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死」這檔事─社會學觀點看死亡的現代性

阮曉眉／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1]

傳統社會具有明確的死亡溝通形式：迂迴避諱，但自然、不壓抑。

我的父母居住在鄉村小鎮，鄰人或遠或近有些姻親關係，即使沒有，也都是幾十年的舊識。村裡有新生嬰兒加入，老一輩不斷凋零，生命的更迭從未停歇。偶有喪事，父母會催促我去上個香。我走向靈堂，死者家屬為我點香，對著照片說：「媽，這是曉眉，她來給妳上香，妳在天上要保佑她」。然後，我和大家聊聊天，談自己的近況，說說笑笑。悲傷呢？悲傷還是在，但不只有悲傷，還有許多共同的回憶。鄉村的葬禮儀式多在自家舉行，延續數日，在這期間，家人們守靈、聚在一起摺蓮花，聊往事，故事裡參雜人情義理的倫理意味。小時候的喪禮參雜著嘉年華會般的激動與興奮，許多儀式與擺設不同於百無聊賴的日常生活，即使跟著大人一起縫製喪服，聽著家族故事的點滴，都讓我感到新鮮。兒時，鎮上的棺材店就擺著一副棺材，母親帶我經過時會小聲地說阿彌陀佛，它自然地與五金行、乾貨店家並列在大馬路旁。

我們常泛論地認為，華人社會對死亡充滿禁忌，不似西方社會那般直接公開地討論死亡及身後事，因而把現代面臨的許多死亡難題歸咎於此。然而，過去社會雖然以迂迴、避諱的方式來面對死亡這件事情，許多儀式繁複且充滿禁忌，葬禮的哭喊聲極盡釋放，但死亡基本上被視為生命自然運作的一部分，生與死就如四季更迭，人們熟悉那樣的溝通形式，也有較多的機會與時間參與死亡的過程與儀式，相應的社會行為與情感表達，具有清楚的文化意義與辨認方向。

 

現代的死亡禁忌：死亡變得不可見及不可溝通

然而，現代的情況改變了，死亡逐漸從我們日常生活的前台退到後台，變得越來越不可見，人們參與死亡過程的經驗及時間減少，有時只短暫停留在告別式上。這跟社會、勞動及經濟結構與條件的轉變息息相關，連帶地也改變人們的死亡經驗與心理感受。

首先，是死亡場所的改變。根據衛福部死因統計年報顯示，台灣近幾年的死亡場所逐漸從住居所轉移到醫院，2012年之後，在醫院（尚未包含在長期照護或安養機構）死亡的人數已超過在住居所死亡的人數，而且兩者的差距逐漸擴大。法國歷史學者Philippe Ariés曾從文化史的角度指出，我們對死亡的感知及應對方式是隨著歷史轉變而有所差異。他發現，隨著現代醫療體制的建立，當代死亡發生的地點從家裡移至醫療院所，此一過程讓死亡不再屬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場所的改變讓死亡這件事情成為醫療專業人士負責的領域，悲傷越來越被視為私人的事情，不宜在公開場合顯露出來。這個過程讓死亡在現代社會中成為被禁止的事務，被推擠到日常生活的邊緣。

此外，葬禮的儀式與場所也發生變化。在非都會人口密集區，偶有喪家在居住所臨時搭起棚子，進行治喪事宜，但儀式的舉行已逐漸失去社區鄰里共同協辦的公共性質，在高匿名性的都會區甚至被視為擾民而不受歡迎。我們很難想像在台灣集合式高樓大廈或公共空間，去鑼鼓喧天地舉辦葬禮儀式。葬禮逐漸轉向在殯儀館舉行，委託給專業的禮儀師來安排。根據內政部的統計，104年底我國的殯儀館（指醫院以外，提供屍體處理及舉行殮、殯、奠、祭儀式之設施）計有54處，擁有禮廳數257間，屍體冷凍室最大容量3,936具；104年完成殯殮屍體數量計8萬6,507具，占死亡人數之52.81％（較94年增加了15.87％）。私人的殯葬禮儀服務業家數也逐年增加，截至106年底計有3,859家，較105 年底增加182家(+4.95%)，更較103年底增加1,053家(+37.53%) 。過去由鄰里親人共同協辦的葬禮儀式，逐漸成為一個專業領域，俗稱為師公的道士也漸漸被禮儀師取代。內政部自103年受理民眾申請核發禮儀師證書，迄107年底共核發禮儀師證書929張。

棺材店也不再是街道市景的一部分，甚至有年輕世代在地方創生的號召下將家族的棺材店轉型為早餐店。以保護之名，兒童被帶離死亡儀式及悲傷的場所。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虛弱及死亡在大眾媒體中也是缺席的，死亡場景只剩下社會新聞或車禍現場的血腥畫面，人們麻木地看著電視的報導，不做多想。

這一方面被視為文化的反思，電影《父後七日》讓人看到傳統葬禮儀俗在現代社會中的荒謬，致使生死兩不相安。傳統儀式與現代心理感受的斷裂具有社會條件的背景。工業化及都市化後的居住及工作型態已迥異於傳統社會，親友間的連結往來也不再像過往那般的緊密頻繁，無法像往常那樣密集且長時間地投入到儀式過程。過往人際關係較緊密，撕心裂肺的哭喊是人面對生離死別的真摯表達，甚至具有舒壓及精神撫慰的療效，但在人際關係漸行淡薄的現代，卻發展出商業化的孝女秀琴的行業，令人唏噓。

但另一方面正因為這些社會條件的改變，人們對於死亡事務越來越不熟悉而顯得惶惶無措，悲傷似乎也無法隨著葬禮的結束而受到撫慰與昇華。英國作家及學者Geoffrey Gorer稱這種現象為現代的「死亡色情學」（pornograhphy of death），他認為這某種程度反映出現代社會對於死亡議題的壓抑與否認。過去社會中存在著對性的禁忌與壓抑，性被貶低為羞恥、不能在公開場合表達的話題。現代社會以自由開放之名，性早已不再是禁忌的話題，死亡反而漸漸取代性的地位，成為現代社會的溝通禁忌。但是，死亡從未來消失，只是人們對「死」這回事越來越不熟悉，在與它相遇時，顯得倉皇失措，恐懼不安。

這種禁忌和傳統華人社會的死亡禁忌不盡相同，它除了與社會結構及人倫關係的轉變有關之外，還跟現代性整套思維相互呼應。學者Zimmermann/Rodin藉此提出了現代社會「否認死亡的命題」。這是指，現代社會不斷強調進步、乾淨、健康、規訓、自制及生產力等價值，不斷灌輸無限可能性的熱情，讚賞永遠前進的積極動力。這同時也是一種對生命關係的再思考，人們越來越不能忍受死亡及其相關事務赤裸裸地呈現在眼前，甚至也越來越不能忍受身體及心理的失落與悲傷。

對現代強調進步、超越有限性等價值的反思，最受大眾矚目的應該是來自現代醫學的反思。現代醫學透過新的儀器、科技及藥物的發明，寄望消除疾病與痛苦，人類的平均壽命史無前例地大幅提高。然而，死亡與衰老是人們唯一無法擺脫的事情。隨著臨終前進行的侵入性急救，身體扭曲及痛苦的畫面不斷被報導及揭露，病人及家屬的痛苦與悲傷在現代的社會中被忽略，甚至旁人也不知該如何進行陪伴與撫慰。德國社會學家Armin Nassehi指出，這並不是因為死亡消失了，而是社會在某一段時間中尚未發展出適當的有關死亡的現代溝通形式。然而，正因為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具有不可溝通性，反而鼓動著人們去討論它。這種「死亡溝通的弔詭性」正如Michel Foucault所指出，對於性的壓抑反而使性無所不在，人們時時刻刻意識到性的禁忌，小心翼翼不違反這些禁忌，發展出一整套技術、技巧、論述或信念來掩蓋它，但壓抑反而使其存在更明顯。

 

死亡議題的再發現

人們開始意識到，現代社會需要重新正視死亡以及悲傷的議題。打開電視或新聞，翻閱報章雜誌，近年來已逐漸出現不同於社會新聞或車禍現場血腥畫面的死亡議題。這樣的討論不只出現在保健醫療相關的雜誌，也出現在許多財經雜誌，顯見死亡及臨終逐漸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出版社也嗅到市場的需要，紛紛推出相關書籍，例如《生命的關鍵決定：從醫生決定到病人決定的時代》、《平穩死：為自己寫下期望的人生結局》、《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一位加護病房醫師的善終宣言》。當然，名人事件，例如傅達仁赴瑞士執行安樂死的事件，平鑫濤子女與瓊瑤的意見分歧，對於相關議題的傳播都起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這一波新的死亡論述，牽涉的面向十分廣泛，不只在醫療面向上，同時也更新了我們面對死亡、自我、虛弱性等的感知與態度。以下我將簡單指出幾點觀察及其爭論，或許可引發人們繼續思考相關議題，以共同尋找更適切的現代的死亡溝通形式。

1．不管是《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病人自主權利法》或是安樂死的《尊嚴善終法》，都非常強調尊重個人意願及自主性。在台灣的脈絡上，我們常聽到，因孝道及不捨的關係，家屬違反病人意願，要求急救到底。但是，自主性與傳統的孝道或家庭關係不完全是兩個相互對立的價值。有時，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彼此可相互翻譯、連結的可能性，例如，孝順中的「順」過去常跟「愚孝」連結在一起，暗示著父母對子女權威式的命令關係。然而，「順父母的意」也可能被用來說服子女尊重父母的意願，放棄臨終時的侵入性治療。這也顯示出家庭倫理關係的轉變與更新。此外，自主性的界限何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一條指出：「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病人自主權利法》同樣也是「為尊重病人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促進醫病關係和諧，特制定本法。」一旦社會在死亡議題上開始思考自主的重要性，人們的心理期待也會跟著相應改變，甚至因而提高對自主性的期望。那麼，自主性的界限是否可以擴及到安樂死？

2．禮儀師及殯葬禮儀服務業不只是被動的提供喪葬服務，他們同時也推動社會變遷，甚至引導著社會對於死亡的想像與意義的賦予。若仔細觀察當代台灣社會的婚禮與葬禮，會發現兩者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雷同性。禮儀社與婚攝公司（禮儀師及婚秘為各自的角色代表）所推出的方案，充斥著個人風格、專屬的回憶、為你獨特規劃打造及客製化等詞彙，禮儀社網頁上宣傳著「襯托生命的獨特」，「針對逝者的個性特質及家屬需求，量身打造事宜的追思典禮」。兩類儀式中播放的個人影片訴說著當事者專屬的生命傳記，這些片段的生命經歷串起「他／她是誰」的主體性。這些都堆疊地促成了個體化的社會。當然，我們可以用批判角度來審視其中的「包套制式」，但是，我們也不可忽視這些具體實踐，構織了當代的文化意義。人們關注的不再是死後的彼岸解脫，而是此世的生命意義，正如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曾在《臨終者的孤寂》中說道，「死亡是生者的問題」。在現代葬禮上，鬼呼神嚎的悲泣轉換為溫馨的回顧之旅，這種情感的內縮與轉化改變我們對於死亡與悲傷的態度，也推動著個體化社會的發展。

3．自主的雙重性。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曾指出，現代理性人是一連串外顯行為及情緒表達的壓抑與控制的過程，若有人無法適當地管控外顯的情感或身體，則會被視為不理性、幼稚、粗俗及不文明，在心理上出現羞恥及尊嚴掃地的感受。臨終議題對自主性的溝通，可分為兩個部分來討論。一個是尊重個人醫療意願；另一個則是緩和身體與情感不自主、不可控制的依賴狀態，包括進食、便溺及行走等日常行為的協助。這讓兩個自主性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對立矛盾、又相互滋養的關係，自主權不斷高漲，身體卻隨著病程越來越不受控及無法自理。越是信仰個人主義及推崇不依賴、獨立自主的價值的人，在失去自理能力時受到的衝擊是更大的。

電影《愛。慕》的主角來自中產階級的家庭，瀰漫著獨立、自主、強調個性發展的生活慣習與品味。劇中太太兩次中風，因而無法自理簡單日常作息，這對她及丈夫都造成極大的衝擊。肉身的衰敗及依賴他人的事實讓她想要跳樓自殺，卻從輪椅上跌落地板，無能完成。故事以先生用枕頭悶死太太的悲劇收場。自主選擇及身體情感的自主這兩種自主性的矛盾關係驅動著一種想法的出現，也就是透過尚能掌握的自主決定權，來解決身體的不自主感所造成的痛苦及無尊嚴感的窘境──當然這是極端的情況。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並不是支持自殺或醫助死亡，也不是要否認安寧療護在臨終照顧上的努力，而是指出了兩種自主性所具有的內部張力，可能驅使著安樂死的合理性。

 

小結語

我們對於死亡及脆弱性的心理感知是會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而不斷變化。這不只是指不同地理、社會文化之間對死亡態度的靜態差異，還牽涉到社會內部的動態演化。許多的研究已經顯示，台灣社會越來越趨向重視個人風格及自我價值的方向發展，我們的教育、消費廣告、藝術、政治等等都不斷提倡個人風格、自我批判、獨立自主等價值，而這樣的發展也開始出現在死亡的領域上。不管是重新思考傳統的死亡禁忌，或是批判現代性否認死亡的議題，現代社會重新發現死亡，推動著我們更細緻地釐清個人生命傳記中的種種經驗，以及因此而來的掙扎、不捨與遺憾，體認到身而為人的脆弱性。死亡重新成為兒童的生命教育題材，透過生前契約、自主意願表達、生前告別派對，甚至是透過AR虛擬實境重見逝去親人的嘗試，這些都是開啟我們重新思考「死」這回事的契機。這不只是新舊文化的交替，還是不同觀點彼此來回的折衝、轉化與更新。這同時也是一種重新面對痛苦、脆弱性及死亡的方式，這樣的討論與認識有其必要性，因為總有一天，每個人都不再只是他人痛苦及死亡的旁觀者，而是自身的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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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考作者即將在2020年12月《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中出刊的論文〈安寧照顧的運作語意：自主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