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女性生育的二三事：高教﹑遲育與外配

鄭雁馨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接續前一篇討論的兩個超低生育率迷思，本文將繼續分析幾個常見的女性生育迷思，包括高等教育對女性生育率的影響、理想生育年齡與外配生育率這幾個議題。

迷思一：女性書念越多越不想生小孩？

在生育率下降伴隨女性教育水準大幅提升的現代社會，將兩者作因果解釋是相當常見的論述。然而，生育率下降真的是女性教育程度提升惹的禍嗎？女性書讀得越多就越不想生小孩嗎？首先，常見的情形是，在高生育率年代，教育程度偏高的女性的確傾向生育較少子女，這在全世界多數國家皆然。然而，在生育率下降到替代水準 2.1 人附近甚至更低水準，世代生育率的教育差異逐漸縮小，在部分高所得已開發國家如北歐，年輕世代的完成生育率已不見教育差異。就台灣的長期生育統計資料來看，過去四十年時期生育率下降最快最猛的其實是低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女性。

圖一顯示，從世代觀點來看，不同教育別女性在婚後的生育行為差異，在年輕世代也有快速縮小的趨勢。這其實不意外。低教育程度女性在早年本來就生育數偏高，有更多空間下降，而近二三十年的全球化經濟更是衝擊她們所處的婚配市場，也就是她們面對高比例因產業外移而失業且有再就業困境的藍領男性，在結婚生子上遇到更多困境。雖然其世代生育率仍較高教女性為高，但因所佔人口比例大幅縮小，其對總生育率的影響也相對下降。另一方面，高教女性雖然較低教育女性晚婚遲育，但若是願意也成功進入婚姻，通常具有較優渥的經濟資源足以負擔育兒費用、有更高比例與願意承擔家務的男性結婚，並且也有相當高的意願生育二胎。圖一中 1970 年後世代不足兩人的生育率，有很大因素來自結婚率下降。

隨著低教育程度勞工面對的勞動市場風險迅速提升，教育程度提升所伴隨的女性工作機會及經濟能力成長，不但不會限制女性的生育意願，反而更是年輕世代在未來能否維持家庭經濟穩定並實現理想生育數量的關鍵。重點是我們的政府是否做好協助新手媽媽（與年輕夫妻）兼顧育兒與職場發展？歐陸的經驗告訴我們，擴張高品質免費公托絕對比發育兒津貼在提高生育率上有效（當然前者所費不貲），而高生育率的國家多半還有政府長期投資教育到成年，分攤父母育兒成本。

以法國與北歐國家這些生育率接近替代水準的國家而言，學齡前 3-6 歲的公立幼兒園費用由政府全面買單，甚至以義務教育方式辦理。這是一個一箭雙雕的政策：既讓所有幼兒接受教育發展心智與社會能力，同時提升婦女勞動參與率。後者對面臨勞動力短缺的人口老化國家是一項利多，尤其在東亞社會婦女勞動參與率普遍偏低的狀況下，讓女性能無後顧之憂地育兒與就業，乃是充分利用現有成年女性勞動力的理想情況。當然提供全面性的免費公托不啻是一項重大公共投資，但以目前公托數目極少，送一個學齡前幼兒上私幼一年比繳一年醫學院學雜費還昂貴的亂象，投資國家未來主人翁有其必要性，否則社會不平等將從幼兒期開始擴張，長期而言並不是社會之福。

迷思二：最佳生育年齡在30歲之前？

誠然從產科醫學角度與對母體生理狀態的考量上，所謂最佳生育年齡有其理由，但比照現實的台灣女性生育狀況，近年已出現理想與現實脫鉤的情形。從圖二來看，自 1984 年時期總生育率開始突破替代水準 2.1 人起， 台灣新生兒的母親年齡結構已經有重大轉變：近年的生育主力已是 30 歲以上女性。以 2017 年來說，30 歲以上女性貢獻近六成四之總生育率，而 30 歲以下女性僅貢獻約三成六。其中 35 歲以上所有母親所貢獻的總生育率（淺綠線）已經與 25-29 歲母親所佔比例來到關鍵交叉點，在未來幾年極有可能前者將高於後者。而在所謂最佳生育年齡（25-29 歲）成為母親的女性，自 1989 年達到高點後比例大幅下降，在 20-24 歲生育的女性更是變得極其少見。1970 年末到 1980 年初開始，30 歲以上母親的生育率佔總生育率的比例便開始迅速攀升，且以頭胎與二胎母親為大宗，其中 40 歲以上母親更在 1995 年後逐年攀升，此現象也與目前所有低於替代水準生育率的歐美國家相仿。整體來看，30 歲以上母親的 U 型佔比曲線主要是由於高胎次母親比例下降（1980 以前）與晚婚遲育母親的大幅上升（1980 以後）所造成。

圖二凸顯的是，由於女性教育與職涯的擴張，在超低生育率的今日，能夠也願意在所謂最佳生育年齡孕育子女者已變得日趨少見，目前當務之急或許不在持續倡導這樣的生育「有效期限」，過度渲染高齡生育的風險，如此只是徒增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的焦慮，以及加深女性遭遇的結婚年齡歧視。特別在當今晚婚成為難以避免的趨勢時，政府該做的是讓更多終於在人生其他時點覓得伴侶也開始組成家庭的男男女女，能透過醫學與各種檢驗的協助，更平安健康且沒有恐懼地生兒育女。

另外，在新生兒性別失衡（男多於女），且總生育率已自 1958 年起下降六十年的情況下，每個世代的女性只會越來越少，若擇偶偏好因生育考量持續將 35 歲或 40 歲以上的女性摒除在適婚人口範圍外，台灣的未來將只能有更少的人覓得伴侶，進而有更少的已婚人口，及更低的總生育率（假定非婚生育率依然極低）。以現有人口資料來看，這些終身未婚男女主要是由低社經男性與高社經女性所組成，而現有社會調查也告訴我們，其中僅有少數人是強烈不婚不育者。換言之，台灣社會花費大量資源培養出來的高教育程度女性，因為各種傳統價值與婚配偏好之故，而有越來越多人未能生兒育女，這不啻是一種反淘汰的演化，對整體國力的長期影響不言可喻。

迷思三：外配很會生，對台灣生育率貢獻不少？

延續前述的教育與年齡考量，對部分男性而言，前往發展程度較低的鄰近亞洲國家，尋覓（理想中）傳統溫順又年輕的女性替家族綿延香火成為一個選項。事實上自 1990 年代起，的確有為數可觀來自發展程度較低國家的女性外籍配偶進入台灣，且因其年齡與教育程度偏低，一般民眾普遍認為其生育數也很可觀，這也是個迷思。

說到移民的生育率，很多人會說高生育率的歐美國家是因為有移民貢獻龐大新生兒而撐高時期總生育率。這在某些國家並不符合現實，比如法國移民對總生育率的貢獻僅有拉高 0.1 人，並非撐高該國生育率的主因。那在原本就經歷低生育率的台灣社會，新移入的外籍配偶是否相對於本國婦女有更高的生育率呢？

實際上，台灣實證研究數據告訴我們：外配的總生育率比台灣本地婦女還少！這項發現早在 2012 年楊靜利老師等人就指出過。簡言之，外配越多並不會讓台灣的生育率上升。圖三是筆者分析來自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的資料，結果顯示在四十歲以前外配貌似有稍高的生育率，但因為台灣婦女晚婚晚育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即便年輕世代在四十歲之後的總生育率（也更接近世代生育率）也呈現比外配生育率更高的現象。即使比較相似教育程度或夫妻年齡差距的兩地婦女，外配生育率仍舊偏低。在外配幾乎都生育的情形下，低於二人的總生育率凸顯其中不少外配女性沒有生育第二胎。

雖然東南亞外籍配偶進入台灣最早可追溯至 1970 年代，但「外配很會生」迷思的來源主要是自 1990 年代起外配在婚育年齡大批進入台灣，在其婚姻前提就是替傳統的低社經夫家綿延香火下，進入台灣之後幾乎所有人一兩年內一定生育頭胎，這導致台灣有多年幾乎每七到八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新台灣之子，所以一般人覺得外配生育數偏高。然而這些外配因為母國相對貧窮，女性教育被犧牲，導致教育水平偏低，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備受夫家與台灣社會歧視，不少外配在這樣的生活環境，即便沒有翹家或離婚，很多人也沒有繼續生育第二胎甚至三胎。

這再次是個數學問題，也就是說可觀的新生兒數是因為每年大批進入台灣的育齡外配所致，而不是由於每位外配接連生好多個孩子。但很不幸的台灣媒體與輿論經常透過帶著偏見的視角與思維，在缺乏實證分析的情況下想像外配在台灣的生活與繁衍能力，實在相當遺憾。再者，國人應該在外配其母國發展程度的脈絡下去理解她們的教育程度：也就是當一國經濟水平偏低且教育不普及，女性的學歷很難反應其聰慧程度，無謂的偏見與歧視只是徒然傷害離鄉背井來到台灣的移民配偶。

最弔詭的是，若一般對女性受高等教育的理解是：因為教育帶來事業與經濟獨立，導致結婚誘因下降，所以這些女性晚婚不婚甚或不育。那為什麼眾多既沒大學專科文憑﹑在台灣又沒有事業前景可言的早婚外配女性，生育數會這麼少呢？最可能的解釋是：她們是台灣女性處境的極致縮影，也就是生活在極端傳統而父權的低社經家庭環境，對這些女性的生育有了強大的壓制作用。部分質化研究已經指出，不少外配女性嫁到台灣之後覺得被當作生育機器，在夫家沒有被善待，婚姻品質欠佳的狀態下，所處社會又非高生育率環境，生育數很可能因而難以提高。當然這是一種可能的解釋，詳細原因為何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來解釋釐清。但部分日本與南韓的實證研究也指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配生育率也比日韓當地婦女低，且其生育率對於社會總體生育率的影響微乎其微。[ 註1 ]  

最後，前述三個迷思其實都與台灣超低生育率有關。雖然低生育率與全球化社會面臨的青年經濟困境有關，在東亞恐怕也有一部份原因，是因為傳統儒家在「三從四德」與「傳宗接代」框架下的婚姻家庭價值，已因女性教育提升與經濟獨立而受到嚴重的挑戰。整體社會若在思維與行為的因應上缺乏彈性，將難以適應年輕一代男女的人生規劃與發展。以日本來說，早在十九世紀末便開始工業化，一百餘年來其生育率下降比東亞鄰國都早且相對緩慢漸進，但其僵固的男尊女卑性別關係，終究沒讓時間上的餘裕免去它落入低生育率國家的命運。歐陸的法國作為生育變遷的先行者，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發。從一個有著天主教傳統的國家，到今日同性婚姻合法、同居普遍且有法令保障、非婚生育數佔總出生數近六成，但生育率一直保持替代水準，沒有急迫人口老化挑戰的現狀，法國社會究竟做了哪些努力來完成觀念與行為上的變革，以因應社會變遷與現代女性的新角色？何以儒家價值相對難以撼動且根深蒂固？這是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與深入探討的課題。

 

 [ 註1 ] 對日韓外籍女性之生育行為相關文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Ishikawa, Y.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Japan: Contributions in an era of population decline. Melbourne, Australia: Trans Pacific Press. 以及Kim, H. S. (2018).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between Korean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 couples in South Kore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4(1), 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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