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怡雯/《棄物展》策展人
歲末年終將至，以寒冬送暖或愛心慈善為名的街友尾牙餐宴也將登場，而過去在尾牙宴，遊民們扛著大包小包家當到現場的景象，正是遊民無處放置家當處境冰山一角的寫照。這種遊民面對家當無處可放、不時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棄物危機」，即是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十月中在萬華剝皮寮舉辦《棄物展》的核心關懷。[1]
《棄物展》的緣起
我在2014年到當代漂泊協會，擔任遊民攝影班的講師。當代漂泊開設攝影班已行之有年，成立的初衷在於讓遊民拿起相機透過照片為自己發聲，以撕下老是將遊民和懶惰或是暴力畫上等號的社會標籤。此外也希望透過影像創作的方式，逐步重建他們內在的自信與社會的連結。換言之，遊民攝影班的進行，一方面是作為破除污名化的文化行動，另方面也是進行培力實踐的嘗識。
該攝影班的成立宗旨與操作，與近年在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methodology)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有更為明顯「辨識問題與尋求改變」的行動傾向。影像發聲法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最早是由華裔公衛學者Caroline Wang 和她的同事Mary Ann Burris，在1992年於中國雲南進行的一項有關婦女生殖健康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中正式提出。受到Paulo Freire《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啟發，她們協助雲南農村婦女使用相機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去表達和反映她們是如何感知社區裡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並透過照片的小組對話與討論，發展出她們希望如何改變這些問題的看法。[2]自從該研究方法被提出之後，影像發聲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裡被廣泛運用，從公共衛生、社區組織工作、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通常以社會中的邊緣族群為主體，讓他們拿起相機記錄並呈現日常生活，並在團體中以照片為媒介來進行分享和討論。運用這種方法除了可了解參與者的需求之餘，也能再針對這些需求進一步設計介入方案，激發參與者對於未來的想像，甚至是發展出以影像為媒介去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舉辦展覽也是影像發聲法，在實際操作中會納入的重要環節。
關於影像發聲法的具體操作已有不少討論，我在參與遊民攝影班之初，則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方法來進行，即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主題，而是和參與者討論他們常會去的幾個主要公共場所後，一起前往進行外拍，之後再於課堂中討論他們拍攝的照片。透過照片的討論，我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生活世界中某些不廣為人所知、自發建立的「秩序」。以攝影班成員阿成拍攝的這張照片為例，這一排在火車站外排列的石頭、寶特瓶和泡麵空碗等等物品，其實是遊民們等待便當發放前，進行「預先」排隊以防止插隊的方式，而彼此之間則對那塊石頭或是物品代表著誰則存有默契。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阿成在台北車照拍攝的照片 (2014)
然而在這個外拍的過程中，卻常遇到攝影班的參與成員，因為擔心家當無人看顧，必須提早離開，或是必須把他們沉甸甸的家當背在身上，才能安心來參加攝影班。那時我才清楚意識到，如何安置家當是遊民們每天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立即問題。再者，由當代漂泊協會提供給攝影班成員的二手相機，也讓他們可以攜帶在身上隨時進行拍攝。從成員天星伯拍攝的一系列「家當」照片裡，可以看他從白天到黑夜，在車站周圍不斷挪移放置家當的位置，以避開被站方驅趕的生活處境。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天星伯拍攝的家當系列照片 (2014/2015)
從攝影班進行外拍的過程，到拍攝照片的觀看討論，可以清楚辨識出家當放置問題對露宿在台北車站的遊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繞不開的煩惱：試想看看，若帶著一堆家當，如何能出去工作？若不帶著家當，還能放置在哪裡？當家當一離開視線就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得守著家當的遊民，又該如何跳脫貧困的處境？這幾年民間團體陸續舉辦一些遊民生活體驗營，讓參與者能親身感受露宿街頭的辛苦，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生活處境有更多的同理心，但遊民三不五時即面臨家當被當成垃圾拋棄，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不安全感，事實上很難被體驗。就在攝影班進行期間，還碰到台北車站陸續拆除了車站大廳裡已所剩不多的座椅，並加大力度清除遊民放置在車站附近的家當，這些做法其實和直接驅趕遊民離開已相去不遠。因此在日趨嚴峻的棄物危機下，遊民不時上演的家當保衛戰，正暴露著對於底層生存空間的擠壓，而《棄物展》的出現，既是面對這種發展態勢的回應，也是控訴。
圖說：左圖為北車去年年中加強取締的公告;右圖則為攝於2014年車站大廳的座椅已遭拆除。
《棄物展》的策劃
這個以「棄物」為名的展覽，是以反諷的方式，刺激觀者去思考為何遊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家當，會被當成棄物，希冀透過展覽能發展更多的對話。因此在遊民攝影班既有運作的基礎上，由遊民朋友、當代漂泊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共同合作組成了《棄物展》策展團隊，在剝皮寮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月17日至11月15日)的展出。
如前所述，在影像發聲法的運用中，展出參與者的拍攝作品，透過作品展示向社會發聲，也往往被視為培力實踐的重要部分。當代漂泊協會過去曾多次舉辦攝影展，展出遊民攝影班成員所拍攝的作品[3]，但這次《棄物展》在策劃上，則納入更多視覺呈現效果上的考量，因此展出照片除了部分來自攝影班遊民成員，我們也發展與遊民朋友合作的拍攝計畫。在攝影班進行的照片討論中觸及到家當這個主題後，我們到北車與更多非攝影班的遊民朋友，就家當問題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家當被當成棄物陰影壟罩下的因應與生存方式，之後再徵詢他們是否願意進入攝影棚，將他們的故事轉化成影像來表達。以下這張照片，即是根據遊民阿平的訪談，進行的棚拍照片。在棄物危機下，阿平和其他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發展出互助方法，白天其他人外出工作，就由阿平幫他們看顧行李，讓他們可以安心去打工，晚上他們會再帶便當回來給阿平。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李，並不是阿平一人所有。這是在家當不時會淪為棄物的困境下，遊民們分工合作的生存之道，但對阿平來說，這些行李其實形同一種行動上的羈絆，他得隨時盯著它們，寸步不離以確保不會被清除。同樣是在談「家當心情」，對遊民阿成來說，從在外流浪的那天起，所有的家當就成了他身體的延伸，必須用各種方法帶在身上，他才能夠感到安心。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照片之一，表達看顧家當變成行動的一種羈絆
不同於過去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站在相機前，成了鏡頭下「被觀看」的主角，在長期被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裡，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這幾年不時就傳出毆打遊民、對他們潑屎潑尿的惡意行徑。儘管參與拍攝計畫的遊民朋友，事前都已充分了解並有心理準備，但隨著開展日的靠近，其中一位參與者阿丁面對公開「被看見」的心理壓力卻也與日俱增。因此在經過溝通之後，我們決定在展場中將他的照片戴上面具，一來希望緩解他的壓力，二來也是讓觀者能夠更了解，並且看見遊民在向社會發聲內心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
再者，除了照片外，棄物展也採取錄像和口述錄音等其他媒材，來呈現出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面對棄物危機的處境和心聲，並展出從遊民朋友那借來的家當物件，讓觀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些家當，了解它們之於遊民日常生活的意義。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遊民家當物件，左圖中間是出陣頭工作留下來的紀念T恤，以及用報紙和衛生紙自製的枕頭，右圖下角則是出外舉牌工作時，為防大風把牌子追走，自備綑綁用的繩索。
除了一樓的「棄物危機」，棄物展現場還有另個以「棄物重生」為名為的二樓展區，展出漂泊工站成員階段性的勞動成果。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成立漂泊工站，嘗試與遊民和中高齡失業者，共同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一起進行回收舊物，將廢棄家具和食用回收油，製作成有創意巧思的生活用品和家事皂等產品。這種透過舊物改造，重新讓棄物重生，賦予物品再利用價值的勞動創作，也是工站試圖在對人一旦在市場上被視為沒有價值，就被當棄物丟掉的作法提出的反省與實踐。此外在這層樓也展出遊民朋友們的藝術創作作品，讓這些逆境中努力匍匐前進的軌跡，可以在這裡被認識。因此從「棄物危機」到「棄物重生」，整個棄物展的總體策畫都試圖在顛覆並挑戰社會對於所謂「棄物」的刻板想像。
展場如劇場
棄物展自開展以來，透過網路宣傳，在開放時間參訪人次每日平均破百，因此後來追加於非開放日接受團體預約，甚至出現網民在網上自主揪人，組團參訪的情形。而在展覽現場，遊民朋友也陸續加入了導覽的行列，透過導覽從參訪者直接得到的反饋，紛紛鼓舞了這些在場發聲的遊民，從一開始的怯生生，到後來積極主動「現身說法」，甚至原先照片戴上面具的阿丁，到了展覽後期也從角落裡跳出來，站出來告訴大家面具先生就是他本人，並侃侃而談他的故事。這種在展場裡上演的轉變，讓展場宛如一個開放劇場，在這裡目睹著參與者和參訪者之間互動所產生的變化，不僅產生某種無以名狀的感性觸動，也讓人思考在有關社會結構與人自身能動性的辯論(structure-agency debate)時，「展覽」這檔事如何能夠或說在某程度上發揮框架(framing)的效應，從而促成變革的發生。換言之，《棄物展》在剝皮寮撤展之後，接下來的挑戰就是如何將展場裡激發的火花和和能量延伸到展場外，繼續往打造一個多元友善共存的公共空間方向推進。
圖說：在展場進行導覽的遊民朋友與攝影班成員
若說展場如劇場，但出了劇場之後繼續面對的仍是頑強的結構力量。事實上在四年前，台北市政府於艋舺公園一度祭出殘酷潑水驅趕遊民的措施，遭到輿論撻伐後，北市府後來決定在艋舺公園發送紅色置物袋，供遊民放置私人物品，去年執行的艋舺專案，一度討論要設置遊民置物櫃，但後來改成在公園內提供置物袋統一置放的地點，避免遊民家當被丟棄的公共空間共存措施。然而除了艋舺公園外，台北市其他遊民露宿地點，市府則不願繼續跟進，甚至把艋舺公園作為北市已經有在照顧遊民置物需求的樣板。就在《棄物展》撤展之後的一個多星期，露宿在北車的遊民阿西在車站南區廣場休息時，碰到誠品站前店管理人員，會同警察和清潔人員前來要他人連同行李離開此地，再度遭到被驅趕的他，回想起這些年來，行李拖到哪，被趕到哪，在心情頓感鬱悶的情況下，一時吞下過多的癲癇藥，幸而被路人發現，緊急送醫。阿西身體康復之後，他決定化悲憤為力量，於十二月中旬和當代漂泊協會及多個民間團體，一起到台北市政府陳情，並將《棄物展》裝置成小型行動版搬到市府門口展出，請北市府積極與台北車站和衛福部等相關單位進行協調，不要再互踢皮球，提供露宿在台北車站遊民的置物空間。當日市府社會局派員接下訴求書，並允諾兩周內會告知何時召開協調會議的時間。至今二周已過，北市府卻尚未回覆。[4]
面對持續上演中的「棄物危機」，《棄物展》其實尚未落幕。[5]
[1] 更多關於當代漂泊協會的介紹，請見http://homelessoftaiwan.pixnet.net/blog/category/436116
[2] Wang, C. and M.Burris. 1994. Empowerment through photo Novella: Portraits of Participation.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21 (2): 171-186; Wang, C., M. Burris and Y.P. Xiang. 1996. Chinese Village Women as Visual Anthropologists: 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Reaching Policymaker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2 (10): 1391-1400.
[3] 過去遊民攝影班的作品也集結成冊，出版了兩本攝影集：《製造流浪—居無定所的台北寄居蟹》(主編: 戴瑜慧、卓珊，2011)、《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主編: 戴瑜慧、郭盈靖，2010)
[4] 當日赴市府的陳情行動，詳可見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語音暨文字報導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0506
[5] 後續行動將持續在當代漂泊臉書網頁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