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巧的手與台式管理:一場墨西哥邊境工廠內的勞動考察

卓浩右/台大社科院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我們從貨架上可以輕易取得的各種各樣物美價廉的商品,這些商品常常是來自某個遙遠的國度。這些商品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製造商品的那些工人們又過得如何?是我選擇了一個遙遠異鄉的工廠作為研究地點的初衷。在這個研究中,我關注的是工廠內的勞動控制以及工人們如何因應這些來自異國的管理者們所制定出來的控制策略。希望能夠藉此勾勒出這些由跨國企業所經營的邊境工廠的當代景象。

 

一、關於邊境工廠的一些背景

Tijuana街景

2016年春天尾聲之際,匆匆地寫了一封信給我正在準備退休人生的指導教授說我要出發去做田野之後就出發,從德州飛往加州的聖地牙哥(San Diego)準備開始在緊鄰美墨邊境的提華納(Tijuana)進行田野調查。我的研究是關於美墨交界城市中的邊境工廠(maquiladora)內的勞動狀態來一場和Michael Burawoy當年類似的工廠研究。Burawoy的這個經典研究環繞著「在工人和資方的利益有顯著衝突的狀況下,為何工人還是志願性的趕工來完成資方訂下的目標?」這個問題進行,除了精彩扎實的民族誌材料之外,也帶出了學界中關於勞動過程和勞動控制相關討論的新路徑,更成為同時工廠研究中的典範。雖然,我所前往的邊境工廠和Burawoy筆下那個位於美國中部、以白人男性為主的零件工廠在許多層面上都很是不同。

邊境工廠的發展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是最早出現的外銷加工出口工廠。從1960年代開始,墨國政府為了要吸收回流的季節性移工(Bracero Worker),避免過多的閒置勞動力造成邊境城市的治安問題而開始了一系列的邊境工業發展計劃(Border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期待可以吸引以美商為主的企業前往投資,並且在邊境城市創造就業機會給予這些回流的移工們。以現在的角度觀之,這個計畫相當成功的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前往投資,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給不僅僅只是在地的居民,而是整個墨西哥各地的人們。但是,原本希望這些被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並沒有提供給那些從美國回流、主要是男性的移工;工廠大量的雇用了女性,做為不管是家電產品的組裝工或者是縫製Levi’s牛仔褲的縫紉工人。換言之,原本工業發展計劃的立意並沒有完全的達成。

大量雇傭女工的這個現象引起了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的注意。因此,從1970年代開始,有許多學者投入邊境工廠的研究之中。不僅是在墨西哥,當時的發展中國家都有類似的現象;已開發國家中的大型企業這時在日新月異的通訊和交通科技的助長下,陸續步出母國,把眼光放向開發中國家,希望能夠利用當地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和相對寬鬆的環境法規來降低生產成本、維持商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並且增加企業本身的獲利能力。學者們很快的就注意到,在這個趨勢中,跨國企業在開發中國家尋找和雇用的勞動力多數以女性為主,這和過去在已開發中國家的工廠內多為男性勞動者的狀態很是不同;由此,開啟了一個帶有強烈性別意識和思維的勞動研究傳統。

帶著對於邊境工廠如此的理解,我下了飛機,成功地找到了工廠派來接我的古茲曼老伯。他用略懂略懂的英文和略懂略懂西文的我斷斷續續的聊著天,並且老練的帶著我在海關處辦好簽證手續,離開海關沒五分鐘我們就抵達了我未來十個多月田野生活的所在地「高明科技」(當然,這是假名)。

 

二、 初入田野

正式的踏入車間展開田野工作是在我抵達提華納的第二天。整個車間當中總共有四條產線,我到的時候距離旺季還有一段時間,因此工廠中只有日班,車間中的四條產線也只有一條在進行生產。車間中瀰漫的是一股相對輕鬆的氛圍,工人們彼此之間愉快且不間斷的交談著(我要到許久之後才知道她們除了相互交換八卦之外,也頻繁的分享各家獨門的香料配方)。作為幾乎是唯一會長時間出現在車間中的亞洲面孔,我的出現在不短的一段時間中成了這些工人們聊天的主題,就像是動物園中的珍奇異獸一般的被產線中的每個人討論著。我想,那應該是我這輩子最具有話題性的一段時間。

這種愉悅的氣氛並不只限存於工人之間,事實上,生產部門的經理和工頭幾乎隨時都在產線各處遊走,雖說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監督,但是他們和工人們多數時候的互動都是友善的。這個車間內的氛圍並不像恩格斯筆下十九世紀英國工廠中那種炙熱、慘無人道又肅殺的氣氛,但也不是Burawoy筆下那種工人之間帶著一點競爭意識和遊戲感的進行趕工遊戲的忙碌緊張。反而那種符合拉丁美洲慵懶緩慢又熱情愉悅的刻板印象在空氣中流動,雖說細細看進去時,你會發現工人們聊天歸聊天,但是手頭上的熟練動作倒是從來沒有停下來過。這一切,成了我進入高明科技的車間之後第一個文化衝擊,也為日後的觀察和理論生成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除了那個愉快的空氣成為我的第一個文化衝擊之外,另外兩個現象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首先,工廠內的性別比例已經不再是清一色的女性;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幾乎是1:1的平均分布於生產線上的不同部門之中。雖然有不少前輩學者曾經指出,步入21世紀之後,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的推波助瀾下,邊境工業發展計畫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跨國企業前來設廠之外,整個邊境工廠產業(Maquiladora Industry)也成為墨國經濟成長相當重要的台柱。大量設立的邊境工廠逐漸無法完全以女性做為雇用對象,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進入邊境工廠中工作。不過,雖然性別比例發生了改變,但無損於邊境工廠所提供的工作被視為是一種「女性化」的工作職缺。Lesile Salzinger指出,即便有越來越多的男性在邊境工廠中工作,但是管理階層依舊把基層勞動者視為女性居多的方式來進行性別化的管理。邊境工廠的勞動者依舊被視為是一群「女性化的勞動力(Feminized Labor Force)」。

同時,性別也是邊境工廠的勞動控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甚至可以說是形形色色的勞動控制策略的核心面向。舉例來說,有的工廠內的男性經理會用家父長的姿態來和以基層女工互動,營造出盡責的父親照顧年輕女兒的形象,來管理和指導基層的女性工人成為順服的員工;或者是刻意的將工廠內的氛圍營造成讓女性工人需要精心打扮來競逐男性管理者的目光和寵愛。在過去,邊境工廠內的男性往往從事著搬運或者非生產線上的工作,因此時常被無視而成為「女性化的勞動力」中 邊緣的一群。但整個勞動控制策略的基調,依舊是結合在地家父長霸權思維,而把邊境工廠內的基層工作塑造為具有女性化特質的方式在進行的。然而,我在車間中觀察到的狀況則跟過去這種以性別為基底的勞動控制狀態有所不同。雖然這不是說性別的層面完全消失,但這種性別化的勞動控制卻不若過往一般的重要。

工人們從側門下工一景

另外一個很顯著的現象則是,大量的派遣勞動者出現在邊境工廠中。初踏入車間那刻,我就發現到了負責操作產線的人們身上穿著的是完全不同款式的制服,這些不同款式的制服代表的是不同的人力派遣公司。高明科技這間工廠在生產旺季的時候是以四條產線全開、一天兩班的方式全力組裝電視,此時日夜兩班需求的總人力大約是一千四百人左右。然而,本廠的正式員工大約只有一百三十多位。因此,在旺季時,高明科技大部分的勞動力需求都是由派遣工填補。

愉悅的車間氣氛、淡化中的性別化勞動控制、大量的派遣工這幾個現象逐漸地成為我關注的核心,也逐漸成為我反思既有邊境工廠文獻和構思自己論文主題的路徑。

 

三、「靈巧的手」

隨著田野時間累積,訪談的報導人次數和深度增加,我逐漸了解到那些吸引我注意的現象彼此之間相互扣連。邊境工廠在先天條件的設定上,就規範了這必須要是外資企業來墨國投資和營運的工廠;因此,最高管理階層往往是由外國人來擔任。即便有許多墨國人一世人都在邊境工廠內工作,但他們晉升的天花板往往是中階的部門經理。高明科技其實有一批長期在電視和螢幕組裝產業中工作的基層組裝員工、工頭和經理;他們對於這個產業、生產流程與細節乃至於產線上緊急狀況排除與除錯都相當嫻熟。這些在高明科技中擁有正職的員工們組成了這家工廠最堅實的生產團隊。在產線上,幾乎沒有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真的有,那大概就是從中國來的整批原料不良以致無料可以生產。除此之外,我還真的沒有看過這些厲害的墨國員工們有一籌莫展的時刻。

高明科技在提華納眾多的邊境工廠中無論是待遇還是福利都不是太理想,但長年的工作經驗和對電視組裝流程的熟悉,使得這批墨國的員工對於這份工作產生了一種建立在自身手藝上的認同感。在一起生活工作的過程中,人們常常用「靈巧的手」(manos delicado)來描述對於自己工作能力的驕傲和認同。

值得一提的是,「靈巧的手」這個概念,最早是許多邊境工廠的高階經理們在解釋他們之所以雇用大量女性做為基層員工時的說詞。隨著邊境工廠的發展,這個概念逐漸從經理的解釋,內化成為工人們對於自身工作能力的認同。

這群有著「靈巧的手」的工人們對於自身工作能力的信心,展現在車間當中其實就和前述那種愉悅的氣氛有關。但事實上,高明科技的台灣籍總經理和從中國來的高階幹部們對於車間秩序的想像是必須要像母企業在中國的工廠一般:嚴肅、安靜、軍事化管理和靜默的車間秩序。墨國的工人們雖然也都知道工廠有這樣的規定,但是在車間中,人們的交談沒有停止過。曾經在工廠由台企接手之後前往中國工廠觀摩的生產部門經理李嘉圖直截了當的跟我說:「中國的那套方法在這裡可行不通,要他們(工人們)不講話只工作的話他們會把這裡給拆了。」

因此,墨國經理們也就對於那些亞洲高層所要求的規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著。而本廠的員工們則會盡可能地完成每日的生產任務,以此來證成他們的確是一群工作能力強大,且即使不需要任何監督也可以自律完成工作的工人。甚至,很多時候,連這些墨國經理們都認為,就算這間工廠沒有任何亞洲幹部也沒關係,交給他們一樣可以如期的完成生產任務。事實上,亞洲幹部以及總部嚴格的要求一切生產細節和方針都需要經過他們同意,往往成了無法因地制宜後生產延宕的主因。

廠內的電視維修技師,同時也是我的師父

在此,我無意將這群工人們描述成一群對於自身處境一無所知只知道勤奮工作、熱情擁抱勞動異化的工蜂。有許多我訪談的工人們對於自身處於勞動市場上相對劣勢位置的事實有著非常敏銳的認知。曾經有品管部門的工人因為我拙劣的西文表達能力而誤會了我是從學業中中輟跑來墨西哥打工的壞小子,因此語重心長的跟我說不管如何,在這段時間結束之後,請務必回到你的學校把你的學業完成。也有為數的不少的工人們,在短暫中離時回到學校進修以及未來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在中餐時間中抱怨工廠福利太爛、薪水太少、伙食太差、喝可口可樂還要付錢,幾乎是每個人跟我聊天的開場白。

不論如何,就是這批一方面即使對於工作環境和勞動條件不甚滿意,但另一方面帶著自豪完成任務的工人成為我在田野中的工作夥伴,同時也在工作中形塑著我對於邊境工廠的種種看法。

 

四、台式管理

在閱讀邊境工廠的相關研究時,前輩學者在討論勞動控制時常常提及這些邊境工廠中,外籍的高階經理往往會有意識的使用當地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元素來進行勞動控制。結合本地的父權體制思維,構成了一套性別化的勞動控制策略。即便每家工廠的實際作為可能有所不同,不過在地父權體制對於邊境工廠的管理階層控制以女性為主的基層員工,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即使描述的內容各有差異,但「父權體制在廠內勞動控制的角色」是許多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議題。換言之,前輩學者所勾勒出的勞動圖像,是一批來自國外、一方面對於現代企業管理學知識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又對於本地文化有著深刻理解的管理人,在管理本地工人時,以融合了在地文化思維的策略來進行勞動控制。然而,當我帶著書本上的知識來到高明科技,我發現不只每間工廠內存在著差異性,甚至可能還有一些因素是不曾被討論的。

高明科技本身是由台企所經營的邊境工廠,因此廠內的總經理是台灣人,其餘高階幹部則是從中國工廠派駐過來的中國人。在和這些管理高層們訪談和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並不像前輩學者筆下的外國經理一般對於本地的文化有著深刻理解。相反地,因為語言的隔閡,使得他們對於墨西哥的社會文化不論是在組織、人跟人的互動乃至於思考方式上都有不少的誤解。這些誤解引起了我的好奇,如果研究者們眼中的勞動控制是一種當代管理學和本地文化思維經過理性精算後的產物的話,那麼在我眼前,高明科技車間中的那些又該如何被理解?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我試著去釐清總經理對於管理這個工廠的想法。

在數次的訪談中,我逐漸了解到,總經理本身也曾經在台灣和中國的工廠和各種產業中打滾了數十載,當初隻身一人來到墨西哥時,是打著要在這裡複製過往成功經驗的宏圖大志飄洋過海的。因此,當他開始管理這間工廠的時候,就沿用了母企業在中國工廠的管理制度。除此之外,在訪談的過程中,總經理也展現出類似於謝國雄老師在《純勞動》一書中所討論的「有做有錢,沒做沒錢」,這種勞動報酬直接交換勞動成果而非勞動力的概念。亦即,在正常雇用的關係中,資方付給勞方的薪水除了購買的是勞方的勞動成果之外,也給付了勞方在休息、非工作時間時的生活所需。但是根據謝國雄老師的研究,台灣在加工出口時代時,件商給付給代工者的薪資則是對於件工的勞動成果的買斷,而不包括件工其他非工作時支出的部分。同時,隨著越來越了解總經理本身的思維對於實際工廠運作的影響層面之後,我慢慢地察覺,那些初踏入工廠車間時吸引我注意力的幾個現象,其實都是圍繞著這種我稱之為「台式管理」風格下的決策息息相關。

簡言之,正是因為總經理從一開始就打算複製母企業在中國工廠的各種勞動控制手段來墨西哥管理這邊的工人。而近幾年來也因為墨國勞動法規的變革,造成勞動派遣產業的興盛,這使得邊境工廠得以利用派遣勞動者,作為極大化其勞動力調度彈性的策略,而可以規避過去辭退正職員工時所需要負擔的相關開銷。因此,勞動派遣產業的出現對於邊境工廠來說成為節省人力成本支出的重要策略。然而,並不是每一間邊境工廠都使用了類似的策略,多數的工廠大致上來說還是維持了比高明科技相對更高比例的正職員工,不似高明科技大量的啟用派遣工來做為淡季時為低最低限度僱工和旺季時填補空缺勞動力的策略。而這種差異背後的主因,即是總經理長期以來強力控管人事成本的支出,以及認為雇用派遣工是一種銀貨兩訖的做法,付出的工錢購買的就是這些工人的勞務本身,而不需要額外負擔保險和其他福利支出。這樣的思維,符合了「有做有錢,沒做沒錢」的概念。

派遣勞動者除了上述原因而被高明科技大量雇用之外,也成為一種車間內勞動控制的手段。在勞動法規改革之前,由於工廠內僅有非常少量的勞動者是派遣工,大部分都是具有正式職位的工廠雇員。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遇到勞資之間有糾紛衝突時,即便資方幾乎總是站在相對優勢的位置,但也不代表可以對勞方予取予求或者隨意的資遣。解決勞方提出的問題或者讓勞方不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是勞動控制中相當重要的環節。在這樣的情境下,以一套性別化的、融入了在地父權體制和思維、帶有霸權特質的勞動控制策略就成了一種合理的選擇。以Nancy Plankey-Videla於”We are in this dance together”一書中所研究的工廠為例,資方長期以來都試圖將工廠塑造成一個大家庭的形象,資方是這個家庭中的大家長,會特別的照顧那些單親、弱勢的母親。藉由這樣的形象和承諾,來換取員工對於工廠的忠誠度。

然而,當派遣勞動者大量現身在邊境工廠中時,派遣勞動本身也就成為了一種勞動控制的手段。如今,資方可以直接讓不符合期待的派遣勞動者消失而不需要負擔任何資遣衍生的費用。不用解決勞動問題,而直接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是這種勞動控制策略改變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特徵。「現在,我們只需打通電話,就可以讓不喜歡的人從車間中消失。」人資部門的經理凱薩的這句話,很好的說明了派遣工對於工廠內勞動管理帶來的改變和影響。

這樣的勞動環境,就是墨國的勞動者們每日所沉浸於其中、深受其影響且與之互動的狀態。不過,墨國的勞動者也不是逆來順受的接受這樣的管理,而是以獨特的方式來回應和經驗這種勞動環境。於是,車間中的日常就在工廠的規範未必被遵守,看似許多事情充斥著混亂,但大致上來說只要沒有特別的意外,每天大致上都還是可以完成生產目標的狀況下度過。

 

五、接合的勞動管理

在高明科技中,資方所制定的工作規範並不能風行草偃般的在車間內強制執行,工人們雖然對於這些工作規範心知肚明,但這不表示他們對於這些工作規範會逆來順受。在日常的車間中,大部分被認為不危及工作安全的規範通常都是被忽視,即使是墨國的部門經理來到車間時,也不會刻意的要求人們遵守那些規矩。因此,總經理和中國幹部們口中那種嚴謹有序、軍事化管理的車間氛圍其實就只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以及當他們很偶爾在車間中出現時,才會短暫的出現。

在此,我是以接合(亦或翻譯成聯屬)的概念來理解這樣的現象。在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研究中指出,當資本主義進入到某些前/非資本主義社會時,未必會以其生產模式取代既有的狀態;相反地,可能會利用當地既有的生產模式和組織進行生產,並將其生產所得投注於市場中牟利。在高明科技的車間中所發生的狀態,雖然也許不能稱之為是一種嚴謹的生產組織的挪用,但可被視為兩套不同的生產思維與習慣的互動過程。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軍事化管理的思維被從亞洲搬來墨西哥;另一方面,本地的勞動者在長期從事相同產業的工作中,也養成了一套自身熟習的生產流程和工作習慣,這兩套不同的工作習慣在同一個空間中並存,表面上看起來從亞洲帶來的管理風格成為了這家工廠勞動管理的準繩,但是實際在車間中運作的,則是另外一套不同的思維和慣習。換言之,雖然台式的管理風格構成了高明科技工廠的勞動條件與環境,但是日常實踐中,卻可能是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邏輯。強調雷厲風行、軍事化的台式管理風格,型塑了高明科技內的勞動環境並且成為勞動控制策略的核心思維,但是卻被本地的勞動者,以自身的工作習慣和思維來理解與接納。兩種不同的生產思維與工作慣習,就在長期的互動和磨合之中,共構了高明科技車間的日常。

在這個研究中,我試圖指出在過去邊境工廠的研究中可能過於側重性別的層面而忽略了不同的族群以及其文化背景對於工廠內的勞動管理的影響。對於性別的重視雖然揭開了工廠勞動中過去被忽視的一面,但是諸如邊境工廠這種先天就有不同族群共事的環境中,會影響到勞動控制的因素其實遠不止性別一件。因此,在我的研究中,我試圖說明,除了指出由於環境條件如勞動法規的改革使得資方得到新的勞動控制手段之外,來自不同跨國企業的企業文化、派駐工廠的管理階層對於工作和管理的概念,都可能會因為這些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對於工廠中的勞動控制產生不同的管理風格。但於此同時,這一套管理思維也未必就真的能夠代表和呈現出高明科技這間工廠內的實際樣貌,因為這套管理思維面對的是一群「靈巧的手」,他們用自己熟悉的工作習慣完成著每日被交辦的生產目標和任務。由此,可以看到的是邊境工廠內的勞動日常,是在族群、文化、性別等多種不同的範疇交織共構中發生。當初踏入工廠時引起我注意的那些現象如今雖然得到了初步的解答,但卻還有更多複雜交織的現象,等待持續深入的發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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