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食物:新的「農業問題」?

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我很喜歡逛黃昏市場,因為可以喊價以及嚐到各類型令人唾唌的熟食(分明就是個吃貨,還假裝自己是逛菜市場辦桌的主廚!)。有些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到附近的連鎖超市添購食材。但不管是在黃昏市場還是連鎖超市,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聽別人怎麼「聊」食物(好啦~我知道我好像有那麼一點愛偷聽別人說話的怪僻~)。最近上了連鎖市場,會聽到有人說:「這是有機的耶~」、「什麼是轉型期有機啊?」或是「這有產銷履歷喔~」;而到了黃昏市場,和手上刺著美女圖的菜販閒聊攀交情,希望能多拿點蔥時,他竟然聊起新政府說要推「攻擊型農業」以及「有善農法入法」。更令我吃驚的是,他對農委會嘗試推動六都學童每週吃一次有機營養午餐,以及有機農藥驗證,發表了無數的深入意見。這證明了強者我朋友所說的,高手都是在菜市場賣菜或是掃地的!!而最近在學院或是田野裡頭,常遇到一些學有專精的專家或是擁有驚人地方知識的農民。他們熟悉各種有機農法以及農業技術改良等。在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市場導向型農業」或是「技術升級」應是台灣應要發展的方向;另外有些朋友則堅持「友善農法」、「生態有機」才是回歸農業本質。有機農業的發展問題,竟在最近農業界產生論辯:台灣農業到底要朝向「小農派」或是「 市場派」發展。

台灣整體農業的問題,實在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一涵蓋,且農業問題複雜、涉及甚廣,亦非在此有能力處理。本短文主要從鄉村社會學[1]核心的概念:「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出發,來看待有機農業在全球的發展(包括美國、紐西蘭以及歐洲),主要論述的主軸集中在:有機農業是否「慣型化」?透過這問題的討論,本文認為將台灣農業的發展化約為「小農派v.s. 市場派」,並不足以理解台灣農業問題。

 

1. 農業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在鄉村社會學者的眼中,有機以及在地農業象徵著環境友善以及生產來源明確的生產方式 (food from somewhere),以對應由跨國農企資本集中且來源不清(food from nowhere)的經營模式 (McMichael, 2009)。許多國家的有機農業的發展,都帶有濃厚的社會運動色彩(如美國加州以及歐洲的嬉皮運動),有機農業亦經常與關心食物安全、生態環境以及強調勞動分配正義等議題畫上等號。因此,有機農業運動經常被視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重要的主力 (Buck, Getz, & Guthman, 1997; Friedmann, 2005; Guthman, 2007),是抵抗跨國農企業大型食物供應網絡的重要先鋒者。有機農業被賦與重要的社會運動角色以及道德面向,重新把鄉村社會學的核心爭論帶了出來:資本主義下的農業發展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農業生產轉變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雖仍在萌牙階段。大膽的先知,亦即那些擁有想像力的化學家們,已經夢想有一天,可以從石頭淬練出麵包來,而且所有人類所需的飲食來源,都可以在化學工廠中重新組裝起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所有的農業生產已經被轉變為工業的生產方式…即使是那些被僵化的法則所規範的鄉村經濟生活方式,現今不斷的進入各種革命,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偉大標誌。                                       (Kautsky, 1988, p. 297)

 

 農民的家戶勞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人口所需 (簡單再生產),但同時儘可能降低那些沈動勞動。農民的家戶經濟計算方式,和資本主義公司計算所有生產要素並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方式不同。…在惡劣的條件下,農民是透過自我剝削的方式來達成簡單再生產。

(Bernstein, 2009, p. 59; Chai͡anov & Wedgwood Ben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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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Kautsky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_Kau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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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Chayanov

    資料來源: https://es.wikipedia.org/wiki/Aleksandr_Chay%C3%A1nov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改變了各種生產方式。但農業有無能力抵抗資本主義化?一直是西方政治經濟學者爭論的焦點。資本主義下的農業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列寧(V.I. Lenin)和Karl Kautsky、Alexander Chayanov的爭論。列寧注意到俄國的經濟基礎乃為農業,如果要為這個農業社會提供革命的政治策略以及革命後的發展藍圖,列寧不得不建立一套分析俄國農業的方法。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立場出發,列寧認為美國以及普魯士的農業發展,都朝向一個共同的結果:即小農和中農不斷消失,最終大農壟斷、支配整體農業發展。列寧的「農民分化」(peasant differentiation) 認為小家庭生產者終將消失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小農戶將失去土地,而其剩餘勞動力則被轉變為資本主義農場雇工;此外,土地、勞動力不再是家戶的資源,而是重新被化約為生產投入,以追求利潤的極大化為生產目的。

列寧的農民分化觀點,和當時俄國民粹黨(Narodniks)以及其他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產生重大分岐。捷克裔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者Karl Kautsky[2]是反對列寧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世紀末時,Kautsky提出了著名的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是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未來將會入侵人類所有的生產範疇,即使是農業亦不例外?Kautsky反對列寧農民分化的說法,他主張農業的發展乃是奠基於土地,具有不可移動性,此外,一地的氣候、自然災害等因素,都阻礙資本對於農業的入侵。Kautsky的論點和一向主張小農經濟的俄國農業經濟學家Alexander Chayanov[3]的論點接近,但Chayanov的論點則提供了更完備的資料來源以及邏輯推論。在西方社會科學界,Chayanov的小農經濟學長期被忽視,直到1966年,他的農民經濟組織才被譯為英文。Chayanov以沙俄的人口統計資料作為基礎,指出俄國農業的不均現象(如家戶農場規模的差異),並非來自於階級差異,而是來自於不同家戶的人口生命週期。為了進一步解釋何謂人口生命週期,Chayanov提出了勞動-消費人口比率,此概念認為一家戶耕作的農場面積,是和其家戶當中的生產者(成年、主要農場勞動者)的人數對比消費者人數(老年及小孩人口等非勞動人口)有關,而這個比率會隨著不同家戶的人口生命週期而改變,進而影響到一家戶耕作面積的大小。農民的辛勤勞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家戶生存所需(即簡單再生產),而非資本主義式的追求最大利潤,這簡單再生產的邏輯,使得小農在面臨外部生產條件惡化之時,將不計較各種勞動投入,盡量在有限的田地當中,辛勤的勞動(即自我剝削),努力生產以滿足家庭生存之需。而亦因為小農的單位面積高生產率,Chayanov認為農業發展模式應該建立在國家提供政策的資助,成立農業合作社的型式。

Chayanov小農經濟的觀點,經常被視為是農業民粹派(agrarian populism)的代表,許多農業民粹派經常被認為帶有道德頃向,即捍衛舊有的生活方式、反工業主義和反無產階級化,然而Chayanov卻提倡使用各種農業機器以及化學肥料,用Bernstein的話來說,「Chayanov是個十足的現代化支持者,這個論點使他和許多農業民粹派[4]的觀點有所區別」(Bernstein, 2009, p. 61)。Chayanov相信使用這些機具設備,有助於農民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些擁有高生產效率的小家庭農戶,透過合作社的組織串連,有利於促進整體農業經濟效率以及產出。簡單來說,Chayanov關注的乃是以小農為生產基礎的經濟學觀點,而非小農生產的道德面向。大體上來說,上述的Kautsky 和Chayanov所持的觀點,不管是生態條件(農業的自然環境)或是經濟結構(小農經濟),都嘗試指出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可以抵禦資本主義的入侵 (Buck et al., 1997; De Janvry, 1981; Goodman & Watts, 1994; Julie Guth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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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ickr用戶Walmart Corporate

2.有機農業:新的小農經濟?還是新的慣型化農業?

 

有機農業在歐洲或是美國的發展,由於不使用化學肥料、不強調規模經濟、聚焦友善農法以及不使用雇工 (或是強調所得分配正義),因此常被認為是小農經濟的再現以及反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入侵的先鋒。例如在Harriet Friedmann (2005)以及Philip McMichael (2009)著名的食物體制(food regime)理論當中,他們就主張我們已經進入所謂「第三階段食物體制」,此食物體制乃是「企業-環境」(corporate-environmental)體制(用Friedmann的術語)或是McMichael所言的「企業食物體制」(corporate food regime),在此體制當中,強調環境友善以及在地食物的運動,將對跨國企業造成極大的挑戰。有機農業對於社會運動者而言,看似樂觀地實現了Kautsky和Chayanov的說法。但以有機農業在全球發展的數十年的經驗來看,有機食物是否能夠強靭地抵抗資本主義化開始受到質疑。

美國以及歐洲學者的研究即指出,有機農業發展開始出現慣型化(conventionalization)[5]

首先,有機認證標準原是為了提供溢價(premium)給那些遵守有機規範的農戶(即有機標籤讓這些農戶的產品可以在市場上取得較高的價格,但同時亦提供資本化的大型食物公司尋租機會。以英國為例,Clunies-Ross (1990)指出,英國為了發展有機產業,在大型公司的壓力底下,開始降低了有機認證的標準;而在美國加州,有機認證的標準亦不再強調生產過程(是否為環境友善?營養?或是勞動正義?),而是以生產原料是否可以被認定為有機或是有無使用違禁物品作為劃分的標準[6]

第二,許多資本化經營的農場,以工廠式生產取代有機生產的田間勞動。例如,資本化農場採取單一作物式的經營方式,此種經營方式無法實行田間堆肥(全有機農場透過多種作物的輪作以及綠肥植物以培養地力),因而傾向購買臨近農場的糞肥,而這些糞肥來自於施打抗生素以及餵食非有機飼料的牲畜。Guthman分析加州有機農場的數據,發現有高達88.9%的大規模農場的產品(混合式、1998-1999年營收超過1000萬美元的農場),僅達美國有機認證(美國有機標準可分為5級,5級為全有機)的最低標準(1-2級)。

第三,非正式聘僱開始大量出現在大型有機農場。Guthman 根據1998-1999加州有機農場的統計資料指出,加州的有機農場大部份屬於混合式農場(兼營有機及慣型農法),而少部份農戶,由於堅持全有機農法(包含自行堆肥、除草等)無法大規模經營,其田間農作往往需要穩定勞動力,故此類農場通常願意給予一年期的穩定工作合約(67.9%從未使用過約聘雇勞工);而混合式有機農場則有高達65.1%是使用約聘雇勞工(Julie Guthman, 2004, p. 52)。

第四,在Guthman(2007)後續對於各種食物標籤的研究(如有機、在地或是公平貿易等),更進一步指出這些標籤並沒有成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而是新自由主義下市場競爭的產物。例如:透過第三方認證系統,讓有機食物的生產行為可以更符合市場的規範(有機食物的溢價是對於合乎有機倫理的報酬),但由於認證費用價格甚高,因此造成無法負擔的小家庭農戶被排除認證之外或反而降低了利潤所得[7],此外有機標籤形成私有財產權的延伸(新自由主義將原先沒有市場規範的領域,納市市場的規範當中)。

透過對於加州有機農業的研究,Daniel Buck以及Julie Guthman認為有機農業,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言,成為抗衡資本主義入侵的堅強堡壘,反而是資本化的大農以及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正逐漸透過各種策略的部局,進一步取代家戶式經營方式。從Goodman, Sorj, and Wilkinson(1987)的研究概念出發,他們認為資本化生產方式入侵加州有機農業可分為二部份:第一為挪用(appropriation),即將原來是田間生產的過程,轉換為工業生產方式的生產投入(如前述的有機堆肥);以及替代(substitution),即商品鏈的價值開始被大量轉換至生產後端的零售、加工等部份。例如,加州大規模的有機食品業者多為大型的零售業者,透過契作的方式,將小生產品整拼進生產網絡,但生產鏈中的權力,不均的往這些大型零售業者頃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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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訊雜誌309期(http://ntifotd.blogspot.tw/2015/11/309_53.html)

2.1小農=田園式生活?農業資本=削滅小農?

 

Guthman等人的研究成果,在鄉村社會學當中引起相當大的論辯以及批評[8]。主要的反對聲音認為Buck et al. (1997)的研究乃是美國的經驗,並無法放諸四海皆準(Coombes & Campbell, 1998; J. Guthman, 2004; Michelsen, 2001)。Coombes and Campbell的紐西蘭研究,提出許多經驗案例,成為反對Guthman等人論點主要代表性著作。透過前述的小農經濟觀點,Coombes and Campbell (1998) 以紐西蘭的有機農業發展經驗指出,小家戶生產者在有機農產品上仍保有相當大的市場競爭力,而且大農的發展並未導致小農的消失,兩者反而成為互補、互助的合作方式。紐西蘭的有機農業發展路徑,早期同樣是由少數小家庭農場以及高度哲學式的農戶所發起;然而從1984年開始,紐西蘭政府開始採取財政緊縮並取消農業補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鼓勵紐西蘭的農戶開始採取出口導向的經營策略 (Le Heron & Roche, 1996)。受此政策影響,從1990年代起,紐西蘭重要的農產品加工業者Heinz-Wattie Ltd. (HWL)便開始在南島的坎特伯里區(Canterbury)嘗試種植出口導向的有機農作。在發展初期,HWL是有機農業的新手,因此必需採取和小農戶合作的實驗策略。但隨著HWL所需的產量逐漸擴大,此區的小農戶開始無法滿足需求量(通常小於10公頃),因此HWL開始說服大型的慣型農場(大於120公頃)轉作有機農作。至今,雖然許多小農戶仍提供一小部份的產出給HWL,但這些小農戶的產品仍以供國內市場所需為主。紐西蘭的有機農生產者,自此逐漸發展為雙軌分工制(即大型農戶專精於外銷市場,而小農戶則聚焦於國內市場)。紐西蘭北島的普倫蒂灣區(Bay of Plenty)由Zespri公司所經營的奇異果產業,也出現類似的大農/小農分工的現象。Coombes and Campbell承認,以外銷為出口的產業的確出現如Guthman和Buck等人觀察的挪用(appropriation)以及替代(substitution)的現象,但因為外銷市場的的利潤遠高於內銷,因此這這些農業資本並未消弱或是逐步取代家庭農戶。

第二,由於農產品需經過長程運輸,首重具耐久放的農產品。因此,以外銷為主的大農戶,便專精於少數的蔬果作物如:奇異果、冷凍蔬菜或是加工的有機食品。而這產品僅佔內銷市場需求的少部份,而以多元輪作作物的小家庭農戶,便可專心耕紜內銷市場。一旦外銷農企業將次級品傾銷回國內,小農戶憑藉多元輪作產品以及彈性生產規模,可以快速生產具有市場差異的產品。第三,HWL以及Zespri和小農是保持著互相依賴的關係。例如:HWL在成立有機蔬菜生產部門前,需要小農提供各種田間知識的協助,如堆肥或是綠肥等。而HWL和Zespri則投入大量資金資助有機農法的研發(如費洛蒙害多防治法),這些是在地小農極需的新知識和技術。最後,大農戶的介入並不意謂著有機驗證標準被降低。外銷市場對於大農的有機產品,往往保持嚴格查驗的標準,因此這些大農戶反而更加擁護紐西蘭的有機認證標準(BIO-GRO)。簡單來說,資本化並未伴隨著無產階級化的發展。

 

3.農業問題與小農民粹主義?台灣的有機)農業的規模、技術追求與生產合作社

 

前述的Lenin V.S. Kautsky/Chayanov以及加州學派學者和紐西蘭的辯論,對於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有許多的值得討論及反思的地方,特別是古典的農業問題[9]。事實上,台灣不管是在有機農業還是整體農業的發展圖像都呈現共同的特質:土地零碎、經營結構為小家庭農戶,根據農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底有機認證農戶的經營面績為6489.96公頃。而至2016年5月底為止,在全台2742個有機認證的農戶中,2616個有機農戶的經營面積小於10公頃,約佔所有有機農戶的95.40%。而面積大於100公頃以上的亦僅有2戶,僅佔經營者的0.07% (圖 1),且其面積也只佔有機認證農戶的5.45% (圖 2),而且這少數幾戶幾乎都是以小農契作為主的產銷合作班。因此,這些統計數字都顯示台灣有機農戶是以小家庭農戶為主體而非大型企業農戶。這也形塑了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難題:首先,有機驗證對於小家庭農場仍然是個重要負擔,不管是驗證費用或是轉型期的時間成本,都是一筆不小的成本。此外,至2016年5月底為止,有機耕地仍僅佔台灣耕地面積的0.81%,這意謂著有機農田經常被慣型農田所包圍,鄰田汙染事件時有所聞,而鄰田汙染的問題,使得投資許多心力資源進行驗證的小家庭農戶損失重大。這些有機農業的問題,都反映了台灣以小家庭農戶為生產結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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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認證有機農戶戶數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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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認證有機農戶耕作面積。資料來源:農委會

 

所以小家庭農戶就防礙了有機農業的發展嗎?小家庭農戶的生產規模有辦法滿足不斷增加的世界人口嗎?「有機農業」的慣型化就對於農業發展不利嗎?有機產品的高價格是不是造成排除「窮人」接收健康食物的可能性?這些問題不斷出現在當今的鄉村社會學的論辯中(詳細論辯可參閱 Bernstein, 2014; McMichael, 2014)。首先,面臨到生產規模的問題,紐西蘭的個案呈現出大農場和小農場有不同的市場(外銷/內需),也就是資本化不意謂著無產階級化;台灣嘗試發展出口導向型農業和小家庭農場,後者以供應內需市場安全、健康的糧食並且提供食安教育,與前者並不相斥。新的技術農法的追求、友善環境的農作,應是大農場和小農場之所必需共同追求的,紐西蘭大農場在因應各國對於進口農產品的品質、食品安全規定,並未回頭來降低本國有機法規,反而持續投資新的有機農法以及和小家庭農場建立有機知識共享。

第二,Berstein(2014)認為主張「生態友善小家庭農戶」或「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觀點的人,需回應「如何滿足世界人口需要」?以及「有機農產品無效率且價格昂貴」的事實。這些問題同樣是台灣有機農業必需面對的挑戰。 Chayanov 的生產合作社[10]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台灣小家庭農戶發展模式,雖然合作社在台灣由來已久,但是台灣的合作社或是產銷班經常成為「口號」,大部份的合作社經常成為私人資本發展農企業經營的外衣,而實際上是為了取得農業生產補貼以及減稅等優惠。小家庭農戶並不意謂著不追求技術進步與生產效率。Chayanov即認為透過小農的民主式參與,以合作的組織方式進行生產、知識共享、以及追求技術的改良,是提高農業效率以及保障生產分配正義的重要方式。雖然在這個意義上的小農戶/國家支持/合作社的觀點,符合當前許多「技術民粹派」[11]的觀點:即以小農為發展基礎,可以提供較大的生產效率。然而技術民粹派的觀點不一定完全是Chayanov所同意的,也不符台灣目前農地現況,例如:技術民粹派認為小農的單位是建立在私人產權的基礎上,且國家必需去除土地管制,將土地置於自由市場上,由小農自由競逐(以市場作為基礎的土地改革,乃是由世界銀行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計畫)。

 

4.超越小農派v.s. 市場派?多元的對抗主義

 

紐西蘭的個案和加州的個案,爭論的是規模大小或是資本化農業是否取代或是消弱小家庭農戶,即—古典的「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由此觀點來看,台灣(有機)農業目前陷於所謂的「小農派 V.S.市場派」二元發展的焦慮,事實上是將生產規模和追求市場利潤錯置。生產規模小並不意謂著不強調利潤追求或是技術改良。在台灣,小農在某些意義上經常和哲學式全有機農劃為等號,由於後者強調生態環境友善以及反慣型農法,因此論述上很容易把小農就等同於追求田園式生活、不追求市場利潤以及反對慣型農業[12]。事實上,規模的大小和追求市場利潤以及技術進步沒有絕對的邏輯關係。台灣的農業發展因為農地破碎狹小、生產規模小,因此不管是行慣型農法或是採取友善農法的農戶,大部份都是小家庭農戶的,而生產過程同樣是以追求技術進步改良和市場為導向。而在有機生產範疇,Coombes和Campbell的研究即認為,有機小家庭農戶並不等同於完全不追求利潤和技術現代性。在台灣在有機驗證標準提供的經濟租(價值)下,許多轉型為有機農法的業者即是尋租者,而且他們同樣也渴望新的田間驅蟲法、除草法等新技術的引進。

此外,小農生產模式也被單純化約為道德經濟面向,正如前所述,Chayanov是個支持技術現代化的農業經濟學者,且認為以家庭農戶作為生產單位,是促進生產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法則(相對於大規模集體化農場)。如Bernstein所言,「在許多的農業民粹觀點,道德訴求(捍衛舊式生活、反工業主義等)是重要的面向…但這很顯然不是Chayanov所持有的」。西方的農業問題是集中在小農v.s.大農的論辯中,而在台灣將小農對立上市場,並隱喻小農大部份為自然農法、不追求利潤,是以過度簡化的農業民粹主義觀點看待台灣農業發展。

簡單而言,不管強調生態友善或是慣型農法,在田間農法上,應該建立在「對抗的多元主義」上(agonistic pluralism)(Mouffe, 2013),即強調不同知識間的對話、反駁和辯證。例如某些強調「友善環境」的農法,如果未經詳細的田間考察,新農法反而對於田間的生態造成極大的負擔,例如:苦茶粕對於水生的動植物的影響,而慣型農業的農藥(例如英國早期對於2, 4, 5, -T農藥使用的爭議,後來此類型農業完全被全面禁用)、基因改造食物等科學技術,雖提高農業生產力,但同時亦帶來其他環境、人體食用安全的疑慮(Irwin, 1995; Leach, Scoones, & Wynne, 2005)。農業應該超越單一霸權式的觀點,而是多元理論、論述並存的發展。

 

 

 

註解

[1]社會學界在在過去10年間,因全球糧食危機以及全球土地掠奪,「鄉村社會學」或是「食物社會學」的研究範疇經歷了重要的復甦。研究主題包括:資本全球化和農業問題、糧食主權、食物體制、土地掠奪、基改食物以及公民科學、生質燃油及糧食危機、鄉村社會運動等。

[2]Karl Kautsky 是捷克裔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者,也被認為是繼恩格斯之後,重要詮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對於俄共革命和列寧以及托洛斯基有長期的論辯。

[3] Alexander Chayanov (中譯為恰亞諾夫1888-1937),經常被視為農業民粹派學者,主張俄國應發展小農經濟並推動小農合作社,曾任俄國農業經濟研究所主任,後由於史達林推動集體農場制度,而於1937年被處決。

[4] 詳細有關農業民粹派的討論,可以參見(Bernstein, 2009)以及(Byres, 2004)。

[5]所謂的慣型化乃是Buck et al. (1997)等人的主張,認為有機農業的生產方式,愈來愈像它所反對的工業生產方式。

[6] 例如:在美國的有機食品認證法當中,有機葡萄酒即不可含有經常被釀酒業者用來增加保存期限的硫。然而在歐洲的有機食品當中,卻允許硫添加物。

[7] 近年來,國際有機認證開始朝向所謂的參與式驗證,即是希望能夠透過參與式的認證重新界定有機農業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信賴關係,但詳細的操作和相關的配套仍處於萌芽階段。

[8] 相關的論辯可以參閱Sociologia Ruralis 2001年1月出版的特輯Politics,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ganic Farming。

[9] 雖然近來開始有學者強調,有機農業研究需超越「慣型化」、「分流化」或是「農業問題」的研究,但資本主義是否改變有機農業的生產邏輯,仍然在鄉村/食物社會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詳見 Best, 2008; Rosin & Campbell, 2009; Schewe, 2015)。

[10] 在合作社發展方面,西班牙的蒙德拉貢(Mondragon)提供了重要的個案實例。詳細可以參考Gibson-Graham (2006)。

[11]Henry Bernstein 區分了二種農民民粹主義(Agrarian Populism)。一為政治民粹觀(political populism),另外一個為技術民粹觀(technicist populism)或Bernstein 稱為新民粹觀(neo-populism)。

[12]即有機小家庭生產者的組成是多元的,包括了少數全友機農法且強調自給自足的哲學式農場以及大部分尋求有機認證帶來市場加值(溢價)的農戶。

 

 

參考文獻

Bernstein, H. (2009). V.I. Lenin and A.V. Chayanov: looking back, looking forward.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 55-81.

Bernstein, H. (2014). Food sovereignty via the ‘peasant way’: a sceptical view.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1(6), 1031-1063.

Best, H. (2008).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hypothesis: A case study from West Germany.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25(1), 95-106.

Buck, D., Getz, C., & Guthman, J. (1997). From farm to table: The organic vegetable commodity chain of northern California. Sociologia Ruralis, 37(1), 3-&.

Byres, T. J. (2004). Neo-Classical Neo-Populism 25 Years On: Déjà Vu and Déjà Passé. Towards a Critique.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4(1-2), 17-44.

Chai͡anov, A. V., & Wedgwood Benn, D. (1991). 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lunies-Ross, T. (1990). Organic food: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In T. Marsden & J. Little (Eds.),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ystem. (pp. 200-214). Aldershot: Avebury.

Coombes, B., & Campbell, H. (1998). Dependent rep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modes of agriculture: Organic farming in New Zealand. Sociologia Ruralis, 38(2), 127-+.

De Janvry, A. (1981).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n, H. (2005). From colonialism to green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s and emergence of food regimes. In F. H. Buttel & P. McMicha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glob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Vol. 11, pp. 227-264). Oxford: Elsevier.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oodman, D., Sorj, B., & Wilkinson, J. (1987).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 a theory of agro-industrial development. Oxford ; New York, N.Y.: Basil Blackwell.

Goodman, D., & Watts, M. (1994). Reconfiguring the rural or fording the divide?: Capitalist restructuring and the global agro‐food system.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2(1), 1-49.

Guthman, J. (2004). Agrarian dreams the paradox of organic farming in California California studies in critical human geography  Retrieved from http://ark.cdlib.org/ark:/13030/kt367nc6j0/

Guthman, J. (2004). The trouble with ‘organic lite’ in California: A rejoinder to the ‘conventionalisation’ debate. Sociologia Ruralis, 44(3), 301-+.

Guthman, J. (2007). The Polanyian Way? Voluntary Food Labels as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tipode, 39(3), 456-478.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 a study of people, experti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Kautsky, K. (1988). The agrarian question. London: Zwan.

Le Heron, R., & Roche, M. (1996). Globaliz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apple orcharding, Hawke’s Bay, New Zealand. Economic Geography, 72(4), 416-432.

Leach, M., Scoones, I., & Wynne, B. (2005). Science and citizens :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engagement. London: Zed Books.

McMichael, P. (2009). A food regime genealo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1), 139-169.

McMichael, P. (2014). A comment on Henry Bernstein’s way with peasants, and food sovereignt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2(1), 193-204.

Michelsen, J. (2001). Recent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ceptance of Organic Farming in Europe. Sociologia Ruralis, 41(1), 3-20.

Mouffe, C. (2013). Agonistics : thinking the world politically: Verso.

Rosin, C., & Campbell, H. (2009). Beyond bifurcation: Examining the convention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5(1), 35-47.

Schewe, R. L. (2015). Letting Go of ‘Conventionalisation’: Family Labour on New Zealand Organic Dairy Farms. Sociologia Ruralis, 55(1), 8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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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有機食物:新的「農業問題」?

  1. 文中”慣型農業”一般仍以”慣行農業(conventional agriculture)”稱之,意即當下最習以為常的農業施作方式,如現今大規模施用化學肥料及農藥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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