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移民

龔宜君/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人免費跟你睡覺．．．。」；「哪天女朋友跟你真的翻臉，你可能都什麼沒有了，連那台摩托車都不是你的！」。這是我在越南進行有關台商的研究訪談時，常聽到他們彼此告誡的警語；但，這是什麼情形呢？簡單來說，就是警告台商不要用「二奶」來當公司的「人頭」（公司的所有權是登記在這個人頭名下）。 越南有許多「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台商，想到越南作生意，但是原始資本不夠成為外資，那要怎麼辦呢？台灣人「愛拼才會贏」的個性，怎能就此罷休，一個方便的辦法，就是找一個有越南身份的公民當人頭（佔名）來偽裝成民族資本開公司／作生意；也就是說，台商會以「彈性地位」（flexible status）的在地化策略來規避越南政府的經濟規範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規則，挑戰民族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紀律（越南除了有外資的規訂外，外國人在越南也不能購買土地、房子、車子，包括機車）。最初，台商找的人頭大多都是當地的華人族群，它是立基於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想像的共同體」上，華人作為台商的族群資本是建立在原生主義共同血緣的兄弟愛想像之上。往往這樣的合作因種種的不信任關係而不歡而散；於是，有許多台商會將人頭轉為自己的越南「生活助理」（女朋友）或妻子。為什麼會轉到她們身上呢？這時，台商的想法是，我提供金錢包養妳（越南女性），交換妳的服從；即將經濟資本轉化為性別權力來再累積經濟資本。台商這樣的作法，可以說是建立在男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想像上，相當程度來說，他們將親密關係當作為社會資本是因為有著異性戀婚姻體制中對妻子、情婦的從屬性想像─家庭內部理想化的權力關係是男性支配女性，妻子（妾）服從和協助丈夫，分享丈夫的社會地位。 可是呢？公民身份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排除／納入機制，在台商與越南女性人頭／佔名關係的實踐過程中，可能會以意料不到的方式影響了台商與越南女性之間的性別權力關係，尤其是男權體制的實踐。所以，才會有各式各樣與越南女朋友有關的警語和策略；例如，當資產愈來愈大，台商也就愈會擔心妻子／女朋友有一天會將他們掃地出門。一般台商，會比較傾向將女朋友變成妻子，因為越南《家庭與婚姻法》第27條的規訂夫妻共有財產，第95條規範離婚時分割財產的原則，以對半分割為原則，哪天夫妻鬧翻了，至少還有一半的財產。《家庭與婚姻法附加規定》中也規範，男女同居如夫妻而不辦理結婚登記，均無法獲得法律承認；倘提出離婚要求，則法院受理並宣佈不承認其婚姻關係。而有關財產問題，則不是依照對半分割原則，而是個人財產歸個人所有。那當女朋友翻臉，通知越南公安來趕人時，那就很有可能落得一無所有。我也有問過台商那要如何防止越南妻子／女朋友「背叛」呢？有人提到「我TEST過」、有人說「要溝通討論」，也有人馬上回答，「所以要生小孩，用小孩來綁住她」，比較令人訝異的是，以往這句話通常是出自女性口中，現在卻成了男性的護身符。藉由這個台商非預期的過程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下，男權體制在資本全球化脈絡中如何受到國族政治／制度的影響。 依照Pateman的說法，在古典社會契約的論述中，其實隱藏了它在實踐上是一種現代兄弟男權制（fraternal patriarchy）的性契約；女性事實上被排除在社會契約的簽署之外的，並未進入公民社會。所以，性契約並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約定，而是男性之間的約定，它保證每個兄弟都有獲得妻子的權利，女性於是才以作為兄弟之妻為條件被授予公民身份而得以納入共同體之中。也就是說女性只能以「婚姻契約」的方式併入公民社會，女性她並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兄弟之妻」的身份被併入公民社會，她所獲得的公民身份在本質上她是從屬於男人的。而後來在公民身份的發展過程中，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實踐典型地被等同於個體所擁有的護照；但是國家（共同體）進行資源的再分配時往往是他（丈夫）而不是她（妻子）代表家庭成為福利救濟、失業支付等的受益者。Hartman等人也強調，男權體制的存在是有其物質基礎：男權體制是「具有物質基礎，讓男性可以維持同性間階層制度關係，以及男性支配女性的共識而有的一連串社會關係」，而其物質基礎，是由男性來支配女性的勞動所得，這種支配藉著排斥女性接近經濟上必要的生產資源，並統治女性的性機能而得以維持。因而她認為，要廢棄男權制度，無法藉著改變個別男性的態度、意識而達成；只有變更現實的物質基礎─制度與權力結構─才能完成。我們可以這樣說，男權體制的運作，一方面是建立在性契約中女性從屬性的公民身份的發展上，另一方面則是建立在男性所掌握的物質基礎。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典型的」男權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我的研究曾訪談了一位越南台商；她有一位越南女朋友，兩人之間生了一個孩子。但是這位越南女朋友並不是台商公司的人頭（沒有借用她的公民身份），只有協助公司的經營與管理；也就是說，這位台商是純外資與女朋友間的親密關係並不受到借用人頭／佔名關係制約。後來，台商認為沒有辦法與她溝通經營管理問題，要她離開，同時孩子也讓她一併帶走。這位台商與越南女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可以說是一種「用後即丟」的邏輯，他是這樣說：「妳辦事能力不夠，我就請妳回去啊，就像請工人也一樣啦，在一起（同居）也一樣啦．．．男女之間隨時都可以分開啦，也隨時可以再找啦，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這很正常」。我們問他，那小孩呢？他說：「生是生了，但誰也不能認定啦．．．不要講小孩子，小孩子等於是多餘的，只是要付出一點代價」。這個案例和以越南妻子／女朋友為人頭的台商在性別權力關係上有明顯的差異，因為公司的所有權財產權是掌握在台商的手中，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只能作為從屬者的角色，是台商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而生孩子對台商來說也不是用來綁住越南女性的重要機制，反而是多餘的；因為他不需要孩子作為維護私有財產的保險機制。 不具公民身份的越南台商使用越南女性作為人頭的在地化策略，原先也是建立在男權體制男尊女卑的性別關係想像上；可是，越南女性在越南的共同體中雖然是處於從屬於男性的地位，但她在與非公民身份的台商進行身份的協商與交換時，卻因為她的公民身份削弱了台商實現其男權支配的物質基礎，進而轉化了她的從屬位置。在越南台商與妻子／女朋友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看見大部份的生產工具、財產所有權是登記在擁有公民身份的越南女性名下，而由名義上的所有者（人頭）到實質上的所有者，往往只有一步之遙，用台商的話來說，「萬一她一夕之間走了，你的資金就完全沒有了」，這大大地侵蝕了台灣男性男權支配的物資基礎。於是，一位缺乏公民身份的男性資本家，除了要小心翼翼地聽老婆／女朋友的話外，他也必需經由此一夫一妻的異性戀婚姻體制才能獲取部份的國家規制下的物質財產權的保障。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台商人頭的越南女性則在相當程度上僭越了台商想像的「典型的」男權體制，這個僭越可以揭穿男權體制的「真實性」與「本質性」。在男權體制的性別關係中男性對女性的支配是通過將女性從屬化的過程而達成的；這個過程並不只是「女性態度」意識型態的灌輸，還包括物質過程，例如，將女性排除在某些政治／經濟領域之外。在本文中，我們看到當我們將男性排除在某些政治／經濟領域之外時，他們的性別權益／力也將被限縮。

楊佳羚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是一篇拖延許久的文章，起源於法國查理週報編輯總部被攻擊的事件（結果不小心寫長了）。當時許多台灣人響應「我是查理」運動，反對暴力攻擊及捍衛新聞自由；但也有人討論該案的複雜性，包括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對穆斯林國家的侵略與壓迫（趙恩潔的在巷口的舊文《看不見的恐怖攻擊》很值得再重新閱讀）、查理週報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論與種族歧視（詳見趙恩潔在芭樂人類學的《言論自由與排外歧視的界線》）、或者放在法國歷史脈絡下來理解「查理週刊」的言論自由（參考陳逸淳「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面對這樣子的種族主義問題，我想在本文進一步探討的，是將查理週報以性別議題為嘲諷主題所涉及的種族歧視，置於西方「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sexualized racism)脈絡中。 【查理週報刊登的穆罕默德畫像不能僅僅以言論自由角度來看待！】 ◎何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所謂「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概念主要來自Philomena Essed及Avtar Brah提出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gendered racism)。但在內文中我將「性」與「性別」分列卻同時並置在「性/別化的種族歧視」一詞裡，是因為我更想突顯這類種族歧視不只用「性別化」(gendered)或「性化」(sexualized)的方式歧視另一族群，或讓另一族群的男女承擔不同種族歧視的後果；也包括西方國家以特定性別議題或性議題為名，進行種族歧視的現象。 Essed的研究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檢視美國日常生活的種族歧視，發現黑女人所經歷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sexism)往往密不可分。例如，黑女人遭性騷擾時，常和黑女人在美國黑奴史中的「性欲高張」(hypersexual)形象相連結，主流社會以責備受害者的方式，認為黑女人被騷擾只是「剛好而已」；又如，雇主認為黑女人天生就適合打掃的工作，這也是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交織的展現。 在Brah的文章裡，「性別化的種族歧視」意指「種族歧視向來是性別化的與性化的現象 (a gendered and sexualized phenomenon)」。例如，被壓迫族群的男性會以「具有女性化的特質」的方式被種族化（像是「東亞病夫」），而被壓迫族群之女性則被再現為具有男性的特質（像是黑女人「太過強勢」、「不像女人」）。而它也不只是歧視，還包括欲望等等矛盾情感：例如西方一方面認為「東方」缺少一切西方所擁有的東西；但另方面，又對「東方」有許多異國情調的愛慕與遐想，包括想窺視阿拉伯閨房(harem)、侵略永遠帶著強烈性暗示（「探索」非洲「處女地」）、或是好萊塢影片裡美麗神秘的東方女間諜（但最後總會因為愛上西方白人男主角而任務失敗），都是這類「又愛慕又貶抑」的矛盾展現。 Martin Barker提出「新種族歧視」(new racism)的概念，認為舊式種族歧視主要基於生理差異，但新種族歧視則用更幽微的形式，以文化之名做為種族歧視的基礎，也就是「文化歧視」(cultural racism)。但Brah認為，新種族歧視也不算「新」，因為殖民帝國早就都聲稱被殖民地的文化野蠻落後，以合理化殖民帝國侵略及統治的必要性。因此，Brah認為西歐的新種族歧視不只一種，而它之所以「新」，乃是在西歐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將文化自然化，並與性/別議題交織。 【種族歧視經常交織著國族主義的語彙在裡頭】 資料來源：CC Flickr: abuaiman/4739468821  ◎以女性解放為名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 早在1980年代，英國黑人女性主義者Hazel Carby挑戰白人女性主義設定的核心議題時就提到，亞裔女孩總被認為是受到「東方家庭」壓迫的受害者，像是受到「大家庭」的壓迫（意思是：只有西方核心家庭才是「現代」又「進步」的家庭形式）、常常行動受限、又被父母安排的婚姻早早嫁掉。如果有看過《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的人，應該對這樣的亞洲女孩形象並不陌生—影片中出身印度家庭的女主角，就是被家裡管得死死的、母親總是看不見她的球技，只在乎她在觀眾面前露大腿、還認為她踢足球讓家族蒙羞；當她在跟足球隊員聊天時，也要強調自己的姊姊是戀愛結婚，不是「相親婚姻」。 當我還沒受後殖民女性主義洗禮之前，常用這部片來談體育與性別，以及女主角的家庭如何用宗教與傳統文化限制女兒的發展。然而，我再重讀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著作時，才驚覺自己過去的立場竟然和西方白人女性主義站在一起，透過建構「傳統移民家庭」的形象，來顯示西方社會的「解放與進步」。而這裡的優劣對比還包括下列分屬兩邊方框的一大串： 印度家庭廚房 英國足球場 家族式羈絆 個人式成功 走傳統的路結婚生子的姊姊 選擇遠走高飛圓夢的妹妹 相親婚姻 自由戀愛 抱著被歧視的傷痛自怨自艾的父親 成功融入英國社會的女兒 =傳統移民家庭與不快樂的移民 =進步的西方社會與快樂的移民二代 【我愛貝克漢影片所傳遞的東西方二元對立訊息】 如果說，表格中左半邊所呈現的都是負面的，卻又剛好「專屬」移民家庭；而右半邊都恰恰展現西方社會，這樣的「再現」並非「巧合」，這樣的故事也不只是單純「代間衝突」的故事、也不只是「自立自強有信心」的女孩努力讓自己擺脫家庭束縛的故事，而是再次地強化了「移民（或東方）＝傳統、落後、壓迫」vs. 「英國（或西方）＝現代、進步、解放」的對比。而影片中因受歧視而怏怏不樂的父親，必須停止訴說遭受種族歧視的傷痛、像女兒一樣努力跟白人成為好朋友、藉由體育活動融入英國社會，才會得到「幸福」（詳見Sara Ahmed對本片的分析）。 ◎做為瑞典國家主義的性別平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像《我愛貝克漢》這類貌似談論性別平等議題的影片，卻夾帶對移民家庭的刻板再現，這其實正是「性/別化的種族歧視」的幽微之處。也就是說，不像二戰時期德國納粹一樣赤裸裸地以種族差異為基，運用人種生物學「證明」猶太人次人一等、並以屠殺方式展現種族歧視的暴力，「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反而是以談論性別議題的「進步」之姿，強化對移民家庭的貶抑或病理化的描述，或甚至讓英國種族歧視「滅音」—因為移民的失敗是他自己不融入、不夠努力，而非帶有種族歧視的主流社會的錯；要改變的是移民個人，而非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這類「歸咎個人」的論述，正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 《我愛貝克漢》這部電影之所以選擇足球做為女主角的運動項目，乃因為足球不只是運動，還象徵著國家主義；就像貝克漢不只是足球明星，也是國家英雄。在英國官方關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報告裡，也建議以足球做為社區融合的一種形式。而向來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性別平等」則成為其國家認同的重要符碼，使其文化種族歧視與性別議題結合，而形構出「性別平等」的「我們」vs. 「父權、保守、落伍」的「他者」。 以瑞典2002年一位庫德族女性Fadime Sahindal被其父所殺的「榮譽謀殺」(honour killing)案件為例，Fadime因自由戀愛，被認為有辱家風而遭父兄殺害，此案引起瑞典社會極大討論。瑞典媒體認為Fadime是因為融入瑞典社會，變得「太像瑞典女孩」而不見容於移民家庭；她的喪禮最後幾乎以國喪的規格進行。瑞典主流論述認為Fadime的悲劇起因於「移民融入問題」、「文化差異」、「性別平等與多元文化間的兩難」。 【Fadime已成為瑞典「受害移民女性」的「典型」。瑞典主流媒體同時也在消費她的「美麗」與強化「政治正確的『融入』移民」形象】 資料來源：andersmoberg676.files.wordpress.com/2014/01/042.jpg … Continue reading 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上） →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系 越南移民不管在台灣或在捷克，皆是重要的移民族群。在捷克，越南移民是最大的亞裔移民社群(約6萬人)，前年(2013)成為捷克第13支少數民族；在台灣，越南配偶的子女在102學年度(2013)，是佔台灣國中小學童中比例最高的學群。台灣與捷克的越南移民目前都已有第二代，捷克的越南移民第二代有上大學者，台灣的越南移民第二代主要是以中小學為主。基本上，第一代越南移民最主要的問題是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而第二代則有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 【許多越南婦女透過婚姻而成為越南政府口中的「越僑」】 捷克及台灣都是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的移民融合政策，然而事實上不管在台灣或捷克，第一代越南移民在社會融合上都相當艱困。第二代「越南人」的社會融合問題不大，但對越南的認同不無疑問。結果越南移民第一代的跨文化成效，是否能傳承到第二代，值得我們關注。本文嘗試從越南移民的觀點來談社會融合與文化認同的議題，尤其是從捷克越南移民的故事來討論在多元文化與跨文化的框架下，有關移民二代的認同處境/困境。 維基百科有一個估計，在台灣的越南人大概有20-40萬之多，是全球越南人分佈第四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柬埔寨及法國。他們有越南戰爭後的難民、來台灣工作的國際移工、與台灣人結婚並移居台灣的越南人。其中有經由合法手續來台者，也有非法移民及遭人口販賣的受害者。這個人口數，約佔台灣總人口數的0.8%-1.7%，超過在捷克的越南移民比例(約0.6%)。 ◎取得少數民族地位的捷克越南裔社群 在捷克，0.6%的越南移民社群可以申請到捷克的少數民族地位，他們可以合法獲得政府預算補助，保存其文化、傳統、語言等，並在某些情況下可以使用雙語文件，以及在政府部門及法庭上使用母語。其實最主要的作用還是在心理層面，捷克的越南移民族群透過少數民族地位的取得，對於社會融合與文化認同的傳遞更具自信。下文將從越南移民的觀點來談論全球的越南移民流向、捷克的越南移民發展脈絡，以及捷克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文化認同等，最後再從捷克的越南移民故事裡，尋找與台灣社會及越南移民社群的對話與反思。 近代的海外越南移民(又稱越僑，Viet Kieu)據估計大約有三百多萬人，他們通常被分為四類。這四類海外越南人的形成跟越南國內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但這四類海外越南人彼此之間的相互連結性不大。主要是以1975年(南北越統一)做為切割點，第一類海外越南人是1975年以前就已移居越南以外國家的越南人，他們大多居住在鄰國如柬埔寨、寮國及中國等地。另外還有法屬時期，移居法國或其他法語地區的越南人。第二類海外越南人是1975年越南統一後，許多越南難民移居國外，這是海外越南人最多數的一群，他們大多居住在北美、西歐與澳大利亞等地。第三類海外越南人是1970年代以後被派往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留學或工作的越南人，蘇聯解體後他們許多人留在當地。之後，仍有許多越南人移民此地。第四類海外越南人是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移民，他們大多前往台灣、日本、韓國等地工作，其中也包括婚嫁到台灣及韓國的越南女性。前往捷克的越南移民是屬於上述第三類的海外越南人，前來台灣的越南移民則屬第四類的海外越南人。 1970年代捷克與越南政府根據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助理事會(COMECON)互惠原則，雙方簽屬合約。越南政府派遣留學生及客工(guest workers)前往捷克，學生以學習理工科為主，少數學習語言及文學，客工主要從事機械業與輕工業。越南政府認為這些留學生與客工將來歸國可以貢獻其所學與技術，然而1989年捷克發生絲絨革命，根據合約規定，這些越南人應該歸國。不過，許多當時在捷克的越南人趁著捷克新政府尚未步入正軌之際，選擇留在捷克。1980年代大約有3萬人在捷克，其中有3分之2是工人，1994年捷克的越南人數為9,633人。 1990年代以後在捷克的越南人，除了共產時期結束後選擇留下來的數千人之外，尚有從德國遷移至捷克的越南人，他們大多居住在德捷邊境的Cheb城鎮、捷克越南移民的家庭團聚、以及透過仲介及捷克越南移民的社會網絡等管道，從越南來捷克尋找工作機會的人，包括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21世紀初的10年，是捷克越南移民大幅成長的時期，他們有許多是背負債務，透過各種管道前往捷克尋找謀生的機會。然而，這群人剛好碰到2008年金融危機，他們的處境相當艱困。2009年捷克政以提供一張單程免費機票或車票，以及500歐元現金的方式，鼓勵境內非法移民離境，結果此政策除了吸引一些烏克蘭人、哈薩克人及蒙古人之外，並無越南人參與。2001年根據捷克人口普查，越南移民數目為17,462人。不過2009年捷克統計局估計越南移民約有61,012人，僅次於斯洛伐克與烏克蘭族群，是捷克的第三大外國人族群，而越南的阮姓人口數己成為捷克第九大姓。 ◎越南移民整合入捷克社會的困難處 第一代的越南移民，不論曾經是以甚麼身分進入捷克，他們幾乎都是從街頭擺攤起家。這是捷克在1989年後社會巨大轉型中所出現的新現象，再加上後來的中國移民，亞洲的攤販文化複製在後共產社會裡。封閉40年的捷克社會及其市場，此時突然出現越來越多的亞洲人(越南、中國及蒙古)，捷克人非常不習慣，此其一。這群亞洲人都很認真工作賺錢，這對剛從共產社會走過來的捷克人更無法接受。這些亞洲移民一週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這對重視文化及生活品質的捷克人而言，簡直是非我族類，此其二。捷克人擔心他們的潛在犯罪問題，包括賭場、販毒、組織性犯罪等，此其三。捷克改革開放初期，對越南移民社群是相當排斥的。不過，隨著捷克深化改革開放，以及加入歐盟(2004)，捷克已經蛻變為成熟的已開發國家，因此越南移民留在捷克的決心更堅定不移。越南移民曾在2004年提出少數民族的申請(其人數已超過2萬門檻)，不過被當時的捷克政府以其非為在地長時期居住的少數族群為由拒絕。直到2013年捷克政府終於接受越南為其國內第13支少數民族，也是捷克境內唯一亞洲族裔的少數民族，同時是捷克新興(1990後)外來移民中最大的族群。 【越南人在布拉格附近開設的越南商店街】 資料來源：www.campingoaseprag.de/ImageHandler.ashx?UploadedFile=true&pg=%7B0%7D&image=/App_Data/UserImages/image/foto-okoli/sapa-oase-2.jpg    第一代越南移民想融入在地社會，過去十幾年間他們有助力，也有阻力。2003年有一群查理大學的畢業生，有越南人，也有捷克人，他們創設了「河內俱樂部」(Klub Hanoi)，這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目的以協助越南人進行社會融合。2009年4月捷克民調(Stem)顯示，有66%的捷克人不喜歡越南人作為他們的鄰居。2009年捷克實施新修改的移民法，捷克語能力成為移民取得永久居留許可與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2010年有一篇文章這樣寫著「捷克的傳統價值未來將由越南人、中國人、烏克蘭人、蒙古人及其他民族共同創造，一百年後，捷克歷史對捷克人而言將不再有意義，布拉格市長可能由中國人擔任，然後他決定不再修建查理大橋，而是直接拆毀。」文章作者擔心捷克文化認同的喪失。2012年捷克人成立「布拉格融合中心」(Integration Center for Prague)，這是向歐盟申請經費的捷克本土非政府組織，目的在協助外國人融入捷克社會，越南移民是他們服務的最大族群之一。第一代捷克越南移民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能夠成功立足在捷克。他們有些人已開始創立大事業，不過大部分的越南移民仍是做小生意。不管捷克社會對他們是否仍存有種族歧視的異樣眼光，但至少捷克人對越南移民第二代的學業成就是讚譽有加的。 ◎捷克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教育成就與認同處境    越南文化深受儒家影響，越南人奉行認真工作、重智識教育、低調、有禮等傳統價值。其實捷克的第一代越南移民很大比例是低教育程度者(小學)，但他們認真工作，目的之一是為了其子女教育。他們通常不讓子女幫忙工作，而是讓他們專心讀書。結果他們的在校表現獲得普遍讚揚，甚至有捷克人說捷克未來要靠越南移民第二代了。在捷克經常會聽聞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捷克語競賽獲首獎，這些都不是新聞了。越南移民第一代與第二代在捷克的努力，逐漸獲得在地人的認同，這也是他們在2013年獲得捷克政府承認其少數民族地位的重要因素。    不過正當越南移民第二代能夠順利融入在地社會之際，第一代越南移民開始擔心越南文化的傳承問題。筆者曾在2010年在布拉格等地進行捷克的中國移民及越南移民的文化認同及社會融合的調查研究，其中針對越南移民第二代發出47份問卷。表一是越南移民第二代與越南的社會/文化聯繫，表二是越南移民第二代在捷克的社會融合。調查結果發現越南移民第二代的越南文化認同與捷克的在地社會融合，似乎能取得一定的平衡成果(請參考，本文不再多加說明)。不過，根據筆者在實際的田野調查中，也發現有些越南移民子女不太會說越南話，尤其家庭經濟背景較好的越南子女越是如此。在捷克的越南人有此一說法，其文化水平較低的越南移民，越能保留越南傳統文化，而文化水平較高的越南移民，比較傾向接近歐洲文化。 【越南移民的第二代，還會記得河內的文廟嗎？】 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文化認同並非沒有危機，除了上述所說的有部分越南子女已不太會講越南話之外。我們也看到表二中「想成為捷克人」的比例是超過受訪者的半數。尤其在他們已較少回越南生活的情況下，他們的越南朋友大都也是在捷克生活的越南人，而非越南國內的朋友。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儘管他們在捷克的社會融合已沒甚麼問題，但他們還是有很大比例(44.4%)感覺受到歧視。越南移民第二代是在捷克多元文化環境下成長，他們實際上更能以雙語的便利，傳遞捷克與越南的跨文化交流。絕大部分的受訪者(70.2%)都能以越南人為傲，這是對越南文化的認同。由於越南移民爭取到少數民族地位，也強化了越南子女認同越南文化的自信。儘管在捷克多元文化主義下強調主流文化的社會融合，越南移民第二代的文化認同危機似乎並非無法克服，其中關鍵正是他們對越南文化的信心。越南移民的文化認同現在可說是，既沒有不合時宜的優越感，更沒有過度的自卑感。    表一、越南移民第二代與越南的社會/文化聯繫 題目(選項) (%) 1.越南朋友 (多+ 一些) 91.5 2.越南歷史文化興趣(多+ 一些) 83.0 3.越南政治、社會與經濟新聞(多+ 一些 74.4 4.回國 (一年至少一次) 10.7 5.收看越南電視節目(經常) 42.6 6.以越南人為傲(是) 70.2    表二、越南移民第二代在捷克的社會融合 … Continue reading 捷克的越南移民：社會融合與認同 →

鄭志鵬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013年4月在院線上映的《台灣黑狗兄》這部紀錄片，片子內容談的是彰化社頭一個中小型企業規模的織襪業者，在面對全球化市場競爭時拒絕就此走下世界舞台的故事。在片尾，那個將自己的名字以台語發音英譯的台灣音樂創作人林強改編了他23年前的成名作〈向前走〉，以沒有vocal的方式處理，即使tempo放緩，聽來依舊激勵人心。雖然少了他那十足道地親切的台語演唱，但是當音樂前奏響起時，我們的心依然輕易地被帶回1990年台灣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改變，而且總認為沒有什麼台灣人做不到的事，只要我們持續「向前走」，就「啥物攏不驚」。 【拼了命的台灣黑狗兄，未來經濟前景在哪裡呢？】 然而20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向前走〉這首歌以及《台灣黑狗兄》這部片現在聽來、看來還是如此鼓舞人心？台灣在新自由主義當道的這些年來，偏向財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經濟停滯不前與貧富差距擴大，接踵而來的工作貧窮化與少子女化，更讓社會普遍瀰漫「崩世代」提前來臨的末世氛圍，這也是《台灣黑狗兄》與〈向前走〉能夠獲得許多人共鳴的原因。台灣人從來就不怕挑戰，但這並不是說台灣人就不懂得擔心與害怕，而是在困境中，我們經常愈挫愈勇，那種「打斷手骨顛倒勇」的精神，不正是台灣島民長久以來的最佳寫照。我記得當時有許多名人推薦這部紀錄片，連總統都親自跑到社頭傾聽業者的聲音，想要挽救這個「襪子王國」。 ◎台商生產的遊牧轉進 彰化社頭之所以有襪子王國的封號是因為台灣每生產十雙的襪子當中就有八雙來自社頭，全鄉大約有四百家製襪工廠，全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全鄉四萬四千人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口都是依靠這個產業維生。不僅如此，根據2013年《商業週刊》第1323期的報導，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台灣一直都是全球襪業中輸美金額最大的國家，而這種台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同樣可以在製鞋、成衣、玩具、眼鏡、雨傘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中見到。後來這些原本聚集在中台灣的外銷產業因為勞動與原物料成本的上升而西進中國，再加上加入WTO與做為台灣主要競爭對手的韓國持續不斷累積FTA簽訂數，使得留在國內沒有移動的眾多台灣黑狗兄們必須苦思轉型之道。與此同時，台灣以往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讓位給對岸的中國以及鄰近的東南亞國家。 因為便宜的勞動力與寬鬆的環境、土地與勞動法規，使得中小型的台灣製造業者到中國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大型甚至巨型企業，例如製鞋業的裕元與電子業的富士康，雇工人數動輒數萬人以上起跳。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與中國調控體制（regulatory regime）的轉變，包括稅制與勞動合同法的出台，再度讓台商深陷經營危機之中，「台商大逃亡」一時之間成為兩岸坊間雜誌的流行用語，彷彿逐低工資而居的游牧民族是專職代工的台商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些游牧台商也已經開始尋找下一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珠江三角洲。「回家」，是台商其中的一個選項，只是今年的頂新油品事件讓我們擔心返鄉的可能不是鮭魚，而是鯊魚。   【經濟大撤退：東莞某台資電視機製造企業現場，金江波攝】 資料來源：http://vision.xitek.com/famous/200904/21-16945_2.html 只是不管是留在台灣的黑狗兄們還是出外打拼的台商，如果要存活下來，都必須面臨產業轉型升級的挑戰，而這種轉型升級的想法其實是來自於台灣製造業者長期以來都處於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也可以稱為全球供應鍊（supply chain）中間端的位置。 ◎作為全球商品鍊一環的台商 全球商品鍊是一個跳脫國家、以個別產業作為分析單位的理論觀點，它論證說明一項商品從上游的設計製造一直到下游的零售行銷過程中，在不同地區負責不同步驟的廠商已經「鍊結 chained」成一個跨地域性、彼此相互依賴的交易網絡（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基本上，這個跨國交易網絡結構依行動者權力關係可以分成生產者驅動（producer-driven）與買者驅動（buyer-driven）這兩種類型。在生產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擁有關鍵生產技術的廠商不僅可以控制商品鍊的運轉，也掌握了最多的利潤分配比例，像是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航太、汽車與半導體產業便是屬於此種類型；相反地，在買者驅動的商品鍊中，掌控商品鍊與最大利潤的是不涉及生產領域、但卻占據設計研發與銷售通路端的品牌商、貿易商與大型零售商，鞋業、成衣、玩具與消費性電子產品等勞力密集型產業便是歸在此類，而擅長OEM代工的台商被鑲嵌入全球分工市場的途徑正是以買者驅動為主的商品鍊類型。 處在商品鍊不同位置的廠商，其利潤獲得的情況都不一樣，以中國鞋業為例，台商的接單價格通常是產品售價的15%-20%，亦即，國際買主擁有售價的80%-85%。例如一雙零售價100美元的鞋子，台商的代工價格是15-20美元，國際買主則擁有80-85美元，而台商拿到的這15-20美元除了支付原物料費用之外，還要負擔龐大的勞動力成本。這些台資鞋廠通常都是數萬人以上的大廠，更不用說全世界最大的鞋廠裕元集團（台灣母公司為寶成）全球雇用員工人數大約40萬人左右，在這種計算公式下，每個工人可以分配到的利益可想而知是少之又少的，因此勞資糾紛也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2014年4月發生在東莞高埗、參與人數高達三至四萬人並且持續將近一個月時間的裕元鞋廠大罷工即是一例，但這將不會是游牧民族台商的最後一個案例。 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商想要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原因，希望能夠向上提升自己在商品鍊中的位置，將自己推向附加價值高、利潤所得分配豐厚的那一端，於是經營通路或者是自創品牌便是許多台灣製造業者的夢想。不僅大型企業集團如此（例如宏碁的Acer與宏達電的HTC），《台灣黑狗兄》的主角李東林也正在往運動襪的品牌之路邁進。今年底剛接任台灣紡織業拓展會董事長的詹正田在一篇報導中也說：「我們輸，就輸在品牌。」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今年世足賽有10支參賽隊伍穿的都是百分之百台灣製造的環保塑料（PET）球衣，但是沒有品牌等於都是在做代工，是沒有利潤的生意，賺大錢的都是國際品牌，台灣紡織業者只能賺微薄的小錢，永遠走不出去，因此希望由政府主導成立一個台灣服飾品牌，整合產業上中下游，把企業做大，這樣才有辦法與國際品牌競爭。不過，台灣嘗試做品牌的過程一直不是非常順利。   【自創品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資料來源：http://buzzorange.com/2014/11/17/taiwanese-textile-industry-need-a-brand/ ◎自創品牌不是台商的唯一出路 我以前也會覺得台灣產業的未來出路一定要做品牌，但是世界品牌能有幾個！而且打品牌的費用也不是台灣的中小企業可以負擔得起的。當然，動用國家資金的挹注是其中一條可以考慮的道路，而且有了品牌還可以替台灣爭取榮耀，但問題是這種因仿效韓國國家扶持、透過挑選贏家（pick winner）的「民族品牌」策略而出線的大型企業，本身的利潤分配不見得有利於一般工人及社會大眾，更不用說台灣的產業結構與韓國有很大的差異，我們依舊仍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3年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台灣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家數仍占全部企業的96.9%，雇用人數也占製造業總人口數的73.48%，因此即便現在政府官員的目光全部都落在所謂「高科技」產業這些大型企業身上，台灣的經濟轉型還是應該將為數眾多中小企業的未來發展需求放在優先考慮的對象才是正道。 當然，這並不是說台灣就不能夠做品牌，而是做品牌不應該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唯一出路，因為產業轉型升級路徑的選擇必須鑲嵌於在地的社會結構。而台灣的產業結構既然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那我們就必須認真思考什麼樣的發展路徑對中小企業的未來是有利的，一昧迷信大企業的光環，有可能會破壞台灣原先具有的比較制度優勢。因此回顧歷史是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未來轉型的利基（niche）所在。 根據國內學者的研究，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模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小而美」的網絡式組織型態，它所擁有的生產彈性與效率，更是台灣的中小型廠商之所以能夠在多變的國際分工市場上取得利基的重要因素。其中廠商之間因為長期人際互動所發展出來的信任關係，促成台灣製造業者不論是在訂單的轉包、人才資訊的流動與買主趕工的要求等各方面，都能夠相互協助，發揮「魚幫水，水幫魚」的競爭優勢，不被其他後進的發展中國家追上。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後來因為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商的南進與西進而遭受到挑戰，但是中小企業聚集的大台中地區仍是台灣一個重要的出口基地，像是工具機、自行車與薩克斯風產業等。況且許多研究也進一步指出，從事製造的中小企業不僅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也可以維持較為均等的所得分配，並且是許多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之一（Piore and Sabel 1984; Saxenian 1996; Herrigel 2010）。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找一個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可以參考的典範，以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體系，例如我們長期以來的出口市場美國與競爭對手韓國，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然而同樣也是以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德國，或許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對象，而這幾年在西方管理學界引領風潮的「隱形冠軍」製造業模式便是以德國當作是討論分析的範本。 ◎隱形冠軍的可能性 在Hermann Simon（2009）的研究中，所謂的隱形冠軍指的是一群專精於特定技術並且鮮為人知的中小企業（當然每個國家對於企業規模的定義並不相同，這本書是以《財星》五百大企業作為比較標準），員工人數並不多，但市占率高。如果以地區來區分，德國的隱形冠軍所占比率最高，達48%，亦即，在全球2734個隱形冠軍中，有1307間企業來自德國，對Simon來說，是這些中小企業而不是大型企業，使得德國能夠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依舊維持強勁的出口競爭力，員工的生活與福利不至於受到太大的衝擊。而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隱形冠軍之所以鮮為人知是因為它們生產的並不是終端的產品，而是關鍵性的零組件與專業性的配件，所以我們很容易會忽略它們的存在。   【台灣以網絡為主的生產體系，是否該走追求隱形冠軍的模式？】 Simon在書裡面提及隱形冠軍企業的競爭力秘訣在於「持續專注在正確的事物上，每天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地方做出改進。」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我們便會想要知道是什麼樣的制度與結構，使得這些中小企業能夠持續專注在特定事物上，並且追求技術深化這種漸進式的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答案在於資本主義的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資本主義多樣性這個理論觀點起源自一群政治經濟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無法完全由技術、勞力與資金等因素所決定，與生產相關的制度環境對國家經濟表現的貢獻同等重要（North 1990;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因此，我們有必要瞭解網絡、協會、工會與國家等這些行動者交織而成的制度環境對企業生產與交換過程產生的影響。而在資本主義多樣性觀點中（Hall … Continue reading 台灣黑狗兄的經濟未來：隱形冠軍 →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上個禮拜一開始，我跟不同學校的幾個同學一起去越南，進行「513事件台商訪問調查」，除了過去從報章雜誌獲得訊息外， 也希望聽到在越南台商與工人的第一手報導與看法。就如所有的訪談調查一樣，站在不同社會位置的認，會以不一樣的視角來看待此次事件。 【某間被燒燬的台商工廠車間】 底下是同學從不同的面向去看到越南台商的勞動體制與未來的可能發展，對於越南工人為何要砸毀機器設備、台商為何要聘用中國幹部、台商是否會撤資、台商工廠是否會聘用曾經在台工作過的越南移工，都有一些精彩的觀點。當然，這些資料都是從受訪台商、台幹的角度得到的，未來將會補上工人觀點的說法。 ◎如何詮釋513事件中的工廠機器破壞？ 王今暐 ／中山大學社會系 今年5月13日發生在越南的打砸工廠事件中，雖有400家台資工廠遭到輕重程度不一的損害，但其中遭到嚴重損傷的台資工廠大約僅28家。若再仔細追究損傷狀況，則可分為幾種程度截然不同的損害：損害最輕微者，為一般建築外觀受損，如招牌、玻璃、外牆、…等等，並不涉及辦公設備與機器設備的破壞；進一步的損害程度，則是辦公室設備與員工宿舍的破壞及掠奪，例如電腦主機、螢幕、冷氣機、…等等；最嚴重的破壞，則除了上述兩種毀損外，還包括廠房生產設備的縱火燃毀，導致直接的停工損失與高昂的重建成本。有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場針對「中國廠商」的「無差別打砸搶燒」，這種看法預設：受害廠商的損傷程度是隨機造成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據我們所訪問的數家台商與平陽商會的看法，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打砸工廠事件是經過事前精心策劃，至少也是有所準備的組織性行動，無論幕後的策劃者是誰（最常聽到的猜測是「反政府組織」）。組織性行動的相關證據包括：一、以騎乘機車群眾為特徵的跨省長距離集體行動，以及用於縱火的汽油彈等，都需要汽油的實物或經費補助，才可能形成；二、從部分參與者的錄影畫面中，可以看到有穿著襯衫領帶西裝褲的人士，率領勞工階級穿著的群眾以隊伍的型態整批進出工廠，意味著攻擊的時間與限度是受到高階人士的指揮。三、監視攝影機往往遭到預先砸毀，顯示破壞行動有一定的步驟。 就結果面而言，不少受訪者也認為，這場組織性行動並沒有完全按照策劃者或越南政府的預期來發展，以致於暴動規模與損害程度「失控」。從越南政府的角度而言，此次事件除了讓人民發洩不滿情緒之外，徒增了外界對越南投資環境不穩定的疑慮，這是「失控」的一種詮釋。對「反政府組織」而言，由於損害生產設備所致的大量工人失業，可能導致社會對其印象更為惡化，反而不利往後的組織活動，這是「失控」的另一種詮釋。 但是，不少受訪者也認為，這次之所以人員傷亡並不嚴重，是因為這場暴動並沒有傷害人員生命的意圖，嚴格來說並非一場「排華」事件，而目標只是透過毀損工廠來抗議中國勢力。接受訪問的受害台商在多方評估之下，不願前往印尼與菲律賓，而繼續留在越南投資，除了國際經貿局勢的考量與撤資困難之外，一部分的原因也是認為在越南的人身安全保障相對較能預期。 綜合上述的觀點與證據，展現出513暴動事件的「組織性」與「非預期後果」、「失控」與「秩序」的矛盾印象。真相可能是複雜而多面的；我們難以直接認定受害廠商的損傷程度是隨機造成的。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曾發生多次的搗毀機器運動（Luddism movement），在歷史社會學家E. P. Thompson的筆下，是具有道德意義與工人文化的一系列破壞行動，這些行動者透過破壞工廠機器生產設備，反對工業資本主義在無限制擴張下，對工農階級的社群關係、生計來源與勞動尊嚴的不道德損害。但在時空殊異的越南，情況可能與英國不盡相同。513事件中的受害台商中，不少人認為「起初的幾波攻擊只是有計劃的威嚇性打砸，但後來幾波趁火打劫貨物者是地痞流氓與附近居民，至於到了夜晚縱火燒毀生產設備，則是連組織者都沒有料到的失控行動」。 【看似馴服的越南工人，為何會燒燬打砸他們賴以為生的機器呢？】 從平陽省受害最嚴重的幾家台資工廠看來，多是製衣、製鞋或自行車零件等淡旺季明顯的消費性產品相關製造廠，他們的一項共通特徵是，訂單的數量在一年中有相當大的波動，而形成旺季時的趕工要求與管理壓力。特別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由於歐美市場的疲弱導致一段時間的訂單數量銳減，不僅減少工人的工作機會，也減少了罷工的可能性—罷工作為越南工人經常採取的發聲方式，當這項管道失效時，工人可能採取其他更激烈的做法來發洩累積的不滿情緒。此外，一家生產縫紉機等小型生產工具的廠商，除了產品被偷之外，也只受到辦公室設備的損害，而未損及廠房生產線；據該公司幹部所述，其生產淡旺季並不明顯。 基於未解的疑點與現有的資訊，我想嘗試提出另外一個假說：在513事件中，有計劃組織群眾暴動的人，試圖控制損害工廠的類型與程度，以表達某種特定的道德控訴，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實際損害的情況卻受到執行者—普羅階級—對道德準則的自主判斷而偏離組織者的預期，結果所釋放出的訊息難以呈現出某種一致的印象，而只能被外界認知為「失控的暴亂」。若要進一步接近事情的真相，或可從工人的觀點，瞭解燒毀工廠生產設備的可能意義。 ◎全球化與在地化：新舊交織的越南 汪少凡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流連胡志明市，最繁華的第一郡，街道上充滿色彩的繽紛街景，這裡就好像是各種娛樂的消費天堂：滿溢出接到的貨品、人群與車潮，永遠此起彼落的喇叭聲，處處是知名品牌旗艦店，三折的「On Sale」立牌（不定期拍賣），有些地方，你可以買到著名品牌的流出品、瑕疵品；轉角隨處可見的水池造景咖啡館、永遠不打烊大肆放浪的beer bar；這裡，充滿消費的人們；這裡，是各種遊憩消費的集散地。 往北一點到平陽省、同奈省，卻又是另一種風景，大型車輛在街道上揚起陣陣沙塵，空氣裡瀰漫著灰色；充滿陸資、日資、台資、韓資的工廠，聚集在一處處名為「新加坡」、「神浪」、「越香」等的工業區裡，在南越的平陽與同奈兩省，大小工業區，就有三十多處。 －－－－－－ 在訪問台商的過程裡，每一家公司都不約而同提到一個詞彙，那是「本土化」。部分公司表示，本土化早就在做了；而也有些表示，上次開會中提到，會作為公司未來重要方針；513成因的種種可能（「謠言」），包括「台商陸幹強硬管理方式與越南勞工的衝突」作為一項可能的因素，似乎加速了這道進程。 【一些被破壞的工廠，事後都把公司中文名稱拿掉，這也是另外一種本土化？】 對於「513事件」的成因，最主流的說法應是「反中情節」，然台灣卻作為災情最嚴重的國家，受創遠遠超過陸資（平陽268家工廠受損，陸資佔40家，但台商175家受損，並有18家遭縱火），究其原因，在我們訪談流連的各間台商會議室裡，每一名來這裡打拼的台灣中小企業主，給出五花八門的答案；在坊間，也流傳著各種謠言......。 有些人說，那是越南社會裡，不斷躍升的貧富差距下的必然；有些人說，民族主義愛國心，合理化了他們一切的愛國暴力行為；有些人認為，當地越南人，無論是否在這些工廠裡工作，看著這些台資、陸資工廠裡，高高在上薪資落差3倍左右（台籍主管約40000新台幣／月，越籍勞工6000-10000新台幣／月，越籍幹部約14000新台幣／月），當然會有種「相對剝奪感」，因而，這次也有些美資、日資、韓資工廠被砸；也有人說，越南勞工對陸幹嚴苛管理方式早有不滿，公司還曾發生過3000越南人，與200中國人打群架的事故，這次針對台商，也是針對台商裡大量聘用的陸幹；有些主管說，這些是有心人精心策動的，機車車隊從義安省下來，沿途打、砸、搶、燒，汽油錢都全額補助，也才有汽油彈的使用；有人進一步認為，在越南政府刻意縱容之下，卻演變成了意外，在他的工廠裡，打、砸、燒與搶，是先後的幾批人，居民是後來才加入搶的行列的；也有人笑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裡，哪處不是利益，現在發展起來了，新越黨的崛起，由美國那群幹部遠端操縱著這場運動，到頭來，也只是為了分一杯羹而已。諸多理由，每個人，都有自己言之鑿鑿的推論。社會是異質的，在混亂之中，諸多情緒、諸多理由，如伏流一般，可能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比較重要、而有些只是陪襯而已。 至少有一點，是每一名廠商沒有出入的答覆：對於「513事件」後是否離開越南，答案是100%肯定的：「一定會留下。」除了上頭提過的優勢，越南畢竟還是一個在自由貿易度上比較成熟的國家，光關稅這點就夠了，而往未來看，諸多協定如TPP、RCEP又即將於2015年生效；有些台商指說：「東協攤開，除了越南，又能去哪裡呢？」泰國適合橡膠、汽車業；緬甸才剛剛開始進入全球佈局的視野之內；柬埔寨政府貪污多、工廠罷工多，去年還死幾個人、石頭像下雨；菲律賓排華嚴重，工資又太高。關於越南政府對外宣稱數十億美金，實際上一毛沒賠的處境（同時不承認為「暴動」讓再保公司無法給付），資深華僑笑道：「談判，是比誰需要對方。」如今政府早算準你不敢走，當然不需要承認錯誤，還可以與取予求；台商這裡也噤若寒蟬，怕被報復。我們遇到的多半台商都很樂天，安慰自己說，至少停工搶救期間，是個機會重新檢視、解決老問題，整裝重新再出發的時機，畢竟，如同俗諺常常提到的那句：「危機就是轉機」。 ◎台灣人的族群優越感與招募中國幹部的關係 張薇 ／中山大學社會系 513台資企業損傷慘重的因素在事後有很多討論，其中一項是王宏仁教授提出的階級剝削問題、越級幹部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易、陸幹高壓式管理造成越南工人的不悅。 在經過一個禮拜密集的訪談過各個513受災戶的台籍高階主管後，我發現在越南台資工廠，族群天花板是確實存在的現象，台商，越幹比例最大的是組長或是課長，在所謂的高階主管、管理階層大多都是台籍幹部或是陸籍幹部占據。在這週訪談中，我們幾乎都會問每個台商在513之後陸幹的比例會減少嗎?台商大部分的回答是─早在513之前就已經在執行”在地化”這部分了，意思是指希望能提高越籍幹部的比例，並釋放更多的幹部給越南人。但是因為培訓、語言、民族情誼的問題，大部分的台商仍然會以台灣人優先，而在513後，陸籍幹部也不會特地縮減(除了暴動後不想回來的除外)，原因就是因為招不到台灣儲備幹部。 在台灣我們很常聽到國際觀、競爭力…要求大學生們增強自己的外語能力，這不外乎就是英語、日語，能說得上一口流利英文的人，我們就會產生對他的莫名崇拜感，或是會認為能在日商工作的就表示非常有能力。有位念台大商科的同學分享說：「我們同學之間也都想進去外商工作，歐美廠商喔，認為在那裏很有競爭力，大家都想挑戰自己能做到怎樣的職位、領多少的薪水，就算一開始公司只給很低的薪水也沒關係，他們都想說反正之後可以賺回來。」 【當台灣大學生搶著要進入外商公司工作時，有沒有包含越南的？】   而在我們訪談中的主管都有一個共通的經驗就是─台灣年輕人認為到相對落後的越南工作，薪水應該要高上很多。其中一位受訪者談起，曾經打電話和台大應徵者談公司的薪資福利，第一個月給薪三萬多，之後會調到四萬以上，但是應徵者認為外派到海外工作應該第一個月就要四萬。但其實依照當地的薪資水準，一般越南工人平均薪資約台幣五、六千，台幹薪水三萬多塊，其中吃、住公司免費提供(甚至有台幹受訪者表示公司有免費提供返鄉機票)來看，這薪資在當地算是非常優渥(甚至跟台灣比起來也優渥許多，在台灣光是居住可能就會花費薪水的25%)。 在這裡我想說的是，台灣年輕人對於東南亞台商的想像是有明顯的民族優越感。對於歐美、日所主導的企業，台灣年輕人都爭先恐後的想進入，甚至願意領較低的薪水、當基層員工，這對於他們來說一種能在外商公司工作的榮耀感。但是當越南台商釋出中高階管理職位並開出優渥的條件對台灣年輕人招手時，卻仍乏人問津，其中理由不外乎認為當地落後、生活品質差，覺得「我們(台灣)是優越的─相對─他們(東南亞)是低劣的」，並以這理由要求起薪應該更高。 這在族群優越感的情況下，台灣年輕人不願意到越南工作，導致越南台商必須採用陸籍人士(其中還有技術跟語言因素)，台灣人應該併棄掉民族優越感，嘗試到東南亞發展，也許可以找到一個自己可以發揮長才的舞台。 ◎在台打工過的移工，回越南後會不會在台資企業工作？ 黃昱翔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系；社會系 參訪時，一家台商的越籍幹部帶我們參觀受損的廠房，513當天和工廠被燒毀的隔天，他都留守負責聯絡。他以非常流利的華語解答我們各種疑惑，給予我們許多協助，而他在自我介紹時，提到自己曾經到台灣打工三年。於是我很好奇，如果通中越語是進入台資企業工作的優勢，加上近年許多工廠使用越籍幹部管理越南工人的本土化趨勢，學會中文的移工或許應該可以回國後如上述這位越幹進入台/中資企業工作。 雖然台灣已經凍結越籍家務工多年，但仍有許多移工到工廠工作，我在安置中心認識到的幾位越籍移工，相對於印尼和菲律賓籍的移工，中文都說得較好，一家公司也提到「十位到台灣工作過的越南人，有九個都學會中文。」越南文的許多字音都和廣義漢語(含中文、閩南語、廣東話)有非常多相似之處，句型文法與字義對應亦高度相關，又越文發音相對中文較難，因此越籍移工學習中文應該是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移工容易。 而關於移工在打工年限結束後回國的經濟生活有不少人探討過，他們或許會買能夠做生意的交通工具或做些小買賣，而藍佩嘉老師也提過女性移工的打工所得轉換成生產資本(尤其交通工具)之後，常由男性掌控，可能無法改變其性別在家庭中的位階。曾經聽過移工到台/中資企業工作與否的討論，但就目前了解的狀況似乎並不多見。 【越南平陽省的一般村落景象】 在此目前暫時只能順著訪談所遇，並就現有的了解討論。早期多數工廠在南越，而移工多來自北越，離開家鄉打工不只代表外地有更好的報酬，很多時候是家鄉生活困難，但到台灣工作需要付高額仲介費，從如四方報出版「逃」等故事中可知對移工而言，「來台工作就是一次賭博」，如果運氣好可以順利工作，因為台灣的外籍廠工是跟隨台灣的基本工資調整，即便扣除高額仲介費和每月膳宿費，還是高於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資水準許多。 以菲律賓移工為例觀之，菲律賓移工許多擁有大學學歷，但由於差距極大的工資水準，寧可到薪資水準較高的國家做純勞動的工作，回國後很難再回到原先可應用其學歷的工作崗位(如老師或護理師)，不只是因為，也是因為很難適應低薪。也就是說，如果純就薪資而不考量個人的生涯規劃，許多越幹的薪資仍低於其在台灣打工的薪水(訪談企業之一折合台幣約14000元，當然各家廠商會有差異，只是作為比較基準，仍需其他討論)。薪資水平可能是回國後較少進入工廠的理由之一。 另外，工廠大多期望由年輕勞動力投入生產線，另一家公司就提到生產線多是用剛畢業的工人，而即便公司願意本土化，要升上幹部仍需要在同一家公司好幾年的磨練和彼此的信任基礎。最基層的生產線工人不太需要中越文皆通，只有越籍幹部或文職工作語言有優勢。到台灣工作的年輕歲月與在工廠付出勞力年輕歲月重合，打工之後回到台/中資企業的年齡重新累積年資也就比較困難，這也可能是一個解釋，但需要更多資料佐證。

張翰璧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19世紀是大量客家族群移民到馬來半島與新加坡的重要時期。1805年以前，檳榔嶼移民規模小且無正規組織。西方殖民進入東南亞後，檳城的華人數量亦逐漸增多，發展出不同的群體組織，各個方言群與會館都帶有濃厚的方言與祖籍地的地域色彩，且組織的方式有所不同。 【檳城的開發與華人息息相關，如圖中列入世界遺產的姓周橋，王宏仁2012攝】 檳城的客籍移民主要分為三部份：嘉應客、汀洲（永定）客和惠州客，其中，嘉應客人數最多，居於支配性地位，經濟實力也最強。他們在檳城所創建的「嘉應會館」，是學者公認新馬地區最早成立的華人方言社團。客家人最早成立方言會館的原因，在於客籍人數不多，處於當時以方言作為溝通並建立社會網絡的社會中，為了有效凝聚力量並相互支持，因而成立方言性的會館。會館因為有社會福利組織的功能，負有照顧同鄉、介紹工作等責任，同一方言會館的成員會進入相同的職業領域，會館在族群產業／職業的網絡創造過程中，發揮關鍵性的網絡連結的功能。 ◎中藥產業在馬來西亞的發展 中藥產業是馬來西亞華人主要的傳統行業。根據馬來西亞華人醫藥總會的資料，全馬來西亞共有42個與中藥產業相關的公會團體組織，許多中藥材產業的經營者多為客家人。根據新加坡中醫學院院長李金龍指出，有關傳統中藥傳入馬來西亞的時間約在14世紀，中國人南下僑居馬來半島與北婆羅洲時，傳統中藥隨著中國人的移入而傳到南洋。中藥帶到南洋後，剛開始是以小販販賣中藥材的方式經營，直到民間的中醫留下，以及中醫藥組織機構的成立，中醫與中藥產業才逐漸發展。 馬來西亞早期的中醫藥機構，多設立在具有錫礦地區的州屬，其中雪蘭莪（包括吉隆坡與巴生）占了11間、霹靂與柔佛各1間。馬來西亞早期成立中醫藥機構的單位，除了祖籍會館之外，還有觀音閣、德教會或濱海佛學會等宗教組織。最早的中醫藥慈善機構，以及最早的中藥店「仁愛堂」都是客家同鄉組織和客家人創立的，加上19世紀的機構都位在錫礦產區，可以看出「中醫藥」與「客家」的密切關聯性。 本文將討論客家族群如何進入中藥業經營、及其網絡的發展。這些受訪者，都是開設中藥材店，70%都有中醫師的資格，會駐診把脈開藥方。幾乎所有第二、三代的受訪者，家中都從事中藥業相關工作，或是中醫師。換言之，本文所指的「中藥店」，具有下列兩項特性，一是傳統可抓配藥的中藥材店，二是有中醫師駐診把脈開方。 【檳城最早的中藥店仁愛堂】 資料來源：http://4.bp.blogspot.com/_-Hdm18S4FIo/Skr_prqhBQI/AAAAAAAAAAk/1N1ttiPYGFI/s320/trade2.jpg 檳城（或是新馬）最早的中藥店是客家人開的「仁愛堂」，現在則由駐診的中醫師（也是客家人）繼續經營。這些店老闆，都是先在相關產業打工，從當學徒開始，學認識藥材、曬藥材、切藥材等工夫，什麼工作都做，慢慢學會技術，才會出來自己創業或是另創分號。等到家族兄弟姐妹長大，勞動力充足時，大多會在不同區域開設分店。例如百和堂的老闆在1960年代才搬到檳城，他說：「我們還有一間比較老的店，在檳城的另一條街，那邊有70多年歷史了。本來我老爸是在怡保開中藥店，後來搬過來檳城這邊。、、、[搬來檳城的原因是]以前很多客家礦工啊，之後礦業沒落了，人變少了，發現檳城生意比較好做，所以就搬上來。我老爸出世就在檳城了，那時候我公太就死了。、、、1963年開第一間，然後65年又再開第二間。那個時候兄弟已經慢慢長大了，比較有人手了。」 ◎如何開中藥店 開店的資金來源，除了自己儲蓄的累積外，就是親戚與朋友的集資，當時的族群網絡也發揮相當的作用。例如某受訪者說：「我在85年開店時，我記得我父親也給我一筆錢，好像是兩萬塊錢。我自己本身也一萬多塊錢。、、、屋子是他買給我的，我本身也賺了不少錢給我父親，我在店裡幫忙都沒領錢。以前我用什麼方式呢，出去幫人家出診賺紅包。在家看診你不能跟人家拿紅包，除非病人自己給。出診我可以拿很少，10塊、20塊。那一天看4、5個，就有40、50塊了。我當時把錢存起來，慢慢就有錢多開一間店。」 許多的中藥店都是全家一起經營，甚至雇用的學徒或員工不是親戚，就是朋友。 「網絡」在中藥店的經營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愈來愈多的客家人進入，使得中藥業成為客家族群獨占的產業。這樣的網絡不僅限於檳城，有時是涵括新馬的地理範圍。某受訪者先在柔佛當學徒11年，「到柔佛工作是去我伯父家，我伯父和堂兄都是中醫，加上店裡面還有2、3位中醫，所以我就在那邊一面學中醫一面自己讀書。之後回來，93年才開始看診。」 【中藥的入行，幾乎都是透過學徒制度而學習到相關知識】 資料來源：www.chinesegoldpages.com.au/upfile/201211/20121115201145peFABi.jpg 中藥材知識的取得，以往是透過在藥店打工的養成過程取得經驗和知識。打工過程非常辛苦，要熟悉草藥名、藥性、還要學習各種製作的過程，接下來才是把脈問診。因為中醫學院成立，許多原本是在藥店打工才能學到的理論，可以用上課的方式取得知識。某位受訪者是在自己的父親藥店當學徒而學習這些技能：「我父親是非常傳統的，所有的方法是從中國大陸帶過來的，所以泡藥、切藥、煮藥、製藥我通通都會，以前真的全部是人工，靠人做出來的藥，現在我們這邊都機器化了。全部都用機器，十個人抵不到一台機器。、、、我們小時候刨甘草，我們就很細心，就整條甘草它我們用刀把它的皮割掉，蒸1、2個小時，就很薄，薄的比紙還薄。用機器切的就很厚。、、、[這些方法]雖然書裡面都有記載，但是他們沒有做過，他們不懂，因為沒有打工的經驗。例如所謂的泡是兩種，用水泡，一個火的「炮」…。」 外面來的學徒可以領取薪資，在自家店中學習的則不一定可以領錢。現在的學徒薪資較以往為高，加上願意當學徒的人不多，所以學習年限較以往短，也可以留下來繼續工作。這種發展趨勢，使得中藥產業的客家獨占性逐漸消失。 近幾年來，不同族群的人也進入中藥店經營，當詢問「不同族群是否經營方式不同時？」一半以上的受訪者都回答「客家人比較保守」。有受訪者說：「我們保守，最不保守的就是潮州人。他們沒有資本的話，還是很敢去投資，可以借錢來投資。」 ◎當前與未來檳城的中藥店經營 很多藥店是全家一起經營，並且以此為基礎，陸續增開其他聯號（分店）。藥店開多，市場的競爭性就出現，再加上成藥和科學中藥的出現，使得利潤下降。為了增加銷售的利潤，許多中藥店兼賣科學中藥。即使經營者還是認為水藥（使用中藥材煎藥）最有效果，為了因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還是會賣科學中藥，以維持藥店的營運。 然而，中草藥的沒落不代表中醫、中醫師的沒落。針對未來的發展，部分經營者建議要增加保健食品的販賣比例，或是將藥材包裝成食補藥膳配方，放在店中販賣，或是直接賣給餐廳或肉骨茶小店。例如另外一位受訪者說：「馬來西亞中藥業也開始沒落，但是中醫師沒有沒落，只有那些生草藥。沒有中醫師駐診的藥店，就不能生存了，沒落的藥材店都是沒有中醫師駐診的。以前有很多中醫師是沒有開店的，在別人的店駐診開方。現在草藥還賣得好的只有八珍、六味還可以，人家要用來煮湯喝。[未來馬來西亞的中藥會如何發展？]應該是補品可以發展、發揚，煎藥的我看很難，開始沒落了，政府也是障礙我們發展，這個不可以進口，那個不可以進口。有些藥你要配也沒有藥，政府不准進口，說川烏啊、草烏啊、黃蓮啊等等，他都禁止了。、、、成藥可以生存，經過衛生部批准進口，看病配藥，但是療效不見得會比煎藥好。」 在經營上，中藥店雖然是華人傳統的醫療方式，但是顧客不限於華人。華人占了約70多％，馬來人約10幾％，然後是印度人。區域人口若是馬來人多，顧客就會以馬來人為主。馬來人也懂得煎藥，「他們捨不得將藥倒掉，會一直煮到沒有顏色，才會將藥渣倒掉。」此外，有些印尼的華人會跨海到南華醫院的中醫部求診。 【現在仍有許多印尼華人到檳城的南華醫院中醫部看病】 資料來源：http://www.hlwe-cmd.com.my/history1 雖然過去到現在檳城的中藥店，尤其是有中醫師駐診的中藥店，多為客家族群所開創。但由於許多中醫學校與相關學習管道的成立、科學中藥的引入，許多處理生藥的技術、把脈問診的知識都可以經由制度化的管道取得，使得不同族群的人有可以進入中醫藥產業，再加上開店的資金門檻不高，客家人在中藥店的比例逐漸下降，逐漸失去獨占的地位。 族群產業的發展，雖然是經濟行為，但也可以標識為族群文化的特色。檳城的華人內部並沒有明顯的族群相處問題，但在廟宇、會館和產業／職業上卻有區分。不同族群就在神緣、地緣、業緣的基礎上，形成以客家人為基礎的互助網絡。如果族群產業的發展，是一種網絡創造的過程，檳城中藥業的發展，就是一個以典型的族群資源（包括血緣關係和姻親），向其他互助網絡擴散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