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飲、用水的前世今生:從國家化到市場化

黎德星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系

        甲午戰後,依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接收台灣的6,194軍人在初抵澎湖之際,三分之一的軍隊就染上霍亂及熱帶疾病,其中的1,274軍人在登陸後的二個月之內病死。

實際上,佔領台灣的乙未戰爭過程中,日軍死傷最大的原因是生病,還比戰爭傷亡人數高出許多,其中包括近衛軍團中將攻臺司令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近衛師團隨隊軍醫曾對當時台灣的衛生環境有這樣描述:「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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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台北城,當時衛生環境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頭痛問題】

資料來源:www.twmem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3/02/princehome_2013-02-11_16-23-26.png

台灣當時為許多傳染病盛行地區,1902年美國的衛生調查通報提到台灣的鼠疫疫情:

日本-福爾摩沙,從1月1日到1月21日,有100例鼠疫新增病例,其中80例死亡;1月15日至1月21日僅在淡水,13例鼠疫皆造成死亡,根據統計1901年4,519例鼠疫通報,有3,634例死亡(Public Heath report, Washington, D. C., April 1, 1902, p.831)。

日治時期的國家飲水體系建立

        從上述事件可知,環境衛生與傳染病防治對於日本治理台灣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台灣現代自來水供水系統始於19世紀末日治時期,1898年淡水建立了台灣第一個自來水系統,自來水系統的建立一直是台灣日治時期的重要治理工作項目。

1896年後藤新平接任兒玉源太郎(Kodama)成為台灣總督,這位曾參與日本東京自來水與汙水下水道興建的技術官僚,邀請英國籍技術人員巴爾頓(W. K. Burton)至台規劃、建立台灣自來水系統。至1917年,全台共建立了16座包括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的現代自來水系統。至1945年自來水系統覆蓋了全台18%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人口較集中的都市地區。至於自來水未普及的鄉村地區,飲水的取得仍是個別化的個人與家庭的日常活動,在河邊或水井取水,儲水與備水以供烹調或飲用,成為個別家庭的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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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開始大規模建設自來水體系】

資料來源:blog.ilc.edu.tw/blog/gallery/4878/4878-410282.jpg

        相較之下,自來水做為國家主導的社會集體化的過程,不僅展現在自來水的分配與國家積極介入之外,現代國家集體化的趨勢與干預的面向,還包括在於水源的取用控制與管理。日本時期,除了將台灣集水區的山林地收為國有、無主土地隸屬由國家控制之外,埤塘水利設施公共化,建立大型蓄水設施,如烏山頭水庫(1920年興建,1930年完工)、桃園大圳以及高雄的澄清湖。藉由國家主導的自來水的供應,確保飲用水的安全,到了1945年,18%的台灣人口(都市人口為主)都可取得自來水源。

戰後自來水供應的擴展

二戰後受到戰爭破壞的自來水系統,在美援的資金挹注下,有極大的進展,在環境衛生的考量下,1955年省政府新設衛生處下設置「臺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 ,主管自來水、汙水以及廢棄物。儘管如此,全台自來水系統並未明顯成長,人口覆蓋率也維持在三成左右。

1962年台灣戰後再度爆發霍亂疫情,使得自來水系統再度受到重視,雖然僅造成24人死亡,但高傳染病的出現,使台灣成為傳染病疫區,對當時出口農產品受到極大影響,造成經濟上極大衝擊。為此,當時的內閣緊急召開重要會議,各部會代表與會商討對策、防堵霍亂。針對農村地區推動小規模簡易自來水系統,用來取代無衛生管理的農村地區用水。簡易自來水系統(公井)包括取水、貯水、導水、淨水、送水及配水等設備,以村為管理單位,透過管線直接送水至各家戶,取代家戶以淺井或於河塘取水之模式。根據調查,1964年有31%全台人口取用自來水,20%人口水源來自井水及簡易自來水,其餘49%人口的水源被視為“衛生堪慮”的水源,飲用煮沸過的水一直都是民眾標準化淨水策略。到1970年,僅有43%的全台人口被自來水所覆蓋。

除此之外,供水系統的組織結構也因應用水需求產生組織重組,由地方供水系統,轉變為大型與區域型的供水系統,水資源管理也趨向中央層級化,省政府所主導的跨縣市供水系統,逐漸取代過去縣市為單元的供水系統。為因應用水需求的增加,1972年台灣自來水公司成立,整合了台灣省內128個供水系統,供水普及率也從1980年78%增加到1990年的90%。而1970年代之後,對於水的大量需求,地面水已經取代地下水源成為台灣主要水資源,同時期,大規模台灣水庫的興建也開始展開。

不同地區的水質差異與民間供水興起

        儘管自來水普及率增加,自來水的品質還是有地區上的差異,1992年高雄市自來水檢體有3成不符國家標準,主要是生菌數超標,於2001年高雄市自來水質仍多次未達衛生標準。於是另類的水源:加水站應運而生,成為台灣中南部特有的社會現象,以高雄市為例,2011年整個高雄都內有1771家食用水加水站,其中超過1000個加水站位於舊高雄市內。加水站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取用鄰近山麓下的地下水,一種以自來水水源的加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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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高雄,到處都有飲用水出售攤位】

http://www.kcc.gov.tw/magazine/2002_08/images/p6.gif

地下水水源的加水站強調水質的優越性,以不處理的原水為販賣產品;而以自來水為水源的加水站,則強調水質處理優勢,透過逆滲透、UV以及其他科技手段的水質安全與健康訴求,提供不同需求者不同目的的需要,一方面自來水質堪慮,一方面瓶裝水價格偏高;價位相對廉價水質佳的加水站市場規模逐漸擴大,加水站林立成為高雄特有的都市景觀。

        以其生產過程之社會關係進行分析,兩種模式代表不同生產型態,傳統加水站主要包含上游水井業者,與下游的加水站零售供應者,水井業者可以僅提供原水給零售商,零售商則以水車載水至市區的加水站,售予顧客。或者,水井業者本身也在市區自設加水站,進行上下游整合的供水服務。以自來水為水源的加水站則強調水質導向的標準化作業,透過工廠製造單一規格的淨水、貯水、送水設備與加水站設備,透過直營與加盟策略,快速複製標準化「做水」加水站。

以加水站取水作為飲用水的主要水源,不僅在自來水普遍的區域,對於自來水不普及區域更扮演重要的角色。自來水法於1966年公布以來,雖然強調自來水水質須合乎國家衛生之規定,但並未強調國家應視自來水為每位國民應有權利,使得自來水不僅在水質上有區域差別,普及率也有區域之差別;屏東縣自來水的普及率在2010年統計時僅有45%,然而淺層地下水,已受污染。過去農村家家戶戶的水井取水已經無法供應飲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林立而起的加水站加水及加水車送水活動,鄉村居民又回到過去取水與載水的日子。

反思與思考

首先,我們該如何看待台灣部分地區飲水是由私人賣水所提供的現象?一方面,它反映出台灣部分地區缺乏飲用水,或稱區域不均衡發展。從飲水為基本社會權而言,認為這是國家失責的呈現,更特別的是,台灣地區是水源較其他地方充足卻也是缺乏飲用水與缺水地區。另一方面,高雄加水站反映出台灣民眾對飲水的偏好與文化,一方面國人飲水文化強調水質純淨、自然與口感,顯然水商品有相當大的市場規模,即便高雄市自來水水質已經改善很多,但水從偏好而言,還是可以生成為不同的水產品,就像台灣的高山烏龍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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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管線漏水可以儲存好幾座水庫的水,以及降低自來水的污染情況】

資料來源:img.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5-04-07/clipping/656/b06a00_t_01_05.jpg

其次的反思是,何種原因導致台灣自來水無法達到生飲的程度?煮水是台灣飲水普遍的消毒模式,不像其他國家自來水是可以生飲的。雖然目前台灣有些單位像是學校可以提供生飲水,但台灣自來水無法達到生飲的程度,其主要原因是因為輸送過程汙染,管線漏水是造成汙染的一大問題,這也凸顯出了台灣水資源管理層面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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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陳鴻圖,2003,從陂塘到大圳—桃園臺地的水利變遷,東華人文學報,第五期,頁183-208。

劉翠溶 2011 環境保護之演變 《中華民國發展史‧經濟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聯經,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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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麥當勞化」:閒逛找回人文社會的書香夢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

在我台大唸書的1980年代,那時沒有捷運、網路與手機,卻也可能是讀書人最幸福的時代,是讀書人與城市空間關係最緊密,搭公車或經由徒步站在各種個性書店前翻閱書本,感受手指與書頁來往之間透露出來的書香與人文氣質,一待就是整個下午。從台大、師大附近小書店、牯嶺街舊書店到火車站前重慶南路書店街這種風塵僕僕的集體記憶,叫做「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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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臺北牯嶺街舊書攤】 

但前幾天我到重慶南路逛街時,赫然發現書店街地標的「雲五大樓」裡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書籍一空,變成賣衣服商場,心頭著實一震!我的線裝書大多來自於此。臺灣商務印書館成立於1947年,二戰後不久,超過一甲子。但這個指標型書店其實並沒有消失,後來上網一查,「現將2樓改為『重南參柒市集』,用以販售回頭書、風漬書等品相較差,但不影響內容閱讀的書籍,而門市則已搬遷至1段143號(鄰近總統府)」,這意味著在現實店面租金壓力、連鎖書店排擠與資訊社會化,免費資訊一大堆,網路購書成習慣,造成實地買書意願降低下,實體書店的搬離黃金地段或倒閉,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不僅僅是重慶南路書店從上百家銳減至二、三十家,台北所有的這類獨立經營的個性書店,更早如牯嶺街舊書店的消失,和台大附近最有歷史與特色的唐山書店,曾數度出現關門危機(幸有包括我在內的大學教授等的持續搶救,指明這是如英國劍橋、美國柏克萊大學旁的個性書店,必須保存),都說明了「逛書店」這種人與空間共同構成的人文地景,在今日資訊社會中遭受嚴重挑戰。

 書店大型化與麥當勞化

「逛書店」,這種悠閒發現街上某個轉角的小書店驚喜,已經被誠品書店的至少三、四層樓的中央空調、精緻裝潢的販賣氣氛的連鎖書店取代。人們像是去「大潤發」「家樂福」「新光三越」等各大賣場、百貨公司買各類消費品,原來看起來有些辛苦的到處尋找小書店與消磨揮汗的午後,讓書裡屬於人的靈魂與精神性發光的「逛書店」經驗,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個性書店與連鎖書店的消長,是一種類似傳統雜貨店被麥當勞等速食連鎖店打垮的社會經濟現象。美國社會學家瑞澤(George Ritzer)曾提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理論觀念,來解釋紅底金字的「麥當勞」的崛起,造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各類活動迅速也速食化。

「麥當勞化」有四個元素:包括「效率」─用最理想的方式來完成某項作業、「可計算性」─客觀的項目(如銷售量)必須能夠被量化,而非主觀的項目(如味道)、「可預測性」─標準化的服務、和「控制」─標準化的員工素質與產出。誠品書店就是靠類似這樣的原則加上銷售空間高貴氣氛的虛偽上流社會包裝,成為消費文化的象徵,還一路開店開到香港銅鑼灣去。在看似最具台灣人文精神代表的誠品「逛書店」,其實後面意味著數以百家的有傳統、有個性的書店的消失。現在,其實人們是在進行「麥當勞化」的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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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書店經營,跟麥當勞沒有什麼差別】 

資料來源: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ck124/images/tc2.jpg 

但怎樣找回書店街倒店潮中的「逛書店」書香夢呢?「溫羅汀」可以是個參考。所謂「溫羅汀」是指台北公館的溫州街、羅斯福路與汀州路構成的區塊,2005年以來有意識地透過民間和政府的合作,去凸顯一個區域的文教特性,在台師大旁的包括小的,獨立的人文社會書店和咖啡廳等形成共同體,以其自由伸展的後現代特質,去對抗誠品連鎖書店或商業團體的文化霸權與侵蝕。

全世界書店密度最高的地方在哪裡?不在美國紐約,不在加州柏克萊,也不在日本東京或者英國倫敦,而是台灣的台北「溫羅汀」!在方圓小於一公里的公館域內密佈至少約四十家以上的特色書店、二十家以上的人文咖啡店與數家彰顯搖滾精神之地下音樂場所,更遑論首屈一指的NGO集中特色,在學院主義與象牙塔教條外,以文化精神驅動出意識竄流、拼貼切分的地下社會。

享受觀看書店地景就是勝利 

從華文世界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女書店,全球唯一華文同志書店晶晶書庫,堅持推廣左派思潮的唐山書店,主張臺灣多元族群主體意識的臺灣ㄟ店及南天書局,簡體字人文書寶庫明目書社、結構群、山外、秋水堂,吟詠詩歌不綴的詩歌舖子,各具個性的二手書店、古今書廊、公館舊書城、胡思書店、茉莉、小高的店等…到容貌已逝曾為民歌傳唱聖地的稻草人西曙U、叛逆知青據點AC/ DC 、搖滾靈魂迷幻酒吧搖滾陣地、Wooden Top、或堅持至今奮力發音的女巫店、地下社會、河岸留言、柏夏瓦、海邊的卡夫卡、小白兔唱片行…,及挪威森林、巴黎公社等催生左翼理想自由言論的咖啡社會,提供青年世代寂寞靈魂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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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書庫是全球唯一華文同志書店】 

資料來源:bookstore.fanily.com.tw/img/M/13f8024267400000fd49a68b1f9e5eda.jpg

在「溫羅汀」,人們還能用另一位社會學家,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閒逛者」(flâneur)的心態「逛書店」,「享受觀看的滋味就是勝利」(the joy of watching is triumphant),漫無目的地走著,看著城市地景與書店星羅棋布的美感,人走在路上本身成為風景,鑽出書店又鑽出,書香夢因此就在這裡被找回,我的青春歲月就在這裡被定格,成為整個「溫羅汀」記憶的一部份,並且不時流動、再現與創新。這裡也有誠品台大店與之和平共處,形成人文社會風景。藉助「溫羅汀」成功之例,政府也應該幫我們找回重慶南路和牯嶺街的「逛書店」舊夢。這樣,通過書店街的新生,才能讓承襲傳統、勇於創的新人文精神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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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社會學分析:從國家主人翁到消費福利主體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1952年的兒童節,國民政府流亡到台灣甫三年,《聯合報》社論絲毫沒有慶祝節日的歡愉氣氛,反而充滿憂國憂民的沈重感懷。文中批評有些父母學習傳自歐美的教養模式,「不明真諦,徒學皮毛,以致從童年就養成驕佚頑劣的習性」,呼籲為父母者「能以驕縱,溺愛,姑息為戒,而不忽略基本的童年教育」。文末更不忘呼籲反攻大陸的神聖使命:[1]

我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懷念大陸上的億萬兒童!他們在朱毛匪幫的血腥魔掌下,不祇已失去父母的慈愛,家庭的溫暖:和安心讀書的機會,而且被匪幫驅使成為鬥爭的工具……我們今日在復興基地的台灣慶祝兒童節,必須不要忘記他們,並積極努力,加緊準備,早日反攻大陸,拯救魔掌下的同胞和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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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兒童,是被規訓的對象,以便服膺反攻大陸的政策】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10/up7339/13/124685012143

到了1987年,台灣歷經了民主化、政治解嚴,以及工業化、經濟起飛,慶祝兒童節的方式與氛圍出現了明顯的轉變。坊間商家紛紛推出各式各樣吸引「小小消費者」的促銷活動,《聯合報》社論呼籲成人對純真童年不宜過度干預,尊重兒童作為主體的地位:

兒童節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率真純摯的日子,但非常不幸的,也流為一種形式主義,而且把它塑造為一個大人模式的節日。因而,今天我們慶祝兒童節,基本上是要把這個節日「回歸」給兒童,「回歸」到兒童教育與福利上去。兒童什麼都不是,兒童就是兒童,要把兒童看作兒童。兒童教育就是兒童教育,絕不應是大人要兒童納入怎樣模型的教育。[2]

慶祝兒童節論述的改變,呈現了台灣社會對於「童年」看法的變化:兒童從「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為消費、教育、福利的主體,台灣也從一個提倡節育計劃、積極控制人口的農業社會,轉變為面臨少子化的「國安危機」。在這篇短文中,我將探討「童年」的社會建構與歷史變化,反映出戰後台灣怎樣的社會變遷,以及不同時期的童年觀如何衍生了相應的親職腳本(該如何養育子女),對於不同的家長群體形成「不適任父母」的社會壓力。

「童年」的歷史轉變與社會建構

我們現在想到「童年」,腦中浮現的就是孩子純真的笑顏,以及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然而,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與社會脈絡中,「童年」的意象未必如此。歷史學家Philippe Aries便大膽地宣稱,「童年」的概念其實是現代的發明。他發現直到中世紀結束前,成人與兒童從事的活動並沒有明顯的區別,成人也會念故事書給彼此聽,兒童也要參與勞動。從十五世紀的肖像畫看來,兒童的穿著打扮與身體表情都只是成人的縮影。在死亡率高、平均餘命短的年代,彼時的父母並不特別強調與孩子情感上的連結。[3]

「兒童」與「童年」的社會意義,在西方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明顯轉變,根據社會學者Viviana Zelizer的生動描述,兒童變得「經濟上無用、情感上無價」(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4]「神聖化童年」的文化建構與以下社會變遷息息相關:嬰兒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家庭規模縮小、不再是經濟生產的單位,童工被認為是不道德與不合法的制度,加上中產階級家庭主婦數量的增加,都賦予家庭生活、親子互動更多文化與情緒的價值。

「童年」與「成年」的範疇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存在像現在這樣明確的分野。歷史學者熊秉真中國社會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時代的士人家庭在教導重點上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的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要到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才逐漸重視兒童的情感價值。[5]

「童年」的概念不僅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文化間有所差異,同樣時空環境中的不同家庭,尤其是社會階級的分野,也會造成童年處境大不相同。美國社會學家Annette Lareau著有「不平等的童年」一書,描述父母的階級背景如何導致不同的親職態度與教養方式,進而影響子女的童年處境、甚至未來發展機會的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相信孩子都有獨特天賦,父母有責任規劃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子女的才能與思考;父母應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以免傷害孩子脆弱的情緒。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父母則「讓孩子自然長大」: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是其他小孩,父母不會對其學習或成長過程有太多的干預,父母多直接給小孩指令,挑戰父母權威的行為不會受到鼓勵。[6]

以下,讓我們來看看戰後台灣三個歷史階段截然不同的童年建構,以及怎樣的父母容易被貼上「問題家長」的標簽。[7]

「國家未來主人翁」:反共復國與家庭計劃

在充斥反共宣傳與政治動員的1950年代,養育兒童旨在於培養為國服務的生力軍。兒童首先是國家的兒童,才是家庭的兒童,孩子對於父母的孝順並不能超越對於國家的忠誠。1952年的《豐年》雜誌主張兒童節的意義在於「培養健全的小國民來組成富強的國家」[8],有位母親在兒子為國殉職後說:「讓兒子為救國的事業犧牲,完成兒子的志願,才算真的愛他。」這位「空軍之母」被讚賞是值得全國母親效法的賢妻良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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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兒童必須跟愛國活動結合一起】

資料來源:farm7.static.flickr.com/6051/6293243251_8b784b7e9e_z.jpg

為了訓練孩子成為未來的民族鬥士,五零年代的兒童教育鼓吹要「引導兒童進入嚴肅規律的實際生活」[10]和「訓練服從」[11]。當時的兒童經常扮演勞動者的角色,不論是家庭外的有酬工作,或是家庭內的無酬勞動。《豐年》刊登了「職業兒童」的照片,包括擦自行車、擦皮鞋、拉三輪車、送報[12]。童工的處境,雖然顯得不幸,但被標榜是理想的楷模,能夠「自食其力、苦心上進,將來必定非常傑出」[13]

在1951至1965年間,支持反共臺灣發展的關鍵力量,是高達美金1.5億元的美國援助,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從1954年開始推行的家庭計劃。美國之所以提供臺灣慷慨的經濟援助,有著地緣政治的重要考量:臺灣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可以鞏固其「自由中國」的地位,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利益。當時的美國人口學家呼籲政策執行者必須有效地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以免因為社會發展遲滯而變成共產主義蔓延的溫床。然而,蔣介石政權在初期相當反對節育政策,因為,國民黨政府若同意美國政策對於人口過多的診斷,就意味著承認中華民國的統治領土僅限於台灣、沒有可能「收復大陸」。提倡家庭計劃者因此被保守人士戴上「共產黨同路人」的紅色小帽。在這樣的政治氛圍裡,家庭計畫初期以非常低調的方式來推動,小心地以「婦幼衛生」和「孕前衛生」的名義來遮掩掩節育的推廣。

在1952年的台灣,每一千個嬰兒中有將近45個會在一歲內過世,到了1960年仍有35個會早逝。人類學家Nancy Scheper-Hughes研究巴西貧窮鄉下的母親,由於嬰兒死亡率過高,在孩子出生後,暫時不取名字,也不記錄出生或死亡記錄,以延緩親子情感連結,避免養不活時的過度悲傷。[14]農業台灣的許多父母在嬰孩出生的頭幾年也經常不報戶口,甚至不取全名,因為不確定孩子是否能存活下來。在嬰兒存活率不高的狀況下,父母在懷孕、初生的前幾年,往往不會在孩子身上投入太多的情感關注,以避免猝死後有太多的傷痛。

1960年代是推動家庭計畫的黃金時期,在美國機構的技術與經濟支援下,台灣政府有組織地推廣避孕與節育,「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算少」等口號倡導小家庭與兒童照護的正面關聯。許多雜誌文章討論大家庭的不幸,標題如:「孩子要好、不要多」、「孩子太多不是福」、「孩子多、痛苦多」。家庭計劃的文化宣傳鼓吹一種「摩登家庭」的形象,呼籲家長提供有品質的兒童照顧,並提升孩子的教育水平,並強調這些目標僅有二或三個小孩的家庭才有可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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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計劃在當時引起跟『多生小孩』】

美援計劃透過衛生所的基層網絡,進入社區舉行家庭訪問或舉辦小型講座。衛生所的家訪工作計畫,規定必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位於偏遠地區。[15]護士、助產士、家政指導員等基層人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指導的對象也是家庭中的母親。換言之,家庭計劃與家政教育伴隨著「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希望透過改造農村母親的生養行為,追求現代中產階級為典範的家庭生活。

家庭計劃引起的爭議,反映出兩種定位台灣兒童的競逐看法。流亡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將兒童視為未來的戰鬥軍人,以協助其收復中國大陸;而美援支持的家庭計劃,則以實際治理的台灣為範圍來評估人口控制,擔心人口過剩與貧窮問題,將促使下一代成為未來的共產黨。面對高嬰兒死亡率、衛生條件不佳等具體風險,這個階段首重的教養益品是「生得少」、「養得活」、讓孩子平安、健康地長大。低教育的農村家庭,被視為有問題的父母,成為節育避孕、衛生宣導、家政教育的主要對象。

「兒童劫」:都市風險與親職教育

1980年代的兒童節,出現日益增多的兒童消費報導,這個節日不再張貼國家口號,轉而浮現豐富商機。兒童開始成為市場的兒童,也就是「小小消費者」,媒體報導一方面召喚兒童的主體性來促進消費,例如遙控飛機的廣告宣稱要為孩子「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16],另一方面也視兒童為「缺乏選擇能力」、「需要保護的消費者」,呼籲社會注意玩具安全[17],也號召父母在物質已經無虞匱乏的狀況下,應該投注更多對於兒童藝文、文化學習、父母愛的重視。

1984年兒童節的前夕,台北市螢橋國小發生全國震驚的潑硫酸案。一名疑似有精神障礙的男士闖入教室,拿出一個裝滿硫酸的油漆罐,潑向正在上課的學童與老師,該男士隨後取出尖刀、刺腹身亡。報端以「兒童劫」的標題來呼籲保護兒童安全的重要性。[18]1988年的陸正綁架案也被媒體大幅報導,這些備受矚目的新聞事件都強化家長的恐慌。父母在外出活動時,變得更加謹慎地看顧孩子,許多父母開始接送小孩上下學,避免讓孩子走路回家,遭遇車禍、綁架的可能。學校與政府也耳提面命,甚至舉辦營隊,來訓練孩子面對公共場所潛藏的安全風險。

都會地區的孩子,可以在戶外自由活動的空間因而大幅減少。「外面」之所以變得危險,反映出社會生活與鄰里關係的結構變化。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馬路變成車禍頻生的「虎口」,孩子上學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才能「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都市化的趨勢讓鄰里關係變得疏離,「陌生人」變成需要提防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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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空間不再安全,家長開始接送小孩,而不是讓他們自己上學】

然而,即便孩子待在家中,也不被認為是絕對安全的。隨著女性就業、雙薪家庭的增加,變遷中的家庭形式如何影響兒童照顧,也引起許多討論。媒體使用「鑰匙兒童」、「空胃兒」(沒吃早餐)、「黃昏孤兒」等新興名詞來描述那些因為父母在外工作而疏於照顧的孩子。新聞報導宣稱,鑰匙兒童因為沒有父母的監護,容易成為綁架的對象,或滯留電動玩具店、成為問題青少年。「虐待兒童」的定義也逐漸擴大到包含疏忽、體罰,甚至「精神虐待」,如對孩子加諸太多學業表現或才藝發展的壓力。兒童的脆弱性逐漸被放大,不僅是人身安全上的脆弱,也包括心理與情緒的脆弱。

邁入1990年代,「現代兒童」或「新人類孩童症候群」的負面形象開始浮現於媒體,這些小孩被描寫為受到富裕社會、疏離家庭的影響,淪為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受害者,而解決之道在於改造親子關係與教養方式。解嚴後的公民社會蓬勃發展,其中有許多非政府組織致力於推動教育改革與親職教育,引進國外新興的教養理念或教育資源。「嚴酷教養」的華人教養傳統,尤其受到人本教育推動者的批評。事實上,1960、1970年代的報紙論述已開始質疑家庭體罰的適當性,但主要論證這種手段無法達成有效管教的效果,呼籲「動口不動手」較能達到鼓勵學習的作用,這樣的說法具有當時流行的行為主義的色彩。1990年代至今的相關論述則將重點從父母管教的效果轉變為孩子心智的保護,受到西方兒童心理學論述的影響,批評打罵教育即便可能有當下的效果,但長期而言會「傷害」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孩子的「反叛、自我概念低落、自暴自棄」等負面心理效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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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之後,專家取代了國家,規訓父母如何教導小孩】

換言之,體罰不再被看作「嚴格父母」的勤管嚴教,而是連結到不願學習新興觀念與方法的「懶惰父母」。專家提出具體輔導方法的建議,呼籲「現代父母應充實自己,具備現代知識來照顧孩子」。[20]「愛的教育」(permissive parenting),這個自1930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佔據支配地位的育兒典範[21],提供臺灣父母一個新的文化腳本,其中規範家庭生活的安排應該以孩子的需求與滿足為中心,而不是考慮大人的需求與方便,然而,孩子的需求與滿足是什麼,父母需要透過專家知識的詮釋方能有效了解。[22]父母的角色從管教孩子的執行者,轉變為親職教育的接收者。親職教育的推動者,視階級光譜的兩端為「不適任」家長。菁英家長被批評以物質財富過度保護其孩子,或是給予孩子過度的學習壓力。時間與文化資源有限、難以學習新興教養方式的勞工階級父母,也容易被批評無法跟上現代教養的步伐。

打造「快樂童年」的父母壓力

戰後初期的兒童節報導,多為社論宣導、政府活動宣傳,隨著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媒體關注兒童節的形式也逐漸變為由下而上的家長投書、與兒童福利相關的非營利組織召開記者會,或是百貨商場舉辦慶祝活動。論者呼籲的重點,除了延續對親子關係、兒童安全的重視,「快樂童年」的內涵也更傾向「重視孩子個別差異」,如建議廢除選拔模範生,或表揚模範生的兒童節慶祝方式[23] ,反對升學主義掛帥,呼籲「給孩子多一點空間與時間的餘裕去長大」[24]

在少子化的年代,孩子成為更加珍貴的資產,也召喚父母投入更多的心力來保護與培育。國家不再像戰後初期對個人與家庭進行直接的管束,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國家治理技術傾向透過制度與論述的誘導,期待個別公民負起責任來管理生活周遭的風險。國家積極介入輔導的對象主要鎖定社會弱勢家庭,衛生署2004年的《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綜合報告書》中,將兒童疏忽與虐待、照顧人力不足、過度保護、期待過高、刺激不足、親職技巧不足、親子關係緊張等都被認為是影響兒童發展的問題教養,單親、隔代教養、跨國婚姻等非典型家庭類型多被歸入所謂「高風險家庭」。[25]

相對於國家角色退隱到背景的監看,專家與媒體的影響力日趨重要,親職叢書與雜誌的銷售量大幅攀升,以因應日益焦慮、求知若渴的中產階級父母(尤其是母親)的需求。我所訪問的中產階級家長,普遍相信父母有責任為孩子實現一個無憂無慮、開心快樂的「純真童年」。這些被主流社會歸類為「人生勝利組」的中產階級父母,成長過程多浸淫在嚴酷的升學競爭與課業壓力中,因而感嘆自己「沒有童年」。由於休閒生活與課外活動受到智育學科的擠壓,導致成人後「我也不知道我本身到底有什麼樣的嗜好、到底喜歡什麼東西」。或者,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人少時欽羨家境好的同學有機會可以學習才藝,感嘆「過去家裏沒有條件」,現在經歷代間流動、有經濟資本可以培育孩子,希望可以提供下一代全人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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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真童年」是人為隔離、建構出來的狀態】

然而,中產階級父母也清楚體認到,「快樂童年」只是進入充滿壓力的青少年之前的一個短暫階段;在高等教育門檻大幅降低的年代,中產階級父母不只期待孩子考上大學,還要替孩子準備迎接未來的激烈人才競爭、邁入險峻的成人世界。這樣的觀點將成年與童年建構為時間上斷裂的兩個範疇,而非人生現實中連續的生命階段,換言之,「純真童年」是人為隔離、建構出來的狀態。

為了維持成年與童年的區隔,父母需要投入「畫界工作」,例如,父母試圖保護兒童免於接觸到成人世界與性或暴力有關的訊息與影像,以及避免讓小孩暴露於現實世界的經濟壓力。父母也會有意識地跨越(成人與兒童的)界線來建構「純真童年」的想像,尤其是利用歐美或日本的卡通人物或神話傳說。我訪問的許多非基督徒的中產階級家庭都有慶祝聖誕節,告訴孩子聖誕老人會遠從北極送來禮物。有的父母甚至透過在聖誕樹周遭地上撒麵粉,偽造聖誕老人拜訪的足跡;有些父親特意扮成聖誕老人,交換到彼此家裡送禮物,讓讀小學的孩子衷心相信這樣的神話,每年在聖誕節前還要爸媽準備蘋果、水給麋鹿吃喝。

「純真童年」的必要性與神聖性,在幼教產業、大眾媒體與消費市場的推波助瀾下,更增添了父母打造快樂童年的壓力。比方說,都會區的台灣孩子現在幾乎都加入慶祝萬聖節等西方節日的行列,主要因為標榜雙語學習的幼稚園,為了向父母呈現機構經營的用心,透過具體活動、照片記錄,提供打造「快樂童年」的客觀憑證。父母雖然樂於看到孩子體驗多元活動,卻也苦於被要求參與節日慶祝的準備。百貨商家在商機驅使下大量生產、熱烈促銷,父母每年煩惱著萬聖節變裝該打扮成蝙蝠俠、還是冰公主,想買穿過就丟也不可惜的便宜貨,又擔心有毒染料、孩子尷尬撞衫。此外,網路充斥類似以下標題的文章:「五十個童年必做的事」、「英國孩子12歲前必做50件事」,爬樹、看星星、野外露營、抓螃蟹、做木筏等自然探索活動,變成一份「標準童年」的清單,彷彿家長沒有安排這些活動就有所失職,甚至蹉跎了孩子稍縱即逝的童年。

童年或許只有一次,但絕非只有一種

兒童節之際,社會各界重申對於兒童福祉與權利的重視,也不免讓許多父母隱約擔心自己是否不夠用心打造孩子的「快樂童年」。比起上一代的父母,當代的家長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本、文化資訊與科學知識,卻往往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感到更加焦慮與彷徨。與我同輩的父母,不論階級與性別,普遍都比自己的父母花費更多時間與孩子相處,[26]然而,許多家長(尤其是母親)仍不時擔心自己做得「不夠」、「不對」或「不好」。童年或許只有一次,但絕非只有一種。歷史的分析讓我們拉開縱深,看見童年的社會意義、教養的文化腳本,歷經不同階段與情境的變化。社會學的分析,則讓我們把個人的焦慮與不安放進更大的社會脈絡,讓我們多一點同理心來體察不同家長身處的結構位置差異,提醒我們放下一些「標準童年」、「理想親職」的包袱,成為快樂的父母,才有孩子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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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報(1952)重視兒童的教育撫養工作。(4月4日)。

[2] 聯合報(1987)回歸。(4月4日)。

[3] Aries, Philippe. 1962.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4] Zelizer, Viviana A.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Books (有簡體字中譯本).

[5] 熊秉真(2000)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

[6] Lareau Lareau, Annette. 2003, 2011(2nd edition).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簡體字中譯本).

[7] 本文分析根據我撰寫中的專書,研究資料包括對台灣報紙與雜誌的分析,以及不同階級家長的訪談。

[8] 豐年(1952)兒童節,2卷 7期(4月1日)。

[9] 豐年(1952)空軍之母,2卷 10期(5月15日)。

[10] 豐年(1952)中國童子軍,2卷 5期(3月1日)。

[11] 豐年(1952)兒童服從問題,2卷 24期(12月15日)。

[12] 豐年(1952)職業兒童,2卷7期(4月1日)。

[13] 豐年(1951)勤苦學生的副業,1卷5期(9月 15日)。

[14] Scheper-Hughes(1993)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 郭文華(1998)美援下的衛生政策:一九六○年代臺灣家庭計畫的探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2: 39-82。

[16] 聯合報(1981)快樂兒童節:尋找一片自己的天空,大家來玩模型飛機。(4月4日)。

[17]聯合報(1983)消費者之聲:兒童玩具不好玩。(4月4日)。

[18]聯合報(1984)兒童「劫」。(4月4日)。

[19] 親子天下(2009)家庭篇-好規矩養成計劃,陳念怡著,6期(6月),頁159-160。

[20]台灣婦女 (1987)現代父母與現代子女,273期(5月)。

[21] Stearns, Peter N. (2003). Anxious Parent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ldrearing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2]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3]聯合報(1999)重視孩子個別差異,模範生選拔沒必要。(3月12日)。

[24]聯合報(2005)小小孩壓力大。(4月4日)。

[25]根據曾凡慈的研究,許多早療研究或醫療人員會以「父母社經地位低」、「未成年父母」、「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外籍配偶」等家庭特徵,作為預測孩子可能落入發展遲緩的指標。曾凡慈(2010)兒童發展的風險治理:發展遲緩、監管網絡與親職政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6] 美國研究顯示,雙薪家庭如今與孩子相處的平均時間遠高於1970年代的全職母親。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8,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making-time-for-kids-study-says-quality-trumps-quantity/2015/03/28/10813192-d378-11e4-8fce-3941fc548f1c_story.html?tid=sm_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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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入學對「多『元」人」較有利嗎?看數據怎麼說

陳婉琪 / 台北大學社會系

多元入學是台灣教改二十年來的升學制度上的主要改革方向,由於歷時已十數年,可說已不再是新的爭議。然而近日此話題卻再度成為社會輿論的爭論焦點,譬如「個人申請」被國教家長聯盟批評為「多錢入學」,社會名人則公開倡議舊日聯招制度要比現行多管道並行的入學制度來得好。確實,若採取申請管道來升學,學生們得費心準備審查資料,再加上報名費、交通費等,是需要一些成本。對經濟較不寬裕的學生與家長而言,這種制度難免讓人心生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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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爺爺總是懷年他的日子,但那時的日子真的比較好嗎?】

資料來源:news.cts.com.tw/photo/cts/201503/201503291598287_l.jpg

然而,申請管道對來自經濟富裕家庭的學生真的較有利嗎?這是一個實證問題,並不是紙上談兵式的懷疑臆測或在臉書上大聲疾呼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既然這並不是剛出現的爭議,議題也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事實上,早已有一些研究者採用了還算可靠的研究方法來追究真相。持續爭議著這些已有答案的問題,週而復始地重複著相同但沒有明確證據的批評,似乎讓這個社會顯得相當缺乏實證精神,彷彿靠感覺來做主張、講立場便以足夠。即便正反雙方要繼續辯論,也應該以既有證據作為出發點,來權衡制度的利與弊,以避免公共政策的討論陷入無意義的空轉與對立。

因此,以下我將介紹兩份資料與方法較為嚴謹的相關研究,希望以簡明的敘述讓更多人瞭解實際的狀況。

國中升高中

郭祐城、陶宏麟(2013)利用相當有名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來看國中升高中這個階段,究竟家庭背景與入學管道是否相關。

「多元」的高中入學管道在2000年開始實施。這份研究採用的資料則是2001年針對全台灣高中職高二學生所做的抽樣調查,樣本數將近一萬。這群學生當中,由聯考管道進入高中職的佔38.9%,透過登記分發入學的為13.7%,經由申請推薦甄試入學的各佔13.8%與26.4%,透過直升入學的則有7.2%。(以下將針對黑體字這三個以往不曾實施過的入學管道來討論,亦即長期以來大眾爭議的焦點。此處不討論大部分出現在私立學校的直升入學。)

首先,表一以簡單的交叉表來呈現三種家庭背景因素(父親教育、母親教育、家庭所得)與入學管道的關係。先看大家最關心的「家庭所得」:對所得十萬元以上的家庭來說,「登記分發」的學生占5.57%,但兩萬元以下家庭所得的學生當中,卻有19.29%經由登記分發管道入學。申請入學也有類似的模式——所得越高,該管道比例越少:對所得十萬元以上的家庭來說,「申請入學」的學生占9.86%,但兩萬元以下家庭所得的學生當中,卻有22.83%採申請入學。「推薦甄試」則較沒有明顯相關,五萬與十萬的家庭多了半個到一個多百分點,但差異沒有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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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入學管道與家庭背景變項之交叉表(郭祐城、陶宏麟2013:頁432)

 

從父親及母親教育程度來看,也與上述模式差不多:父母教育程度越高,採「登記分發」與「申請入學」的比例越低。唯「推薦甄試」較不同於此模式,稍後將繼續討論。

接著,作者也採用了較複雜的統計模型來檢證,甚至還控制了學校固定效果,但得到的結論仍與上述結論差不多。若進一步將研究對象限制在高中生(亦即排除高職生),也完全無法得到「家庭背景較優勢的學生,更傾向經由新增的多元管道來入學」的結論。事實上,家庭所得較高的學生還經常較傾向經由聯考管道而入學。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研究當中,唯一一個與「多元管道」有正相關的家庭因素是母親的教育程度——母親若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則子女有較大的機會經由推甄管道升高中(與聯考相比)。

高中升大學

田芳華、傅祖壇(2009)這份研究看的則是另一個升學階段——高中升大學。

2002年,教育部宣布全面開始實施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這份研究所採用的資料,調查時間點為2003年初,調查母體被設定為台灣十二所大學中十二種不同科系的大一新生 [註1]。

調查實施過程乃「由教育部發函各校系請求支援調查,各系以隨機抽取30人為原則。在執行方面,由訪員到各校、各系後,或在系上助教協助下,或在班代表協同下發問卷進行調查。本研究之大一調查母體人數為12,061 人,經隨機抽樣後共發出3,083份問卷,2,719 位完成問卷,回收率約為88.2%。」(頁216)

從該年度的教育部統計資料來看,全台灣大一新生的各管道錄取人數,所占比例為:申請入學10.9%,推薦甄選7.3%,考試分發81.8%。而這份研究的樣本,三種管道各約占11.8%、7.5%和80.6%,十分相近。不過,相當可惜的一點是,這份研究並沒有家長收入的資料,但父母教育程度與父親職業的資訊是齊全的。

如果,眾多輿論所批評的「採申請方式入學=多錢入學」屬實,那麼,家庭經濟條件較寬裕的學生必然會充分把握這種優勢,多多利用個人申請這類入學管道;如果,申請或推甄入學使得優勢家庭學生的多才多藝發揮作用,在申請過程中更吃香,那麼,我們應該會從資料看到: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高度集中在申請或推甄管道上(在這份研究中,我們只能以家長教育程度及父親職業來間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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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則該學生透過申請管道入學的機會,要比經由考試分發更大】

資料來源:m.niusnews.com/upload/imgs/default/15JanC/0123mamma/4.jpg

不過,大致來說,這份研究並沒有發現這個現象。不論是父親教育程度或是父親職業類別,與入學管道都沒有顯著相關。換句話說,父親若職業是經理、專業人員或教育程度較高(家庭所得應也較高),這群所謂的優勢學生並沒有特別集中在推甄或申請管道。但,一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份研究竟然也得到與郭祐城、陶宏麟(2013)這份研究一樣的結論:母親教育程度是唯一與入學管道有關的條件——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則該學生透過申請管道入學的機會,要比經由考試分發更大(但若比較推甄與考試分發兩種管道,則母親教育也沒有影響)。

資訊獲取能力才是關鍵?

從這兩份研究來看,「『多錢』讓孩子在推甄、申請等入學管道勝出」這樣的說法,幾乎完全得不到支持。家庭經濟條件與入學管道並沒有關連,唯一有影響力的因素是母親的教育程度。

母親的教育程度代表了什麼意涵?兩份研究的作者們所提供的解讀,都傾向認為是由於教育程度高的母親較能協助子女獲取與吸收資訊。雖然我們尚無法完全釐清當中的機制,但若這個解釋接近真相,那麼,這項研究結論事實上給了我們相當清楚的政策意涵。

如果,升學資訊的判讀、統整能力是關鍵,那麼,我們可以討論如何再多做一點資源重分配的工作,譬如,將資源及人力投注給最需要的學生,加強自我瞭解與個別輔導。投注了資源,但卻不見成效?那麼,我們可以討論學校裡的輔導機制該如何改善。如果,問題出在學生的學習認知與動機,且教育程度良好的母親較能夠讓孩子發展出自主學習能力與動機(這一點當然未必成立,尚待檢證),那麼,我們可以討論,學校教學該如何創新,才能彌補家庭文化資源的不足,讓所有的學生都對學習得到更符合時代需求的認知?

以上幾個思考方向,或許並未窮盡可能性,但簡而言之,與其完全無視於未來職場對創新能力與資訊判讀能力的渴求,對時代變遷毫無敏感度地、懷舊式地主張昔日制度最美好,我們何不聚集眾人的智慧,積極地去看制度的設計與調整該如何具體協助(資訊統整或關鍵決策能力可能較弱的)弱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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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十二所大學分別為:中山大學、中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東海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清華大學、逢甲大學、輔仁大學和銘傳大學。十二種科系分別為:中文、外文、化學、數學、經濟、社會、企管、會計、財務、電機工程、土木工程和機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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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田芳華、傅祖壇(2009) 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學生家庭社經背景與學業成就之比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54(1): 209-233。

郭祐城、陶宏麟(2013) 高中職多元入學管道選擇與家庭背景及學習表現之關係?兼論多元入學的公平與效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25(3): 42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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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道德穹頂之外:志願服務中的「充權」與「排除」

王翊涵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原本人情味即濃厚的福爾摩沙,因為志工的現身更增添了溫馨祥和氛圍。在保有利他奉獻的道德穹頂之外,志願服務在台灣應當更著重公民權的討論與充權的強調,還要加入避免排除的思維考量。

利他道德的穹頂之內!?

上課時曾詢問學生:「講到志願服務或志工,大家會聯想到什麼?」不意外的,得到的多是「服務社會」、「熱心公益」、「關懷愛心」、「無私奉獻」等等的回應,一些同學則提到「孫越」、「慈濟」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組織。是的,每提及志願服務,幾乎是在一種強調利他、奉獻、關懷、服務等等的道德穹頂之下被論述,且是國內外皆然。聯合國於1985年宣布每年的125日為國際志工日International Volunteer Day,期能促使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地方非政府組織等重視肯定志工無私的服務與奉獻,及其對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貢獻,以鼓勵更多人願意投入志工服務的行列;而台灣於2001120日所公佈的〈志願服務法〉,於第一章總則第一條中即開宗明義的點出,此法的制定是「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志願服務工作之國民力量做最有效之運用,以發揚志願服務美德,促進社會各項建設及提昇國民生活素質」。再瀏覽網路上志工招募的文宣,強調的亦是需求有愛心、奉獻的志工一起加入,以能使生活困苦的弱勢群體受到良好幫助。

螢幕快照 2015-03-31 上午8.17.26

【網路上志工招募的文宣,強調需求有愛心、奉獻的志工一起加入】

資料來源:tw.charity.yahoo.com/project_volunteers.html?project_id=2168

確實,從事志願服務者需有愛心、奉獻、助人、關懷的道德感認同,否則難以持之以恆,而志工們也從志願服務參與中建構出「助人為快樂之本」、「施比受更有福」的道德意義,比如我曾在幾次的社區參訪中問過社區裡的長者志工們做志工的感受,他/她們會不好意思的回答我:「謀啦〔沒有啦〕!底厝內閒閒嘛系一工〔在家裡閒閒的也是過一天〕,出來幫忙社區嘛系一工〔也過一天〕,ㄟ當嘎別人倒撒工〔可以幫助別人〕,很快樂啊!」對於學生志工來說,雖然動機裡應夾雜著「推甄加分」、「服務學習課程學分」等功利性目的,但是詢問其從事志願服務活動的心得時,得到的答案仍不脫離「幫助別人很快樂」、「從助人中學習」的道德性文本。

不過,當代的志願服務意涵除了連結著道德論述,已被賦予公民權的思維,也因此志願服務對國家、社會與從事個體所帶來的效益已非道德穹頂所能涵蓋。

志願服務不僅是利他奉獻,更是公民權的展現

志願服務的價值觀與哲學基礎雖然源於希臘羅馬時代之一般福利的博愛觀念與猶太基督徒之宗教慈善觀念,但至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有了轉變,由於198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經濟不景氣、失業及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各國政府財政負擔增加,福利國家更是面臨嚴峻的財政危機,也因此政府開始倡議志願服務與公共利益結合。時任美國總統雷根即在新右派(The New Right)思潮的引導下,提出公共議題的確認與行動的責任,應該要交回給地方社區,因此開始加強志願服務的推動與規劃。之後的老布希總統更是提出「萬家燈火」(thousand points of lights)的志願服務計劃,呼籲全民投入公共服務。英國自柴契爾夫人主政開始,亦積極尋求與志願服務部門合作來提供公共服務,人民透過志願服務的參與而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甚至影響公共決策。

志願服務在各福利國家遭逢財政危機之下,成為主政者極欲拉攏與合作的對象,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層面的干預減少,標榜全民參與,也因此志願服務逐漸成為公民權(citizenship)的核心概念之一,象徵著民主政治精神,置身於志願服務,意味著能夠參與在公共與社會事務中,有了更多的自由與機會去行使民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與社會權(social rights)。在國家政策強力推動之下志願服務的內涵意義從早期強調個人利他的美德,逐漸擴及到以組織型態所提供之不計酬勞的服務,除了強調本著奉獻心理與互助美德,去無償幫助他人的基本精神,更融入了現代公民社會所具有的公益責任以及濃厚民主社會的價值觀

具有道德與公民權的志願服務產生充權效益

既然志願服務的內涵與精神已從個人的奉獻利他,擴大為是種具有生產性的活動、是種社會參與的類型、更是種實現公民社會的重要途徑,因之對於志願服務究能帶來多大效益的關注當然排山倒海,而實證證據已驗證出志願服務可帶來諸多充權效益。

綜看國內外探討志願服務效益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志願服務為國家充權,國家可從志願服務中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根據一項於1997年所建立的統計資料,以英國為例,志願服務為其帶來640億美元的經濟產值;在加拿大,其國內生產總值中的160億美元即由志願服務所創造。再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ins Institute)於1998年調查22個國家志願服務實施概況的結果,發現不支領薪資報酬的志工所投注的時間與人力,可生產出相當於1500萬個全職員工所能產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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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薪的志工,為政府省下大批經費】

資料來源:www.bcsd.org.tw/sites/default/files/node/page/639.image.2040.jpg

志願服務也為社會帶來充權,此處即以我所曾接觸的數十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為例來說明,其每談及社區發展工作時,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志工參與的重要性,中部某位理事長的話即有代表性的道出志願服務對社會的價值:

咱台灣社會若無這些志工就慘啦!你看每次出代誌〔事情〕時,隴系志工跑第一,水災啦,地震啦,志工比政府手腳快,伙咱的災民安慰、關心!再說到社區發展,政府隴要求阮社區要發展,哇麥災〔我知道〕社區要發展,而且現在社區發展的工作真多啊!要做福利照顧啦,要做環保啦,要維護治安啦,蝦米隴愛做〔什麼都要做〕就對啊!問題是無錢啊,麥安怎〔怎麼辦〕?就是要靠咱志工。阮社區有志工來服務獨居老人,你看阮社區環境水〔美〕吧,就是阮社區有清潔志工,每拜六透早〔清晨〕6:00,大家準時拿掃叟、畚箕,整條街啊開始掃,就是有志工,社區才有法度〔辦法〕發展,社會才能進步!

意即志願服務可以洗滌社會塵囂、在不安的環境裡安穩人心,並能填補社區發展的資源缺乏,在日常生活環境的維持與關懷情感連繫上提供必要的協助。

對於從事志願服務活動者來說,充權的意涵則涵蓋了能激發個人獨立自主能力、增進溝通技巧與專業能力、學到解決問題的能力、擴大個人社會空間、提升社會地位與聲望、帶來轉換生涯發展機會、增進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豐富生活內涵等等。像是李大姐,她是我在2014年時於中部某個以服務高風險家庭婦女與兒少的機構所認識的志工,當時55歲的她在機構裡當志工媽媽已經5年了,主要的工作是進行高風險家庭兒少的課業輔導與提供關懷。其實李大姐家務是繁重的,她每天需要準備三餐,家事之外還要協助接送孫子上下學,但是她對志工媽媽的工作是相當樂此不疲的,努力的找時間前來值班。我好奇的問她為何要這麼累,她說:「我一點都不覺得累,我很喜歡來這裡,這些孩子很令人心疼,家裡沒人愛、沒人關心,我很高興我有機會向這些孩子證明世界上還有人是愛他們、關心他們的,看他們一點一點進步,我覺得好有價值喔,那不僅是快樂而已…」,「很有成就感吧!」我說,李大姐回:「當然啊!其實我只有國中畢業而已啦〔哈哈哈〕,講到這個就很歹勢〔不好意思〕」,她笑了幾聲,繼續說:「可是在這邊當志工,我才知道我也很有能力,這些孩子願意跟我聊天,跟我說學校發生什麼事,喔……我很開心耶!然後從他們身上,我也有很多的學習,例如說我的同理心變好啦,我的耐心也增加啦,妳看,很棒吧!

社會排除下的志工充權

雖然從事志願服務活動可以為國家、社會與個人帶來許多充權,但是充權並非雨露均霑,處於性別、階級、種族的弱勢群體很容易被排除在志願服務行列之外,甚至成為被剝削的對象,然而志願服務的參與又是弱勢群體可以藉以充權與翻轉弱勢位置的重要管道。

例如,以婦女來說,由於父權社會裡男尊女卑的性別規範框架,女性們很容易處在低自尊的自我狀態中,並且處於次等的社會位置。然而不少實證研究顯示出藉由志願服務活動的參與,婦女得以提升自我價值,增進自我成長,並可獲得社會支持與關懷,避免負向情緒,消除孤獨與無力感(上述李大姐的口述即是如此)。雖然志願服務的從事可以增權賦能婦女,但是在性別政治的權力運作下,女性藉由志願服務的參與踏入公領域後,卻仍難以避免的繼續從事著勞動與照顧的私領域工作,舉例來說,美國的公民參與情形中,女性較男性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德國一項針對志願服務的研究也顯示出性別化的傳統兩性分工現象,女性多從事社會福利相關的志願服務,男性傾向參與在政治、經濟與科學領域中;在台灣,社會福利類志工的性別比例,一直以來均出現女性較男性多出兩倍以上的現象。此外,婦女在志願服務活動中的參與難以掙脫傳統性別角色期待的束縛,普遍執行的是繁瑣、替代性高的情感性、服務性工作,遠離權力核心,此論點從調查統計數字中獲得證實,來看2012年台灣社會參與調查的結果,數據告訴我們由地方政府社會處()所轄之志願服務團隊(其中社區發展協會志工隊占多數)中,女性志工占了67,但是論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性別比例,女性則僅有16.1%

male-led-NGO

【志工服務的組織,經常是女性服務,男性領導】

資料來源:www.bcsd.org.tw/sites/default/files/node/page/639.image.2039.jpg

志願服務可以充權處於性別權力劣等的婦女,卻也可能再複製性別刻板印象,況且婦女還可能因為家務勞動與家庭照顧的羈絆,需要以家庭生活為優先考量而被限縮了社會參與的機會。內政部「100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統計結果」告訴我們,家中有未滿 12 歲兒童的婦女,其本人是主要照顧者的比例高達69.60%,且平均每天照顧未滿12 歲兒童的時間,有33.78%者需要花費10 小時以上;若是家中有需人照顧的 65 歲以上老人,婦女為主要照顧者的比例為39.51%,平均每天照顧的時間同樣以「10 小時以上」的比例最高(38.90%);再看家務勞動,婦女本人擔任家務提供者的比例高達78.60%,平均每位婦女每天花費在家務的時間約為1.79 小時。當前婦女仍是家庭內家務勞動與家庭照顧的主要提供者,此對婦女的志願服務參與可能存在著不利的影響。

此處再以台灣新住民女性的處境來說明志願服務的充權與排除意涵,我想以一位越南來的姐妹阿鸞來說明。阿鸞是我在某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所認識的新住民志工,嫁到台灣有14年了,育有兩個女兒的她,婚姻生活前6年幾乎都待在家裡從事家務與照顧工作。談到這6年的生活,阿鸞直喊「痛苦!痛苦!真痛苦!」其實不是她不想或不敢踏出家門,阿鸞也期待可以外出工作或是與同鄉姐妹聊聊天,不過婆婆不准,阿鸞說每次她出門回家後,婆婆就開始連珠串的問她去哪裡、跟誰見面、談些什麼等等,壓力很大!直到婆婆生病過世後,阿鸞終於可以走出家門(聽阿鸞陳述她終於可以自由自在出門,再也無須憂懼回家後需要面對婆婆的連番質問的神情時,我腦中突然浮起「刺激1995」此部電影最後,男主角爬越他19年來辛苦在獄中牆壁所鑿穿的洞,再匍匐於15碼長的惡臭下水道後,終於重獲自由的那一刻),接觸家庭以外的世界,也因此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並受訓成為志工,協助電訪、通譯與行政協助工作。「來中心當志工,妳快樂嗎?」我問阿鸞,「很快樂,很開心,這裡很像娘家,來值班可以跟社工啊,其他姐妹啊說說笑笑,我也學到很多東西,像剛開始電訪時我嚇死了,可是現在不怕了,遇到那種很兇的公婆啊,我可以冷靜跟他們說話,告訴他們我們是外配服務中心,不是詐騙集團。」

不少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曾經告訴我,像阿鸞這樣對志工有興趣但卻因為婆婆或公公或老公的限制而無法出來接觸外在社會的新住民女性有很多,然而難以介入夫家,也僅能無可奈何的陪伴姐妹們在狹小的縫隙中尋找自由與參與志工的機會。其它會阻礙新住民女性志願服務參與的主要因素尚包括了:缺乏到志工運用單位的交通能力,像是沒有交通工具、或是沒有駕照、或是不會騎機車;而要照顧家裡的幼兒與年邁或失能的公婆以致沒有時間前來也是普遍可見的;此外多數的新民女性常需要支撐家裡的經濟而需外出工作,限於中文識字與學歷,能找到的工作多是工時長、需輪班者,也因此侷限她們對志工的參與意願。

◎繼續努力創造友善與包容的志願服務環境

志願服務對新住民女性的充權意義是可以肯定的,除了自己成長之外,阿鸞也提到了參與志工對她後來步入職場的幫助,「因為我會通譯,所以有那種外勞仲介的老板找我去上班,幫忙跟外勞溝通,而且我在這裡有學到很多嘛,所以權益啊、勞保啊、那些的我就會問清楚,老板不能欺負我啦!」看到這麼有自信的阿鸞,我深感志願服務參與對她的重要意義,而且台灣社會當然能夠受惠於這群新住民女性志工的貢獻。但是這些充權與效益卻在台灣對於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貧窮落後想像、性別角色對女性的規範、台灣夫家與新住民女性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夫家對於「假結婚、真賣淫」、「掏金者」等等的憂懼、以及夫家較低下的社經階級位置的交織作用之下黯然,新住民女性不易走進志願服務的大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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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族群的限制下,不是人人都可以當志工的】

資料來源:www.hccg.gov.tw/_file/1852/NEWS/1319359013027pic3.jpg

還記得有一次在中部某社區進行社區評鑑時,一位志工阿伯帶著我們幾個評鑑委員在社區裡四處走走看看,每見到他認識的社區居民,阿伯即活力十足的拉開嗓門問:「你今日有出來做志工沒?」有的回他「謀贏啦〔沒有空〕!」有的說「賀啦〔好〕!等幾勒〔等一下〕過去。」這一來一往中道出了人情連結與人文關懷,原本人情味即濃厚的福爾摩沙,因為志工的現身更增添了溫馨祥和氛圍。在保有利他奉獻的道德穹頂之外,志願服務在台灣應當更著重公民權的討論與充權的強調,還要加入避免排除的考量,意即2001年公佈施行的〈志願服務法〉可以開始進行多元思維的調整,期待更友善、更包容、更具多元文化精神的志願服務環境可以被建構,使每一個居住在台灣的人,不分種族、國族、族群、階級、性別、年齡、性取向、宗教、身心功能等等身份,均有平等實質的機會參與在志願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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