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宗文 ／政治大學社會系 鄰居劉家媳婦去年底生了個小寶貝，白白胖胖的小子，很討人喜歡。前幾天在巷子口遇到夫妻倆帶著劉小弟弟出門，寒暄幾句，才知道要去健康中心打預防針。「B型肝炎什麼的」劉先生說，「之前也打過，反正打了比較放心，現在一堆奇奇怪怪的病。」 打預防針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環，大部分的人們都不以為這事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反正對健康是好的。但前幾年才發生過新流感疫苗接種的風波，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新流感疫苗接種跟這種幼兒預防接種是不一樣的嗎？ 【現在小孩入學都要帶著疫苗接種卡】 資料來源：www.vhyk.gov.tw/code_upload/EpaperManage/預防接種時程表_5951262.JPG 劉小弟弟被通知要去打預防針，這是屬於台灣預防接種制度的一環，也是現代社會的特徵之一。要知道劉小弟弟將要打的那一劑B型肝炎疫苗，今天幾乎所有在台灣的初生嬰兒都要接種，而這現象在1980年代以前是沒有的。這看似理所當然的一針，反映出台灣社會中某些權力關係的變遷。「打了比較放心」不是自我安慰的話，而是真實透露出人們對某些制度的信任，寧願讓健康的小孩去挨一針，換來心裡面踏實的感覺。 ◎疫苗是為了健康？ 但疫苗究竟是什麼呢？疫苗可以用來防治疾病，就目前所知，是基於人體免疫的機制的原理。疫苗是整個或部分微生物的製品或產物，可以包括部分的抗原或類毒素等。將這些型態的生物製品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打入人體之後，會使得人體產生危險性低，但類似自然感染的免疫反應。換句話說，接種疫苗是一種模擬疾病感染的過程，使人體可以產生抗毒素、體液或細胞性的感染反應，以至於在真正的病原侵入時，可以有對抗的能力，使感染性疾病不致於發生。所以，疫苗通常施打於健康的人體，用以訓練出自體防禦疾病的能力，也就是身體的免疫力(immunity)。 劉小弟弟即將接種的那一針B型肝炎疫苗，是生物技術的產物，是將純化的肝炎病毒的片段與菌體結合製成的產物，而不再是原本完整的病毒體。疫苗畢竟還是一種原本在人體之外的物質，人體對於這些體外物質的接受與反應未必都有完全一致的效果。 【每個人對於疫苗的反應都不同，但是官方通常都輕輕帶過此風險】 資料來源：health.ttu.edu.tw/ezfiles/2/1002/pictures/944/part_11900_6925246_85896.jpg 一方面，疫苗是生物製品，生物性的物質本身就比機械組成的物質有更高的變異性，不會是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每一個人的身體狀況也是不一樣，並且有著非常複雜的運作機制，遠超出目前科學知識可理解的範疇。外來的物質進入人體之後的反應如何，有很多可能性，除了考量是否對免疫力的提升有幫助，更值得關切的是會不會產生不良的反應，反而損害身體健康。這也說明了為何可以透過疫苗來預防的疾病是如此之少，畢竟能夠被安全使用且有效果的疫苗是非常有限的。 根據以上說明，顯然B型肝炎疫苗並不是為了劉小弟弟的身體狀況特別發展出來的，如果劉小弟弟的身體是屬於「一般人」的狀況，那麼接種疫苗後的效果就比較可以預測。但不能排除的是有非常少數的人，有可能對疫苗會有不同的反應，未必真的對其健康有助益。 ◎為了人口的安全 上面說到了疫苗接種是配合著「一般人」的狀況，而這正是疫苗可以被大規模使用的重要條件。台灣晚近推動B型肝炎疫苗的大規模接種是建立在科學的證據上，也就是確切的統計資料。但在1980年代初期開始接種這種疫苗的時候，卻未必有足夠多的證據。 法國疫苗先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若沒有大膽為感染狂犬病的孩童麥斯特(Joseph Meister)注射疫苗，就不會有疫苗試驗成功的機會，人用狂犬病疫苗也就不可能問世。雖然在巴斯德時代，關於疫苗的理論未必是完全正確的，但只要接種的結果是好的，持續累積的成功案例終會使得疫苗可以存在，並且被廣泛地使用。一方面疫苗的使用範疇擴大，一方面也持續累積效果的證據資料。 台灣在1984年開始持續推動大規模的B型肝炎接種，並且對接種的效果持續追蹤，在幾十年後累積了非常豐富的統計資料，是作為持續接種的依據。而且這些資料經過分析，並與肝癌發生率進行比對，竟然發現接種B型肝炎疫苗與肝癌的下降有關，被認為是對防治肝癌有效。 以大規模的統計資料來支持疫苗使用的效果，是新疫苗可以上市的基本要求。任何新的疫苗都必須經過至少三個階段的臨床試驗，其中第三個階段(phase III)更是要求有成千上萬的人體接種樣本，目的就是透過足夠多的人口數量來確認有效性與安全性。例如七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在上市之前，就進行了超過3萬人的接種試驗，而2013年台灣一年新生兒還不到20萬人。從這裡就可以看到疫苗大量使用在人口層次上的意義。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的接種反應才能夠被確認出來。而這也是疫苗可以被一國政府所接受，用來推動國家預防接種的重要依據。 【現代社會沒有君主威權，統治需靠政府許多不同的技巧，包含個人的自律】 資料來源：img1.voc.com.cn/UpLoadFile/2012/03/20/201203201722157367.jpg 換句話說，從預防接種政策的制訂來看，我們可以說，疫苗的使用是治理全體人民的一種方式。這種治理方式是不同於過往君主或王權的時代單憑統治者意志的統治模式。大部分的預防接種都需要由政府補助相當高比例的經費，是一種公共投資，政策制訂之前必須經過精心的成本效益計算。現代國家為何願意支付這筆費用呢？這是因為感染性疾病的擴散同等於對社會國家安全的威脅。為了維持社會安定，更為了確保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經濟生產力，政府有必要對危及社會人口安全的感染性疾病進行控管，而疫苗的使用就成為控管的技術之一。因此，我們也可以說預防接種其實是一種在人口層次上的安全技術(technology of security)，是為了防範現代社會中的危險、風險以及危機。 從安全技術的觀點來看，將疫苗納入國家防疫政策中，更多是基於全民免疫化(immunization)的精神，而不是著眼於個人身體的免疫力。當然建立個體的免疫力是群體免疫化的前提。透過大部分個體免疫力的作用，就能使疾病在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流通網絡被阻絕，而得以發揮群體免疫化的效果。但如同前面的說明，個體的差異是存在的，只是在群體的層次上，看的卻是「一般人」的反應。從這裡來看，接種疫苗的行為，其實相當程度對群體的好處是更過於對個人，也就是利他更勝於利己。 ◎個人選擇與社會利益 劉小弟弟的父母絕對不是因為利他的原因，為了保衛台灣社會，才讓孩子去接種疫苗。在一些情況下，人們可以就自己的利益考量，決定是否接受疫苗。例如在某種致死率高且感染性強的疾病肆虐之際，即使接種疫苗會有相當程度的不良反應，對健康有所危害，多數人恐怕還是願意選擇施打疫苗，寧願賭一把，希望自己能免於一死。但在B型肝炎的案例中，感染性並不是非常強，而且也沒有立即致命的危險，何以家長仍然願意讓脆弱的嬰孩接受疫苗呢？ 大部分人們對於預防接種的知識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的情況下，是接受衛政單位的通知而帶孩子去接種疫苗。因此，對制度的信任是個人選擇接種的重要條件。在小兒科醫師推薦、公衛護士協助之下，如果親朋好友之間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說法，大多數的家長都會欣然接受孩子接種疫苗的事實。在台灣這種對疫苗接種的友善環境，是在數十年間循序漸進逐步建立起來的，背後有著一套尚稱穩固的治理結構。 過去二十多年以來，在台灣對於疫苗效果與安全性的主張，主要來自於長期關懷兒童感染性疾病的小兒科醫師。其中有部分醫師更以實際參與疫苗研究與試驗而成為領域中的專家。尤其在B型肝炎疫苗大規模接種以後，國內的醫學專家就成為最重要的疫苗知識權威，並且在預防接種政策諮詢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與1980年代以前更依賴國外的專家來協助預防接種推動的情況非常不同。 【H1N1疫苗的施打引起台灣社會不同醫師專業的論辯】 資料來源：www.blacktokyo.com/wp-content/uploads/2009/11/SwineFluPoster_Mattv2_resiz.jpg 藉由國內醫師專家的立場與形象來主張疫苗知識，對台灣推動預防接種工作有相當正面的效果。但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卻未必是好事。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H1N1新流感疫苗風波，正是因為在同樣一套體制內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主張，其中還包括不同科別醫師的對立觀點。這些觀點透過各種網絡在社會中流通擴散，甚至比新流感病毒的擴散更快，而動搖人們了對疫苗接種制度的信任。在此情況下，利己的考量就真的出現了，也讓人真實看到面對疫苗風險與疾病風險之前的個人選擇。 透過疫苗接種的事例，或者可以讓我們想一想，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個人的選擇，或者不選擇，與我們所依存的社會有些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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