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文,謝謝小編接受我的母親節「卡位」。婚後堅持要做一輩子「梁小姐」的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以「澎澎的媽媽」介紹自己。這不是宣告梁小姐主體的消逝,而是對現在的我而言,媽媽的身份確實開啟一段嶄新的奇幻旅程。這篇文章的觀察來自我正在進行中的母職研究,以及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謝謝慷慨和我分享媽媽經的妳們,願我們在愛中保有悠游自在。母親節快樂!

阿澎剛出生沒多久,澎爸就跟我討論「島內移民」的可能性。因為反思自己都市求學的不愉快經驗,他一直很擔心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遭遇類似的體制創傷。當時澎爸有個轉換工作的機會,地點就在首先開辦公辦民營中小學的宜蘭。澎爸非常嚮往這類學校創新、尊重孩子受教權、強調家長參與等多元發展的精神,移居宜蘭成為我們育兒路上的第一個重大選擇。之後,常會遇到朋友好奇我們「孟母三遷」的決定。作為社會規範與性別角色期待下的主要兒童照顧者,媽媽被賦予要承擔教養、教育相關安排的責任。我總是會鄭重再三澄清,我們家的版本是「澎爸三遷」。

「澎爸三遷」的故事在朋友圈內獲得相當多的肯定,我們被視為是負責任、為孩子著想的「好爸媽」。相較之下,近來上新聞的「猛男爸爸」,雖然他背著小孩修理紗窗的行為,獲得不少女性顧客與網友的好評,但後續也引發主責社會局的關切,認為小孩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需要社工盡快介入協助。澎爸和猛男爸爸除了挑戰媽媽等於照顧者的刻板性別分工外,不同的育兒安排和相關評價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兒童的「需要」?「理想」的照顧?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政治理性的修辭強調個人選擇與風險管理的重要,如何影響我們父/母責任的要求和期待?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習慣以「正確」、「最好」等價值來評價親密關係與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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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猛爸揹小孩在外工作,竟然會引起社會局的關切呢?】

資料來源:news.cts.com.tw/photo/cts/201504/201504301609105_l.jpg

家庭/孩子優先、工作第二?

因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全球化的影響,多數男人的薪水無法獨立支持家戶的日常所需和運作,傳統的男性養家模式逐漸式微,雙薪家庭成為現代社會的常態。「職業婦女」(working mother)一詞的出現,不但顯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受到鬆動,也象徵已婚婦女就業這件事情不再是文化上的絕對禁忌,而是越來越普遍的現象。1980年代之後,台灣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逐漸成長也反映上述的社會變遷。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從1983年的35.3%上升到2014年的49.76%。雖然婚姻與生育是婦女退出勞動市場的主要因素,回顧過去30年來已婚以及育有18歲以下子女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呈現明顯增加的趨勢。以育有年齡未滿六歲子女的女性為例,她們的勞動參與率在1980年為26.43%,遠低於整體的婦女勞動參與率。但到2014年,相同群體的勞動參與率已達62.28%[1]

相較於80年代,今天更多的女人在有了小孩之後,所要面臨的選擇不再只是「要不要繼續工作」的單選題。美國社會學家Arlie Hochschild(1989)以「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的概念,描述女人從職場下班回到家後,還要面對永無止境的家務工作和育兒照顧[2]。在《第二班》出版了逾二十年的今日,現代職業婦女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是當代母職的重要特徵,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方式,專家論述的權威性,以及在育兒過程裡,母親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勞動、情感和金錢的投資[3]。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女人不僅要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協商或尋求平衡,更要承擔「家庭/孩子優先」的好媽媽期待。她們得憂慮在工作之餘,是否給予孩子足夠的注意力、陪伴的時間與充分的照顧,同時也必須努力排除工作對家庭生活的干擾。當女人辛苦的在家庭與工作間協商、平衡的同時,加拿大學者Bonnie Fox的研究發現,已婚男人並不需要承擔相同的文化期待,對他們而言工作與家庭的順位排序從來不是個議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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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出外工作的結果是一天有兩班的輪班工作】

資料來源:www.wangyi120.com/fk/201305/23353.html

以孩子為中心:守護「脆弱」的心靈

社會學家的親職論述,並進一步指出當中的轉變以及對父母教養觀與實作的影響。1930年代之後,「愛的教育」逐漸成為美國主流的教育哲學,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包括留學美國知識份子的回歸、知識的跨界傳播等等,80年代以降的台灣不再獨尊家父長權威式的管教方式,開始強調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這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個人主義對個人自主性(個人有能力選擇他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強調,不僅支配我們重視的價值,也影響現代心理治療專業對個人的建議。專家論述主張個人要有自由做選擇的能力,他才能處在最健康的狀態。這種心理治療的取徑對當代的育兒實作產生顯著的影響,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成為孩子心理健康的關鍵。

我的社群網站經常出現同為媽媽的朋友們分享的親職文章,其中「情緒教養」的討論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了我們面對孩子時的焦慮。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專家學者和被視為教養模範的「專業」媽媽(以及少數的爸爸),斗大的標題「父母的必修課」、「高EQ是給孩子一生最好的禮物」等等,都在強調情緒教養的重要性,影響之大包括孩子未來的學習成就、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受到個人主義與兒童心理發展論述的影響,這類文章一方面主張每個兒童氣質的「獨特性」,父母應該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換個角度看」,才能用接納和等待的態度察覺到孩子「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強調父母的責任,「五種父母應該拒絕的教養態度」、「八種讓孩子EQ更差的教養語言」等絕對性的指導態度,主張父母的主動學習可以避免發生「一輩子無法彌補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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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養是當前討論子女問題時,最常提出來的議題】

資料來源:best.parenting.com.tw/blogger_article.php?w=708

「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哲學遮蓋了育兒實作的性別議題。女人作為媽媽,不僅被期待為孩子的最佳照顧者,也擔負主要的照顧責任。天真、脆弱、易受傷的心靈,需要媽媽的引導、個別關注與守護。「孩子(需求)優先」的論述,認為稱職的媽媽應該將自己的需求放在孩子之後的次要順位,這也反映在大多親職教養的文章往往聚焦在孩子身上,而不是關切媽媽本身的需要。當討論到媽媽的需求時,總是和孩子的福祉息息相關,「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強調的也不是女人如何可以同時保有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而是如何將家庭/孩子擺放在第一。對孩子高度的關照,仰賴的是女人犧牲對自己身心的照顧,我們不僅頌揚以孩子為優先的媽媽,也責備沒有遵守此一絕對標準的媽媽被是「自私」、「不負責任」的。

孩子是我的責任:風險、計畫與個人選擇

在現代社會中,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斥各種不確定性與危險的因應。我們被要求要發展與具備理解、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母職與育兒實作的也深受風險論述的影響,勝任的母親同時應是個稱職的風險管理者,藉由個人的理性選擇和決定,她們能避免或減少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危險。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媽媽不只要仔細研究各樣可能的風險,更要參照「專家」意見發展因應的計畫與策略。

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我們認為個人有義務要為自己負責:認真工作、積極表現,也包括透過「選擇」來避免可以計算的風險。既有的研究發現,媽媽們透過強調她們在育兒過程中的「選擇」來表現她們對於母職與小孩的獻身和投入,同時建構了好媽媽與壞媽媽的身份認同:好媽媽能藉由「自由選擇」替孩子規避風險;不負責任的壞媽媽則任由孩子的生活充滿失序跟危險。這類環繞在「自由選擇」的語彙修辭,不僅是高度性別化的,也呈現特定階級的優勢。除了媽媽被視為最了解小孩的人,責無旁貸的要負起責任外,我們經常忽略個人的選擇能力是受到所處的社會位置所決定,包括有形的物質條件與無形的各樣資本。

育兒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和許多媽媽一樣,我對所有與孩子相關的「正確」、「最好」總是感到十分焦慮。作為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我會擔心自己的「不小心」成為日後影響孩子的傷痛;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我不斷努力的平衡「孩子需求」與「自我需求」的翹翹板。我選擇哺餵母乳,直到孩子自主的斷奶。因為食安風暴,我開始採買有機的食材,減少外食的頻率。想要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我堅持在五點半之前從保姆家接他回家、回絕晚上與假日的工作會議與應酬。壞脾氣與急性子的我,也常閱讀「專家」文章,反思自己與孩子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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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的母職實踐並非都站在同樣的起跑點上】

資料來源:clickme.net/24509

但我知道這些看似自由的選擇,反映的是我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例如:學術工作時間的彈性(以及擁有自己一個人的辦公室)使得我結束產假重返職場後,可以繼續母乳哺餵。但大多數的職業婦女要面對職場對母乳媽媽的限制與不友善。母職不只是親密情感與愛的表現,也揭露「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過於強調自由選擇的價值,將孩子的照顧視為媽媽個別的責任,忽略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也讓我們難以倡議政府的角色以及照顧公共化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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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為2014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2] Arlie Hochschild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3] Sharon Hay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Bonnie Fox (2009) When couples become parents: The creation of gender i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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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1. Jack Lin says:

    Quote母職不只是親密情感與愛的表現,也揭露「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過於強調自由選擇的價值,將孩子的照顧視為媽媽個別的責任,忽略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也讓我們難以倡議政府的角色以及照顧公共化的願景。
    全然指向「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缺乏國家、結構性觀點的介入,如好的托育政策、企業性別友善政策例如在家工作等。建議作者可以著墨國家與企業在家庭、育兒與照顧工作上應承擔的責任。

  2. good enough mom says: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不能當壞媽媽?好媽媽跟壞媽媽的定義在哪裡?就算是個壞媽媽,那又怎樣?人生本來就不一定公平,人生本來就是充滿風險(應該說是選擇),孩子的人生也一樣,不是每個孩子都是含金湯匙,或是健康平安的,即使如此,那又怎樣?

    有資本、有教養、有支持,的確能夠替孩子打下基礎,日後在社會上可以「少吃點苦」,但是卻不一定保證孩子長大會變成你以為的那樣啊?你覺得應試文化讓你很痛苦,萬一妳的孩子就是跟妳想的不一樣,不喜歡大自然,不喜歡玩泥巴蟲子,只喜歡研究非歐幾何空間呢?會不會孩子長大後反而覺得我爸我媽當初都不太支持我做純理論研究,只想讓我跟隔壁叔叔的孩子一樣「自然」,這是讓他覺得最痛苦的事情?什麼才叫好?老實說,就是爸媽說了算,孩子註定一出生是沒有自主思想的,這是人生最初的母嬰關係的本質,沒有甚麼社會學理論在裡面。

    我看了兩篇作者寫的母職感想文,覺得作者只是藉著自身學識來投射她本身是如何理解母職,而不是真正的客觀上來看待母嬰關係。母嬰關係本質上就是以母親為主的,嬰孩是沒有自主可言的,假設母親認為今天就是有了小孩才開始處處配合孩子的一切,實際上是在把責任推到孩子身上,是母親決定孩子該如何做,而不是孩子要求母親該如何配合。別把大人的焦慮包裝成孩子的需求,這些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都是再清楚不過了。

    別當自我理想中的母親,這不是失去自我,而恰恰是重新發現另一個自我,人長大後的課題就在於如何終於認識那個陰影處的另一個自我,學習接受新的自我影像,不再「分裂人格過生活」,那種不知何處來的焦慮感才能得到紓解。不是把自己變成母親,而是終於發現原來我也可以當母親,剛剛好就好的那種母親。這不需要資本或是社會地位才能辦到,也不算是啥個人成長的責任,而是一段人人都有的成熟之路。

    別拿孩子當藉口,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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