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君／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還記得2020年的口罩之亂嗎？
2019年底COVID-19疫情在武漢爆發並開始蔓延全球。隔年1月31日臺灣政府宣布禁止口罩出口，並釋出戰備口罩交由超商販售，此舉卻引來恐慌的民眾大排長龍。政府於是在2月初宣布徵用口罩，並推出口罩實名制。在實名制開跑前幾天，公民科技社群「g0v 零時政府」（以下簡稱g0v）的聊天室已聚集滿滿準備「大幹一場」的「公民黑客」（civic hacker）們，開始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口罩黑客松」（aka 黑客們以口罩為主題不眠不休的開發大會）。
2月2日，來自臺南的Howard（原帳號Tnstiger）開了第一槍：
Tnstiger：yo各位，大家忙碌在搶口罩的同時，寫了一個超商口罩回報工具，讓大家可以一起來追蹤和回報超商口罩狀況，也請大家給使用建議
Wjwang：我們目前也正在做一個類似的，還在做資料整理寫點爬蟲，現在約8000多筆資料，晚一點我們會包裝成Web API的方式，預計會涵蓋到臺灣的幾大超商跟藥妝店的data不知道你這邊需不需要？但還需要一點時間整理XD
Tnstiger：太棒了，大家一起努力
2月4日，當眾人仍在討論超商口罩地圖時，g0v的資深參與者Au，同時也是臺灣數位政委的唐鳳出聲了：
Au：先不急著po sns，有需求變更~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2035007.aspx 明天下午會請PDIS同仁瞭解新的API之後和 @tnstiger @wjwang 等填坑的朋友說明，也會更新到Mask Help Info的hackmd上
Au所說「需求變更」是指口罩將從超商販賣變成由藥局以實名制的方式販售。而她口中的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應用程式介面）是串接資料的介面，能讓政府手上的藥局名單及口罩庫存資料，以即時更新的方式提供給公民黑客進行程式開發。將Au充滿術語、黑話的留言翻譯再補充脈絡後，意思是：「政府政策有改變了，請各位先不急著把做好的地圖上線宣傳。明天下午，我的辦公室同仁會瞭解新的資料介面後跟大家說明，也會更新到共筆上。」
Au的登板上場，催化了這場線上黑客松。原本是公民「熱血自幹」的口罩地圖，在Au的串連下，轉變為以「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為基礎的「公私協力」。當政府忙著在兩天內整合口罩的物流並對接健保系統之時，透過釋出即時更新的開放資料，政府將面對民眾端的查詢介面交給了這群公民黑客。
在兩天、數十人不眠不休的口罩黑客松後，2月6日，口罩實名制正式開跑。超過100個視覺化介面、網頁地圖、App、LINE機器人等等不同形式的應用程式同步提供給民眾選擇。分散式的查詢介面，也使得網站不會因為太多人連線而過載當機。開放的資料、即時更新的API、加上分流的查詢介面，讓口罩搶購潮得到緩解。
危機下的協作與自救
口罩地圖是公民科技運用在緊急危難時的經典案例。公民科技是一種新興的數位行動，它利用數位工具對公民賦權，將社會議題轉化為「可編碼的任務」（codable tasks），再經由公民志願者即興地展開協作來推動另類的公民行動。當政府無法妥善的處理某個社會問題或危機，或是當政府本身就是製造問題的根源時，公民科技的介入試圖讓這些問題被突顯、得到緩解，甚至共創解方。
創立於2012年底的g0v是臺灣最大的公民科技社群。g0v不是組織或是團體，而是一個行動的網絡。參與者以「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為口號，吸引「厭世代」的青年們將憤怒轉化為行動的能量。參與者在數位平台（臉書、Slack、GitHub等等）上交流，並透過每兩個月一次的黑客松活動，尋找想要解決相同社會議題、又擁有不同技能的伙伴，一同來開發各種公民科技。
口罩地圖並不是臺灣第一次將公民科技運用在緊急危難之時。2015年的八仙塵爆事件中，臺北市資訊局主動提供傷患送醫的資料給公民黑客開發傷患查詢的系統，讓焦急的民眾可以上網查詢病患名單及所在醫院，而不致於打爆已經忙得焦頭爛額的市府電話。同樣的，在蘇迪勒颱風、高雄氣爆等等災難事件裡，都可以看見公民黑客們整合資訊、開發應用程式。因此，當COVID-19疫情爆發時，他們已經身經百戰了。
2020年初口罩地圖事件後，臺灣幸運地在全球疫情中度過相對平靜的一年。2021年5月，疫情升溫，臺灣進入三級警戒，一時間學校停課，公司行號也實行居家或分流辦公。當街道上空無一人時，g0v聊天室卻熱鬧非凡，數百位活躍的公民黑客迅速打造了一個「疫情資訊野生整合平台」，裡頭包含了三級警戒的多語言翻譯、蔬菜箱共筆、確診者足跡比對地圖、遠距心理諮商訊息彙整、紓困申請資訊、疫苗資訊平台等等。
在這所有的公民科技專案中，有兩個受到政府的採用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第一個是簡訊實聯制。政府為了疫調而實施實聯制措施，但初期各個商家方法不一，有的用紙本、有的要上網填表格、有的還趁機要消費者加入商店的LINE帳號，並收集不必要的個資。關心數位隱私的公民黑客在聊天室裡討論各種解決方案，思考如何兼顧疫調與隱私。其中，由AceChen、pichu等人設計的簡訊實聯制，使用簡訊系統而非網路應用程式，並用手機門號來取代個資，這個設計被Au注意到，帶回政府內部改良成為現行的「1922簡訊實聯制」。
第二個是臺南打疫苗。今年六月起，臺灣終於開始大規模施打疫苗。疫苗施打比起口罩分配，是更為複雜的物流、冷鏈、醫事人員的調度、場地的安排、民眾的預約通知等等資訊的串接。有過口罩地圖經驗的Howard與臺南市政府智慧城市辦公室的執祕劉澄真（也是g0v的參與者）迅速協作，為臺南市打造出一套資訊系統來協助簡化衛生人員行政流程，並貼心的在民眾端設計了以LINE進行預約的「臺南打疫苗」。
開放的文化與實踐
上述這些公民科技雖然處理不同的問題，但它們都是從「資料」的視角重新轉譯複雜的社會議題。在公民科技的操作中，資料化是有系統地整理、分類各種訊息，區分出事實的陳述和價值的判斷，來建立共同的認知基礎進而提出問題的解方。在這個過程中，公民黑客扮演著「轉譯者」的角色，進行問題的「編碼」和「資料化」。比方說，看到疫情中搶購口罩大排長龍的現象，公民黑客並不分析口罩政策、或是探討搶購的心理，而是問：到底口罩數量有多少？哪裡在賣？哪裡有庫存？
問題的編碼和資料化是開發公民科技重要的轉譯過程。在公民科技中，「資料化」並不等同於「量化」，資料也不一定是可量測的數字。資料化是一種分類整理、甚至簡化的過程，使議題成為「可操作」的變項。公民科技和社會科學強調的全貌觀和批判思考大相逕庭。公民科技並不要求參與者一開始便瞭解議題的全貌，而是透過將議題以更容易分類、編碼的方式轉譯，並把龐大的任務切割成目標明確、技能需求單純的子任務，讓參與的門檻降低，從而招募更多參與者。當參與者在任務中獲得成就感而願意持續投入後，再慢慢深化對議題的瞭解。
對公民黑客們來說，行動勝於雄辯，公民科技不求一出手就解決每個複雜的社會議題，反而鼓勵透過「做中學」來培養積極參與的公民，以「做能夠做的到的事」這種處事態度，進一步從旁觀者轉變為行動者。
「做」是g0v公民科技的先決條件，但它並不單純來自公民的熱血，而是有著一套從數位生成的文化作為基礎——「開放」的文化。開放是多義且模棱兩可的。它經常與去中心、透明、課責（accountability）、參與、協作、多元、涵容等等不同的概念連結、甚至彼此轉譯；它也可以放在各種領域之上，變身為開放資料、開放城市、開放科學、開放政府等等。開放的多義來自它混血的身世，它有來自歐洲自由主義的脈絡、全球擴張的資本主義邏輯、自由軟體運動對於封閉知識的衝撞。但它最直系的母親莫過於網際網路的普及，所帶來對去中心化參與（decentralized participation）的理想。
對公民黑客來說，開放並非抽象的理想，而是具體的實踐方法。以口罩地圖為例，首先，開放是把初步的成果「分享」出來，邀請眾人建議、參與、甚至是在其上發展新的方向，如同Howard大方分享自己的口罩地圖，並不在意外別人學習模仿；開放是讓已有的基礎成為「透明」的公共財，像是以API的方式將資料開放且無償地提供給開發者；在共同的基礎之上，開放進一步是「參與」及「協作」，像是Wjwang馬上響應Howard的發言，並且積極分享自己手上擁有的資料，或者是當Au釋出政府端的開放資料後，黑客們可以不需經由任何人的同意，個別或是組隊進行程式的開發。
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集體式行動」（collective action），會在行動前先凝聚共同目標、規畫策略、組織團隊與分工；公民科技的開放精神強調個別自主的參與，在共享的開放資料上，不需要同時同地進行「連結式行動」（connective action）。開放不求團結力量大，但求百花齊放、既競爭又協作的推進。
公民科技的能與不能
在百年大疫中，世界各國為了防堵病毒，無不紛紛限縮公民的行動，關上許多公共空間與渠道。公民科技的介入打開了公民參與的另類平台，透過日積月累的協作經驗和開放默契，打造更強韌的公民社會，以面對每一次的危機與轉機。但將公民科技視為萬能的解決方案則是過度樂觀。所有的科技都有其「可利用性」（affordance）與限制，公民科技亦然。強調開放、參與、行動優先、公民自主的公民科技，可以對公民賦權、培養積極參與的公民社會，並且在危機時繞過科層官僚迅速反應。但它也有其侷限和需要克服的問題：
第一，公民科技十分仰賴轉譯者（也就是公民黑客）的中介，而非公民「直接」的參與。雖然公民黑客也是公民，但他們不能代表「公眾」，因為公民黑客所擁有的技術與資源，使得他們形成一個特殊的階級。從開源運動中誕生的g0v，早期是以軟體工程師為主要的參與者。在g0v發展的過程中，透過不斷強調「沒有人」是「任何人」，並且多方面串連不同領域的公民，重新詮釋「黑客」的概念為「動手做來解決問題的人」，試圖讓「黑客」不再被電腦技術所侷限，讓其社群能夠更接近於公眾的樣貌。這些嘗試與努力的確讓g0v的參與者更為多元，但仍無法抹除參與者多半擁有較好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
第二，開放的文化雖促使公民參與，但也讓公民科技難以被究責。開放的文化建立在分享與協作之上，使得公民科技專案多半經過複數人無償的付出，並不屬於任何單一個人或群體。如果公民科技出錯了，或是造成預期之外負面的後果，是誰應當負責？開發者？協作者？整個社群？這也正是為什麼公民科技難以有制度性地被引入政府運作之中。政府的運作需要明確的責任劃分以避免弊端，但開放協作的公民科技則是把責任分攤、去中心化、甚至傾向從錯誤中學習成長。這因此產生一個悖論：公民科技追求開放的政府來讓人民究責，但公民科技本身卻因其開放性，而讓究責的對象模糊不清。
第三，公民科技高度倚賴科技來進行社會參與，因此必須面對數位落差帶來的偏見、欠缺代表性、甚至是封閉性。公民科技企圖以數位工具來對公民賦權，但這些新開發的工具，是否有考量到使用者軟硬體設備的不同、連線方式與頻寬的落差、使用數位的習慣與方式、學習新工具的能力等等面向，這些都將決定了公民科技的普及程度與影響力。不可諱言的是，目前g0v黑客所開發的公民科技，其使用者多半仍是熟悉電腦、習慣從網路尋找資源的世代。相對而言，高齡者仍在公民科技的影響範圍外。
公民科技是一個極度新興的領域，也仍然在發芽成長之中，但在不久之後的未來，我們可以想見「公民」與「科技」的連結將是理所當然。在那個時代來臨前，公民科技將怎麼走，如何處理它的侷限與弱點，放大它的長處與可能性，需要我們不斷的關注和檢視，以避免它像是社群媒體一樣，在不經意之間便走上了歪路。
註：本文中提及的人物皆以網路ID呈現，除非該受訪者為公眾人物。使用網路ID一方面能展現數位民族誌的過程，亦即我們的互動及社群網絡是建立在ID之上而非「真名」，即使是在實體的互動中，我們多數時也以ID稱呼彼此。此外，網路ID並非完全匿名，這與一般的質性研究匿名原則不同。本研究並不刻意匿名，因為所研究的對象擁抱開放、並強調賦與貢獻者應有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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