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化 ‧ 審美與距離：Simmel的社會形式美學

洪儀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文化社會學者Eduardo de la Fuente在其《社會學與美學》裡提及，我們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審美化 (aestheticization) 過程，以至於當代社會的各種形式越來越像一件藝術品。德國哲學家Wolfgang Welsch也指出類似的趨勢：當代無疑歷經一種美學的膨脹，從個人生活的風格化、商品與城市的設計化，進而擴展到思想與論述的美化與感性化。現實因素日益明顯與審美產生締結，整體的社會現實，逐漸可能被視為一種審美的建構 (aesthetic construction)，審美活動不再僅限於純文藝與精緻文化的範疇，而是普遍滲透於每個尋常角落。創造性的日常生活美學 (Everyday Aesthetics) 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與實踐，也帶動社會學者開始將「審美」當作新興的研究課題。

因此，審美社會學欲探究日常美學風潮的相關社會條件為何，並扣問審美活動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連：我們究竟在何等意義上發明／發現了自身的審美能力？審美能力實踐的模式和場域又存在著哪些多樣性？我試圖從Simmel的論點切入來討論這些議題。

審美化作為一種推動歷史的進程

藝術哲學家Herbert Read將藝術活動高舉至人類歷史的原動力地位，因歷史本出自人類的創造與建構，因此，藝術並不是社會發展的副產品，而是形成一個社會最基底的要素。創造性活動融合了人類的兩大需求：實際的需要與夢幻的想像。藝術不啻是一種在兩造之間獲得嶄新統一和綜合結果的辯證活動，一方面藝術的生成立基於經濟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它也體現了人類思想層面表達了感情慾望和精神聯想。Herbert Read所論述的藝術乃是貫穿史上的各種藝術活動，仍帶有精緻藝術的屬性，與當代社會生活的審美化有所區別：生活的審美化於當代文化的展現，可說是審美意識已普遍萌芽於常民生活的各個面向，更多的踐履乃是發生在日常生活的脈絡之中。對照於理性化、道德化的進程，近代社會審美化的歷史趨向狀似對立於求真、向善、甚至對立於趨利與計算的價值，然而，當我們將社會的審美活動與精神思維抽絲剝繭，可發現實踐於日常生活的美學，皆具有一定程度的務實目的與唯物基礎，並與「為藝術而藝術」的純粹美學有所區隔。「美」的趨力如同其他文化生產一般，都需要獲得內在動力與外部基礎，方能逐步發展成為社會的重要組織原則。

不過，能夠落實美學的社會領域仍屬特殊，尚有些社會板塊與社會成員在審美價值之間存在著不完全的相容性。職是之故，我們預設那些得以踐履美學化的社會領域與行動者，係具備相應的內外條件，而非理所當然。反之，無法全然付諸美學實踐之處，也是其來有自，Pierre Bourdieu的慣習 (habitus) 與稟性 (disposition) 理論，在此發揮了具啟發性的解釋力。日常生活美學的發展包含社會結構因素、個人動機因素，以及歷史偶然性因素，其生成的社會契機於是成了社會學可揭示的迷團。如同理性化的價值及其實踐曾經帶動社會變遷一樣，審美化與風格化的社會趨勢，如今也意味著一股新興的社會變遷動力，改變了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風貌。日常生活無論物質生產與運用、空間與時間概念的體現，呈現詩意洋溢的景象，空間詩學與時間詩學於是逐漸火紅：我們在日常裡談慢活、談極簡、談華麗轉身，自覺與不自覺地與生活詩意共舞著。

Simmel社會形式的美學原則

在日常生活美學的諸多議題當中，最吸引我的課題即是「社會形式的美學意義」，其中更以憂鬱的G. Simmel之相關學說最能引起社會美學靈魂的召喚。Simmel是少數不從社會學角度質疑美學，反而融合美學進入社會理論。他撰寫的〈社會學美學〉(Sociological Aesthetics) 指出：「社會的問題，不只是倫理的問題，也是美學的」，因著社會形式的美學化 (aestheticization) 與風格化 (stylization)，使得社會約定 (social arrangements) 具有約束力及有效性。「形式」 (form) 一詞原本即是美學的概念，Simmel將之類比於社會型態。 若條列出藝術風格的形式範疇，並對照可能的社會生活形式，將會得到趣味十足的關係。藝術風格形式包含反覆、漸層、對稱、均衡、和諧、對比、節奏、單純、統一，以及這些範疇的對立面。藉此我們可以展開聯想與譬喻的遊戲，我們的社會秩序、互動關係是否呼應著藝術風格的某些範疇，又是共同指向人類的何種精神思想狀態？極權主義對於秩序的重視、民主社會對於自由與分散的宣揚，從這裡可以發現，社會圖像與視覺藝術圖像可以產生關連，都是同樣出自人類的想像與建構，但只是具備不同的體現形式。

此外， Simmel認為「距離」是瞭解現代性的重要概念，他不只從社會學的角度、也從美學的角度來考察距離概念。「距離」原本是指空間或時間上的相隔，東方繪畫中亦有寫意與寫實的境界對比，皆與留白形式、抽象程度或再現真實的手法相關，社會生活秩序以及個人氣質的屬性若以寫實和寫意來描繪，其中不無發揮譬喻的巧妙性。Simmel以此來考察現代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個體與其創造的文化之間的關係，亦即主觀文化與客觀文化的距離、生命與形式的距離，以及啟蒙理性與審美理性之間的距離。藉由分析現代性個體的生存感受，Simmel提煉出其中的美學意義與審美態度，闡述現代生活碎片式的體驗當中，人們如何透過各式各樣的距離操作，使得兼顧自我保存的社會生活得以可能——與外在的客觀文化保持適當的距離，方能維持自我的創造力與生命力，是一種帶有救贖意義的審美現代性。

Simmel所謂現代性的「碎片式體驗」，同時涵蓋美學形式的項目至少有下列三種：（1）遊戲：與日常生活的平淡與繁瑣做出隔離；（2）時尚：對平庸生活所做的中斷與顛覆；（3）冒險：對於一成不變連續生活的斷裂與超越，也是對於自我生存極致的越境，使個體經歷一種超越生活、獲得精神上的自由。雖然如是類比趣味叢生，然而Simmel對於現代個體之間的距離日益擴大感到憂心，弔詭的是，這種距離在擁擠、雜亂的現代大都市中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當代都市文化的商業、職業跟社會交往形式，迫使我們跟大量的人有所接觸，如果不以一種內心的設防與矜持相伴隨的話，神經敏感而緊張的現代人將無法忍受。以致於大廈電梯裡彼此侷促的鄰居，會適當避開直視對方的眼光，呼應了高夫曼說的「禮貌性的冷漠」(civil inattention )。總而言之，遠離客觀文化、回歸個體的內在本性，返回自我的內在心靈，是 Simmel生命哲學的選擇與寄託，亦即面向有創造性的、純粹的生命本身：「我把自己放到作為中心點的生命概念裡去，從這裡開始，有道路通往靈魂和自我，也有道路通往觀念、通往宇宙、通往絕對……連同生命，我們就能站在自我與觀念、主體與客體、個人及宇宙的中點。」

社會交往或社會交際 (sociability) 在Simmel眼中亦宛若藝術，皆需要靈巧與風格。我們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理解「距離與價值」之間關係的微妙性: 當事物的距離太近，太容易獲取，對人們而言就不是非常有價值：親則生狎，近則不遜（或台語說的「近廟欺神」）；當事物的距離過遠，根本完全無法獲取時，也不是非常有價值。唯有當事物既非太近又非太遠，並且經過一定努力後可能會獲取時，這種事物似乎是最有價值的。我們老生常談這一類話題而不自覺：像是生活在他方、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可遠觀不可褻玩焉、欲迎還拒、以退為進、欲擒故縱、若即若離等俚語俗話，正透露著社會生活中距離形式的作用。

社會生活本身就是一門藝術

社會形式與美學原則之間於是存在著類比的推論關連，也使得 Simmel的學說產生了美學的魅力，開啟社會學的另類可能。然而其社會學美學引發的或許是更多的省思：這種距離對策，會不會過於逃避現實，或是成為過於理想化的烏托邦思想？內在的自我保全，可能「超越」社會而獲致嗎？Simmel曾經語重心長說道：「一切真實的最終意義，還是要回到生活本身來尋找」。若視外界制度等一切為浮雲，是否將養成犬儒或厭世的態度？盧卡奇也對此評述：玩世不恭是Simmel理論的副產品。究竟何謂「適當的」距離，如何拿捏分寸？在關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趨勢之餘，我們不得不說，社會生活本身就是一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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