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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祥／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對於318學運所訴求的民主精神，出現三種批評聲浪：一、民主可以違背憲政與法治嗎？二、學生以激烈抗爭的方式占領立法院與攻佔行政院的正當性基礎何在？三、對於已經進入國會討論的協議要求重新退回審查，難道不會破壞民主程序？ 這些質問觸動政治理論的思辨。但政治世界畢竟與自然世界不同，往往不是由一套和諧的自然規律所支配；相反地，318學生運動至少涉及三種政治概念與民主理念，亦即，常態政治與憲政民主；非常態政治與激進民主；公民政治與審議民主。 【這次的318學運有許多批評聲浪，但是這些批評有理嗎？】   ◎常態政治與憲政民主 首先，前述三種質疑顯然都是立足於常態政治與憲政民主的論說觀點。基本而言，憲政主義的根本精神，在於透過「政府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來落實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最高價值，也因此，時常與憲政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政府原理，包括權責相符與依法治理等等。雖然很少人會質疑法治與守法的重要性，我們甚至可以說，憲政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公民在常態政治中的交疊共識，但這並不意味著憲政主義本身沒有弱點。簡單地說，憲政主義的出現具有兩個重大的歷史意義：在政治上，憲政主義是對人民主權的一種馴化過程；在道德上，憲政主義則是轉化了古典民主崇高的倫理目的。 更清楚地說，憲政主義的政治作用，主要是透過公民授權的方式，將原本屬於人民的平等「政治權力」交託給政府，以換取政府透過法治方式來保障他們在公民社會中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於此，我們說憲政主義是一種政治馴化過程，因為透過憲政主義，原本屬於人民的赤裸裸的「權力」，轉變成一套典章化的「權利」。然而，如果說政府的統治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那麼這個授權活動意味著在憲法與政府存在之前，就已經先存在著一種更能展現人民主權的基源性民主。例如，盧梭的「普遍意志」所要傳達的，正是這種直接緊扣人民主權的激進民主思想。然而，從激進民主的角度來看，憲政主義的主要缺陷，就是把人民主權壓縮進憲法所允許的權利框架之內；也因此，不少政治理論家認為，憲政主義在本質上是反民主（人民主權）的，因為一部憲法的基本功能，即是藉著對政治權力的制度性安置，將部分重大的政治決定從民主過程中移開，甚而貶抑了公共理性的價值及其使用範圍。 由此可知，憲政民主基本上是一種程序民主或代議民主，並強調權利至上與國家中立的倡導立場，也就是主張：為了允讓公民可以在公平程序中，對於多元的生活價值進行自由選擇，政府決策的形成，應該盡可能地獨立於各種競爭的社群目的之外。 【憲政主義是一種馴服人民的過程，如果憲政不小心變成巨靈，怎麼辦？】 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看到了國家實際上不但不可能真的維持中立，而且是高度地偏袒有利於資本家的法案的制定。此外，國家中立的代價，是排除了我們在價值衝突的處境中追求更高的道德共善的可能性。回到亞里斯多德「人依其本性是政治性動物」的經典論說，許多共和民主或審議民主的支持者，因而主張重振古典民主的道德理想，並堅定指出民主的真諦，是讓社群成員以公民身份置身公共空間，經由政治參與與理性言說，與其他伙伴共同協商公共議題，從而實現自我治理的崇高目標。 ◎非常態政治與激進民主 如此甚明，從激進民主和審議民主的角度來看，一般對於學運所發出的三種看似合理的質疑，其實是立基於某種單一化的政治概念與民主理念，完全無視於憲政主義與人民主權和社群目的之間所存在的嚴重矛盾。據此，當我們進一步思考「公民從事激烈抗爭活動的正當性基礎」此問題時，我們不應侷限在憲政民主的框架內，以為民主必然不能違反既有的憲政秩序。相反地，我們應該嘗試回到激進民主與人民主權的論述脈絡來反問我們自己：當公民對於涉及自身權益甚鉅的公共議題存有疑慮與不安，而這些集體的焦慮又無法在現有的憲政管道中獲得解決之際，他們是否有充足而正當的理由，可以把陷落在憲政主義之中的人民主權（記住：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重新釋放出來。 【法國大革命就是一種非常態的激進民主】 事實上，在美國的制憲過程中，訴諸人民主權的激進民主思想即已出現。例如，傑佛遜嘗言：「此起彼落的零星反叛是一件好事，而且政治世界中出現反叛，就像物理世界中有暴風雨一樣，有其必要性」。關於世代正義，傑佛遜則是提醒美國公民注意：「沒有社會可以創造一部永久的憲法，甚或一部永久的法律」；這塊土地永遠屬於活著的世代，身為憲法權威的創建者，公民可以按照他們喜愛的方式來治理這個國家。進一步看，縱使是憲政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如康德，也沒有完全否認政治權力的衝突本質，引述他的一段名言來說：「大自然透過它的智慧，將安排人們藉著不和諧的方式，達到和諧的共同生活。」 誠然激進民主可以適時揭穿憲政民主的盲點，但其本質畢竟是一種非常態政治，因此，如果人民主權要在政治領域中常駐下來，那麼很有可能會帶來永無寧日、至死方休的權力爭鬥。既然激進民主對治憲政危機的策略，是釋放出為憲政主義所遮掩的人民主權，亦即，藉著重拾制憲時所依據的基源性民主力量，取回原本屬於人民的政治權力，來對社會上的不公不義進行矯治，因此當危機化解時，人民主權即應重回憲法之中。 持平而論，人民主權的現身，正是學生們占領立法院與攻佔行政院的民主基礎。他們的行為可以衝決憲政規範的束縛，因為他們所訴求的，是比憲政規範還要高的政治正當性原則。當學生在憲政民主失靈的情勢下，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勇敢佔據立法院並大聲向政府宣告：這是奪回屬於人民的國會殿堂，他們並沒有誇大其詞，因為主權本來就屬於他們的。 ◎公民政治與審議民主 另一方面，學生有關退回服貿、重新審議的要求，雖然牴觸了程序民主的議事規則，卻恰恰彰顯出了公民政治與審議民主的基本精神。作為補救程序民主與代議民主的一種參與式民主模式，審議民主論者強調：審議民主的參與者，應該包括一個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影響所及的所有公民或他們的代表，而審議民主的決策方式，則是就受到「理性與公正價值」之約束的參與者相互提出的理由或論據，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因此，依審議民主之說，一個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應該透過自由與平等之公民的理性討論；也因此，我們可以說，構成審議民主的兩項核心要素，即是政治平等與理性討論。 【目前在學運現場開始了公民審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雖然審議民主的哲學理據十分廣博，但就我們理解太陽花學運的民主精神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審議民主的一個重要流派，強調將社群目的帶回公共領域之中。誠如桑德爾所言，共和主義式的審議民主所蘊含的公民自治觀念，並不是把政治參與看成是人們選擇價值的許多方法之一，而是視之為一種涉及個人與社群之聯繫關係與存在價值的道德活動，因為作為「政治性動物」，我們必須透過與同胞一起對共善進行審議，來協力塑造政治社群的命運。就此而言，民主不僅是一種攸關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議會政治，更是一種追求自我認同與社群共善的公民政治。在公民政治中，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對於政客猙獰面目的容忍，而是公民自身對於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懷，一種維繫著社群命運的道德義務。 以此言之，學生團體所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的構想，其實是對程序民主之自甘墮落的一種道德拯救。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是反服貿、而是反黑箱服貿；對於涉及世代正義、家園情感、社群命運與國家安全的重大議題，除了公民審議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更符合民主精神的作法呢？ 綜上所述，以公民身分出現在立法院、行政院與校園自主罷課活動中的學生們，正在替台灣社會形塑三種民主價值：憲政民主的公民權利，激進民主的人民主權，以及審議民主的社群共善。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兩岸服貿協議簽訂所引發的爭議當中，看似主要有兩個對立的立場：(一)許多學者擔心的是中國因素或政治後果，認為服貿協議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對台灣有利，也不應該貿然簽定；(二)官方則是一口咬定服貿協議在經濟成長上對台灣一方「利大於弊」，因此只要設立一些救濟機制、或者由行政單位把關，就可以包裹通過，不須逐條審查；在此觀點下，官方宣傳開放項目的多寡並非爭論重點，問題在於加權後的總損益：例如，若是中國開放80項，每項台灣獲益(或中國損失)都是1億元，台灣開放64項使中國每項獲益(或台灣損失)2億元，台灣還是受害的。此外，馬政府還有一個缺乏證據的主張：不跟中國簽訂協議台灣就無法加入TPP等其他的自由貿易協定。  【官方的計算數據，裏面暗藏了多少玄機呢？】 有趣的是，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雙方，似乎都承認台灣的貧富差距應該會因此擴大而非縮小。然而，作為「利大於弊」立論基礎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報告本身，似乎沒有成為科學檢討的對象。 我認為，雖然行政部門言之鑿鑿說服貿協議「利大於弊」，作為這個論點背後主要支持證據的服貿協議評估本身，即使無法完全被否證，也有許多重大的測量與技術瑕疵需要檢討。老實說，相對於許多政府外包的研究計劃而言，中經院報告的品質還不錯。筆者並不是要全盤推翻同行的努力，但若是將這個報告當成專業期刊論文來審，恐怕不易通過統計學或經濟學者的質疑，然而，這份報告卻是官方主張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唯一證據。 ◎評估服貿的模型、參數與顯著程度 作為利大於弊證據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使用的模型與數據為何？統計顯著程度怎麼樣？在不考慮「房間裡的大象」之前，這還是單純的科學驗證問題。根據中經院的報告，其所使用的模型與數據均出自普渡大學的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數據是8.1版，確實，這個模擬模型與數據，都算是國際貿易研究裡的重要經驗研究來源。 GTAP的8.1版有一些先天的資訊限制，首先，其數據的最後一年為2006年，從2007年開始就有重大缺損(missing)，也就是說，2007年之後全球金融風暴下的貿易與失業數據恐怕未考慮；其次，該模型有一些重大的經濟學假設(例如毫無規模經濟的假設在中國特別不切實際、與替代彈性的參數的選用等)值得顧慮，不過總的來說，GTAP還是獲得應用經濟學界普遍的肯定；第三，該數據庫由於某些原因不包含台灣，因此台灣的數據都是中經院自行輸入的，這一點可能成為估計時的重大問題，在報告中則經常以不起眼的註腳來處理。 換句話說，該模型是以全球貿易數據做為參數，來估計中國對台灣服務業各業別的影響，而不是用台灣各業別的時間序列數據來估計其影響，由於全球數據庫中的模擬參數並不包括台灣，後者與前者的統計關係相當淺薄。 在該報告的附錄中，提到對台灣或中國服務部門的進口需求，是以GDP與人均GDP以及兩國的距離來估算的，這個方程式裡沒有任何與服務業直接相關的參數，而中國與台灣的距離如何計算也不清楚(在此數據中兩國接壤時距離=0嗎?)，因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服務業進口需求有高估的嫌疑。 【沒有精確的評估，會造成各行各業如同瞎子一般，不知走向何處】 其次，陸資來台進入某一產業之規模的參數，是以前期該產業GDP與中國全球FDI總數(2009-2012)以及全球FDI(不包含中台)來估計的，而不是以台灣的時間序列數據來做平均值推估，不僅數據規模、來源與結構本身沒有說明清楚，上述方程式裡其他變量的迴歸係數，也沒有提供給內行人參考，這顯示中國流入台灣服務業的FDI參數可能已經嚴重高估。 第三，其實GTAP模型能夠預測的是有明確關稅減讓時，對各業別的一些成長或衝擊，而開放新項目本身的關稅額度其實難以估計，如同參與該報告學者所承認的，中經院的報告對關稅當量的預設值可能要受到嚴格檢驗。 就算我們相信中經院同仁沒有故意在數據上動手腳，把上述所有參數估計問題都忽略了，任何統計模型都不能只提供估計平均值，而必須提供信賴區間與顯著程度。中經院報告提供了許多對各產業產值成長率或絕對值估計的上界與下界，然而，這個上界與下界並不是GTAP所提供的信賴區間或顯著程度，而是兩組樂觀程度不同的估計值：第一組是關稅當量降低造成貿易量成長的估計值、第二組是以陸資來台造成產業成長的估計值。所謂總體估計將使我國實質GDP增長0.025~0.034%之間，並不是信賴區間，而是兩個平均值。因此，中經院(2013: 196)的報告承認：「對於以上之評估結果，雖均為正面效益，但效益幅度不甚顯著。」解讀起來，意思似乎是服貿協議對台灣GDP的影響無異於零。   ◎台灣GDP估計的系統性偏誤 事實上，近年來對台灣GDP的估計已經出現嚴重的系統性偏誤。第一種系統性偏誤來自跨國集團企業內移轉訂價（price transferring）。2005年以來，台灣採用了IMF的新標準來估計GDP，然而由於兩岸的稅率差異甚大，台灣的平均稅率與企業稅率特別低，因此導致我國的GDP偏誤可能特別嚴重。在「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買單」的三角貿易關係裡，由於中國企業稅率(平均約為GDP的7%以上)比台灣企業稅率高(近年來平均約GDP的4%)，台灣的母公司經常以中國子公司積欠的應收帳款，將子公司部分營收移轉到母公司帳上，獲得避稅利益，然後將資金再投資中國子公司，並列入台灣母公司的資本折舊沖銷，導致從國內生產要素所得來估計的GDP會膨脹。若是扣除母公司認列的海外營收與海外投資，台灣的GDP恐怕要縮水不少。這意味著若服貿協議簽訂導致台灣的金融與服務業大舉外移，台灣GDP虛增的數字會更加嚴重。 除了移轉訂價對GDP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外，過去六年來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台灣各個經濟學機構的經濟成長預測也出現嚴重的偏差。究竟涉及政府部門政策導向與承包單位利益的統計預測，是否可信？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年來中經院對經濟成長率每一季的估計值與主計處經濟成長率實際值吧！ 根據2006年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中經院在前一年底預估後一年度四季的經濟成長率，對後一年主計處所公布的實際經濟成長率所進行的簡單迴歸顯示，儘管兩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迴歸係數為1.79，sd=0.36)，實際經濟成長率的截距比中經院預測值要低3.17，這是相當驚人的高估，而R-square也只有0.378，從圖一更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風暴加劇之後，中經院每季的經濟成長預測越來越不準確，很多樣本點遠遠超出可以忍受的標準差之外。 【中經院對於經濟成長預測，有高估的傾向】 附註：中華經濟研究院對經濟成長率的系統性高估。縱軸是中經院前一年的估計值，橫軸是主計處隔年的實際值，2006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   這種對經濟成長率系統性的高估，只有發生在中經院嗎？不止，事實上，即使在美國，與政府相關機構有利益關係的研究單位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總是出現系統性的高估。然而根據同樣的信賴區間，服貿協定簽訂後的0.025~0.034%成長率必然無異於零，甚至也有相當可能是負成長。 ◎貧富差距與中國因素 同時，中經院(2013: 5)報告坦承：「本評估為經濟學上之比較靜態分析法，評估過程中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故模擬結果所顯示的經濟衝擊或效益，並未納入政府、產業針對相關影響所採取的因應措施效果，亦無法顯現自由化對吸引外資等所帶來的利益，同時更無法呈現如經濟安全、人才流動、社會觀感等非經濟議題之影響。」就像吸菸有害健康一樣，這種警語經常被支持服貿者忽略。 【台灣的所得分配惡化，跟對中國投資有關】 資料來源：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10/images/121.jpg 不僅是中經院的學術同仁無法評估服貿協議相關的政治或社會後果，在兩岸經貿往來的相關研究中，有很多嚴重的數據缺陷至今無法克服。一方面，在GDP與GNP之間的海外要素所得近年來達到高峰，顯示有移動能力的資本家或中上階層確實能夠從中國經貿中獲益不少，另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是，我們連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常駐或置產也不太清楚，遑論計算服貿協議若簽訂對台灣資本外流與人口(尤其是青壯年技術勞工)外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 在總體數據上，兩岸經貿往來與台灣資本外移對貧窮率有顯著影響，然而要往更加個體層次的數據進行分析，非常困難。例如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室每年用來計算各種貧富差距指標(如吉尼係數)的家戶收支調查，由於缺乏戶內人口是否在中國工作或投資的資訊，對於分解個體層次貧富差距沒有幫助。 2010年以來，筆者透過中研院社會所個體層次的中國效應調查，企圖估計台灣各階級之間貧富差距的變化，研究顯示，民眾認為，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貧富差距，都有惡化的趨勢，這種惡化趨勢很可能是透過資本外移與失業造成的。甚至，兩岸經貿往來擴大造成勞動人口外流，對台灣的離婚率與少子化的惡化也有影響。筆者上述研究雖然有很多數據缺陷，與中經院的報告是難兄難弟，然而在推銷服貿協議的同時，政府徹底迴避了台灣為人口外流與貧富差距付出的社會成本。 ◎結語：批判、否証vs權威、順從 關於服貿協議違反民主程序、對中國威權主義的疑慮、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專注的是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科學證據問題。自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華人社會的學生運動就提出了科學與民主這兩大價值觀，太陽花學運並不例外。如同Karl Popper所認為的，科學精神在於批判與否證，而非權威與順從，因此與公民社會的民主審議並行不悖。 【Popper說，科學必須始於迷思，並且批判迷思】 就像台灣社會所面對的許多重大科技政策(例如核四)，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觀點，似乎又是一次假借專家之名，推銷有問題政策的官僚行為，在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後，筆者願意相信，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的作者們有其實證科學價值，相信科學是透過證據與理論的考驗與批判才能進步，而非簡單的自由經濟意識形態支持者，我也相信他們願意接受不同意見學者對其數據的檢證與評論，同時願意承認官方對其報告解釋，有嚴重的選擇性偏誤。筆者認為，學界不該持續協助散布有關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不確定言論，若要討論服貿協議的經濟效果，也應該謹慎思考其對所得分配層面的作用。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3月18日晚上，一群「反黑箱服貿」的學生發動突襲，佔領立法院議場。他們原本並沒有預期能夠支撐多久。想不到在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數千名學生蜂擁而出，包圍立法院，保護議場內的學生。隨後，一波接一波的學生趕赴立法院，聲援佔領行動。無法前往現場的民眾，也默默擔任後勤，以各種方式支援學生。為什麼這場佔領行動能夠引發這麼大的迴響？他們究竟在反對什麼？ 【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否仍在等待黎明？】  ◎學生運動到底在反什麼？ 事實上，「反黑箱服貿」的訴求可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反對的是服貿本身，而這又包含三種聲音。第一種聲音反對自由貿易，無論是跟中國，還是跟其他國家。這種聲音來自左翼知識份子。第二種聲音支持跟任何國家（包括中國）自由貿易，但是反對目前的兩岸服貿協議。因為目前的協議內容太糟了，甚至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這種聲音主要來自右翼經濟學家。還有一種聲音，接受臺灣跟其他國家自由貿易，但是跟中國不行。為什麼？因為中國有併吞臺灣的野心，其他國家沒有。為了避免遭到併吞，臺灣經濟不能過度依賴中國。 「反黑箱服貿」的第二個層次是反黑箱，包含部分支持服貿的人、反對服貿的人、更多對服貿不置可否的人，但是他們都無法忍受政府一意孤行的蠻幹。這次學運的引爆點，其實是反黑箱而不是反服貿。很多人先是驚覺臺灣的民主體制幾乎快要被摧毀了，才開始關心服貿議題，然後發現服貿的問題，進而加入反服貿的行列。 臺灣的民主體制經歷五次總統民選、兩次政黨輪替。按照某些人的定義，這樣已經算是民主鞏固了，怎麼會那麼容易被摧毀呢？2008年，我寫了〈走鋼索的民主〉，提到： 臺灣民主最大的隱憂，並不在於違法濫權的政客，而在於眾多缺乏民主自由信念的人民。假如民主自由並未成為大多數人最堅信不移的信念，縱使這個國家擁有民主的一切型式，也是搖搖欲墜的。因為當政府開始侵害人權、走向威權之時，仍將獲得強大民意的支持。於是，這個國家的民主體制很快就會土崩瓦解。 當時我引用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五期第二次（2006年）的數據，指出有過半民眾期待接受「聖人」的統治，而不是自己當主人。另外，有將近一半的民眾反對任何示威遊行，並且抱持有罪推定原則。我評論臺灣的民主體制走在鋼索之上，隨時都有可能掉下來。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每年都被網友拿出來熱烈討論，反映這些年來臺灣民主的處境一再使人擔憂。 ◎搖搖欲墜的台灣民主狀況 那麼，這些年來臺灣民主的處境是變得更樂觀？還是更悲觀呢？很遺憾地，我必須指出，臺灣民主已經不只是走鋼索，而是快要掉下來了！讓我們再來看看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數據。這次看的是2010年執行的第六期第一次調查，包含一系列民主價值量表。這個調查的母體，也就是我們想要獲得資訊的對象整體，是年滿18歲的臺灣民眾。這個調查的樣本，是1,895個受訪者。你可能會感到好奇，1,895人的數據能夠代表全臺灣所有年滿18歲的民眾嗎？請放心，統計學告訴我們，只要樣本是以機率抽樣法從母體抽出，樣本的特性就可以說明母體的特性。這個調查訪問的1,895人，就是以機率抽樣法從母體抽出的。如果你還是不放心，我們再做個事後檢查：這1,895人的性別、年齡結構，完全與母體一致。因此，以下數據雖然只來自1,895人，但反映的就是全臺灣所有年滿18歲民眾的狀況。 首先，請看這一題。 「我們想請教您一些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對於卡片上這三種說法，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   【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的信念，竟然逐年在下降】 不管什麼情況下，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51.7% 在有些情況下，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22.2% 對我而言，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一樣：24.1% 也許你覺得：還好，擁護民主體制的人還是有過半數。問題是，民主信念不像選舉那樣只要過半數就贏了。如果民主信念沒有成為大多數人（八～九成以上）的共識，民主政治根本就不穩固。 聰明的你可能會發現，這個題目對於民主的條件很嚴苛，必須接受「不管什麼情況下」；對於獨裁的條件很寬鬆，只要「在有些情況下」就行。如果去除那些前提，將前兩個選項改為：「民主政治是最好的體制」與「獨裁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那麼民眾選擇民主的比例必然大為提升。沒有錯，改變問題措辭會影響調查結果。但是，這個題目加上那些不對等前提是別有用意的。進行哲學討論時，我們經常把情況推到極端，看看你的信念會不會動搖。這個題目就是想要考驗：在最嚴苛的條件下，人們對於民主的信念是否能夠堅持。結果只有51.7%的民眾擁有堅定的信念，這樣的民主實在很脆弱。 更令人憂心的是，十年來臺灣民眾的民主信念呈現下滑趨勢。上述題目在2000年與2005年的調查中也曾經問過。比較三次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如何都擁護民主體制的人從59.0%下滑到51.7%；接受獨裁體制的人從15.8%上升到22.2%。2000年時，臺灣民眾不但見證第一次政黨輪替，對於民主政治也擁有較高的期待。然而，隨著陳水扁的失敗、政黨政治的失能，許多臺灣民眾逐漸對民主政治失去信心。倘若這樣的下滑趨勢沒有改變，臺灣的民主體制還能持續多久呢？ 也許你會期待，只要愈年輕的世代擁有愈強烈的民主信念，那麼臺灣的未來就會愈來愈光明。很遺憾地，我必須再次指出殘酷的事實：愈年輕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愈沒有信心。下面的交叉表將受訪者分為五個年齡層。顯而易見，隨著年齡的降低，無論如何都擁護民主體制的比例愈來愈低；接受獨裁體制的比例愈來愈高。在18-29歲的民眾當中，只有41.0%無論如何都擁護民主體制；但有34.7%接受獨裁體制。這個現象簡直潑了我們的公民教育一盆冷水。我個人的猜想是，較老的世代親自嚐過獨裁的滋味，因此對於民主體制有較強的渴望。然而，最年輕的世代無法體會前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艱辛，卻經歷了陳水扁的失敗與政黨政治的失能，因而對民主體制產生懷疑，甚至去想像獨裁體制可以改變這一切。倘若這樣的趨勢沒有改變的話，臺灣的民主體制將會終結在年輕世代的手中。 註：本表去除無效受訪者，因此總和百分比略高於前文所提。 下面這一題也顯現最年輕世代對於獨大的行政權有所嚮往。法官在審判影響治安的重大案件時，應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這一題加上「影響治安的重大案件」這樣的前提，也是刻意把情況推到極端，考驗民眾對於司法獨立的信念會不會動搖。結果最年輕的世代不夠堅持司法獨立，有超過半數支持行政干預司法。 這個調查還有其他關於民主價值的題目，限於篇幅，不在這裡一一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至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網站下載數據。   ◎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選出什麼樣的政客 我要強調的是，別以為有了總統民選，有了政黨輪替，臺灣的民主化就已經完成了。大錯特錯！臺灣的民主社會仍是未竟之業，非常脆弱，而且諸多跡象顯示正在倒退！其原因，就在於多數臺灣民眾仍然缺乏身為國家主人的自覺，對於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甚至凡事以去政治化為高尚。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選出什麼樣的政客。當我們批評政客骯髒齷齪時，別忘了反身自省：是誰提供錯誤誘因，鼓勵這樣的人一再當選？沒有嚐過獨裁滋味的年輕世代，這次可要好好品嚐一下。當你的利益被統治者出賣時，即使你再怎樣大聲疾呼，統治者就是聽不見，完全不把你當一回事。請想清楚，這真的是你要的政治體制嗎？ 【去政治化的論點，決定了我們會選擇那一種統治者】 最近接連發生的黑箱課綱、黑箱服貿可謂是對年輕世代的一場震撼教育。而太陽花學運則讓我看到年輕世代的覺醒。年輕人必須扭轉民主信念每下愈況的趨勢，臺灣民主才不會像Humpty-Dumpty那樣摔碎。我多麼希望二十年後再來看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假如還有）時，民眾堅持民主信念的比例已達到八～九成。只有這樣，臺灣的民主才稱得上是鞏固。屆時，《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勢必得出第四卷，而書中的主角將會是年輕世代的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