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品自主檢驗機制的能與不能:從ISO22000與GMP驗證制度談起

翁裕峰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STM中心

疑問油品連環爆,讓消費大眾憤慨之外,更引發油品監管制度性設計與執行的一連串疑問,不僅僅是對國家監管的部分產生疑慮,也對以科技檢驗為基礎的民間業者自主管理制度有所質疑,根據經濟部10月31日發佈的食品GMP自主管理制度的調查顯示,六成民眾認為民間機構辦理GMP認證制度「無法保障食品生產品質」、約七成民眾認為GMP認證制度改為「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食品業者和專業檢驗機構的三方組合」的設計,會使食品業者「更重視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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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GMP,在此波的油品事件中,遭遇強烈質疑】

這樣的認識,似乎在頂新、正義油品事件的最新資料中得到了印證:衛福部說,大幸福公司輸出至台灣的都是飼料用牛油和椰子油,不是人可食用的,因為該公司沒有生產食用油執照。但是負責為大幸福的油品做採樣檢驗,並出具出口公證報告的VINACONTROL公司說,經他們公正客觀檢驗後,輸入台灣的油品(包括豬油、魚油、牛油與椰子油等),是適合人類食用的;而公證公司也表示,在當地透過其他公證公司取得造假的檢驗文件不是沒有可能。彰化地檢署則公布,頂新購自大幸福的豬油和牛油原料,在尚未加工製造前含有不容許存在或雖容許但超過國家標準的重金屬鉻、鉛、銅,酸價也是超過原料的容許值。

以上資訊顯示,越南政府官方的認定與公證行的認定不僅極為不同,而且更說明確實有空間與機會將不適合人食用的油品,透過這種檢驗機制變成「適合人食用的」。據此,我們看到食用油品的科技檢驗實作與制度規範實作兩個脈絡性的偶合的驚人效果:非食用油變身食用油的可能性。我們也可以合理擔心,那些在越南還未受到適當管理的多氯聯苯污染油品,是否透過類似的偶合機制、或我們還不知道的其他偶合機制,而變成國際社會食品的一部分。

油品的認證過程是如何呢?

國外的問題油品以不法方式進到國內,再經加工製造出來的油,在油料源頭未被揭露之前,都能夠通過本國食品衛生機關的抽檢,有的甚至可以拿到在現今GMP、ISO22000等的認證,而這些認證是在當代科學知識的理解與檢驗技術的實作框架下,代表了食品加工製造的品質保證。油源到底在整個認證制度下處於那個認證位置,如何被處理呢?與此相連的,是怎樣的科層組織權力結構?

ISO22000

我們先來看看ISO22000這個國際自主管理的規範標準。這類驗證主要是以文件審查為主,現場稽核為輔,整個操作體系聚焦在企業的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規範架構能否落實,高層主管的投入(commitment)是關鍵,跟其他ISO的管理標準一樣,ISO20002也要求高層主管必須發參與擬定企業的食品生產管理政策、肩負此規範在企業內部審查的重大責任。獲得認證的公司,依照該標準,必須建立、執行與維持跟供應鏈廠商之間有效的外部溝通安排,以確保有關食品安全議題的資訊之有效性。這是要求跟整個供應鏈上下游有關係,而不是只有與供應鏈中的單一廠商或少數廠商接觸而已,以便在必要的衛生環境基本條件與行為下,生產製造保護消費者的食品。換句話說,這是個上、中、下游全面性的食品生產管理標準,不是只在單一食品製造業者內部發生效果而已。

這樣的設計背後有個既定的價值假設:願意定期花錢辦理這種驗證的企業,高層主管都要/會積極地去執行。但是從強冠、頂新、正義等公司拿到ISO22000與管理高層故意買進飼料原料的行為來看,完全違背了這種自主管理的價值。這突顯ISO管理標準的限制,不僅是不知道獲得認證企業管理者的投入高低,問題也出在ISO設計的稽核方式僅聚焦在文件的查驗,這使得前述油品在進口的程序上,因為預設參與在ISO認證過程中的科層組織權力高層、驗證執行者都是可信賴的對象,以致有了假造的空間。

ISO22000標準的制訂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他參採了兩個與食品相關的不同管理規範,一個是美、歐、日等在1980年代末開始採用的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制度,另一個是危害分析關鍵控制要點(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台灣食品GMP驗證制度:推行協會

經濟部透過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認證體系推行會(以下簡稱GMP推行會),建立台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發展協會(也就是台灣的食品的GMP驗證制度。這個食品GMP驗證規範,融入了HACCP 的相關管制條文。GMP與ISO22000不同的地方有幾個,第一、它強調現場稽核;第二、它重視稽核人員的專業性;第三、官方直接稽核;第四、給與消費者參與的空間。

GMP推行會掌握了整個認證體系與操作方式建置的核心,它不只在稽核員遴選方面握有一定的推薦權以及最終發聘的決定權,對食品GMP認證體系操作規章、食品工廠GMP通則與專則也有核定權,更對每一家GMP驗證執行機構的甄選、委託、監督、考核等有審議權。其13~15位(新修正條文改為「13~17位」)推行會成員係來自社會中的政府、企業機構、以及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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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應充擔任台灣食品GMP發展協會理事長,是不是有利益糾葛的問題?】

參與建立GMP驗證制度的主要GMP推行會委員當中,除了政府官員之外,當屬臺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發展協會(以下簡稱 GMP發展協會)。在2014年2月還沒修改GMP推會設置要點之前,該協會不僅佔有最多非官方委員席次,其理事長更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分別擔任GMP推行會的兩席副召集人位置。

GMP發展協會這個民間組織,從理事機構的組成來看,其實比較像是食品業高層的聯合,國家希望透過非營利組織這種管道,來介入監管與確保獲認證廠商的食品製造品質,不過GMP推行會成員組合雖然有近半數來自官方的比例,但是理監事卻由民間人士來主導,以2012年當選的理事長跟常務理事來看,GMP食品推行協會全部是知名企業的高層主管,至少是副總經理級職的成員,具有公司經營決策的高層主管,民間企業的背景明顯(見表一)。

表一 GMP發展協會2012年12月當常務理事/理事長成員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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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團/財團法人資料檢索,2014;GMP發展協會,2012;作者整理

不過從食品GMP認證體系細部作業程序對現場評核成員組成的要求,可以看出國家支配GMP執行工作的結構性力量很強:扣除兩位領隊之後,所有評核成員中,政府佔四位、認證機構有一位、學者專家一至四位。用GMP協會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政府、業者、消費者及食品專業研究與推廣機構的監督與管理」來「確保食品 GMP 產品的安全、衛生與高品質」。

此外,就現場評核的安排時程來看,在採取共識決為主的評核委員獨立討論階段,是國家最有機會在這時依照實際的書面與現場評核資料,以及主要政策立場,對討論的共識進行決策方向之引導,若不成,還可以有多數決方式可以採用。

食品危機後的GMP組織變化

這種由國家介入,強調觀察現場製造流程、搭配廠商自主管理資料與採驗產品的科學證據做為是否給予認證的制度,從韋伯的科層概念來看,具有相當明確的組織分工。但是經過前述三次食品安全風暴均涉及GMP產品之後,這個科層制度顯然面臨合法性的危機。

這個危機除了使將高度涉入GMP推行會的GMP發展協會理事長由食品企業主要龍頭更換為食品學界的重要領導人之外,也造成GMP相關規範的改變(總計修改了十三種規範的條文),以維持此制度存在的正當性,避免走向消失的命運。但是國家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介入食品安全衛生監督管理,卻仍失手的情況下,還有什麼改變的可能性,使這個出了問題的權力結構,未來還是足以消除或減低攙偽等食品安全衛生事件呢?

我們僅針對組織與評核相關規範改變的部份,做一整理與討論。先談評核的組成部份,最新修改的「現場評核委員遴選作業要點」中,評核成員組成人數的結構上並無改變,這顯示國家仍然不願放棄控制此組織;政府四位委員的組合方面則有明顯的變化,原本經濟部有兩位,分別來自工業局與標準局,新的條文只保留標準局,工業局的委員則被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取代。這一改變值得肯定之處是將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儘可能地排除於評核成員之外,避免球員兼裁判的爭議,畢竟經濟部工業局是以促進工業投資生產為目標,遇到生產成本與社會代價衝突時,工業局通常不是不發言,就是力挺業者的案例經驗時有所聞;另一方面,這改變表示肯認過去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成員在第一線稽核的表現,提升其真正參與稽核的權限。以上兩點也顯示地方與中央分享第三管道監督管理的權力。

具有掌控執行GMP制度實質重大權力的推行委員會,其組成部份有兩類成員及人數有明顯的改變,原本來自GMP發展協會的3-5位委員,經過修訂後改為「推廣機構」(見表二),意思是說GMP發展協會完全退出推行會的決策權力機制。看起來,負責推動GMP制度性規範的經濟部工業局,此次似乎確實有卯足勁,針對GMP推行會這個科層權力結構的重要弊病之一做改革。把GMP協會的3-5位委員修改成全部來自「推廣機構」,其絃外之音不無企圖斬斷業界透過GMP協會進入GMP推行會決定GMP規範內容與稽核管理等利益衝突未迴避的嫌疑。

表二  新/舊GMP推行會成員組成結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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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MP發展協會,年代不詳;GMP發展協會,2014:6;作者整理

 

在GMP發展協會這個科層組織結構上的權力改變更是大,去年大統油由品事件中,GMP商品遭到波及,受害產品之一的味全,其董事長魏應充先生當時正好是GMP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而成為箭靶並下台。這確實是件極為諷刺的景象:具有實質參與GMP規範制度建置與執行權力的GMP發展協會,無法透過GMP制度的定期追蹤,發現其理事長兼GMP推行會副召集人所屬企業的GMP產品使用不合食品衛生法規的原料製造GMP食品上市。GMP發展協會不但由食品業支配的情況下,又同時參與具有GMP制度規範與執行決定權的GMP發展推行會決策圈,具有GMP制度規範與執行決定權的情況下,一般社會大眾難免會懷疑味全公司董事長兼該協會理事長的正當性。

要扭轉社會大眾這種印象,若再由食品業界的龍頭群擔任GMP協會理事長,可能無法達成任務。所以,該會後來由食品科學專業背景的孫寶年教授接任,這是可以理解的結果。不過單由一個學界專家擔任理事長,卻仍以食品龍頭群企業之高層主管任常務理事的GMP協會,是否就代表企業不會再透過GMP協會插足GMP驗證的相干工作呢?根據修改過的規範相關條文與官方正式簽署文件格式來看,包含「推行會設置要點」、「GMP認證合約書」、「GMP認證書式樣」等在內的重要修訂內容確實有此意味,原本整個驗證體系中賦予GMP發展協會參與的各種角色,已經在此次的修正條文中完全被拔除了。

不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握有驗證系統決策與執行權的推行會新成員「推廣機構」不僅取代了GMP發展協會原有的角色,而且被賦予更多的實質審議GMP 認證體系的規章與技術規範,而且位階提升一級。但是根據「食品GMP認證體系實施規章」,推廣機構成員必是已經通過GMP驗證取得認證的食品業者工廠,這似乎又有機會使得龍頭食品業者透過遴選而成為GMP技術會成員,參與制定GMP驗證的各種遊戲規則,甚至GMP評核的幕僚工作。這與GMP發展協會在2014年2月20日發佈的新版GMP認證體系規章所要迴避的「球員兼裁判」,是背道而馳的。

更多的公民組織參與

相對於GMP發展協會更換食品業龍頭身分的理事長,以及拔除食品業龍頭匯聚的GMP發展協會成為GMP推行會委員的機會,民間積極性公民組織,如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曾於2013年底呼籲在GMP稽核制度中納入公民參與的權力結構與角色,以因應台灣攙偽食品生產文化的脈絡,降低食品安全問題(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2013年11月1日)。今年的GMP推行會條文,修改成員權力組織結構時也注意到這一點,消費者團體的名額從1位修改為1~3位(見表五)。即便如此,相較於「推廣機構」被新賦予的權力來看,公民組織並不見得因此增加了多少的決策權。從名額數來看,姑且不論哪一種類型的消費者團體會進到這個推行會,修法理由說這個數字的改變是為符合社會期待。既然如此,卻不是像推廣機構的成員一般,寫成3~5人,而是保持下限一人。這仍然使消費者團體的權力在這個推行會中處於不對等的狀態,頗有花瓶的意味。而攸關實質評核的成員,依舊沒有任何消費者團體代表參與的空間,這與工業局對社會大眾進行的調查結果相反:受訪民眾有「近七成認為完全委託民間機構負責,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食品業者和專業檢驗機構的三方組合,食品業者會因此更重視產品品質。」顯然公民組織參與的空間不論是在權力結構的分配上或是實質工作的類別與內容上,都是相對不足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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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GMP制度的看法,是否應該引入更多的公民團體監督?】

資料來源:http://4.bp.blogspot.com/-VaX5cGJTHdw/VBBDIUWcbTI/AAAAAAAAYLE/XaUI1HBcyaI/s1600/0910_CG08_GMP%E5%AD%98%E8%88%87%E5%BB%A2.jpg

綜上所述,欲透過ISO或是GMP重建社會大眾對食品驗證自我管理的信心,除了降低食品業者在認證制度操作過程中的影響力之外,更需要建立積極性公民團體參與稽核的空間,如此較能貼近社會期待驗證科層組織權力結構改變的事實。當然,過去一連串的食品安全事件,不純粹是本文所列的自我管理驗證制度的科層組織權力結構問題而已,還需要將這組權力結構與檢驗技術、標準等科技層次的應用問題等相連在一起,才能更貼近問題發生的社會脈絡,思索未來因應食品安全衛生風險的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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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真的不好嗎?解析「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迷思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一樁婚姻裡,夫妻感情若敗壞至有名無實,經常聽到「為了孩子不離婚」的說法。我們的身邊,到底有多少人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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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家庭組問卷通常都會包含一系列觀念調查問項,列出各種與家庭、婚姻有關的常見看法,一一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2006年的調查中,有一題是「想要離婚的人應等到小孩長大再離婚」,不同意者約占一半,但同意者也不少,超過三分之一(34%)。2011年再次調查相同的問題,仍有近三成(28.1%)的人同意「為了孩子不離婚」的作法。另一題的問法是:「不好的婚姻,還是比離婚來的好」,2006年與2011年的調查結果都差不多:不同意者占六成,而同意這種說法的人占大約三成。

依問法不同、調查時間點不同,贊同者的比例與強度都會受到影響。不過,從以上數據來看,贊同「為了孩子不離婚」這種作法的人,雖不是最多數,但也並不在少數——每十人大約有三人如此認為

 惡劣的婚姻品質與子女的心理健康

萬一兩人處不來,感情難以回復,為了孩子而維繫一個空殼婚姻,對孩子來說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嗎?萬一婚姻品質不佳,充斥著冷戰與衝突的家庭環境,長期來說對子女難道不會累積不良的影響嗎?即便不衝突,父母之間終年相敬如「冰」的家庭氣氛,有可能不影響孩子嗎?

在見證了友人一連串惡質的婚姻互動之後,以上提問成為我心中最想解答的問題之一。目睹無辜稚齡幼童長期處於父母之間高張力、頻繁衝突的互動陰影下,我心中的不捨轉化為強烈的研究動機。父或母任一方,一廂情願地「為了孩子不離婚」,真的對孩子好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針對兒少成長過程蒐集「長期追蹤」性質的資料,也就是針對相同的受訪者,蒐集至少兩個時間點以上的資料;譬如,抽一群國三學生做一波調查訪問,到了高二再請同一群學生提供後續的近況資訊。近15年來,國內累積了不少品質優良的「長期追蹤資料庫」,要追尋本題答案並不困難。

一般來說,多數人會直覺認定父母離婚、居住安排有變動、雙親變單親等等狀況實在不大可能對子女的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但我提出了一個較複雜的研究假設: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影響,並不是單一性的壞影響或好影響;影響是正面是負面,乃視原先婚姻品質而定。如果原先父母的互動品質不佳,或甚至相當惡劣,那麼面對現實,乾乾脆脆地談妥離婚安排,對每一個家庭成員來說,有可能是安心邁向下個階段較好的選擇。

在分析《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之後,我發現資料的確支持我的猜想。圖一呈現了家庭狀況不同的四群青少年,其負面心理症狀(包括做惡夢、情緒低落、感到孤單、想大叫、不想與別人交往……等十種症狀)出現頻率的長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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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至少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訊息:

一、父母婚姻品質不好的青少年(在此指填答父母感情不好的國三學生),其負面心理症狀的出現頻率遠高於其他青少年。這一點並不讓人意外(甚至還有點廢話)。

二、若父母原先的婚姻品質不好,四年後,父母仍維持在婚姻狀態內的青少年,其心理焦慮程度高居不下;相較之下,這段時間內經歷父母離婚的青少年,原先的高焦慮傾向消失了,負面心理症狀大幅減少!(見橘色線)

事實上,國外的研究結論也與以上分析結果一致。顯示以上臆測並不因國情、社會文化脈絡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迷思來自何處?

那麼,下個問題是,我們周遭那三成相信「為了孩子最好不離婚」的人,這種想法來自何處?

這個問題也不難回答。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研究顯示離婚單親家庭與子女福祉之間有負相關,因此,「離婚」與「對子女有不良影響」這兩者在大眾心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連結,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不過,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相關不一定等於因果關係」。負相關,必定等同於負影響嗎?

國內外至今所累積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已提供不少明確答案。本文整理出較重要的四個解釋「離婚與子女福祉之負相關」的原因。前兩個因素解釋了「為何離婚經常對孩子有負面影響」,後兩個因素則說明了「離婚」與「子女福祉」之間,有很大一部分是「虛假相關」,其背後有更關鍵的真正原因。

一、經濟資源: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一大主因是經濟因素。最常發生的狀況是,離婚(或喪父)前的家庭分工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一旦父親無法或拒絕承擔家庭責任,單親母親便陷入就業困難的窘境及獨力養育子女的巨大負擔。這同時也表示,只要離婚後雙親都有意願及能力提供經濟資源,或是單親那一方始終擁有正常的就業能力或穩當的經濟來源,此因素便不會是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

二、家長心理健康: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的第二大主因是家長心理健康。不論是離婚或喪偶,單親家長經歷了婚姻瓦解,更同時要面臨獨力養育子女的負擔,因此心理健康不佳的可能性較大;而家長的身心健康可能進而導致教養效能低落。換句話說,要與運作順暢的雙親家庭相比,單親家長要維繫一個讓每個成員身心都健康的家庭,困難度或許較大,但若是與運作不順暢、爭端不斷、氣氛冰冷的家庭相比,哪種選擇較佳?這就沒有絕對的必然性了。

三、家長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不同群體的離婚發生率事實上並不相同。教育程度或社經地位較高者,離婚率較低。近二十年的台灣如此,多數先進國家亦然。但很少人去討論以上這項相關,因此鮮少人知道這個社會現象。換言之,離婚單親家庭之所以弱勢,其中一個原因是這群人在離婚前平均來說已經較弱勢了。(此處指的是平均,當然不表示個別狀況必然是如此。)

四、原先的婚姻衝突: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對夫妻既然後來選擇離婚,婚姻衝突可能早已持續了一段時間。與其問「離婚是否對子女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倒不如將問題調整為:「造成不良影響的關鍵因素,究竟是離婚事件本身,還是離婚前的問題家庭?」一旦將離婚前的夫妻關係考慮進去,實證研究確實發現,父母的長期婚姻衝突對子女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經常要比離婚本身來得大。也有些研究指出,來自「離婚前家庭」的孩子,早在父母離異前就展現問題了。換句話說,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背後關鍵因素是「壓力鍋家庭」。

接續以上圖一的發現,我的進階分析「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發現,父母衝突的確是影響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不過,相較於這種不脫常識、眾人皆知的結論,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研究發現是,父母之間的劇烈爭吵,對父母沒有離婚的青少年來說,會顯著增加其焦慮傾向,但對父母已離婚的青少年來說 (在此指雖已離婚、分居,但彼此仍劇烈爭吵的父母),竟然沒有什麼負面影響。難道這表示「父母明明感情差卻勉強維持名實不符的婚姻」要比「離了婚還是會爭吵」對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傷害嗎?我們雖無法完全確定這樣的解釋夠準確,但這項分析結論讓我們更瞭解家庭動態如何影響兒少發展,值得我們注意。

 「離婚與否」並非重點,親密關係的品質才是關鍵

對部分衛道人士來說,本文可能有「鼓吹離婚」、「破壞社會安定」之嫌。不過,希望讀者不要忘了,本文論點最重要的前提是「如果婚姻品質不好」。也就是說,在夫妻互動不佳、關係惡劣的情況下,若堅持不離婚才是對孩子好,這是一種可怕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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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離婚的廣告詞:為什麼?如果分手會更相愛的話?】

資料來源:pic.pimg.tw/rrrrr51138/1371351507-2326037217_n.jpg?v=1371351508

任何人際關係(不限夫妻,尚包括親子、伴侶、手足、家人,或朋友),若缺乏雙方的誠意、努力,及適當的溝通技巧,便不可能有好的關係品質。通常關係越是親密,困難度及需要的努力程度也就越高。一樁出現問題的婚姻、一個面臨挑戰的家庭,要問的問題不是離婚是否萬萬不可,而是,解開糾結的問題根源、回復正常的家人互動、尋回溫暖的家庭氛圍,有無可能?該如何做?如果不能,又該如何?假裝問題不存在,只為了維繫婚姻的形式,卻讓成長中的子女目睹了「無意願正視問題」或「無能力處理問題」的父母,孩子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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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這份研究論文原標題為:「都是為了孩子?父母離婚負面影響之重新評估」。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4期,頁31-73。下載連結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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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如何觀看生命歷程:年齡、歷史與世代

陳易甫 /台北大學社會系

一個美麗的誤解

那天講完第一週的課綱,看著台下學生臉上充滿著複雜的情緒,我知道「生命歷程研究」這個課名實在帶來太多的誤解。沒錯,這堂課的課名讓人頗有諮商、生涯規劃與個人發展的想像。然而,這樣的誤解,能讓學生前來聆聽這第一堂課,並對生命歷程觀點有個大致輪廓上的認識,想想這也算是一個美麗的誤解。

鮭魚

【人,跟鮭魚一樣, 也是有生命歷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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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所談的東西似乎總是離生命太遠。在社會學的課堂上,我們談制度、談結構以及談人群關係,大多時候,生命只是這些社會實體的載體。因此,生命以及其開展的歷程,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中或被忽略,或直接被歸類為心理學相關領域的範疇。然而,生命歷程的觀點告訴我們,從社會學角度出發,在我們的分析中,是有可能既照顧到生命與歷程,也照顧到我們關心的制度與結構。當然,這一切必須從與歷程相關連的時間及其作用力談起。

然而,在正式介紹生命歷程觀點如何談時間的作用力之前,先讓我們先來看看下面這兩個生命故事。

兩個生命故事:米拉與瑞多

「米拉從小就在加州奧克蘭長大。就在她進入高中就讀時,美國發生史上最大的經濟大蕭條,家中的經濟頓時受到衝擊,這使得米拉的父親不得不增加工時,母親不得不外出工作。這使得身為長女的米拉,必須肩負起家中的勞務。而大米拉一歲的哥哥愛德,則必須提早離開學校,分攤父母在經濟上的負擔。兩個人必須提早扮演成人的角色,好讓家庭能夠走過這段困境。時至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政府大量的招募軍人,米拉的哥哥也加入了戰場,而米拉也因為美國國內勞動力的缺乏,加入了就業的行列。大戰結束後,男性紛紛離開軍旅生活,重新投入職場。米拉在工作的地方認識了剛剛退役的約翰,並很快的步入婚姻的生活。不久,美國政府為了解決退役軍人的問題,國會通過了G. I. 法案,讓退役軍人能夠在聯邦的贊助下進入大學就學。約翰利用這個機會順利取得學位,並順利的成立了一家外包公司,運用之前軍旅生活建立的關係,專門執行軍方的計畫。米拉因為之前的工作經驗,也在公司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與此同時,愛德也因為他甚早就進入職場,習得良好的職場守則,使得他在軍中的表現突出,並逐漸進入管理的層級。在戰後,愛德從軍中退役,其軍中的管理經驗,讓他很容易在軍事工業中找到好的工作,並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人生…。」

「瑞多是一個愛荷華州郊區農場的長子。農場所生產的穀物玉米為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1970年代國際糧食市場一度的旺盛,使得瑞多的父親積極的擴張農場的產量。透過當時寬鬆的信貸制度,農得以更新適合大量生產的農具。然而,好景不常,隨著國際市場糧食需求的衰退,1980年代一些中等規模的農場開始發生資金周轉的問題,當收入無法支付銀行借貸的利息時,這些中西部的農民逐步失去他們賴以謀生的農地。瑞多一家無法倖免於這樣的命運。就在瑞多13歲的時候,家中的農地被銀行收走。他的父親與母親整日必須為了家計在外工作,無暇照顧瑞多的日常生活。此外,也由於經濟上的困頓,夫妻之間也不時會有爭執,有時也會把氣轉嫁至瑞多的身上。正值青春叛逆年紀的瑞多,菸酒打架樣樣都來,而這個情況隨著父母的離婚達到了極點。瑞多終於選擇離開學校也離開了家庭。未滿20歲的他跟著一群朋友加入幫派,在街頭討生活。而他們常常是警察局或收容所的常客。就在瑞多快滿20歲的前一個月,一次地盤搶奪的過程中,他被流彈誤擊,結束了他的一生…。」(註1)

這兩個生命歷程的故事,記載著人們如何在其所處的社會脈絡中開展他們的生命,有好有壞。如同我們對歷史上名人傳記的探討一般,我們看到在這個開展的過程中,他們的生命宛如一條條的軌跡,成為歷史巨流的一部份。

然而,與一般傳記作家不同的是,生命歷程的研究者試圖透過對這些生命故事的觀察,去了解影響米拉、愛德、瑞多、約翰以及與他們有著相類似生命經驗的人的原因。研究者的主要挑戰在於是否能夠整理出一些原則,用以解釋這眾多紛雜的生命軌跡。而時間在這些原則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上面兩個故事中,運用生命歷程觀點我們可以整理出解釋時間在生命上的三個作用力。

時間的三個作用力:年齡(age)時期(period)與世代(cohort)

年齡 

很直覺地,年齡構成研究時間的第一個作用力。生命歷程建構在年齡漸增(age-graded)的階梯上,從出生、成長、成熟到凋零,開展出一條條的生命軌跡(trajectory)。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生命經歷過一段段的發展階段:兒童、青少年、成人、中年與老年,而年齡與這些發展階段相連結,除了具有生理上的意義外,更具有社會的意涵。因為,每進入一個發展階段,個人就同時接收了該發展階段的社會期待。如同前面兩個故事所呈現的,不同的人在這年齡漸增的軌跡上,有著不同的走法。有些人如米拉與瑞多一樣,很早就離開學校進入社會打拼;然而,也有人會隨著社會既定制度的安排下,順利完成小學、中學、大學甚至研究所的教育訓練而進入職場,開展個人的生命。

大一

【大一同學正從青年轉入成人的階段】

這個年齡所建構起來的軌跡,在路程上有不少的轉銜(transition),讓個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之間做轉換。兒童轉換至青少年、青少年轉換至成年初期以及成年初期如何順利的從學校轉換至工作場域皆為生命歷程研究所重視的轉銜過程。米拉、愛德以及約翰有著順利的轉銜,可以從過往的軍旅生活或工作經歷,轉換至最後的職業生涯。相反的,瑞多的轉銜過程就較為不順利,最後以「悲劇」收場。此外,生命的軌跡也有可能有大轉折的出現,稱做轉捩點(turning point)。轉捩點可能是非常個人化的非預期事件,如中樂透或罹患重大疾病;也有可能是制度性的安排,如從軍、走入婚姻生活、成為父母或考上公務人員。愛德與約翰的生命歷程因為軍旅生活而有重大的轉折,相對地,瑞多離家與離校的選擇決定了他後來的人生。

時期

研究時間的第二個作用力為歷史事件所造成的時期影響。第二個作用力強調,人類歷史上重要的事件對於處在當時的人們有著重大的影響。人類史上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工業革命、啟蒙、世界大戰以及數次經濟危機,皆對處在事件當頭的人們的生命進程產生極大的影響。米拉一家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使得一家人的生命軌跡產生轉變。就學的兩個小孩必須提早離開學校,擔負起成人的角色;母親則是從家庭主婦的角色轉變成職業婦女,而父親則是從100%經濟負擔者轉變成需要另一半的幫忙來達到養家的目標。夫妻權力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微妙的變化。同樣地,瑞多一家的生命歷程也因為愛荷華州的農業危機而產生巨大的變化,導致家庭的解組。

與年齡的作用力不同的是,時期的作用力同時地施加在同一個歷史時空的人們身上,對個人的生命產生程度不等的影響。例如,有些美國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持者因為經濟大蕭條而面臨破產,甚至以自殺結束自己的生命,其所呈現的圖像就與米拉家的境遇有很大的不同。除了1929美國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與兩次世界大戰外,類似的歷史事件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台灣史上幾次的政權更迭以及近年來的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recession),皆可觀察到對於當時(或現在)的人們產生重大的影響。

世代

最後一個作用力是世代(註2),不少人常常會與將之與年齡及時期兩個作用力相混淆。世代或出生世代通常是指在某一地域下,同一年出生的一群人,由於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會經歷類似的社會脈絡與社會條件。由此,相同的世代會享有相類似的結構限制與結構機會。因此,在分析其影響力時,會特別著重在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以凸顯某一世代的獨特性。例如,戰後嬰兒潮世代、日本政治圈的團塊世代、台灣所流行的六年級或七年級生以及90後世代等。不同的世代,除了經歷的歷史事件可能不同外,其世代內部的特質的差異也會造成影響個人生命歷程的原因。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世代的規模(size)的影響。當一個世代的人數明顯多於其他世代時,處於該世代的個人將會面臨較激烈的競爭。在台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龍年,所造成的世代規模擴大。這群人在往後的就學、考試以及就業上將會面臨較多同齡的競爭者。不過,這個現象或許會隨著台灣少子化情況逐漸嚴重而更為凸顯,也說不定。

三種時間作用力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上:時機點(timing)的思考

如果我們對於時間論述僅止於獨立討論三種作用力的影響,那麼,生命歷程觀點在眾多社會學論述中,或許就沒有那麼的獨特了。如何觀察三種作用力同時運作在個人的生命上,並開展出各自獨特的生命歷程才是生命歷程觀點的研究目標。生命歷程觀點透過時機點這個概念達到了這個目標。

讓我們回到年齡的討論。不同的年齡與發展時期,除了相對應的社會期待外,同時也有其結構的機會與限制。同樣是進入青春期的孩子,在青春期初期所具有的社會機會與已在青春期後期的人有所不同。例如,當孩子想為家中有所貢獻時,年長的小孩能做的就比年幼的小孩要來的多。因此,當經濟大衰退這個歷史時期到臨,家中的經濟功能受到影響,年長的小孩分擔家中責任的可能性就高於年幼的小孩。而這樣的差異卻也同時造成這兩類孩子往後的生命歷程的不同。當我們把這兩類孩子看作是兩個世代的年輕人,那麼,年長世代由於經濟蕭條的時候就開始負擔家中的經濟事務,他們很早就進入社會打拼,並習得職場的技能。如同米拉與愛德的情形,當經濟好轉時,他們可以很容易的進入良好的職業中,發揮所長。相對地,年輕世代由於經濟蕭條時年紀尚小,無法外出工作。反而,由於家中成年人都必須外出工作,使得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缺乏管教與陪伴。若再加上家中因經濟壓力,所造成家庭氣氛不佳。如同瑞多的例子一樣,這群年輕世代所受的傷害高於年長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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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的無薪假,是許多家庭成員個人生命的重大事件】

資料來源:img.ltn.com.tw/2009/new/jan/1/images/bigPic/600_181.jpg

於是,重大歷史事件(period)發生在個人發展進程(age)的時機點(timing)造成了不同世代(cohort)的人有著十分不同的生命歷程。這就完成了生命歷程的時間觀對於人生的分析。最後,就讓我用發生在台灣的故事來做個完結。相信讀者們必定能夠從當代台灣人的生命歷程中找出三種時間的作用力以及可能的時機點的影響力。

「宥聖誕生於1980年代初期台灣的一個小康之家,成長過程中,物質生活上並不匱乏。然而,在他進入青春期時,台灣的經濟正好處於經濟泡沫的時期,家中資產隨著經濟泡沫化而消散,讓他經歷了家道中落的情況。好在,宥聖不為家庭的逆境所影響,仍如願地考上不錯的高中以及還可以的大學。在進入大學之後,他心想還好晚了幾年考大學。因為,正好碰上台灣高等教育擴張,上大學的機會增加。想起比他大五、六歲的表哥考大學聯考時的競爭,心裡一番的慶幸。然而,念了四年大學,就在快畢業之時,碰上2002年的網路泡沫危機。就業市場上看起來似乎沒那麼好找工作。好在台灣高等教育持續地擴張,繼續念研究所也算是一個選擇。宥聖如願進入研究生的生活並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鑽研,果然,在研究所畢業後順利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然而,就當在職場打滾了數年,覺得可以將職業轉換為生涯志業之時,2007年經濟上全球性的大衰退,使得宥聖不得不對自己的職涯規劃採取守勢,以穩待變。宥聖心想還好自己已經在職場多年,有了些資歷的累積。看看晚自己五、六年畢業的學弟妹們,所遭遇的困境可能遠勝於自己…」(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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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這兩個故事依據的是這兩本書的研究成果。故事為作者自編虛構,並未出現在原著之中。

Elder, Glen H., Jr., 1999,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25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Elder, G. H., Jr., and R. D. Conger, 2000, Children of the Land: Adversity and Success in Rural Ame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註2:另有Generation一字,中文亦翻成世代,其作用力接近period與cohort的混合,但又不盡然。限於篇幅,在此略過。

註3:為作者自編虛構,如有雷同必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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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個體與現代社會:現代性的兩難

劉名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當我們用毒品當關鍵字,在Google的新聞網頁裡簡單搜尋一下,很容易會發現毒品是如何聲名狼籍:一方面,它跟娼妓、偷竊、搶劫,黑幫…等等犯罪有關,而另一方面當出現對抗毒品的行動時,卻可得到盛重的讚賞,像是舉報自己親人用毒時的「大義滅親」,毒品使用者的「痛定思痛」、「改邪歸正」等等,彷彿毒品真是十惡不赦、罪無可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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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的反毒廣告】

資料來源:i.ytimg.com/vi/SgWP79LIN3U/0.jpg

然而,當從學術的角度思考毒品的之際,恐怕附著在它身上的「罪惡」,就不是那麼容易講得清楚了。就以直接與毒品之「罪惡」有關的法律來說,我們可以問的是:吸毒為什麼有罪?如果是因為吸毒損害身體健康,那麼別說傷害自己的行為比比皆是,就是推到極致,傷害的也是吸毒者自己,在沒有影響他人的情況下,法律為什麼要介入?如果說,使用毒品會使人容易犯罪,那麼法律的介入也應該在犯罪行為發生之後,如搶劫、竊盜等等,並以這些行為論處,而不必對沒有發生其它犯罪行為的吸毒,予以處罰。簡單地說,從現代法學的角度出發,如果吸毒不影響他人,不應該予以課刑;而如果吸毒影響了他人,也就具體地以發生了的犯罪行為來論處,而不是吸毒本身。

但是,這個「不影響他人」的原則,似乎並沒有體現在毒品防制的法律上。世界各國普遍都有禁制毒品的法律,某些國家甚至還會動用死刑?簡單地說,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毒品的禁制在法理上說不過去,但在現代世界裡卻可看到龐大的資源,在向毒品的宣戰中流失,其中不僅有警察、監獄、司法,甚至是教育、宣傳等單位的人力與資源,也有那些因為吸毒、販毒而在暗處躲藏,或牢裡渡過的歲月。據此,我們可以問的是: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人們覺得毒品是「社會法益」、「公共道德」的重大威脅,以致會讓現代法律在不清不楚的地方,卻那麼地義無反顧?這也就是社會學上場的時刻,而這篇文章也希望能在最後,具體地帶到如下的問題:為何吸食大麻的房東要泣求原諒,歐巴馬卻可當上美國總統?

「理解」的第一層意義:社會學面對毒品時的姿態

然而,就像「毒品」的概念並不是單一的,而研究毒品的社會學家,也不是個均質的群體。也就是說,從社會學的角色來理解毒品,其實會有許多不同視野,並也跟著對毒品有不同的看法。不過,為了不讓社會學在這麼關鍵的問題上,失去了切入的機會,我們應該要在討論「對毒品有什麼不同的看法」之前,得先問的是:那些不管是天然或化工,具有改變人們精神狀態,而被當作是「毒品」的物質,之所以被當作是「毒品」的社會情境是什麼?簡單地說,什麼會被當作是「毒品」?

在這個問句裡,毒品不是個規範性的概念,而是個社會建構的範疇。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將這文章,具體地帶到前述的問題上:房東二人得因吸食大麻,要聲淚俱下地開記者會,並向社會大眾道歉;但同樣也抽大麻的歐巴馬,卻可以選上美國總統,甚至在荷蘭,還能公開、合法地在咖啡館裡呼麻引伴?又或者,是什麼原因讓鴉片,這曾經在清末民初華人上流社會的高尚癮品,在今日卻被歸入一級毒品,甚至在中國還會因持有2.2磅的鴉片而被判死刑。從這裡我們可以說的是:毒品的定義不單單會因為不同的空間,而有不同的內容,並引起不同的反應,就是同樣的空間在不同的時期裡,人們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其實,正也因為不同的時空,對於什麼是毒品有著不同認知與看法的這個「社會事實」上,是社會學切入毒品之研究的起點,並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論。茲即先簡單地介紹目前對毒品的研究,已累積的一些主要的看法,及成形的理論。

【鴉片吸食,曾經是華人上流社會的娛樂之一】

資料來源:https://twstreetcorner.files.wordpress.com/2014/11/opium-tw-e1415030342567.jpg

在開始說明社會學如何理解「毒品」之前,先在的條件是「毒品」這概念已經存在了,而它要成為一個概念或範疇地存在,不單單需要法律上的禁制,其禁制的理由還與「對人體之健康」有影響,才成其作為「毒品」的要件。而滿足這些條件的時空,最早也需等到廿世紀初的美國。不過,對嗎啡及鴉片之藥性的臨床醫療研究,其實在1877年的美國就已先出現了。當時它們被認為是「現代科學的奇蹟」。然而,在大約十年的研究之後,科學家們注意到了這些「藥物」,如果未加管制地使用,很可能會造成「可待因中毒」的現象,也就是對此一藥物產生依賴,即「上癮」。醫學界在1900年之前,即已認同對此類藥物應受管制地使用;1920年代,當時的美國學術界則廣泛地接受此一藥物在非醫療用途,也就是「娛樂性質」(recreational use)的使用,是有害的、危險的,並因此是病態的。

「毒品」的概念也就在此時逐漸形成,而當時的社會學界並沒有挑戰這樣的看法,差別只在於社會學界並不同意這些藥物帶來的傷害,是單純地來自於毒品使用的行為本身,並且這些活動也不受社會的力量所中介。其實,特別關注於行為與社會間的關係,也就是社會學所提供的視野。第一個有系統地對於毒品使用行為的社會學調查,則在1920年代的芝加哥展開。當時在芝大社會學系裡的學者們自認為承擔著「改善社會的道德責任」,並帶了種自由主義、啟蒙性格的改革理念,試圖為種種「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現象,如「犯罪、精神失序、家庭失功與酗酒等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案。此即芝加哥社會學派所處的社會脈絡,而與毒品及其它「偏差行為」相關的「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理論,也在此時發展出來。Bingham Dai 於1937年出版的《芝加哥的鴉片癮,Opium Addiction in Chicago》,是這領域裡第一本出版的專書。該書指出了毒品使用者經常處於「邊陲」的社會位置:失業、貧窮、不存在或相當脆弱的家庭關係,並且在使用毒品之後非常高的犯罪率。而且,「邊陲性的社會位置」還有「空間化」的現象,也就是毒癮者所在的鄰居、社區,對於這類失序的行為經常視而不見,甚至還會鼓勵這些失序、犯罪的行為—這也就是「同儕壓力」理論的雛形—因而使得「這些跟我們一樣的人們」,因為「處於一個變遷社會之中,不幸的空間區位」,而沾染上了毒癮。

然而,相較於Dai的理論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決定論」,隨後在1947年提出毒品研究的Alfred Lindesmith,則採用了比較微觀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毒癮者初始使用毒品的動機多是出於「樂趣」(pleasure),但有了毒癮之後,生理及認知的機制則令其無法脫離毒品的藥理作用。此一研究強而有力地挑戰了當時美國的毒品防治政策,即如果毒癮者無法為其行為負責,那麼其行為的結果也就不能算是種罪行,之後對毒品去刑化的辯論,及將毒癮者當作是病人的看法,即與他的理論有著密切的關係。Howard S. Becker在60年代還進一步地延伸Lindesmith的研究策略,並提出了「標籤理論」(labeling theory)來解釋包括吸毒在內的「偏差行為」。其實,不管是Dai理論裡所帶有的「社會決定論」,或是Lindesmith與Becker等人的研究,不會像醫學那樣地將吸毒的「病態」,歸諸於個人,而認為毒癮的發生有其社會的因素,並因此而較能同情地理解(sympathize)毒品使用的意義—這是社會學對於毒品之研究的姿勢。

第二層次「理解」:從毒品研究裡看到「主流邊陲」的道德鬥爭

在「同儕壓力」的研究典範提出之後,隨後的研究逐漸地聚焦在「同儕」的特質與「壓力」的強度等問題上,即其研究的重點變成是在標定吸毒、販毒者的特質,試圖掌握怎樣的人群或人格特質,更容易親近毒品。於是,這些理論的應用,不單單帶了種標定毒品之流動與使用網絡的目的,在配合了社會的偏見與標籤之後,它還具有「強化他者」的效果:使用與流通毒品的網絡,經常也被認為是處於「邊陲」的社會位置,像是移民、貧民、失業者、有色人種,或是失功的家庭成員,甚至還跟著還認定了這些人群也有「邊陲」的人格特質:脆弱、不穩定、難以信任……等等。誠然,這些發現與Bingham Dai的原始理論之間,並不會差得太遠,但其不僅少了原始理論在與醫學研究對比之際所特別強調的「社會因素」,同時還失去了「理解」的意向與姿態,並帶著污名的效果。於是,「同儕壓力」理論逐漸地變成了一種帶有「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之氣質的視野,因為它不僅欠缺對毒品使用者所在脈絡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將毒品當作是個「問題」,並且不單單是「研究的問題」,還是「威脅社會秩序的問題」與「他者所帶來的問題」。於是,吸毒與販毒者在研究者筆下所呈現的,是種「他者化」了的「邊陲」,而研究者則隱隱地成了「主流的我群」。

其實,隨著典範的精鍊,在「同儕壓力」理論因為「技術化」而失去批判能量之際,以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為基礎的理論也逐漸生成,繼續提供理解吸毒者處境的視野,而Howard Becker即是其中的旗手。在他一系列有關大麻的研究裡,除了寫到如何成為大麻「圈內人」的歷程,也提到大麻的使用者如何在社會控制的規範底下,被標籤化為「圈外人」的過程。這些過程,一來得具體地參照互動的情境,及所在的社會文化特質;再者,其中的互動又往往會發生諸如Stanley Cohen提出來之「道德恐慌」的現象。

此理論的幾個重要觀點,可簡述如下:首先,它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接受了「吸毒」是「偏差」的行為,而是將「偏差」的概念當作是個社會互動與建構的結果;其次,在互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主流—邊陲」的兩端,而以「道德恐慌」為題的研究甚至比「標籤理論」走得更遠,因為研究的對象不是吸毒者,反而是那些恐慌的「主流社群」。此一「反主流」色彩濃烈的研究視野,其研究方法主要以質性的田野調查為主,九十年代之後新生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理論,則是以量化研究試圖證明,毒品之使用不僅非常普遍,其消費者還與過去「同儕壓力」理論所認為的邊陲人群相當不同。他們是出入俱樂部、舞廳、酒店的都會菁英、具有文化資本的大學生。於是,這些的研究指出,毒品之使用已經不僅是「正常的」(normal),它還因此在「符合規範」(accorded with norm)之際,而帶有道德上的「可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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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理論認為,毒品使用已經在都會菁英中非常普遍】

在這段討論毒品之理論發展的文字間,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學在毒品議題上的尷尬。不過,尷尬並不是因為原本具有理解的特質,而跟著帶有解放興趣的「同儕壓力」理論,技術化了成為社會控制的一部分,並在之後與「標籤理論」、「道德恐慌」等理論視野對比之下,呈現了「主流—邊陲」的關係,甚至最後在與顛覆毒品之道德性的「正常化理論」比較裡,還從過去的「進步」者,變成了「保守」方,而受到批判。其實,本文首先要指出的是,不管是主流還是邊陲,都是種立場,並也帶著特定的道德基礎;其次,即使「理解」是社會學視野的內在特質,因此就算保持著較高的審慎來面對帶有「社會控制」之性質與效果的理論,同樣得注意具有反主流色彩的理論是否也因為它們的立場,而在科學上會有問題的?就拿「正常化理論」來說,吸毒真是正常了嗎?怎樣的數量以上可以稱之為「正常」?又,難道因為俱樂部裡的高經社地位的專業人員們吸毒了,就能因此消解了吸毒者的邊陲性格,再跟著還能塑造毒品的「道德性」?其實,兩種視野都有各自的道德立場,並因此也有特定的意向,再跟著引出了對應的科學研究,及隱含的社會效果。

不過,本文也要強調,從理論的社會位置所呈現之「主流—邊陲」的道德鬥爭,並不是要帶出這些理論在科學上是無效的,這樣的結論真是太快,並且恐怕只是落入了知識上的無政府狀態,而無助於學術的對話與對現象的理解。本文主要想指出的是,毒品的社會學研究在本質上即帶了種持續的、高強度的張力,而這才是此一領域之所以尷尬的原因:一方面,附著在毒品身上特別濃厚的道德色彩,遂使得社會控制的作用更猛烈,而突顯了「邊陲」的「不義」。而不可否認的,作為學術建制之一部分的社會學,也具有建立秩序的興趣,並跟著生成了毒品使用者「不道德」的特質;但在另一方面,不單單社會建制正好就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而就在研究建制、了解「權力—反權力」的運作之際,必然也就因為反思到社會控制的存在,而跟著質疑「主流」,懷疑其「道德性」。而這個表現在毒品研究之立場上,特別濃烈的「主流—邊陲」間的道德競爭,就是本文要討論的第二個「理解」所涉及的內容:毒品緊密地涉及道德,而作為社會一部分的社會學(學術),也跟著有意無意地捲入「主流—邊陲」的道德競爭。

第三個層次的「理解」:毒品再現了現代文明的不滿

不過,在進一步說明毒品社會學所呈現的第三個層次的「理解」之前,得先指出的是,就像「毒品」的範疇是社會建構的,而「道德」的內容也是。於是,雖然「同儕壓力」預先接受了主流的道德系統,將毒品當作是犯罪的,但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來,為毒品去污名的「正常化」理論,其實也試圖從「邊陲」的角度,建立一套道德論述。那麼,道德的意義是什麼?社會學的觀點又如何理解它?又或者,如果以毒品為對象地進行研究,很容易會捲入污名或者道德化吸毒者的道德鬥爭,那麼有沒有可能正是藉著毒品議題上強烈的道德意涵,讓社會學的研究回過頭來,從人們對於毒品的態度裡再現所在之社會的情態?就像在涂爾幹的《自殺論》也是藉由不同國家的自殺現象,來理解對應的社會。那麼,毒品又再現了現代世界裡的什麼?

在生成現代社會的文明歷程裡,「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是它的核心。個體化不單單打造了個強調自由與人權的政治體制及市場機制,它也建構了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現代法制,及強調個人主義的文化系統。但是,卻也正在個體備受嘔歌之際,對於社群的要求也跟著提高,因為個體化也帶來了寂寞、孤單與不安。於是,現代社會裡出現了種相當吊詭的雙重運動:「自我—我群」(I-We balance)認同的平衡,即在建構自我的身份之際,也生成了對我群認同的需求,透過與群體的連帶,而在凝聚中消解不安。而且,這種在現代社會裡出現的「我群認同」,它的生成不必依賴於日常生活裡面對面的交往,而是來自於各種抽象屬性的「想像共同體」,如族群、性別……等等,而在各種「想像共同體」裡,依賴於「國家機關」(state)而生成的「國族」(nation)還具有特別高的重要性,兩者的組合即體現了「現代國家」的核心內涵。藉由此一對「現代性」的參照,即能更清楚地理解「現代社會之道德的內在緊張」:簡單地說,不管是怎樣的社會,與社會有關的「道德」,總帶有「為了他人」的理由,才能成其凝聚。然而,現代社會的核心道德卻是「個體」。那麼,此一以個體為中心的道德系統,又如何為了他人地生成社群的凝聚呢或者,藉由毒品的議題所呈現之特定的「個體社群」關係裡,我們又能再現出怎樣的社會情態

首先,是現代法律,它一方面確實能夠透過它的強制力與隨之而來的社會秩序,提供了人際間之信任與凝聚的生成;另一方面,並且在這一段落裡更想強調的是,法律再現了特定社會裡的「個體—社群」關係,而這樣的角度也可用配合著毒品的課題,回答前文提到的現代法律之困境,即如果毒品傷害的是吸毒者自己,為什麼法律不僅要劃出一個帶了污名的範疇,也就是「毒品」,還用力地管制毒品的使用?又,如果吸毒之後傷害了其他人,為什麼不就用傷害他人時的具體行為來論處即可,還要針對吸毒本身課刑?就前一個問題,不能用「健康」的理由來回答,即國家要照顧民眾的健康而管制這些藥物,因為這樣的說法別說不小心會滑進入威權體制裡的價值觀,也與實際的理由不符,因為如真要照顧民眾的健康,那麼更要強制禁煙,因為香煙對國民健康的傷害遠大於毒品。然而,別說國家對香煙的禁制遠不如對毒品,事實上還有許多國家直接地介入了香煙的買賣,甚至是專賣。至於下一個問題,其實如果不當它們是「毒品」,也沒有限制其買賣的法律。在這情況下不僅不存在與毒品有關的罪行,還因為「毒品」價格必然大幅降低,就像是維他命一樣,遂使得跟著毒品而來的暴力犯罪,如偷竊、搶劫,也會跟著巨量地減少。於是,我們可以再問一次:如果依著「以不侵犯他人為原則」而建構的現代法制,不能解釋政府之所以反毒的原因,那麼到底如何解釋現代法制及政策裡,普遍會有反毒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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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對毒品的規範,再現了特定社會裡的「個體—社群」關係】

資料來源:big5.backchina.com/news/2014/02/28/285656.html

其實,「不侵犯他人」的原則仍是有效的,重點在於侵犯了什麼,及「他人」是誰?簡單地說,毒品所侵犯的是道德意義上的安全感,而此間提到的「他人」雖具有一般性,但中產階級卻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在個體化的文明歷程裡,不單單傳統規範瓦解,出現了諸如城鄉、職業、階層等各種形式的流動,人心浮躁、社會不安,在宗教改革與戰爭後的政教分離,還深化了世俗化的發展。於是,神聖秩序受到質疑,而「自然狀態」的概念被提出來,揭示了一種每個人與每個人為敵的世俗秩序,其中不單單主權的概念出現了,作為建構社會穩定的機制,還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發展了新形式的社會控制機制,即「圓形監獄」。它讓每個人覺得自己為其它人監視著,使其行為更有「禮貌」、「溫和」,「守秩序」。這種暴力大為減少,還能有效地在一個強調個人的社會裡,讓人得以「為了他人」地遵守規範,而行動更加可預期而具安全感的道德,也就是「理性」。換句話說,以個人為中心所建構的現代社會,也創造了讓人不安與焦慮的情境。因此,不單單仍然與個人結合的「理性」,在現代社會裡是符合道德的,「理性」還表現了高度的穩定,甚至還有上帝的影子,而消解了人的不安與焦慮。

於是,「理性」為現代社群裡所高度認可,而那些「不理性」的人則相反地為社會所排斥、邊緣化,甚至是隔離。從這觀點看來,毒品的使用也就是讓人「失去理性」,從而威脅或侵犯了現代人在道德層次上的安全感,而這樣的情境雖然具有普遍的正當性,但對文明歷程中新興的中產階級來說,少些暴力、多點理性的情境除了可以令其規避王權的威脅,也免除無產階級的侵犯,從而得利最多、特別珍惜。因此,對「毒品」的規範再現了現代世界對秩序的渴望與理性的興趣,但對「毒品」的使用也表現了對理性的不滿:從「自然狀態」中生成的個人,不僅得用力地劃出了人我、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神之間界限,還要積極地佔有、努力地進步,才能維持個人在物質及道德上的安全感。但是,別說其中的人們不容易放鬆,難以從容地面對虎視眈眈的外在世界,他們的內在也備受壓抑,塑造了孤單而且情感笨拙的現代人。然而,是感情才能創造凝聚與連結,在承諾中消解人們的不安。於是,或者人們接受了理性的霸權,只是想在壓抑底下放鬆、釋放壓力,或者想要對抗理性規範下的秩序,在迷幻與喧嘩的激情裡模糊了人際的界限,再大膽地尋找快樂。這些對現代的不滿,其實不單單是現代文明帶來的結果,也是吸毒用藥後的「丸仔話」。於是,從理性的角度底下,毒品雖然因此被標定為「不道德」的,而受法律的禁制,但卻也正因為它反抗了理性,或至少具有感性的效果,從而在生成凝聚之際,也有「道德」的可能性。

因此,在個體化世界裡的毒品即處於道德兩難的境地—有違理性、有損穩定而不道德,但活絡感性、促成連帶又具有道德。不過,兩難的狀況只因未能具體地配合「理性」所在之情境的現代性特質,才會出現。茲即以同儕壓力與正常化理論,兩個毒品社會學的主要理論說明如下:首先,兩者都再現了現代文明的核心內涵,即個體化,只是它們對個體的理解不同:為了對比毒品的「不道德」,同儕壓力理論假定了個體是個天真善良的行為者,並在同儕的「壓力」下,被動地沾染了不道德的毒品;而在正常化理論的視野下,毒品不具有污名,而它所想像的個體則是個能夠主動地選擇是否使用毒品的行為者。個體的內容或有不同,但在毒品的「道德」與「不道德」所對應之個體的「主動」與「被動」,卻相同地認同了個體的價值:當理論認為毒品是不道德的,行為者也就無力於表現其個體性;當理論認為吸毒是正常的,行為者即在行動間表現了個體的主動性;其次,「同儕壓力」理論不僅時序上較早出現,它還生成於現代化理論大行其道,而秩序到讚揚的冷戰時代裡—這是理性備受肯定的現代情境;相對的,正常化理論不僅時序上發展於後冷戰時期,此時的理性還受到質疑。在早晚兩期的現代性裡,人們不同地理解著理性及其秩序:在社會秩序受到強調的早期現代性裡,理性的正當性十足,而附著在主流社會的道德也跟著膨脹,從而壓抑著邊陲,於是,毒品是不道德的,而道德的人也就是接受主流價值、繼續理性,而同儕壓力理論也就較容易受到認可並具解釋力:即吸毒者所表現的,是種消極的個人主義,他或她無力於挑戰主流的價值系統,而是接受了它,想要在沉甸森嚴的理性底下「輕鬆一下」;相對的,在價值多元甚至無政府的後現代裡,不僅主流的道德受到質疑,甚至挑戰此一道德系統的正是主流本身,即其表現了主動的個人主義,在消解毒品的污名之際,宣稱其為「正常」。

如此看來,同儕壓力與正常化不再是對立的理論,它們同樣是再現了文明歷程之個體化的價值,只是對於不同現代性特質的社會空間,有著不同的解釋力。在這裡,本文更想強調的是,現代性並不是種時間的差異,而是空間的性質:愈現代的,是個理性龐大,而個體的情感稀微情境;愈是後現代的,則是理性受到質疑與挑戰,而個體能夠更主動地表達情感的脈絡。超越了「主流—邊陲」間的道德緊張,而從文明歷程之個體性所在的不同現代性特質,及其對應的情感形式,來理解「社會的組成」,這是以毒品為對象之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的,對於現代社會的第三層理解。

第四個層次的理解:從現代性特質來理解台灣社會的情態

那麼,台灣「社會的組成」又是依了怎樣的情感形式,並且隨著民主化的發展,制度上對於個體價值更大的保障之際,是否出現了不同現代性氣質的社會空間呢?不同之現代化程度的城鄉,對毒品會有不同的態度嗎?而在民主化過程中,據有不同位置、不同看法的藍綠兩大陣營,是否也會因為對個體價值的不同感受,而跟著對毒品有不同的政策嗎?又或者,如果它們有不同的毒品政策,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頭來看,指出支持不同陣營的社會空間,也就呈現了不同的現代性特質,並也有因此對於情感的表達,有不同的形式。於是,如果這種從毒品政策再現不同社會空間之情感形式,與現代性特質的研究策略是可行的—也就是回到前文中所提到的第二個層次的理解,與第三個層次的理解的差異—那麼,是不是有可能表現在藍綠兩大陣營之間的衝突,並不是道德上的「中心—邊陲」或「權力—反權力」,及不同「社會單位」間的衝突,而是「感情形式」或「現代性氣質」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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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民進黨的政策差異是因為現代性氣質的不同嗎?】

資料來源:www.taiwantt.org.tw/tw/images/pictures/2010/12/20101230-02.jpg

最後,套用著此一從「感情形式」與「現代性氣質」的視角,本文還想藉由具體的吸毒事件來理解台灣社會:為什麼柯震東在吸食大麻之後,得要召開記者會,向國人道歉?要道歉,是因為他對社會具有「示範效果」,於是當他有「不良示範」時,需要道歉。那麼,是哪些人據有了更高的道德地位,而帶有對社會的「示範效果」,以致於作為單一的「個人」,卻被認為能影響或教化「社群」,並當這些特定「個人」有了「不良示範」時,「社群」又會回過頭來要求道歉?此間再現了什麼樣的「個人—社群」關係?而如果有人被認為據有了較高的道德位置,並具示範效果、教化人心,其實也一定有些人特別邊陲,而備受忽略或羞辱。那麼,我們是否能從這些表現在對「偏差行為」的愛恨中,再現台灣社會是如何理解人我關係,並跟著掌握帶有不同現代性氣質的社會空間,又是否會對「社群」的秩序有不同程度的興趣,而跟著對「個人」也有不同強度的要求?於是,一旦面對有些人,如柯震東不能「為了他人」地作為表率與示範時,會不同強度地要求道歉?簡單地說,台灣社會裡的人我關係是如何被認知的,其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如何?這是在毒品研究的第四個層次上,所想了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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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社會,在瘟疫蔓延時

簡妤儒 /台灣大學社會系

如果不是因為伊波拉病毒(Ebola)在西非蔓延好幾個月,致死率將近五成,奪走了超過四千條人命,非洲對大多數台灣人(包括我)來說,應該就是個遙遠、邊陲,可能一輩子也不會踏上的土地。但隨著死亡人數持續攀升,連西班牙、美國也紛紛出現境外移入和醫護人員感染個案,台灣也和全球各國一樣,開始注意起這個原本被定調為西非問題的疾病,紛紛升高警戒,祭出監控、檢疫和醫護因應等措施,誓言把病毒阻隔於境外。

 【Ebola造成的症狀包含頭痛、紅眼、、、】

資料來源:http://vimeo.com/109889975

高危險性的傳染病越來越容易跨越國界擴散,大概是近年來國際公衛領域中最讓人頭痛且棘手的問題之一。從SARS、禽流感、到今年開始重新在西非蔓延的伊波拉病毒,每一次大規模傳染病疫情,都凸顯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雖然資本、貨物和人都能夠更加便利地跨國流動,卻也成就了公共衛生防疫體系越來越脆弱的難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死亡人數達到一千人之後,才定調伊波拉疫情為國際緊急事件,之後並多次公開宣布疫情已經失控,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合作抗疫。在最新流出的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報告中,WHO也坦承世衛非洲辦公室的無能與官僚,導致了疫情失控。公衛專家和相關治理機構紛紛警告,伊波拉有可能在全球感染超過數萬人,一旦這個致命的病毒傳入人口稠密的亞洲,後果將不堪設想。

為何難以控制疫情?

無獨有偶的是,不論是SARS、禽流感、或伊波拉,每個染病的國家,以及負責監測和因應國際傳染病的WHO,總會被指責因應失當、隱匿疫情,或是錯失防堵疾病擴散的先機。即便是WHO早為了因應緊急公共衛生風險,在近十年前修改了「國際衛生條例」(註1),依然無法在這波伊波拉疫情爆發初期即時反應。在疫情仍持續延燒,沒有人能預測它將會如何發展的此刻,我想借用巷仔口來談談,我們所設想、仰仗、殷殷寄望的現代衛生防疫系統和全球的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以及在西非的社會脈絡下,疫區國家為什麼難以達成疫情控制的目標?

在眾多討論伊波拉疫情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提到西非國家的落後和貧窮,是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舉例來說,專家分析,在疫情起源於的幾內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三國交界,因為地處森林偏遠地帶,缺乏現代醫療體系,而且當地人迷信巫醫,堅信應該要在送別死者的喪禮上清洗、撫摸、甚至親吻遺體,才會導致病毒四處擴散,造成疫情失控。

這些說法,固然點出了非洲國家醫療和基礎衛生系統亟需強化的重要問題根源,但同時也可能加深了認為非洲社會落後、知識不足、和不文明的偏見。而且,我們也可能因此忽略,非洲醫療防護網的脆弱,不單單只是貧窮的結果。甚至,國家和社會之間出現嚴重的斷裂,才是貧窮的主要根源,更成為加深疫區社會民眾不信任感、無意配合防疫措施的重要因素。當全世界都在期待新疫苗的研發和量產,有可能帶領人類脫離這場瘟疫,或是祈禱自己的政府有能力抵抗病毒入境的時候,本文希望藉著討論西非國家在控制疫情上捉襟見肘的根本原因,來說明傳染病的演化和擴散,是如何座落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交織的在地脈絡之中。我也想指出,想要強化防疫體系,我們不可能只仰仗科技的進步與現代醫療系統的建置,而完全視而不見國家、社會和自然間斷裂所造成的綜合性問題。

失能的非洲「國家」

首先,讓我們先來談談非洲國家在處理疫情上,顯得十分失能的歷史根源。西非疫區國家的失能,大概可以從各國不得不祭出強制武力來鎮壓失控的民眾瞧出端倪。舉例來說,疫情發生以來,疫區周圍不時出現居民和軍警的衝突,民眾抗議軍警阻擋他們碰觸染病身亡的親友遺體,並強制把遺體火化,覺得這樣不符合當地習俗。賴比瑞亞在疫情擴散時實施了區域宵禁,動用軍警管控民眾流動。八月時,賴比瑞亞首都Monrovia還發生了居民攻擊一處收容疑患伊波拉患者的醫療中心,搶奪設備以及沾染血液的床單床墊,並造成病患和醫護人員逃跑四散。士兵並在過程中向群眾開槍與發射催淚瓦斯。同樣的,在獅子山也發生類似的狀況。在第三大城Kenema,數千民眾因為對治療伊波拉醫院的不信任,試圖攻入一個醫療院所內,並揚言火燒醫院,放走病人。獅子山政府於是在疫區部屬大量軍警,以防社會衝突失控。

EbolaSubmit2

【西非民眾對於國家的不信任跟過去的殖民歷史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Submit2.png

為什麼疫區國家必須動用武力來進行統治?而為什麼人們又極端不信賴政府?在非洲疫區各地的衝突不斷,正顯示出當地國家和社會的嚴重斷裂,而這也正是非洲殖民歷史的產物。中、西非過去都曾是殖民時期奴隸的主要供應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殖民母國都把非洲當成是取得原物料、礦產、和廉價勞動力的金雞母。這段殖民的過往,摧毀了非洲社會原有的經濟模式和部落社會關係,也種下了非洲各國建國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衝突。

Hironaka在她的「沒完沒了的戰爭」一書中即指出,非洲國家在殖民時期結束之後,在國際社會支持下紛紛成立了被認可的「國家」,但產生的現象卻是各國內戰頻繁且延續不斷。她指出,因為殖民歐洲母國當初在瓜分非洲大陸時,並沒有考慮原來部族和文化的分布而任意占領劃分殖民區。在殖民國退出後,新成立國家的疆界多半是沿用殖民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出現了種族和國家界限的不相稱。有些國家境內有多個部族,而有的部族則是散居在數個不同國家的國土。種族和部族的衝突,導致許多國家內部產生因語言、文化、政治資源分配的對立,使得多國數十年來內戰不斷,一直在經濟低迷、社會動盪、和軍事政變中反覆循環。舉例來說,染疫國家奈及利亞紛亂的種族結構使得它在長年處於軍事獨裁和內戰,直到晚近才成立所謂的民主體制。獅子山也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在它獨立成現代「國家」後,政府軍與叛軍都想透過販賣該國的鑽石礦產來購買武器,反而使得內戰加溫、貧窮加劇,人民流離失所。

殖民時期後所成立的現代「國家」,空有國際社會認可的現代國家的外殼,卻在骨子裡和在地社會、文化、族群嚴重脫節。因此除了內戰不斷,更嚴重的還是,資源無法被合理分配使用,使得醫療系統、水資源和衛生系統被長期忽視,甚至因戰爭而崩潰。舉例來說,賴比瑞亞因為歷經長年內戰,國內公共衛生系統潰散,醫生人力極度匱乏。在伊波拉爆發之後,醫護人員甚至必須在受訓一天後就上陣照護伊波拉病患。也因此,疫區醫院紛紛傳出群聚感染,醫護人員死亡的消息。一些過去靠著由槍桿子打出來的國家政府,因為多次歷經軍事獨裁或政變,政治決策也往往訴諸直接的武力,缺乏透明的決策與溝通系統。行政官員自利的行為更加深民眾對國家的不信任,像是七月時,賴比瑞亞的官員Patrick Sawyer還進入奈及利亞,最後在當地病發過世,也將疫情擴散到奈及利亞。殖民歷史所埋下的國家和社會斷裂的問題,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非洲國家常出現的為人詬病的貪腐、官僚、獨裁問題,埋下貧富差距和人民對國家不信任的引信,然後在傳染病爆發時一次引爆。就如1976年發現伊波拉病毒的科學家之一,比利時的Peter Piot所點出的,「民眾對當局高度不信任。信任必須恢復,倘若沒有信任,就無法對付伊波拉這類傳染病。

只靠「國家」可以解決問題嗎?

再進一步來說,就算染疫的非洲各國能夠得到外界大量的援助,得以快速提升醫療系統和邊境控管能力,問題就真的有可能解決嗎?事實證明,就連美國這個號稱擁有先進醫療設備和防疫能力(不過醫療保險體系卻非常糟糕)的國家,在過去一周,也出現了好幾起醫護人員染病的案例。美國防檢局(CDC)被批評防疫漏洞百出,當局也只好不斷跳出來道歉滅火,強調會研擬新的防疫指導方針來保護醫護人員和民眾。同樣的,在國家能力更為受限的非洲國家,也發生過染病的幾內亞大學生溜到塞內加爾境內的現象,在在凸顯出現代防疫措施的邊境檢疫或飛航管制等措施的落實不易。

從過去經驗來看,各國不論其醫療體系的建置程度為何,或是檢疫措施的嚴密與否,每一個各自以行政區域為疆界的國家,似乎都很難達到WHO所提倡的,必須及早偵測到疾病,並把傳染病完全阻絕在境外的防疫理想。在全球化趨勢下,一個國家也幾乎不可能百分之百監控流動力越來越強的地球公民。這當中,除了有國家效能的問題,也涉及到我們究竟認為國家在防疫上應該扮演、以及能夠扮演什麼樣角色的爭議。

對於國家所採取的防疫手段,人們似乎總懷有矛盾的情結。雖然每一次高致病性傳染病出現時,我們免不了開始期待政府忽然展現強大的治理權力和效能,能夠嚴密監控病毒和人口的流動,好保障無辜(也就是還沒有染病)的我們。但另一方面,在SARS肆虐台灣的時候,我們也見證了和平醫院封院所造成的醫護人員的染病與恐慌,令人忍不住懷疑,為了控制疫情,國家的權力可以擴張到多大?國家是依照什麼樣的原則來決定,為了保障其他人的健康,必須犧牲誰的權利和自由? 染病者的人權要怎麼樣受到保障?我們又要怎麼樣防止一個強大有效能的國家在防疫的過程中失控濫權?

SARS

【到底誰有這個權力來要求誰該犧牲?如當年SARS的和平醫院封院】

資料來源:pnn.pts.org.tw/main/wp-content/uploads/2013/04/SARS-4-300×200.jpg

WHO所設想出來的,以民族國家與行政區域為疆界來施行的防疫手段,在非洲國家往往格格不入,恐怕很難去回答上述這些複雜且困難的防疫爭議。因為WHO理想中的國家政府,正是理性的、接受科學知識指導的、有能力推動防疫措施的有效執行者。但是,事實上,當疫情發生時,我們常看到的,卻往往是擔憂經濟受到衝擊、試圖隱匿疫情的國家。或者有的政府則是過度「理性」,為了防止疫情在人類社會擴散,不惜動用會傷害自然生態與常民經濟活動的非常措施。(例如埃及政府曾經為了防止「豬流感」而撲殺了30萬頭豬,後來才發現當時稱的豬流感其實在人類中傳播的病毒)。

也就是說,在防疫中最困難的,往往是國家要如何在風險和科學證據可能都還不確定的情況下,說服社會常民願意參與疫情的監控和因應,並評估防疫措施的社會效果,盡量減低對人民權益和自然生態的侵害。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科學知識和風險處理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脈絡。一個防疫手段能不能夠在社會裡被常民普遍接受,並願意主動去實踐,往往和常民的風險認知、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社會是否擁有強大的支持網絡和信任等因素息息相關。單靠國家,就算防疫設備再好、研發出再有效的疫苗,恐怕還是很難輕易達成防疫的效果。唯有當國家能提供透明的訊息,將決策的過程攤在陽光下,才比較能夠化解人們對疫情的恐懼和社會衝擊的疑慮。而一旦政策推動過程中,涉及到節制不同族群的權利、改變常民文化習慣時,也唯有透過民眾對防疫政策的參與和制衡,才可能降低防疫措施所引爆的社會失序或衝突。當然,社會在政策決策和執行上能不能夠參上一腳,多半取決於在地的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化。SARS、禽流感、到這次依波拉疫情中,被指責隱匿疫情的國家,多半在民主化的光譜上偏向威權統治。這次WHO非洲辦公室不斷被批判的官僚作風,也說明了缺乏節制政治權力的機制,對防疫多是有害無益。

自然對國家政策的反撲

此外,國家在防疫中顯得捉襟見肘,除了有可能是因為它和社會的界面出現了斷裂,更有可能是因為失衡的國家發展政策,提供了傳染病出現和流行的結構條件。依波拉疫情爆發以來,許多人都好奇,為何沉寂數十年的病毒會忽然在西非爆發蔓延、究竟伊波拉在自然界的宿主是什麼、又是怎麼傳播給人的?雖然至今科學家仍然無法確切告訴我們,疫情再一次出現以及傳人的機制,但不少科學家推測,西非雨林中的哺乳類動物,像是大猩猩、黑猩猩、猴子、和果蝠等,可能是伊波拉病毒的帶原動物。而近來非洲雨林生態的大規模地破壞和消退,改變了人和動物的互動,以及原本病毒安定存在的微生態系。果蝠,這個被認為是依波拉病毒最可疑的宿主,就有可能是在這樣的生態環境變動中,被迫和越來越靠近雨林區域活動並謀生的居民產生較為頻繁的接觸,致使病毒傳染給人類。

EbolaCycle

【Ebola的可能傳染途徑,跟大自然變化有關】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EbolaCycle.png

也因此,一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除了必須修補國家和社會的界面,也不能不去整體地思考如何從根本避免疾病發生和擴散。近來西非雨林生態的破壞,多也是源於當地政府為了在全球化貿易下獲取更大利益,而推動(或放任)雨林砍伐、擴張農地、增加棕櫚油生產等政策。社會上的貧富不均、人民和對經濟收入、動物蛋白質的需求,往往也會造成森林的過度利用。隨著全球對棕櫚油和原木料需求的增加,以及非洲居民對於食物的需求,非洲的雨林每年都以驚人的速度被砍伐而消失。如果國家政策無法正視這個問題,修補和自然環境的斷裂,放任自然和動物被過度利用破壞而開始反撲,那麼所有的防疫手段,也不過只是我們用左手試著填補自己右手製造出來的問題罷了。

社會在哪裡?如何看的見、動員到社會?

最後,說了那麼多國家為什麼在防疫政策上常節節敗退,以及現代防疫和傳染病監測機制為什麼會失靈的理由,好像還是得拿出一點正面能量來做結。那麼我們就來說說,到底社會在哪裡?防疫體系和措施要如何看的見社會、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性因素、並且整合入社會力?

伊波拉繼續延燒,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在第一線服務,但卻缺乏適當設備支援、不堪身心負荷的醫護人員,還有原本就深受貧窮之苦的底層民眾。就像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總是連動的一樣,健康照護體系也是連動的。一旦醫療系統崩潰,許多慢性疾病與長期原本就困擾非洲的瘧疾等問題,也可能跟著引爆。強化醫療和公衛體系能力,是疫區國家刻不容緩的目標。不過,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不可能只靠國家政府,或者是科學家、專家研發的政策和疫苗。越來越多在疫區第一線服務的醫護人員都紛紛指出,防疫要能夠落實,必須看見在地文化脈絡,處理當地民眾的排外情緒。例如WHO 所聘請的醫療人類學家就指出,這次國際社會在面對伊波拉疫情所犯的錯誤之一,就是醫療體系缺乏文化敏感性,無法和民眾討論疾病的傳播與風險,也沒有把社區資源納入體系中。尤其是,因為當地人不信任西方醫護人員或是當地的醫療體系,使得伊波拉是「西方陰謀」的謠言四起,讓外國醫護人員難以在前線順利推動防疫。有的民眾還謠傳伊波拉是外國醫護人員帶來的疾病,甚或不相信病毒存在。也有的民眾擔心把親人送去隔離區反而是送死,或是憂心確診的話全家會被社會孤立,因此寧可把染病的親人藏在家裡,或者是求助巫醫。

最早駐紮當地提供醫療服務,並警告依波拉疫情已經失控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也呼籲疫情控制需要需要社區的介入,才能有效地和民眾溝通疾病風險。他們說:「我們正採用新策略,以應對當前的情況。例如,我們設法為身處隔離病房的感染者保持與家人的聯繫,使他們不用與至親完全斷絕聯絡。我們亦緊密支援感染者的家人,當他們需要埋葬屍體,能夠在安全和有尊嚴的情況下進行。這是十分重要的,疫情有非常人性的一面需要考慮,幫助病人及其家人,以及與社區建立信任和支持他們。」援助的醫療人員都不約而同的指出,染病的人,會承受很大的心理衝擊和社會壓力,因此打造由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組成「心理社會支持團隊」,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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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la的照顧,不僅是疫苗,還有社會性的照顧】

資料來源:en.wikipedia.org/wiki/Ebola_virus_disease#mediaviewer/File:7042_lores-Ebola-Zaire-CDC_Photo.jpg

失控的駭人傳染病,往往直攻國家治理、基礎設施、以及社會信任網絡的罩門。疫情發展,卻未必總會像樂觀的電影情節一樣,最終以無敵厲害疫苗的發明拯救全人類奇蹟式收尾。我自己常常覺得,傳染病爆發,就好像人會生病一樣,是在提醒我們身體或心靈的某一個部分病了,身心靈的平衡亟需要被恢復,我們也才能長出更好的抵抗力。同樣的,傳染病爆發,提醒我們的也是國家、社會、和自然的界面當中,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失衡了。病毒的演化和傳播,是政治、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交織的結果;防疫需要去調整和恢復的,正是國家和社會間相互依賴又彼此制衡的關係,以及人類和自然同樣相互依靠和滋養的關係。

吳嘉苓、曾嬿芬(2006)針對台灣抗SARS政策的研究曾指出,防疫政策不總是科學知識累積的產物,也不能只依賴技術性的資料做決定,更需要把「社會面」帶進來。延續她們對台灣經驗精彩的分析和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延伸,所謂的「社會面」,包括了政治(如國家民主化程度與政策透明度)、文化(如對傳統習慣實作的文化敏感度)、經濟(如社會貧富差距以及全球生產鏈境況),社會信任(如爭取當地宗教或社區領袖的配合和信賴),還有對自然生態的動態平衡更深的瞭解等等。這些因素,全都是防疫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既然傳染病擴散是系統性的問題,當然就很難單靠國家威權強制的力量來控制,尤其不可能靠單一個國家試圖解決。除了國際社會協助疫苗的研發和持續投入醫療資源,染病的國家社會們該怎麼提升基礎醫療設施、降低貧富差距、建構穩定的社會支持網絡、提升政策的透明度,都是強化自身免疫力的重要工作。我們台灣,不是也曾在SARS、禽流感和狂犬病的來襲中,一次又一次地發現並學著療癒我們體系上的各種問題嗎?當越來越多人相信,生病了該處理的是不該只是病徵,而更應該處理病灶,那麼我們面對跨國而來的傳染病,也是同樣的道理。需要正視和處理的,是國家、社會和自然斷裂的綜合病灶,然後越來越緊密相依的各個國家社會,才有可能在一次次克服了疾病的威脅後,鍛鍊出和持續演化的疾病共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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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國際衛生條例》2005,簡稱IHR(2005),於2005年通過,成為一個具有國際法律約束力,要求世衛成員國需強化監測和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在疫情爆發時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的規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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