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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史將永遠記住，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自由廣場上台灣民眾聲援圖博。迄今有121名圖博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議中國統治】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 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St 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以英文寫作出版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文化生活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辭藻，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一。 【在「圖博上空的紅星」此書，達瓦諾布除了批判中國的殖民，也批評圖博舊社會的封建體制。左圖為1936年的富裕家庭】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Tibetan Review （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取得博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主張「工人無祖國」，強調階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條件，進而構成共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ird World Nationalism（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文化與政治，2001）等書。達瓦諾布試圖從當代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的發展經驗，提出中藏關係的新見解，並思考圖博問題的出路。 作為一個歷經流亡的圖博人，達瓦諾布見證了圖博當代歷史的變遷，面對民族命運的困境尋求出路，並以此作為其個人學術生涯的知識份子使命，他在書中寫道：「親身的經驗幫助我看透那些捉摸不定事物的內在動力本質。因此，我將民族主義看成一種普世的類別，但卻是透過特定的文化媒介而產生的，對活生生傳統的親身經歷，使我能夠成為局內人，並因此與眾不同。」社會科學的現代教育訓練，讓他能夠以更開放的格局，從國際關係和現實政治的結構角度，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在China's Tibet Policy一書寫道：「這是一個對圖博問題沒有預設立場的研究，包括從最早的中藏關係，到後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權力、政策和執行都一樣。就如同我一貫所主張的精神：對話、討論和辯論。」，儘管如此，他依然強調唯有尊重圖博文化主權獨立，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否則任何對話都是空談。 【班禪喇嘛踏上北京之途後，隨即『被安居』在異鄉】 由於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學術洗禮，他從民主政治的角度，對於流亡政府的封建作為提出批評，在當時依然保守的流亡社會中，此舉被認為是破壞團結：在國家存亡危急之際，救亡圖存是最高使命，大家都應該砲火一致地對外，為何還要暴露自己的問題，落實中共的宣傳口實？加上他的教會教育背景，使得他經常被批評為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甚至被懷疑為中共間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以及人身的攻擊。為了防止情勢失控，達賴喇嘛曾經出面公開呼籲：「這是一株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雖然品種不同，但因為有這株玫瑰，才使我們的花園更美麗，我們應該保護他，而不是將他拔掉。」但整個過程，導致他承受極大的壓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疾病抑鬱而終，在58歲就英年早逝的原因。 【達賴喇嘛說，達瓦諾布為圖博花園帶來更多的色彩與美麗】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時代的先知 近年從事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時，一直找不到圖博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直到發現達瓦諾布的研究。他的研究是走訪藏人定居點的觀察，而所發表的論文和專書章節。我曾在2006年年初寫信給他，希望到印度進行田野時，有機會向他請教相關的議題。然而，此時的他已經深受精神疾病之苦，無法跟我見面。當時回信和在印度接見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在尼赫魯大學社會系的同事。雖然我還期待著未來他能夠病癒而見面的機會，但不久之後，就傳出他去世消息，這一面永遠再也不可能了。 2007年我有機會拜訪他的家人，跟仍保留著他研究室和宿舍的學校。在那佈滿塵埃的書架和凌亂的書桌上，排列著我很熟悉的發展社會學、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等書籍，從這裡可以看出，達瓦諾布希望持續透過跨國比較的觀點，尋求對圖博問題提出超越兩邊對立的觀點，摒棄政府宣傳之陳腔濫調的努力。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他的書房中，竟然蒐藏有翻譯成圖博文字的台灣海外政治反對運動刊物，可想而知，他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並希望從台灣的境遇和經驗找尋可能解決的線索。在那一刻，我真正覺得沒有機會向他請教，實在是莫大的遺憾！ 【過世前的達瓦諾布，探討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與民族主義， … Continue reading 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紀念達瓦諾布教授 →

葉高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 ◎網路地圖科技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深化嗎？ 在傳統的地圖上找出某條不熟悉的街道，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更不用說是找出某個門牌號碼的位置了。不過，現在我們只要在Google Maps上輸入地標或門牌號碼，就能夠立刻找到其位置，甚至瀏覽街頭巷尾的實景。事實上，Google Maps不僅單向提供地理資訊而已，其更強大的威力是讓我們能夠在地圖上做標記並分享給其他人。此種互動式開放介面促使公民集結與傳遞公共地理資訊，共同繪製公民地圖。例如，由居民回報各地輻射量而成的輻射地圖（http://www.knownuke.tw/map/index.php/main）就是一種公民地圖。八八風災與三一一震災時，公民地圖更是為災情資訊的彙整與救災資源的分配做出重大貢獻。因此，許多觀察家相信網路地圖科技賦予公民接觸地理資訊的力量，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深化。    【公民地圖之一種：由居民回報各地輻射量而成的輻射地圖】 最近，威權的中國政府也模仿Google Maps，推出網路地圖系統：天地图（http://www.tianditu.cn/map/index.html）。根據官方說法，天地图的目標是為中國人提供完整的地理資訊，以幫助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天地图是否真的像Google Maps那樣，能夠賦予公民接觸地理資訊的力量？還是正好相反，天地图是中國政府用來控制公民如何理解世界的手段？    【天地图呈現的地圖也包含主權宣示】   ◎中國地圖管制歷史 早在網路地圖興起之前，中國政府已運用兩個手段嚴密控制地理資訊的傳播。其一是地圖出版審查；其二是壟斷地圖出版。 依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第17、18、21條的規定，地圖在印刷之前必須提交政府主管部門審核。而做為最高審核機構的國家測繪局則制訂「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若干规定」（以下簡稱「若干规定」）做為審核標準。「若干规定」有許多奇特的規範。例如，第4條規定地圖的精確度不准高於50萬分之一；第5條規定地圖比例尺一旦大於50萬分之一，就不准提供經緯度或地理坐標。換言之，只有在圖面1公分大於實際5公里的地圖上，才看得到經緯度或地理坐標。照理說，地圖是愈精確愈好。中國政府卻不准人民看到太精確的地圖。 「若干规定」第6條規定：從漢代以後（亦即公元前202年以後）的中國疆域都必須畫出當代中國疆域，包括臺灣、南海諸島、釣魚台等。這很明顯是抵觸史實的。當代中國疆域形成於17-18世紀。在那之前，滿洲、蒙古、新疆、西藏、臺灣都擁有獨自的歷史。諷刺的是，「新疆」這個名稱本身就表明其為中國的新領土。但是在這樣的規範之下，死對頭的漢與匈奴也必須被畫成同一個國度。這完全映證Benedict Anderson指出的，地圖在想像共同體的的建構中扮演重要角色。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民能夠走遍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認識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既然如此，他們如何能夠想像他們必須屬於同一個國度？顯然，中國政府處心積慮地用地圖強調他們擁有共同的歷史，即使那樣是抵觸史實的。    【死對頭的漢朝與匈奴，也必須畫成同一國】 中國政府似乎認為地圖出版審查機制仍不足以控制地理資訊的傳播，於是放出更大的絕招：乾脆由官方力量來壟斷地圖的出版。1954年，中國政府將16家主要的地圖出版業者強制整併為「地图出版社」（後改稱「中国地图出版社」），置於北京就近控制。此後數十年間，中國境內大大小小的地圖幾乎全由這家出版社出版，從行政區域圖、道路地圖、旅遊地圖、教學用地圖、學術調查地圖、歷史地圖，無所不包。近年來，有較多業者被允許出版地方性的交通旅遊地圖。不過，依然只有中国地图出版社能夠出版世界性地圖與全國性地圖。因為依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第11條的規定，只有「中央級專門地圖出版社」能夠出版世界性地圖與全國性地圖。而中国地图出版社至今仍是唯一的中央級地圖出版機構。透過將地圖出版集中於單一的管道之下，中國政府更方便控制地理資訊的傳播。中国地图出版社在官方網頁上便毫不掩飾地標榜：「我社的中国行政区划和世界政区图，在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版图意识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網路地圖時代的監控 透過審查與壟斷兩個手段，中國政府對於地理資訊的控制原本是天衣無縫。直到網路地圖興起，這套地圖管制體系出現了破綻。許多國外地圖或未經中國政府審查的地圖，可輕易地展現在中國網民眼前。面對這樣的新局面，中國政府試圖將審查與壟斷兩個手段延伸至網路地圖的領域。 首先，中國政府發動「问题地图治理行动」，掃蕩網路上未經審查的地圖。例如，「行政区划论坛」是一個由愛好地理資訊的中國網民組成的網路社群。其成員經常在網路上交流自製的詳盡行政區域圖，終於遭到中國政府掃蕩而被迫搬遷至海外。2010年，中國政府規定任何網路地圖系統必須將伺服器放在中國並接受審查，才能夠獲得許可。Google在遭受一連串的攻擊之後，終於決定撤出中國。 就在Google Maps被驅逐出境之後不久，中國政府立刻推出天地图。這情況如同微博取代Twitter、人人网取代Facebook、优酷取代Youtube、百度取代維基。毫無疑問，天地图的內容完全符合「若干规定」的規範。例如，天地图提供的經緯度只到小數點後兩位，使其精確度不可能高於50萬分之一。天地圖將所有中國宣稱但並未控制的領土畫進中國疆域內。以喜馬拉雅山分水嶺以南地區（Arunachal Pradesh）為例，Google Maps以虛線客觀呈現這個地區存在主權爭議，但天地图呈現這個地區的歸屬是不容爭議的。   A 天地图呈現藏南地區的歸屬不容爭議（以紅線畫邊界） B Google Maps呈現藏南地區（Arunachal Pradesh）存在爭議 （紅線是中國政府所畫，藍線則是具有爭議的部分） ◎科技如何發展取決於社會體制 地理資訊方面的差異，還不是天地图與Google Maps最大的差別。我認為兩者之間最巨大的鴻溝，是天地图只單向提供地理資訊，不像Google Maps那樣讓使用者能夠在地圖上做標記並分享給其他人。換言之，天地图的資訊是封閉的，只能由政府來決定要餵什麼樣的資訊給使用者。如同輻射地圖或災情地圖那樣的公民地圖，在天地图中是不可能產生的。  天地图不可能賦予公民接觸地理資訊的力量。正好相反，天地图是中國政府用來控制公民如何理解世界的手段。雖然許多觀察家相信網路地圖科技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深化，但那顯然只會發生在民主自由的體制中。在威權專制的體制中，網路地圖科技反而成為統治者用來控制人民的利器。由此可見，科技對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主要關鍵仍在於社會採行什麼樣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