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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學教授每年的大學學費調漲與否已經成為校方與學生之間鬥爭的焦點。在油電成本上揚、大學生員日益枯竭的狀況下，容許辦學績優學校的學費調漲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學費調漲議題卻反映家長消費者在文憑市場資訊不對等下的弱勢，更激發了學生與教育部、學校之間的對立。過去，教育部一直夾在校方與學生學費調漲的衝突之中，扮演兩面不討好的角色。今年教育部確立學費調整機制，是否真的可以達到學費調漲的公平正義要求？ 【今年全國校長會議，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到崑山大學表達訴求】資料來源：https://fbcdn-sphotos-h-a.akamaihd.net/hphotos-ak-xap1/t1.0-9/1488109_248243642009215_1120289039_n.jpg◎學費調漲機制教育部改變了去年學雜費與經濟成長率掛勾的粗糙作法，考量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等指標，核定學雜費基本調幅(102學年度為1.37%)，而針對辦學績優學校可依學雜費自立計畫，調整幅度為基本調幅2倍(2.74%)。對擬調漲學雜費的學校設財務、助學以及辦學綜合指標，檢視大學財務概況、扶助弱勢學生措施以及辦學績效等概況，做為大學學費調漲的審核機制。另一方面，教育部對於違法辦學的學校也執行學費調降機制，像是評鑑未過、助學機制執行不力、獎助學金提撥率不足、財務違規或生師比高於25者，可調降學費0.75%，至違規事項改善為止。    學費調漲與否除了需要考核學校財務支出的合理性、獎助學金配套措施、辦學績效之良莠，也應就程序合法性來加以檢視，包含資訊是否公開透明、決策程序是否納入學生的意見，學費漲價的支用計畫是否符合學生的期待。同時兼顧校務經費透明合理以及決策學生溝通開放，才能達到程序正義的要求。【淡江大學學生發起反漲學費聯署】資料來源：http://static.ettoday.net/images/504/d504440.jpg◎差異化的課責機制目前的財務指標方面主要是規定學校結餘率不得大於15%，讓賺錢過多的學校不要調漲學費。然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公、私立學校領受教育部資源不一，須採取不同的評估標準，對於公立學校要求近三年學校財務自籌數必須高於學雜費收入；對於私立學校則要求近三年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與訓輔以及獎助學金三項支出須逾學雜費收入80%。在獎助學金的指標方面，公立大學提撥學生就學措施之獎助學金必須達前一學期學校總收入1.5%以上，私校則是要求2.0%以上，兩者獎助學金中之助學金比例都要求逾70%，避免學校以高額獎學金競奪生源，或者排擠弱勢學生的扶助。在綜合辦學指標方面，則以評鑑為主要參考，並參考指標、程序或財務有無違法情事、以及日間學制生師比25以下做為標準。   學校領受的資源多寡與支出項目是學費調漲合理與否的重要檢視標準。對於公立學校而言，雖然學費較低，但由於領取國家高額的教育補助，學生學費僅佔學校經營成本的一成至三成左右，學費的調漲對於校方財務助益有限，但是對於弱勢家庭的學生影響鉅大，當然有必要嚴格把關，特別針對領受國家頂尖、卓越以及典範等鉅額國家教育資源補助的公立大學，校務基金的管理以及財務流向的追蹤，應成為教育部審查學費調漲的重點，檢視學校是否把錢真正花在教育而非展業經營項目，並非以辦學績優但收費偏低，將展業成本轉嫁學生與家長身上；然而，對於私立技職學校而言，學費佔學校總收入多在七成以上，除了少數財團支持的學校之外，目前擬調漲的私校幾達收支相抵、損益平衡的狀況，生師比更降到20以下，雖符合原來企業捐學的精神，但是卻無力支應學生的獎助學金以及學生相關設備的改善，如果教育部不願增加教育資源給正常辦學的私校，調漲學費不失為校方協助改善弱勢家庭就學的方式。【103年度起，許多科技大學學費紛紛調漲】資料來源：http://www.ltn.com.tw/2014/new/jun/27/images/bigPic/400_400/1.jpg    然而，以此次教育部的審議過程來看，在財務指標方面，教育部雖明訂學校的財務結餘率不得大於15%，目的在約束賺錢多的學校不得任意調漲學費，卻又訂定結餘率超過學校的財務檢視辦法，讓各校可以順理成章地擬具理由說明，這種規定的例外其實是為少數違規學校開後門，讓學費審查標準徒具形式；或者以三年的平均結餘率來為單一學校解套，甚至縱容不肖學校重覆計算會計項目，以辦學名義合法逃漏稅，實為教育主管機關失職。    至於獎助學的要求，雖然大多數學校都符合標準，但是卻不一定反映城鄉差距下的真實的學生需求。對於偏遠的弱勢學校，如偏鄉、離島卻未設補助措施(金門除外)，或者是弱勢學生比例高的學校(如護校)，教育部應本於扶助弱勢學生就學機會平等的原則，優先酌予補助，而非從處於弱勢邊緣的新貧家庭來補貼公立學校營運經費的不足。   ◎資訊透明與參與決策    學費問題不僅在於學校調漲的機制如何判定，更應要求學校的財務是否公開透明？學費調漲的過程是否與學生溝通？首先，就學校財務公開方面，依大學法第39條規定，「大學對校務資訊，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得應人民申請提供之。」但是，過去大學願意開誠佈公財務狀況者極少，大學公開的財務資訊多為專業者美化過的會計報表，教育部亦未善盡監督之責，要求各校公布必要的資訊。除了要求各校公開的數據不得造假，違者公校行政人員可能涉及犯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私校行政人員則可能有詐欺罪之懲處，不但學費不能調漲，並應主動公布違規校方名單，甚至追扣補助款項，才能確實達到校務資訊透明公開的要求。   此次擬調漲學費的學校有些僅將財務公布在網頁的偏隅，甚至需要帳號密碼才能登錄，完全不符資訊公開的原則，更不用談數據是否正確？而學校提供的數據不全或有誤時，教育部一律以事後補正的方式，容許各校美化數字，以符合形式審查的要求，甚至有學校調漲學費的支用計畫交給教育部與公布給學生的是兩個不同版本，教育部除了拒絕該校學費調漲之外，更應進一步究責懲處，才能杜絕學校財務造假的歪風。    此外，教育部更應主動公布各校的學費、雜費項目與收費標準、獎助學金比例、宿舍比例以及收費標準，甚至是週邊校園生活費預估，做為學生與家長選擇學校的參考，同時應提供學雜費申訴專線，處理校方巧立名目收費等投訴事宜，審議校方向學生加收各種雜費之合理性，像是實習額外的各項支出、電腦網路使用費、上課教室冷氣費需要學生買冷氣卡等作為，如果沒有控管學校對於學生的雜費收費項目與標準，即使學費不漲，也無法保障學生的權益。【大學收支公開透明，真的這麼困難嗎？】資料來源：http://setmoney.blob.core.windows.net/newsimages/2014/03/14/54011-XXL.jpg    在學費調漲的研議公開程序方面，有些學校是在專設的審議小組會議中通過，此會議甚至沒有學生代表；有些學校不需要通過校務會，由校方逕行通過，甚至有學生代表是在當場才拿到學費調漲的資料，無法及時反應學費調漲議題，也沒有辦法在舉手投票的過程中反對。至於對學生的公開說明會，大多數學校僅辦一場，不論參與人數多寡，即已滿足形式溝通程序；而針對學生的意見，有些學校僅一面倒地宣揚績優辦學理念，有些學校則是顧左右而言他，完全未回應學生的意見，檢視會議記錄，也有學校選擇性記錄贊成調漲學費學生的意見，這些形式化的民主，都應視為學校未能與學生充分溝通的表現，要求學校補正學生參與程序之後才能同意調漲學費。    平心而論，學費調漲不應是一場學校與學生的零和遊戲，教育部本於教育公共化的精神，一方面應堅守公立大學必須承擔教育公共化的角色，而非依市場機制恣意調漲學費；另一方面，處於市場劣勢的私立學校，則應容許有條件地依市場機制合理調漲學費，但須專款專用於學生的就學與相關生活設施改善項目。學費調漲的議題是大學公共課責的第一步，要求大學的資訊公開透明，是揭露大學財務黑箱的捷徑，也是大學校園民主教育的一環，唯有納入學生參與決策，才能真正實踐大學教育的理念。    

林文源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 又接近畢業季節了，每年此時，媒體都會開始關注高學歷高失業率現象，檢討台灣每年近三十萬大專畢業生何去何從的問題。過去幾年因為經濟低迷，類似爭議更是層出不窮，例如前一陣子鬧得沸沸揚揚的澳洲遊學打工、博士雞排，以及新加坡搶人才事件等。這些現象背後的成因相當複雜，包括國際經濟景氣、跨國人力流動、本地產業與教育政策、產業轉型與學生多元生涯選擇等，不一而足。 【博士生去賣雞排，是代表資源浪費，還是有更深層的結構問題？】 這些現象的急迫性，部分源自近年全球經濟衰退下，被視為台灣經濟命脈的科技產業轉型問題，更因為與少子化的趨勢掛勾，而凸顯本地「科技人才斷層」危機。然而，這個問題不僅只是經濟、產業問題或科技界的問題，而是高等教育與整個台灣社會的問題。 台灣的人才不是人才？ 去年8月6、7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召開「科學技術諮議會議」，診斷台灣科技產業衰退問題。儘管社會輿論指出產業結構、政策，學術制度等重點，但與會眾人提出的觀點卻多集中在人力問題。 國科會主委指出四大因素為：出國留學人數變少、來台的外籍人士多是藍領勞工、台灣的社會環境沒有新加坡等國際化，以及新加坡和中國大陸、香港都積極吸引台灣人才。與會之政務委員則認為，台灣當前培育出的人才高不成低不就，若再不解決人才斷層問題，三、五年後就會變成三流國家。而改善方案則是改革現行技職教育問題，縮小學、訓、用，三方面的落差等。. 台積電董事長說，台灣不缺台清交成的碩博士生，也不缺基層人才，但缺乏『有創意、會創新』的中階人才，更缺少把科技轉換為經濟價值的人才。而總統更親上火線，提出開放境外學生就業等想法。最終，經建會則提出五大亮點方案：放寬移民限制以吸引外籍人才留在台灣、讓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外國大學來台設大學、並讓碩士班分流，發展就業為導向、無須寫論文的方向。 當與會眾人，一面倒地認定這每年三十萬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皆非人才時，只有少數人不把問題歸咎於年輕人，例如宏碁電腦創辦人認為，當今社會沒有提供舞台給年輕人，也不願投資，把舞台越做越小，自責「今天一代不如一代，是我們的責任」。 這些診斷不見得正確。顯而易見的是，在當前企業的產業與政府的政策聯合體制下，我們看到科技產業逃避人才培育責任，投資研發比例過低，且廉價地壓榨從業者，讓人才變奴才。 學院內高效率的論文生產，把人才變人力 那些批評台灣人才不是人才的說法，本身就有相當大的盲點。例如，在這些爭議中，無論是認為學生不出國留學、國外人才不足、改善技職訓練，或放寬移民與外國學校設校，大多忽略台灣當前高等教育機制的問題。在這些討論中，似乎完全看不見每年畢業的那三十萬人，尤其是其中大約佔一半，與科技產業危機直接相關的理工科學生。少數看見這些學生者，也很矛盾，一方面抱怨他／她們高不成低不就，不是『有創意、會創新』的人才。另一方面，卻同時抱怨新加坡、中國與香港搶走我們的人才？ 所以問題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少了。那麼，相較於近年台灣在高等教育之外，各行各業不斷出現的傑出人才，以及許多台裔背景者出國後紛紛發光發熱的各種「台灣之光」，顯示問題可能出在我們的教育體制本身。 因此，更精確的問題是，高等科技研發與教育是如何把人才變少了。造成此現象的其中一項重要機制，就是高效率的論文生產要求。 【爭到世界排名百大，就自動會生出業界要的人才嗎？】 http://www.uonline.nccu.edu.tw/material/75_1_1_F2E01%E5%A4%A7.jpg 在目前台灣大學高度分工的科技訓練環境中，因為追求高效率論文發表與研究績效的壓力與趨力下，普遍存在一種以論文生產為導向、確保產出的穩定、高效率研發機制。這種研發機制，是每位理工科大學生在執行專題、進行碩博士研究時，必經的過程。 這機制包含三個主要面向：首先，是論文導向的規範與回饋。近十餘年來國內學術界急速建立以國際論文發表及點數計量化的升等與回饋制度，不但用以評估個別研究者的獎助與升等，也用以衡量學校表現，做為分配研究資源的依據。例如在21世紀初開始的五年五百億計畫，要求台灣頂尖大學提升論文產量以提高世界排名。這種的壓力與誘因，由學校、研究團隊，到研究者，再到學生，一層層地傳遞下來，任何參與研究者都承受論文產出與資源競爭的壓力。 尤有甚者，為了投稿國際SCI、EI期刊，這些論文的目標都是國際學界問題，而非本地研究或產業累積的問題，也因此研發訓練無法與在地產業接軌（但對等地說，廠商也必須有這樣的企圖心與投資），更不用說在以研究為重的環境中，對學生的教學心力與資源，往往被邊緣化。儘管我們不能盡信代工廠主事者的抱怨，但這一點的確部分說明了，為何台清交成論文產量年年升高，但學生卻無法變成人才的問題。 其次，研發過程必須務實，以確保有效的產出。在科技研究中，必須有明確的技術進展，才有可能有實質系統與論文產出。然而這些技術需要長時間發展與累積，長時間的努力，卻不一定能確保技術的進展。在逐漸加重的績效壓力下，研究團隊對於設定產出目標通常都相當保守，一切都以確保能產出為原則。而為了能更有效產出，實驗室研發常見高度階層化的分工方式：大三、大四的專題生協助碩士生；碩士生負責處理實驗與生產數據，同時作為實驗室研究成果與他／她們的碩士論文基礎；博士班學生負責分析、處理數據，並指導碩士班學生的工作進展與大部分研發實作問題；最後是實驗室主持人，或在大規模實驗室中的博士後研究員，負責進一步修改或完成論文，也是所有學生最後成果的把關者。 【論文生產供應鏈跟手機供應鏈，有何差別呢？】 http://album.udn.com/gradlive1/photo/492840?o=new 確保產出的安排，對各層級參與者有不同影響。在實驗室領導人層次，關切實驗室專業發展與資源供應。在順利升等之前，研究者都必須步步為營，加入研究團隊，以目前最為擅長的技術去爭取資源與產出；在中間的博士班學生，除了煩惱計畫與畢業問題，還同時肩負管理實驗室、計畫與研發進度的策略問題；對最底層大學、碩士生來說：大學生關心專題參與如何成為進研究所的門票；而碩士生關心的是目前手上計畫的進度，尤其是能否如期畢業。也因此，對這些學生來說，論文研究往往等同於計畫。而理應培育學生探索與嘗試的高等教育與研究過程，往往在計畫目標與進度要求下，被高度壓縮，剩下督促學生埋頭實作與成果產出的人力訓練。 最後，這些實務安排，也超越個別實驗室的範圍，連結到團隊的合作網絡。由於當代科技研究進入大科學時代，發表越來越仰賴大量製作、量測儀器與資源，因此除了少數理論研究者之外，多數年輕的研究者在建立自己的實驗室時，很難獨立研究。他／她們必須藉由與既有團隊合作，獲得相關儀器、資源，甚至有時是人力的支援。在這種基礎下，年輕研究者才能夠逐漸獲得資源，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與技術基礎。既有的團隊也在此過程中蒙利，它藉由新成員的加入，增強其實力，拓展研究領域。然而，由於上述產出與績效問題，既定團隊通常有特定的組合方式與技術發展專長，因此，新成員較常做團隊所需的服務工作，而對於刺激團隊的變化影響通常較為有限，在務實的發展策略上，刺激團隊的潛力逐漸被削減。 政策沒看到效率論文生產機制所產生的問題 儘管近年研發補助單位已經意識到上述機制與創新研發的自相矛盾問題，不斷提出各種結合產業、使用者，或跨領域合作的創新計畫案，希望有所突破。然而，過去的經驗是當科技團隊在尋求這些新計畫支持時，往往也呈現這種穩定性。例如在研發補助的層次上，為了符合計畫徵求主題，通常會在設定的研發主題下，以經常合作的團隊技術為基礎，然後再找來符合計畫宗旨的額外成員。在這不斷框架的過程中，不同可能性也逐漸被限縮。而在學校的層次，個別研究者的生涯仍是架構在論文導向的評判基礎上，也因此，任何創新的機會，都可能在團隊特質、影響個人生涯的評估制度下，被嚴重削減。 國科會也意識到上述問題，最新一波的嘗試是2013年的「自由型卓越學研試辦計畫」及「百人拓荒計畫試辦方案」，企圖擺脫學校與研究團隊為滿足獎補助辦法的各式框架。教育部也成立「人才培育白皮書指導會」，共有產、官、學、研界等22位參與者，依「國民基本教育」、「大學教育暨國際化及全球人才布局」、「技術職業教育」三大主軸，進行規劃，近日行政院長更親自領軍，來突破各部會本位主義。白皮書草案已經在四月進行各地座談，即將在今年六月公布。目前草案在大學教育部分，著重課程品質、高教規模與進退場機制，鼓勵專業學院學制，以及學費自由化等問題，不過似乎並未意識到上述研發體制的自相矛盾問題。 【技職教育經常出現台灣之光，這意味了什麼？】 當前科技人才培育的幾個環節：論文導向的規範、確保產出的務實安排、限縮變異性的團隊合作網絡，以及產官學研各界忽視這些機制的政策形成過程，形成了台灣特定的研發實作文化。從這種角度思考，本文希望指出：人才危機不是研究者不用心，也不是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或是本地研究與訓練水準不佳。我們應該說，當前的人才危機根源，反而是在於研究者與學生都太努力地發揮創意，迎合體制的結果。 21世紀的產業人才需求：可以創造未來的跨領域人才 這些實作文化，具體地在獎勵、評鑑、升等、畢業、研究實作、計畫申請、進度掌控、團隊討論、成果發表等情境中，被不斷被複製。這除了再生產體制，更限縮學生、學者與研發團隊發展前瞻性思考與創意的可能性。 這些文化與機制，並不是無中生有，它們反映了更大的教育訓練與產業思維，是與台灣過去產業發展共生的成果。這些屬於埋頭磨練單一技術的訓練模式，與台灣長期以來電子科技產業發展的需求密切相關。這種方式訓練出的人力，成為加工出口區的電子加工基礎，也是新竹科學園區資通訊科技代工產業的基礎。相較於此，當前的人才危機，則是浮現在20世紀末，因應當前台灣面臨國際競爭與產業轉型，而引發對「會創新、有創意」跨領域人才需求。這密集地出現在近年各國政府與產業界，大力扶植品牌、推動開放式創新、知識經濟等努力中。 【新的產業環境，還可以繼續沿用過去的血汗生產模式嗎？】 http://s1.djyimg.com/i6/1205011709432519.jpg 這兩種模式的差異在於，前者的特點為產品導向，所需要的研發者為能夠接受明確指令、迅速且有效率地完成任務，符合訂單要求的產量與品質。在以競價、趕工以完成任務（訂單）的環境中，人才訓練只須要單一專精能力，能明確完成指示、迅速符合產業的立即需求為主。 相較之下，近年產業轉型為趨勢導向為主的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研發者要能探詢趨勢，保有汲取新技術與新思維的彈性能力，甚至能進一步創造趨勢。人才培育重點成為創造未來，而這牽涉到摸索前瞻、未知領域，因此，必須著重培養多元素養與保持開放探索的能力。除了要能知道其專業技術能做什麼外，更要知道社會趨勢上有那些多元與潛在需求、為何有或沒有這些需求、以及如何滿足與創造這些需求。 如何跨領域：從「巷仔內」走到「巷仔口外」看看 台灣產業、科技研發，與人才培育正在轉型，當我們希望逐漸擺脫高耗能、高污染、高社會與高人力成本的代工產業，轉向創意經濟、前瞻研發時，我們必須更認真思考，這些體制、文化與自身的關連。 事實上，上述的機制，也以不同面貌對科技領域之外的研究者與學生發生作用。因此，人才變少的危機，不只是科技界的問題，而是整體高等教育體制的問題。當我們期望發展新產業模式時，不但要重新調整相關的教育與研發體制，打破學科壁壘與獨尊科技的安排，在人才培育上，更必須認真地思考，如何在制度與實務上，逐漸落實推動結合多面向、跨領域知識與涵養的教育。 在這種方向下，培養跨領域人才的意義，不單是縮短「學、訓、用」的落差，或是將科技轉化成產值等拼經濟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已經無法擺脫科技影響的今日（請想想您現在用什麼看這篇文字），我們需要更積極地正視創新科技與社會的多重可能性。相較於單一技術導向目標所訓練的人力，跨領域的人才或許較有機會貼近在地、創造更為多元的科技模式，進而發展不同於過去獨尊科技與經濟發展下，所型塑的單一個人生涯、產業模式、社會發展與價值。也因此，這不單是目前的科技產業轉型的問題，問題也不是表面上的人才危機，而是督促科技、人文與社會人積極參與跨領域合作的轉機，更是台灣社會轉型的契機。 【巷仔口的內外風景不同，走出巷仔口看看，會有驚奇發現！】 如何協助轉變？各位別忘了，自己也是長期接受單一學科訓練的結果，我們或多或少也是複製這種體制與文化的參與者。建議各專業的有心人，無論是研究者或學生，可以先從自己專業的「巷仔內」走出，到其他領域的「巷仔口」看看，別人如何共同構成社會現實，再回頭想想自己如何可能發展跨領域參與。 當然，長期的努力，還是必須針對政策與產業體制，否則，以當前「免洗人才」的廉價、拋棄式使用方式，再多的人才也不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