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計畫的隱藏性矛盾

周平／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本文試圖用各種社會學觀點來進行街談巷議，議論的對象就是教育部日前所推出的「玉山計畫」。何謂玉山計畫？教育部的說帖是這麼說的：

「為強化我國高教競爭力，並帶動教學與研究品質，教育部規劃於107年度推動玉山計畫。本計畫內容將包含玉山學者、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教授學術研究加給提高10%三大方案，以彈性薪資作為我國大專校院教學與研究人員之獎勵，預計將每年度投入最高56億元於高教預算，受益教師達19,000人次。」[1]

此外，為了強化提此計畫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教育部還以鄰近國家對我國挖角的危急處境和行政院院會指示作為依據，來喚起社會的危機意識和計畫正當性：

「有鑑於亞洲鄰近國家競相爭取學術及科技人才，提昇該國家學術研究及教學的表現，並帶動產業發展及升級，以致國內部分優秀學者有逐漸被其他國家延攬情形。如新加坡政府啟動延攬人才計畫，引進國際高薪專業人才；依行政院長林全於106年7月6日行政院院會第3556次會議提示：請教育部就大學教師彈性薪給制度通盤研議，儘速提出可行方案，務必留住我國高等教育優秀教研人才。」[2]

首先，「玉山計畫」是個名詞，其所指涉的就是延攬和留住人才獎勵方案。但社會學觀點可以幫助我們轉譯這種名詞所隱藏的動詞狀態。也就是，「玉山計畫」的實際狀態是個動態的過程(dynamic process)。過程社會學(process sociology)學者Norbert Elias就曾以“the wind is blowing”[3]為例說明，用名詞的「風」作為主詞，再用「正在吹」的動詞來描述其動態，預設了風本身可以是固定不變的實體。而社會學者應該拒斥名詞所預設的實體論，揭露名詞背後所指涉的社會現象中那充滿動態的過程。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用名詞來看「玉山學者計畫」計畫時，也有可能會天真地認為它不過就是個教育部的既定政策，而忽略它在具體社會實踐場域中，是個權力、利益和正反論述交錯衝撞的動態過程。本文就是希望揭露「玉山計畫」在特定社會脈絡中的權力、利益和正反論述交錯衝撞的動態過程。

教育部延攬和留住人才獎勵方案，而推出「玉山計畫」，然而真能達到目的嗎？
圖片來源：教育部，https://goo.gl/sELwFj。

 

以資本論來解析玉山計畫

社會學者除了用前因後果來追溯事物和社會現象在時間軌跡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的來龍去脈外，也會以結構性的觀點來關注一個社會現象產生的社會條件，特別是「未被指認的社會條件」(unacknowledged social conditions)，和「非預期的社會後果」(unintended social consequences)。換言之，「玉山計畫」除了是個動態的過程外，它更是個在某些可知或不可知的社會條件下，且即將產生可知或不可知的社會後果之動態社會過程。

有了這樣的初步認知之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帶入馬克思的方法論來關照「玉山計畫」。在「資本論」一書中，馬克思曾提到「資本不是個東西，而是人與人(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藉由物的工具性而建立」(capital “is not a thing, but a social relation between persons [the capitalist and the wage-worker], established by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ings”.)[4]。不僅如此，商品、價值、和勞動等，也都必須從社會關係體系來觀照。「資本論」談的就是在矛盾的生產關係當中所發生的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運作邏輯。馬克思更提醒我們，看問題不能只看表象(appearance)，還要穿透表層揭開底層的矛盾社會關係。

運用馬克思的觀點，我們可以說「玉山計畫」的表象就是，花大錢(每年56億)來攬才、留才，藉以提升台灣高教學術的國際水準。關於「玉山計畫」中的「玉山學者」這一部分，教育部的說帖表示：

1.國際攬才：配合國家發展重點領域，由大學提出延攬國際頂尖人才需求，每人每年除每月薪資外，另可支領最高500萬元，並一次核可3年。

2.國內留才：協助各大學留住國內優秀人才，除每月薪資外，另可支領最高500萬元，並一次核可3年。

3.未來「玉山學者」推動方式，將比照目前學術獎及國家講座審查模式，由教育部或跨部會組成審查委員會，並依不同學術領域進行審議。[5]

但我們若揭開這一層美麗的國際攬才和國內留才願景和華麗的詞藻後，會發現，「玉山計畫」掩蓋了這20來所形成的台灣高教特有的社會關係矛盾和扭曲。這樣的矛盾關係若以一條斜線來切割前者和後者之間，即專任／非專任(專案和兼任)、資深／年輕、教授／非教授、男性／女性、公立／私立等在權力、利益和論述結構基礎上的天差地別，則我們便會恍然大悟地發現，「玉山計畫」不是那麼天真無邪、公正無私地在執行攬才、留才行動，乃至於提升台灣學術水準，其實在表象之下，它乃是高教矛盾社會關係下的產物，並且為矛盾關係再強化提供必需的能量來源。

 

偏好優勢網絡的彈性薪資

或者，我們可以暫時對教育部官員提出「玉山計畫」本身的善意和真誠性存而不論、按而不表，而將這個牽涉大量教育資源分配的計畫放在具體的執行層面去觀察，那麼，「玉山計畫」龐大資源投入以矛盾關係所建立的高教決策機制後，勢必將系統性地偏好既有的優勢網絡，而讓高教弱勢者的處境更加雪上加霜、更加邊緣化。

事實上，早在7年前，教育部就已開始推行迄今的「延攬及留住大專院校 特殊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以下簡稱「彈薪方案」)就是一個最佳例證。目的在攬才、留才的「彈薪方案」實質上幾乎沒有發揮攬才的效果，而留才的金錢則絕大部分都進了不會出走的學閥、行政主管和資深教授的口袋，導致他們在已然優厚的多重薪資收入外，更錦上添花，再添一筆彈性薪資。根據監察院陳小紅委員的調查報告指出：

彈薪方案補助對象偏重現職人員，比率高達九成以上，對國際人才之延攬顯欠積極；又，接受補助為現職教授者達五成以上，雖係因資深學者較具豐富研究績效或成果，然資深與青年優秀人才二者間比率允宜適切拿捏，以免生人才流失並兼及經驗傳承之長效。[6]

此外，根據審計部自101度至104年度審核通知查核：

各校彈性薪資補助對象多為現職教師，未積極延攬優秀國內新進教研人員及國外知名教師，有不利學校整體教師質量擴充之情事、各校彈性薪資仍普遍支應現職教師薪資，未積極延攬優秀國內新進教研人員及國外知名教師，且仍有自國內其他公私立校院挖角情事、各校彈性薪資仍普遍支應現職教研人員薪資，有待積極運用彈性薪資，加強延攬新進教研人員、各校彈性薪資集中支給現職教師情形，未見改善，且未明確訂定用以支給新進人才比率，有待檢討研訂等內容，足證該方案執行迄今，各教研單位補助均偏重現職人員，且比率均高達九成以上，對於國外人才之延攬顯欠積極……。[7]

以上監察院和審計部的調查報告，都透露了「彈薪方案」宣稱的目標和實際執行的結果有著巨大的落差。我們若不能從矛盾的社會關係來理解，就看不到經費分配的決策機制，就看不到其中真正造成扭曲的關鍵因素。

事實上，豈止是「彈薪計畫」和「玉山計畫」，過去的「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計畫」和未來的「高教深耕計畫」，甚至「系所專業評鑑」等，也都是在矛盾扭曲的社會關係中，折喪了各計畫所宣稱的原始理念和目標，卻強化了學閥和諸多權力、利益網絡的物質基礎。君不見，頂大計畫除了創造學閥為首的學術外包體制、加深資源分配不正義、階級兩極化、製造量多質不精或造假的論文外，頂大計畫所宣稱的「世界一流、亞洲第一」目標卻越益遙不可及？此外，「教學卓越計畫」不也是為學官兩棲的學閥門神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得以以強搶教卓資源的關係優勢，退休再任私校展開事業第二春?其所付出的代價卻是，各大學教職員工生為了KPI而過動，且導致教學拙劣化的結果？

結合Elias的過程觀和馬克思的關係論，我們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玉山計畫」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乃是一個動態的權力關係和利益網絡，以攬才、留才之名，行強化和鞏固既得利益之實的巧門，其實質效果就是巧門中的巧取豪奪。

 

以顯性功能掩蓋隱性功能

這種名實斷裂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借用Robert Merton的概念來予以理解。教育部和科技部在政務官快速流動的短暫任期中，為了短期速成的業績，常會推出好大喜功但大而無當的計畫，通常就是撒大錢，且預期會帶來立竿見影效果，「玉山計畫」也不例外。雖然決策機制粗糙、欠缺深思熟慮且毫無審議式民主的正當程序，但政府官員仍會大力的吹噓「玉山計畫」能夠產生提升台灣高教學術水準的功能。用Merton[8]的概念來描述，這是官方說法，亦即「顯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在隱晦的矛盾社會關係作用下，「顯性功能」通常不易達成目標，卻有利於不方便明講或意料不到的「隱性功能」(latent function)。具體來說，「玉山計畫」的「隱性功能」就是政務官短暫任期內的政績、大學決策者或行政主管的酬賞體制建立、順從體制者和資深教授的利益正增強、功利性學術論文產量和產學合作案量的暴增等。這些「隱性功能」恐怕比攬才、留才的「顯性功能」更容易達成吧！

「玉山計畫」另外一個可被社會學觀點觀察的面向就是，偽市場化競爭機制的建立。市場化競爭的基本預設就是原子化的個人是在公平的基礎上理性計算、自由競爭。確實，目前高等教育制度性設計，就是預設個別學者在酬賞制度的利誘下，以功效(utility)作為知識生產的動機，而進行以論文衝量換取利益的最大化的學術活動，這助長了台灣高教體系朝績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嚴重傾斜的弊端。

但這種市場化自由競爭想像是謬誤的，就像是19世紀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預設的自由勞動和資本家的合理利潤觀點所隱藏的實質社會關係矛盾，馬克思指出，其實自由勞工的自由競爭是個迷思，且資本家的合理利潤也是剝削勞工剩餘價值的託辭。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學術界並沒有完美的市場機制，且在其中的個人競爭，也並非一個個原子化的學者在公平的基礎上所進行的自由競爭。換言之，學術場域中，有一種類似重力的場域，它以權力和利益的持有與否來決定每位學者在台灣高教中的社會位置。就像是愛因斯坦所說重力可以扭曲時間和空間一般，這種高教場域的權力和利益可以扭曲任何學術遊戲規則的公平性和任何個別學者的命運。這種中央決策(發包)、各大學學閥執行(接單)的偽市場機制，其實是個心照不宣的共謀，讓社會大眾，甚至學術界誤以為「玉山學者」的勝出純粹是個學術市場自由競爭遊戲規則的結果。

 

玉山計畫的排他性

事實上，台灣學術界不但已經沒有自由競爭的基礎，更因為現有的權力和利益加權關係，塑造出了一個系統性的排他機制(exclusionary mechanism)，它一方面不斷地複製學閥和其裙帶網絡的優勢地位和資源，一方面排除了許多優秀學者的機會結構。機會結構的缺乏才會是人才流失的真實原因，而主要的承擔者卻是那些被權力、利益加權網絡系統性排除的青年學者，從來都不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玉山計畫」把錢投注在既得利益網絡上，恰恰好造成了年輕學者機會結構的崩解，並產生年輕學者必須離鄉背景的「非預期後果」。

牛津經濟研究院所「全球人才2021」報告指出，台灣近年來人才流失嚴重，預估2021年時，在46個調查國家中將會是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如前所述，審計部調查發現，教育部和科技部歷年來推出的延攬和留住特殊優秀人才獎勵金和彈性薪資，並非實際用於延攬海內外優秀研究人才，反而是為現職教師變相加薪。2016年監察院的報告更精準地指出，彈性薪資以延攬國際人才為名，卻將經費用於補助現職人員，且補助對象多為現職教授，未衡平青年優秀與資深學者間的比例，部分大學甚至將學校補助用於為行政主管變相加薪和加給上。

以上審計部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印證了本文的預設，這不是一場自由學術人之間的市場競爭遊戲，實質上，這是社會關係的矛盾和排他性系統機制的運作結果，使具備或不具備關係優勢成為是否獲得獎助的主要判準，在這樣的結構條件下，與學閥非親非故的年輕學者，注定將成為台灣高教場域被犧牲的貢品。

高教工會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公布的資料分析，目前整體高教高齡化和青年師資流失的現象愈益嚴重。目前每年大專教師員額減少約600名。104至105學年度，從48,407名減少到47,848名。去年大專助理教授員額就減少了991名，104至105學年度，從12,900名減少到11,909名。就年齡來看，年齡在35-44歲的大專專任教師，在97學年度時，仍有19,720名，105學年度卻只剩11,491名，大幅縮減了42%。而年齡在34歲以下的專任教師，97學年度時仍有3,444名，105年卻只剩1,255名。在青年學者大量流失的同時，45-54歲和55歲以上的教師人數卻逐年增加。高教工會組織部主任林伯儀對此現象指出: 「這反映了，對青年學者來說，進入學界已形同窄門，若要就業，則非得持續排隊，才有些許可能。但試想，讓學術工作者在35歲、甚至40歲都還無法取得一份正式的教職工作，這樣的工作環境，又能怎麼吸引優秀的人才？」[9]

事實上，根據本文的理論觀察，大量青年學者成為高教的產業預備軍，乃是矛盾社會關係所產生的系統性排除的結果。在沒有解構這個矛盾之前，青年學者的就業機會結構難以敞開。從以上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高教場域矛盾的社會關係，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資深教授，特別是他們當中掌握資源和人事決策權的主管。資深教授總人數的上升，代表台灣高教的高齡化現象和台灣高教新陳代謝的停滯。而矛盾關係的最大受害者則是年輕博士，他們的快速萎縮或消失，意味著台灣高教的活水源頭、典範創新的動力正在滅絕。青年學者要不就是被系統性的排除在高教場域之外，成為高教職場的產業預備軍。要不就是以兼任或專案教師的身份，成為高教場域中權力、利益集團搾取剩餘價值的來源，再不然就是以專任的最低階身份(多半是助理教授)承受積點式教師評鑑制度的凌遲，而導致難以專注心力在研究或教學上。他們通常也最有可能成為嚴重偏頗的高教績效評量制度精簡人事成本的犧牲品。在這樣的窘迫情勢下，台灣之外的高教拉力，將促使大量青年學者出走，以在台灣年培養的研究和教學能力貢獻他國。

回到「玉山計畫」，從高教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和少青年化現象，我們即可合理推估，大量失業、非典僱用或被績效評量制肘的年輕學者，將不可能成為「玉山學者」的候選人，他們失去資格的原因，並非個人能力，而是在矛盾社會關係中，站錯了位置。

牛津經濟研究院所「全球人才2021」報告指出，台灣近年來人才流失嚴重，預估2021年時，在46個調查國家中將會是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圖片來源：Oxford Economics，https://goo.gl/S26jzo。

 

玉山計畫深化世代與性別矛盾

教育部次長姚立德近日在立法院為「玉山計畫」所舉辦的公聽會中，為了回應廣大社會「玉山計畫」將惡化高教世代不正義的批評，以妥協式的態度表示，「玉山計畫」將區分「玉山學者」和「玉山青年學者」兩塊，藉此兼顧資深和年輕世代。這個作法仍是荒謬的，因為它完全漠視台灣高教基本盤的崩解，使得大量青年人才被剝奪基本的工作機會，卻只在頂端點綴少數「玉山學者」或「玉山青年學者」。我們必須嚴厲的指控，教育部在分配模式上做枝節的調整，試圖以此收編反對聲音，掩飾矛盾結構的繼續惡化，是非常惡劣的作為。這樣的作為除了強化既得利益之外，對台灣學術水準的提升不可能產生正面效果。

矛盾社會關係除了造成以上所探討的世代不正義外，更惡化了高教師資結構中已然存在的性別階層化問題。這部份戴伯芬「玉山計畫的性別影響評估」[10]一文有非常精準的分析，本文不予贅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現有的高教環境中，各項制度性的安排和行動者網絡的運作，都非常不利於女性學者的處境，換言之，既有的矛盾社會關係，不但製造了世代之間的階級差異，也深化男女性別間的階層化，而「玉山計畫」只會強化這種性別的不平等。

在忽視社會關係的矛盾下，「玉山計畫」還犯了一個「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謬誤。這個計劃妄想將56億金錢投注在國內外共1000個原子化的個別學者身上，以為這樣就可以讓台灣學術提升到國際水準。殊不知每一位學者的學術成就都需仰賴長期合作的研究團隊、隱形學群(invisible college)的交流激盪、學術評鑑體制和出版標的的合理性等條件的支持。忽略了這些結構性條件和網絡化關係，即便能夠招攬到1000位國內外頂尖學者在台短暫停留(目前玉山計畫以3年為一期)，在有限的時間內，他們如何可能培養出本土的研究團隊，或在台灣學術社群網絡中塑造良好的溝通情境，或突破不合理的績效評量和學術評鑑制度?

更何況，如本文一再強調的，這樣的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預設一方面忽視了學術社群得以正向發展的關係網絡，另一方面卻製造了煙幕彈，讓未來社會大眾看不到這1000位得獎者背後隱藏性的社會關係。換言之，應該培養的良性學術關係網絡，將會被隱藏的、矛盾的、惡性的社會關係網絡所排擠，而讓台灣高教學術水準的提升產生結構性的障礙。

最後，本文要邀請大家做一個思想實驗(mental experiment)。社會學者韋伯曾經以思想實驗的方式進行歷史因果可能性的推敲，他指出，如果古希臘時期的馬拉松戰役的勝利者是波斯人，那麼今天的歐洲文明面貌勢必會有很大的不同。

本文則試圖逆向思考，讓我們想像一下，200年後，也就是2217年，一位知識考古學者，在台灣高教歷史檔案中，讀到兩百年前，也就是2017年的社會主流論述，發現當時的台灣社會，人們的心態結構中，普遍相信撒大錢獎勵少數外來或本土的學者，就可以快速地提升台灣高等教育的整體學術水準。這位知識考古學者看完之後，可能會忍不住訝異地表示，當時台灣人的思維模式怎麼那麼荒誕可笑啊，他可能還真的會大笑出來。

本文所謂的思想實驗其實就是應用傅柯(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策略，藉以指出2017年的台灣人的世界觀被一種知識結構(episteme)所框限，這讓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相信，「玉山計畫」把資源集中在少數菁英身上，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正確決擇。當然，2217年的知識考古學者所有不知的是，檔案中也可能的找不到記錄的是，2017年早有反對論述指出，許多人心目中對「玉山計畫」所產生的理所當然的想法，不僅僅是知識結構的框限所致，更是在權力和利益所建構的矛盾社會關係基礎上，所製造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換言之，它根本就是反映少數既得利益階級的一套意識形態(ideology)。這也就是本文標題所要揭露的，「玉山計畫的隱藏性矛盾」。

 

 

 註解

[1]請參閱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FDB45CD165AA0A45。上版日期：106-08-02。

[2] 同註1。

[3] Norbert Elias, 2012b:106-107。

[4]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Harmondsworth, 1990) pp. 932-3.

[5]同註1。

[6]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nhu/My%20Documents/Downloads/0909-21%E8%AA%BF%E6%9F%A5%E5%A0%B1%E5%91%8A%2528%E5%85%AC%E5%B8%83%E7%89%88%2529.pdf

[7] 同註6。

[8] Robert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1968:73-138.

[9] 請參閱林伯儀，2017，〈消失中的青年學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左翼聲響》。

[10] 請參閱戴伯芬，2017，〈玉山計畫的性別影響評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左翼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