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自在行走:狂亂與夢想

劉大和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城市,才是偉大的城市!

社會學從社會的現實觀察出發,我就講一個從小到大常有的感受,然後再加上一堆記憶中的現象。台灣是一個奇怪的地方,我們號稱有人情味,所以設立了騎樓,騎樓外面也常設有人行道,但在我的經驗裡,我常常走的地方是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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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騎樓、人行道經常停滿機車,塞滿雜物,無法行走】

我得從騎樓不好走開始講起,請各位多一點耐心。

有時候騎樓被各種住家不要的東西佔滿了,有時候騎樓中的兩戶相鄰人家還會用難看的板子、盆子…等器具互相隔離起來。騎樓上有人做生意實在很平常,但也讓真正的行人無法通過,有些店家晚上打烊就用鐵鍊把桌椅等器具栓在騎樓上。我的學生曾經為了在一個店家的騎樓前停摩托車和店家爭吵,爭吵動機簡單,論述則顯得有趣,因為店家說這是他們的地,但我學生說這是公共空間,那到底是誰的空間?

好好走一直線路只能是一個夢想?

如果純然是私人空間,那我們每天都闖入別人的空間嗎?如果是公共空間,怎麼許多店家在騎樓都有許多自己的物品?我直覺而無法證實的社會學觀察是這樣的:這件事與我們潛在的生活觀念息息相關,因為我們在彼此的權利義務、界線上不清楚,它既是人情味的來源,也是我們侵入(占用)不是我們東西的來源。然而人情在對人、尤其是認識的人身上很好用,但在對無生命的公共空間上,則是令人搖頭,我們經常為求便利而佔用這些領域。

先不管法律怎麼規定,回到大眾常識,如果騎樓住家振振有辭的說騎樓就是它的地方,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說?不過,令我們更痛苦的是騎樓裡停了住家的車子,這些車子的尾巴可都是佔據著不折不扣公共空間的人行道上。有時候望著一群車子同時這樣做,就好像個個都是整齊的標兵,想像自己是綠巨人般的一步一步推倒後往前行。

觀察一下,除了車站附近或性質相近的地段,騎樓、人行道名符其實以外,許多地方的行人都夢想著,如果在一段路程中,你可以走一直線,就像汽車一樣,那真是美夢一件,想到年邁的老人家走在台灣的城市裡,那我們還能說甚麼?多走路多健康?地有不平,前有障礙,外有汽機車在疾駛,祝福你平安,一切順利?我們得承認,想要好好走一段路,不如在家用跑步機,不要想做個Benjamin說的「城市的漫遊者」,想學Baudelaire的城市波西米亞人風情?得先克服走路的那種不順感。

【如果連帶著小孩得媽媽、障礙者都無法行走的空間,這個城市如何偉大?】

資料來源:www.youtube.com/watch?v=me21C3EM_Vo

這件事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難免會告訴自己習慣就好。直到有一天開始,各級政府在倡導腳踏車運動,開始為騎腳踏車注入美好的幸福形象,為腳踏車找場地,用昂貴的經費和挪用有限的交通空間只求建立豪華的人行車專用道,甚至讓腳踏車騎士騎上人行道,不懂得尊重行人的騎士很多,總是老遠的叫行人讓開,終於讓我覺得火大了。

腳踏車道重要性高於人行道?

先要聲明我這一代的許多人可是從小騎腳踏車長大的,我們騎腳踏車就跟現在的人騎摩托車一樣,日常、實用,很少有人有名牌腳踏車,腳踏車從來就不是炫耀自己的工具,而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騎著它上學、買東西…。看著現在所謂的腳踏車休閒意象,裝配一大堆設備,父母與子女還要穿著同一套、同一系列的衣服。那些設備總共加起來沒有一萬元無法取得,看起來就像是中產階級的幸福樣態。但頓時卻讓我(不得不)覺得有點噁心。我得問自己怎麼啦?腳踏車明明是我一生重要的回憶。

跟各級政府提倡腳踏車的關注不同,我認為行人走得動、走得舒暢的城市才是好城市。如果腳踏車象徵著政治工程美好的生活樣態,那麼行人才是真正親近土地、空間的使用者,記得康德、貝多芬、西田幾多郎…這些在文化史上留下足跡的人,他們總是在步行中找到靈感、補充自己,現代的腳踏車專用道就像華麗的政治宣傳,但在人類的世界哩,只有某些步行的小徑才夠資格被稱為「哲學之道」。在一條可以思考的道路上行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為這代表著不疾不徐的步調,或說可以隨意變換的節奏,既可望著周遭景色欣賞一番,但也可同時反向追逐著內心理念的思考。不求趕路的走路,常會發現在角落的事物,或者激起一點在例行事務之外的想法。

   我曾經向兩個地方政府倡議,先關注在城市行人道上,整理人行道讓它暢通,美化人行道讓它舒適一點,規劃行人路線,讓人可以在飯後隨興步行,順便欣賞城市中文化的點點滴滴,可以規劃某某古蹟路線、某某廟宇路線…重點是要鄰近居住地,隨手可得,隨時可行。我想至少讓人走一走,就是一種健康與幸福,而且只有步行才能細細體會這個過程中的種種,包括周遭的事物,我們可以說,走路是世界上最環保的活動。這個不是指少數的行人徒步區,或趕人去夜市這樣的區域裡面走,而是要超出(雖然也不反對)一般商業消費的設計邏輯。但這兩個地方政府對此都沒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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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上移動的機車,是對行人最大威脅的來源】

 如果我們的政治人物都只看到國外的腳踏車,那斜視的眼光也該看看國外的人行道和行人,在巴黎,在中古的石板路上,兩旁用欄杆標示的人行道,可是嚴格禁止任何佔用。而在許多寬敞的人行道上,人們在此漫步,也有人在人行道側邊停留,不曉得是在思考或放空甚麼。有時候會看到露天咖啡座佔用了一點人行道,有時候會看到花店會把花也擺進這個空間。在我的經驗裡,只有美好的事物可以闖入貴重的人行道上,例如咖啡座、報攤、花店、文化海報柱、街頭藝人等少數外溢著美與人文的人事物。

人作為一個行人—不是腳踏車上的人、車上的人、地鐵上的人—才感覺表現了自己的風格、獨立的個體,也才融入了巴黎的城市文化之中。要產生知名的巴黎漫遊者這樣的概念,得先讓巴黎人有可以漫步的空間,也有美妙多變的店家櫥窗和各個人文角落的空間,暢意的人行的空間是這樣都市文化最基礎的必需品。或許你會說講巴黎太遠了,不管是指地理空間的意涵或是文化上的意義,但當我走在鄰近城市京都的「哲學之道」時,卻又感動莫名,哲學之道可說是小河邊以堤防為底的路徑而已,但豎立在其間的樹木和花草卻讓人感受到具有一種優雅的美麗,兩旁細緻的店家,各有表現的主題。若能常來行走,不知人生還能夠更好嗎?此時最怕的大概是背後傳來腳踏車叮叮噹噹教你讓路的鈴聲,就像某台灣腳踏車道一樣,政府設計一個讓人可以大欺小、腳踏車欺負行人的空間。

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幾個建議

   所以,本文想倡議的概念主題是「讓人可以自在行走的才是偉大的城市」,但要講究政治落實的話,我的建議是這樣的:第一步是先讓市民拿回自己的權利,清空人行道上的障礙物,地方政府清楚地標示出人行道的邊界與路線。一開始會遇到阻攔,但這就跟當年反佔用車位的路霸行動一樣,只要有決心最後不但會成功,而且會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共識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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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必須走在快車道的經驗,相信大家都有】

第二步是地方政府動手規劃多元多樣的步行漫遊路線,歡迎居民走出戶外去看看自己的城市,以歡迎旅遊者前來漫步賞析城市中重要的文化,人走累了就會想坐,人流汗了就會想喝飲料,人看(商品)喜歡了就會想買,人和人親身面對面,人情熱絡了就會懷念這裡。路途中不妨遵照前人可貴的精神設立茶亭,以解路過行人之渴—現在的人可能未曾享受過這種溫暖,但筆者在小的時候可是體驗過,在稻田耕種的婦人可是親切而不求回報的招呼。

第三步就是鼓勵城市居民把留在公共空間的器物做適度的簡化,我們有許多建物外牆,在牆面的上空或地面,總是有太多贅物,過期破舊的旗幟、不知該丟該留的破舊家具、纏繞得像線團的各種纜線…,若能簡化得讓空間的擺設沒有不合理的東西,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就能讓人視線不覺得凌亂起來。建築物就像是一個人的外表一樣,總得有基本的美感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讓我們取消騎樓吧!

第四步是比較難的部分,取消騎樓[1],一方面因為騎樓功能與人行道重疊,二方面造成建物負重結構弱化,第三則是騎樓的美化不易,店面櫥窗限縮進去,不明顯,個人直覺這是造成台灣店家都需要有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一。過大招牌的原因之二乃在建物的外部太過單調難看,若我們到台灣知名的巴洛克老街就會發現,如果店家使用過大的招牌反會遮蔽美麗的建築,而失去吸引力。

取消騎樓,讓人行道與店家(門和櫥窗)清楚相鄰,個人認為這反而會讓街道景觀好看起來,不再顯得毫無章法。住家在多取得店面面積的過程中,可以做相對補償公共利益的行動[2]。許多台灣人都覺得台灣的街道景觀不好看,以前從招牌下手,但效果不大,也招致批評。取消騎樓讓城市的線條簡單一點,就能真正處理美的問題。

我期望經過這些年社會的醞釀,我們真的可以實現「讓人自在行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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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個政治行政的技巧會比較複雜,原則上是依照每個路段住家的集體共識,一次能夠達到「整體效果」才做。

[2] 例如募集基金協助建造機車停車場。建造的方式很多,公務機關大概都知道了。或者說將部分地面劃歸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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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文化:邪惡的三位一體?!

林彩岫 /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作者註:小編好像很不喜歡兩類人,其一是師範院校畢業的老師,另一類就是警察,偏偏我家就同時有這兩類人,我是師範畢業的教職人員,我那和他同歲數的弟是警校畢業的警察。看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但他熱情地跟所有他認為同道的人邀稿,眾所皆知,我也確實為之感動萬分。然而,感動歸感動,才疏學淺加上沒靈感,寫不出東西來,要駐足巷仔口,還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想不到巷仔口社會學已出書了,小編還馬力十足的邀稿,此時沒有靈感也要勉強擠出一些東西來,以嚮小編的堅持。(小編註:林老師,你現在25歲嗎?我怎麼會跟你弟弟同歲數呢?

神聖的三位一體

本文題目有「三位一體」,請別誤會我要談耶穌或基督,我是李亦園所寫不能問是信甚麼教的那一種人,因為我所能回答的是家裡有拿香拜拜、會去寺(廟?宮?)求籤點光明燈、沒有皈依佛門、周末沒有上教堂等等。由此可知,我對三位一體一定很不熟,只好Google去了, Google後首先發現三位一體的線上遊戲已開發到2,我知道這不是我這篇文章的重點,所以 pass過去。接下來找到了阿爾佛雷德.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的畫作《聖徒對三位一體的崇拜》(圖一),我對這幅畫會感興趣,乍看之下他整體的感覺很像是拉斐爾的《雅典學院》(圖二),把兩幅畫擺在一起後,發現差很多,相同的是,圖裡面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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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聖徒對三位一體的崇拜

資料來源:www.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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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雅典學院

資料來源: 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E5%AD%B8%E9%99%A2_%28%E7%95%AB%E4%BD%9C%29#/media/File:Sanzio_01.jpg

網頁圖片旁邊針對《聖徒對三位一體的崇拜》作了如下的簡單描述:

三位一體指聖父、聖子和聖靈合而為一。畫家描繪鴿子象徵聖靈,聖父是位老人形象,而聖子就是基督。所謂基督就是上帝的兒子,他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和化身。

    也就是說,聖父、聖子以及聖靈三者合而為一,然而一亦為三,稱為三位一體。另外,也找到一些關於三位一體的圖示,圖三是一個正三角形至於一個圓之上,三角形中心是神,三角分別是父、子、靈;神是父是子是靈,但子不是父、父不是靈、靈不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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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三位一體圖示

資料來源: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q=三位一體…;

接下來,又找到一個更精簡的圖,用三個交集的圓來說明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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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三位一體三圓交集簡圖

◎三位一體的概念套用在其他地方

正宗的三位一體談到這裡就好,接下來找一些套用此一概念的應用。好像只要能找到三項平分秋色又相關要素的次概念就可以套用「三位一體」這名詞。隨機Google以三圓交集圖示的圖面或文章,出現了楊鈞池(2006)的文章,其中提到:

日本的「三位一體改革」是為了推動地方分權、促進國家與地方的行政效率化、財政健全化的改革。三位一體這個說法是假借了基督教的用語,而實際上是指「中央對地方的補助金」、「中央給的地方交付稅」,「中央稅源移轉給地方」等三個方向的財政改革。

   同樣是日本,又Google到千葉縣為活化中小型零售商業,將商家、住民以及行政三者的關係,以類似的三者相交集的圓圈標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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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千葉県中小小売商業活性化ビジョン(千葉縣中小型商業活化未來願景)

資料來源:www.pref.chiba.lg.jp/keishi/keikaku/kasseika.html

另外,在網路上也找到與教育有關的「動、故事及團體」三要項的三位一體(如圖六),只不過其中三位一體的對照字是3-in-1,而非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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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三位一體團體模式-以「動」故事團體為例

資料來源:www.caeip.org.tw/html/fhtml/index.php?load=read&id=601

在對甚麼是三位一體做一點功課後,就進一步探討其相反詞-邪惡的三位一體Google後也發現有以之為名的電玩和商業書刊但這不是重點篇幅有限,以下就趕快進入了教師文化之不神聖三位一體的探討了。

邪惡的教育三位一體:即時主義、個人主義與保守主義

一般對教師工作的印象,是教師孤立於其教室之中,抗拒來自外界對其造成壓力的改革,因而得到教師是保守的批評。Lortie(1975/2002)、Hargreaves(2009)究其原因,發現癥結在於教師工作本身缺乏有效評鑑的規準、未具清晰的共同目標和技術,加上「任由浮沉」(sink or swim)的自負成敗之職業社會化法則,以致教師未有接受同僚專業相互回饋的機會,也因之不會努力地去從事根本的、集體的改革。

除了教師的孤立造成教師文化的保守外,Hargreaves曾引用Lortie所觀察到的,教師將教學打散成簡短單元的學習、把短線的成果當成滿足的來源、不花時間精力去探尋求關於他們工作的普遍原則等等,亦是造成教師文化保守的原因,Lortie將之稱為「即時主義」(presentism)。

綜合以上,Lortie提出教師文化具有「即時主義」(presentism)、「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特性,Hargreaves將之稱為「邪惡的三位一體」(unholy trinity)。也就是說,教師的教學工作,表現出三種相互交集、彼此相關的職業特質,此三種職業特質難與其他專業如醫師、律師等工作相提並論,且是邪惡的、不神聖的、負面的、要被改革的。Hargreaves依Lortie之意,不用相交三圓來加以圖示,而是將之形成以下的命題:

即時主義(P)+ 個人主義(I)= 保守主義(C)

消弱個人主義的同時保守主義也會隨之減弱

控制即時主義     <I=<C

Hargreaves從以上命題作下列的邏輯推演:欲消弱教師的保守主義,可從消弱教師的個人主義著手。觀諸若干教育改革,確實有很多措施都是為了消弱教師的個人主義而來。

Hargreaves發現Lortie非常擔心教師工作有越來越傾向科層體制的趨勢,到了1980年後教學現場果然越來越著重標準化[1],使得科層體制更加的明顯,造成這教師三種不名譽特質不減反增的現象,他認為這些標準化的壓力多來自學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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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部的標準化壓力,造成老師花更多時間應付外部要求】

資料來源:open.nat.gov.tw/OpenFront/gpnet_detail.jspx?gpn=1009804060#

他也觀察到,各種教育改革或各種學校評鑑標準化的要求,使得老師花太多間在書面案卷或外部的要求上,這些努力對教師的教學不但沒有助益,反而影響到教師的專業動機、使得教師喪失創造力。同時,教師為了回應越來越繁瑣的工作,更增加了即時主義的發生,Hargreaves稱此為「調適的即時主義 」(adaptive presentism)。他發現教師為因應改革,願意花時間精力去學習新事物以求改變,但是他們學到的卻是一些看得到立即結果的短線策略與技巧,而不是學到教與學改革有關的長程且是轉化了的知識與技能,使得表面看起來有所成長,其實骨子裡還是相當保守、原地踏步的。

接下來,隨著「調適的即時主義」出現的,可以預測到的,就是保守主義了。保守主義在Hargreaves看來,既是目標也是實踐,是目的也是手段。手段使得互動匆促,使得焦點總是放在以資料為主導的即時的介入之中,看到的只是狹義的學生基礎能力的快速進步。目的乃是關於狹義的課程領域裡,學生成績如何獲得提昇,或者諸如小組工作、彈性以及適應力這種21世紀所強調的合作技巧的習得。這種目的並沒有注意到環境永續、人權、區域歷史或者創造力和表演藝術等目標與內涵的教學、課程與學習。這種透過窄化和排除的目的即時主義,由匆促和未經反省手段的保守主義所強化。

綜合上述,Hargreaves認為Lortie及其後繼者的「促使教師行業備受批評是教師的保守主義,唯有透過改善個人主義與即時主義才能消除保守主義」的命題,雖是很有特色,但是卻是有瑕疵的,因為此一命題忽視了教師專業成長的政治面與社會面,Hargreaves認為不去了解政治和社會的意識形態,這些努力的結果反而使得教師行業更加的保守。換言之,教育改革的真正敵人是社會和政治的保守主義,而不是老師的不願意改變。

打敗邪惡的三位一體[2]臺灣的作法[3]

臺灣前一波的教育改革主要是針對課程的改革,而目前主要的改革是以教師為對象(但還是美其名「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為依歸的教師專業成長」)。因此,教育部自2010 年起,推動「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2006年訂定施行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整合於「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中。

教育部〈100年度中小學教師辦理專業學習社群計畫〉提及學習社群進行的方式:

學習社群進行方式可包括:教學觀察與回饋、教學檔案製作、主題探討(含影帶、專書)、主題經驗分享、校外專題講座、新進教師輔導、新課程發展、教學方法創新、教學媒材研發、行動研究、協同教學、同儕省思對話、標竿楷模學習、案例分析、協同備課等。

至於前所提及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其目的也是「欲將教師從教室獨立的王國領域中,帶入教師間彼此對話,走入集體合作的專業主義」(陳幸仁,2012)。在〈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中,評鑑也分自評和他評兩種,他評的部分採教學觀察、教學檔案、晤談教師及蒐集學生或家長教學反應等多元途徑辦理,其中又以教學觀察為主。

綜合以上兩個教育部所推動的計畫,很明顯的都在打破Lortie所謂的教師個人主義。教育部認為其中所列舉的措施,是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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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觀察是當前教育部推動的革新方法之一,但是成效如何?】

資料來源:teachernet.moe.edu.tw/Tape/TapeInfo.aspx?tapeid=673

再進一步觀察此兩計畫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活動項目,可以發現,最為老師所焦慮的就是教學觀察了,教師對此的直覺反應是「質疑其成效」[4](張德銳,2008)。為此,張德銳還特別舉出曾憲政的說法,試圖說服老師教學觀察是教師成長重要的一環,是一套有系統、有方法、可學習而得的成長機制。張德銳並且承接97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影片委託計畫,寫就教學觀察與回饋總論篇參考資料,讓現場的教師有遵循的依據。

教育部以上兩種與教學觀課有關的方案[5]有一相同點,就是都採學校自願申請、教師自願參加的方式辦理,亦即,教育部從制度面予以鼓勵與支持[6]。然而,既然削減教師的孤立或個人主義對教師專業成長如此重要,改革的措施照理應該全面推動,教學觀察又是達到革新與專成長目的的主要方式,採用自願加入柔性的作為,改革能成功嗎?且讓我們看下去。

後記:我扯了這麼多,都沒提到小編所在意的體罰過他的師範院校畢業的老師之類的事情,希望不至於不錄用。

[1]對Hargreaves(2010)而言,重視績效責任以及標準化,是現代化的產物。現代化的產物在 21世紀,已經是保守與傳統之詞。

[2] 此標題好像在打電玩。

[3] 也是學國外的啦!

[4]如此一來,教師又會被認為是抗拒來自對其造成壓力的改革之保守主義者了。

[5]與教師觀課有關的計畫, 師出多源,以〈100年度中小學教師辦理專業學習社群計畫〉中所載為例,則載明本案經費由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及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補助,所以除了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有關外,也與精進教學計畫產生關連。後來還有臺北市與新北市所推動的教師觀課與校長主任走察計畫,不一而足。

[6]汪履維(2014)認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精神與原則之一乃「自願參與,漸進推展」。

參考文獻

汪履維(2014)。從TALIS研究探討我國中小學專業發展評鑑的規劃與推動(投影

片), 載於103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會議手冊,175-225。103

年11月18、19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承辦。

陳幸仁(2012 )。以微觀政治觀點探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推動。臺灣教育評論月

,1(7),14-16。

張德銳(2008)。以教學觀察與回饋促進教師專業發展。97年度「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教學影片委託製作計畫」「教學觀察與回饋-總論篇」參考資料。

潘慧玲(2013)。「教育領導與學習共同體國際研討會」紀實。人文與社會科學簡

訊,14(4),109-117。

Giles, G. & Hargreaves, A. (2006).The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ve schools as learning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during standardized reform.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42(1), 124-156.

Hargreaves, A. (2010).Presentism, individualism, and conservatism: The legacy of

Dan Lortie’s 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Curriculum Inquiry , 40( 1),

143–154.

Lortie, D.C.(1975/2002). 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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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做「最好」的選擇?風險、理性選擇與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梁莉芳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作者按:這是第三次以媽媽的身份為巷仔口寫文,謝謝小編接受我的母親節「卡位」。婚後堅持要做一輩子「梁小姐」的我,已經記不得有多少次以「澎澎的媽媽」介紹自己。這不是宣告梁小姐主體的消逝,而是對現在的我而言,媽媽的身份確實開啟一段嶄新的奇幻旅程。這篇文章的觀察來自我正在進行中的母職研究,以及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經驗。謝謝慷慨和我分享媽媽經的妳們,願我們在愛中保有悠游自在。母親節快樂!

阿澎剛出生沒多久,澎爸就跟我討論「島內移民」的可能性。因為反思自己都市求學的不愉快經驗,他一直很擔心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遭遇類似的體制創傷。當時澎爸有個轉換工作的機會,地點就在首先開辦公辦民營中小學的宜蘭。澎爸非常嚮往這類學校創新、尊重孩子受教權、強調家長參與等多元發展的精神,移居宜蘭成為我們育兒路上的第一個重大選擇。之後,常會遇到朋友好奇我們「孟母三遷」的決定。作為社會規範與性別角色期待下的主要兒童照顧者,媽媽被賦予要承擔教養、教育相關安排的責任。我總是會鄭重再三澄清,我們家的版本是「澎爸三遷」。

「澎爸三遷」的故事在朋友圈內獲得相當多的肯定,我們被視為是負責任、為孩子著想的「好爸媽」。相較之下,近來上新聞的「猛男爸爸」,雖然他背著小孩修理紗窗的行為,獲得不少女性顧客與網友的好評,但後續也引發主責社會局的關切,認為小孩沒有獲得適當的照顧,需要社工盡快介入協助。澎爸和猛男爸爸除了挑戰媽媽等於照顧者的刻板性別分工外,不同的育兒安排和相關評價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兒童的「需要」?「理想」的照顧?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政治理性的修辭強調個人選擇與風險管理的重要,如何影響我們父/母責任的要求和期待?主流的意識形態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習慣以「正確」、「最好」等價值來評價親密關係與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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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為中心:守護「脆弱」的心靈

社會學家的親職論述,並進一步指出當中的轉變以及對父母教養觀與實作的影響。1930年代之後,「愛的教育」逐漸成為美國主流的教育哲學,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包括留學美國知識份子的回歸、知識的跨界傳播等等,80年代以降的台灣不再獨尊家父長權威式的管教方式,開始強調以兒童為主體的教育,這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個人主義思維的影響。個人主義對個人自主性(個人有能力選擇他要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的強調,不僅支配我們重視的價值,也影響現代心理治療專業對個人的建議。專家論述主張個人要有自由做選擇的能力,他才能處在最健康的狀態。這種心理治療的取徑對當代的育兒實作產生顯著的影響,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養態度與方式成為孩子心理健康的關鍵。

我的社群網站經常出現同為媽媽的朋友們分享的親職文章,其中「情緒教養」的討論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反映了我們面對孩子時的焦慮。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專家學者和被視為教養模範的「專業」媽媽(以及少數的爸爸),斗大的標題「父母的必修課」、「高EQ是給孩子一生最好的禮物」等等,都在強調情緒教養的重要性,影響之大包括孩子未來的學習成就、人際關係和社會適應。受到個人主義與兒童心理發展論述的影響,這類文章一方面主張每個兒童氣質的「獨特性」,父母應該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換個角度看」,才能用接納和等待的態度察覺到孩子「真正」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強調父母的責任,「五種父母應該拒絕的教養態度」、「八種讓孩子EQ更差的教養語言」等絕對性的指導態度,主張父母的主動學習可以避免發生「一輩子無法彌補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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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教養是當前討論子女問題時,最常提出來的議題】

資料來源:best.parenting.com.tw/blogger_article.php?w=708

「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哲學遮蓋了育兒實作的性別議題。女人作為媽媽,不僅被期待為孩子的最佳照顧者,也擔負主要的照顧責任。天真、脆弱、易受傷的心靈,需要媽媽的引導、個別關注與守護。「孩子(需求)優先」的論述,認為稱職的媽媽應該將自己的需求放在孩子之後的次要順位,這也反映在大多親職教養的文章往往聚焦在孩子身上,而不是關切媽媽本身的需要。當討論到媽媽的需求時,總是和孩子的福祉息息相關,「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強調的也不是女人如何可以同時保有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而是如何將家庭/孩子擺放在第一。對孩子高度的關照,仰賴的是女人犧牲對自己身心的照顧,我們不僅頌揚以孩子為優先的媽媽,也責備沒有遵守此一絕對標準的媽媽被是「自私」、「不負責任」的。

孩子是我的責任:風險、計畫與個人選擇

在現代社會中,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我們的日常生活充斥各種不確定性與危險的因應。我們被要求要發展與具備理解、計算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母職與育兒實作的也深受風險論述的影響,勝任的母親同時應是個稱職的風險管理者,藉由個人的理性選擇和決定,她們能避免或減少發生在孩子身上的危險。受到密集母職論述的影響,媽媽不只要仔細研究各樣可能的風險,更要參照「專家」意見發展因應的計畫與策略。

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我們認為個人有義務要為自己負責:認真工作、積極表現,也包括透過「選擇」來避免可以計算的風險。既有的研究發現,媽媽們透過強調她們在育兒過程中的「選擇」來表現她們對於母職與小孩的獻身和投入,同時建構了好媽媽與壞媽媽的身份認同:好媽媽能藉由「自由選擇」替孩子規避風險;不負責任的壞媽媽則任由孩子的生活充滿失序跟危險。這類環繞在「自由選擇」的語彙修辭,不僅是高度性別化的,也呈現特定階級的優勢。除了媽媽被視為最了解小孩的人,責無旁貸的要負起責任外,我們經常忽略個人的選擇能力是受到所處的社會位置所決定,包括有形的物質條件與無形的各樣資本。

育兒起跑點上的不平等

和許多媽媽一樣,我對所有與孩子相關的「正確」、「最好」總是感到十分焦慮。作為一個兩歲孩子的媽媽,我會擔心自己的「不小心」成為日後影響孩子的傷痛;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我不斷努力的平衡「孩子需求」與「自我需求」的翹翹板。我選擇哺餵母乳,直到孩子自主的斷奶。因為食安風暴,我開始採買有機的食材,減少外食的頻率。想要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我堅持在五點半之前從保姆家接他回家、回絕晚上與假日的工作會議與應酬。壞脾氣與急性子的我,也常閱讀「專家」文章,反思自己與孩子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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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的母職實踐並非都站在同樣的起跑點上】

資料來源:clickme.net/24509

但我知道這些看似自由的選擇,反映的是我相對優越的社會位置。例如:學術工作時間的彈性(以及擁有自己一個人的辦公室)使得我結束產假重返職場後,可以繼續母乳哺餵。但大多數的職業婦女要面對職場對母乳媽媽的限制與不友善。母職不只是親密情感與愛的表現,也揭露「我們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不平等現實。過於強調自由選擇的價值,將孩子的照顧視為媽媽個別的責任,忽略了資源分配的不均,也讓我們難以倡議政府的角色以及照顧公共化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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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來源為2014年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

[2] Arlie Hochschild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3] Sharon Hays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Bonnie Fox (2009) When couples become parents: The creation of gender in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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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與變遷:5隻猴子的故事

林寶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離開高雄,前往澎湖任教已經進入第五年。最近因為新學期課程安排改變,卻意外帶來生活不算微小的變動。因為這項變動,讓我自己驚覺,原來我過去4年來的生活,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軌道,不知不覺地支配著我的作息與思考。這讓我想起在網路上看過的一則流傳甚廣的故事,可以用來說明生活習慣、社會傳統與創新的問題。

大約十年前,網路曾流傳一則很夯的故事,是有關5隻猴子的實驗。為了方便本文的討論,也稍做改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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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的社群運作,跟人類有許多類似之處】

資料來源:www.nsysu.edu.tw/ezfiles/0/1000/pictures/91/part_35992_452647_23208.jpg

研究人員擬定一項實驗設計,這個實驗的基本元素包括:五隻猴子,一個大型鐵籠子,籠子中間設有可以掛置香蕉的掛勾,掛勾上設有可以啟動強力水柱的感應裝置,以及猴子喜愛的香蕉。其中,有些元素是固定不變的,包括籠子、掛勾、以及香蕉;其他的部分則是可變的,也就是可以由研究人員控制的設置條件,包括5隻猴子的組成與變動、強力水柱是否啟動噴射。這樣的組合,讓研究人員可以透過改變這些元素的條件,做為觀察社會個體與群體的互動、個體習慣的養成、群體傳統的形成、以及權力關係如何形成與延續作用等問題。

猴子實驗的第一到第四階段

第一階段:5隻猴子(ABCDE)被放置進入這個鐵籠子,掛勾上掛有成熟好吃的香蕉,每隻猴子都可以摘取食用,供應無缺,強力水柱裝置並未啟動。雖然香蕉供應無缺,5隻猴子卻開始出現弱肉強食的趨勢。領導與跟隨的權力關係開始出現,而決定強弱的關鍵,則通常在於最原始的拳頭大小與格鬥經驗技巧,能否在競爭地盤老大的過程中取得最後勝利。跟隨的最弱者(說他是E好了)負責跑腿拿香蕉,領導的老大(這隻應該就是A了;而A到E則依序代表權力位階高低)則擁有大部分的香蕉。

第二階段:研究人員開始調整香蕉的供應數量,以便觀察5隻猴子的互動關係。研究人員發現,當香蕉供應量開始減少時,跑腿的弱者E依然必須負責跑腿拿取香蕉,但是他能夠吃到的香蕉也隨之減少;而籠子裡的老大A則依然擁有最多的香蕉。

第三階段,研究人員開始啟動強力水柱的感應裝置,對於任何企圖靠近抓取掛勾上香蕉的猴子,立即噴射強力水柱予以制裁。這個改變造成籠子關係的改變與緊張。一開始,平常原本負責跑腿、拿取香蕉的E猴子因為遭到水柱制裁,根本無法拿取香蕉。這樣的結果,甚至導致籠子的權力領導體系對這隻猴子的制裁:為何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辦不好?!不過,當猴子一隻一隻、甚至老大A都被強力水柱制裁之後,這籠子裡的猴子社會開始明瞭:香蕉是拿不到了!不僅如此,由於強力水柱的懲罰並不限於企圖接近掛勾拿取香蕉的猴子,而是對整個籠子所有猴子都一體適用,更使得掛勾香蕉逐漸成為人人敬而遠之、甚至敬畏的象徵。

強力水柱改變猴子行為的方式,背後運作的機制是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SR Theory, Stimulus-Reaction)。這個理論運用了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領域常見的「蘿蔔—棍棒」(Carrot-Stick)策略,也就是透過給予獎賞或懲罰(benefit or punishment)的方式,以嘗試改變行為的技術。因而在個體而言,這可以帶來一種習慣的養成或強制改變。對社會而言,社會成員的習慣化則是邁向制度化的必要條件。

第四階段,制度的形成。這個階段,研究人員又改變了實驗的條件設定,將強力水柱取消,也就是說籠子裡的香蕉又成為人人可輕易取得的食物。理論上,籠子社會又回到過去的時代,然而,實際經歷過強力水柱懲罰之後,這個小小的猴子社會也因此產生變化。也就是說,曾經滄海難為水,在遭受強力水柱懲罰之後,這群猴子已經養成或被調教成對香蕉敬而遠之的態度。或是應該說,雖然這個時候的外在環境條件又恢復到過去的時代,但是重要的是,經過水柱懲罰之後的籠子社會,對於「從掛勾拿取香蕉」這件事,已經形成新的社會習慣或制度。事實上,這件事甚至可能成為這個社會的一種禁忌(taboo)。也就是整體社會為了保護社會的正常運作,而對社會成員予以禁制或保護的特定行為。發展至此,也就是隨著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禁忌的建立後,籠子內社會也就完全受到此一既有傳統的制約,幾乎喪失重新檢視、反省其他可能出路的能力。 

逐步以小猴替換老猴,看傳統制約與世代關係

這個階段,研究人員進一步改變籠子內的條件,他們透過部分替換、而非一次全部替換的方式,依序替換籠子內的猴子,直到完成所有的替換,並以此為實驗的終結。[1]

部分替換的方式,可以有每次1隻到4隻的4種不同組合,並因此使得全數替換完畢必須經歷不同的次數,分別是5次到2次,並直接造成新舊猴子在人數上的變化。例如一次替換1隻跟4隻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前者形成「舊4—新1」,後者則是「舊1—新4」的關係(所有關係變化詳如表1)。如果民主就是票數的簡單加減乘除,那麼這新舊之間因為部分替換而產生的新舊人數差異,也就可能帶來籠子內的猴子社會,在新舊世代之間的權力關係張力。換句話說,因為加入替換猴子的設計變數,也就讓這個小小的籠子社會產生「世代」的變化,帶來老成員與新成員的世代關係,或也可說是舊住民與新移民的關係問題,以及因為新舊成員人數相對多寡而可能造成的權力結構張力與變化。

表1   籠子內5隻猴子(ABCDE)替換方式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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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制約

新舊世代的爭議或緊張,就在於「從掛勾拿取香蕉」這件事。關鍵在於,在籠子裡的猴子社會,由於經歷過前面四個階段,已經養成不能「從掛勾拿取香蕉」的習慣、甚至禁忌;相對而言,來自籠子外的猴子,由於並無此一經歷,則將「從掛勾拿取香蕉」視為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如果說後者是猴子的天性,那麼前者就是猴子社會經過新環境因素的作用下,為了生存而自然或被迫修改此一天性,所養成的一種新社會習慣、禁忌、或制度。

職此之故,當外來新猴子進入籠子社會時,「從掛勾拿取香蕉」將構成新猴子與籠子裡既有猴子之間的衝突來源。對原有籠子裡的猴子而言,如果任何一隻被替換進來的新猴子企圖「從掛勾拿取香蕉」,等於犯下違反這個社會禁忌的大罪。因此,舊社會的猴子,將會不惜代價極力保護「掛勾香蕉」不被侵犯,甚至可以想像,將會對於這種侵犯的行為予以嚴厲的制裁;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籠子裡的猴子社會在這件事情上擁有「既得利益」,也就是要保護舊社會「免於被強力水柱制裁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傳統」也就正式建立;而很多時候,也正是因為出現不同的「世代」,並且藉由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才彰顯出這個社會的真正傳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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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遵守社群規定的猴子,必須跟既有的權威對抗】

資料來源:c1.staticflickr.com/1/6/6053022_d541ec3664_b.jpg

相對而言,在任何一隻「後來新進」(newcomer)的新猴子看來,這個籠子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社會,竟然會禁止「從掛勾拿取香蕉」,更別說是享用。由於未曾經歷強力水柱的洗禮,並無不得碰觸「掛勾拿取香蕉」的禁忌,這些新猴子可以說是社會的新鮮人,心中是一片乾淨的白紙,尚未畫上色彩與圖案。因此,當他們進入籠子社會時,恐怕會難以理解、甚至相當氣憤,何以舊社會竟然會做出違反猴子最基本而自然的反應,嚴厲禁止猴子「從掛勾拿取香蕉」。為了捍衛這與生俱來的自然需求(基本權利?),新猴子將可能直接衝撞、挑戰舊社會的習慣、禁忌與制度,跟既得利益發生直接的衝突。世代的衝突、甚至戰爭,以及因此對整體籠子社會的衝擊與影響,也將不可避免地引爆開來。

在此一基本世代差異之下,研究人員對於籠子社會採取的不同部分替換方式,則對籠子社會帶來全然不同的影響。每次替換1隻到4隻的不同方式,直接造成籠子社會結構產生「舊4—新1」、「舊3—新2」、「舊2—新3」、「舊1—新4」等四種不同的變化,對這個社會結構的後續演變帶來不同的張力。

世代對抗帶來的變遷張力

4—1」:以最簡單的算數來說,此一關係下的新一代猴子,除了依循原有舊社會傳統之外,幾乎是毫無出路可言。也就是說,在舊社會世代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條件下,單槍匹馬的新世代很難有機會改變舊社會的傳統。而且不僅如此,這個新世代,也將面對來自舊社會給予嚴厲再社會化的洗禮!這個過程很可能如此:進入籠子以後,新世代自然而然地想要「從掛勾拿取香蕉」,但是將立即遭遇來自舊社會所有成員的強力攔阻與制裁,最終的結果將是新世代學會「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此處的關鍵差異在於:第一代之所以學習與形成不得「從掛勾拿取香蕉」的禁忌,是來自當時遭遇環境因素(強力水柱制裁)互動後的結果,新世代則是由舊世代以其「禁忌傳統」強行施加於新世代的結果。

因此可以想像,隨著新世代被再社會化完成之後,一旦再替換下一隻新猴子進來,可能將跟上面第一隻猴子一樣經歷「叛逆」(企圖拿香蕉)、「制裁」(最早進來、已經服膺舊傳統的那隻新猴子,可能此時會對這第二隻新猴子制裁得特別嚴厲!)、「再社會化」(接受/服膺籠子內的舊傳統)的過程。

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如果第一代對此一傳統之所以形成,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第二代卻已經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世代。當傳統何以形成的最初緣由,逐漸淹沒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之後,傳統也就可能成為神話,成為可以操弄、塑造權威的源頭。

3—2」與「2—3」:這二種情況,可能帶來籠子社會相當激烈的世代衝突出現。影響世代衝突結果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新舊世代在人數上的差異,一是舊世代手中掌握的舊傳統權威。前者說起來就是票數多寡優劣的問題,而此處的二種情況都無法讓任一世代可以高枕無憂,因為沒有人佔據一個絕對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這也就使得新舊世代之間的衝突、折衝、妥協成為必要經歷的過程,而其結果則充滿變數,難以事先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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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難道不也是世代之間的對抗嗎?】

1—4」:最後一種情況,也是新世代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情況,意味著舊傳統可能被打破,並由新世代建立起新傳統。這個情況最大的問題是,舊世代(因為世代凋零)面臨傳統無以為繼的窘境,新世代卻紮紮實實地崛起,扮演著決定籠子社會走向的關鍵角色。換句話說,新世代可以重新定義被舊世代奉為禁忌的事物。

比較第四階段與此階段的差異可以發現,任何社會都存在著許多習慣或傳統,一直在支配著人們的生活。依循這些傳統過日子,讓社會可以在安全而且可預測的軌道上運行。然而可怕的是,即使傳統本身因為時遷勢移而失去功能、只剩下外在軀殼,某些社會卻還是牢牢地被這個傳統所束縛,喪失反省、改變、以及重新界定的能力。在此一意義下,第五~2階段出現的「新世代」就變得非常重要。由於並未經歷舊社會傳統/禁忌的洗禮,來自籠子外的新世代有能力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籠子內的傳統;這也就反映出「距離」的重要性,與傳統的適當距離成為反省思考能力的前提要件。在此同時,新世代要能有機會改變或重新定義舊傳統,則還涉及新舊世代之間的人數多寡與權力大小的鬥爭。上面的實驗表明,單槍匹馬難以成事,預期創新、改革得以有成,需要的是團隊的力量才可能成事。

生活裡的習慣

在生活裡,我們被習慣、傳統所束縛而不自覺的例子,不勝枚舉,可說幾乎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我自己離開高雄、前往澎湖任教4年多以來,已經養成的週一飛馬公、週四回高雄的生活模式,就是一個習慣到「不自覺」的例子。當然,從某個角度說,這其實不算一件壞事。畢竟人是習慣性的動物,需要仰賴平時建立的習慣過日子,以因應周遭無限複雜的生活環境。因此,我們每天不論工作、上學、開車、用餐、睡眠……,都會有我們建立起來的習慣。不是說,人是習慣的動物嗎?的確,正因為如此,所以反而可以從習慣被打破的影響,回頭檢視習慣的影響力本質。例如,假設哪天一早出門,卻因為交通工具(自家汽車、捷運、火車、公車、專車……)出問題,就會對所有趕著上班、上學的人帶來極大的不便與問題。如果這是火車出軌,停擺,那麼對於平常利用火車通勤的人來說,這天早上根本就會像是世界末日。所有人心急如焚,急著跳腳,急著想辦法;為了擠到辦公室、學校、公司等任何目的地,每個人此時必須從腦海裡仔細盤算所有可能的替代路徑,然後想辦法擠過去;接著很可能就立即發現,每一個可能的替代路徑,也都同樣擠滿了人。結果不僅花時間、花錢、花精神、還嚴重遲到,讓很多人整天心情不好,更讓某些人喪失了平時搭配火車通勤養成的習慣:在火車上打個盹,看個書,吃早餐,或是看看辣妹!

這樣說來,習慣是我們在生活裡建立起來解決需求的辦法,也是我們降低焦慮感與環境不確定性的關鍵。在現代忙碌的生活節奏裡,人們需要建立各種習慣,以協助解決每天生活所面對的不同需求與問題,降低生活遭受不確定性干擾的可能。因此,可以將習慣看成是一種解決問題或需求的路徑,是我們在生活裡依據環境的要求,檢視各種可以選擇與運用的手段,才從嘗試錯誤(trial and error)中慢慢建立起來。而習慣的路徑一旦建立起來,生活也就有了運作的常軌,就像地球繞著太陽運行一般,維持著一種穩定的秩序,令人安心。

當然,人的生活畢竟不像地球軌道一般不可改變;毋寧是,人們會有他自己的習慣,但是也往往會隨著生命歷程的演進,或是外在環境的改變,而必須打破既有的習慣,嘗試建立新的軌道。例如,從小讀書,經常是每升上一個年級,就要換個教室,生活就要重新適應;此時偶爾會出現學生「不自覺」地走回原教室上課的糗事,就是習慣作用的見證,也總要一段時間,等習慣了新教室的生活以後,才會消失。

◎新舊習慣與保守/創新

不過,一旦舊習慣不再堪用,必須建立新軌道,這卻並不見得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也恐怕不見得是每個人都想要的事。部分原因在於,如果這種新舊交替是被迫的,常可能引發某種的反彈,至少是心裡百般的不願意。此外,也有部分原因來自於舊習慣本身的慣性。很多時候,人們在生活裡養成的習慣,不僅使得生活相當熟悉、有軌跡可循,更多時候這還意味著一種安全感。面對建立新軌道的壓力時,這種安全感有時候會讓舊習慣變成一種強力抗拒改變的惰性。老實說,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保守。

從生活習慣、常軌的角度來看,「保守」並沒有錯。按著既有的慣習,生活可以易如反掌,可以到達「閉著眼睛」的自在。慣習因此如同安全膠囊,讓人們受到保護。問題是,即使安全如媽媽的娘胎,胎兒也不可能永遠待著而不發生問題。時間到了,胎兒還是必須離開娘胎——雖然大部分時候是掙扎著、歷經千辛萬苦,不過一旦通過之後,等待的卻是眾親人的歡呼,以及娘親高興的淚水。麻煩的是,大部分時候,我們面對改變/丟棄舊習慣、建立新習慣的過程,卻並不見得都是這麼令人期待,也不見得都會獲得掌聲。改變或丟棄舊習慣本身,是痛苦的;建立新習慣,則是辛苦的。這中間,沒有容易二字。

極端的例子是進入諸如監獄、過去的軍隊等全控機構,幾乎要完全把圍牆外的習慣從頭到尾丟棄並且全盤改造,對新來者所帶來的震撼教育。現代人普遍的例子,則是換手機、換電腦、換作業系統所帶來的短期習慣風暴,總是突然發現一切都不對勁。這可能也是為何非智慧型手機仍舊有一定的市場的緣故,畢竟相對於年少世代非常能夠熟悉新3C產品的操作介面,很能夠輕易搞懂運用各式APP而言,上了年紀這一代或許真的還大部分被束縛在非數位化、非圖像化的思考模式中,以致大多只能停留在按鍵式手機的時代。事實上,也正是從生活軌道的角度出發,讓我們更加了解為何許多小說、文學著作會以這類軌道改變做為故事發展的軸線或引子!因為這些事件可以引發幾乎所有人類的共鳴,增加故事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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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習慣,連換一隻新手機都是挑戰】

資料來源:pic.pimg.tw/mioavian/651e5cc14212ea380e703acc1ef41c29.gif

生活裡嘗試改變舊習慣所引發的痛苦,如果戒煙不算好例子,小嬰兒如何戒掉奶嘴,應該可以算,大家也都知道這中間的辛苦。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顯然不論是大人戒煙、小孩戒奶嘴,或是生活裡想要改掉的某些習慣,都不只是表面可見的「習慣」二字所能形容。依據心理學的研究,任何習慣的養成,都還涉及每次習慣行為進行時,在腦部完成的一次獎賞過程。透過習慣,我們在腦部會分泌某些腦內化學物質(例如腦內嗎啡),從而獎賞了自己,令自己擁有成就感,並因此不斷強化習慣動作的存續。這也就說明了,為何改變習慣會令人「痛苦」。對很多人而言,即使改掉舊習慣、建立新習慣就好比未來有個滿漢大餐在等著他,相對於眼前被活生生剝奪而去的美味,還是會令人產生極大的痛苦。老實說,這也是上面猴子實驗裡,舊世代之所以會極力捍衛舊傳統,並且要想辦法制服新世代加以接受傳承的理由。

因此,對於硬是要我一下子改變過去4年來,已經習慣於週一來澎湖、週四回台灣的作息規律,還真是一件頗令人痛苦的事情。表面看來,這只不過是從週一/週四的週期,改變為週二/週五的週期,在校時間依然4天,在家陪媽媽、老婆、小孩的時間依然是3天,變動不大,有何好不習慣的?!實際上講,日子當然是不一樣的,就因為習慣被硬生生地改變了。

◎避免落入習慣就是自然的謬誤

對現代人而言,週一是生活裡工作的開端。絕大部分的事情會在這一天開始,然後在週五結束。這也是為何我們會稱呼週五就是小週末,因為到這天下班,一週的工作也就結束,至少原則上理該如此。因此,我過去週一來、週四回的舊習慣,其實是跟我的家人、我周遭的環境相匹配的,大家都開始工作/上學的這一天,我也趕著搭飛機回澎湖,以便展開我的教學研究等工作。週四回則更有好處,因為至少表面上,我比大部分的現代人提早一天進入週末;雖然我老婆從來不相信這套鬼理論。從她認識我、直到嫁給我的這20多年來,別說週末了,她根本認為我沒有一般人羨慕的寒暑假。即使平常在家,也整天窩在書房工作。在她眼裡,我根本就是個工作狂。

週一/週四的規律還有個好處,我可以把一些需要面對面溝通、去擔任委員、受邀演講等等的事安排在週五。對很多人而言,週一是個特別的日子。週一既是銜接上週工作的第一個日子,卻也是結束週末休假日後的第一個工作天。正因為這種雙重性格,人們往往會出現所謂的「週一症候群」,就是心裡上還停留在昨日的狂歡,現實上卻已經被一件一件等著處理的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週一不是外出洽公的好日子;相對而言,週五卻因為大家經過了整整一週的緊張工作之後,有著期待週末舒緩來臨的美好氛圍,適合洽談安排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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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症候群是不是也是一種習慣?】

資料來源:c4.staticflickr.com/4/3785/12579918125_8af826fb37_b.jpg

結果是,從週一/週四的規律,轉變為週二/週五的節奏,首先不適應的就是我孩子。週一/週四規律下,我會在週四下午、週五全天負責接送;週二/週五則會變成週一全天跟週五下午接送。規律改變後,每週一早上我會對孩子再三叮嚀、下午下課則會用手機緊迫盯人:我會來接你;不過還是有好多次,我孩子已經走到捷運站才想起。週四下午,仍在澎湖的我偶爾會接到他的電話:你在校門口了嗎?不僅如此,我學校的助理也經常被搞糊塗了:老師回去隔天不是還得上一天班?老師請假嗎,怎麼今天還沒回來上課?看來,她還停留在週一/週四的規律,就好像活在另一個星球般,一下子改不過來!

老實說,如果沒有養成生活習慣,我們的生活會陷入毫無章法的混亂之中,像極了一隻無頭蒼蠅般,到處無意義的飛舞。需要防備的是,我們會陷入不自覺的習慣或傳統束縛之中,無法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而適時反省調整。因此,馬克吐恩的名言:「讓我們陷入困境的不是無知,而是堅持看似正確的謬誤論斷。」(What gets us into trouble is not what we don’t know. It’s what we know for sure that just ain’t so)或許也是我們面對習慣時,一記發人深省的暮鼓晨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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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僅探討部分替換造成新舊世代數量差異的影響,並未處理從舊世代ABCDE替換為新世代

每次替換猴子數 1 2 3 4
替換順序可排列組合數 120 30 10 5

abcde的所有過於複雜的排列組合,及其對籠子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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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技術物、組裝社會:我的科技社會之旅

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從社會學跨入科技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領域以來,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以物追人、以人追物」,而最常被社會學前輩或好友們關心問起的一件事則是,「你現在是研究蓮霧?黑珍珠?」「還是研究橋樑?」「研究水輪機?川流發電?」「又變成在研究太陽光電?燃料電池?沼氣發電?」是啊,是的。這幾年下來,我跟技術物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脫不了關係。

這一切因緣際會,要從某一年社會學界的青壯前輩吳泉源說起,那年他帶著幾支沒編上拍面的網球拍框架,來到社會學演講場合裡,約略像這樣第一次談起了「台灣如何變成網球拍王國,這件事很重要」、「台灣社會要重新看重自己的產業技術特質」、「不要被『科學指導、技術運用』的上中下游意識形態騙了」、「重新說出台灣的技術史故事,為新世代樹立新的技術角色典範…」。那次的場合,當時還是社會學博士生的青澀年代,我聽進去了,聽得歡喜踴躍。

黑珍珠_楊弘任攝

【透過黑珍珠蓮霧此技術物,看到了社區如何運作】

博士階段的田野調查期間,來到黑珍珠之鄉,國境之南的屏東縣林邊鄉,很快我就被吸引到蓮霧這個在地特色農作來了,起初看它像是有社區產業潛力的農作,後來越看越知道這是一項技術物,一旦解開這項技術物的種種連結環節,可能也就看得到這個地方社會的特質、甚至整個漢人拓墾社會的人群連帶方式與變遷歷程。對著陽光底下,枝條葉蔭之中,套袋裡掀開一角露出暗紅發亮的黑珍珠蓮霧,當時的我在想著,「社會在這裡… 社會真的在這裡嗎?」

「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當我追著黑珍珠蓮霧在最通常不過的蓮霧園裡到處踏查,蓮霧最終把我帶向了各種師傅技藝的世界,緊接著,蓮霧師傅、產銷班與農業資材行開始現身。我試著參悟蓮霧的世界,界定這項技術農作是「看不見的技術」,是一種「銘刻在身體」、「內在整體性」、「不易複製性」、「擴散遞減性」的師傅實作。果然,在地師傅的節點之中,我遇到了派系分化的產銷班系統,也逐漸從邊緣連結到社群網絡的核心地帶了。 

◎嘉邑行善團的鋪路造橋

從黑珍珠蓮霧的實體世界返回到研究構思與文字書寫的另一種實體世界來,一方面看到另一位青壯前輩林崇熙對「嘉南平原拼裝車」的深度刻畫與權力關係分析,另方面看到素未謀面的法國前輩拉圖(Bruno Latour)一篇讓我雀躍不已屢屢玩味的小品文章「給我一個實驗室」,我約略知道怎麼說「技術/社會綜合體」、或者「技術/社會交互連結網絡」的故事了。〈看不見的技術:蓮霧變成黑珍珠〉一文中,藉著黑珍珠蓮霧與派系社會的纏綿交織,我讓自己變成社會學說書人,嘗試訴說台灣社會裡技術與人群的故事。

橋樑是我第二個感興趣的技術物。倒不是純然基於對工程技術系統的好奇或對風險社會的關注,我與橋樑,我把社會學跟橋樑緊緊綑綁在一起,都是來自於在嘉義時期的一項因緣際會。嘉義縣政府規劃重新書寫縣志,我負責「社會志」(社會史)題材。追著清代以來「官紳會辦」或「紳商辦理」的社會福利事項,發現由來已久的義渡、鐵線橋、石橋等技術與制度裡,橋樑一直是社群展現慈善的重要物質媒介之一。沒有橋樑的興建,展現不出紳商與拓墾社群休戚與共的一面;沒有橋樑的興建,也就少了紳商自我證成仁慈愛民的一面。無論如何,清代的造橋鋪路,到了日治時期演變成皇民奉公會殖民統合式的民力動員形態,在殖民官方規劃並強制動員之下,進行某些地方化環節裡的築堤、修路與造橋。

嘉邑行善團的出現與延續,歷經多次組織分裂而仍承擔著台灣中南部偏鄉地帶、沿山地帶的橋樑建造與修繕,引起我相當大的興趣。誰在造橋?造的橋穩不穩固?造的橋跟地方美學契不契合?誰在捐款?怎麼捐款?經過這一項帶有科技與社會意涵的追問之後,「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變得相當迷人。從第一次與行善團幹部在會務中心接觸起,我開始跟著實作現場看造橋,看到每次造橋的義工活動開始前,後勤組的膳食安排、一起獻香祭拜祈求神明護佑、行善團布條掛起來、水泥砂石井然有序各自成堆、老舊的混凝土攪拌機、一樣井然有序的男女老少一畚箕一畚箕的接續將水泥砂石依照一定比例送進攪拌機。第一次的現地觀察後,我又想起,如果能從最原初開始,跟著看一條規劃中的橋樑如何從無到有,那麼「行善團會造橋」這一回事,我就能看得更清楚,在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定位上,也會找出這樣在地技術與地方社會的意義。

行善團造橋_楊弘任攝

【結合了庶民行善與默會知識,創造南台灣另外一種常民造橋技術系統】

在一條橋從無到有的過程裡,相當令人驚訝,真正的技術決策者,也就是在工地現場能做出最明確、最終決定的那個人,竟然不是任何意義下的土木工程專業者或者技師、包商等角色,而是自我解嘲自己是「黑牌工程師」的行善團長。這位行善團長從接送核心人物何明德先生勘查造橋現場的過程中,「做中學」而傳承了造橋技術。進一步追溯起來,何明德先生是日治時期烏山頭總工程師八田與一設立的「財團法人土木測量學校」第四屆畢業生,畢業後一直任職嘉南農田水利會,最後從民雄江厝店監視站長退下來,監視站長一職,也就是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允許台灣人在水利系統任職的最高職位。何明德的水利與土木技師經驗,到後來轉而以「地方知識」的方式傳承下來。

造橋技術物與台灣生活史

寫成〈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之時,我歸結出這樣的地方知識有「常識準則」、「在地分類」與「默會技能」三項特性,也就是行善造橋現場聽到的「水泥、砂、石要依1:2:4或2:3:7進行,做出來的基樁或樑柱才撐得久」、「白善土(Q底土)很趣味,河水走在上面,地下水走在下面,很有彈性,又比混凝土堅固。挖到白善土,基樁設在這裡,這座橋就妥當了」、「我們不會啦,要團長才知道基樁要設在哪裡,橋順路勢、墩順水勢,我們會說而已,還是團長才知道怎麼抓路勢、水勢」。許多常識準則化的造橋俗諺,以及對土壤特質的在地分類,最終都回到師徒制默會技能的環節來了。

行善團造的橋深深擄獲中南部沿山地帶地方居民的心,幾次風災水患過後這樣「可信任的橋」都還在,同時,地方首長也深知施政預算常常力有未逮,幾次風災水患後,中南部地方首長屢屢親自前來拜託行善團協助造橋。簡單說來,行善團造橋,早已是中南部地方施政的輔助環節了。

跟著行善團體的橋樑技術物,我就跟著走進台灣史活生生的細膩轉折之處,殖民時期的專業訓練如何轉化成今日地方知識的傳承歷程,同時也看到國家管制、專業認證、市場競爭的常態造橋工程場域之中,原來現代性的縫隙裡,傳統慈善造橋還能源遠流長。 

綠能發電與社會

循著「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研究軌跡,第三個讓我感興趣的技術物座落於再生能源、永續能源或綠能的領域裡。

在莫拉克風災之前,我跟著一位本土發明家,追溯他「川流發電」在地創新過程的行動者網絡。從「非人的」川流水輪機與農田水圳,一路盤點出來,整個過程中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連結,又經歷哪些「人」、哪些「非人」的考驗。目前看來,「川流發電」正處於技術成功了,但該項技術與社會、市場的連結還不穩固的階段。

在莫拉克風災之後,藉由先前研究「川流發電」而對綠能技術、制度、市場的涉獵基礎,我很自然的回到黑珍珠之鄉,回到林邊,回到屏東,看到災後重建過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刻,也就是綠能的技術與社會組裝的在地性歷程。屏東縣府對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很有創意的將「地層下陷區國土規劃」與「縣市層級綠能轉型」兩件重要的事連結在一起。

屏東縣府的綠能治理,要從更早之前以保育社團帶動社區總體營造的時期說起。像是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林仔邊自然文史工作室等等帶動社造的社團,在多年的試誤摸索中,開始跟在地社區之間相互「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形成有效的文化轉譯。最重要的非意圖後果是,「地方知識」與「在地師傅」浮現了,而且屢屢成為與專業知識或專家體系之間交錯來回、共同會診、交織創新的重要基礎。事實上,莫拉克風災後,主導屏東災後重建的縣府跨局處「綠能工作小組」,有很大比例成員就是出身於先前的社造社團幹部。「養水種電」,讓下陷區的蓮霧園與魚塭等土地休養生息或扮演蓄洪池功能,讓光電廠商進場與災區地主居民面對面,協商互利共生的二十年土地出租契約並建制架高式太陽光電設施,廠商整地並提供光電設施,地主居民出租土地,縣府藉由中央政府經建會出面整合並協商主管土地利用的內政部、主管能源業務的經濟部能源局,也逐步突破台電公司關於電力饋線、電流穩定等等技術問題,「養水種電」最終在林邊與佳冬近五十公頃受災土地裡安裝了將近25 MW(百萬瓦)的太陽光電設施,也成為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公告後的第一件大型太陽光電成果。

養水種電_屏東縣政府提供

【屏東養水種電,也是一種在地知識、師傅與文化轉譯的技術成果】 

 

◎偵探社會的演練:以物追人、以人追物

這些年來,跟著屏東縣府「綠能工作小組」的綠能腳步,我也變成看得懂太陽光電、沼氣發電、氫能燃料電池機車等技術物的社會學者了。這樣的田野調查,有時必須踏進大型與小型畜牧場,看看豬糞尿如何可能變成有效的沼氣發電來源,隨著過程的開展,也跟著回溯敲開了「生物脫硫」的生科實驗室大門,同時也要來到航太工業的研發部門,看看他們如何組裝出新的渦輪式發電機。這樣的田野調查,像是科技與社會的偵探一樣,從已成熟或半成熟的技術物現場,嘗試追回到是誰、用了什麼方法、動員哪些人物或技術物、在哪些場合中把原先互不相干的異質行動者拉攏在一起、後續又如何在機器、環境、法規、實驗室、市場、社區等機制交錯中,逐步讓綠能的在地創新出現契機。原來,一個有效的綠能地方治理,要牽連進來這麼多的「人」與「非人」的異質元素,而屏東縣府的綠能工作小組,也變成了來回穿梭於地方知識與專家知識之間的「異質工程師」或「轉譯者」了。

從蓮霧到橋樑再到綠能,反覆演練一種「以物追人、以人追物」的科技與社會偵探能力,不斷考察技術物與社會的組裝過程,這幾年下來,在這條社會學的非正規小路上,我走得更遠,也看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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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Latour, Bruno, 2004[1998/1983], 林宗德譯,〈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群學出版社。頁219-264。

Yang, Hung-Jen, 2015. Reassembling Solar Farms,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 Case Study of Ping-Tung County in Southern Taiwan. EASTS: 9(3). (即將出版)

吳泉源、林宗德,2000,〈從網球拍到半導體:台灣產業技術特質的探討〉,見《台灣產業技術發展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出版。

林崇熙,2001,〈沈默的技術:嘉南平原的拼裝車〉,《科技、醫療與社會》1期,頁1-42。

楊弘任,2014,《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增訂版)》,群學出版社。

楊弘任,2014,〈嘉邑行善團:傳統慈善造橋的現代性轉化〉,見蕭新煌編,《書寫台灣第三部門史Ⅰ》,巨流出版社,頁451-481。

楊弘任,2012,〈行動中的川流發電:小水力綠能技術創新的行動者網絡分析〉,《台灣社會學》23期,頁51-99。

楊弘任,2010,〈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0期,頁12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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