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的歷史社會學──從「真田紐」談起

苗延威/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日本NHK電視台於2016年製播的大河劇《真田丸》,今年三月間在台灣緯來日本台播出,不久前才下檔。該劇由堺雅人、草刈正雄、大泉洋、長澤雅美等人主演,內容講述日本戰國時代後期的著名武將真田幸村(信繁)(1567-1615)與父兄的故事。劇中第39回「歲月」中提及真田幸村發明了「真田紐」(緯來日本台翻譯成真田繩),我想從這個特別的物件來說一個關於其後三百年「大甲帽」及各種草帽站上全球時尚舞台的歷史。從真田紐到大甲帽,這個打啞謎般的聯想,多多少少仿效了卜正民(Timothy Brook)觀看維梅爾畫作的方式,他在畫中看到許多小地方和小事物,它們雖然只是幽微地透露某種間接的關連,然而,用卜正民的話來說,其中卻「隱藏了遙指更雄渾歷史力量的線索」。[1] 串起這些小地方和小事物的,我相信,就是一種社會學的歷史想像。

◎真田紐和麥稈真田帽

話說,石田三成兵敗關原(1600),加入石田陣營的真田幸村與父親真田昌幸遭德川家康流放紀伊國九度山村;昌幸後殁於此,幸村則待了十四年之後離開,前赴大坂為奄奄一息的豐臣秀賴政權效命。在九度山村的流放歲月裡,真田一家過著物資匱乏的生活,直到他創造出真田紐,將技術賣給村民,從中抽取利潤,經濟狀況才有所改善。這是他演繹自故鄉用以「捲刀柄」的紐繩,在武士的世界裡,頗有賣點。關於這個名稱,一說這是真田幸村本人的要求,又有一說是這個編物在大坂等地流傳開來,乃是由於「真田」善戰之名,又隱含著對豐臣和真田的悼念,同時委婉地表示對幕府政權的不滿。不論如何,這個帶有政治抗議色彩的土產,竟在德川幕府倒台後不久,因緣際會地躍上了全球時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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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田丸》中,真田幸村(堺雅人飾)手持真田紐的一幕。翻攝自緯來日本台2017/3/17

 

1872年(明治4年),有位叫川田谷五郎的橫濱町役人,眼見洋人戴的夏帽似乎蔚為時尚,可以運用真田紐編就,因此進行產品研發,創造了日本製的歐風草帽,名為「麥稈真田帽」。[2] 這項新產品出現在維新政府宣布散髮令(1871)之後,為實行斷髮的民眾提供一個佩戴新自我的選擇。搭配正式西裝的冬季禮帽,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裁縫師取法西方的圓頂毛氈硬禮帽(bowler hat),製成日式的「山高帽」,材料是羊毛氈,價格不菲,屬於高檔貨,尋常人家消費不起。相對的,夏季的麥稈真田帽則價廉輕便,又具有歐洲文化氣息,深受十九世紀末日本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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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稈真田紐及其製品,前方平頂圓帽即為真田帽。
圖片來源:《岡山県案内写真帖》(1926),https://goo.gl/Eqypv8

 

幕末/維新時期的江戶(東京),跟晚清上海租界類似,是個充斥著西洋文化刺激的世界,洋服、洋食、洋房等等「洋貨」無不挑戰與挑逗著當地人民的感官,而日本民間社會應對這些源源不絕的新鮮洋貨的方式,包括無止盡的傳散、拼湊和模仿,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全球性之後的「創造性挪用」(creative appropriation),也是一種意義仿生、轉譯和誤譯的過程。[3] 雖然人類服飾與佩件的樣式均有其歷史發展過程,仿效外國時尚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在對十九世紀末許多非西方民眾來說,洋服洋妝都是透過外貌的改換以展示「現代」的手段,迅速而實際地對身體自我(body-self)進行文化轉形與轉型。在這個過程裡,移植進來的歐風物件,或多或少已被仿造物抖落了它們原有的文化意含,與此同時,被召喚參與仿造的地方物件,則梳攏出新的意義脈絡:例如,用於纏捲武士刀柄、綑縛茶道具桐箱或經文箱的真田紐,本是道地傳統文化的配件,如今則成為編製外來形制的帽子,以異文化之姿戴在本地人頭上。於是,在這一系列打造「新身體」的歐化「時尚性」方案裡,菁英階級的「山高帽」和平民階層的「麥稈真田」帽,共同打造了十九世紀日本人頭頂上的現代性配件。

運用傳統手工藝技術與在地纖維物料的麥稈真田帽,和諸多「在地化的洋貨」雜揉了地方傳統和西方元素,是誕生於社會變革之中的新興產業。此後,歐式草帽不僅進入日本,豐富了麥稈編織的品項,還經由日本的殖民統治,催生了台灣的洋草帽產業──大甲帽與林投帽。不過,在討論台灣帽子之前,且先讓我聊一下歐美流行的草帽。

康康帽和巴拿馬帽

十九世紀晚期流行於歐美社會的男性草帽,大抵分為兩大類:康康帽(Boater hats,法文為Canotier,日文稱為カンカン帽)和巴拿馬帽(Panama hats)。康康帽的材料為麥稈,原型據說來自英國海軍士兵,但讓它成為時尚佩件的,是當時在西歐興起的夏日戶外休閒活動,例如遊艇宴飲、舞會、野餐等等。這種與「遊憩」概念相結合的草帽,受到新興都會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的歡迎,在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的畫作中,即經常出現巴黎青年男女在休閒聚會的場合中頭戴草帽的場景。依帽材、形狀和歷史脈絡來看,川田谷五郎製作麥稈真田帽時參照的洋帽,很可能就是康康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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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巴拿馬帽,它的材料不是麥稈,而是一種叫做toquilla的棕櫚樹葉,主產地在厄瓜多爾,但以巴拿馬為集散地,轉運銷售到美洲和歐洲,故得其名。[4] 它的風行,主要與美洲勞動階層有關,一說是1848-49舊金山淘金熱時,來自中南美洲的淘金者,人手一頂這種輕便通風又便宜的草帽,從而在來自各地的淘金者傳開。後來美國修建西部鐵路時,這款草帽也在工人之間廣為流行。另一說則與耗時33年(1880-1913)修造的巴拿馬運河有關,當1904年美國接手興建工程之後,老羅斯福總統前往視察,當地人送他一頂草帽,被他稱為「巴拿馬帽」,隨之流行全美。也許這些說法都有一部分正確,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規模的工程活動陸續在美洲大陸進行,湧現了大量的中南美洲移工。他們人手一頂的草帽,反過來又在歐美市場帶動流行,由勞動者的裝束一變而躍升為二十世紀新興的全球時尚。[5] 後來經由日本輸出的台灣草帽,為了打入美國市場,就稱做東洋巴拿馬帽(Toyo Panama hats),強調品質不輸巴拿馬帽,但更為經濟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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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帽和林投帽

日本統治台灣後不久,台灣就興起了自已的草帽業。以藺草編織工藝為基礎發展出來的藺草帽,雖以苑裡為主要產地,但因經由大甲傳銷島內外,所以被稱為「大甲帽」。以台灣海濱常見的林投樹葉為原物料的草帽,則稱做「林投帽」或「淡水帽」。[6] 在1900年代,大甲帽與林投帽都與其他本島各式地方特產一樣,是日本內地勸業展覽會的常客,有時並稱為「東洋巴拿馬帽」或「台灣巴拿馬帽」。[7] 1910 年代兩岸漢人斷髮風潮帶動草帽產業蓬勃發展,此時的國際銷路也大開,銷售量從中國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多萬頂,到1915年後台灣總督府將斷髮納入保甲規約的兩百五十萬頂,再到1916-19年間更高逹三百萬頂,呈現供不應求之勢。[8]

這個驚人的銷售量意味著大量勞動力的投入。草編是一項相對較不費力而且技術門檻較低的農村副業,當草編產品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的價格與通路時,為了貼補家用的婦女和女孩,便成了撐起產業的勞動大軍。在歐洲即是如此,以英國來說,草編業自十八世紀已有相當發展,而且被視為是一項女性職業,1818年的一份國會報告說道,從事草編的家庭裡,妻子和小孩賺的錢往往比丈夫多。[9]

大甲帽產業的崛起,同樣有賴地方女性和兒童勞動力的投入。源起據說是在1897年,苑裡辦務署署長淺井元齡發現當地婦女洪鴦的藺草編蓆技術優異,要她試編草帽,並傳授技藝給其他婦女,其後更將藺編草帽商品化,由大甲商人推銷到日本。1906年的一篇報導說道,苑裡女孩於十二、三歲時,即開始學習編藺,編藺女孩每天估計即有一、二十錢的工資,至「成人藝成之日,一日可得製造資數十錢,或至一圓」;在當時,只要家中有人從事帽蓆的編織,就夠維持整個家庭生計。[10] 不過,勞動產值和身價的提高,並未讓她們因此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根據一些口述歷史的記載,蓆編技藝反而苑裡婦女的生活更加忙碌辛苦。[11] 由於婦女們仍需顧及家務勞動和農務工作,因此草帽編織以自家為主,趁農閒時或是白天農務工作告一段落之後的餘暇才能從事編織。有時甚至需要在夜間趕工,最初僅能藉著燭光工作,後來,到了1912 年,草帽單價飇高的年代,大甲一帶因為帽蓆產業利潤可觀,使得該地成為中部早先供電的街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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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帽的編帽勞動。圖片出處: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_2=2

 

除了大甲帽之外,林投帽在1900-1910年代也是很受市場歡迎的產品。投資林投帽業的日本人在剛開始時,運用了監獄受刑人的勞動力,使得他們在經營上佔了很大的便宜。林投帽的發明者據說是彰化監獄的日籍官吏,他最早利用受刑人勞動力來生產。[13] 由於頗受市場歡迎,台中、台北、台南、嘉義、宜蘭等地監獄,紛紛起而效尤,進軍當時已然成形的草帽市場。當然,光憑監獄勞動力仍撐不起這項產業,女工仍然是草編業的主要支柱。台灣女革命家謝雪紅在她的口述自傳《我的半生記》裡,非常仔細地描述了她在1910年代前半,跟著母親幫忙處理「林投絲」論件計酬零工的經歷,當時她的年齡是10-13歲左右。林投葉纖維的從到野外割下葉肉到抽取纖維之間的程序相當繁複,包括割葉、裂葉、沸煮、剥除葉肉等,基本上仍需要男工,或熟手女工,謝雪紅還小,做的就是敲林投絲的工作,屬於較前頭的工序。[14] 老板收購好林投絲後再分給家庭婦女編帽子。依謝雪紅的說法,編帽子需要勤勉、手巧的人才能勝任,一頂普通的帽子,大概要一至三天的工夫,工資約七、八錢至一塊,如果採用特別潔白細長的林投絲編製的上等帽子,工錢一頂就有三、四元,那更須要有好的技術,且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編成,「這是當年婦女最能賺錢的工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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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林投帽的女工。出處: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投帽製造業調查》(1915),書內寫真圖片

 

台灣草帽業在戰爭時期因為國際航線斷絕等因素,外銷停頓,轉為內銷,並成為國家軍需工業的一環,製作軍用夏帽。為了挽救出口下滑的困境,日本政府曾試圖推行若干輔導措施,包括成立「台灣帽子興業株式會社」、「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等團體,並廣辦講習課程、舉辦展覽會、進行市場調查、向外國進口商宣傳、參加國際貿易商展覽會等等,因此在1941-42年的惡劣國際局勢之下,台灣帽子仍能外銷258萬頂,苑裡草帽的產值甚至高達一百萬圓之多。[16]小池金之助在《台湾帽子の話》(1943)裡即收入了數張「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前往泰國等東南亞地區推廣台灣帽子的海報,而這也意味著「國家」已經成為支撐台灣帽子市場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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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帽子同業組織聯合會」的宣傳海報。
出處:小池金之助,《台湾帽子の話》(1943),書扉內頁。

 

◎做為現代性配件的草帽

在新舊時代中掙扎的東亞人民以改換西服當做脫胎換骨,象徵著身體自我與「現代」並進;借用Susan Hiner的概念,短髮與西服因而都算是他們的現代性配件(accessories to modernity)。在Hiner的研究裡,十九世紀法國女性用以表達優雅品味的服飾物品或時尚配件,例如絲絨、開什米爾羊毛、蕾絲等等,均具體而微地成為「現代性」的物質象徵,其運作邏輯則是,這些物品由於鑲嵌在帝國擴張、文明禮儀要求、加速的社會流動、性別化與階層化的社會實踐、商品文化,以及名媛貴婦身兼消費者與社交附屬品的弔詭位置之中,因而調和了異國情調與端莊優雅、流行商品與精緻藝術之間的距離,又不失其「配件」的屬性,使得配戴它們的女性,既是展示的主體,又是被展示的客體。[17]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洋草帽呈顯出一種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同時具有資本主義化的工具理性,又具有殖民主義式的物質文化挪移與生產/消費依賴關係。殖民現代性傾向卸除傳統符碼、拼裝帝國符碼,所以在感官屬性較強的文化技術層次上,可以達到快速「裝潢」的目的,讓人輕易地就看得到、聽得到、吃得到、聞得到、摸得到「新時代」的物質性(materiality)。而這些感官文化,又交織成為一幅「自成一系」的歡愉經驗和品味,例如飲食、服飾、空間、移動、音樂、繪畫等等,召喚著個人在某個部分產生相應的認同。而這些物質性、感官性的召喚,又不可避免的要以身體為媒介,進行著不同於傳統體驗的消費和刺激。即使是最具有流行特性的消費形態裡,重複或習慣化都是消費活動最重要的特質。這種因為身體的要求而產生的慣性,反過來又促使感官商品以細緻的差異創造風格化的系列品項,共構一個快速、多重、雜揉的感官世界。[18]

以本文特別針對的帽子而言,如同Diana Crane指出的,帽子是1960 年代以前西方男子最具秀異性的衣著物件。[19] 相當程度上,這是因為它的價位適中,比起西裝和大衣更能提供一種理想的社會條件以消弭傳統的階級差異,同時又能夠彰顯特定的社會層級。尤其,草帽的原料雖然便宜,但是精巧細膩的手工技藝卻可以幫它們加值,使之產生出獨特的「平價時尚感」,對於想望著用少量花費即可沾染現代性氛圍的消費大眾,這是一種時代的誘惑。若說現代性認同誕生於摸索與迷惘之中,那麼,仿造的洋草帽,既滿足了形式上的「鏡中自我」,也擺脫了其他殖民現代性指標物件往往要求的階級條件,讓大多數人都有機會以平易近人的價格和極具在地色彩的材料,佩戴「現代」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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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台北:遠流,2009),頁22。

[2] 麥稈可以製成洋帽,連接農村作物、農閒人力與國際市場,吸引了不少地方投入發展麥稈真田業,尤以岡山縣最為積極,見戶川專治,《岡山縣の真田》,岡山縣淺口郡:岡山縣真田同業組合;中野謙一,1899,《石川縣農會報告》(金澤:石川縣農會,1917)。除了麥稈之外,日本人也開發不少新材料來製作和販售「真田帽」此一時尚商品,例如利用白楊樹、柳樹或檜木樹皮製作的經木真田帽,以及利用苧麻製作的麻真田帽。沖繩則有編織林投葉纖維的阿檀帽(或稱阿旦帽)。

[3]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Martine Buchet, Panama: A Legendary Hat (London: Assouline, 2004);Tom Miller, The Panama Hat Trail (NY: Random House, 2001);Jonathan Steffen, The Panama Hat (London: The London Magazine, 2012)。

[5] 另外,在1860年代,美國因南北戰爭期間牛肉需求量增大,而橫越大陸的鐵路貫通又使得西部牛隻可以快速東運,但有賴牛仔將大批牛隻護送至辛辛那提等轉運車站,從而提升了牛仔的形象,專業的牛仔帽亦應運而生。關於美洲牛仔的歷史,見Richard W. Slatta, Cowboys of the America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同樣以林投樹(即露兜樹pandanus)葉纖維製成帽子的,還有沖繩的阿檀帽和夏威夷的 lauhala帽。林投樹葉對太平洋島嶼民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纖維來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長2003年來訪時,贈送本國一幅林投纖維編織的貝殼壁掛,而後該國總統2006年來訪時,則帶了林投纖維編織的圓扇和桌壂做為禮品;吐瓦魯總理2008年來訪時,亦致贈林投纖維編織的蓆子。上述友邦禮品均收藏展示於國史館,其圖樣可見國史館印行的《總統的禮品》(2011),頁161-164。

[7] 相關報導可見《台灣日日新報》1908 年11 月25 日,「審查報告(續)」;1910 年11 月29 日,「群馬共進會受賞者」;1911 年2 月6 日「製產博覽會之出品」。

[8] 小池金之助,《台湾帽子の話》(台北:台灣帽子同業組合聯合會,1943),頁4。

[9] Eileen Wallace, Children of the Labouring Poor (UK: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 2010), p.55.

[10] 《台灣日日新報》1906 年7 月10 日,「苑人植草之言」。

[11] 陸佳暉,《紀錄.編藺人:台灣苑裡地區藺草手編技術及工藝發展調查研究》(苗栗:苑裡鎮山腳社區發展協會,2010),頁20。

[12] 王景怡,《日治時期大甲地區帽蓆產業的產銷特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61-63。

[13] 《台灣日日新報》1902年9月2日,「林投製帽」。

[14]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楊克煌筆錄、楊翠華印行,1997發行),頁52-53。

[15]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54。

[16] 陸佳暉,《紀錄.編藺人》,頁13-14。

[17] Susan Hiner, Accessories to Modernity: Fashion and the Femin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18] Arjun Appadurai著,鄭義愷譯,《消失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學,2009),頁96。

[19] Diana Crane,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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