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那麼厲害？揭開種族基因論點的迷思

蔡友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舉辦的世大運在充滿原住民圖騰的舞蹈展演中圓滿落幕，這次原住民選手在世大運得牌數更創下空前佳績，在90面總獎牌中有11面由阿美、泰雅、卑南與排灣的原住民運動選手獲得，包括滑溜冰的宋青楊、陳彥成、高茂傑、洪萬庭，舉重的郭婞淳，跆拳道的李晟綱、蘇佳恩，田徑的楊俊瀚、陳傑。原視、TVBS與各大報紙分別以「世大運原住民選手成績佳米田堡血型引話題」、「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原住民體能具優勢」「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超強？」「專家發現阿美族血統有全球第一的”先天優勢”」為專題報導。

打開台灣歷屆奧運原住民奪牌的選手，從1960年羅馬奧運十項全能銀牌——出身阿美族馬蘭部落的「亞洲鐵人」楊傳廣，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黃忠義，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銀牌——阿美族的王光熙，2012年倫敦奧運跆拳道女子銅牌——阿美族的曾櫟騁，2016年里約奧運會舉重女子銅牌——阿美族與布農族的郭婞淳，以及現在日本職棒巨人隊的阿美族好手陽岱鋼等，這些國際上揚名的傑出運動員，都具有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身份血統，其中又以阿美族居多，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的論述又再度浮現。

不同種族的人在智力或是體能上的不同表現，是生理上的差別，還是受到社會環境所形塑？他們透過不同社會、政治與歷史過程形成了今日的差異，還是被先天基因決定的結果？原住民傑出的運動表現，是特殊基因造成的先天優勢，還是後天環境養成的結果？1980年代之後隨著基因科技的蓬勃發展，這股科學知識與衍生的討論方興未艾，使得「先天vs.環境」的古老論戰再度捲土重來。新一波基因科技革命性的發展，也讓這樣的論辯更加棘手。透過世大運中再度浮現的「原住民運動基因」論述，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呢？

【TVBS為「米田堡血型」做的專題影片之截圖。】
 圖片來源：TVBS，https://goo.gl/b5AVJV

◎全球生物醫學化的發展：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重視

2000年人類基因圖譜初步定序完成後，當時該計畫強調種族不具有任何基因基礎。因為該計畫發現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99.9%的基因是相同的，僅有 0.1%的差異。不過之後短短幾年，相關發展卻觸動另一個不同的發展方向，研究差異基因（genetics of difference）的科學研究快速增加，科學家關注的重點由強調人類的共同性，轉向追求那0.1%的差異，企圖在0.1%的人類基因差異上加以比較。因此，越來越多頂尖科學期刊，如：Nature、Science 開始透過科學研究提出證據，宣稱不同種族的人具有生物差異的基因標誌。這類科學研究認為關注人群分類的差異基因，強調以種族／族群為中介變項，是未來建立個人化或精準醫療的重要成果。特別是當代生物醫學強勢發展下，世界各地原住民被認為因為過去環境的隔離，擁有較純的遺傳組成，原住民基因獨特的標記逐漸成為世界科學家高度關切的焦點。

當人群差異的基因開始受到科學研究的重視，全球生物醫學影響的脈絡下，也形塑台灣的科學發展方向。一方面，九０年代台灣基因研究在國家支持下開始蓬勃發展，政府機構所資助涉及族群比較、起源的跨領域基因研究計畫明顯增多。另一方面，1987年台灣解嚴，政治自由化、民主化使學術研究的許多禁忌解除，受到西方多元文化論述下「族群」概念的影響，台灣四大族群概念的出現以及以族群為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越來越多「原住民基因」為題的相關科學研究計畫，從基因的角度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健康、族群間比較、與歷史起源。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政府機構（如：科技部、衛福部與原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與相關科學期刊的發表看出。這次世大運所引發米田堡血型的討論，不僅反映了生物醫學全球化趨勢，也凸顯原住民在台灣認同政治的地位轉變。

◎什麼是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運動能力有關嗎？

這次世大運台灣媒體所大幅報導米田堡血型與原住民的關聯，主要來自四篇的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科學研究成果。

Broadberry （1996）與馬偕醫院團隊指出，全世界不同族群米田堡紅血球血型第三亞型（Miltenberger subtype III [Mi.III], GP.Mur）會有不同，在高加索人極為罕見，但台灣原住民卻有相當高的發生率。米田堡型基因表現型（phenotype）在台灣高發生率的三個原住民族群分布分別為：阿美族 88.4%、雅美族（達悟族） 34.3%、卑南族 21.2%，阿美族比率幾乎世界第一。臺灣人口的整體平均比率則為7.3%。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米田堡的出現比率也很顯著：泰國9.7%、馬來西亞3%、越南6%、香港6.28%、中國南方4.3%（見表一）[1]。

米田堡血型其實是兩個獨立的基因，glycophorin A 與 glycophorin B 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體的意思是，本來兩個獨立的基因（GYPA跟GYPB）在演化、基因重組過程中，混合成單一基因（GYP.B-A-B）。這個混和基因表現出的蛋白質，在序列銜接處（Mur）具強烈抗原性（即比較能夠誘發抗原與抗體的反應），故米田堡血型又稱GP.Mur。這樣的研究主要是應用在輸血安全的檢測，因為約有1%的台灣人體內就帶有對抗米田堡抗原的異體抗體，病人輸血前做的交叉試驗，防止這些帶有抗體的病人會輸到米田堡血液，避免溶血性輸血反應[2]。從輸血安全的檢測。後來又怎麼會應用到原住民的運動基因？

2015年科學研究團隊刊登在國際期刊的研究成果，研究者比較米田堡和ㄧ般紅血球膜上的血型蛋白聚合物，發現米田堡紅血球膜上有明顯更多的帶三蛋白（band 3）。帶三蛋白是紅血球代謝二氧化碳不可或缺的蛋白質。因為米田堡紅血球有較多帶三蛋白，科學研究推論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速度或量（capacity）應該高於一般紅血球。體外實驗發現，米田堡紅血球傳送HCO₃-的能力，能在體內CO₂含量高時（例如劇烈運動）擴張。研究者並由此推論帶米田堡血型的人應該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因為阿美族人帶有極高比率米田堡血型，因此懷疑很多厲害的運動員都是來自阿美族，有可能與呼吸代謝機能有關。[3]

從「A與B的相關性」到「A與B的因果關係」，我們必須小心推論上的錯誤。事實上，科學研究成果僅發現阿美族人有較高比率的米田堡血型，但不代表所有阿美族都具有米田堡血型，米田堡血型也可以出現在不同族群的人身上。此外，科學研究也並未證實帶有能容忍體內有較多CO₂的產生米田堡血型的人與各種運動專長是否有關。這些僅是研究者假設，未經證實的科學命題，媒體就直接以「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謝快原住民體能具優勢」這樣誇大的標題，斷章取義的建構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具有運動基因本質論的理解——將某些人群特徵、行為展現視為先天遺傳，不是社會環境的影響。

在台灣，媒體的報導往往是大眾獲取科學訊息的主要來源，因果式歸因的標題更可能引導社會大眾走向基因決定論的認知。社會學家Hannah Bradby（1995：405-417）就指出，雖然我們已經解構了種族的科學基礎，但是種族歧視的偽科學仍用不同的形式，在社會中發揮重大的力量。

◎科學至今仍未能發現只有某個族群有、而其他族群沒有的一個遺傳指標

一些重要科學研究，都指出種族／族群之內的差異遠大於種族／族群之間差異（Feldman et al. 2003：374； Lewontin 1991）。例如：Richard C. Lewontin（1991）的研究發現，大約有85%的基因變異是所有人類族群都有的，而約僅15%的變異存在於族群之間。換句話說，白人之中的基因差異，遠遠大於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差異。基於上述的科學研究數據，一些生物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強調種族並不具有生物學意義的科學概念（Fausto-Sterling 2004：8）。美國人類學會在1999 年也曾提出了如下的重要宣言：

人類的群體不是可以清楚界定、生物上具有獨特性的團體。基因的分析指出，種族團體(racial groups)內部的差異大於種族團體之間彼此的差異。這意味著94%生物上的變異發生在種族團體之內，而種族團體之間的差異僅有6%。……整個人類歷史不管群體之間何時接觸，他們已經開始不斷混血繁殖。……任何在生物性的人口之中企圖去建立區分的界線，都是專斷而主觀的。(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ssociation 1998: 712-713)

科學家至今仍未能發現只有某個族群有、而其他族群沒有的一個特定遺傳指標。即使男女在染色體上具有X、Y的生物性差異，但對於形塑男女差異，各種社會制度、父權文化都扮演了比生物性因素更重要的角色。至於什麼是種族、族群的生物性因素，這往往比性別問題更棘手，因為任何一種性狀、特徵，或是沒有任何一個基因，只出現在被認為具有某種族群身分的所有成員身上，卻不存在於其他族群中。亦即，米田堡血型的基因表現型不是某一個族群有，另一個族群完全沒有的遺傳指標。

◎族群的遺傳指標：是機率而不是絕對差異的問題

Ian Hacking （2005：102-106）在Why Race Still Matters〈為何種族仍然重要〉的文章中，分析為什麼有一種廣泛的趨勢，傾向於將不同種族的人視為本質上的不同種類。他強調種族科學企圖發現種族之間的差異，並不是依照我們藉以區別他們的某種膚色或標誌，而是統計上是否顯著。透過統計相關的顯著性形成某種有意義的（meaningful）判斷，之後就可以變成某種有用的（useful）類別。因此，所謂醫學上種族間的差異只是統計上出現頻率的問題，種族的概念其實並不具有生物學上堅實的基礎。不過這樣的知識前提與操作邏輯下的種族／族群，經常被當成絕對類別，不僅是社會大眾理解科學發現時如此，科學家本身也經常難以避免這樣的傾向。

舉例來說，黑人裔的社會學家Troy Duster（2001：223-224）長期關注隱藏在美國鑑識科學基因資料庫中的種族／族群問題。他指出，研究者企圖以機率性的邏輯將某個人的樣本歸類於某個族群時，根據的是每一個族群的DNA中特定位置的基因頻率變異。例如，有時科學家會在一個族群中的某個位置找到H、I、J三種對偶基因，而在另一個族群的相同位置找到H、I、K的不同對偶基因；或者同為北美印地安人也會有不同的對偶基因組，而北美印地安人與芬蘭人之間也可能會帶有相同的對偶基因。亦即，米田堡血型的基因表現型也可能出現在極為罕見高加索人身上（雖然機率很低），被認定為有最高機率的阿美族，也有可能完全無法發現米田堡血型，這是統計平均值的邏輯，不是絕對類別的差異。

◎媒體強化科學本質主義的認知

在生物醫學化的發展下，將基因與某些特定的疾病、性格與行為特徵關聯，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發展。目前蓬勃發展的基因檢測公司，就不斷強調透過基因篩檢技術，這些影響相關疾病、性格與行為的基因可以被「診斷」出來。

事實上，目前並沒有單一的基因與任何行為特徵具有一對一因果的關聯，我們只能說出現某些基因標誌比起沒有這些基因標誌的人，可能會多5%、10%有可能會酗酒、憂鬱或過動。醫學上大多的疾病是多重致病因，至今只有極少數的疾病被公認是來自單一基因缺損，如：鐮刀型紅血球症、杭廷頓症、纖維性囊腫。因此，「發現某個疾病與某種基因變異有關」和「該研究發現具有臨床治療上的意義」常常是兩回事。此外，遺傳指標差異在不同種族間的分佈無規律可循，且種族內部差異大於種族間的基因差異。但是，隨著基因科技發達，將種族概念與某些特定的疾病、性格與行為特徵關聯的科學假設、研究大幅增多。

從「相關性」推論到「因果關係」，對科學研究而言往往是困難且不容易證實。台灣90年代之後科學研究與報章雜誌開始將「原住民基因」所導致的疾病與行為形成某種關聯。從「原住民的酗酒基因」、「原住民的痛風基因」到「原住民運動基因」等等，特別是媒體再現科學研究成果的過程，不但將複雜的機轉化約到基因來理解，簡化、誇張的標題也容易加深社會大眾的誤解。在科學的邏輯下絕對沒有科學家能夠宣稱有單一的原住民酗酒基因、痛風基因、運動基因等等，有時這些缺乏驗證的「虛構相關」更會帶來種族主義負面的效果。兩個強調種族間「虛構相關」的著名迷思，分別是黑人體育和智力能力的迷思。這種以生物決定論的取徑，強調黑人體能較好，但智力表現較差，都已被證實是一種需要反省偽科學下的種族歧視。

社會學家Alan H. Goodman（2000）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基因變異來解釋種族差異，犯了兩項謬誤。首先，認為基因是決定行為和生物上差異的主要原因，導致了一種「基因化」（geneticization）的謬誤。其次，相信種族間的基因差異是真實的，且可被用來解釋不同種族在疾病上的差異，形成了「科學的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alism）與一種「種族化」的謬誤，因而將種族概念的顯著性極大化，忽略某些行為特徵、疾病背後更複雜的環境因素與政治經濟過程的影響。

【缺乏驗證的「虛構相關」的迷思，如有關黑人「體能較好，智力表現較差」，都已被證實是一種需要反省偽科學下的種族歧視】
圖片來源：https://goo.gl/4jHVGF

◎結語：對原住民不同的秉賦要有更多元的想像

面對科技帶來的新變革，晚近科學界與人文社會科學界都強調生物過程受到社會環境所形塑，以及社會過程也會受到生物面向影響，基因vs.環境，先天vs. 後天這並不是二擇一的對立命題。例如，非裔美國人有世界最高的高血壓發病率，這個現象一向被認為與遺傳有關。公衛學者Michael Klag等人發表的一項經典的流行病學研究，更是發人深省。Klag等人（1991：599-602）指出，美國黑人的膚色越深者，得到高血壓的機會越高，但這並不是源自生物學或基因的原因，而是由於這些人取得工作機會、升遷管道、房屋居住等良好社會資源的機會較少，使他們承受較大的壓力，因而造成了表面上看起來純粹是生物性因素的結果。在美國，膚色越深的人越難獲得稀少而珍貴的社會資源，中產階級的黑人往往比中產階級的白人承受更多的壓力。Klag等人的研究顯示，在所謂「種族」的現象上，生物的和社會的因素無法分開。種族做為社會階層不平等，這些結構運作結果所產生負面的後果，往往更不利於健康，但這些後果卻可能僅僅被當做生物性的現象來解釋。

從日治時期以來，「生蕃」被當成飛禽走獸，並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地位。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開始積極同化與教化原住民。1980年代，黨外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結合而相互支持。此後原運在台灣追求民主、本土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980年代後，隨著原住民族群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原住民爭取正名。原住民正名運動終於在90年代獲得官方的回應與各界的支持，於是山地人、番等歧視性的指稱逐漸被放棄。1994年國大修憲，正式通過了「原住民」的名稱。原住民與閩南人、客家人及外省人，在1990年代以來，被並列為台灣社會的「四大族群」之一。透過原住民在台灣歷史文化中的角色，進而重塑台灣史觀，成為台灣主體性發展的重要部分。這也是為何台灣總統就職、重要國宴與這次台灣舉辦的世大運等國際型的活動，原住民逐漸成為彰顯台灣不可或缺的重要象徵。

台灣原住民從過去被污名的認同下「酗酒基因」、「痛風基因」到世大運讓國人讚嘆的「運動基因」，也許未來會有更多原住民在「科學」、「工程」、「經營管理」、「藝術設計」的天分會被發掘出來，並在國際舞台發揚光大。重點是，過去在台灣窄化的升學路徑中，在運動競技場上為國爭光，成為原住民有限向上流動的方式之一，這樣刻板的想像與僵化的教育體制，也限制了原住民充分發揮其他潛能與成就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用心思考的是，在未來原住民教育、養成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能創造更多良好的制度環境，讓原住民不同的秉賦，都能得到充分的栽培與發揮。

註解

[1] 見Broadberry and Lin（1999）

[2] 見Hsu et al.（2013）；許淳欣（2017）。

[3] 見Hsu et al.（2009）；Hsu et al.（2015）；許淳欣（2017）

參考資料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8,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Ra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0（3）：712-713.

Bradby, Hannah ,1995, “Ethnicity：Not a Black and White Issue. A Research Not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7（3）：405-417.

Broadberry RE and Lin M.,1996,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iIII (Gp.Mur) Phenotype among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Transfus Med 6(2):145-148.

Duster, Troy, 2001,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Molecular Biology. Pp. 213-226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edited by Judith. R. Blau. London and New York：Blackwell.

Feldman, Marcus W., Richard C. Lewontin and Mary-Claire King , 2003, “Race：A Genetic Melting-Pot.” Nature 424：374.

Fausto-Sterling, Anne , 2004, “Refashioning Race：DNA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Care.” Differences：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5（3）：1-37.

Goodman, Alan H. , 2000, “Why Genes Don’t Count for Racial Differences in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0（11）：1699-1702.

Hacking, Ian, 2005, “Why Race Still Matters.” Daedalus 134（I）： 102-116.

Hsu et al., 2013, “Assessing the Frequencies of GP.Mur (Mi.III) in Several Southeast Asian Populations by PCR Typing.” Transfus Apher Sci 49(2):370-371.

Hsu et al., 2009, “Miltenberger Blood group Antigen Type III (Mi.III) Enhances the Expression of Band 3.” Blood 114(9):1919-1928.

Hsu et al., 2015, “Expedited CO2 Respiration in People with Miltenberger Erythrocyte Phenotype GP.Mur.” Sci Rep 5:10327.

Klag, Michael J. et al, 1991, “The Association of Skin Color with Blood Pressure in US Black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JAMA 265（5）： 599-602.

Lewontin, Richard C., 1991, Biology as Ideology：The Doctrine of DNA. NY：Harper.

蔡友月，2014，〈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原住民 DNA、臺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台灣社會學》28: 1-57。

蔡友月，2012，〈科學本質主義的復甦？基因科技、種族／族群與人群分類〉。《台灣社會學》23: 155-194。

許淳欣，2017，〈許淳欣/阿美族運動員為何那麼強？談米田堡血型裡的秘密〉。報導者，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miltenberger-blood。取用日期：2017/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