣COVID-19防疫期間採用的數位防疫措施進行法律分析。他以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合法性、目的限制、資料最小化及透明性，檢視政府防疫作為。在合法性方面，由於傳染病防治法制定時未納入數位措施，政府不得不擴張解釋既有法條，如以規範集會人數的條文來要求實名制，引發合法性質疑。在目的限制方面，政府常以「防止傳染病擴散」等廣泛目的作為依據，導致難以評估政策是否確實符合目的，同時也影響資料最小化原則的落實。透明性方面，政府雖每日舉行記者會，但採取由上而下的溝通模式，未能充分說明政策目的。他建議未來修訂傳染病防治法時，應在法治框架下明確規範數位防疫措施。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彭松嶽與其團隊透過關注公民論壇、專家會議，分析COVID-19期間數位科技與數據收集對防疫治理的影響，提出四個關鍵觀察：首先，過度強調數位科技效率可能忽視第一線工作者的實際勞動貢獻；其次，即時資訊傳遞的效果受限於民眾使用社交媒體的差異性；第三，包容性問題上，特別是長者群體，對數位科技的使用和資訊獲取，往往依賴於其特有的人際網絡；最後，在透明度方面，更多的數據未必帶來更高的信任，反而可能因為數據解讀的歧異（如校正回歸事件），導致不信任加劇。彭松嶽與其團隊的研究呼籲，推動數位防疫時，應更謹慎思考如何維持健康與民主的平衡。
第三單元聚焦於自主管理與公民的議題（Self-Governance and Individual Citizens），揭示公民如何應對、內化或挑戰前面單元所提及的疫情治理。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曾凡慈研究COVID-19期間從海外返台者的居家檢疫經驗，提出「風險污名組裝」的分析概念，指出風險與污名相互構成。透過訪談50位受訪者，她發現風險污名的形成源自三個層次：首先是病毒的生物特性及其不確定性；其次是政府管制措施（如每日記者會通報境外移入、電子圍籬）造成的意外揭露；第三是防疫共同體的劃定，包括健保資源爭議及「有事台灣人，沒事美國人」的偏見。研究發現：檢疫者透過空間配置、時間管理等自我治理方式回應污名，而其配合意願主要來自檢疫期的暫時性，以及能重返正常生活的目標。
第四單元討論國家、民族主義與全球衛生（Nationhood, Nationalism, and Global Health），將台灣Covid-19的防疫經驗放置在全球脈絡分析。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陳柏勳，以清冠一號在台灣內外銷售的弔詭現象為切入點，探討台灣中醫藥發展的制度問題。他聚焦於2020年至2023年間清冠一號尚未取得藥證的時期，指出這個原本被邊緣化的藥物，反而在國外市場獲得成功後，才被推崇為台灣之光。陳柏勳以希臘神話奧迪賽為敘事框架，將清冠一號的發展歷程分為三階段：因法規限制無法在台銷售、透過國族主義論述召喚「英雄」返台，以及返台後面臨的制度性挑戰，包括公費藥品給付制度對傳統中醫實作的衝擊。他指出清冠一號不僅是抗疫藥物，更成為推動台灣新興國族主義論述的載體，反映出台灣中醫在承認中國源流的同時，建立自身特色的嘗試。
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戴瑜慧以「病毒比較毒還是情緒比較毒」為題，分析中國對台灣新冠疫情的報導。她透過研究不同類型的中國媒體，包括官方與民間媒體，觀察2020-2022年間的報導內容。戴瑜慧指出中國採取「大內宣」與「大外宣」結合的策略，大量引用台灣民眾言論及轉載台灣媒體報導，再將這些訊息回流至台灣，形成輿論循環。這些報導不僅影響台灣疫苗採購，也透過假新聞製造社會不安。例如在台灣本土疫情爆發期間，中國一方面對台灣喊話提供科興疫苗，另一方面又散布台灣政府阻礙購買疫苗的負面報導，意圖形塑台灣是「阻礙中國崛起的叛徒」形象。戴瑜慧認為，這種利用疫情議題來製造對立、散布仇恨情緒的做法，將是後疫情時代台灣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
論壇的尾聲，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蔡友月以全球健康治理與生物民族主義之間的辯論，探討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複雜關係。她指出，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台灣自1972年起即被排除在WHO衛生論壇之外。2005年WHO與中國簽署備忘錄，規定台灣專家參與WHO技術會議需經中國同意，且必須使用「中國台灣」名稱。2009年至2019年間，台灣專家參與WHO會議的申請遭拒比率高達70%。蔡友月從三個面向分析：首先探討台灣的國家地位對WHO全球健康治理的意涵；其次剖析WHO如何透過行政程序將台灣資訊隱藏並排除台灣專家參與會議；最後檢視台灣案例如何回應全球健康治理與生物民族主義理論。蔡友月認為，台灣案例突顯了WHO以國家為中心的制度設計問題，她呼籲透過台灣經驗反思WHO的制度限制，以及全球疫情資訊共享機制的改善空間。
在作者群的精彩分享後，研討會進入評論階段，三位評論人——台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吳嘉苓、台大公衛學院副教授李柏翰、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陳嘉新，從不同角度評析本書貢獻。
吳嘉苓肯定了研究團隊在疫情期間完成此書的不易，基於她與台大社會系教授曾嬿芬十幾年前在SARS期間進行研究的經驗，[4]她十分能體會在快速疫病中做研究的困難之處，即便學者們抱持著想回饋與改善社會的使命感，但自身也捲入快速變遷的疾病潮流。她說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書成功捕捉了台灣防疫模式的獨特性——在民主社會與威權體制之間，走出一條兼具公民參與和政府治理的第三條路。本書打開了疫情中很多不被討論的黑盒子，包括知識生產與健康介入措施，展現社會人文領域對科技議題的深刻理解。展望未來研究方向，吳嘉苓建議可以進一步擴展治理研究的範疇，關注更多元的社會行動者，包括在性別、階級、族群等面向的討論。她特別強調台灣在地知識生產的重要性，以口罩使用經驗為例，台灣SARS的經驗，也影響國家在Covid-19期間的口罩管制與使用策略，指出台灣獨特防疫實踐的研究價值。最後，吳嘉苓提出以疾病體制（disease regime）作為分析框架的可能性，建議進行SARS與COVID-19的比較研究，以期對台灣的疾病治理有更全面的理解。
李柏翰指出，本書的特色在於研究者同步觀察與書寫疫情過程，捕捉到多層次的防疫治理面向，包括國家間、國家與公民間，以及國際社會之間的複雜互動。他強調疫情狀況挑戰了公共衛生強調的實證實務（evidence-based practice）預設，因疫情變化快速，使政府常需在科學證據仍不足的狀況下，作出即時的防疫政策。在這樣的脈絡下，事後回顧這些防疫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科學證據或大眾福祉，便顯得更重要。李柏翰也指出台灣案例的特別特別之處，在於政府的治理重點不僅在於控制疫情，更著重於管理與安撫民眾情緒，呈現出一種「軟性抑制」的治理特質。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台灣不受世界衛生組織治理制度拘束，卻展現出色表現，這與台灣採取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有關，相較於WHO需要確切證據才行動，台灣傾向在證據未明時即預先採取防護措施。李柏翰認為，當前全球衛生治理體系仍複製著國族主義思維，未能實現真正的「全球性」治理。從這角度看，台灣作為邊緣的經驗，能為去殖民化全球衛生（Decolonizing Global Health）的討論提供重要啟發。
陳嘉新表示，雖然疫情期間的困境在情感層面使人不願回顧，但這些經驗對研究極為重要。他指出一個關鍵問題：危機應對政策往往缺乏後續追蹤與檢討，使得政策效益難以評估。因此，這本書重要的貢獻就是在大眾開始遺忘時，持續記錄和分析這段歷史。他呼籲不要將疫情僅視為一個短暫的危機（crisis），而應將其理解為人類社會演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透過比較SARS與COVID-19的差異，包括病毒特性、科技條件、全球化程度等面向，我們可以更深入理解疫病治理的轉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疫情凸顯了全球化與國家主權之間的弔詭關係。一方面，疫病的快速傳播展現了全球化的特質；另一方面，疫情治理卻強化了國家的角色，甚至加速了去全球化的趨勢。這種張力也體現在生命權力（biopower）與主權權力的運作上，包括邊境管制與公民自我規訓等面向。他呼籲應以更長遠的歷史視角（long durée）理解疫情影響，為未來類似挑戰預作準備。
本書作為一塊敲門磚，不僅記錄了台灣這階段獨特的防疫經驗，更開啟了深入探討防疫治理的契機。然而，仍有許多未被充分關注的議題，特別是那些游離於主流政策視野之外的群體，如孕產婦、性工作者、性少數、外籍移工等，他們的疫情生命經驗，以及與疾病體制的互動，都待進一步探索。這些邊緣經驗的研究不僅能補足我們對防疫圖像的理解，更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公共衛生政策。當下一波全球性疫情來臨時，我們是否能從過去的經驗中汲取教訓，考量多元群體的福祉，建立起更全面、更人性化的防疫體系，或許正是這本書留給讀者最重要的省思。
[1] 書籍資訊請參見以下網站：https://www.routledge.com/Taiwans-COVID-19-Experience-Governance-Governmentality-and-the-Global-Pandemic/MLo-Tsai-Liu/p/book/9781032572208?srsltid=AfmBOooitfQ_uQTe-_illdOYGDShoxHvTOKo0vhcfR-iQr-aSrmwu-83
[2] 新書發表會活動請參見以下網站：https://www.tsatw.org.tw/page.php?menu_id=2&new_id=3603。這本書的起源來自於2022年1月26日、27日的中研院社會所「COVID-19全球與台灣治理」研討會，以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的角度探討台灣防疫的特殊治理模式。中研院社會所「COVID-19全球與台灣治理」研討會相關資訊可以參考以下網站https://www.tsatw.org.tw/page.php?menu_id=2&new_id=3161
[3]側記主要紀錄當天與會者發表的章節內容，新書發表會中沒有提及的精彩篇章，敬請參閱書籍內容。
[4] 吳嘉苓、曾嬿芬，2006，〈SARS的風險治理：超越技術模型〉。《台灣社會學》(11)：5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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