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消費組織的故事—消費者的社會想像

萬尹亮/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1. 不同國家不同時代裡的消費者組織

最近食品安全的問題引起消費者抵制,也帶出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問題: 消費者有沒有團結起來並影響市場的可能? 我們一般把消費看作是個人的經濟行為,認為在商場裡買東西全看個人喜好。消費社會學許多有趣的研究則發現,不管是選擇買哪一件衣服 (Miller, 2001)、跟誰去吃哪家餐廳 (Warde & Martens, 2000),或是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洗澡 (Martin et al, 2005 ),等等表面上個人的選擇其實都有社會制度文化與人際關係的影響。消費是社會行為,所以反過來看,許多研究也分析不同社會裡消費者如何組織社會團體,來捍衛消費者權益、改變市場運作甚至改變社會。

我們來看看三個這樣的故事。一位社會學者Jeffrey Haydu去年(2014)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美國中上階層婦女在1899到1918年如何組成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他的分析跟另一位政治學者Patricia Maclachlan (2002) 對日本戰後主婦聯合會的研究有許多相似的點。她們都是婦女發起的團體,想用消費者購買的力量來改善食品安全的問題。改變市場的同時,這兩個組織都認為消費者應該參與公共事務。這兩個組織的故事讓我想到台灣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它是2001年出現以婦女為主的消費者團體,她們也把用消費解決食品和環境的問題作為一種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

這三個組織有趣的地方在於: 她們在不同的國家,處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卻發展出類似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她們都鼓勵消費者跨出個人利益的思考,從性別、階級的角度去理解消費者的公民身分,去關切其他群體的福祉。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在面對市場的問題時,因為特定經濟社會變遷的影響,她們各自採取市場導向、政治導向、或是社會導向的消費者行動。所以我想透過這三個故事跨時空的異同,來談消費者組織對消費者的不同想像和不同類型的集體行動。

  1. 美國一次大戰前的國家消費者聯盟

Haydu的文章主要是談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跨階級」的行動策略,所謂跨階級策略是說這個聯盟鼓勵中上階層婦女在購買東西的時候,支持那些對女性員工、童工提供足夠工資,有友善安全工作環境的店家。Haydu分析這個聯盟當時身處的特殊社會經濟變遷,以及性別、階級文化如何讓聯盟追尋特定的消費者想像,採取特殊的策略來解決市場問題。

1889年一份調查發現紐約市百貨公司店員工作條件很糟糕,所以有一群女性成立紐約消費者聯盟來促進這些店員的權益。很快地其他大城市類似的團體開始出現,1899年這些團體聯合起來成立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聯盟的主要成員是上層階級婦女,她們關心食品安全,特別的是她們把食品安全與婦女兒童的工作條件掛勾,認為當商家尊重並善待自己的員工時,從這樣對人的尊重出發才會真正尊重消費者的健康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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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工廠調查員,左三為消費者聯盟首任秘書長。[1]

這個聯盟採用三種策略來處理這兩個問題: 首先她們會組團隊去調查商品的製造過程和銷售過程,圖1就是一個工廠調查團的照片。然後她們會在報紙上登廣告公佈調查的結果,呼籲店家誠實的標示食品的內容物。第二個方法是消費者教育,她們會辦工作坊教消費者認識食品營養、教她們如何辨別食品裡不同的成分。另外就是發傳單,像圖2要消費者了解她們買的東西來自童工,特別像是當時快遞業僱用很多童工,他們一天勞動賺不到幾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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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傳單「9歲10歲童工一天工作10小時賺40毛美元,卻不識字」[2]

第三個方法,聯盟用發佈「白名單」來宣傳經過她們認證的「好」店家,圖3的標誌告知消費這家店的生產方式是健康乾淨的,有經過聯盟調查認證。透過鼓勵消費者去那些店家消費,這個方法也用來鼓勵其他店家減少雇用童工、給女員工有尊嚴的工作條件跟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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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白名單上要有這個標記認證[3]

Haydu認為這個聯盟的出現、它的組成跟做法跟美國當時經濟社會的變遷有關。1890年代婦女的經濟角色變了,原先由主婦負責的家庭飲食漸漸地可以在店裡買半成品,衣服也不再由家裡縫製。一方面這讓中下階層婦女進入工廠、也有很多進入食品店、餐廳、百貨公司、服飾店工作,但是女性員工、童工是最不易成立工會的一群,所以工作條件很差。另一方面,這個變遷也讓中上階層婦女有時間去學習、休閒。當時美國中上層階級出現了一種風氣認為有錢有閒的人應該關懷社會弱勢,不過男人可以透過參與政治,女性卻還沒有投票權。所以受過教育的女性轉而成立讀書會、俱樂部或公益團體,利用她們最有效的資源—購買力—來幫助上述那些弱勢的女性、兒童勞動者。

Haydu認為這個聯盟展現了一種公民消費者的想像,認為消費者要有知識懂得自我保護,而且消費者的公民責任是去支持好的店家來照顧弱勢員工。這個想像反映著上層階級的觀點,認為消費者應該被視為工人的「雇主」,她們的消費選擇會影響工人的權益。這種想像也反映性別的觀點,聯盟婦女關懷同是女性的百貨公司、食品店員工,也像媽媽姊姊一樣關懷童工。

不過這個策略也有著缺點,Haydu指出這樣的公民消費者建立在有一定購買力的條件上,只有中上階層才有辦法展現這樣的關懷。另外這個關懷也有點狹隘,只顧及了婦女、童工,而沒有男性勞工、也沒有跟工會合作。這是因為聯盟認為消費者代表著公共利益,是在資本與勞工等等經濟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必須維持中立才能平衡兩者。也因為這樣聯盟跟工會的關係甚至變得緊張。工會就很不爽消費者聯盟不鼓吹百貨公司、餐廳員工加入工會,認為只靠中上階層同情心支持的購買行動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工會也有消費抵制的行動,像圖4的海報是工會抵制血汗勞工生產的衣服,是不是跟消費者聯盟的海報和標示很像? 但是工會的「黑/白名單」跟消費者聯盟的名單標準不一樣,讓商家可以利用兩者的矛盾,拒絕工會監督卻可以宣稱受到消費者聯盟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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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抵制劣質、不潔、血汗服裝的傳單[4]

對消費者性別與階級的想像限制了這個策略的效果,讓美國消費者聯盟把重點放在教育消費者,鼓勵特定消費的群體購買特定店家,間接地去幫助特定群體。她們跟工會的緊張關係、以及公眾的批評讓國家消費者聯盟在1918年取消「白名單」策略,改透過遊說、推動立法保障工資工時,試圖從制度面透過公權力去改變消費市場的規則。

  1. 日本二戰後的主婦聯合會

第二個消費者組織是一個很快就採用政治行動策略的故事。Patricia Maclachlan (2002)研究日本「主婦聯合會」在戰後的發展過程。這個組織的起源是日本婦女為了抗議二次大戰後黑市、通膨、還有食品和日常用品品質低落的問題,而在1948年成立後,成為日本主要的消費者團體。Maclachlan也將這個團體面臨的社會變遷,連結到她們的觀點,和她們採取的跨團體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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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主婦的怒火點燃了怎麼擦都燒不起來的火柴」[5]

二戰期間日本婦女抗議配給制度下白米品質參差不齊,還有分配不公的問題,因此消費者很早就認為消費問題是政府的責任。像圖5是主婦聯合會刊物報導政府配給的火柴品質太爛了,都點不起火。戰後美國在日本推動民主化,鼓勵公民團體的成立,這些婦女因為有過抗議的經驗了解到團結力量大,所以把握這個機會在東京組織消費者團體。圖6是她們上街頭抗議物價通膨好可怕,除此之外她們在各地有分會辦消費者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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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物價上漲,買東西好可怕」主婦聯合會上街頭 [6]

這些各地的組織讓主婦聯合會發現她們有著一定的選票影響力,所以她們希望透過政治來改變政策。1950年代主婦聯合會促使如東京市政府通過消費者保護措施,接著她們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研究機構分析產品和市場問題,1956年還建立了全國性的平台來協調各地消費者團體的行動並制定策略。1968年主婦聯合會成功迫使中央政府通過消費者基本法,從此之後聯合會定期受政府邀請參加政策諮詢會議。透過這個跟政府定期的互動她們可以反映消費市場新的問題,也為消費政策提出建議,像圖7是聯合會董事長在國會譴責當時水果罐頭標示不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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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主婦聯合會董事長在國會發言,譴責水果罐頭不當標示[7]

跟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一樣,日本主婦聯合會從特定的經濟社會變遷裡性別角色上去想像消費者。Maclachlan指出這時候婦女仍然扮演傳統的角色,對她們來說消費者比較像一個工作,消費者是負責採買、張羅家庭的日常需求的主婦,關懷先生、小孩的健康。戰後政治經濟的重建,讓操持家務的主婦深刻的理解到市場秩序對每個家庭生活的重大影響,所以她們去尋求制度性的支持,要求正確的商品標示、公平的交易規則。與美國相同的是,日本婦女因為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未有如男性進入政治過程的管道,所以組織與串聯成為她們將家務消費拉到公共領域、進而關心公共事務的方法之一。但是跟美國消費者聯盟不同,日本的主婦聯合會並非是中上階層婦女關懷社會弱勢的組織,她們認為消費者跟小農小商一樣是市場經濟裏需要受到保護的群體。

把消費者的處境和小農小商做連結,像圖8聯合會在街頭宣講的照片所顯示,這是一種訴諸團結的想像,這樣的想像也讓主婦聯合會發展出「跨群體」的行動策略。這不只是消費者之間團結,主婦聯合會認為黑市裡偷斤減兩、甚至是劣質的商品不只讓消費者受害,也打擊誠實的小商家、讓農夫和工人工作條件變差、或是減低他們的工作機會。這些人可能是她們的先生或是孩子,所以不受管制的黑市同時打擊到了供給與需求面。這層想像讓主婦聯合會沒有變成商家的對立面,反而能跟小商家團體、工人、農人團體聯手。也是這樣的公民消費者想像,讓主婦聯合會跟美國國家聯盟不一樣,重點不是放在改變消費者的購買選擇去要求商家要尊重員工、要誠實做生意。那是一種市場導向的行動,主婦聯合會的行動比較政治導向,是團結不同群體要求政府建立制度來保護同樣是弱勢、在市場過程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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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聯合會成員街頭宣講「團結」[8]

團結不同團體來追求政策改變也是有缺點的,聯合會以政治為主的策略就受到政治機會的限制。Maclachlan認為主婦聯合會在1970初期與1990初期有一連串立法的成果,是因為主要政黨自民黨在選舉中面臨嚴峻挑戰而不得不在政策上讓步。不過在自民黨政權相對穩定的1980年代,大資本集團也開始彼此串聯,政商菁英之間鞏固的連結,讓主婦聯合會沒有機會改變政策,所以她們想阻擋政府開放食品添加物的法案也以失敗收場。1990中期開始,日本開始擁抱自由貿易,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介入,這也讓消費者團體難以藉由政治來改變市場。Maclachlan認為主婦聯合會在1990末期採取了新的策略,開始從政策改革和市場管制轉向對企業的監督。

  1. 台灣自由貿易下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其實有一個很類似的團體叫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就如上面講的美國日本兩個故事,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在特定社會經濟背景下,發展出新的消費者想像。跟美、日兩個組織不一樣的是,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強調消費者跟生產者的合作,用一種社會導向的消費者行動,來推動一個綜合消費、在地農業、與環保的社會運動。

解嚴前一群台北婦女想要「走出廚房,投入社會」,她們成立了台灣主婦聯盟。早期她們主要關心環境污染公害,1993年發生了鎘米及農藥殘留等問題使得主婦聯盟尋找不使用農藥的米讓會員可以一起購買。後來這群主婦受到日本「生活俱樂部」(一個消費者團體) 的啟發 (賴青松,2002),在2001年成立了一個消費合作社。這個合作社跟現在學校裡的消費合作社不太一樣,它的概念是消費者共同擁有: 依共同需求,大家互助合作、實行民主管理的企業體,不以營利為目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讓會員可以共同購買食品和家用品: 合作社跟特定的農場跟製造商簽約,定期的讓會員一起訂貨,有固定的地點讓會員取貨。

合作社成立的時間點,正好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合作社認為自由貿易雖然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但是也帶來了三類問題[9]: 便宜的加工品並不是健康的好選擇,自由貿易下的競爭會衝擊在地農業、在地小製造商,而且大規模生產與長距離的運送加重了環境汙染。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認為上述三個問題彼此扣連,因此它發展三個彼此相關的策略: 第一,它提供關於健康飲食的消費者教育、並推廣環保消費;第二,透過共同購買,可以提供生產者穩定的需求和收入,也因為是固定合作夥伴,所以合作社可以要求生產者採用在地有機的耕作、生產符合環保標準的日用品;第三,它辦許多活動讓消費者與生產者定期互動。

這些策略視消費者為改變生產、市場的關鍵角色,強調消費者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合作。特別是上述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的活動,是一種我稱之為社會導向的消費者行動。市場上生產與消費的互動原本只依賴價格機制,透過商場和廣告的中介,但是合作社試圖打造一個不同的生產與消費互動的方式。合作社網站上各種活動一方面鼓勵消費者間彼此分享東西該怎麼煮、怎麼吃、怎麼回收。另一方面也強調讓生產者與消費者互相理解,讓消費者認識東西是怎麼種出來的、怎麼製作出來的,反省消費對農人的營生有什麼影響,也讓生產者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工作與產品如何影響消費者的健康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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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合作社裡消費者與生產者是一家人 (合作社網站)

圖9顯示合作社想像消費者和生產者是一家人,像日本主婦聯合會一樣拓展女性私領域(母親、照顧者)角色到公領域。她們也跟美國消費者聯盟一樣關懷社會上弱勢的群體,認為消費者可以是小農、小生產者在面臨自由貿易挑戰時的後盾。跟她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雖然也有鼓勵消費者去支持特定店家、也推動立法,不過主要還是透過消費實作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想要創造「替代性社會」[11]:

我們的社員是以自己的生活為主體。舉凡食物、性別平等、環境、社區,福利等生活領域各種事情,不是只有交給政府和資本市場去運作,為了創造一個能實現協調與合作、平等價值的多元社會,我們以女性為主體聚集共同行動來實踐。作為「從事生產的消費者」(意指能自主判斷,並進一步積極要求健康安全環保的生活材; 有別於被動的購買者),與生產者一起產出生活材,透過共同預約購買集結購買力,來構築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消費這種構造的多元(Alternative) 經濟。

美國消費者聯盟、日本主婦聯合會由女性用消費議題參與公共事務開始,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發展上(Wahn, 2015)。民主化讓主婦走出廚房,自由貿易則讓消費者與生產者合作關心生產、市場交易到消費的整體過程。這幾年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與許多社會團體在各種議題上合作發聲。從反核、反對基因改造的食品、到農業與土地,這些社運團體提供了不同的觀點與網絡,讓消費者發展多重的合作關係,試圖整合市場的、政治的跟社會的行動途徑。

  1. 消費者的社會想像

這三個團體的故事有類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們可以從他們之間的比較看到什麼? 整體來說,她們從不同的層面挑戰既有的「經濟的」消費者想像,並提出更為「社會的」消費者想像。在經濟的想像裡,消費者追求最大程度滿足個人慾望。而對這三個組織來說消費者不只是個人,消費者是在性別分工下的持家角色、或是在市場經濟裡的社會群體。消費者也不只是追求個人效用極大化,她們也追求社會需求的滿足,像是家庭的健康、在地經濟社會的平等,或是環境的永續發展等等。這個消費者的社會想像可以進一步從消費者的社會位置、消費與市場的社會條件,還有行動的策略來討論。

就社會位置來講,這三個故事裡消費者的想像都有性別元素。我們看到美國故事裡消費者是有錢有閒的女性,日本與台灣的故事想像消費者是管理家務的主婦。這三的組織都認識到女性無法參與政治的情況,而消費變成她們關心公共事務的方法之一。她們從這個角度去反省消費者消耗資源、不具生產力、只關乎個人慾望享受的經濟想像,因此看到消費者身處其中的社會關係,也看到消費維持人的生活的責任與改變社會的可能。

消費者的想像也有階級的元素。美國中上階層婦女看到她們可以用消費改變社會的能力,但是要想用購買力改變市場或社會,你總得先買得起,這是Haydu詬病消費作為一種政治策略的缺點。日本的中下階層婦女看到的是消費者需要的制度性保護,而消費者的問題同時也是生產者的困擾,這也是Maclachlan強調消費者需要與其他社會團體團結合作的原因。社會的消費者想像,凸顯的是消費者的社會位置,不同的想像把消費者放在不同的位置,而不同的位置讓消費者看到不同的問題,消費者的社會想像相較於經濟的想像看到的是比個人層面大的問題,所以弱勢群體、農人商家、環境就成了消費者超越個人層次的關心對象。

消費者社會位置的想像,進一步也讓這些組織去看到消費與市場的社會條件,然後希望消費者可以去改變這些條件。從社會的觀點,這些組織看到個人利益的滿足可能與公共利益衝突。因此市場怎麼運作變得重要,她們認為消費市場需要許多規則,好讓競爭不至於犧牲特定的群體的福祉或公共利益。這些規則一方面要來自消費者的教育、或是社會公眾意識的覺醒,二方面來自公權力的介入,不再讓市場只靠價格機制調節。這三個消費者團體對市場秩序的要求,不在效率上打轉,或是只停留在追求品質,她們更希望市場的運作可以顧及公平、正義、永續。

然而這三個故事又各自展現了不同的政治脈絡對消費者行動策略的影響。美國只有上層婦女有錢有閒做公益,她們與工會保持距離,對特定店家的支持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策略,希望靠購買力的集中去改變商家。日本中下階層婦女是藉著民主化的機會與其他社會團體串聯,追求立法保護則是一種政治導向的策略,用選票影響力去改變市場。相對的,台灣主婦聯盟出現時婦女已經有投票權,這時候出現的各種社會運動團體關切的各樣議題,讓合作社可以搭建互動的平台去促進消費與生產的合作,這是一種政治與市場導向之外的行動。

以集體行動的選項來說,消費抵制或是用購買支持是一種很難持續的策略,所以合作似乎是不斷的被嘗試的一種方法。合作可以是消費者用群體的力量補足個別消費者力量的不足,經由組織協調集體行動更有效。不過組織也有著資源上、機會上的限制。所以合作也可以是消費者跟其他群體的合作,可以是政治行動上的夥伴,或是建立另類的市場互動方式。這就是說社會的消費者需要在市場之外,在社會政治領域中開創空間。

回到台灣的食品安全困擾,還有越來越難負擔房價問題,也許該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並思考社會的解決方法。我們也許該問廠商追求最大利潤之外,市場的運作還牽涉到那些公共利益? 誰該監督市場? 消費者是誰,他們在政府制定標準的過程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除了用鈔票讓什麼商品下架之外,有沒有可能兼用政治與社會的行動?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並不是所有人類社會都有消費者這種角色,消費者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是現代市場經濟才出現的觀念,這個觀念把市場主體想像成個人、想像這些個人在交易時有特定的權利與義務。既然消費者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市場角色,因此消費的問題,同時是市場與社會的問題,而跳脫市場的觀點去想像消費者的社會行動,可能是一個方向。

參考書目

Hand, M. Shove, E. Southerton, D. (2005) ‘Explaining Showering: a discussion of the material, convention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practic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Vol. 10(2).

Haydu, J. (2014) “Consumer Citizenship and Cross-Class Activism: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1899-1918”,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9(3), 628-648

Maclachlan, P. (2002) Consumer Politics in Postwar Japan: The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of Citizen Activ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2001) The Dialectics of Shopp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賴青松 (2002) 從廚房看天下:日本女性<生活者運動>30年傳奇,遠流出版 Warde, A., Martens. L (2000) Eating Ou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sumption and Plea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hn, I-Liang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er movements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註 (圖片資料來源)

[1] https://www.nwhm.org/online-exhibits/industry/10.htm

[2] http://www.memorialhall.mass.edu/people_places/view.jsp?itemtype=1&id=967

[3] http://www.nclnet.org/history

[4] http://americanenterprise.si.edu/2011/07/made-in-america/

[5] http://i250-higainokai.com/2008-01-15syufuren-tayori01.jpg

[6] http://www.kushima.org/is/wp-content/uploads/2013/06/20110517224801.jpg

[7] http://mitsuketai.exblog.jp/iv/detail/index.asp?s=3780816&i=200607/09/72/e0009772_931571.jpg

[8] http://www.plaza-f.or.jp/about/mumeoten/page6/large/6-1-L.html

[9]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95-0.htm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189008083c.txt&cur_page=1&distype=text&table=0&h1=5Y+w54Gj5a+r55yf&h2=55Sf5rS76JCs6LGh&search=&height=&type=&scope=&order=&keyword=&lstPage=&num=&year=2001&month=08

[10] https://www.hucc-coop.tw/about-us

[11] https://www.hucc-coop.tw/about-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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