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債與還債:債務的社會學世界

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

還債

今天要來還稿債,因為害怕承諾沒有完成,虧欠對方,因此必須盡力還債。在社會學界中,如果一直逃債,其實也不會有什麼懲罰機制。但我們常內化這種罪惡感,躲在研究室,總覺得不好意思(巷仔口小編真的沒有討債)。

在進入「欠債文」之前,先釐清幾個類似詞彙,分別是貨幣(money)、資本(capital)、債務(debt)。簡單講,貨幣就是生活中交換的金錢,像是鈔票、銅板這類的東西;資本,就是可以「繁殖錢的錢」,像是工廠的投資、對自己教育的投資;債務呢,是一種虧欠的關係,可以主張並要求某種義務、物品或貨幣。比如說,欠同學50元、跟銀行借5萬元,就是金錢的債。或者常常聽到有人說,「出來混,總是要還的」,就是指某種社會關係的債。

這裡先不去戰精準的定義,三天三夜也講不完,況且在巷仔口社會學也不適合打打殺殺。也先聲明,以下要置入行銷,以兩本新書《債的歷史》《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作為切入點,摘錄部分導言還有台灣卡債的情況。請不用擔心,小弟完全沒有抽佣,書賣得好不好跟我無關。

 

債的道德矛盾

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巨著《債的歷史》挑戰很多債務的義務關係,比如說「欠債的人一定要還錢」,這個主張是不是對的呢?

對格雷伯來說,這不僅是經濟關係的聲明,更是道德的聲明。但他認為這是雙重的道德混淆。比如說,第一,借錢的人要還錢,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德問題;第二,習慣借錢給人的高利貸債主是邪惡的。這兩項宣稱其實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們罵債務人,卻也討厭不合理的借貸關係。這說明「合理範圍和應得利息」的界線並不容易釐清,高利貸者往往利用第一項原則,將「債務轉換為義務」。如此一來,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討債了。

2018050801.jpg合理範圍和應得利息的界線其實並不容易釐清。圖片來源:https://bit.ly/2FWaA3U。

 

社會債務

債務只有錢嗎?

生活中,我們有無數債務。父母的養育之恩、朋友的情義相挺、陌生人的無私幫助、紅白包的有來有往、感情的虧欠……。隨著關係延伸,我們也會欠天、欠地、欠世界、欠父母、欠朋友,我們必須盡力取得平衡(償還),以彌補得之於世間的恩惠。

這些根植於人類的「社會債務」,遠遠超出常識可以想像的範圍,但在生活中到處可見。比如在一般互動中,對於沒有互惠往來的那些人,我們會開始不爽、憎恨、排除,甚至讓這些人遠離社交圈。但如果是家人,我們包容、接受的程度就很高;但面對屢次不還債的人,人們往往會作道德的潔淨切割。當這人可惡,他的可憐會被認為是一種懲罰,是報應。但繼續可憐到一定程度,其可惡便被洗淨。因為他的悲慘遭遇,像贖罪式般的償還了某些社會債務,因此便能得到救贖。

 

道德關係的偷渡

格雷伯認為人類的經濟關係有三種主要的道德原則,分別是共產原則、交易原則和階級制度。

上述原則可能同時出現在人類社會中,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維模式。他認為的共產原則,更接近共享、共有資源的概念,與一般刻板印象的共產主義有所不同。至於交易原則,反而是更能消除雙方的「債務」。透過類似價值物件的交換,交易雙方債務會互相打平,雖然在交易過程中會假裝有某種社會關係(微笑、噓寒問暖),但實際上這種交易跟持續回禮的互惠、有來有往的關係,是完全不同的。階級制度則通常以慣例方式運作,範圍從最剝削到最慈善都有可能。在這種系統中無法量化雙方的價值,譬如國王或貴族有完全的施捨,但也可能出現完全不合理的稅制徵收。

一般說來,我們不太會混淆不同經濟關係的道德原則。比如說,父母不會叫子女簽下債務表,要他們日後依照數字償還;去百貨公司買東西,領完週年慶禮物,我們不會誤解對方是朋友,之後還回禮給百貨公司。

但在現代社會中市場交易中,許多放貸者往往偷渡道德關係,利用人們道德混淆的過程,創造出商業的利益。

比如說,高利貸業者也會主張「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將這套信用道德觀套用在負債者身上,以強化債務人的義務。如果還不出來,則直接以法律手段來解決債務問題。這樣的「交易」,雖然包裝在互惠原則下,但一旦債務人無法償債,他們也不會顧及對方的生存條件,會無情地直接以法律或暴力的效率原則處理。放款者也會刻意忽略「不合理」利息的道德性,以及各種非法催討的手法,視而不見自己的「不道德」。

有趣的是,利益(interest)這個字眼也是利息,利息原本是要補償放款人將這筆錢投資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的利潤。但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收取利息似乎成為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原來的社會信用、社會債務慢慢退場。同時,中世紀後債務開始有了契約式的安排,並交由國家機關來執行法律,透過法律系統把這個「罪名」確定,放款者甚至只要有聰明的規劃,就可以輕易讓讓負債者入獄。

至此,現代社會中債務的罪名與道德秩序完整化了,放款者同時擁有了道德和法律的正當性。

 

債的全球化

格雷伯認為在革命年代之後(工業革命、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資本主義取得驚人的進展。這個體系能對自由流動勞工有效率的配置使用(剝削),加上各種金融體制的建立,對利潤無止盡追求的精神,又有民族國家帝國的軍火、奴隸和毒品的交易系統的加持,使它在十九世紀後取得了全面的控制權。緊接著,為了戰爭需求,國家必須發行公債。當國家不斷擴張時,債務也就越來越多;如果國家破產,人民也會遭殃,所以國家以債養債,綁架了全體人民。以美國來說,戰爭與軍事化力量的過程,迫使美國發行債券給資本家和其他國家,並成為最大的債務人。美國的全球化擴張與不斷發展的思維,背後其實是靠著不斷膨脹的債務。

接下來的一九九○年代,無現金的信用卡金融體系建立。而美國信用卡最偉大的一項勝利,就是取消了對「利息」的法律限制。不斷的花錢、賺錢、借錢、找錢填債,這一系列的循環造就了消費經濟的基礎,也讓亞洲生產國家賺進大把銀子。但是,這些國家同時也是美國債券的主要購買者,包含台灣、日本、韓國以及不斷強大的中國,都「購買/進貢」大量的美國債券。

如果沒有這些「債」,這個經濟世界將缺乏繁榮和快速前進的動力;如果沒有這些天文數字的債務,甚至現在的歷史也會完全不同。諷刺的是,身為最大的債務人,美國政府卻不太需要背負道德上的指責。

在日常生活中,債的必要性也逐步產生。「金融自由化」、「日常生活的金融化」,方便的支付工具讓人們花錢越來越簡單,越來越快速。每個人也必須將自己視為一個「企業」,對自己的「財務規劃」要理性而有長期規畫。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幾乎成為所有事情的指導原則。而窮人或那些被歸因為「自我放縱」的人,則因為還不起錢而必須背上「負債者」的原罪;學貸、生活的種種貸款迫使他們必須破產,用生涯的後半段來償還債務。

二○○○年之後的故事,大家就比較熟悉了。連動債、次級房貸,以及各種「債務/風險」被包裝成不同的商品,不斷連結各種財務槓桿。泡沫破滅後,受苦的卻多是中下階層,多數人從頭到尾搞不清楚狀況,莫名其妙的被牽連動進來這個金融體系。

結局是,在這個時代,不管我們願不願意,都已經捲入這場債務的綿密關係中。生活中的社會債務計算,已經抽離人類生活的脈絡,更多是用價格來計算,而不是人與人的價值。但是,這樣對嗎?

 

佔領華爾街:債務不應壓迫到生命

廢話,當然不對。對於高利貸業者的道德偷渡,以及壓迫到生命的債務催討當然不對。但這並不是說欠債不還,而是應該讓負債者能生存,重回社會好好的活下來,這樣可以還給整體社會更多。可是這種觀念並不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對擁有債權的放貸者,因此全球展開了一系列的反抗。

我認識格雷伯這位人類學家,並不是經由他的著作,而是二○一一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那時格雷伯《債的歷史》剛出版,旋即成為這場運動的知識配備,他也很自然地成為精神領袖。這場運動透過「匿名者」的助力迅速蔓延,「99%對抗1%」的佔領,後來變成「一起佔領」(occupy together),擴散到全球數百個城市。在台北,則是佔領101大樓,我有位學生也參與其中,因此特別關注這件事情。這場運動的訴求主題是金權政治、貧富差距,以及債務的剝削和支配。美、英學貸問題遠比台灣嚴重許多,因此這議題讓全球大學生們熱血沸騰。

由於佔領運動主張去中心化、去菁英領導的抗爭形式,因此協調與運作緩慢而無效率,後來就逐漸降溫,許多人評論這就像是場沒頭沒腦的鬧劇。但我不覺得這場佔領運動毫無意義,至少它把金融工具的操弄、貧富差距和債務的問題搬到前台,讓大家看清這個問題。後來我仍然保持對「 Strike Debt!」等網站的追蹤,以及全球Jubilee運動的後續發展(類似宗教意涵的禧年債務赦免)。

2018050802.jpg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圖片來源:https://cnn.it/2JYewna。

 

亞洲的債務對抗運動:不是不還錢,是合理的還,公平的還

在佔領運動的前一年,台灣方面已經由簡錫堦先生、林永頌律師組織許多卡債族成立了「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我也有幸參與其中。實際上,二○○六年卡債風暴時,就有許多社會運動組織投入支援,之後在二○○八年通過實施「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許多熱血律師的投入,讓許多債務人重新看到希望。自救會的主張並不是不還錢,而是合理的還,公平的還。

亞洲地區的債務對抗組織交流的算是密切,特別是台、日、韓的「東亞金融受害人交流會」,到現在已經運作至少八年。十年前萬泰銀行由日資複製放貸技術,日本辯聯會律師團也因此追蹤到台灣、韓國,並與在地律師進行交流,支援法律的修訂和輿論的倡議。日本的債務打擊運動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經逐漸轉型對抗貧窮的運動,並提供生活貧困者各項支援。

2018050803.jpg2016.07.30卡債自救會訴求修法。圖片來源:作者。

2018050804.jpg2011.09.16行政院前修法抗議。圖片來源:作者。

 

韓國Jubilee運動則發展的相當出色,他們延續禧年債務聯盟(Jubilee Debt Coalition)與資本主義對抗的精神,主張不公正的債務應該要被取消,同時也要積極面對貧窮問題,特別是那些發展中國家所遭受的剝削和不正義的對待。韓國「民主聯合經濟會」於是成立Jubilee銀行,從二○一五年成立至今共消滅了6303億韓元的債務(38,046人)。他們透過與債權銀行的談判,購買債權然後銷毀,希望債務人脫離奴隸的生活,讓人生重新出發。他們的資金多數來自一般平民捐款,展現了不可思議的生猛活力。

另外,臺灣在學術研究方面也往前推進。二○一七年由黃應貴教授、鄭瑋寧教授編著《金融秩序、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一書,討論臺灣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和金融主體性的現象和趨勢,其中也包含債務的社會傷害性討論。該書黃應貴和鄭瑋寧的導論非常值得一讀,他們由新自由主義切入,在論述軸線上整理金融、債、金融主體性、金融資本類型的要點,是金融社會學、新自由主義、經濟人類學和經驗研究的集大成作品。假若想看台灣研究者的論證,此書非常值得一讀。鄭瑋寧〈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也提供關於債權人(creditor)與負債者(debtor)關係的演變,人類學家非常細膩的人觀和描述,很值得社會學學習。

 

生命不只是活下來而已,必須給出希望

關於債務、社會階層、生活狀態的研究,目前全球仍十分稀少。在批判不合理的金融體制時,目前也還沒有完整替代方案。眼前的作法可能是邊走邊修,批判與建設同時進行。

至於《債的歷史》的論點都是對的嗎?我其實並不這麼認為。這不是懷疑格雷伯,恰恰相反;這是出自內心的尊敬。一本好的巨著並不提供所有的答案,而是啟發無數的問題思考。這本書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影響這個時代對債務、金融社會問題的探索;格雷伯批判債務的原罪,更試圖從中給出一個可能性,以及希望。

沒錯,是希望。我們必須給下個世代新的希望,而不是貧窮的複製和債務的無限循環。不管是債務人或親友的放款人,一旦陷入經濟生活危機時,危及的是一個生命、一個家庭,而不是銀行或是法院的一組數字,一個待結案的案號。如同格雷伯一般,我們的分析必須再以社會關係的觀點檢視各種金融制度,分析不公平的結構,勇敢地挑戰債務這個問題。台灣面臨的問題不只是卡債,還有學貸、年金、國家公債……,影響的人數成千上百萬。我們並不知道所有的解答和處理方式,但唯一能確定的是,不應該把上一代的債務丟給下一代。年輕人應該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不被債務壓迫的環境。

就像格雷伯所說:「我仍然必須強調,對一個真正的人來說,只是『活下來』而已一點也不夠。生命也不應該只是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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