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青年一代、基層一線與網路滲透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改寫自已發表之期刊文章，全文如下：林宗弘，2024，〈「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專題導論〉。《臺灣社會學刊》76: 1-10。DOI: https://dx.doi.org/10.6786/TJS.202412_(76).0001

一、前言：第三波威權化與銳實力

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面臨第三波威權化（autocratization）的壓力（Lührmann and Lindberg 2019）。這一波威權化除了來自全球貧富差距、民主國家政治極化等因素外，也緣起於俄羅斯與中國等威權國家的對外擴張。為了說明威權政體如何跨境影響民主政治，國際關係與政策社群提出「威權銳實力」（sharp power）概念。相較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硬實力」（hard power，如軍事與經濟）與「軟實力」（soft power，如社會與文化影響力）（Nye 2004 [1990]），銳實力指威權國家運用資訊戰、媒體滲透、教育、宗教與文化策略，塑造他國輿論與政治議程，以達成其國際與安全利益（Walker and Ludwig 2017）。

然而，威權推廣（autocracy promotion）與銳實力研究也遭到批評。學者提醒，若未釐清主要行動者與海外代理人、行動動機與利益、具體手段與實際效果，便輕率談「輸出威權主義」，容易滑向陰謀論，或高估威權國家對外干預能力（Brownlee 2017; Tolstrup 2015; Way 2015, 2016）。也有研究指出：威權政體彼此扶持、維持政權穩定，比主動推翻他國民主來得常見，因此主張「威權支持」（autocracy support）比「威權推廣」更能貼近現實（Yakouchyk 2019）。在此辯論中，「銳實力」一詞並不預設威權一定能成功輸出，而是聚焦在資訊、文化與組織操作本身，其目的可能是支援友好政權、削弱民主程序，或影響菁英與群眾的認知。

就中國而言，既有研究多著重「一帶一路」等經濟補助如何穩固友好政權（Bader 2015），或描繪中共在海外的組織網絡、媒體投資與科技滲透（Walker 2018; Walker et al. 2020; Hoffman 2021），但對其中的動機、實際運作與社會回應，仍缺乏細緻的社會學分析。臺灣學界的中共研究，多從黨國史料出發，分析對外宣傳與統一戰線（賴名倫、張廖年仲 2019；寇健文 2019）。這些研究雖未必使用「銳實力」概念，卻細緻揭露黨國實作，與國際理論形成互補。

二、文獻回顧：銳實力、統戰與臺灣個案

中共長期強調「統戰」是毛澤東所謂「三大法寶」之一，其海外統戰工作結合資源分配、組織動員與文化認同，不完全等同於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中軟、硬實力的二分（林正義 2021）。從銳實力的概念發展來看，海外統戰可視為軟硬實力混合運用的綜合策略。

我們將「威權推廣」定義為：威權政體對外發動有意圖的行動，企圖造成被鎖定之民主政體的政治與社會不穩定，並使其在國際關係上付出代價。從這個角度看，臺灣無疑是中共全球威權推廣與銳實力運作的關鍵個案。中共確實有系統地運用銳實力手段，試圖干預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但其政治企圖能否兌現，取決於在地社會的回應與反作用力。

吳介民等人（2017）指出，中共的銳實力並非單向滲透，也可能在臺灣激發反向抵抗運動、加深內部分歧，甚至帶來中共未預期的政治後果。從2005年胡連會以來，中共透過國共平臺推行經濟「讓利」政策；馬英九執政後，更結合ECFA與親中財團併購媒體，企圖「以商圍政」。然而，這套收編少數財團的策略，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遭到青年世代的強烈反彈，最終反而削弱國民黨選舉實力，迫使北京調整對臺工作，轉向「（青年）一代（基層）一線」路線，強調深入青年與基層社群，並且採用社交媒體資訊操弄，以提升統戰效能。

《臺灣社會學刊》第76期「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專題，衍伸自國科會由我主持且已經完成的一個整合型計畫，與我共同合作的學者包括沈秀華、鄭志鵬、古明君、張貴閔與戴瑜慧。我們將中共對臺銳實力聚焦於三條政策軸線：其一是青年一代的人才流動與身分認同爭奪；其二是基層一線的宗教與民間組織滲透；其三則是網路與流行文化場域中的意識形態娛樂化與媒體統戰。三個面向共同構成當代中國對臺銳實力操作的主要場域，也同時是臺灣公民社會展現反應與抵抗的重要戰線。

三、青年一代：遷移基礎建設與身分認同的爭奪

中國經過30年經濟起飛之後，在科技與高階製造領域，長期仰賴臺灣半導體進口，國內高科技人才亦嚴重外流。2015年，中國政府提出「中國製造2025」，企圖在10年內大幅提高半導體自給率；同時，面對以青年為主體的太陽花運動，北京更意識到，如何吸引與重塑這一代臺灣青年的身分認同，是對臺政策的關鍵課題（林宗弘等 2019）。這正是「青年一代」政策的背景。

過往研究多聚焦臺商與臺幹的跨海工作經驗（曾嬿芬、吳介民 2010），較少從青年世代角度，分析中共對臺工作的具體做法。沈秀華與鄭志鵬在〈中共對臺灣青年工作的遷移基礎建設分析〉一文中，訪談臺灣青年與在地行動者，引進「遷移基礎建設」（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分析架構，說明中共如何透過獎學金、實習、創業資助與各式競賽，把臺青遷移中國的成本制度化、並將其活動放入「一中」的政治與敘事框架進行宣傳。

研究發現：除了傳統的學術交流、實習與就業機會，中共近年來更善用電競、藝文活動、創業競賽、甚至高中職營隊等新形式，擴大招募對象，並透過標準化分類、補助制度與績效指標，讓臺青成為統戰工作的核心客群。這些措施看似是個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實則深度嵌入中共國族主義與統戰部署。

然而，「青年一代」策略並非一路順風。沈秀華與鄭志鵬的研究指出，對臺青工作的資源投入出現「內卷化」，許多補助成為各級單位爭取績效的工具，實際轉化為政治認同的效益有限。近年來，臺灣YouTuber溫子渝（八炯）與陳柏源（閩南狼）推出紀錄片，揭露中共透過仲介公司吸收網紅、協助臺青取得中國身分證與貸款等作法，引起島內高度關注與批評，也印證了這一政策在臺灣這個開放社會中所面臨的正當性危機。

四、基層一線：宗教與民間組織的統戰滲透

與青年一代相比，中共對臺基層社會的銳實力操作，更倚重宗教與民間組織網絡。古明君（2019）指出，自1988年以來，兩岸宗教交流大致經歷「地方主導、多頭管理」（1988–2004）、「集中化、制度化」（2005–2019），以及疫情時期等三個階段。2005年後，國務院國家宗教事務局成立「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開始系統性地介入對臺宗教事務，透過進香、文化節慶與國際論壇，把臺灣廟宇與信眾納入「中華宗教文化共同體」敘事之中。

疫情期間，由於人員往來中斷，宗教交流轉為線上形式，並出現協力媒體介入宗教活動的現象。直播與社群媒體，使得兩岸宗教互動不再只是地方信仰的交流，而逐漸成為輿論操作與象徵政治的舞臺。疫情後，宗教交流迅速復甦，且時間點與臺灣選舉高度重疊：自2023年起，中共積極推動宗教文化節慶、進香團與商業論壇，把招商、旅遊與宗教活動包裝成「兩岸一家親」的統戰與宣傳績效，企圖干預總統選舉過程的民意動向。

張貴閔〈製造跨海峽宗教聚集事件〉一文指出，臺灣宗教社群並非被動受害者。許多廟宇與宗教領袖在交流過程中展現主體性，一方面接受中國地方政府的資源與邀請；另一方面也在儀式與言論上維持距離，避免被過度政治化。當中共試圖要求臺灣宗教人士公開表態、配合政治口號時，反而激起部分社群的戒心，甚至因擔憂「黨指揮神明」，而主動降低與中國宗教機構的往來。

2024年底，中國國台辦以「組織、利用會道門破壞法律實施罪」，拘捕三名在中的臺籍一貫道信徒，遲不放人，嚴重衝擊兩岸宗教交流氣氛。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這些事件顯示：當威權統治試圖把宗教完全納入政治控制時，很可能適得其反，加深臺灣宗教社群對中共的不信任，削弱其在基層一線的統戰效能。

五、網路滲透與意識形態娛樂化：兩岸媒體交流與流行文化

相較於青年與宗教場域，中共在網路與流行文化領域的銳實力操作，更呈現「意識形態娛樂化」的特徵。戴瑜慧教授的一系列研究，聚焦2012–2022年間兩岸媒體交流活動，補足既有研究對長期、隱性影響力關注不足的缺口。

2019年第四屆「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閉門會談內容外洩，曝光中共以利益拉攏臺灣媒體高層、要求聽從其指示的情況，引發爭議。其後，北京將大型峰會「化整為零」，改以「兩岸融媒體行銷活動」等名義，招攬中小型媒體、地方廣播電臺與自媒體，搭配海峽論壇、海峽青年節等活動，形成多層次媒體統戰網絡。部分臺灣媒體與公關公司在資源誘因下成為在地協力者，平時轉貼國臺辦稿件、製作親中報導，在選前則釋出假民調與假新聞，以銳實力介選。

在理論上，研究承接「意識形態娛樂化」（ideotainment）與「融媒體」政策的討論，戴瑜慧指出中共結合影像、綜藝、電競與手機文化，以看似輕鬆、去政治化的娛樂形式，包裝統一敘事與「主旋律」，把對內的大內宣與對外的大外宣合而為一，透過大型媒體集團與短影音平臺，滲入日常生活。

在方法上，戴瑜慧運用新聞爬蟲與資料庫整理，自2012至2022年歸納出144個兩岸媒體交流活動，分析顯示：2014年後活動數量因太陽花運動一度驟降，隨「一代一線」政策再度回升，且類型由傳統新聞論壇，轉向電競、網紅、新媒體營隊與短片大賽等娛樂形式，鎖定年輕族群與地方閱聽眾。北京不再只倚賴少數大型媒體，而是同時經營旺旺中時、地方電臺、兩岸合資新媒體與海外華文媒體等多重節點；這些節點平時打著文化交流與觀光之名培養受眾，卻能在關鍵時刻快速轉為假訊息與輿論操作管道，構成銳實力滲透的第三條戰線。

六、結論：銳實力的挑戰與臺灣社會的回應

綜合以上分析可見，中國對臺灣的威權銳實力並非單線作戰，而是透過「一代一線」策略，把青年遷移、宗教交流與媒體娛樂三大場域串連為立體網絡。一方面，中共運用獎補助與制度設計，降低臺青赴中發展門檻，企圖在日常生活與職涯選擇中慢慢重塑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又透過宗教與廟宇網絡滲入基層社會，並結合娛樂化的媒體活動，在看似無害的流行文化中植入統戰訊息。

然而，臺灣社會並非銳實力的被動受體。青年世代在太陽花運動後，展現對「以商圍政」策略的反彈，近期網紅揭露統戰實作的紀錄片也獲得廣泛迴響；宗教界在面對政治凌駕信仰的要求時，展現出一定的警覺與退卻；媒體與公民團體則逐步發展事實查核、媒體監督與透明揭露機制，讓銳實力的運作曝光。

2024年大選後，北京加強介入臺灣國會議程的企圖，引發青鳥行動與罷免風潮，隨後有效地介入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中共銳實力與臺灣公民反抗的角力仍將持續。「中國威權銳實力與臺灣社會」作為研究議程，未來仍具有高度發展潛力：一方面需要持續追蹤前述三條戰線的演變；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共同思考臺灣公民社會如何建構自身的防禦與回應機制，增強民主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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