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

蔡明璋 /臺北大學社會系

 

太陽花 vs. 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將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推向另一個新階段。它與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舊威權尚未消逝、初興的民主化尚未穩固的不安定時期。在制度改革的議題上,野百合專注在台灣威權體制的轉型,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解決憲政體制的危機。而事隔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面對企圖再造新威權的馬政府,太陽花則喊出捍衛民主,明確的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確定人民是民主體制的主人。野百合主要參與者是大學學生,公民社會的參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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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各自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

太陽花學運令人驚豔的地方是,有效的動員更多校園以外的公民社會以及一般大眾,挑戰國民黨的服貿協議與中國政策,以及背後的寡頭專制。短短數天內,民眾共識迅速凝聚,從二、三百名學生領導318佔領立法院,到330近五十萬人民響應學生號召靜坐凱道,學生組織動員快速,訴求精悍有力。公民不服從的論述,更增強反抗行動的正當性。

尚未實質的民主化

我將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相互對照,最主要的目的是突顯不同時期台灣社會遭遇的急迫危機。野百合學運的貢獻,鞏固台灣的民主化,但是這個民主化是「形式民主化」,政治權力經由合法制的程序(選舉投票方式)分配到政治菁英手中。可惜的是,民主化並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向上提升,演進到「實質民主化」的階段,而這是指權力分配更均勻,讓弱勢階級有公平參政的機會,權力的使用受到更具體的理性規範的節制,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更加開放、透明的境界。

事實上,實質民主尚未在台灣深耕,人民的聲音與集體的利益,尚不是引導公共政策的關鍵力量。太陽花學運裸露了這個令人不堪的事實。服貿協議是一個導火線,尚有接踵而來的政策爭議,特別是「核電廠」這一顆未爆彈,很可能引爆出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新自由主義與服貿的意識型態

太陽花學運的另一個大爭議,是與中國的服貿協議。這是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直接的挑戰,這也是與野百合不同之處。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為中國的市場轉型,挹注了近1250億美元的投資(1991-2012年),中低階技術與高階技術產業先後移向中國。同一時期,台灣的失業率不斷升高,實質薪資水準倒退了十五年。馬政府選擇使用「新自由經濟主義」,做為調整台灣經濟體質、促進成長的發展模型,一方面放開尚由國家控制的市場、土地(例如國道收費、公地標售),儘量不管制國內資本的進出,放縱資本家任選全球的避稅天堂,這些手段拉攏不少資本階級;同時也開放國內市場給中國資本,後者與中國高層統冶階級有密切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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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多年來的經濟政策,都是以支持資本家發展為主】

資料來源:orzhd.com/briian/2014/01/NO-fetc.gif

 

服貿協議不遮掩它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協議主文開宗明義說:「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這個政策論述的邏輯,剖開來看,是一個「三段論法」:

  1. 兩個國家之間的商業交流愈多,資金流動愈不受限制,對經濟成長愈有利。
  2. 台灣目前的經濟成長停滯,以及諸多的發展困境,收入停滯不前,是因為對中國不夠開放。
  3. 因此,加速與中國資金、商業的交流,可以增加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提高收入。

第一段的論述根源,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這套說法的缺失、不合時宜,學界早有批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如果能夠成功脫胎換骨,絕大部份不是因為實踐新自由主義政策。試想,戰後的日本與亞洲小龍-南韓,新加坡與台灣,在加入「後進工業化」的國家時,哪一個例子是新自由主義的奉行者?這些經濟的成功,主要歸因於特定產業政策有效的介入市場,提升技術,引導工業生產的方向,「市場開放」並不是成長動力的原因。第一段的前提站不住腳,接著來的第二、三段的推論,則誤導最後得到的結論。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其實也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英國在1980年代柴契爾首相的強勢論述與政策操作之下,一夕間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但是這並無法否認新自由主義出現以前,英國工業發展就開始了傲人成就,也不表示採用新自由主義後,它就為英國帶來持續的繁榮。實際上,2007-2012年間,英國進入近代最為蕭條的時期。美國被認為是另一個新自由經濟的典範。一個簡單的反思是,美國加州的矽谷成為近代科技創新的根源地。在20世紀初期,美國聯邦府(海軍)與加州政府及史丹福大學合作,經歷數十年的研發投入與知識累積,成就今日傲世的工業區。矽谷並非是一朝一夕、立即可得的,也不是新自由主義或市場開放這種簡化邏輯能夠完整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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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國家,皆採用不同的經濟政策,而非只有新自由主義】

資料來源:newtomaso.blogspot.tw/2013/02/economis-germanys-economic-model.html

美國、英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邁向高度發展的經濟,在歷史經驗上並非趨同,而是各走自己的道路,呈現獨有的制度面貌。另一個頂尖工業化國家-德國,亦非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德國的例子被稱為是「協調型的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生產部門的密切合作,企業內部權力是由經理人與工人分享,工會與資本家不斷協商工資及利潤分配,優先投資於特殊技術,銀行與創投資本耐心的支持有前途的新企業,企業之間發展綿密的合作與協調網絡。

大部分國家的發展模型很難硬套到「自由市場經濟」,或「協調型市場經濟模型」中。許多成功的發展模型,是在顧及特殊的制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特殊脈絡,而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因為需要適應、解決在地的特性(使用技術的習慣,或弱勢企業的參與等),而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丹麥的經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它與台灣同樣都是小國經濟,因此,很值得我們注意。

丹麥的工業特色是大量使用低階到中階技術的企業,食品、家具、新潮飾品等,很令人訝異的入列成為這個國家的強項商品。他們克服全球化開放市場的壓力,依靠的是高度的生產彈性,快速地接受擴散開來的新技術。技術的發展並不是依賴高額的科研支出,而是強調「經驗」作為基礎的技術。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的確造成失業的增高。丹麥採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雇主可以自由的解雇工人,但是,失業者也能夠獲得有效即時的技術提升訓練,訓練期間亦有相對足夠的保險給付。雇用彈性與就業安全原是對立的,丹麥的公共政策讓兩個「冤家」能結合在一起,就業市場的彈性與就業者能力的提升相輔相成。

丹麥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企業鑲嵌在高密度的社會資本中,企業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降低了學習和合作的交易成本。丹麥作為一個高收入的小型企業國家,在政策上的對台灣的啟示是,即便是小國經濟,面對國內市場有限,對全球經濟波動又特別敏感的先天條件下,成長的政策亦不是僅有市場開放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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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台灣同為小國的丹麥,採用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

資料來源:www.itravelqq.com/uploadfile/2010/0322/20100322091617500.jpg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馬政府主政六年來,從ECFA到服貿協議的操作,將台灣未來的發展模型押注在新自由主義的單一選項上,在理論上不但站不住腳,在實務上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可以援引。以上所舉英國,美國,德國以及丹麥,都不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造就出成功的經濟。這些國家其實有一點共同的特質很值得注意:他們很清楚地營造一個「民族市場社會」(national market society)。

這個模型有幾個重要的特質:(1) 成長政策最優先的對象,是在國內發展的產業,幫助這些產業在技術上升級的同時,也提供所需要資金、人才與基礎結構;(2) 同時,避免產業成為特殊利益團體,靠國家補貼政策肥壯自滿的寄生資本家;(3) 經濟生產剩餘在制度性的勞資協商的機制下,公平合理的分享,構築更紮實的社會凝聚;(4) 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有效的運作,避免開放措施所增加的失業人口陷入艱苦貧窮。

台灣要往這個方向演進時,要先認清這樣的制度革新,不是在重複製造任何一種市場「經濟」,而是將市場鑲嵌在社會共識和集體利益裏面,因此我稱這個制度為市場「社會」。這個市場社會以生產部門的向上提升為優先,作為經濟成長與分配的軸心,這些產業羽毛未豐時,應有適當的支持、保護,因此說它是具有「民族的」性格。當然,這並不表示「民族市場社會」的運行軌道,只能侷限在台灣的內部;相反的,台灣企業要能在國際市場中衝鋒陷陣,拔得頭籌,建立強壯的民族市場社會是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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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以中小企業創新、協作為主,例如毛巾工業】

資料來源:lh5.ggpht.com/_B37YON7bvXE/THaEeoBsnyI/AAAAAAAAC2E/vE5WRGcNWik/14a39cc9bca952.jpg

台灣戰後的成長模型,以家族中小企業為主力構成的協力生產網絡,透過代工生產方式在全球商品鏈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中國加入全球市場競爭,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之後,這樣的成長模式的確遭遇到瓶頸。但協力生產網絡的動能並非消失,在許多小產業仍然依靠它在世界市場發光發熱。未來的問題是,從「家族網絡經濟」到「民族市場社會」要怎麼走最近、最省力,考驗者台灣人民的智慧。而馬政府目前一昧推銷新自由服貿主義的政府,會將台灣鎖入一個難以自拔的純市場深淵。

◎以分配正義作為經濟成長的道德基礎

馬政府要做的,不是去將服貿協議再拿出來修修補補,而是與公民社會在平等的位階上,共同商討更高層次的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政策。一個基礎的認知是,台灣長遠發展的動力,在於企業、勞工與國家之間誠心通力合作,正視分配正義作為成長政策的道德基礎,膚淺的使用新自由主義的開放經濟處方,是緣木求魚的做法,既無近利,亦無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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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社會經濟,都必須有道德基礎。Scott的著作「農民的道德經濟」】

最後,與中國進行商業交易,亦不能無視這個堀起的社會主義大國與台灣存有敵對關係的事實。熱衷與台灣交易的中國,只是要與台灣做生意而互得其利? 或者,它是重商主義的新形式,與台灣的交易為的是增加順差,有益中國政府收入,弱化台灣於無形? 或者,它是一個新紅色的殖民帝國,正在擴張領土,殖民化與它交往的國家? 在非洲與拉丁美洲,中國的經濟投資,攫取自然資源,剝削受雇勞工,壓抑在地經濟的事實,我們也應要深入了解。台灣與中國是兩個政經體制全然不同調的國家,如何能有對等、互惠的開放方式?這是一個難題?謎題?或不可能的問題?在未清楚的檢證中國與其他國家交往的記錄,就大力推銷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想法,太過天真,無法取信於民。

服貿協議的爭議,揭露當下的台灣正步向一個危機風暴之中。在這個關鍵時刻,太陽花學運激發全民一起反省台灣的民主、主體意識與發展政策的問題根 源,這是為什麼太陽花運動令眾人感佩的原因。

 

註:本文為作者於2014年4月25日<北大紮根、遍地開花臺北大學服貿爭議公共論壇> 的演講稿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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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ponses to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

  1. mickeyhp00 says:

    什麼樣的政策是「將市場鑲嵌在社會共識和集體利益裏面」,可以舉個例子嗎?

  2. HECTOR says:

    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這個名詞在這邊這樣使用似乎不太妥當,參照Karl Polanyi的說法,正是人類這種對烏托邦式的市場社會的渴望,造成了現代化的矛盾衝突與民主的對抗性。
    由其是蔡老師在這邊加入了”民族”(nation)這個因素,更可能造成一種空泛的意識混亂出現,而模糊了追求道德經濟的目標。
    讀者務須特別注意!

    • Sean Fen says:

      Market society 也曾被哈佛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提到過,但Michael Sandel的Market Society是指一個社會的社會福利, 社會保險, 基礎設施以及全民教育等public goods都被資本家以及財團所支配。不知是否與作者所提出的National market society有所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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