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從「太陽花」到「青鳥行動」臺灣公民運動的演進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在此。）

在今年5月28日，臺灣的立法院通過一系列有爭議的國會擴權法案：授權立法委員調查「政府機關、部隊、團體或民間關係人」、總統需要向立法院定期進行國情報告、制定藐視國會罪、強化監察院、司法院與考試院等人事審查權。在113席的立法院中，國民黨（52席）與民眾黨（8席）佔有人數優勢，他們不顧掌握執政權的民進黨（51席）之反對，在幾乎沒有討論與審議的情況下，強制推動所謂的「國會改革」。

在5月17日深夜，近千名民眾臨時聚集抗議。而因為激烈的國會肢體衝突，許多民進黨立委受傷送醫。緊盯著立法院院會的議程，誕生於反服貿和太陽花運動的公民團體聯盟「經濟民主連合」接連在21日、25日、28日發起了抗議行動，分別吸引了三萬、十萬、七萬人的支持者參與。這三場活動都是從早上九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深夜，而且都是在週二與週五的工作日進行，其動員訴求即是「輪流請假，公民排班，捍衛民主，下班下課，立院集結」。在臺北以外，各地也有民眾自發號召的集會活動，呼應立法院前的行動。這場號稱「青鳥行動」的運動規模出乎預期，儘管最終沒有成功阻擋法案修改，但也算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少見以國會為訴求物件的大型抗爭集結。

臺灣國會擴權法案是否能如在野黨所願上路，仍是有不確定性，因為行政院已經表明要提出覆議，而且大法官會議也有可能採取司法介入，解釋這些條文是否符合既有的憲政秩序。即使有這些不確定性，「青鳥行動」目前已經轉向各地的立法委員罷免行動，試圖延續所累積的政治動能。

公民抗爭再現：「自己國家、自己救」

「青鳥行動」與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由公民組織帶頭發起的行動，試圖阻止立法院以違背程式正義、不透明的方式強行通過有問題的議案。參與者雖然有明顯的政黨取向，但是他們不是被政黨或是政治人物動員而來的。

十年前的爭議是關於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當時的國民黨立委在一片混亂之中以三十秒時間宣佈審議完成。在今年，國民黨與民眾黨的立委將每一條修正條文的發言時間限縮至三分鐘；一旦時間到了，立委的麥克風就被消音，直接付諸表決。而且，臺灣的立法院已經建立了記名投票的制度，但是在這次爭議中，表決方式改為不記名投票，直接由議事人員清點在場立委之舉手狀況，最後只有呈現贊成與反對人數。

當初太陽花運動所批評的「黑箱程式」如今又再度重現，因此，「青鳥行動」中最常見的口號即是「沒有討論、不是民主」。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有「中國因素」之催化。服貿協議有可能導致的後果即是臺灣被鎖死在「經濟一中」的框架下，中國的經濟統戰將逐步壓縮臺灣人的政治選擇空間。在今年，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傅崐萁是這些法案的主導者，他才在四月底帶領16位立委前往北京，獲得中共對臺灣政策負責人王滬甯之接見。到底他在北京獲得什麼指示，為何回台之後急於推動這些修法？這也是引發質疑之處。

在賴清德就任臺灣總統之後，中國發起了兩天的針對性明顯的軍事演習，這也發生在立法院審議期間。因此，許多人認為臺灣民主面臨了急速而嚴苛的挑戰，外有軍事硬實力的壓迫，內有協力者所策劃的銳實力侵蝕。

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流行的口號即是「自己國家、自己救」，也因此，許多學生與公民願意參與一場前所未有的佔領立法院之公民不服從行動。十年後的「青鳥行動」也是誕生於相似的政治危機感，激發出強烈的參與動機。

被壓制的抗爭空間

在「青鳥行動」的現場，有不少參與者高舉「別被煽動亂沖！誰沖誰共匪！」的標語。許多人顯然意識到現今的情境與太陽花運動不同，激進的佔領國會行動不可能獲得民意支持，反而會帶來反效果。

十年前，國民黨掌握了行政權與立法權，因此，公民不服從作為最後手段的正當性是比較充足；然而，在今年初的大選結果揭曉之後，民進黨雖然創紀錄取得接連三次總統勝選，但是也拱手讓出了國會過半的席次。很明顯，選民不希望民進黨延續行政權與立法權的雙重優勢，這也使得公民不服從的手段出師無名。

除了眼前的政治局勢，臺灣公民社會也沒有準備妥當，青年與學生運動長期消沉，這些都是限制激進抗爭的因素。在立法院旁架設大台的「經濟民主連合」，是許多臺灣公民組織之聯盟，包括了環境、勞工、性別、人權等團體，賴中強律師是其召集人。經民連與賴中強即是之前最早在2013年發起反對服貿的倡議者，其參與的公民組織也與十年前高度重疊，這顯示太陽花運動後十年，臺灣的公民組織在全國性層級並沒有明顯成長。不過，太陽花運動倒是激發了一些青年運動者返鄉經營在地社團，在他們打造的地方基礎上，「青鳥行動」很快擴散至中南部各地。

青年與學生運動的長期消散也影響了「青鳥行動」。太陽花運動和平收場，並且成功利用當時國民黨的分裂，宣稱取得局部勝利，這激發了後續的青年參與，重要的個案包括2015年的高中生反課綱調整抗議、2017-2018年反對勞基法修正、2016-2019年的支持同性婚姻動員、2019年的聲援香港反送中行動。但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臺灣再沒有出現重大的青年動員事件。這使得關注公共議題的學生人數銳減，他們的倡議也很難獲得廣大的校園迴響。許多大學異議性社團活動減少，學生會選舉的參與率也每況愈下。在這個脈絡下，打著「不藍不綠」、「科學、務實、理性」的民眾黨柯文哲在2020年獲得許多年輕選民的支持，出現了所謂的「小草」風潮，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對於此，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是由學生打頭陣，他們帶領群眾成功地佔領立法院，也才號召出支持者迅速在中山南路、濟南路、青島東路集結，阻止了員警的驅散行動。當時的學生之所以能夠採取運動的主導權，那是因為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抗議國民黨政府迎接中國特使來台的過當警力維安）開始，新一波學生運動登場，他們的關注議題持續擴散，包括學生權利、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媒體壟斷（反對親中的旺旺中時集團之併購案）等議題。長期動員的後果即是打造出全國性的動員網路，以及一群具有經驗與知名度的領袖，而「青鳥行動」都不具有這些因素。

最後，太陽花運動也得利於當時聲望低迷的執政黨，這使得激烈的政治抗議更容易獲得支持。時任總統馬英九在2012年成功取得連任之後，爆發多起親信貪瀆事件。在2013年，馬英九發起黨內鬥爭，企圖剪除立法院長王金平的職權，引發風波，也使得他的支持率陡降至前所未有的9%。國民黨當時深處於接班人鬥爭，幾位有可能的人選包括朱立倫與郝龍斌，也在許多政治議題（包括如何因應立法院的佔領事件）與馬英九明顯有不同的回應。總之，太陽花運動所享有的各種有利客觀與主觀條件，都不存在於青鳥行動。

朝向無「大台」的趨勢

所謂的「無大台」是香港2019年反送中運動所出現的去中心化、特意拒絕領導核心的運動模式。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金鐘佔領區出現過由學生與公民組織輪流主持的講臺，也由於學生被廣泛視為運動的主導者，「大台」一詞就成為領導者的代名詞。在雨傘運動期間，學生領袖初期反對激進的抗爭，後來匆促發起一場冒進的失敗升級行動，受到許多支持者的批評。因此，等到香港人在五年後反對逃犯條例，他們拒絕了領導者，轉向採取機動高的「如水革命」。

從太陽花到青鳥，相同的去中心化趨勢也是明顯可見的。在十年前，運動的領導核心就是在被層層員警包圍的國會內場，以學生為主少數發言人成為整場運動的「總指揮」，他們的一舉一動受全國關注。在24天的佔領行動中，太陽花的領導核心提出四大訴求、號召群眾包圍各地國民黨部、與行政院長公開對話、發起一場號稱五十萬人的和平集會、以「光榮出關、轉守為攻」和平收場。這些行動不見得獲得所有參與者的認同，但是太陽花的「大台」仍是有能力貫徹其決策，形成了一股有秩序與方向的集體力量。

「青鳥行動」沒有這樣強勢領導的大台，主事者只能在青島東路或濟南路架設空間有限的主舞臺，許多參與者無法進場，被迫只能在外頭觀看螢幕轉播。在25日與28日的中午過後，越來越多的群眾已經自動流往中山南路，從慢車道到逐漸滿到佔領快車道，甚至溢流到忠孝東路。這些「場外」的參與者聽不到大臺上的演講，也無法跟著喊口號，他們自動集結在中山南路上，許多自發形成的短講舞臺，許多沒有組織身份的「素人」獲得上臺分享的自己心情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生澀的高中生勇敢登上了發言台。他們常提到主題即是，他們第一次公開演講，過去來不及參與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但是現在願意來捍衛臺灣民主。

在「青鳥行動」中，年輕參與者並不是多數。一項現場調查指出，受訪參與者平均年齡約35歲，而太陽花運動則為28歲。不過，儘管Z世代的參與者是少數，他們更深層浸潤於通俗與網路文化，也帶來了大量的動漫、線上遊戲等同人用語，例如引用日本卡通《葬送的芙莉蓮》，有些年輕參與者高舉「如果是勇者欣梅爾也一定會這樣做的！」之看板。也有些參與者帶入了粉絲追星的文化，例如角色扮演（cosplay）、自製珍珠奶茶手燈等。

捐助物資向來是大型社運所常有的現象，過去的太陽花運動設有現場捐款箱，也出現了多起的群眾募資（眾籌，crowdfunding）。更為扁平化的「青鳥行動」，則是看到許多Uber Eats或Foodpanda外送員將食物送到濟南教會。網路上更有許多「課金阿公阿嬤」，忙著去認養「民主金孫」。

「青鳥行動」的未來

從太陽花到青鳥，臺灣十年後重現大規模公民運動展現明顯的去中心化色彩。事實上，所謂「青鳥」一詞是來自於主辦單位所規劃的青島東路現場，因為在Facebook與其他網路平臺，政治性貼文會被調降觸及率，網友才改用這個稱呼，後來也出現了這樣具有文青風的「青鳥冬鹿」詞彙。更扁平化的參與也激發創意的爆發，許多參與者認定青鳥即是特有種臺灣藍鵲，因此，出現各種文宣之作品集，而更為普及化的AI工具也讓非專業人士能夠參與創作。

隨著國會擴權爭議暫告一段落，青鳥行動也轉向各地罷免國民黨立委之行動，這也與太陽花運動後出現的「割闌尾」（即「割藍委」）行動十分類似。在當時罷免門檻仍未調降，該場行動最後只有促成一場有法定效力的罷免投票，最後以投票率不足而失敗。不過，區域立委直接面對選民，只要有相當的民意累積，都是會影響他們的政治生命，許多被列入「割闌尾行動」狙擊名單的立法委員後來都沒有連任成功。

因此，一個未來值得觀察的現象即是，多元與去中心化的「青鳥行動」是否更有可能產生在地回應，引發更多未曾參與者之投入。按理來說，一旦決策權越是開放，更多人會從運動參與中獲得更飽滿的成就感與認同，也更能激勵參與的士氣。作為臺灣新一波的公民運動，是否青鳥行動能夠完成太陽花運動未竟的「遍地開花」之理想，是值得進一步關切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