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研究作為一種策略:一些個人的淺見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學應該探討不同社會的發展軌跡,從其中㧧理出相同與相異的因素,以形成一套普遍化的知識體系。這樣的學科定位應該不會有人反對,但是如此空洞的見解等於是什麼都沒有說,更無法實質說明比較研究所能發揮的效益。

一、從「帝國凝視」到「機制/過程」的比較方法

關於社會學的發展史,有一個常見的迷思,認為這門學科是起源於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激發了一種新穎的知識扣問。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歐美社會面臨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的衝擊,市場化、都市化、世俗化等巨大的力量重新形塑了西方社會的風貌,因此促成了社會學的誔生。Anthony Giddens 在 1971 年出版《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ies)即是這種見解的典型代表之一,也由於該書很早就有台灣的翻譯版,對於本土社會學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深遠。

然而,澳洲學者 Raewyn Connell 在2007年出版《南方理論》(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s),試圖扭轉這種看法。在她看來,一直到1920年代之前,社會學是一種跨國的知識運動,並沒有領導中心。如今被「冊封」為奠基大師的涂爾幹與韋伯都只是這個潮流的一部分,事實上,包括他們在內,當時的社會學家都是接受維多利亞時期的世界,這些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相信自己文明是最先進的,其他的民族都是都是落後的。Connell 指出,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學採取了「帝國凝視」(imperial gaze),經常使用所謂的「律則」來證明西方社會何以是更進步與更文明的。「古典社會學」重視比較方法,因為這是一種可以用來證明進步與落伍的策略。因此,涂爾幹可以用所謂的環狀社會(segmented society),來描述當時的北非阿拉伯人或是古代猶太人,其差異對他來說都沒有太多的意義。韋伯的比較宗教學研究也是為了證明,為何只有基督新教才會引發「入世的禁慾主義」,帶來西方的經濟現代化;相對於此,其他的世界宗教都無法帶來這種演化突破。

在經歷了戰後民族獨立運動風潮與六○年代的新左派運動衝擊之後,現在的社會學家已經不能接受這種充滿西方主義中心的比較社會學。在晚近,一個比較接近主流的共識是,比較方法應立基於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與過程(process)的知識論預設。社會學的研究應著眼於尋找各種必然性的因果機制,並且理解這些因果機制如何組合成為相異的過程,並因此形塑不同的後果。如此一來,比較社會學就是中間層級的探索,尋找組裝理論的建築材料(building blocks)。機制/過程的比較之所以被越來越被普遍接受,一部分原因在於社會學家對於量化研究的變項思考方式之不滿,有些時候統計相關性就直接被當成了因果作用的證明。因此,機制/過程的思考適時地彌補了這個空缺。

從鉅型的演化論到中程的機制/過程討論,比較研究終究還是為了建構一套全面性理論的命題,以解釋所有的經驗現象。然而,Connell 進一步指出,這種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的設想追求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通常是符合核心地區的知識份子之思考方式。在全球南方,到處可以看到斷裂、不一致的社會現象,而這並不是北方社會學所關心的。因此,Connell 強調,南方社會所需要的並不是看似可以全球通用的乾淨理論,而是一種真正附著於在地情境,而且有泥土味/骯髒理論(dirty theory)。「理論的目的並不是用來綜攝、分類所有已知的經驗,而是在具體的脈絡下,去釐清某個情境的意義」

二、以兩個經驗研究為例

如果社會學應是致力於理解具有高度脈絡性的本土現象,那麼比較研究能夠提供何種助益?在此,就用我個人的經驗來加以闡釋。在拙作《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2016年出版。英文版是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in Taiwan: Fractured Solidar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1945-2012,出版於2014年),我探討了戰後初期國民黨改造運動如何形塑了國營事業內部的權力關係。在五○年代初期,產業黨部開始在大大小小的工廠佈建,積極拉攏勞工入黨,等到黨部運作完備之後,才開始出現了工會組織。用黨來控制工會,工會成為面對群眾的外圍組織(front organizations),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Leninism)的手法,也就是所謂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根據Philip Selznick 的說法,黨國體制就是一種組織性武器(organizational weapon),協助共產黨政權統治社會。黨國體制當然不是國民黨獨創的發明,而是向共產黨學來的技巧,只不過歷史給台灣人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這套源自於共產黨的組織武器是用來「反共復國」。

關於黨國體制在中國國營企業的發展,Andrew Walder、Elizabeth Perry 等人都已經出版了相當經典的研究作品。與中國的情況相比較,台灣國營事業有下列的差異:(1)台灣的黨部是附屬於事業下的一個單位(通常是稱為員工關係委員會),運作上也是依賴其的經費與資源,而不是與行政體系相平行、獨立;(2)台灣的黨員資格是開放給每一個有意願的勞工,而不是用於攏絡政治忠誠者的少數特權;(3)黨部與工會的區分較明確,工會提供許多會員福利。換言之,國民黨所採取是一種調整過的列寧主義,以因應一個不滿外來政權的本土勞工階級,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的血腥鎮壓之後。早在七○年代,國營事業的工會已經不再是黨國體制動員勞工的工具,而被轉化成爭取勞工權益的組織。因此,八○年代末期出現的自主工會運動,固然是受到外在政治局勢的轉變,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工廠內部的演變,工會已經取得相對於黨部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在台灣的勞工階級研究之後,我近幾年主要是投入於台灣與香港的比較研究,其成果將發表於一個即將出版的專書《挑戰北京的天命: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雨傘運動》(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這本書主要是針對兩場發生於 2014 年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不過為了釐清其歷史起源,我花了一些篇幅處理兩地民主運動的背景脈絡。其實在八○年代中期,台灣與香港曾是一度處於非常類似的歷史情境。在 1986 年,台灣第一個被政權容許的反對黨成立(民進黨),香港也出現要求民主化的政治團體(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也由於車諾比爾堡事件,新興的政治反對勢力也投入反核運動,台灣是針對核四廠,香港人則是擔心廣東省大亞灣的核電站。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匯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挑戰歷史,但是從事後來看,台灣走向了全面的民主化,但是香港的民主化卻是未竟的志業,在近年來更出現了人權與法治的倒退。

理所當然,有些明顯可見的因素可以解釋為何香港的民主化本來就是更為艱鉅的課題,包括:(1)香港資本家習慣了低稅與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他們擔心民選政府會要求增加福利支出;(2)中國共產黨早就在香港佈建,其勢力向來抗拒民主的要求;(3)香港是移民城市,從來沒有人去指責中產階級的移民出走,但是這將會淡化改革政治體制的動力。

然而,更進一步思考,香港的民主運動為何比台灣更為薄弱,其實還在於其缺乏自決的意志。台灣是先有獨立運動,才有民主運動,也由於國民黨逐步的政治開放,體制外的反對勢力有機會參與選舉,獲得權力的分享,進而放棄了其推翻中華民國體制之企圖。相對於此,在長期的英國殖民地統治下,除了少數「高等華人」,香港人還是普遍認同自身是中國人,而且也認定自己的命運是與中國大陸緊密連結。因此,在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宣佈之後,香港人基本上是沒有自我選擇的空間。在當時,「維持現狀」是大多數人的心聲,但這卻是持續一個不民主的現實;少數要求民主化的知識份子,卻是支持香港回歸中國,這即是所謂的「民主回歸」。換言之,香港政治光譜所缺乏的是一種「民主獨立」的立場。也因此,香港晚近出現了形形色色本土派、自決派、獨立派之訴求,他們也與既有的主流泛民主政黨產生巨大的衝突,其根本原因即是自決意識向來不是推動其民主運動的力量。

三、比較視野下的本土社會學

對於本土社會學而言,比較研究應扮演何種角色?首先要澄清的即是,重視在地的特殊經驗並不意味著某種自以為是的中心論。誠如 Connell 所指出的,主流社會學不自覺地淪為「核心地區的族群社會學」(ethno-sociology of metropolitan society),因為北方社會學家自己沒有自覺意識,將自身的發展經驗不正當地普遍化成為所有社會的共同律則。如果我們將自己的任務定位於釐清台灣社會的發展軌跡,那麼廣泛尋找一些具有相似歷程的社會,建構一群以問題意識導向的「參考社會」(reference societies),將會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比較研究策略。

舉例而言,許多國家目前都在面臨「銳實力」(sharp power)、「威權擴散」(authoritarian diffusion)之難題。台灣長期受到「中國因素」之困擾,從早期的「文攻武嚇」到更晚近的「買台灣比打台灣更容易」、「入戶洗腦」,台灣的經驗其實可以與其他民主國家近年來的發現相比較。事實上,許多先發生在台灣的現象(收買民選政治人物、組織親中公民團體等),後來才在西方民主國家施行,立基於本土經驗的研究反而更容易獲得國際能見度。

台灣人總認為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充滿了歷史的悲情。但是如果將台灣的經驗放在歐亞大陸的脈絡,其實一點不特殊。台灣其實是就座落於強權競逐間的地緣政治破碎帶,國內政治的分歧視總是被境外勢力的角逐所影響。從蘇聯獨立的新興國家,例如波羅的海三國、高加索三國、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如今仍是面對東西方勢力的對峙,而且其境內仍是有數量可觀的俄羅斯人(就像是台灣的外省人)。這些前蘇聯共和國也有其長期圍繞的歷史「悲情」,他們的故事也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台灣社會的過去與未來。同樣的,後工業化、少子女化、高齡化、農村人口減少等趨勢,也發生在台灣鄰近的東亞國家,例如南韓與日本。台灣政策決策者積極參考其因應措施,作為學術工作者,我們也應該將其列入比較研究的對象。

總之,立足於在地脈絡的社會學沒有必要、也不太可能去採取某種虛幻的「帝國凝視」,試圖建立某一種的通用理論。本土研究當然不可能關起門來搞本土化,將台灣經驗當獨一無二的例外案例(exceptionalism),這樣也不會增加太多的知識理解。因此,一種更為現實可行的比較策略,即是以在地的問題意識出發,尋找適切的參考對象。換言之,我們不需要台灣中心論,但是尋找更多的參考群體(reference groups),並且仔細釐清其相同與同異之處,這將會是一種立基本土經驗的比較社會學之可行策略。

在〈比較研究作為一種策略:一些個人的淺見〉中有 4 則留言

  1. 讚啦,[在具體的脈絡下,去釐清某個情境的意義],在積極一點,就是從中超脫,找出自己的生路:實務上與理論上。

  2. 習近平的葡萄牙行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葡萄牙兩天,下榻里斯本的利茲酒店。據葡萄牙媒體「觀察者」報導,習近平豪擲兩百萬歐元,不僅租下總統套房,還包下利茲酒店所有房間,並拓寬酒店車庫大門,以便其紅旗防彈車出入。

    該消息說,中方拒絕葡萄牙政府提供的車輛,使用習近平專機帶來的三輛防彈豪車。由於這種車比一般車輛寬很多,利茲酒店的車庫大門需要加寬。中國政府不僅出錢擴大利茲酒店的車庫大門,也拓寬習近平出入里斯本機場的緊急通道大門。

    此外,習近平要求利茲酒店在他下榻的兩天,取消該店著名的傳統炖菜(ragout)和海鮮燴(cataplanas),改為供應中餐。習近平的兩架專機裝滿貼身僕人,包括廚師。

    里斯本利茲酒店在習近平下榻之前,從未因為一名顧客而向其他公眾關閉。當年美國總統柯林頓也下榻利茲酒店,美方曾提出包下酒店,卻遭到拒絕。這一次,中方給出美方付不起的大價錢,終於如願以償,與之相比,讓美國總統的派頭和陣勢黯然失色。

    更有甚者,葡萄牙警方對附近幾個街區實行非正式的戒嚴措施,嚴查周邊居民出入情況,甚至居民家中有訪客也必須向當局報備。在中國國內,習近平每次出行,所到之處幾乎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比當年皇帝出巡還要威風八面。不過,這可苦了當地民眾,凡是習近平車隊所經過的街道,警察入駐臨街的每一戶住宅,居民不准開門、開窗。這一次,做為歐洲老牌殖民帝國的葡萄牙,如同瘦死的駱駝,比不上爆肥的豬,對中共畢恭畢敬、被予取予求,儼然成了中國的一處「海外殖民地」。那麼,中國在「一帶一路」計畫中,將賞賜葡萄牙一點殘羹冷炙嗎?

    每晚耗費百萬歐元的房租,花的既不是習近平的私房錢,也不是共產黨的黨費,而是中國民眾的民脂民膏。這不是腐敗,什麼才是腐敗?不過,按照《環球時報》的邏輯,不應當節約這點「小錢」,習近平在葡萄牙擁有了一座行宮,這不單單是習近平個人的光榮,更是中國強大的標誌。

    然而,背後的真相是:習近平不願跟別人分享利茲酒店,他有一種獨霸式的權力慾望及極度的不安全感。習近平每日的生活,宛如驚弓之鳥,凡是其下榻之處,必定擠滿保護他的蝦兵蟹將,否則,他無法安心入睡。

    訪問歸來,習近平立即召集政治局會議,在講話中談及廉政反腐工作時強調說,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全面從嚴治黨「依然任重道遠」,必須將「嚴」字長期堅持下去,持之以恆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緊盯「不敬畏、不在乎、喊口號、裝樣子」的問題。然而,「八項規定」中沒有約束習近平這個最高領袖的條款,習近平可以在此八項規定之外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對於其他對官僚來說是構成腐敗的行為,對於習近平來說則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5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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