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災的科技,行動的公民:疫情下公民的協作與自救

2019年底COVID-19疫情在武漢爆發並開始蔓延全球。隔年1月31日臺灣政府宣布禁止口罩出口,並釋出戰備口罩交由超商販售,此舉卻引來恐慌的民眾大排長龍。政府於是在2月初宣布徵用口罩,並推出口罩實名制。在實名制開跑前幾天,公民科技社群「g0v 零時政府」(以下簡稱g0v)的聊天室已聚集滿滿準備「大幹一場」的「公民黑客」(civic hacker)們,開始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口罩黑客松」(aka 黑客們以口罩為主題不眠不休的開發大會)。

2月2日,來自臺南的Howard(原帳號Tnstiger)開了第一槍

Tnstiger:yo各位,大家忙碌在搶口罩的同時,寫了一個超商口罩回報工具,讓大家可以一起來追蹤和回報超商口罩狀況,也請大家給使用建議

Wjwang:我們目前也正在做一個類似的,還在做資料整理寫點爬蟲,現在約8000多筆資料,晚一點我們會包裝成Web API的方式,預計會涵蓋到臺灣的幾大超商跟藥妝店的data不知道你這邊需不需要?但還需要一點時間整理XD

Tnstiger:太棒了,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社會學者這樣看疫情…

我們常說有什麼樣的家庭,往往就有什麼樣的小孩。今天我要說的是,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社會學者!
我們社會學者,整天都在想,臺灣是什麼樣的社會呢?這是社會學的第一步。我們社會所,就是探索我們社會人們實際存在的狀態,是一個再現(再度呈現)的過程。它如何再現,就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力量的展現;而且,當我們「呈現社會存在的狀態」時,也會同時與社會互動。這個時候,我們社會學者,也希望能夠「打造」我們的社會。對社會有積極貢獻。
臺灣社會最近籠罩在COVID-19疫情當中,那我們社會學者有角色、有責任嗎?疫情目前還是現在進行式。我們中研院社會所同仁,會怎麼理解疫情的個人困難和社會困境呢?我們社會所的同仁會這樣看:「個人的困難」、「社會的困境」,必須和「結構的限制」及「制度的安排與變遷」,連結起來。
結構和制度,有三個主要面向:「家庭及社區」、資本主義、國家。

誰是我們?新冠肺炎、社會不平等與新社會契約(COVID-19論壇系列)

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的肆虐已經造成二次戰後世界各國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與社會經濟衝擊(Kissler,2020)。首先是因為人流與交通管制所帶來的產業供應鏈斷鍊,形成供給面的震盪。接下來是因為封城,人們被迫或半被迫待在家中,導致了需求面的震盪。同時,影響的區域從中國,亞洲,擴散到歐洲美國,目前則繼續向非洲與南半球美洲擴散,全球經濟遭受重大衝擊。許多勞工被迫放無薪假,甚至被解僱失業。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必須削減開支,維持現金流(Financial Times,2020)。低薪勞動者與窮人的生計大受影響。世界各國原先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在面臨新冠疫情衝擊下更加擴大,甚至可能形成新的社會鴻溝(Wade,2020)。
弔詭的是,疫情控制成功的關鍵在於社會信任,社會信任的前提是社會團結,社會團結的基礎則是在於綿密的社會安全網(Marchal and Marx,2020)。新加坡日前防疫出現破口,就在於擁擠的移工居住環境,導致了群聚擴散的問題。印度也因為貧民窟不良的衛生條件與居住環境,出現防疫的問題。更不必說美國因為落後且零碎的健保體系,讓近貧階層蒙受了重大的健康與經濟所得損失,形成公共衛生的重大缺口。同時,新冠肺炎也對各國醫療體系的承載能力提出挑戰,測試各國醫療體系的健全程度與平時公共投資的成效。這次疫情是對於各國社會安全網與社會政策運作效能的總體檢(World Bank,2020)。

新冠疫情的社會網絡聯想:接觸、距離、叢聚(COVID-19論壇系列)

【傅仰止、江彥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台灣在 2020 年 1 月底首次出現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病例後,「及早發現疑似案例」成為防止病毒擴散的重要策略之一,也是第一線醫護人員的首要任務。為了避免醫護人員受到疑似病患感染而影響有限的醫療人力,主管機構衛福部疾管署隨後通告全國醫界,指示在檢傷或看診時如何評估病患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建構韌實力(Resilient Power):全球疫情下台灣的公民社會與創新福利國家(COVID-19論壇系列)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這次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全球流行病疫情(以下簡稱全球疫情)已經發展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部分國家考慮逐漸解除疫情管制,由於其擴散規模與死亡人數,遠超過過去的 SARS、MERS 等冠狀病毒與 H5N1 等流行性感冒,加上在網際網路的科技發展下,帶來共時性的資訊傳播與跨國公共政策比較,為公共衛生或災難相關的比較社會學,帶來一次理論驗證之機會。更難得的是至今為止,台灣在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下,及早採取防疫政策而且成效卓著,對日後兩岸關係、國家能力建構、公民社會角色、與台灣中長期的產業政策及經濟發展方向,將有相當大的影響與啟示。本文將簡要回顧全球災難歷史,從疫情發展驗證災難社會學重要發現,最後,筆者將簡要討論台灣社會後疫情的因應策略。

防疫共同體的生命政治(COVID-19論壇系列)

【陳嘉新/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COVID-19 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國通報第一個案例之後,截至本文完稿時間,全球個案數已經逼近四百萬,來勢洶洶,迄今仍無終止之勢。目前此感染症仍無有效療方,也沒有疫苗可以注射預防,因此各國針對可能感染者的因應之道,還是處理傳染病的傳統做法,也就是偵測可能的案例、隔離已確認的患者、並提供支持療法等等;至於針對未感染的一般民眾,則是強調呼吸道感染的普遍防護(universal precaution),也就是勤洗手、戴口罩,以及維持社交距離。

誰在治理什麼?新冠肺炎、全球健康和臺灣的多重定位(COVID-19論壇系列)

【李柏翰/薩賽克斯大學社會學系】新冠肺炎(COVID-19)首例於中國確診後,迄今已擴散超過 210 個國家和地區。我寫作時全球已超過 270 萬人確診、近 19 萬人死亡。疫情不斷更新,關於全球健康治理的討論也更熱切,其中,爭議不斷的 WHO 並非全球健康治理全貌。儘管主責協調全球衛生工作,WHO 畢竟是國際組織,主權至上仍是最高原則亦成為其最大的限制。另外,在各國或不同區域應對疾病的效率與防疫能力的差異上,各種分析已討論過國家政體(威權 vs. 民主)、歷史經驗(有無經歷過 SARS、伊波拉)、醫保制度、文化差異、公民社會動能等變數。在這些解釋之外,本文希望從全球健康治理的整個系統(及其內建的西方中心主義)來看預警制度為何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