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何明修／文字整理
本文為2022年6月11日，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舉辦「劇變中的香港：抗爭、移民與全球網絡」研討會中，吳叡人老師主題演講講稿。
各位社會學界的先進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夠有這次機會，來到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於香港的看法或思考。首先，讓我先說明一下今天的源起，稍微解釋一下我要講的題目。我在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週年、第二週年演講的時候，有如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所說般，扮演了一個「入戲的觀眾」的角色。我的演講當中，有客觀的分析，但也有主觀的期待；有學術的內涵，但不是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因為我將自己的演講定為運動的一環，也就是我說的「未完的革命」的一環。但今年受邀來學術研討會，談反送中三週年，怎麼辦？該怎樣闡述才能符合學術的規範？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我「入戲」的動機與姿勢不變，但形式會改變。今天我不再直接談運動本身，而是談運動的歷史脈絡，而且不是談短時間的歷史脈絡，而是談「長時段」（longue durée），看整個香港形成的歷史脈絡。一個原因是這才是我的本業，我是從政治學界被放逐的歷史研究者，我的專業是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還有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雖然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香港問題顯然跟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我希望能比較認真地結合自己的專業和對香港的關懷，我也不介意被貼標籤。
另一個原因是，今年在台灣各地紀念二二八時，我們幾乎是以觀看《時代革命》的電影，做為紀念二二八的其中一個最主要活動。但紀念活動之後，香港熱潮在台灣迅速退燒，然後某一種保守孤立主義興起。全台都在看時代革命，看完之後突然拍拍屁股走人，甚至有人開始對求援的香港朋友惡聲相向。這個驚人的變化讓我開始思考，這兩年多來台灣對香港的關注，是不是只是極為表層的事物？我想或許我們應該從頭開始學習認識香港，並且應該藉此重新解釋香港跟台灣的關係──不是台灣的「大陸問題研究」那種港澳台交流史，而是在更大的，決定了這兩個小國命運軌跡的帝國歷史脈絡中觀察他們的關係。運動和革命熱潮退燒之後，讓我們沉澱情緒，讓知識進場。歷史因為其和今日的距離，是沉澱情緒，使我們開始思考的良方。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台灣跟香港，這兩個地緣政治上的邊陲（periphery），在跨帝國領域（trans-imperial domain）內形成主體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具體而言，我想觀察台灣跟香港在歷史上各自被吸收到帝國領域之內，被帝國支配、被統治、被形塑，在這段期間形成主體的過程當中，兩者關係的演變：怎樣從兩個不同帝國的邊陲間的關係，也就是從屬於各自帝國的前提下，產生邊陲與邊陲的關係；再到發展成兩個主體，或形成中的主體的關係；再到今天的主體與再殖民化邊陲的關係。我想請大家注意一點，雖說台灣跟香港在歷史上各自屬於特定帝國的支配，但他們都處於帝國交錯、夾縫之間，受到多重外部力量的影響。用當代史學的用語，我將以一種跨帝國史的視角，來觀察台灣與香港的關係。這是一種關係史（relational history），同時融入了比較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視野。台灣與香港將會併列觀察，但也會在不同時期進行初步比較，目的是彰顯兩者歷史形成的差異。
我稍微說明一下要使用的概念。今天演講中，我指的主體形成是政治主體形成，也就是擁有自我決定權、自我統治權的主體，或者主張自己應該具有自我統治權的政治主體。用英文講，就是想要追求自治或獨立的人民（people aspiring for autonomy or independence），這樣的主體的形成。他們覺得權力的來源不在或不應該在宗主國，而是在自己的手中。形式可以是獨立、自治，或者為追求獨立或自治而高度動員的政治群體。換言之，我說的政治主體就是「民族」（nation） 或「具有主權的人民」（sovereign people），但我今天沒有辦法捲入這個我們社會科學上說「本質上具有爭議性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所引發爭論。所以我先使用主體一詞，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好好討論，為什麼我會認為「香港民族正在形成之中」（Hong Kong Nation is forming）。
我今天要討論的兩個個案的政治主體形成，實質上就是要討論兩個個案中政治跟社會過程的幾個階段。第一個是移民社會的形成；第二個是移民社會的土著化（indigenization），產生本地認同；第三階段是在本土社會基礎下，出現尋求政治主體性的動員，也就是民族主義的動員；第四階段不一定成功，但會出現一個試圖奪取國家權力（state power）的過程。事實上，這整個過程就可以理解為「民族國家之形成」（nation-state formation）的過程。上述這些過程都是在帝國夾縫的地緣政治條件下進行，最終目的是從帝國支配下獨立自主。我將觀察上述過程中，兩個個案的關係，我會著眼於具有政治主體性實體的接觸與互動。
最後關於帝國這個概念，我來說明一下。「帝國」（empire）的定義非常多，今天我選擇引用美國政治學者Michael Doyle，他寫了一本書叫Empires（1986），他對帝國下了一個比較寬鬆的定義：所謂帝國指涉某些政治社會對於其他政治社會之有效主權強制施加控制的一種關係。這定義包括正式的領土控制，跟非正式的控制，有助於我們理解不同類型的帝國。在進入正式報告開始之前，我必須說明，今天的分享絕非成熟的研究成果，只是我個人的一個讀書心得 （study notes）。做為一個香港研究的初學者，我試圖提出一個理解台港關係的非常初步的參考架構。也因為今天的時間限制，所以報告觸及的歷史必然是非常簡略的。我能夠提供給各位的不是濃密的歷史事實，而是一個理解歷史的脈絡架構，甚至於我可能沒有時間把這個架構講完，因為我的時間只有一小時。為了以具有理論意涵（theoretically informed）嘗試重建歷史，是需要一點時間。但是今天的時間……我先跟明修兄說明一下，我不是在抱怨，我尊重今天研討會的安排，所以我只是要跟各位說明，在時間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尊重大會安排，我很可能必須要跳過或者省略掉一些部分。希望以後跟各位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報告，最理想情況是把它寫成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
帝國史下的台灣與香港
首先，我們來看台灣，也就是說早期帝國跟台灣的形成。從帝國史的脈絡看，台灣首先透過帝國而進入世界史。第一個階段當然就是荷蘭重商帝國與台灣移墾社會之誔生（1624-1661）。台灣在17世紀時首先受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之帝國荷蘭的控制，這部分我不講細節，我只討論荷蘭統治的結果。第一，就帝國史的脈絡來講，台灣是經由現代初期的全球化（early modern globalization）的過程──或者有學者稱為「原型全球化」 （proto-globalization），就是1600到1800年間，歐洲重商主義帝國主導的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台灣是經由這個最早期的全球化而進入世界史。第二，荷蘭人引進漢人開墾，也就是美國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所說的「共構移民」（co-colonization）。荷蘭人跟漢人移民共同殖民台灣，開始了漢人移住台灣，以及台灣移墾社會的形成。第三，荷蘭東印度公司代表荷蘭共和國，對台灣主張主權，並進行統治行為。根據我的台史所同事鄭維中的說法，這個動作事實上開始了台灣的國家化，一個從無主地納入主權國家的過程。這也是我在另外一篇論文討論到的，台灣政治史上的「不連續但累積性的國家形成」過程之開始。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歐洲重商主義帝國從外部啟動了台灣的國家和社會形成過程，比香港的形成早了兩百多年。此外，台灣的原住民族，在尚未形成全島性政治與社會形構之前，就被捲入這個外部國家化、社會化的過程。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個外部刺激內部形成的過程。
第二個階段是關於明鄭海權國家，在1662到1683年之間。明鄭統治集團來到台灣以後，在台灣進行初期的「海外漢人國家建構」（creole state building），自稱東寧王國，且試圖進入滿洲帝國朝貢體系，維持國家地位。明鄭曾經跟清朝談判，想獲得類似朝鮮的屬國地位，但是沒有成功。東寧王國是一個海權國家，它和日本、跟英國通商。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在167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曾代表聯合王國國王查爾斯二世（Charles II），與他們稱為台灣王（The King of Formosa）的鄭經政權簽訂通商協議。1671年，東印度公司總裁至台灣王公函，要求簽定貿易協議，並在1672年正式簽約，1676年簽訂補充條款，在台灣的安平設立台灣商館（Taiwan Factory），做為英國與清國、日本和呂宋之間的貿易中繼站。英國跟台灣王鄭經簽訂通商條約，是在1648年西發里亞條約確立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之後的二十四年，這說明台灣東寧王國在進入全球貿易網路的同時，已經享有主權地位。東寧王國存續時間是很短，但它的國家性質（statehood）非常明確。
接著就到了滿洲的大陸帝國時期，滿洲帝國把台灣當作一個海洋邊陲殖民地，在它統治下發生了台灣移民社會的本土化。清代統治台灣是從1683年到1895年，我今天是運用帝國概念來陳述我們熟悉的明鄭、清代的歷史。大家知道，清帝國在過去幾十年，在所謂「新清史」研究當中，已經被明確定義為一個大陸型帝國 （continental empire）。這個看法完全符合政治學對帝國的研究，兩者是互通的。（請容我先為自己辯護：我有政治立場，但我盡力以堅實的學術基礎支撐我的發言。） 好，台灣被併入大陸帝國212年的後果是什麼？第一，在通商上走向鎖國的大陸帝國，脫離了全球貿易體系。第二是海外漢人移民社會的形成，也是一個 「移居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在這個殖民地，不同族裔的移民群體長期衝突，在台灣史上稱為「分類械鬥」。這個長期衝突之後，在1860年代開始出現社會整合和土著化的一個徵兆，也就是說，本土社會逐漸形成。第三，宗主國國家力量在這兩百多年始終非常薄弱，於是本地社會產生非常鮮明的政治離心力，表現在非常頻繁的民變現象上。所謂「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對宗主國的一個離心狀態。在1860年代，台灣本土社會形成，以及這個本土社會和宗主國之間的離心，這樣的一個特質說明了某一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移民後代的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之原型（prototype），就是在1860年代的時候正在出現。
同樣是在1860年，因宗主國滿洲帝國受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衝擊，導致台灣開港，也就是天津條約，也是台灣再度進入全球貿易體系。這個就是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驅動的，我們稱為「現代全球化」（modern globalization）開始的時期。Anderson在晚年的那本書Under Three Flags，提到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其實這已經是第二波的全球化。所以台灣開始離開逐漸崩潰的大陸帝國枷鎖，逐漸解放回到海洋，就在此時，首度與香港交會。我這裡討論的台灣跟香港的交會，指的是做為一個貿易港的香港，而不是早期漁村或者海盜基地的香港，那是另一回事，關於那部分的歷史 （也就是香港的前史 prehistory）， 可能要請另外的專家，比方說徐承恩先生來為我們做解說。
第二，我們接下來看香港早期在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底下的狀態。在十九世紀時，大英帝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擊敗滿州帝國，取得香港，同時迫使台灣開港。換句話說，十九世紀中葉時，是同一股力量把香港和台灣硬拉進世界史舞台，就是英國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free trade imperialism），台灣跟香港從一開始就因帝國而相遇。大英帝國在早期階段十六至十八世紀，特別是十七到十八世紀，奉行重商主義的原則，主張國家與商業活動必須互相迎合彼此需求，國際貿易必須獨占與排除外國勢力。這部分關於重商主義的性質我就不再多說。總之到了1820到1823年，就十九世紀的前半，英國內部因製造業跟中產階級興起，開始從事政治改革的時候，英國的殖民思想也逐漸轉換為自由貿易，開始脫離重商主義，推動和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廢除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利，重商主義落幕。自由貿易在歐洲內部，仰賴各國權力平衡關係而進行，但是歐洲以外的地區，則必須用什麼方法呢？就是以武力強制他國開放市場。這種結合武力與自由貿易的政策，被John Gallagher與 Ronald Robinson 稱為「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出現。在1990到2010年之間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大國從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實踐清晰可見。台灣在2000年到2010年代經驗的所謂「中國因素」（China factor），以及中國用武力威脅、結合內部買辦、要求台灣對中國資本開放，就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一個當代個案。
大英帝國在遠東的自由貿易主要目標，是擁有巨大市場的中國，而香港則是通往中國的門户，這是鴉片戰爭後，英國取得香港的主要理由。香港是大英帝國轉向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初期最重要的實踐成果。透過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大英帝國在1870年代達到頂峰，同時開啟下一階段的西方帝國主義時期，也就是從1870到1914年的所謂「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這段時間，各個西方民主國家競相進行海外殖民擴張，以領有殖民地做為國力的表現。1884年到1885年，德國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主導的柏林會議，確立了西方帝國主義之「非洲爭奪」（scramble for Africa），瓜分非洲，相互尊重勢力範圍的規範，開始進入全盛期。日本就是在這個階段完成民族國家的建構，再以後進帝國之姿進場加入全球殖民競爭。接著，我們來看看台灣、香港軌跡的第一次交錯，也就是在十九世紀後新帝國主義的領地的脈絡下看台灣跟香港。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下的台港初次交會
首先，讓我們看看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台灣。英國跟台灣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首先，因為英國採取對中國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導致台灣開港，1858到1860年的英法聯軍，就是二次鴉片戰爭後，先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港：安平、淡水、打狗、基隆；1860年再簽《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南部給英國。這是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浪潮的第二波。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就是當時任香港第四任總督的寶靈爵士 （Sir John Bowring）。在1860年，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mpany）做為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尖兵，是為香港開埠最重要的勢力，並在台灣打狗開設支店，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在1860年，英國在淡水設立領事館，隨著英國帝國主義而來的是傳教士。1860年時，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士馬雅各（James Maxwell）被派遣來台，在台南設立第一個佈道所。在1871年，加拿大長老教會派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來台傳教，這是北台灣長老教會傳教之始。1885年創立台語白話字的《台灣教會公報》，白話字就是羅馬字台語（Romanized Taiwanese），同年9月開創台南長老教會中學。根據京都大學駒込武（Komagome Takeshi）教授的講法，台灣長老教會開啟了台灣本土社會的現代性，也動搖了清帝國的漢文化霸權。
接下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香港有「鴉片戰爭」，台灣有另外一個類似的叫做「樟腦戰爭」。1860年開港之後，台灣樟腦貿易為英商壟斷。1863年，清廷收回官辦，英方認為違反《天津條約》，爆發英商收購樟腦的衝突。其中兩位主角的就是出現在《斯卡羅》影集中，打狗的海關檢查員比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以及美國駐上海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也是日後帶領日本侵略台灣的那位熱情的帝國主義者。同一時間，發生數起英國傳教士被攻擊搶劫的事件。在1868年，英國出動香港駐軍侵台，安平陷落，被迫簽訂《樟腦條約》，取消鴉片專賣，並承認傳教自由，史稱「樟腦戰爭」。大英帝國在取得香港之後，兩度以香港為基地，出兵改變台灣命運，即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樟腦戰爭。1860年開港以後，台灣實質上處於滿洲帝國跟大英帝國的重疊支配之下。我們跟香港的關係其實是比想像中更密切，但是它是一個外部的關係。接著讓我們很快地談一個話題，因為非常重要。英國當時影響力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局勢，在英國霸權影響下，後進帝國日本的興起成為台灣領有的遠因。
英國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建構現代國家學習、最重要的範本之一，也是日本帝國化的學習、競爭對象。明治日本的第一位總理大臣伊藤博文（Ito Hirobumi），曾受怡和洋行的協助，赴英留學，所以怡和洋行應該是要被清算的。伊藤對英國文明極為傾倒。十九世紀後期，從遠東經東南亞、南亞赴歐的航道，因途經大英帝國的很多殖民地，上海、香港、新加坡、錫蘭等，而有「帝國航路」（empire route） 之稱號。幕府末期和明治時期的日本志士和知識分子都赴歐學習。專研大英帝國史的日本學者木畑洋一指出，帝國航路同時展現出大英帝國國威和殖民地人民的慘狀，使日本知識分子深感，絕對不能成為殖民地，並深信優勝劣敗之理，要效法英國，成為東方之大英帝國。福澤諭吉就是在參加了1861年赴歐文久使節團經帝國航路，在香港時目擊英國人視華人如犬貓的情景，深受刺激，日後提出「脫亞入歐」的主張，主張日本成為東洋之英國，甚至與英國競爭。這個時候，香港對日本的意義，第一是使日本人立志效法英國之帝國崛起，印證優勝劣敗之理，絕對不能被殖民，而是要成為殖民者；第二，學習英國殖民治理的技藝。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治理，有警察、監獄、軍事設施、醫院，皆為當時日本知識分子的考察對象。後來，他們實際上把這些殖民統治技術 （colonial technologies）實踐在台灣和日本本土。
日本海洋帝國和台灣共同體的誕生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四部分，再回到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發生什麼狀況呢？我給這一節的標題就是「日本海洋帝國和台灣共同體的誕生」。日本統治帝國是台灣現代史非常關鍵的時間，它的重要性是可以類比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對於香港的改革。但是這邊我不能講到細節，只能就我們主題談幾個相關的重要後果。第一個是所謂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跟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殖民地實現了現代社會整合。基本上，日本統治下，台灣經歷了一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全島交通網絡與經濟共同體建立起來。然後再來經過強制的同化政策，到了1930年代日語逐漸成為共通語，在這個政治基礎上面，出現了政治主體性追求。首先，日本是台灣住民首度接觸的所謂現代國家（modern state） 。根據Michael Hecther的定義，現代國家指的是有能力實施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國家。台灣住民一方面被納入Charles Tilly所謂的現代國家的「公共政治網絡」（network of public politics），這個公共政治網絡將台灣人從封建農業帝國的臣民，轉化為現在國家的公民，另一方面又承受制度性歧視隔離，成為二等公民，因此造成台灣人認同的政治化。
1920到1930年代中期，社會整合跟認同政治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第一個台灣民族主義，就是台灣最初追求政治主體性的動員，是第一大戰後全球殖民地民族主義浪潮的一環。基本上是受威爾遜總統 （Woodrow Wilson）的威爾遜主義（Wilsonianism）的影響。日本統治留下了非常多的遺產。除了高度發達的國家體制，讓國民黨日後全盤繼承之外，日本統治台灣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是促成台灣政治主體的形成，這是戰後台灣跟新宗主國衝突的結構性因素。關於這點，各位可以參照我一篇文章──所謂犯了罪的文章──〈The Lilliputian Dreams〉，收在《香港民族論》裡面，其中有比較英國統治跟日本統治，對香港和台灣政治主體形成的效果。
現在讓我們回來看，帝國統治下的第一個百年的香港是什麼樣子的。同樣的，我是依據我的問題意識來選擇我的敘事。第一個，英國取得香港的目的主要是與中國通商，和日本殖民擴張出於國防考量，追求德國人所謂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之意識形態是非常不同，所以影響了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的形態跟性格。原本我寫了一個更長的分析，但暫時省略。簡單說，如港大教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所說，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並非典型所謂壓迫／對抗之二元對立局勢，而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共謀協力完成的事業。某程度上你可以說，香港是我剛剛提到的那位殖民學者Robinson最早提出來的所謂「殖民協力命題」（thesis of colonial collaboration）的一個近似於教科書式的個案。Robinson 與Gallagher是最早挑戰殖民二元對立論的，他們認為說，殖民統治之所以能夠形成，除了有殖民母國內部的推力之外，也有殖民本國內部的拉力。其中一個拉力就是殖民地母國裡面的，被殖民者覺得跟殖民者之間的協力（collaboration） 是有利的，他們發展出積極的協力跟合作。香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殖民協力個案。英國對香港統治的前一百年，對於中國本土移居而來、佔香港人口最多數的華人，基本上採取不干涉態度。除了嚴苛法律防範犯罪外，其餘事務由華人治理。華人的角色就是在英國主權保護下的自由港架構中，進行經濟活動，協助英國達成對中國通商的整體目標。除極少數菁英被收編之外，華人完全被排擠在殖民統治的決策（decision making）之外。在此結構的過程中，香港華人逐漸發展出社團自治的機制，自行處理華人社區的事務，而華人領袖則扮演香港政府與社區之間聯繫的中介角色，這種統治形態確實具有間接統治的味道。事實上，以英屬東非統治的經驗為本，發明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的英國殖民官僚盧吉（Sir Frederick Lugard），在赴任奈及利亞總督前曾擔任香港第十四任總督，他也創立了香港大學。雖然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港英政府統治前期的華人政策，可能是啟發盧吉日後發明間接統治的原型之一。
台灣與香港的本土認同發展脈絡
接著我們看看，初期香港本土社會的形成。1950年之前的香港和中國並無邊境管制，香港人民多數來自廣東等地的移工，並不以香港為故鄉。港英政府稱，這些佔華人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勞動者為移住者或暫住者、寄居者（sojourners）。在此條件下很難發展出本地認同。但當然有個例外，這個例外是誰呢？就是極少數的華商階級，他們透過與英國統治者的合作取得了巨大財富，在香港定居，並且發展出本地認同。他們仍受種族歧視，但十九世紀末開始，有極少數成員被收編到港府的治理機構之中，亦即所謂的立法局跟行政局的華人非官守議員 （Chinese unofficial members） 。這是香港最初出現的本土認同。他們的階級基礎，是少數華商、華人資產階級，其社會流動的政治基礎是殖民的協力（collaboration），這也是參考高馬可的說法。換言之，香港人認同最初是寄生在殖民體制上而誕生的，可稱為「協力者認同」（collaborator identity）。這個依附殖民體制的認同形態，之後對香港命運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至今，香港本地資產階級的認同依然具有這種兩面性。我們看1920年代香港認同的一個指標，也就是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1925年五卅慘案與沙基慘案之後，廣東省工會團體號召了香港工人聯合罷工，兩個月內有二十五萬以上的工人離港返陸。香港被捲進1920年代中國激進反帝民族主義運動當中，整個經濟陷入危機，到了1926年年初，這個罷工才結束。省港大罷工是香港在地緣上深受中國政治影響的著名例證之一，當時國共合作下的廣東國民黨政府的激進民族主義勢力在罷工期間深深的介入香港。從此港英政府對中國激進民族主義的影響深具戒心。如前所述，當時多數香港勞動階級屬於移工，並無香港本土認同，反而比較支持中國的革命運動。然而，香港本土資產階級在這個時候挺身支持英國殖民政府度過罷工危機，因為他們視香港是與港英政府合作建設的家園，因此要保護自己的家園，免受中國動亂之影響。換句話說，他們完全不認為扮演殖民協力者有任何的問題。相反的，他們的香港本土認同，就是建立在做為英國協力者的基礎上。
因為時間關係，後面大家比較熟悉的近代部分，我們就可能跳過。接下來，讓我們跟台灣社會做一個簡單的比較。台灣在1860年代就開始因移民土著化跟社會整合而形成本土社會，在日本統治下進一步社會整合，並在社會整合基礎上，出現最初的本土民族主義。而台灣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是土著地主資產階級，也就是日後台灣本地資產階級的母體。換句話說，台灣在1920年代已經出現了馬克思所言的「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但是相反地，香港的本土資產階級是殖民協力者，這是一個非常清晰的對照。1920年代中期香港爆發了省港大罷工，同時期的台灣剛好是民族運動達到最頂峰的時代。我們可以做兩點比較。第一，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這場運動是非自主的鬥爭場域，因為香港處在帝國狹縫裏，香港成為中英衝突的戰場，不是自己選擇的鬥爭。第二，香港本土資產階級顯現一種非自主的主體性。香港本土資產階級只能依附在英國殖民體系下，維護自身有限主體性，不被中國激進政治所吞噬。這是簡單的關於台港之比較。然後，我們接下來，台灣和香港出現一個微妙的一個過程，就是說它們的軌跡第二次重疊在日本統治下面。
二十世紀前半，英國跟日本有一段長達近四十年的日英同盟關係，我們來檢視一下這個同盟關係。日本領台跟英國有什麼關係？日本領台初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採用英籍法務省顧問William Kirkwood的建議，採用英國殖民模式來做為台灣統治方針。當時英屬香港的治理模式，特別是法律的二元主義，也就是殖民者適用一種法律、被殖民者使用另一種法律，就是日本統治台灣前期的範本之一。這個方針要到1920年代，才被法國式的同化主義所取代。日本領台之後，本來要全面收回樟腦跟鴉片的開發權利，但外務省考慮必須跟西方進行條約的改正，因此妥協，承認西方國家在台灣的樟腦權利，當然主要就是英國。我們由此可知，日本統治台灣初期，與英國之間存在的不平等關係。一方面，日本以英國為文明國的學習典範，另一方面則是國際政治上，日本受制於不平等條約，必須對大英帝國妥協。所以呢，英國的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的領路人、指導者、協力者跟競爭者。這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以領有台灣的前期，台灣也是在實質上，處於某種英帝國主義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重疊支配之下。日治時期，台灣與香港的關係，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重疊支配下展開。
日英同盟期的台港關係，我們簡單看一下，這部分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日本統治的穩定期，也就是說，這段時間在日英同盟關係架構下，台灣與香港建立非常密切的貿易往來關係。根據台灣總督府統計，香港當時是台灣在滿洲國、中國、美國之外的第四大外貿夥伴，而且兩地之間有大量的、以貿易為目的的人口往來。台史所檔案館根據收藏的日本統治期旅卷 （簽證）資料進行統計整理，發現日治期大約有兩萬多人次是從台灣前往香港。貿易之外，英屬香港也是台灣人追求西方文明的管道。當時有一部分台灣人直接去英國讀書，但是香港是台灣人就近追求西方文明的管道。目前所知，已經有數人就讀於拔萃男書院，也有港大畢業生，他們多數屬於長老教會信徒。戰前著名的台灣民族運動者張秀哲，原名張月澄，他是一位指標性人物。他在拔萃男書院畢業後，赴廣東中山大學留學。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時候，他人在廣東，次年和張深切等共同成立了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主張台灣獨立。1930年，他承蔣渭水之命為台灣民眾黨起草英文電文，要求國際聯盟來台調查鴉片問題。張秀哲可以說是戰前台灣民族運動國際化的媒介之一，而他英文養成教育是在香港拔萃完成，拔萃至今依然是香港的名校。KM（陳健民），你是拔萃畢業的嗎？（陳健民：我不是，Benny（戴耀庭）才是）。這是日治時期，台灣民主運動在香港唯一找得到的關係。
但此時，香港並無相應的本土自治運動，能夠和台灣進行連結。當時，香港本土資產階級支持英國統治，因此不可能支持反對盟國日本的台灣民族運動。1941年日英宣戰，日本佔領香港，實施3年8個月的軍政統治。當時台籍日本兵並未被派往香港，但台灣銀行跟台灣拓殖會社，奉命接管軍政下香港的金融和農礦業，台銀實質上扮演了香港的中央銀行，或者說香港的匯豐銀行角色。
然後，戰後初期……我盡快，有些是因為覺得非講不可，我盡量講。
最後，我們談一下戰後初期的混亂期，也就是1945到1950年間，首先是中華民國內部殖民體制 （internal colonialism）下發生二二八事件和戰後台獨運動。二二八事件如果從我們民族主義理論的角度來談，是新宗主國支配下核心跟邊陲的一個衝突，這和雨傘跟反送中的結構是非常類似的。二二八的結果是發生了一個戰後台獨運動，就是新一波台灣本土社會的民族主義動員，但是這段時間也出現一個複雜狀態。因為台灣夾在複數個地緣政治中心的夾縫當中，所以這個後二二八時期的台灣主體建構運動，在路線上產生了分裂，出現我稱作「三個祖國」的認同競爭狀態：一個是紅色中國、白色中國，還有一個是台灣。
這個時候的香港，在二二八後成為台灣人的避風港。首先是二二八之後，左右統獨兩派的台灣人，逃離到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同盟，總部是設立在香港，這就是一個殘黨。二二八之後陸續逃到香港的獨派有廖文奎和廖文毅兄弟、邱永漢、王育德；統派的有謝雪紅、蘇新等等。我要特別說明一下廖文奎（Joshua Wen-Kwei Liao），他是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學生，台灣第一個哲學博士。在1951到1952年他流亡香港的時候，任教香港大學政治經濟學系（Hong Kong University,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擔任講師（lecturer），負責教授社會學理論。此外，香港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可能大家常常忽略掉。後二二八時期的香港不只是台灣人逃避國民黨追捕的避風港，也是中國內戰及中共滲透台灣的前哨站。1948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叫香港會議，在香港召開。就是中共華東局召集中共省工委會（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幹部赴港，傳達台灣革命方針指示的一個重要會議。省工委會幹部返台後，在1949年起在台灣島內發動非常激進（radical）的攻勢，中國內戰就直接滲透、延伸到台灣內部，它的起點就是華東局的香港會議。
失落的民主化契機：香港主體性與國際政治
那我再跳一點，然後進到結尾。我再談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楊慕琦（Mark Young） 改革計畫成為幻影的故事。二次大戰結束為止，英國始終不願賦予香港自治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香港位處中國邊境，英國人擔心賦予自治權會被滲透，危及英國統治。1925到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慘痛經驗，讓英國統治者更深刻體會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和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的威力與威脅。他們於是更加相信香港的華人，除極少數的上層華商之外，多數人有中國認同，不可能被轉化為認同大英帝國的公民。
從1945到52年，英國政府由原本支持香港自治改革而轉為消極。1943年英國殖民部開始規劃戰後賦予各英國殖民地自治權，這時候也包含香港。1946年一月，戰時被日軍俘虜的港督楊慕琦，他曾經被送到台灣的戰俘營，所以這也是奇妙的台港因緣。他復職之後，受命規劃香港自治。面對戰後中國要求返還香港的壓力，楊慕琦相信賦予香港居民參政權、實施自治，使他們從香港寄居者轉變為認同香港的公民，自然他們就會想留在大英帝國之內，不願復歸中國。但是，無論如何，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港英政府視之為香港危機，態度丕變。然後加上新任的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跟本地特權人士反對，於是這個計畫被擱置。於是香港從此長期處在獨裁統治（autocracy），一直到1980年代。Democracy Shelved的作者曾銳生（Steve Tsang）教授說，楊慕琦計劃要是被實施，三十年的自治應該可以預期會創造出一個「英屬香港公民群體」（British Hong Kong citizenry），也就是以華裔為主，接受英國價值，但也認同香港的自治共同體，也是香港政治主體的形成。如果是這樣，那1980年代的香港前途談判的面貌將大不相同：除了中共、英國之外，自我統治的香港人極有可能參與討論，對日後命運軌跡會有一定的影響。事實上，如果楊慕琦的計畫實施，可能在中共1972年進入聯合國之前，香港就有機會跟隨其他殖民地的腳步，經由實施自決權而獨立。總之，楊慕琦計劃未能實施，導致香港政治主體形成被延遲了三十年，而且面臨更大的障礙。
剩下有沒有十分鐘……沒有？那我希望能再講一點，我就跳到結尾。然後中間有一段比較長的，冷戰後期和後冷戰初期的發展，希望日後會有機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在二次大戰與冷戰期，香港跟台灣處於帝國史的脈絡，我簡單介紹一下。二戰後，美國繼承英國，成為全球最有力量的新帝國，但是這是一種新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 的形態。美國資助受戰爭影響而衰落的西方帝國，再利用那些西方帝國既有的全球殖民網路，遂行帝國主義的目的。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Julian Go就稱它叫做「外包帝國」（outsourcing empire） 。1960年代，歐洲帝國紛紛瓦解，美國改以軍援、顧問團與政變做為手段，達成非正式控制的目的。在這個美國主導的非正式帝國當中，大英帝國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但退居於次要地位，成為美利堅帝國的助手。從這個架構來看，冷戰時的香港，毫無疑問的是美國主導、英國協力的非正式帝國下的殖民地，所以底下的……讓我努力看看，我試著冷靜下來（let me try to calm down, okay）……因為我還有很多……我花很大的力氣去瞭解，台灣跟香港的關係，但時間非常的有限。
另一方面，冷戰期的台灣是美國主導的非正式帝國結構的東亞區塊，裡面運用扶植親美政權的模式，所創造出來的一個保護國。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Bruce Cummings曾經說過，這是美國重建的「大東亞共榮圈」。香港在那個時候，一度成為美國跟英國爭執的原因，因為英國想要保有香港，那就需要中共的默許，所以不能得罪中共，但這就和美國圍堵中共的政策衝突。然而香港當時沒有獨立選項嗎？大英帝國不是在1948年簽署聯合國憲章，同意逐步使它治下殖民地自決獨立的嗎？理論上如此，但現實情況更複雜。在美英眼中，香港華人大多從中國避難而來，對香港沒有認同，因此並不想追求殖民地獨立。在冷戰初期這個時間點，全球反殖民民族主義如野火燎原，而聯合國主導的全球去殖民化過程已經啟動，台灣人也在海外推動聯合國託管，唯獨香港居民並未發出殖民地自決跟獨立的呼聲。既然當事人無所謂，這個選項自然就被排除。換言之，帝國固然主導了香港的方向，但香港主體自身遲遲沒法現身、無法為自己發聲，也回過頭來影響帝國對香港前途的構想。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沒有行動就不會有結構的變遷。自此，香港前途處於某一種我稱為「延遲給付」（moratorium）的狀態，所有人都在等待啟示錄的展開，或者等待果陀的出現。
台灣的個案我想我今天就省掉不說，我希望再提一點點香港認同的發展，也許我可能再要五分鐘，不好意思，謝謝！台灣的政治主體性的發展，大概是在戰後持續發動的部分，我想台灣的朋友比較熟悉。我們談一下冷戰前期的香港底下，香港認同的一個擴張過程。
許多香港的評論者，如歷史學家高馬可、社會學家周永新、社會史學家冼玉儀（Elizabeth Sinn），還有文學評論家小思等等都曾經指出，香港要到1960年代開始，才普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換言之，具有較廣闊基礎的香港本土認同，一般被認為是1960年代開始。那請容我綜合各家說法，嘗試簡單重建戰後香港的認同形成過程。
1950年的港英政府關閉中港邊界，中共政府也同時封鎖邊界，中港邊界正式形成，香港居民從過客變成在地人。第二，1950年時期，港英政府面對大量大陸移民無家可住的情況，不得不進行大規模公屋建設的計畫，容納無家可歸的難民。公屋計劃的不預期效應是，讓自覺只是暫時居住香港的難民與移民得到安身之所，就是寄居變成永住。1950到70年代之間，在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激烈增加，1971年達到51%，那是香港人口結構本土化，或者社會形態由移民社會變成本土社會的一個人口學的重要指標。1967年左派暴動，促使香港政府開始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並且從事所謂認同建構的過程（identity building project）。另一方面，暴動也促使香港居民開始關注香港自身的事務與問題，就是開展了一波社會面的本土化。上述社會學過程跟政策的效應，為70、80年代香港本土認同的快速成長，奠定了重要的基礎。那我今天簡單一點好，讓我講一個馬文輝的故事。
香港本土社會的形成確實催生了政治本土化的誕生。1964年，馬文輝成立香港民主自治黨（Hong Kong Self-government Party），是第一個香港政黨，也是第一個要求香港三百五十萬人行使英國向聯合國承諾之民族自決權的運動。馬文輝是香港著名的先施百貨的少東，他的階級背景是屬於前述最早的本土化香港資產階級。他曾強烈支持楊慕琦改革，改革失敗以後，在1953年成立聯合國香港協會，試圖推動聯合國憲章於香港實現。我們台灣人應該很熟悉這個東西。1963到1964年，他受到了直布羅陀、馬爾他等英國殖民地相繼獨立，以及李光耀推動新馬獨立運動的刺激，組織香港民主自治黨，追求英聯邦內部的香港自決自治。馬文輝參與1966年天星渡輪加價示威，非常同情戰後一代，香港青年無國失根之苦，認為只有在香港建立自治政府，才能夠使香港青年生根。民主自治黨因分裂導致運動難以擴張。不過，馬文輝的香港自決運動失敗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英國工黨政府因害怕觸怒北京，而堅持不願意給予香港人自治。馬文輝的運動，是一次遲發的運動，但仍然是香港人自主追求政治主體性的一次珍貴的努力。這個運動失敗，使香港喪失了中國進入聯合國之前，最後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依據國際法實踐民族自決的機會。
霸權夾縫中的台灣與香港：兩個政治主體的對望和交織
那我已經沒有時間，所以直接跳到最後一部分，把我這段講完，謝謝，不好意思。中間我會提到整個在冷戰後期到後冷戰期的一些變化，那這個部分恐怕還需要多半個小時，所以我沒有時間，我直接跳到最後一個階段，但是我盡快的把它講完。
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冷戰開始，冷戰結束、後冷戰開啟，現在的後後冷戰或是說新冷戰，它的背後都是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關係的重組。你可以說，進入2000年以後，全球帝國競爭再起、美國霸權的衰落，中國、俄羅斯等競爭者的挑戰，這裡面關於帝國主義的政治學部分，我就不再多說。整體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因前一階段的過度擴張，這個在政治學上稱為 overextension，也是帝國衰退（decline）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開始衰落。全球場域轉為多極秩序，國際關係學者Ian Bremmer曾經說，當代是 G0 的時代，我們常說G20、G7，但現在事實上是G0 的，也就是沒有領導的（leaderless）一個結構。中俄的帝國主義擴張，就是在這個全球場域結構變化的時代發生。他們和試圖維持霸權的美國競爭，創造當代的、我們現在所處時代的帝國競爭態勢。
我們很快看一下中國主權下的香港。這當然跟反送中是有關的。隨著中國在2000年代初期開始「走出去」，進行帝國主義擴張，它的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也開始變強。事實上，領土收復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裡面，被認為是從防衛性民族主義，轉化為擴張性民族主義，或者帝國主義的一種型態。已收回主權、但尚未取得全面控制的香港，成為中國領土收復主義的第一個對象。具體的做法就是逐漸收緊一國、壓抑兩制，加強中央對邊陲的控制與整合，我稱之為「香港版的內地延長主義」。內地延長主義是日本統治台灣後期，一個同化跟整合的策略。除了領土收復主義的意識形勢因素之外，一國兩制在制度設計上的內在缺陷，以及中港之間實力差距太大，都是誘使北京進行吸收整合的原因。新宗主國對香港逐步壓縮控制，甚至入侵，引發了政治學家Paul Brass所說的邊陲抵抗核心入侵的政治動員。隨着核心跟邊陲衝突的螺旋式上升，邊陲的抵抗也逐步升高，為民族主義式動員，形成Michael Hechter所說的「邊陲民族主義」（peripheral nationalism）。這就是從2003年七一反國安法遊行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這段時間發生的故事。
那麼台灣呢？在中國帝國主義陰影下的台灣，是什麼樣的狀態呢？中國收復領土主義是中國帝國主義的一個形態，它的另一個對象是台灣。對於中國主權控制外，也是事實獨立的台灣，中國首先採用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形式進行入侵，具體的做法是假借全球化之名，以90年代被中國磁吸轉化的台灣買辦資本，與親中的政治勢力做為尖兵，利用台灣的民主體制，兵不血刃地兼併台灣。這個「以商圍政、以經促統」的策略背後，就是沿海陳列的重兵武力。這是2000年代初期到2016年台灣的故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入侵，因遭遇到台灣公民社會的強力抵抗而失敗。買辦的勢力瓦解之後，中國把收買對象向下延伸到中小企業、中南部和青年層，並且和本地新興的民粹主義 （populism）勢力結合，試圖再度對台灣展開攻擊。中國對台灣進行的複合作戰（hybrid warfare），也就是武力威嚇和地緣經濟學（geo-economics）的入侵──在2008年，中國特使陳雲林──我稱為「黑船來航」，從這裡開始，同樣在台灣引發一波又一波邊陲反抗動員，並迅速升高成社會主導的公民民族主義動員，最終不僅瓦解中國攻勢，也使台灣內部親中勢力邊緣化，進一步鞏固台灣的國家認同跟民主體制。換言之，中國帝國主義入侵所激發的本地社會抵抗，最終鞏固了台灣國家。
最後，終於我們講到台灣和香港兩個邊陲，如何開始進行主體性的聯結了。
2003年以來，香港公民社會對北京的抵抗，逐漸擺脫香港民主運動在80年代一廂情願的民主回歸論述，並且超越了90年代緊抓舊宗主國求生的絕望抵抗，開始真正從香港主體的位置，挑戰中英聯合聲明所設下的宗主國底線。在一波又一波的抵抗性動員中，香港的政治主體逐漸清晰。2014年雨傘運動的「命運自主」，到2019年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在邊陲與核心衝突的動員過程當中，做為政治主體的「香港人」，終於擺脫帝國羈絆，在百萬群眾的身影，在十八區的國土巡禮，以及海內外港人同聲齊唱「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聲中現身。這些場景，不就是社會學家Rogers Brubaker在當年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運動當中所目睹的「民族的實體化」（reification of nations）的瞬間嗎？只有當香港人終於開始明確的追求香港主體，他們終於才發現了台灣，因為香港人發現自己正在追求一條台灣人已經走了一個世紀的道路，一條成為自我決定主體的道路。同樣的，香港人以肉身抵抗帝國的尊貴身影中，台灣人看見自己的過去、現在跟未來。我們走過一段艱辛的荊棘之路，我們在被給予的歷史條件制約下，奮力建構了自己做為人的政治條件。香港人抗爭讓我們回憶起孤立無援的過去，讓我們看見危機四伏的現在，也提醒我們前險重重的未來。在過去十年當中，兩個帝國夾縫的邊陲，終於暫時擺脫百年帝國的羈絆，真正看見彼此，也開始追求彼此的連結。這種感情，這種連帶的欲求，各位，我願意相信是真誠的，因為那是弱小者之間的共感之情。
最後，讓我們談談未來，然而還有未來嗎？2020年，先是武漢肺炎與限聚令，接著是國安法與大逮捕，整個香港公民社會的摧毀，還有大逃亡、移民潮。美麗新香港──My Little Airport所說的美麗新香港已經到來，這裏再也不是香港人的地頭。我非常尊敬的香港作家韓麗珠，在她的散文集《黑日》描寫了一個夢，在她的夢中，「我們居住的城市只是海裏的倒影，然後岸上的人連這點倒影都要用填土把它填掉。我們只不過是活在倒影之中，他們連這個倒影都要剝奪」，一句話道盡一切。我不再多說該怎麼辦……好吧，沒關係，我還是說一下吧。
要怎麼理解這一切，然後要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我在兩周年的演講和《如水》創刊號的文章已經大致說明我的看法。我說，流水不盡、革命不止，但已經轉換形態，分化為本土的伏流，跟海外的洋流，包括台灣這股黑潮，正在持續激盪發展當中。歷史瞬間的爆裂，啟動的新冷戰帝國衝突，衝突中隱藏著台灣和香港的危機與轉機。接下來，我們要沉澱心情，我們要有耐性，我們要長期耕耘，戰鬥將是長期的（The fight is for the long haul）。
最後是真正的結論了，三十秒，讓我用歷史的教訓作結。歷史沒有必然性，沒有理性，沒有最終目的，我不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Hegelian）。但歷史會顯示人類曾經行走過的路徑，讓我們能據此思考下一步的走向。在社會學，這叫做「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台灣和香港因帝國而誕生，受帝國的統治、形塑和擺布，但也在帝國的統治、形塑和擺布下產生了主體自覺。在帝國史脈絡中，台灣與香港長期以帝國之客體和工具身分接觸、交流──以下這句話請大家注意：我們之間始終只存在工具理性，沒有真正產生相互主體之認識與尊重。最近二十年，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連續殖民的悲情島國和國際資本主義的雇傭兵終於因追求自由而相會。只有真正的主體才能彼此辨識，彼此承認。這其中沒有歷史必然性，但確實存在著人類意志 （human will） 追求主體性的掙扎軌跡。我們今天回顧了這些軌跡，得到了一個暫時的結論：歷史是一個巨大的隱藏文本 （hidden text），我們必須以相互主體的溝通理性去加以解讀，然後從中揭露被遮蔽在交錯變遷的巨大結構之下的，弱者的主體。我們需要更多知識，關於台灣、關於香港、關於彼此的知識。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弱者的武器，反送中三週年的今日，請讓我們重新確認以知識介入歷史的意志，for the history is yet to come （因為歷史尚未到來）。Thank you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