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香港人！台港中的三角習題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系

記得在兩年多前，帶著家裡的小朋友到苗栗通霄的一個牧場遊玩，當天晚上牧場還舉辦了製作客家麵食的DIY活動，我們一家人就跟另一家也帶著小朋友的遊客坐在同一桌，在活動過程中，我才知道他們是來台灣旅遊的香港人。

這件事之所以讓我記憶猶新，是因為這個牧場固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它應該是屬於非常Local台灣人的旅遊地點，這家子香港人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怎麼會出現在苗栗鄉下的一處僻靜牧場裡頭呢？

【香港人對於台灣的興趣，擴大到藝術家也來旗津創作】

這一兩年來，我開始漸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到香港遊客的身影，在台北誠品書店的結帳櫃檯、宜蘭冬山河畔的民宿旅店中、墾丁南灣的美麗沙灘上，這些都意味著什麼呢？慢慢地這樣的困惑，隨著近來的報章雜誌乃至於學術討論中獲得了某些解答。

◎從旅遊經驗、社會調查談起

有若干統計現象可以做為回答上述問題的起點，首先，由香港大學所公佈的歷年民意調查中，香港人對台灣人的好感度節節上升，從2007年的40.4％開始，不斷地逐年提高，到了2013年11月份進行的調查中已經高達60.2％的香港人表示了對台灣人的好感。相反地，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好感度卻是從2007年的38.8％一路下滑到2013年26.6％的相對低點(2011年出現23.4％的歷年最低點)。[1](請參閱表一)事實上，香港人還以具體地行動表達了對台灣的好感。

當我們社會正在關注陸客來台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2]，實際上，香港來台的旅客人數也正逐年不斷在創新高。(請參閱表二)從2008年的58萬人次一直增加到2012年近95萬人次，預估2013年將會順利突破100萬人次。有趣地是，正當中國以每年超過三千萬人次進入香港旅遊的同時，香港人卻更愛來台灣了。這又不禁讓我想問，香港人如此「瘋」台灣背後可以讓我們嗅出怎樣的社會變化呢？

這件事當然可以有很多的解釋方式，從團費便宜的個人經濟動機，到全球性的消費旅遊風氣，都可以拿來說明，不過，筆者認為「老共」因素在台港關係的進展上是個關鍵的催化劑。

事實上，戰後以來香港面對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之間對中國正統的分裂和鬥爭，但是，由於兩個政體都是由單一專權政黨操控的黨國，所以，他們既看不起大陸也看不起台灣，反而是對自身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文明、自由開放與法治獨立，這些制度性的良善發展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然而，在歷經回歸中國十餘年之後，香港在經濟上對中國的倚賴，產業的失衡、反腐機制破功、貧富差距世界第一、新聞自由嚴重受到北京干預、文化表現也從多元變為單一化，漸漸地失去過往令人欽羨的特質與優勢。所以，正是在老共因素的影響下，政治的失落、經濟的衰頹和社會的矛盾都讓香港人感受到本土身分認同的流失，以及對「港人治港、港人優先」此種主體性原則喪失的憂慮。

於此同時，香港人開始注意到了台灣在民主發展上的努力以及雙方之間面對老共的共同命運，因而強化了對台灣人、台灣社會的認同和喜好，台灣和香港兩者之間在民主發展和社會價值的追求上產生了進一步的交集與共鳴。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似乎不能將港人來台旅遊的數目和型態僅僅視作是一種純粹休閒和娛樂的行為，相反地，港人似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透過相關的旅遊活動來展現出對老共沉默的抗議，以及對某種社會價值的認同與追求，這是一種以消費行動來包裝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深一層來看，香港人在瘋台灣的同時，他們也正在尋找自己。 

◎寧為香港人！香港近年來的本土社會運動

在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站中，還有一項經常被人引用與討論的統計數據，就是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身份認同)。就統計數據來看(請參閱表三)，我們可以發現到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以前「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是在下滑的，並且，從2003年開始到2008年這段時期，「自稱中國人」的比例都超過「自稱香港人」的比例。不過，到了2009年開始一直到現在，「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明顯地超過了「自稱中國人」的比例。

 

表三、港人自稱「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比較表 (％)

	1997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香港人	35.8	24.9	21.8	37.6	35.5	37.7	27.2	34.8
中國人	18.2	32.5	34.4	24.2	21.1	16.6	21.3	21.8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網站(HKU POP SITE)

 

此外，從2008年開始，香港大學就在設計的問卷中調查香港人對各類身分的認同指數，其中包括了「香港人」、「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亞洲人」、「中華民族一份子」、「世界公民」等六類。很明顯地，「香港人」這個身份類屬獲得了最高度的認同(歷年調查都在七成五以上)，超過「中國人」這個身份類屬的認同。其中認同指數最低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這個身份類屬，港人竟更願意認同自己是「亞洲人」、「中華民族一份子」或「世界公民」，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請參閱表四)。上述這些統計數據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香港社會近年來本土意識的抬頭，特別是在香港人和中國人兩種身份的對比選擇中，這樣的傾向就更為凸顯。

 

總體來看，從2003年香港反《基本法》第23條運動(或稱七一遊行)到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以及2013年的佔中運動，這些動輒數十萬人參與的社會運動都讓人明顯感受到香港活躍的社會力。[3]一般而言，2003年反《基本法》第23條運動被視作是香港本土意識建立的重要起點。從時間點上來看，就在2003年6月中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之後，港人卻是以超過50萬人的反《基本法》第23條的七一遊行來加以回應，這個遊行由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並且是繼1989年六四事件百萬人遊行之後人數最多的一次遊行。

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與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由於這樣的立法將會使港人的政治自由與人權(例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遊行自由等)受到極大的限制，經過2003年50萬人上街抗議之後，特區政府撤回23條立法草案，至今仍未有具體的時間表，其後也年年舉行七一遊行成為香港的精神象徵。2004年6月7日，有近300位來自香港42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Standing Firm on Hong Kong’s Core Values)，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宣言直指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衝擊，與港人所追求的目標愈來愈遠，呼籲市民齊以言論和行動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免令香港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

【香港人發出反對中共洗腦教育的怒吼】

在2012年時，香港除了以上萬人的七一遊行來抗議胡錦濤訪港與新任特首梁振英就任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7月份發生的反國民教育、反洗腦運動。為何北京和特區政府會想要積極推動國民教育，以及打算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其中一個關鍵在於2003 年的50萬人遊行，迫使北京和特區政府擱置《基本法》23條立法有關，北京政府開始認為香港人沒有國家意識，所以，希望透過學校設置國民教育的課程來打造香港人成為「國民」。然而，這種國家主義下的意識形態灌輸的手段，卻更強烈地激發了香港人對自我價值與主體性的思考。

值得注意地是，這個運動的發起團體「學民思潮」是由90後的中學生所組織的團體，在2011年5月29日他們在社交網站facebook群組發起「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立即時吸引數百名中學生加入。他們沒有政黨背景或支援，僅憑自己的單純信念和理性的論述，由網上討論、街頭運動，到不斷「探訪」教育局長吳克儉等連串在公眾眼中的「激烈」行動，令媒體、淡漠的公眾、教育界亦為之折服，在香港捲起一場反洗腦的滔天巨浪，一直沉默的家長們亦為之感動而加入戰場。

◎香港人怎麼想？關於香港的本土論述

說來也奇怪，老共近年來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經濟勢力不斷壯大，它也拚了老命透過各種利多手段拉攏香港和台灣融入「一個中國」的旗幟底下，但是，當它愈希望大家關係「更緊密」(closer，CEPA的”C”)的時候，大家反而愈想離它遠一點。老共自認的「好意」卻往往製造了當地社會深刻的經濟與社會矛盾，例如，香港「双非」現象引起的蝗蟲論(父母皆非香港人而在港產子)，以及對簡體字入侵的抗議。它跟香港講「一國兩制」，它想的是「一國」，香港想的是「兩制」。它跟台灣國民黨談「九二共識」，它想的是「一個中國」，國民黨檯面上想宣稱的是「各自表述」。

回到香港來看，北京政府或親北京的左派陣營總覺得土地是要回來了，但「人心未回歸」、港人愛國意識不足、港人治港應該以愛國者為主體，也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想去推動國民教育希望從小教起。其實從民調數據中就可以看出，香港人並不是要「去中國化」，而是要「去中共化」。儘管香港的極左勢力也試圖將此種去中共化的趨勢，污名化為「抵制一國」、「去中國化」，甚至於是「港獨」。但是，香港人現階段的本土意識仍是在於對「兩制」的堅持，從而保持香港的自治與主體性。

【香港人對於中國的反撥，擴及文化上的文字差異】

在2011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雲推動「香港城邦自治運動」(Hong Kong Autonomy Movement, HKAM，寓意「香港早晨」，使用龍獅香港旗作為作為自治運動的幑號)，其後出版了《香港城邦論》(2011)一書，明確表示城邦論不等同於港獨的主張，他所強調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必須如同歐洲中世紀的城邦一樣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相對於封建領主的城市自治)。基本上，香港對於自我認同與主體性的追尋是在家國之外的。從冷戰以來，香港就無法純粹歸屬在任何一邊的陣營，殖民地的經營使其沒有再造自身的國族國家框架，反而是在國族國家權力之間，錯綜復雜地發展出自己的政治社群意識。(葉蔭聰，2011: 105)當前中國崛起所造成東亞地緣政治的驟然改變，香港的自我危機已不再是「夾縫」，而是「圍困」，不再是兩大地緣政治勢力之間的邊緣處境，而是有一套國族力量，用多重權力結構進行統攝的牢牢籠罩，不再是沒有家國而來的空虛失落，而是有了家國之後造成的無法自存。

◎看看香港，想想台灣

面對香港社會的許多變化，或許生活在台灣的人也應該開始意識到，我們不能一直以過去簡化的方式來認識現在的香港了，或是說不能只是從經濟城市的角度或港片、港式飲茶這些流行文化的面向來思考香港。

【看看香港民主制度的倒退，想想台灣如何面對兩岸紅頂商人的政商聯盟統治】

金耀基在九○年代香港回歸前就已經說過：「長時間來，很多人，特別是大陸與台灣這兩個中國社會的人，對香港這個中國社會有一種簡單的印象與看法，並且有意無意間帶有輕蔑之意，那就是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是一個『金錢掛帥，藏垢納污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就是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這些看法縱非大錯，也是失之片面或表面。」 (金耀基，1997:Ⅱ)

今天，金耀基的看法更為真實，面對老共崛起的過程中，香港已經不再僅是一個熱衷經濟而政治冷漠的社會了，我們應該更仔細地去觀察和區辨近年來香港社會的內在變化。從巨觀結構的面向來看，中國的持續性發展除了造成東亞地緣秩序變動，它也帶來華人社會自我認同的重組，不僅是香港，台灣也在與老共的相互交流和衝突抗議中，不斷重新審視自身發展的社會意義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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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

1997，〈金序〉，收於高承恕、陳介玄(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頁Ⅰ-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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