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父權

為什麼沒人說「老祖父」的秘方?談女性與另類醫療

范代希/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你(妳)身邊也有這樣的一群女性嗎?她們可能平時就有固定練瑜珈的習慣,上班疲累的時候她們會找人按摩疏通經絡;經期不順的時候會選擇找中醫調養;幾滴精油是她們泡澡時最佳的夥伴;她們隨時攜帶急救花精,當孩子受到驚嚇時馬上滴幾滴。當孩子生病時,不急著看西醫,先依照孩子症狀給幾粒小糖球。 也有一群更年長的女性,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練氣功,各種維他命與保健食品不離手;老伴筋骨痠痛時會幫忙刮痧拔罐;小孫子怎麼也睡不過夜時,立刻想到帶去廟裡收收驚;家裡的抽屜裡更有各種萬金油、活絡油等家庭常備良藥。 現實生活中,女性使用另類醫療的種類與樣貌遠比上述多元,這篇文章只能就筆者所經驗與觀察到的作初步的分享。 只有女性使用另類醫療嗎?當然不是,在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與全人風潮(Holistic Approach)的席捲下,另類醫療的使用早已經成為跨國界、跨族群、跨性別、跨年齡層、跨階級的「世界級」運動。只是,相對於男性,女性通常都是另類醫療最大宗與最主要的使用者(與診療者)。台灣相對缺乏針對性別與另類醫療的大型研究。但一項2006年的全國抽樣調查亦指出,女性、高教育與高收入者使用另類醫療比率較高(林寬佳等 2006)。到底女性[1]與另類醫療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的連結? 老祖母的生活與食療祕方 圖片來源: http://www.amazon.com 男人用左腦,女性用雙腦 一位法國另類醫療的醫生,曾經給我這個答案:「男人習慣用左腦(理性與邏輯性)思考,不知如何用右腦(情緒情感),女人可以使用雙腦。男病患對於機制沒那麼清楚的療法會有所質疑,他們需要知道因果邏輯,他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才會相信。」 這個答案非常有趣,也剛好連結到另類療法的定義。另類療法真正的學名叫做輔助與替代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顧名思義,「輔助」與「替代」正統的療法。其實,無法使用主流生物醫學的方法去分析其機制並且驗證其療效的療法與醫療論述就常常被歸類為CAM。因此,當今除了西醫以外的療法都可能被歸類為CAM的範疇。 可是這個「主流」與「另類」的分類是絕對的嗎?無法以生物醫學的方法來分析與理解的療癒方式就是非正統而不值得採信的嗎?當然不是。首先,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主流與另類/補充的分類是流動而且是相對性的。以近年非常流行的正念減壓(Mindfulness)為例,這是一套結合東方禪修與西方科學的療法。禪修與生物醫學在理念與方法上大相逕庭,但東方的禪修卻在與科學研究結合之後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並且進入主流醫學體系。所以我們應該把它歸類成主流還是另類? 此外,以中醫來說,它的歷史與淵源遠長於西醫,在華人社會也有也有非常穩固的文化權威,在台灣形成與西醫鼎立的局面。一個具備專業性,文化權威,且深受民眾信賴擁戴的療癒體系,是否應該被歸類為CAM呢? 雖然CAM的定義以及主流/另類的分野及其背後隱含的意涵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CAM在未來的健康照護與醫療體系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對CAM的愛用者而言,他們的觀點可能早已從「沒有科學實證的療癒方式是否可信」過渡到「現在的科學或許還沒有發達到可以完全理解這種療癒方式。」 回到法國醫生的觀點:男性只重理性,女性情理並重,因此比較不容易被另類療法的機制效用不明所困?這個說法呈現了性別刻板化的圖像,這種「性別是否天生」的論述仍然有很多的爭議,我們也無從證實這類的說法。但依照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傾向認為後天社會化的因素比先天佔了更重要的影響力。以下我將從幾個觀點來討論女性與CAM的關係: 一、非關健康,生命歷程與文化形塑求醫行為 首先,我們先從男性與女性的求醫行為來看,女性不論中西醫的門診次數、CAM的使用與自行服藥的比率都普遍高於男性。難道女性求醫次數多純粹是因為健康狀況較差? 其實,女性的門診次數本來就會因為懷孕生產等生理現象而增加。同時,女性因為壽命較長,受到慢性病與退化性疾病影響的機率更高(劉仲冬 1998),因此需要更多醫療上的關注。性別社會化的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文化當中,女性相對較被「容許」去感受甚至去表達自己的脆弱與需求,因此在身體微恙時也比較願意求助;而男性從小卻常常被教導「寧可流血不流淚」,久而久之他們對自己的情緒與身體感受的敏感度下降,也更吝於求助。 男性雖然「自覺」健康狀況較佳,但並不代表他們的身體健康較佳。研究指出,男性平均門診次數低,但急診次數,住院比率、住院花費和平均門診費用卻很高(黃惠如 2010)。所以男性不是不生病,而是往往「等到事情大條之後才看病」。因此,我們可以初步推論,女性似乎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更警覺也更重視保養,而男性或許基於陽剛特質的文化潛規則,他們傾向於忽視自己的身體警訊或延遲就醫。所以,從求醫行為來看,男性可能亦較不熱衷尋求CAM,並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 但是研究也發現,女性並不是盲目地尋求另類醫療,CAM的使用從某種程度來說表達了女性對生物醫學父權體系傾向的挑戰。 對男性陽剛特質的過度推崇對男性健康可能是一種危害 圖片來源:Jonathan McIntosh(CC) 二、女性對醫病關係與醫療的需求反映在CAM的使用上 有一篇西方的研究談到CAM與生物醫學的差別時提到,CAM常被定位成較為柔性的,甚至是在經驗的層次上較為女性化(feminized)的療癒方式;生物醫學則常被定義成比較硬的(hard),科學與父權(patriarchal)取向的(Keshet et al. 2014)。 這個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抽象而難以理解的,軟的硬的和CAM的使用有什麼關係?我的解讀是,CAM提供女性一些至關重要,但在主流醫學中時常被忽略或難以獲得的東西。比如說,一位女性因為這裡痛,那裡酸,睡眠品質不佳而求醫(女性因為荷爾蒙與生理結構的關係,可能有比較多承受疼痛的機會)。西醫器質性的檢查結果可能沒有異常,因此被認為是心理或壓力問題。過去這樣的女性甚至可能直接被貼上一個「歇斯底里」的標籤。醫生的確盡了他的責任,即便如此那位女病人的不適對她而言依然是真實而無法被處理的。 也許她會再去找下一個西醫,抑或帶著她的問題去求助CAM(也許是順勢醫生、凱羅《chiropractic》治療師、或者是一位顱薦椎治療師等)。和西醫不同,CAM的診間一般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也沒有虎視眈眈等在旁邊的下一號病人,醫生或治療師可以花很長的時間去詢問而且爬梳她最近的身心狀況與生活型態。光是這個分享與溝通的過程,很多時候就足以滿足人(尤其是女性)被聆聽、被支持與被理解的需求。接下來,有些療程會有身體上的撫觸(如脊療、顱薦椎與按摩),觸碰也能夠釋放身體的部分壓力。有些療法最後還會開一些溫和的處方,由於CAM的處方大多強調是天然草本效用溫和,因此比較不會有副作用的焦慮。 我們不能確定那位女病人的疼痛是否真能夠透過CAM的療程而消失。但我能想像的是,CAM對女性的吸引力來自於它的論述是相對生活化或玄妙的(而非艱澀的醫學理論),強調經驗性的(可以立即體驗),治療師與病人有更多互動(建立在人的關係而非冰冷的儀器或數據),病人與家屬能參與較多的醫療決策(而不是醫生說了算)。因此,每個女性獨特的需求與觀點,有更多的機會被聆聽與支持。最重要的是,CAM總是給人希望,讓人相信(吃了保健食品)永遠都有回春的可能,再困難的病都有可能透過某種方式而有痊癒的希望。這些「人性化」以及「以人為本」的特質對於重視人我關係的質地,期待被同理的女性而言應該是更有吸引力的。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4 Comments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等教育?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一連串的校園性別事件,引發大眾對於校園性別事件的關注,也讓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的修法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大多數的父母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性騷擾或性霸凌,期待透過更嚴格的性平法來保護他們;學校的男性基層教師則在性平法的約束下「談性色變」;在性平會組織女性過半的要求下,學校的女性行政人員與基層教師被大量的性平事件壓到喘不過氣來。教育部每年投入不少教育資源來促成性平教育,學校每學期耗費不少經費來進行性平事件調查。到底我們的學生、教師與校方從性平教育中學到了什麼? 某位小學校長提到他所面對的難題:小學一年級男同學們在嘻鬧之間拉下女同學的褲子,校長需不需要通報?如果不通報,小一女同學回家向父母告知此事,校長可能違反性平法第21條24小時內通報原則,行政主管逾時通報的處分與「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證據」同罪,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性平法第36條)。一旦通報,這些還沒有性徵的小朋友就可能因為「違反性平法」的性騷擾而必須接受調查,加諸於身的標籤對於小朋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原來只是老師要求學生不要玩得過火的日常教導,一旦通報進入性平調查程序之後,造成他們的標籤;通報之後,有時因違反申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意願,造成學校日後輔導的困擾,行為人也被迫轉班、轉校,形成一場校園的性別風暴。 圖片來源:苦勞網,https://goo.gl/bIJFIj。 一、從保護式父權到校園性別糾察隊 性平法自2004年6月23日立法公布實施以來,已經走過12年,性平法開宗明義點明該法係為了「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而設立」。分為1.總則、2.學習環境與資源、3.課程、教材與教學、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5.申請調查及救濟、6.罰則以及附則等七章,在38條總條文中,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就佔了18條(連同罰則在內),幾近二分之一。性平法在校園中建立一套通報、調查小組組成、調查、行政救濟、以及懲罰程序的「準司法體系」,目的站在保護學生、對付「狼師」。相對而言,有關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等,則被視為次要目的。 性平法第21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24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各縣市政府亦個別制訂了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自2011年修法之後,校園性別案件數量隨之高升,原因在於為了避免違法而一律通報,造成校方教師以及行政人員沉重的負擔。如果「被害人」不願意提出調查申請時,而學校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又具通報義務,經常造成未成年情侶的困擾,雙方家長的介入,甚至造成學生為此輕生之悲劇。通報規定的目的原先是為了保護申請人/被害人之權益,基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但通報可能違反其意願,為此,教育部特別提出行政解釋[1],說明被害人或其代理人無意提出申請調查時,除師生間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涉及重大公益而應由學校循檢舉程序啟動調查外,性平會可就案件做成記錄,請其於顧慮解除後才提出調查申請。 性平會的強制通報原則立意良善,為了保護學生,但是在實務方面卻造成不良結果。國中教師楊嘉宏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處理過程,就很明確地展現當前道德結合法律威權的作用下,呈現出表面看似正義,內在卻鞏固傳統性別二分與排除不好的性的效應」(2014,頁26)。1999年修訂的「兩小無猜」條款,即為了來減少對於年輕學子兩情相悅的自發性行為罰則,避免妨害青少年的性自主權,但是仍然無法解決青春期學生之間不符合規範的性互動問題。   二、性平會調查小組的「準司法」權力 在性平會的組成方面,性平法第9條明訂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這樣的組織原則在中、小學還可以運作,在大學面臨的實際困難是行政職委員的低度參與。中、小學的性別事件,校長往往是主導調查小組者;大多數的大學校長由於公務繁忙,極少親自參加會議,而其他的一級主管也經常缺席,多數委員只能依調查小組片面的調查報告來決斷。不論如何,調查小組的權力過大且缺乏監督機制。 在執行實務面,性別平等教育第30條訂定調查小組的組成,除了女性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外,規定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而所謂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卻只有接受過性別調查講習課程的教師或性別研究相關學者,並非真正法律專業人員,卻成為具有「準司法權」的調查小組成員。 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透過約談申請人、行為人及關係人問訊,來瞭解性別事件的「真相」。作者參與的調查過程中,目賭小組內的法律專家以法官之姿,對於行為人與申請人的直白審問,甚至要求另外一位女性調查委員示範行為人對於申請人侵犯行為。如果性平會管的大多是生對生的案件,對於犯錯學生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已造成兩造的心理恐懼,甚至創傷。 調查小組內的法律專家若以法官之姿進行直白審問,甚至是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易造成形為人及申請人的心理恐懼。 圖片來源:法操,https://goo.gl/gpJKi2。 三、性平法與學生受教權 性平法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對從幼稚園到大學不同學生的適法性。依民法12、13條的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另外,刑法第18條對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對於年滿18歲以上者即負完全責任能力。依年齡對於不同行為能力的認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基準,但是性平法卻是以職業身份——學生,作為一體適用的對象。未區分不同年齡而適用同一套法律,出現許多問題。 從校園性別事件中當事人關係可以看到國中階段「生對生」是性別事件發生最多的時期。就性侵害事件來看,2014年總數有705件(含未成年的合意性交),其中老師對學生的案件有32件,佔總事件4.54%,而學生之間的性侵害則有663件,高達94.04%,而國中生對生達374件,佔 53.0%,而高中生對生也有195件,佔27.7%,而國小生對生也有49件,佔7.0%,總計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侵害事件合計佔87.7%,近九成(表1);就性騷擾事件來看,在查證屬實的1,365件案例中,也以生對生最多,有1182件,佔86.6%,而師對生有109件,佔8%,其中國中時期「生對生」案件最多,高達642件,佔 47.0%,其次是高中職案件,佔14.5 %,國小案件佔13.7%,大專佔9.5%(表2);至於性霸凌有39件,也以學生之間為主,國中佔58.3%,國小與高中各佔20.5%(表3)。 整體來看,性平法處理最多的成案案件其實是國中生之間不成熟的男女互動關係,尤其是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行為以及性騷擾,這些都是成長必經的學習階段,需要性教育來引導以及抒發學生萌芽中的性意識以及性需求。但是國中基層教師卻指出在性平法的壓力下,為了降低學校基層行政負擔,校園中出現將「性妖魔化」以及讓青少年「去性化」的教育,來控制青少年對性的探索(楊嘉宏,2014,頁27)。   表1  校園性騷侵害件調查屬實統計(合未成年合意)-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5Dmk5H。   表2  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PW17Ty。   表3  校園性霸凌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X7Ard1。   至於已成年的生對生關係,性平會如果介入處理,反而形成對於女同學保護式的父權主義,違反性別教育的精神,也有違前述教育部所為函文意旨。校園中學生之間也出現因感情糾紛而提申訴,一方控告他方行為騷擾,甚至性侵,提出雙方復合才會撤告的要求。作者的實務案例中也碰到過男女學生之間曖昧階段的情愫,由於雙方套用不同的性別腳本演出,最終進入性平會程序,雙方都受到創傷。雖然性平法第30條明文規定性平會調查小組「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是依據「受害者」之後的感受,來認定行為人的犯意與犯行,但單以訪談結果論斷,實不足以就情境或具體事證而給予適當的判定。 此外,雖然性平法第22條明文規定保密原則,但是作者在實務經驗中,就出現一位疑似性騷擾的大一新生因為受不了同儕壓力,在尚未完成調查之前,就已主動休學。至於國中生更易因為性平會調查而被貼上標籤,製造同儕之間互動的問題,也有不少被控性騷擾的學生陷入孤立,被迫轉班、轉學。性平法所製造出來的調查程序原為保護權力弱勢學生而設立,但援用於處理生對生的個案時,反而造成損及學生受教權的非預期結果。   四、性平法與教師勞動權 當前性平法在處理校園中的性侵害以及性騷擾事件,師對生的案件是基於傳統師生倫理規範,適用於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當無疑義,但是對於十八歲以上的大學生是否仍適用?在2013年修法時,曾經有性平法專家主張加入禁止「師生戀」條款,引發群眾嘩然,質疑禁止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的師生戀,是否違反基本人權?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性別, 教育 | Tagged , , | 1 Comment

找回女人味:女性與運動的矛盾情結

姜穎/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運動的女人 2016年夏季奧運會甫落幕,臺灣唯一一面金牌由女子舉重選手許淑淨奪下。檢視過去臺灣參與奧運歷史,女性運動員是主要的奪牌者,然而,女性選手為了獲得獎牌,必須經歷艱苦訓練歷程,不過,媒體報導總聚焦在其容貌、體型,並隨著個別運動員「女性化外表與否」而發展出不同的評價。 得到奧運金牌的女性往往被視為缺乏女人味,需要「慢慢把裙子穿回來」。 資料來源:Youtube (https://goo.gl/MyoJQo) 這種對於菁英女性運動員身體容貌的「女性美」關注歷久彌新,早在1928年12月3日,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有一篇〈近代女性體格變化〉的報導,就談及「一般婦女運動家,容貌姿勢過於帶男性的,所謂曲線美暨嬌媚之女性美漸次喪失,真可悲現象」。時間更近代些,1988年夏季奧運於南韓首都漢城(首爾)舉行,該年10月3日《民生報》報導,漢城奧運選手村在10月1日晚上舉行了一場「奧運選手村小姐」選美活動,當年在女子跆拳道表演賽獲得雛量級金牌的臺灣跆拳道選手陳怡安穿著旗袍,也參與這次「選美」活動,並獲金牌獎。同日《聯合報》的報導中,描述在該項「選美」中當選的「波蘭的韻律體操選手佛爾加(Tevesa Folga)舉手投足賽過職業模特兒,她卸下外套露出雪白泳衣,彷彿不著一物」。這些有關女性運動員的論述在今日看來十分荒唐,但以本屆夏季奧運為例,金牌女子舉重選手「不像個女孩」、賽後應「慢慢把裙子穿回來」仍是臺灣可見的媒體論述。   奧運中的女人 談到現代奧運,世人的普遍認知為法國人Pierre de Coubertin,即「現代奧運之父」,催生了1894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以及奧運精神。檢視歷史,儘管女性運動員自1900年法國巴黎奧運起參與現代奧運競技,但Pierre de Coubertin在1934年「奧運40年:1894-1934(Forty years of Olympism: 1894-1934)」的演說中,仍然強調「我本人反對女性參與公共的競賽」,至於「女人在奧運中扮演的最主要角色,應當如同在古老的競賽場(ancient tournaments)上一般,僅是男性贏家頭頂的桂冠」。因此,運動社會學者如Jennifer Hargreaves(1984)就[1]曾直指「現代奧運之父」是一個為人熟知的「厭女主義者(misogyny)」而現代奧運在發展之初就是一個「制度化性別主義和階級宰制」(institutional sexism and class domination)的範例。   運動與性別之間存在著一股張力。許多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和社會學家認為, 19和20世紀誕生的現代運動,支撐並且合法化了(ideologically legitimates)加諸於女性的男性宰制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形態在教育、政治、媒體等其他場域早已受到挑戰和質疑。直到1990年代,仍有運動社會學家主張,運動是男性權力和特權重申及合法化的「終極沃土」(Kidd, 1990)[2]。因此,運動研究曾被視為「女性主義的繼子(a stepchild to feminism)。」然而,正是基於運動場域根深蒂固的性別結構,運動參與也成為現代女性賦權的重要象徵。看在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1983)眼中,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會實踐之一是運動,因為運動「提供了布爾喬亞女性一個新的社會角色」。Hobsbawm談到當時網球運動的發展,他認為,這是首次,運動提供許多西方上層或中產階級女性一個被認可的公共角色,她們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和她們妻子、女兒、母親、配偶或是其他男性附屬角色分離開來。 回到2016巴西里約奧運,在1萬多位參賽選手中,女性運動員佔約45%,比例為史上新高[3]。相較於1900年巴黎奧運997位參與運動員中,僅有22位是女性,今日女性的奧運參與實非「現代奧運之父」所能想像。然而,截至2014年5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106委員中僅有24位是女性;加上前述女性運動員的媒體再現持續存在的性化與瑣碎化困境,奧運和女人的關係仍有改變的空間。   運動作為一種日常消費實踐 但除了菁英女運動員的運動實踐外,運動作為女性的一種日常休閒消費實踐又是怎樣的風景呢?。運動社會學者Louise Mansfield(2013)[4]認為,在西方社會中1980年代是一個關鍵的年代,他以1937年出生的女星Jane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Leave a comment

你家小孩跟誰的姓?子女姓氏選擇的家庭政治學

彭渰雯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去(2013)年6月,我高齡生下了第二胎,很高興是個女兒。有趣的是,一些熟悉的朋友開口問的第一句話不是:「她叫什麼名字」,而是「她姓什麼?」您覺得這樣問很突兀嗎? 故事是這樣:我在2007年3或4月確認懷孕的當天中午,剛好從電視新聞看到1059條[1]修法三讀通過的消息。從學生時代參與婦女運動的我,非常瞭解子女姓氏的父姓優先條款,在民法修正過程非常難以突破,為了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修法成果,在先生的支持下,我們的兒子取名彭川,從母姓。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朋友會好奇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姓什麼。 【民法1059條的修訂,是挑戰父權體制的一場勝利】 資料來源:www.lihpao.com/attachments/2010/11/201006291116434563.jpg 我和先生約定子女從母姓的「心路歷程」,經由資深媒體人何榮幸採訪後,成為當時中國時報「我的小革命」專欄中的一個故事,於是有更多朋友知道了我們家庭內溝通的過程。後來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也在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牽線下,製播了一集「以母親之名」專題。在這些過程中,我們收到了非常多的祝賀和鼓勵,我身邊的女性主義朋友幾乎人人稱「讚」!還有長輩級的男性教授在得知這個消息後跟我打趣說:「你可不可以跟我女兒談一談?」 感覺上,子女從母姓是一項受到高度肯定的選擇。但是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從2007年到2013年11月止,新生兒約定從母姓的比例平均僅有1.55%,且過去幾年以來並無增加跡象。法律的變革似未鬆動父姓體制(patronymy)的文化規範。因此讓人不禁好奇的便是這1.55%的人是誰?要在什麼條件下,婚姻關係內的父母才會讓子女從母姓呢?[2] 基於本身是從母姓家庭的當事人,以及倡議從母姓的運動需求,我希望對於「什麼條件會有利於子女從母姓?從母姓家庭是基於什麼理由?遇到什麼阻礙?」能有進一步瞭解。因此,2010年以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方式[3]做了一些研究。其中問卷調查已發表成〈為何從母姓〉一文;深度訪談的部分,則因為成功訪談的個案僅有五對,為了蒐集更多個案以求涵蓋不同狀況的代表性,迄今僅於研討會發表[4]。以下摘要呈現兩項研究的重點發現。 ◎什麼樣的家庭從母姓?問卷調查結果[5] 在內政部戶政司協助下,我們設計了一份問卷,於2010年8至11月間在各戶政事務所窗口,針對登記子女姓氏的父母發放。因為從父姓的比例佔絕大多數,我們採取配對抽樣的策略以控制問卷數量,也就是每發出一份從母姓的問卷,才對下一個從父姓家庭發出問卷。我們詢問受訪者從父姓或母姓的理由,此外也想知道讓子女從母姓的家庭,在某些人口組成特性或是對某些議題的態度上,是否和從父姓家庭有顯著的不同。最後回收問卷為從母姓者257份、從父姓者522份。 在「理由」方面,選擇從父姓家庭的前三名理由是:「因為一般家庭都是如此」(69.8%)、「為了父方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35.0%)、及「因為母方家庭並無此需求或要求」(18.0%)。第一個理由顯示的正是父姓體制的支配性影響,許多人不用特別思考為什麼,就理所當然約定從父姓。而第二與第三理由明顯都是以「傳宗接代」為考量基礎,前者表示夫家家族需要傳宗接代,後者則表示妻家家族不需要由妻擔負傳宗接代的責任,所以「無此需求」。這兩者像是銅板的兩面,反映也鞏固了「父姓傳宗接代」的正當性與支配性。其中第三個理由,其實類似2007年修法之前我國僅開放母無兄弟者可以從母姓的「例外條款」,其目的也僅是為了讓「母親的父親」家族的宗姓可以獲得傳承。 並不意外地,在從母姓家庭中,第一名的理由也是「為了傳宗接代或祭祀需要」(36.1%)。但接下來的理由則較為不同:第二名「基於男女平等精神,凸顯子女不一定需要從父姓」(27.1%);第三名「因為前一胎已經從父姓,輪流從姓比較公平」(16.1%),其訴諸的是與傳宗接代完全不同的「平等」邏輯。儘管因為本題為複選題,選擇「男女平等」的受訪者也可能選了「為了傳宗接代」,但已經可以看出「性別平等」「公平」等價值是從母姓當事人用來挑戰父姓制霸權的一個重要論述資源。 【在父權社會中,傳宗接代跟祭祀祖先,是從父姓的重要因素】 接著,我們比較從母姓和從父姓的家庭的基本資料,結果發現兩者確實在一些人口屬性上,達到統計上的差異。從母姓的家庭當中「母親無兄弟」「父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原住民」的比例,都比從父姓家庭顯著要高[6]。此外,從母姓家庭當中的父親超過41歲以上的比例有21.4%,也比從父姓家庭12.4%為高,此一差異可以用「老二哲學」[7]來解釋,也就是在從母姓家庭,父母多半讓第二胎以後的子女才從母姓,因此父親年齡較高。 不過,在一般性別平等意識上,這兩類家庭看不出顯著差別,從母姓家庭的性別平等意識並不比從父姓家庭較高,換言之,性別意識較高的父母也不一定較容易讓子女從母姓。兩者在議題態度上唯一看得出顯著差別者,是對於「姓氏自主」的認知,也就是從母姓家庭對於可不可以讓成年子女自主改姓,或是放寬選擇父母姓氏之外的任何姓氏,態度比從父姓家庭來得開放。 前述問卷調查結果大致描繪了從母姓家庭的動機以及可能樣貌。但是就和所有的量化研究一樣,統計數字無法告訴我們這些當事人在協商姓氏過程中,有些什麼遭遇和克服策略。這些問題就需要從深度訪談中獲得瞭解。 ◎在傳宗接代之外:深度訪談發現 深度訪談受訪者的尋找是本研究一大困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並不會特別知道誰家的孩子從母姓,因此在2010年間,主要透過滾雪球方式,認識了五組受訪者:娥爸娥媽、雙爸雙媽、叮噹、玲玲、阿千,其中娥爸娥媽與雙爸雙媽是夫妻一起接受訪談。[8]這些訪談除了讓我對從母姓的家庭政治有更豐富的瞭解外,也不斷與自己的從母姓歷程對話,找到許多共鳴之處。研究發現可以分為從母姓的理由、條件、策略及影響等四部分來呈現。 (一)     從母姓的理由:性別意識vs. 傳宗接代 儘管在量化研究中,從母姓和從父姓家庭的性別意識看不出顯著高低差異,但我的五對受訪者讓我印象最深刻之處,就是夫妻都至少有一方有明確的性別平等意識,並以此說明孩子從母姓的正當性。 多數有「男女平等」意識的是女方,例如叮噹和玲玲都需要說服先生接受「這是很公平的事」,希望先生支持孩子從母姓,也終於獲得先生的支持。阿千和我類似是自我認同明確的女性主義者,由於與夫家不和,因此後來是以離婚方式,讓自己的孩子改為母姓。娥爸娥媽則是大學時代參加校外社運團體的活動而認識,一起接觸許多進步思潮,因此在性別平等認知上很早就有共識。比較特別的是雙爸和雙媽這一對,是由雙爸作為發起者,因為大學時他曾經修過性別課程,很早就接觸過這議題,並認為從母姓是很公平的事;加上雙媽剛好沒有兄弟,長輩對雙爸表達過希望有小孩從母姓,因此雙爸主動提出此議。 確實如雙爸雙媽的個案顯示的,在男女平等意識之外,「母無兄弟」也是我的受訪者之共同特色:五組個案中有四組的太太娘家只有姊妹。有些娘家長輩會對於女兒的下一代從母姓以傳(父親)宗嗣一事非常盼望—如雙爸雙媽,是由雙媽的奶奶在婚前為此與雙爸溝通過。其他受訪者像是叮噹、娥媽的父母,也曾暗示從母姓的孫子女將可獲得較多遺產;但叮噹、娥媽強調並不是為了這些遺產而讓子女從母姓,也不是為了傳宗接代,因為小孩的孩子是否會繼續傳承這個姓氏「根本是沒有辦法打包票的。」因此她們傾向從性別平等角度來說明自己的行為。 (二)     從母姓的條件:超脫父系家族控制的經濟與文化資本 除了前述直接的動機或理由之外,還有一些間接的因素構成受訪者從母姓的助力和阻力。因為從父姓畢竟是一項根深蒂固的傳統,要改變這項傳統,需要一定程度支持能動性(agency)的客觀條件。這些條件主要攸關兩個家庭或是上下兩代之間誰擁有較高的發言權,而其背後經常與「從母姓發動者」擁有的經濟與文化資本有關。 例如,女方或女方娘家的經濟優勢,可以讓女方比較有姓氏選擇的發言權。阿千就強調自己有獨立養家的能力,「(經濟)從來不靠他(先生),所以就是缺了他也沒有關係」;加上先生疑似外遇被阿千抓包,自己與夫家的關係又早已決裂,因此阿千沒有太多顧忌,就決定離婚並改變子女姓氏。可以說,先生的外遇缺失賦予她在此事上一定的發言權力。類似地,叮噹也透露了自己娘家的經濟實力較強,加上先生的父母很早就離婚,先生一直由母親扶養長大,因此傳承夫家宗嗣姓氏的壓力較小。 【從父姓或母姓,夫妻雙方的經濟與文化資本也是影響的重要因素】 資料來源:zy.takungpao.com/uploadfile/2014/0103/20140103103408451.jpg 玲玲的娘家則是在文化資本上比夫家較高,她認為自己父母支持她讓小孩從母姓,並不那麼是因為沒有兒子,而是因為態度上的開明與自信,不會怕別人閒人閒語。而她的公婆觀念比較傳統,也較在意外人態度。玲玲和先生均身為知識份子,因此覺得不需要理會外人的保守觀念,並以此說服公婆。 前述案例讓我們看到想要從母姓的家庭,似乎女方需要充分的經濟或文化資本,才有足夠資源改變這個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屬於男方家族的姓氏主權。但如果男方本身想要或支持讓孩子從母姓,則主權之爭轉移到男方兩代之間。例如,雙爸家庭的經濟文化資本都比雙媽家庭高,但因雙爸是從母姓的主要發動者,即使他的母親曾生氣到留紙條表示「不歡迎別的姓的人來我們家」,雙爸仍認為自己成立的家庭,應當由自己作主,而不用事事聽從父母意見。娥爸也是早認定第三個小孩要從母姓,且認為他和太太已經夠年長,應有自決的權力,包括請助產士到家裡來接生小孩的決定,也並未因為父母反對而動搖;因此在第三個女兒登記從姓時,也就決定不徵詢父母意見。 (三)     從母姓的行動策略:從對抗到溝通 因為從母姓最直接面對的就是來自家中長輩的阻礙,因此我的受訪者們採取了幾種不同強度的策略,來實踐從母姓的目標。以下依照其「衝突」到「溫和」的程度依序介紹: 最衝突的策略就是「直接對抗」,又以離婚的阿千手段最為強烈。從其言談中可以看出,對於夫家的不滿,是其不在意正式決裂的原因,「從母姓」是其本想追求的目的,也是其反擊夫家父權的手段;在離婚之後,夫家的質疑和不滿,則完全推給依舊同居的先生承擔。除了阿千之外,雙爸、雙媽在過程中也曾與雙爸的母親不惜冷戰,幾個月沒有回父母家,因為雙爸的個性是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就會有所堅持。 若要避免直接衝突,但又知道父母可能反對者,就會採取「先下手為強」的策略,事前不告知父母。娥爸娥媽以及玲玲都是在登記子女從母姓之後,才讓夫家父母間接或意外知道此事,且某個程度都以「自主權」為訴求,預見夫家會有很多意見,但又認為這事情應由自己作主,所以乾脆先做再說,長輩就算責難,也改變不了什麼。此一策略反映了年輕一輩夫妻的獨立意識。 如果從母姓這件事情無法獲得長輩或配偶的認可,又不願直接對抗衝撞,則可能有一些策略,在堅持理念和遵守傳統之間取得可接受的平衡。從玲玲和我自己的個案上,不約而同發現「命名的藝術」可以達到一部份緩衝功能。我和先生將小孩取單名「川」,並且告訴我的公婆,回到鄉下可以將先生的姓氏加上,叫他「溫彭川」。由於公婆比較在意外人質疑的眼光,因此勉強接受了這個策略,讓這件家庭爭議劃下句點。類似地,玲玲為了平緩先生對於外人眼光的疑慮,則是將先生的姓氏直接放入孩子的名字,孩子叫做「洪敦」[9],但登記時仍加上玲玲自己的姓,也就是登記為「邱洪敦」,作為回應外人詢問、避免困擾的策略。 最後一項策略在本研究個案中算是常見,不論是事前或事後,家庭關係還是需要繼續,因此「由先生負責溝通」此一策略多少不可免,以避免太太與公婆親戚間的衝突與尷尬。為此,有時太太要先說服先生,如叮噹就是成功說服先生的例子「從父姓、從母姓都是你的小孩子」,一旦先生認同這樣的論述,會較為容易化解從母姓帶來的僵局。而娥爸娥媽因為在事前與娥爸的父母沒有溝通,一度造成家人很不諒解,因此也在事後嘗試修補和父母及姊姊之間的關係。娥爸的方式是透過在部落格上的書寫,將自己的心情、甚至給爸爸的家書等,都放在姊姊會閱讀的部落格,透過這方式告訴家人:「我現在把這個家照顧的很好…請他們不要擔心」。 … Continue reading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15 Comments

我媽生下我之後呢?「做媽媽」的社會學觀察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還在請產假的時候,答應巷子口的小編要貢獻一篇居家生產文。孩子生下來後(餵母乳、集乳、把屎把尿、幫寶寶洗澡、準備副食品、規畫玩樂活動、陪玩、唱睡前催眠曲…)的真實生活,不分日夜。懷孕生產後記憶力急速衰退的媽媽,把生產文寫成育兒文,試圖要把自己從「做媽媽」的焦慮和自責中解救出來。給專程來看生產文的人客倌,抱歉啦!生產文就先欠著吧!(謎之聲:妳會還嗎?) 【小編按:我還是會記得催繳梁媽媽積欠的生產文,請大家安耐一下】 「做媽媽」(Doing Mother) 是女人天性嗎? 當代的母職實踐,結合了科學研究和兒童發展理論,不僅強化自然母性,同時召喚女人成為身心完全奉獻的完美母親。母職被當作是女人與生俱來本能的論述,主張女人作為母親是自然的安排,也強調母親是孩子最好的照顧者。 我並不是要貶抑母愛,或是否定育兒經驗可以帶來的甜蜜和力量。相反的,作為母親的我,和孩子一起經歷生命裡的奇特旅程,在每日/每夜身體/心裡的照顧實作中,感受與孩子的連結。但同時,作為女性主義者和社會學家的我,也想要嘗試理解,在為人母的喜悅之外,為什麼還有憂鬱、矛盾、沮喪、挫折和自我懷疑?是我的愛不夠嗎?還是我不懂得「做媽媽」呢? 【貓咪也要讀育兒寶典嗎?】 孩子出生前後,有一段時間,我大量閱讀各家的育兒叢書:親密派、百歲(醫師)派、保母崔西…。當把育兒視為是「工作」之後,從孩子喝奶、睡眠時間到發育狀況,無一不斤斤計較,力求精準完美,甚至上天下海的看遍科學研究、專家說法和當紅部落客媽媽指導的教戰手冊。當我把育兒寶典上用紅筆畫的重點背的滾瓜爛熟之後,寶寶還是在不該哭的時候哇哇大哭,在作息表安排的睡眠時間內醒來。不禁自責,是哪裡做錯了嗎? 若妳/你期待在本文讀到對育兒經驗的歌頌或是讚揚,那妳可以轉台了(大誤)。 有人說,社會學家的專長是潑人冷水、拆台和踢館。這篇看似慶祝母親節的文章,談的不是母愛的偉大和犧牲奉獻,而是呈現藉由每日/每夜的例行工作和互動,母親這個角色如何被定義、規範和成就。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我,嘗試理解作為媽媽的我,試圖探究父權文化與科學研究、醫療專業和育兒產業等相關行動者的共舞,如何建制我們對「完美媽媽」的期待和規訓。 不再只是妳的身體? 上週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演講,聽到英國Lancaster大學社會學博士施麗雯討論產檢實作如何介入與影響女人的懷孕經驗。演講的空檔,與學生分享我的懷孕經驗,和施麗雯田野裡的許多(準)媽媽不同:只做了健保給付的例行產檢,還常跟醫師討價還價更改產檢的時間,擠不出問題在診間詢問醫師,沒有上過一次的媽媽教室……。學生略帶質疑的問:「老師,妳一點都不關心妳的小孩喔?」 我的「非典型」懷孕經驗除了反應現今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困境外,也間接指出「完美媽媽」的論述早在懷孕前或懷孕初期,就已開始規訓女人的身體和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在懷孕過程中和許多「用心」的(準)媽媽相較,我顯得漫不經心:老是在出門上班後,才想起又忘記吃孕婦維他命,聽說能幫助胎兒腦部和眼部發育的DHA從來沒有吃過,但被視為是孕婦違禁品的咖啡和甜點卻是吃了不少。身邊朋友對孕婦的關心和提醒,讓我不時的意識到,這,不再只是我的身體。社會學家會問:懷孕過程中,女人的身體如何被客體化? 懷孕女人的身體被視為是提供寶寶養分與健康的重要來源,不僅和寶寶身體大小的成長密切相關,也影響智力的發展,甚至是外表美貌。(準)媽媽們努力蒐集、閱讀相關的資訊,隨著孕期的進展,補充不同的維他命和營養品。在心裡反覆背誦「好食物」和「壞食物」的清單,力行嚴格的飲食控制,深怕造成「一吃錯成千古恨」的遺憾,也期待肚子裡的寶寶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個時期,女人的身體不再只是屬於她自己,「為了孩子好」的論述要求著女人節制慾望和規範身體。每次的定期產檢,透過測量(準)媽媽增加的體重和超音波預估寶寶的大小,再一次提醒女人要小心翼翼的控制食量和食物的內涵。  媽媽的全心投入,影響孩子的一生? 前陣子進行研究訪談時,遇到一位有十個小孩的82歲阿嬤。當我大嘆阿嬤好厲害之際,阿嬤好奇的反問我:「妳有幾個小孩?」「一個。」我心裡沒有說出來的是:「光著一個,就已經搞得我們人仰馬翻了。」阿嬤養育十個小孩的哲學,和我們的一定大不相同。古早時代「骯髒吃骯髒大;隨便養隨便大(閩南語)」的育兒智慧,在今天恐怕會被指控為罔顧小孩健康,不夠用心的父母。澎澎出生後有一段時間,我是總是擔心寶寶接受不夠多刺激的媽媽。引經據典的設定每個寶寶活動的任務:跟寶寶說話,這樣孩子會有比較好的語言能力;看黑白卡可以刺激寶寶視覺發展、開發左右腦。在朋友的臉書上,讀到一篇報導提及,對兒童發展的定義和期待並不是普世一致的標準,而有文化的差異:美國重視智力發展,瑞典認為快樂最重要,義大利則看重孩子與他人的關係。社會學家會問:過度強調兒童發展的單一價值,是怎麼產生的呢? 【神奇的黑白卡。不知道是否也能開發成人的腦袋?】 很多女人為了「做媽媽」而有的準備、付出和(身心)勞動,並不是從寶寶誕生那刻才開始。早在得知懷孕時,甚至更早在胚胎著床以前,就精心策劃要給胎兒最好的成長環境和盡早的發展刺激。在追求「完美小孩」的意識形態下,對懷孕女人的身體規訓以及各樣的胎教論述便應運而生,進而是對「完美媽媽」和完全母職的期待。不同於被斥為沒有「科學」根據的民間風俗,例如:孕期不能拿剪刀、釘東西等等,這些在新世代媽媽之間風靡的懷孕知識標榜有醫學研究作為證據的科學正當性。強調懷孕期間與胎兒的互動,不僅能增加孩子的安全感、促進大腦的開發,還能健全未來的人格發展。因此,肩負孩子發展重責大任的(準)媽媽,必須透過密集的情感和身體勞動的付出,確定孩子得到足夠的刺激,從懷孕期間頻繁的和胎兒說話、撫摸肚子,到孩子出生後積極介入的教養方式。例如:在全國第一站ptt的媽寶(babymother)版,不時可以看到媽媽們分享如何透過玩遊戲和新生兒互動,包括唱兒歌、說故事、讀黑白卡、按摩和手腳運動等等。這些安排不只是單純的享受親子時光的愉悅,也具備(兒童)發展的任務目標。 【母職好壞,會影響孩子的大腦發育嗎?】 (出自:優活健康網2012年11月15日) 育兒不只需要時間和心力的投入。媽媽社群之間爭相引用和轉載的科學研究,更強調百分之百的母愛滋養,是寶寶成長的關鍵。斗大的標題指出,「母愛決定了孩子大腦的大小?!」文章引述神經科醫師的說法,主張母親對待孩子的方式不僅影響孩子的情感發展,也影響孩子大腦的大小。不僅再一次強化,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母親無可取代的地位,也提醒女人得日夜鞭策自己對完全母職的信奉和實踐。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監管寶寶的發展 我們的孩子澎澎出生時只有2850公克,身高未滿50公分。比起其他以3000公克為基準起跳的寶寶,他在嬰兒界裡算是非常迷你的。滿四個月做兒童健檢時,體重勉強落在百分之十五,身高僅在百分之三。因為體重和身高的發展未成比例,當時醫師還讓門診的護理師再給澎澎量了一次身高,確認無誤後,只好對我們說:「沒關係,下次回診時,我們再看看!」那天之後,個性緊張的澎爸經常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拿著皮尺偷偷丈量澎澎的身高,祈禱一夕之間,澎澎又長高兩公分。ptt的媽寶版上,也常看到跟澎爸一樣擔憂孩子發展落後的媽媽們爭先恐後的發問:「寶寶六個月還不會翻身正常嗎?」「四個月大的嬰兒身高都多高?」「該不該帶寶寶去看小兒復健科?」「我的寶寶是不是發展遲緩呢?」我們對「大隻雞慢啼」已經缺乏等待的耐心,取代的是媽媽們對孩子發展的擔憂以及對自己失職的焦慮。社會學家會問:媽媽們的集體焦慮,是如何產生的? 【兒童健康手冊的內頁】 社會學家曾凡慈的研究探討「發現」遲緩兒童的動態過程。「發展遲緩」的醫療術語和意識形態,如何透過相關人員的協作、科技(物)的應用和醫學監管,對兒童的身體進行全面的治理。被視為兒童理所當然照顧者的母親,往往得面對未盡早發現孩子問題的指責,成為不負責任的媽媽。育兒的喜悅往往得伴隨著焦慮和憂心。「兒童健康手冊」的發行目的,應當是提供新手爸媽照顧孩子的資源。但當兒童發展論述主導育兒的優先價值後,生長曲線和發展量表成為我們觀看寶寶的眼睛,數字和各項指標,取代了我們和孩子之間真實的互動。同時,寶寶成長曲線上的百分比,也變成「完美媽媽」的評分標準。 母乳真的最好嗎? 生小孩之後,身邊朋友關心的開場白常是:「妳餵母乳嗎?」這句話的作用類似古早時期的寒喧用語:「吃飽沒?」問的人語氣通常輕描淡寫,好像預知一定會得到肯定回答的社交問句。小孩一個星期大左右時,來訪的朋友說了個鎮日跑新聞的女記者餵母乳的故事,她藉由這個小故事想傳遞的大啟示是:所以妳一定也能(餵母乳)。我因為奶量不足,向有哺乳經驗的朋友請益時,奶量多到可以製冰、做母乳皂她不經思索的回道:「(奶)怎麼會不夠?」確實有貧乳人存在,我就是啊! 【母乳真的最好嗎?】 網路上總是可以找到許多母乳媽媽的勵志故事,分享她們如何歷經塞奶、乳腺炎、追奶到母奶源源不絕,如何依靠作為母親的堅強意志和對小孩的愛克服萬難,最後總是以向其他媽媽心戰喊話作結:「只要有心,母愛萬歲,妳一定也可以的。」這些媽媽們的「成功」經驗確實激勵了我,上課時必備的咖啡換成了傳聞中的發奶聖品黑麥汁,發奶茶和各樣的湯湯水水也不間斷,下課的空檔是分秒必爭的集乳時間,半夜被鬧鐘聲響叫起來集乳……。但是,我的經驗是個無法分享的「失敗」故事。看見我辛苦製造奶水的伴侶,好幾次建議改餵配方奶也沒什麼不好,在學術工作與做媽媽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中,餵母乳無疑增添了許多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工作和情感勞動。社會學家會問:妳(媽媽)到底在堅持什麼呢?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所有寶寶都應完全哺餵母乳六個月,持續哺餵母乳到兩歲以上」的論述,透過各國政府母乳政策的推動與小兒科醫學會的主張,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形塑女人哺餵母乳的知識和經驗。來自哥倫比亞的Natalia,是陽明大學國際衛生學程的碩士班學生,也是小兒科醫師,她分享哥倫比亞的婦女認為餵母乳至少要餵到寶寶六個月,但卻鮮少能說出為什麼是六個月。 在台灣,媽媽的哺育經驗也受到「母乳最好」的專家論述與公共論述的影響。衛生署國健局的母乳哺育政策藉由積極的宣導形成「母乳最好」的公共論述,透過與學術研究和醫療專業合作,介入與影響(準)媽媽的哺育經驗,甚至是「完美媽媽」的內涵。「母乳最好」的論述已經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普遍存在於一般人的印象中,不管是有無哺育母乳經驗的女人和男人,皆能朗朗上口「餵母乳最好」的口號。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陳毓幃的論文「『母乳最好』?:婦女餵哺母乳的建制民族誌研究」,指出國家政策、醫療專業與媒體等形塑與參與「母乳最好」的建制過程,使得媽媽們哺餵母乳的真實經驗被邊緣化和消聲。 書寫「做媽媽」的經驗,作為療癒 從懷孕到澎澎五個月大的現在,不時會有朋友問我:「妳有考慮請育嬰假嗎?」她們多半會以過來人的經驗告訴我:「小孩的成長只有一次喔!錯過了,就不會再回來了…。」對於這些朋友,我衷心的敬佩。看著澎澎可愛的笑容,也曾經掙扎和猶豫:「我要請育嬰假嗎?」甚至,對自己無法放下工作的決定,有一絲愧疚。 【母親節早上,叫澎澎起床時,他在床上笑的花枝亂顫的模樣】 但是社會學的訓練幫助我試著理解我的「愧疚感」怎麼來的。這不是我個人獨有的經驗,許多和我有類似處境的「工作媽媽」(working mother),甚至也包括全職媽媽,我們都和「完美媽媽」的形象纏鬥著,深怕自己的不完美,造成了小孩成長的遺憾。如果,我們能將母職視為是情感關係,而不是得力求完美的工作,是不是更能單純的品嘗育兒的每一個當下?(當然,更多的男人投入育兒行列的重要性,值得另闢文討論。) 最後,媽媽要趁機告白:「澎澎,我(們)好愛你喔!」

Posted in paper | Tagged , , , , , , , , , | 12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