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宗教，得憂鬱？社會學如何解析信仰與憂鬱症之關係

范綱華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宗教與憂鬱症的關聯是正？是負？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有什麼關聯？身為現代人，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最快的方法就是請示Google大神。在Google上鍵入「宗教」、「憂鬱」這兩個關鍵字，第一頁置頂的三個條目都是同一篇由精神科醫師寫的「祈禱拜拜能趕走憂鬱症嗎？」，主張正當宗教有助於壓力調適和情緒抒解，但對罹患精神病症狀者不宜。下面的其他七個條目，多半出自宗教網站，也都主張宗教信仰可以降低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接下來幾頁顯示的，也都是差不多的資訊。看起來，大家的意見蠻一致的，宗教信仰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抵抗憂鬱症吧？

【有了宗教信仰，會不會有助於降低憂鬱啊?】

但如果我們改為鍵入「religion（宗教）」、「depression（憂鬱）」，故事的發展就大為不同了。Google 第一頁頂上第一條目就是「Are Religious People More Depressed?（有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第二條也是「Being Religious or Spiritual Is Linked With Getting More Depressed（有宗教或靈性信仰的人，更容易憂鬱？）」，看題目就知道寫的是宗教信仰可能會讓人更憂鬱（而內容也確如所料），一直到第三條「Spirituality, religion may protect against major depression by thickening brain cortex（靈性、宗教可能透過增厚大腦皮質而降低主要的憂鬱）」才出現宗教信仰有助於抵禦憂鬱症的報導。再往下幾頁，對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連，也是正反面主張都有。看到這裡，我們不禁懷疑：到底宗教信仰和憂鬱症的關聯如何呢？

用英文關鍵字查詢所得的第一頁條目，引用的都是近一年內發佈的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宗教信仰和憂鬱症之間的關係，尚未有定論，而且還是個方興未艾的熱門研究題目。而這個看似屬於精神醫學或心理學的研究主題，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參與討論，屬於「心理健康社會學」（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或更廣義的「健康與疾病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的研究範圍。

◎宗教信仰與憂鬱症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如何從社會學角度，加入宗教信仰與憂鬱症關聯的討論呢？讓我們先回到Google的英文查詢結果，看看其他學科的研究取向和發現。第一頁置頂的兩個條目，報導的是同一個研究，這是由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Michael King教授所主持的大型流行病學調查計畫。研究對象包括英國、西班牙、斯洛維尼亞（Slovenia）、愛沙尼亞、荷蘭、葡萄牙、智利等七個國家、8000多位受訪者。該調查發現，跟沒有宗教信念者比起來，有宗教或靈性信念者，在一年的調查期間內，會有較高機率罹患憂鬱症，這個發現與既有文獻中常見的「宗教信仰對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不同。第三個條目報導的，則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Lisa Miller教授所帶領的神經解剖學研究，發現宗教靈修（如：冥想）可增厚大腦皮質，因此有助於預防憂鬱症。現在，我們可以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討論這兩個相反的研究發現。

首先，社會學很強調「宗教性」（religiosity或religiousness）這個概念，它包含宗教信仰的三個面向：「所屬」（belonging）、「所信」（believing）、「所行」（behavior），這三個面向共同反映個體對宗教信仰的投入程度。而上述兩個研究，前者分析「靈性與宗教信念」（spiritual and religious beliefs）與憂鬱症的關係，後者探索「靈修」（spiritual or religious practice）預防憂鬱症的效果。兩者對宗教的測量，分別對應宗教性的「所信」和「所行」這兩個面向，皆未考慮到「所屬」（亦即：屬於哪個教派，對團體的歸屬感如何）的面向。而心理健康社會學的研究已經發現，宗教具有的「社會整合」和「社會支持」功能（即「所屬」這個層面）對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相當重要。因此，如果研究架構中缺少對這個面向的著墨，對宗教信仰與憂鬱症之間關聯機制的探討就不夠全面。心理健康社會學在「宗教性對憂鬱症的影響」這個主題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設計更好的研究來深入探討兩者的關聯。

【宗教信仰包含三個面向：「所屬」、「所信」、「所行」】

其次，社會學在討論社會行動的效果時，很注意行動者所處社會脈絡的影響。例如，研究就業對於已婚女性的健康影響，就要考慮研究對象所處社會的兩性平權程度。因此，若要探索宗教與憂鬱症之間的關聯，就得考慮宗教信仰在特定社會內涵和所代表的意義。上述英國學者的調查發現「與既有文獻大不相同」，一個很重要的可能原因是：大部分的「既有文獻」都是以「美國人民」為對象所做的研究（這一點該研究的作者在論文裡有指出，但轉載的報導沒有提到）。這個調查對於「宗教信念和憂鬱症關聯」的發現，在八個國家並不一致，宗教徒和世俗者得到憂鬱症機率的差距，其實只有在英國達到統計顯著，正顯示了宗教信仰在不同社會的內涵有所差異。所以，這篇研究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告訴我們「信仰宗教的心理健康效果，在英國和在美國並不相同」。也就是說，因為宗教信仰的內涵隨著時空環境和社會文化脈絡有所不同，因此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就可能不同。以下我們以台灣和美國的比較做為例子。

◎不同社會的宗教態度和行為差異：比較台、美

表1的資料取自於AsiaBarometer這項跨國調查，由於該調查以同樣的問題在各國施測，是很好的跨國比較材料。我們可以見到，從廣義的心理健康指標「快樂感」來看（該調查沒有放憂鬱症狀量表），美國有宗教信仰者的快樂感顯著比無宗教信仰者高（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在台灣兩者則無顯著差別。其次，美國宗教信徒對其靈性生活滿意度顯著高於無宗教信仰者，而台灣兩者仍然沒有顯著差別。為何會如此？可以從表1接下來呈現的宗教行為和宗教涉入程度比較略見端倪。

表1 美國與台灣有無宗教者的宗教行為態度比較

從表1所顯示的資訊，我們更可以確定，宗教信仰的內涵在不同社會有所差異。因此，宗教信仰與憂鬱症之間的關聯，很可能隨著不同社會而有差異。要探討兩者在某社會的關聯為何，必須蒐集當地資料，並考慮當地的風土民情所帶來的可能影響，而這樣的研究取向正好是社會學所擅長的。接下來，就讓我們專注在台灣社會，從社會學角度繼續探索宗教信仰與憂鬱症的關係。首先，有52％的美國宗教徒每日祈禱/冥想，其比例遠高於無宗教信仰者（16.8％），但台灣有宗教信仰者每日祈禱/冥想的比例只有9.3％，雖然還是高於無宗教信仰者（2.5％），但是前者與後者的差距遠比美國的兩者差異小。再看宗教機構在個人的出生、結婚、節慶、喪禮等場合的重要性，都可以發現宗教信徒與非宗教信徒之間的差異，在美國都遠比在台灣明顯。最後，有44.6％的美國宗教徒認為宗教在其社交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比例遠高於非宗教徒（7.6%）；但台灣的宗教信徒中，只有6.4％認為宗教對其社交生活重要（比例比美國的非宗教信徒還低），而非宗教信徒的比例當然更低（2.9%）。

◎社會人口組成對宗教信徒憂鬱程度的影響

要討論宗教信仰與憂鬱症之間是否有關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比較宗教信徒與非宗教信徒的平均憂鬱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表2的資料，合併自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5年的五期一次調查和2010年的六期一次調查綜合問卷的調查結果。在表2最上端，顯示宗教信仰者的憂鬱症狀分數為50.32分，高於無宗教信仰者的48.62分，兩者在數值上雖然看似差別不大，但是這項差異卻已達到統計顯著水準，顯示台灣有宗教信仰者的憂鬱程度的確比無宗教信仰者高。

表2 台灣社會有/無宗教信仰者的社會人口特質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五期一次問卷一（2005）、六期一次問卷一（2010）

在進一步從宗教性的不同面向檢視宗教與憂鬱症的關聯之前，我們要先考慮宗教信徒與非宗教信徒的社會人口特質，釐清兩個群體的憂鬱症狀程度差異，是否與其人口組成有關。從表2可以看到，和非宗教徒比起來，宗教信徒這個群體的女性比例和老年人的比例都較高，曾受專科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較低，而國中以下學歷的低教育程度者比例則較高。也就是說，台灣的宗教信徒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人口組成，都有較高比例屬於社會中的弱勢團體。健康社會學的研究一再證實，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在生活、工作環境中面臨較大的壓力，卻僅有較少的資源來應對，因此心理健康通常較差。因此，台灣宗教信徒之所以憂鬱症狀分數比非宗教信徒高，和其相對弱勢的社會人口組成有關。至於為何弱勢群體成員信仰宗教比例較高，社會學的解釋是：社會中的弱勢者比強勢者更需要宗教的協助與撫慰（可參考黃克先的「他者的意義網，朝廷的正義劍：關於邪教」）。若以統計方法計算，可以發現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的憂鬱症狀分數差距，約有52％源自於兩個群體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差異。如果再把家庭收入考量進去，可以再多解釋3％的差距（也就是總共解釋55％的差距），但還是無法完全解釋。因此，台灣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的憂鬱程度差距，還和其他因素有關。

◎宗教行為對宗教信徒憂鬱程度的影響

討論了宗教信徒的社會人口組成對其憂鬱程度的影響之後，藉由分析台灣社會變遷四期五次問卷二的資料，我們可以接著檢視是否有哪些宗教行為和憂鬱症狀有關。首先，如同圖2所示，我們發現過去曾有看風水、算命、上神壇等術數行為者，憂鬱程度比沒有從事這些行為的人高。讀者或許會質疑，從事這些活動的人不見得有宗教信仰，但分析結果顯示，去看風水、算命、上神壇的人當中，分別有84.5％、85.3％、86.7％有宗教信仰，顯示宗教信徒確實較常從事術數行為。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宗教信徒與非宗教信徒的憂鬱程度差距，有部分源自於是否從事術數行為。

圖2 從事術數行為與心理健康的關連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四期五次問卷二（2004）

但另一方面，當我們觀察另一種宗教行為──即打坐、念佛、讀經、持咒、禱告等宗教靈修行為──與憂鬱程度的關聯時，卻發現不同的模式。如圖3所示，雖然從事靈修活動數目與憂鬱症狀的關聯並非直線，但大致可以看出，從事較多種靈修活動者，其憂鬱程度有較低的趨勢。

圖3 從事靈修活動與心理健康的關連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四期五次問卷二（2004）

以上的分析，顯示術數行為和靈修活動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宗教行為和心理健康的關聯有所不同。從事較多靈修活動者的憂鬱程度較低，這與多數以美國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文獻的發現一致。根據Jeff Levin的理論，靈修活動有助於產生希望、寬恕、愛、滿足等正向情緒，也能提昇個人自尊，因而有助於降低憂鬱症發生的機率。但是，為何從事看風水、算命、上神壇等術數行為者的憂鬱程度會較高呢？我們可以從台灣社會既有的宗教社會學文獻裡找尋線索。林本炫的研究指出，影響台灣人入信某個宗教的主要因素，通常是如罹患重病的生命危機，而台灣人維持信仰的動力，也以問題解決和社群友誼為主，教義的重要性並不大。也就是說，台灣人選擇宗教的現世功利目的較強，信仰宗教或從事宗教行為經常是為了求神明解除世俗生活的危難。依此脈絡思考，從事術數行為者的憂鬱程度較高，很可能不是因為術數行為「有害」心理健康，而是生活遇到困難、心理壓力大、憂鬱程度較高的人，有更高的機會去求神問卜，訴諸宗教的力量排難解紛。

◎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社會因果作用與社會選擇作用

如果仿照健康與疾病社會學對社經地位與心理健康關聯的理論解釋，靈修活動與憂鬱症狀的關聯可以「社會因果論」（social causation）假設來解釋；亦即：宗教信仰有助於降低憂鬱程度。而術數行為與憂鬱症狀的關聯，則可以「社會選擇論」假設解釋；亦即：憂鬱程度較高者較容易被「篩選」入宗教。依此推論，在台灣社會，由於宗教的「社會選擇」作用不小於「社會因果」作用，再加上前述的宗教信徒相對較弱勢的社會人口特質，因此幾種因素綜合影響之下，有宗教信仰者的憂鬱程度經常高於無宗教信仰者。

由於美國社會信仰宗教者的心理健康通常較非宗教信徒好，對宗教與心理健康關聯所建構的理論模型以社會因果論為主。因此，主張台灣社會的宗教信仰對心理健康具有明顯的社會選擇作用，算是比較另類、且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多證據支持。那麼，該如何尋找這類證據呢？

首先，根據社會選擇假設推論，若是為了解決現世危難而信仰宗教者，原本的憂鬱程度就比較高，那麼，因為其他理由信仰宗教者，憂鬱程度應該就不會那麼高。為了驗證這樣的推論是否屬實，圖4比較了無宗教信仰者、自我實現型信仰者、跟隨父母信仰者、工具型信仰者四個群體的憂鬱症狀分數。「自我實現型信仰者」信仰宗教的理由是為了修身養性、尋求救贖或懺悔、尋求真理、了解生命意義、或尋求智慧；「跟隨父母信仰者」是單純跟隨父母信而信、沒有特別求自我實現或解決現世問題的人；「工具型信仰者」則是把宗教當作工具，希望能藉由信仰而趨吉避凶，解決特殊困難、得到安慰與精神寄託、以減少煩惱的人。

圖4 不同類型宗教信仰者的心理健康比較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四期五次問卷二（2004）

圖4的結果顯示，工具型信仰者的憂鬱症狀分數最高，其次是跟隨父母信仰者，而自我實現型信仰者的憂鬱症狀分數與無宗教信仰者差距最小。這樣的結果，符合宗教社會選擇假設的預期。

◎不同宗教的社會選擇與社會因果作用差異

為了避免本文的分析過於複雜，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宗教信仰與憂鬱症之間關聯的探討，都把「宗教信仰者」當成一個群體，沒有區分不同的宗教信徒。但相信大多數人都能想像，不同宗教在教義、儀式、組織上的差異很大，與憂鬱症的關聯也可能不同。以下，我們便使用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2011年調查資料，略微分析不同宗教在社會選擇作用和社會因果作用的差異。

圖5 負面生命事件宗教信仰的關聯

資料來源：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2011年調查

圖5嘗試從另一個角度來檢測宗教的社會選擇作用，亦即：分析遭逢負面生命事件是否會影響人選擇信仰宗教。這裡的負面生命事件，指的是過去一年內諸如失戀、離婚、和好友決裂、生重病或受重傷、陷入窮困、家人亡故等不順遭遇。圖5所顯示的，是在性別、教育、家庭收入等社會人口條件一樣的情況下，每多遭遇一項負面生命事件，對信仰宗教的影響。例如，在前一年當中，經歷的負面生命事件每多一項，信仰佛教的機率就會增加4％，依此類推。由於負面生命事件是很強的憂鬱症狀風險因子，我們可以推論，佛教徒在該調查所顯示的比無信仰者高的憂鬱程度，有部分源自其遭逢負面生命事件的影響，也就是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社會選擇作用。從圖5中，可以見到佛教、道教、其他宗教的社會選擇作用較強，基督教的社會選擇作用較弱，民間信仰的社會選擇作用則不明顯（其所呈現的負值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圖6 負面生命事件對心理健康之影響

資料來源：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計畫2011年調查

圖6也是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檢測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社會因果作用。由於信仰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直接正向影響在台灣可能被社會選擇作用所抵銷或掩蓋，要直接測量並不容易。因此，要測試宗教信仰到底是否有益心理健康，可以檢驗宗教是否可以緩衝負面生命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傷害。圖6所顯示的，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對不同宗教信仰類別者遭逢不同數量負面生命事件後的憂鬱症狀分數的預測。從圖6可以看見，除了代表佛教徒那條線，其他信仰類別的線都平行。也就是說，遭遇負面生命事件對於憂鬱程度的影響，對於佛教徒以外的其他人都大致相同。但是，代表佛教徒的那條直線，其斜率明顯小於其他直線。這表示信仰佛教可以緩衝負面事件對產生憂鬱症狀的影響，也就是信仰佛教對於心理健康具有社會因果作用。

◎結語：進一步研究的開端

經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瞭解社會學的探討方式，有別於其他學科，強調社會的脈絡性，而非相信一種跨時空的普同論述。本文所列舉的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宗教信徒的憂鬱程度之所以平均而言比非宗教信徒高，部分源自宗教信徒在性別、年齡、社經地位上相對弱勢的人口組成，部分源自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社會選擇作用。但另一方面，宗教對心理健康的社會因果作用仍在某些宗教行為（如：靈修）和某些宗教（如：佛教）中顯現。

【台灣的宗教心理健康研究仍然相當不足】

對於台灣社會中宗教信仰與憂鬱症（以及廣義的心理健康）的關聯，社會學者的研究目前仍在初步階段。不同性別、年齡群體選擇宗教做為解決現世危難的傾向是否不同？哪些宗教的哪些哪些教義、儀式、靈修活動、組織方式，分別對哪些心理健康問題有所助益或妨礙？宗教團體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效果，和其他世俗團體是否不同？為何不同？對於這些問題，不只理論架構尚未建立，經驗證據的累積也非常欠缺，尤其要實際檢測宗教社會選擇和宗教因果假設，更要仰賴更多長期追蹤資料的蒐集。因此，希望藉由這篇淺顯的巷口文，可以引起大家對此問題的興趣，讓更多人一起投入對宗教與心理健康關聯機制的探索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