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上的播種者─悼念練馬可教授

黃金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坐在電腦螢幕前修改這篇短文時,練馬可老師(Dr. Mark C. Thelin)已經離開這個世界十天。我相信這個時候他已經在天堂的某個角落快樂地過活著,享受凡俗世界沒有的寧靜與安詳。雖然不捨,但仍然為他能得到上帝的寵召,邁向永生而感到欣喜。

2013Mark C Thelin

【練馬可老師在今年12/1辭世,1933~2014】

四年前(2010年11月),當我初次提筆描繪我所認識的練馬可教授時,是在他獲得台灣社會學會頒發終身成就獎的前夕。當時我帶著感恩的心情寫下一些自己與練老師相處過的片段,分享給學界朋友和練老師的學生。此刻,我還是帶著感恩和懷念的心情,修改這篇舊文,悼念我所敬愛的老師。

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

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給旁人和來者多少幫忙和啟示,這個問題實在難有明確答案。畢竟,每個人的用心和機遇都不相同,難以苛求一致。不過,與其去計較自己的貢獻和成果,不如點點滴滴、默默地去實踐自己必須完成的職責和工作。這種不求名位,只求完成職責和工作的精神,是我在練老師身上發現的特質。在三十多年的任教生涯中,他總是謹守分寸,以傳播知識和養成學生人格做為自己的職志,用心完成上帝賦予他的播種者角色。說他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精神導師並不為過。

十分有幸,在出國念博士學位前,我回到東海社會學系擔任一年半的助教,負責的主要工作就是擔任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課程助教。我在大學時期就上過練老師的文化人類學課程,配合起來絲毫沒有問題。社會學理論部分,也因為是自己的興趣所在,十分投入。唯一比較吃重也感覺責任重大的是,必須幫練老師改期中考和期末考的考卷。因為牽涉到學生的權益和公平性,我們都非常慎重其事。通常,我們會先討論答題的重點,然後由我念幾份申論題的答案給他聽,一起討論後評定成績,以做為我改考卷的參考標準。當時,留著大鬍子的練老師帶的是上半邊近視、下半邊老花的黑框眼鏡,中間有一條明顯的折線,外型上很有氣質和學問。我常常好奇的是,他是怎麼看東西的?他會看到我看到的那條線嗎?我至今仍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印象中,因為我即將出國念書,練老師也讓我用打字機重打他修訂過的英文講義,好讓我學習點出國後的生存技能。大學時期,我常常會被系辦邊傳出的打字機聲音所吸引,因為當時的東海社會系只有練老師常打字,而且打得很快,聲音非常悅耳。不知不覺中,我也喜歡上打字機打在紙面上的那種連串、獨特的聲音。PE II出現後(1980年代的一種中文文書軟體),打字機也逐漸淘汰了,但練老師敲打鍵盤的速度、身影和打字機發出的聲響,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中。

1987年,透過練馬可和高承恕老師的推薦,我辭去東海的助教工作到UCLA攻讀博士學位。六年後,當我再度回到東海時,練老師已經因為使命所在,轉赴台南神學院承擔吃重的教學和行政工作。當時,南神複雜的人事問題成為他退休前,必須經常介入處理的問題。1995年,在一次回東海兼課後的校園短程散步中,我問他為何要離開東海到台南任教,奔波兩地?他告訴我,那時的南神比東海更需要他的幫忙,做為一個傳教士,他必須協助南神走出困局。東海社會系已經有足夠的羽翼可以自己飛翔,他已經完成該做的事。時間到了,也就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對我而言,這是一個理智上可以接受,但情感上有點不捨的失去。畢竟,他爽朗的笑聲、學者的氣質、流暢的中文和修剪整齊的大鬍子都是我們熟悉的身影,驟然不見,總是覺得不捨。

紅土上的播種者

扣除返回美國奧柏林學院和北卡羅來納大學Chapel Hill分校就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的時間,練馬可老師在東海總共任教34年。前兩年(1955-1957),他的身分是奧柏林山西基金會派赴東海任教的英文老師,後32年(1962-1994)為社會學系的專任老師,但實際上,從1990年開始他已經專心於南神的社會工作學系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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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馬可老師可說是在紅土上的播種者】

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練老師曾經有機會任職美國的國務院,擔任公職,但在吳德耀校長的邀請下,他決定回到東海散播社會學的知識和種子。在當時,他是台灣極少數擁有博士學位的社會學專任教師。1966年到1977年間,他擔任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帶領社會學系走過威權體制下經營自由學風不易的歲月。他曾說,有時候他必須使用「傳教士」和「美國人」的身分才能讓自己的課程免於受到政治干擾,當然,他也非常有節制地使用這兩個身分,避免節外生枝產生不必要的困擾。無論如何,在他的堅持和教學下,社會學理論得以完整的方式在東海教授,馬克思的理論也沒有因為情治單位在他的課堂中安插旁聽生,就在他的講課中消失。各種社會調查的研究工作也在他的支持下由師生合作展開。東海的工作營也在他的指導下活躍於各地,造就各種各樣的服務事蹟。沒有私心的教育、用人和領導,是他為東海社會學系豎立的傳統,這是東海的福份,也是台灣社會學發展史上必須記錄的一筆。

1956年,東海社會學系創立,第一任的系主任是由大陸來台的張鏡予教授擔任,練老師是第二任的系主任。從草創到後來的發展,練老師都躬身其事,無役不與。直接受教於他的學生數以千計,其中不乏社會學界的成名前輩和中生代的社會學界同儕,由此衍生的香火關係幾乎縱貫台灣南北,甚至也及於美國的部分大學。在1980年前後,台灣才陸續有出國留學的學生返台傳遞薪火,形成新的活力與氣候。在此之前,學術傳承的責任多數由大陸時期訓練出來的社會學者擔任。東海十分有幸地有正科班的社會學博士領導其發展,學術研究高於其他,自由學風不受政治管束,也不受人事羈絆,這個特質也由此奠立。到目前為止,這都還是東海社會學系的特質。這個特點和傳統的塑造,不能不歸功於練老師的認真與堅持。練老師對社會工作學門的扶持和關心,也分別在東海和南神開出社會實踐的花朵。由於不少社會學系的畢業生後來從事社會工作的行業,而練老師也擔任台灣家庭暨兒童扶助基金會的董事二十餘年,他也因此被家扶基金會尊稱為「社工員教父」。1979年,在他的努力下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社會工作學系。說他是一位播種者,一位在大度山的乾硬紅土上埋首耕耘,留下甜美果實予後輩享用的長者,應是貼切的描繪。

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

練老師曾經非常自謙地說:「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的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他沒有說的是,這些學生都生長在台灣。他用了四十年的時間(1999年他從南神退休),不求回報地寫這本書。做為一位東海人,我必須說,他不只是屬於東海!在大學教育走到過於體制化、功利化和商業化的此刻,以及教授們因為體制要求而著重在研究數量和出版表現時,他的堅持和用心更顯得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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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馬可老師說,他的最佳著作就是他的學生】

2010年,在徵得練老師的同意後,社會學系系友會設立了「練馬可教授發展基金」,接受系友和各界的捐款,以行動實踐練老師關懷學生、關懷社會的志趣,在系友的熱心贊助下,練老師雖然退休了,他對學生和社會的關愛依舊可以透過發展基金持續下去。2013年10月28日,在東海大學的邀請下,練老師和練師母再度回到東海,參加路思義教堂建立50週年的慶祝活動,81歲的他仍然精神奕奕,以謙虛、熱情的態度和師生、系友座談、話家常,鼓勵大家努力向學,並奉獻所學。做為一個老師,他無疑已經成為大家心中的典範。2014年12月1日,練老師在美國Iowa state安詳地離開這個世界。「生命不會永遠美好,但永遠有趣」,這是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的人生態度。哲人已遠,但他留下的精神和風範一定會影響一代代的東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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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津貼與滿大人:韋伯與台灣社會政策之巷口隨談

周怡君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從德國回到台灣已有數年,如今在台灣的生活經驗和留學前的生活經驗迥然不同,或許是德國的留學生活點亮了腦袋的某個區域,即使從來不是個韋伯專家,但在面對台灣這況土地上發生的大小事件時,仍常不斷想起韋伯在「儒教與道教」論著裡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相關論述。

如一般社會學界所認知的,韋伯在系列世界宗教研究論述的整體意識,在於分析現代資本主義如何可能。韋伯將世界不同地區的宗教作為文化核心因素進行探討(如儒教與道教、印度宗教、猶太教與基督新教等),分析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所需的「理性」(Vernunft)或「理性化」過程,為何沒有在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文化中成長,而這些世界宗教又存在著哪些核心價值能成為人的生活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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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曾經在海德堡大學任教】

對我來說,他這一系列研究的核心,其實根本在論述「理性化」如何可能,而不僅是將宗教文化與經濟資本主義加以連結。作為一個在當時從未真正親自到中國的學者,韋伯在「儒教與道教」對中國社會運作邏輯與人民生活世界的觀察分析具體而深入。即使當代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幾個東亞國家,成功地資本主義化,使得韋伯對中國儒教和道教以及資本主義的連結遭到質疑,但我仍認為這仍無礙韋伯對中國文化的精闢分析,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台灣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印證。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指出,儒教向來是以「文化地位」方式作為適應世界的手段,強調教育、自我完善、禮貌、家庭倫理、對祖先的敬仰,這些價值結合了長久的封建帝國和官僚體系的統治,就成為壓制「理性化」發展的「傳統」價值。在這些所謂傳統價值中,象徵理性化的個人權利倡議、基於價值和熱情的社會行動、要求具體規範的行為等,經常被貶抑,被稱許的則是順應世界、修養美學、愛護家庭的行為。

以下,我就以我跟官僚打交道的經驗,來深切體驗韋伯對於儒家文化的看法。

領取育兒津貼的艱難

早在十多年前,即有人口學者提出警告,台灣將面臨少子化的人口結構,台灣的政府還是腦袋麻木的渡過了幾年的時間,才開始陸續有縣市政府提出要發放「生育津貼」來鼓勵該行政區域內的生育率。「生育津貼」就是婦女生一個孩子,可以獲得當地縣市政府所發放的一次性現金給付。請注意!是一次性的現金給付,第一次領完生育津貼,下次再領就必須是生第二次孩子才行。真有台灣家庭會為了一次三千元的生育津貼,想要繼續生第二胎嗎?三千元可以幹嘛呢?現在奶粉一罐都要一千多塊。就算某個北部縣市政府發放全台灣最高的三萬元生育津貼,也還是不夠養孩子到足半歲大啊!這種生育津貼政策,很顯然根本無法發揮任何鼓勵生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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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生育補貼只夠買三罐奶粉】

 生育津貼之後,政府開始陸陸續續的提出育兒津貼、托育津貼,前者就是給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家庭每月一筆津貼,後者是給把孩子給保母照顧的家庭每月一筆津貼,直到兩歲以前。我在生下第一個孩子時,只領到了生育津貼、還沒有托育津貼。

在托育津貼發放的第一年,我看到當時的請領規定,幼兒的父母薪資合計必須要在台幣120萬以下,才能有資格申請。這種需要類似社會救助的「資產調查」或「所得調查」的「排富條款」,在台灣許多社會福利政策中比比皆是。問題是,這種只看家庭所得收入、卻不看家庭支出與負擔的申請條件,真的是公平的社會福利給付條件嗎?抑或只是要刻意排除一定人數的申請者,目的是減輕國家的負擔呢?

我在生下第二個孩子時,保母給我一張托育津貼申請表,要我自己填寫後送到協助辦理的幼X協會。我看了一下條件,發現條件比我所知道的前一年的要放寬許多,除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外,所得稅率在一定比例以下的家庭都可以申請。老實說,作為社會政策研究者,自己從來還沒機會去申請任何給付。因此我填了申請表,送到負責轉送申請的民間協會。

五個月後,我兒子已經半歲了,我沒有看到什麼托育津貼通知。我打電話到協會詢問,接電話的人告訴我,你的申請沒有通過,因為你的所得稅率超過規定。我說,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才剛剛報過稅,我的稅率明明符合規定。好吧!電話裡的人說,那我們再查查看好了!

又過了半年,我的兒子已經一歲了,我還是沒有看到任何托育津貼,我不再打電話給協會,直接打給地方政府的承辦人。她說所得稅率是指前一年報稅時的所得稅率,意思是我今年申請托育津貼的條件,是要看我去年報稅的所得稅率。但是,去年報稅的稅率其實是根據前年的所得狀況,所以政府是在用我前年的經濟狀況決定我今年的托育津貼。問題是,我前年沒有多生一個孩子,經濟負擔自然不那麼重,所得稅率自然偏高。

托育津貼像是滿大人在玩弄的賄賂把戲

我很困惑的問這位承辦人,為什麼請托育津貼要根據去年報稅的稅率?答案是因為地方政府的權限和電腦設定只能得到去年的資料。所以,要等到地方政府得到我所得稅率符合規定(也就是我小孩出生那年)的時候,而那時我兒子已經三歲了,但這個托育津貼卻只補助到兩歲,其實想一想也真的可以不用申請了。我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國家到底有沒有誠意去減輕人民因為生兒育女所產生的經濟負擔?否則為什麼會訂出這種完全看不到有任何合理性的申請條件和流程?

我光火的翻閱所有台灣社會福利政策中所有名字有津貼的政策規定,結果發現,在六歲以前的幼兒政策就是毫無功能的生育津貼、很難申請的托育津貼或育兒津貼,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等到孩子足五歲以後可以得到一年左右的幼教津貼,公立的幼兒園太少,根本進不去;私立的幼兒園,每年總共補助不超過一萬元。我的第二個問題:請問政府為何認為有兩歲到五歲孩子的家庭,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支持呢?政府蓋托兒所、推廣保母制度,一般家庭還是負擔沈重,因為可以理解的是,在台灣多數有資產調查的給付政策中,真正受惠的一般家庭絕對有限。想要避免複雜的辦理程序和漫長的等待,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去申請給付,以免自取其辱,一切完全由家庭獨立負擔。而這不正是這複雜且不理性的申請程序所要達到的目的嗎?

Mandarin

【現代台灣的福利政策就如滿大人一樣,只是施予小惠】

 再讓我們看看這些二千、三千的生育與幼兒津貼水準,對照動輒近兩萬元的保母費和托兒所費用,以及一學期費用幾乎比私立大學學費還高的私立幼兒園費用,哪裡有幫助到養兒育女的家庭了?這些什麼托兒所的設置、什麼津貼的發放,既無實際促進生育的功能、也沒有真正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我們的社會福利制度怎樣看都不是理性化的產物,怎樣看都長的像韋伯筆下那群統治階層的仕大夫、滿大人在玩弄的賄賂把戲,只是在現代民主選舉中,過去是小官僚向大官僚的賄賂,變成了這種黨政對選民的小小施惠。

放眼望去,台灣其他針對身心障礙者、甚至老人的政策,不也同樣的具有這些特徵:資產調查加上自力救濟,最終所有的經濟負擔和照顧負擔,還是回歸家庭內。就經濟來說,私有儲蓄和子女奉養始終都還是高居台灣老人的經濟來源項目前幾名。就照顧而言,國家的照顧體系建構喊了快十年,到現在還是看不出什麼有協助家庭照顧的具體效益,否則為什麼隔幾天就有老年照顧者因為受不了照顧成年失能子女的壓力而跳樓、成年子女受不了長年照顧失能老爸媽的壓力選擇自殺、一起離世的新聞上報?

期待國家可以理性化地規劃社會政策

韋伯提到儒家從來不曾出現任何一位高舉超俗世界價值的先知,缺乏批判意識、完全認同且接受現存的政治與社會架構。簡言之,如果無法接受或認同現有世界的統治價值,通常就會被歸諸是家庭(教育)的問題。整個中國文化對於「家」的詮釋與強調,事實上也形塑了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家」如此重要,甚至也負擔起許多原本是國家應該要負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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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對於中國家族的分析仍相當犀利】

這樣的論述分析,如果放在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上來看,絕對是相當接近真實的。傳統社會結構中的台灣家庭,長輩與兒女關係往往深入複雜,長輩辛勤工作、對家庭毫無保留的承諾;而兒女最大的任務就是要好好讀書、好好做人,長大以後盡孝道,盡孝道的意思當然不是只有二十四孝或四書五經說的溫床、奉茶、噓寒問暖、有病照料、講話輕聲細語而已,定時對長輩的經濟奉獻更能發揚光大孝道的意義。亦即,就經濟需求來說,父母賺錢養育照顧子女、子女長大後奉養回饋年老父母,這樣所有的照顧幼兒和老人的一切過程都在家庭內完成,國家只要收稅就可以什麼都不用做。

台灣的社會政策規劃,往往與選舉、政黨有著關鍵連結,理性對話的機會少之又少。今年的縣市長選舉才剛結束,黨國不分的不理性制度,遭受到公民社會的理性選票制裁。希望這股理性的力量在選舉過後仍然能繼續下去,直至影響攸關國民基本生活需求與人性尊嚴保障的社會政策事務對話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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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社會學之眼 看見繽紛彩色人生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社會系的學生或老師,經常被親朋好友問到,你在大學/研究所讀(教)什麼?

「社會系。」

「是社會工作喔?很好找工作哦~」

「不是社會工作,是研究社會的。」

「是喔,很好啊,現在社會很亂,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要不然就是:

「社會學有什麼好學的,我社會大學都念好幾十年了!」

或者318學運後:

「你們老師都在教導你們如何搞社會運動吧!」

接著,進入一片靜默。

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學的認識,遠低於對於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的認識,雖然一般大眾可能也不一定真的知道這些學科在搞啥,但至少也會猜是在「處理個人心理困擾」、「用來賺大錢」或者「搞政治的」,但是社會學呢?只能跟「社會工作」、「搞社會關係」或者「搞社會運動」這三小路用在一起嗎?

列印

【巷仔口社會學部落格文章,收錄成為書籍了】

相較於一般大眾或者高中生,正在就讀大學的同學,似乎逐漸被這莫名的學科吸引。台大社會系大一才招收50名學生,可是必修課的時候,常常是百名以上同學擠爆教室。國內的社會學教授,許多大學本科都不是念社會學的,中山大學社會系的老師,超過一半以上讀的是其他學門,在博士期間才改念社會學。為何社會學會吸引這麼多的英雄豪女投入呢?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每次若出現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幾乎都會看得到社會學者的身影,早年野百合時代,中研院社會所的瞿海源教授跟著學生在自由廣場靜坐抗議; 2008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站在第一線抗議的社會學老師李明璁被起訴;2014年318學運時,台大社會系的老師們在街頭進行公民審議的教育,或者如一群台北大學社會系的老師,默默地調查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南方的中山大學社會系師生,則是公開罷課支持學運。也難怪給社會大眾的印象就是:社會系到底在「衝」三小啊?是不是「暴民」出身的?

那麼社會學到底是什麼呢?

社會學特有的觀看世界方式

張晉芬老師寫了「平平都是人,女人就是賺得少」之後,有高達135則的留言回應。對於為何女性一樣是同等學歷、一樣是同樣的工作,女生就是賺得少,兩個典型反對意見是:

「男女染色體有差異,天生對左右腦的發展也有差異,這是先天就不同的」;

「的確女生有生理假的需求,所以你的生產力硬是比男性朋友少了一天呀!讓我告訴你怎樣跟男性並駕齊驅吧!去做卵巢摘除,讓自己沒有月經的困擾」。

我寫的「魯蛇人生」,裡面有一段討論到台中科博館禁止穿拖鞋、汗衫入館,是一種階級的凝視,有人反駁:

「中國人和狗不可以進入,的確是強烈的歧視;但穿拖鞋汗衫不可以進入科博館,那是禮儀。禮儀中皮鞋本來就是比拖鞋隆重的東西,便鞋介於這中間」;

「這穿著除了不雅觀,也會有異味等問題,而且萬一被踩後跟,穿拖鞋也比鞋子易絆倒,基本上我很贊同科博館的標示,而且拖鞋型的涼鞋也要禁止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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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該禁止穿拖鞋進入博物館,引起很大爭議】

從這些讀者的回應可以看到,不具社會學思維方式的人,通常會以「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來解讀世界(要不然你自己去變成男人啊!),並且比較容易肯定既存的社會規範(穿拖鞋就是不雅觀!)。社會學跟其他學科很重要的思考差異在於,討論個人的問題,必須同時看到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而個人的問題通常是跟社會環境息息相關的。

台灣以前的外交人員特考都有限定女性名額,理由是:她們考上以後,都不願意配合政府政策外放。這種說法,也是把問題歸因到女性個人的不配合。但社會學會繼續追問:這是因為女性「天生」就比較不願拋頭露面(個人式的歸因)?還是她無法「拋家棄子」(家庭因素)?如果她真的出國工作了,會有什麼後果出現?永遠單身?跟老公離婚?有可能老公放棄工作,跟著她出國當外交老爺嗎?

從這個例子來看,考上外交特考的女性不願意出國工作,真的只是個人意願問題而已嗎?還是也牽涉到她所處的家庭、社會、文化種種因素?以家庭因素考量來說,如果全家一起出國,老公的工作怎麼辦?小孩子的教育怎麼辦?老公願意陪著老婆參加外交宴會嗎?人家會不會認為這個老公很沒用?顯然,問題很複雜,牽涉到台灣家庭仍以父系為主的組織形態,整個社會對於男女工作的期待仍然不同,所以女性不願意外放出國,不是簡單一句「女生就是不願意配合」就找到答案的,通常會說出這種簡單答案的人,也就會造就出那種性別歧視的政策。

顯然,社會學通常不會滿足於單一的答案,而是去分析個人處境背後複雜的環境結構因素,並且對於常識性的說法,提出質疑。

太陽花學運時候,佔領行政院的群眾跟學生是政治掌權者說的「暴民」嗎?但社會學者會說,是不是「暴民」,要看你是處在哪個社會環境、哪個時代而定。大家都知道,「民主」這個英文字是「democracy」,字首是「demo」,跟抗議示威的「demonstration」,或者人口學的「demography」,都源自於相同字首,指涉著「一群人」,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工人階級要求有平等投票權且到處示威抗議,英國貴族、資產階級污名化他們是一群「暴民」,所以「democracy」根本就是一群暴民想要建立的政體(demo-cracy),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這樣的說詞,跟現在台灣掌權者說的:「依法行政」「法律不容挑戰」的說法,是不是一樣?所以「暴民」的定義,要看是在哪個社會底下,出自哪些人的口而定 。

這個就是社會學之眼觀察世界的方式,如同一位同學說的:「開了社會學之眼,再也回不去了!

社會學的價值認同與行動

既然常常對於既有社會規範、秩序,提出質疑,那麼社會學者是否就很少認同主流的價值?與其說社會學的思考是故意破壞既有價值,不如說,它逼我們去反思已經習以為常的想法、行為,並且同情性地理解每一位活生生的人所存在的困境。

我的外祖父很早就過世,留下一個寡母跟三個女兒,住在貧瘠的台南鹽分地帶,為了傳宗接代,外祖母領養了我舅舅來繼承子嗣,也因為如此,為了給男生唸書,我母親跟阿姨都沒上學,是文盲,阿姨還送人當童養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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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媽沒有上過學】

記得在國中時候,收到來自鄉下朋友的新年卡片,朋友祝福我快樂,永不「破病」!讀完卡片後,我一直狂笑,還講給我媽媽聽這個笑話。但是顯然她無法理解我在笑什麼,為了附和我,她文不對題地回答我:「對啊,哪有人在卡片裡面講破病的!」

大概在30年前,阿姨來我家住一陣子,某日早上,我看到她拿著報紙看很久,後來我忍不住跟她說:「阿姨ㄚ,你報紙拿顛倒了啦!」聽到後,她一直傻笑,然後說:「你嘛知道我沒有讀過冊啊!看起來都一樣啊!」她又接著笑說:「阿姨不認識字,卡沒水準,國語也聽無。」

過了好幾年後去德國留學,才真正體會到失語人的痛苦。我母親在當下的場合,試著要「過關」,掩飾她不懂華語的難堪。我阿姨則內化了殖民者所強加的價值,外在的嘲弄恥辱竟轉化認定為自身的缺陷。

我們看到社會結構不公平力量,如何作用在她們兩人身上。在男女不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低於男性;在強迫台灣民眾只能學習華語且不遺餘力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下,接受華語教育的新一代開始嘲笑不懂華語的上一代,卻沒看到語言政策造成的社會不平等。這些外在於個人的社會政經力量(例如語言政策、父權結構),看似遠在天邊,但實際卻深深影響了結構底下的每個人,只不過我們雖然身處其中,卻往往看不出個人的困境經常是這些外在結構造成的。

從主流的社會價值來看,沒受過教育的人,常被貼標簽是「人口素質差」,將來養育出來的子女一定是社會的負擔(對於東南亞籍女性配偶,我們是不是也常這麼說?)但如果我們可以從她們所處的特定環境時空來看,我們就能同情性地理解為何某些人無法脫離困境(例如無法聽懂電視的華語新聞),這樣同情性的理解,可以為我們注入強大的動能,引導我們用實際行動來改變制度、歧視,而非只是恥笑這群人是魯蛇、或指責這些人不努力,不會自行逃離該環境。

◎大感謝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巷仔口社會學的作者們。讀者可以看到,貢獻給該部落格的眾多台灣社會學者,並不是基於自利來寫這些短文的,而是在追尋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台灣社會,貢獻自己專長給哺育我們成長的台灣社會。他們沒有收到半毛錢的稿費,甚至未來出版社的稿費,也將捐給台灣社會學會,讓學會可以獲得額外的財務支援,服務更多的社群人口。我要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沒有大家的無私奉獻,這本社會學科普小書,是無法成形的。透過此書的印行,我們看到,台灣社會不是只有財團政客治國而已,還有一群熱血奔騰的傻子在衝好幾條小路來用!

此書的相關網站資料:

大家出版FB|http://www.facebook.com/commonmasterpress

讀書共和國:http://www.bookrep.com.tw/product/goods_detail.php?goods_id=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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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

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在講究時尚、造型的年代,剪個有型有款的髮型幾乎已經是現代人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過的一環。同時,各種「要懂得對自己好」、「活出自我」的召喚也使得上美髮沙龍洗個頭放鬆一下心情、調整一下生活步調的行為成為普遍認可的小確幸,而非貴婦專屬的炫耀性消費。或許正因為洗頭、剪髮是個垂手可得、平凡無奇的服務,而鮮少吸引社會學者的關注。這篇文章就是以「洗頭」這個平凡、便宜的服務項目為分析焦點,討論美髮沙龍這個美麗產業背後所隱藏的身體工作。

◎誰來做身體工作?從時尚美容到大體殯葬

我開始留意到美髮業主要起自於五年前某個冬日午后,我在台中一家全國知名的美髮連鎖店的親身「體」驗。一走進店裏,盛行於台式服務業的招呼語「歡迎光臨~」此起彼落的聲音,響遍整個店。

一位穿著時髦,頭上頂著當時最流行髮型的年輕美髮助理就帶著甜美的笑容過來招呼我,帶我坐下,問清楚我要剪髮之後,接著就輕輕抓起我的右手開始幫我按摩。但是,我的手臂完全感受不到被按摩的舒適與放鬆感,反而覺得像被菜瓜布刷過一樣。不用看,都感覺得到她雙手像是爬滿了魚鱗。我忍耐的等著她做完整個按摩,再幫我洗頭。這家店的規定至少按3-5分鐘,洗5-8分鐘,我們因而有足夠的時間閒聊。

她是九月才入學的高一美髮班新生,家住彰化二水。就跟大多數的美髮建教生一樣,她家裏並不富裕,希望「學一技之長,至少可以養活自己」。這是她開始美髮生涯的第二個月,但每天洗頭而且不能戴手套的關係,雙手都受傷。她也去看了醫生,但醫生說解決方法其實只有一個:改行別做了。夢想著「學一技之長」才來到台中,怎麼可能退縮?她選擇繼續工作,「死馬當活醫」。

這樣的故事在美髮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我日後訪問的美髮助理、(高檔髮型名店)設計師、店長、年收入千萬以上的知名連鎖店一級主管都說過,這類洗頭洗到「流血」、「手裂掉」、「靱帶受傷」,甚至「洗到泡泡都變成紅色,還說是客人頭髮掉色」的經驗,非常普遍。有趣的是,每個設計師的手都保養得相當的好。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之間的反差,反映的是美麗產業中誰在執行身體工作(body work)的低階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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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反差,反映了誰在做身體工作的苦差事】

資料來源:news.tvbs.com.tw/static/forum_attachment/img/200712/04/sunkiss-20071204073303.jpg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Carol Wolkwitz (2002) 以身體工作(body work)一詞來概念化那些以服務他/她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對象的工作。這類以服務他/她人身體──使其舒適、美化、強壯、健康、獲得快感,甚至藉由不斷操練而習得某些技藝──的身體工作,涵蓋的範圍從一般被視為3D (dirty骯髒的、dangerous危險的、demeaning貶抑的) 的照護產業、維持健康所必需的醫療專業、各種打造身體以完成自我籌劃工程的身體雕塑產業、各式休閒運動產業,迄至提供性快感的性產業都是身體工作的範疇。身體工作因而廣泛的涵蓋了最美、最香、最時尚的美容美髮、美體塑身產業,也包括光譜另一端那些最髒、最臭、最過時的把屎把尿的照顧產業,甚至是處理大體的殯葬業。

後繼的研究也指出,身體工作是高度性別化、族群化的,(有色族裔或移民)女性是主要的從業者。同時,在這些和客人的身體接觸程度不一的工作中,越是涉及直接處理身體體液、排泄物、嘔吐物的工作(如奶媽、幼教、看護、護士、性工作),女性集中的現象越趨明顯,也越容易淪為「骯髒工作」。身體工作者的專業往往也就建立在能夠無視於這令人作嘔的氣味、噁心的體液,或那些不願配合、無法配合或者難以親近的身體而順利的執行她/他的工作。此外,因為勞動對象是活活生的人體,因而,工作者在執行勞務的過程中常常被期待(有時也真的)提供適度的關愛(care)與温情。情緒勞動在此間所扮演的角色早已為學者所指認,晚近有些學者[1]則以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一詞來指涉這類工作在工作者和客戶間大量的親密互動。

【台灣的洗髮方式,出名到東洋去了】

美髮業中,修(腳)指甲、修腳皮的師傅是直接接觸客人身上壞死的皮膚與髒污的工作者,但多數美髮沙龍已逐漸不提供這類服務。洗頭成為美髮沙龍中,客人與工作者身體接觸最頻繁的一環,而美髮職業階梯中最底層的洗頭助理成為最主要的身體工作者﹣﹣她/他們提供洗頭服務之外,還必須依各店家規定幫客人按摩肩頸,(通常約在3到5分鐘之間),有些還得搥背,最後再負責清掃剪落一地的頭髮,以便讓沙龍隨時保持在光鮮亮麗的狀態[2]。因而,從助理開始按摩、洗頭、沖水,再交由吹風手吹整至乾爽的過程有時超過30分鐘。不乏消費者在按得很放鬆、洗得很舒服之餘,幾乎在躺洗的臥椅上睡著。這也是不少消費者把上美髮院洗頭視為放鬆、享受的原因,甚至日本觀光客的旅台行程還特別安排到美髮沙龍「體」驗「台式」洗頭的享受。

◎洗頭是要用感情的!

但是,台灣大街小巷,三五步就有一家美髮沙龍,晚近百元快剪店林立的激烈競爭下,和國外相比堪稱豪華的洗頭服務,收費卻極其低廉。全國性大型連鎖掛出「洗頭150、剪髮200」的廣告,隔一條街,高雄在地知名連鎖打出「洗頭99、洗+剪288」搶市。激烈的競爭下,洗頭已不單單只是去污、止癢、回復頭皮清潔,或是Seddo做造型的工作,而是環繞著洗頭這個服務項目上進行各種身體工作的繁複演繹:有的在客戶躺在躺椅上時,會細心地在客人雙膝上蓋上防寒小毯,有的在額頭上貼便利貼大小的吸油紙以防客人的臉被水噴濺到,有的甚至提供「洗眼睛」的服務,先以温水清洗雙眼,再用温熱的毛巾熱敷雙眼眼,有的用精油進行頭皮按摩,有的乾脆大幅擴張上半身按摩的範圍與時間﹣﹣目的都在於充份的取悅客戶,滿足消費端「體」驗小確幸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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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的洗頭服務,會在臉部放上紙,以防止噴到水】

資料來源:link.photo.pchome.com.tw/s08/emily13isme/27/132681935356/

問題是,當我們「體」驗洗頭的享受時,洗頭助理的工作「體」驗又是什麼?

幾乎所有的美髮從業者都會同意,洗頭是最基本的,但要做得好並不容易。事實上,即便洗頭助理經過無數次的假人頭練習,但因為頭型、真假髮質地上的差異,面對真人頭時往往也很難拿揑客人的感受。於是,助理經常互相把對方的頭、肩頸當成練習洗頭、按摩的原始材料,有時設計師得貢獻自己的頭來洗,以便瞭解助理的洗頭功夫。洗頭難,但究竟「難」在哪裏,很多受訪者又無法說得很清楚。國中畢業開始當學徒,50歲就成為知名連鎖店一級經理人的老師傅認為,關鍵是「指腹要用力、指甲要硬,刷、刷、刷,這樣她才會爽」、40多歲有2家店的店長則認為「重點洗,客人有感覺就可以」,但這些對多數無法「體」會的初學者而言,似乎只能以「一直練」、「洗久就會了」、「有些客人就是很難搞」來自我安慰。

洗頭助理的難題其實就是身體工作者或親密勞動者的難題:當勞動的對象不是器械、物件,而是一個個活生生、有知覺、有想法,會哭、會笑、會痛、會爽的人身肉體時,感受、覺察客戶各種不同的身體知覺的能力,就成為勞動的核心。頭,其實是很特別的部位,除了那些無力抗拒只能任人摸頭的可憐小孩,以及如膠似漆的情侶之外,成年男女的頭其實是很少被人碰觸的,因而一般人也很難想像或感受另一個人的頭在層層白色泡沫覆蓋下,被十個手指頭來回抓洗、觸摸,讓温水沖過的感覺,然而只要無法掌握客人身體的感受,美髮助理就無法掌握客人究竟是否滿意。因此,洗頭時我們常常看到助理以柔和的語氣親切的詢問,這水温可以嗎?這力道行嗎?還有哪裏要再加強嗎?並隨時留意有沒有過多的泡沫或水流入客人耳朵或弄髒了客人的衣物,惹來客人不偷快,但自己卻渾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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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頭助理必須不斷以親切口吻來詢問客人的感受】

資料來源:lh6.ggpht.com/-C_13LWWjfj0/UiOJBJp6d5I/AAAAAAAAQbo/fUQ6y3-l9HA/s1600/17xZ9eQiMonC1.ERN7I_Ig.jpg

現在已經有二家連鎖店的Paul,回憶自己當洗頭助理時,第一天幫客人洗頭就被三名設計師點名批評,「洗得好爛」、「因為你的關係,損失一個客人」,而深覺受挫,決定要練好這一塊,後來慢慢體會出要「練手指的柔軟度⋯⋯去感受這個客人的脈動和情緒」。依照他的說法,他開始

用我的雙手去感覺,因為我們雙手是有感情的。那你摸到客人那一霎那,其實無形中就有東西流露到你的身體裏。

我相信很多人會認為Paul的說法很抽象,也很難理解。但,在疾病蔓延的年代,洗到流血都「不能戴手套」的行規[3],看重的並不是乾淨/骯髒、健康/有病的界線,而是「手套會讓你失去觸感」、「比較感覺不到東西」,甚至影響判斷。另一位當學徒時一直為洗頭所苦的阿寶,即使早已晉升台北東區高檔美髮沙龍工作的設計師,還是認為洗頭是這行最「難」的差事,畢竟「美感」或「設計」都可以有自己的眼光或品味,洗頭不行。她花了很長的時間跟我談她對洗頭的「體」悟:

阿寶:所以,我當助理的時候很痛苦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洗頭耶,洗頭要用感情。

美華:(爆笑)哈哈哈,洗頭要用感情

阿寶:對啊,而且…應該說幫你…服務的那個人,他要感受…感受…跟你站在同樣的狀態裡面,去感受你身體裡面需要他的部分,比如說…他在幫你按(摩)的時候,會感覺他如果夠用心,他會感覺到你很疲憊。

美華:嗯,每個按摩師傅都會這樣說

阿寶:其實我覺得洗頭滿難的,然後你的力道啊那些,就全部都要有一個連貫性,不然你其中一個節奏斷掉了,那個感覺就不好,就好像一首歌嘛,差不多這樣子,老闆教我的時候他就說,洗頭像…他最後受不了,因為我老是洗不好,他說洗頭就像做愛一樣,就想像你在跟對方做愛,用那樣的感受去洗頭就對了。

美華:哇,他這樣講你就突然豁開朗了

阿寶:不然我就沒耐心,可是我就覺得一天要做幾次愛啊,這麼多…洗到二十顆,我覺得很累耶不爽。⋯⋯但是有時候看客人很舒服,我就覺得很高興。

洗頭讓阿寶感到苦惱,因為這並不只是用手幫對方把頭洗乾淨而已,而且還必須感受對方的身體狀態,要「用、心、洗」。表面上,是身體在工作,但工作者的「心」能否細膩的去感受、覺察另一個身體的狀態成為很重要的關鍵。事實上,週邊不少朋友在抱怨洗得不好的助理時,往往不只說「這洗得很差」或「那洗得很不好」,而是喜歡加上一句「就是很不用心!」這常見的負面評價反映的正是,消費端不僅希望被洗乾淨,更期待走進美髮沙龍時能被細「心」呵護的(無理)要求。洗頭,因而不只是洗頭,而是一個必須「用『心』洗」的工作。「洗頭像做愛」毋寧是個精巧的比喻,它點明了這是一個身體對身體、心對心的勞動過程,問題是,當「做愛」成為工作,一天洗二、三十顆頭時也只有疲累的份。

肉體享樂,誰付代價?

讀到這裏,大家不免又要問,這些每天頂著最流行的髮型、穿戴有型、勞心又勞力的洗頭助理到底收入如何呢?依政府部門統計,美髮從業人員的月平均薪資,2013年男性只有31,383元,女性更只有25,657元,在服務業中幾乎敬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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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從業人員的月平均薪資,在服務業中幾乎敬陪末座】

事實上,在人們越來越重視養護身體(要香、要美、要有肌、要健康、要愉悅等)的年代,美髮從業者只是眾多低薪、苦勞、又必須有關愛心的身體工作者的一小部份。作為消費者,我們對各類身體工作者的期待往往不只是身體的養護,而是更多流露於指尖、聲音語調與身體姿態所表現出來的關懷、呵護甚或刻意營造的尊貴感。這些肉體享樂的期待使得身體工作者必須承擔更甚於以往同類勞動的無酬工作﹣﹣必須隨時體察客人的身體感受與情緒,並學會一種特定的肢體勞動過程以展現對客人的尊貴性。

享樂是有代價的,底層的身體工作者付出身心俱疲的代價。

*感謝助理陳俊霖多次陪同去做田野,並做資料整理的工作。

[1] 請參閱Eileen Boris and Rhacel S Parrenas, 2010, Intimate Labors: Cultures, Technolog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 多數的美髮沙龍採學徒制,並以供吃供住的方式來招攬學徒或助理。多數的店都以到外面訂便當或給餐費的方式處理三餐,但少數區域型的小型連鎖仍由店家出資,讓助理輪流去購買食材煮食開伙供店內人員食用。在這種情形下,美髮助理的再生產勞動也包括炊煮三餐。

[3] 晚近因為衛生與防疫的關係,部份店家允許手受傷的助理可以戴著手套洗頭,但有些店家會要求,即便是受傷也必須通過考試才能戴手套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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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自主檢驗機制的能與不能:從ISO22000與GMP驗證制度談起

翁裕峰 /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STM中心

疑問油品連環爆,讓消費大眾憤慨之外,更引發油品監管制度性設計與執行的一連串疑問,不僅僅是對國家監管的部分產生疑慮,也對以科技檢驗為基礎的民間業者自主管理制度有所質疑,根據經濟部10月31日發佈的食品GMP自主管理制度的調查顯示,六成民眾認為民間機構辦理GMP認證制度「無法保障食品生產品質」、約七成民眾認為GMP認證制度改為「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食品業者和專業檢驗機構的三方組合」的設計,會使食品業者「更重視產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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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GMP,在此波的油品事件中,遭遇強烈質疑】

這樣的認識,似乎在頂新、正義油品事件的最新資料中得到了印證:衛福部說,大幸福公司輸出至台灣的都是飼料用牛油和椰子油,不是人可食用的,因為該公司沒有生產食用油執照。但是負責為大幸福的油品做採樣檢驗,並出具出口公證報告的VINACONTROL公司說,經他們公正客觀檢驗後,輸入台灣的油品(包括豬油、魚油、牛油與椰子油等),是適合人類食用的;而公證公司也表示,在當地透過其他公證公司取得造假的檢驗文件不是沒有可能。彰化地檢署則公布,頂新購自大幸福的豬油和牛油原料,在尚未加工製造前含有不容許存在或雖容許但超過國家標準的重金屬鉻、鉛、銅,酸價也是超過原料的容許值。

以上資訊顯示,越南政府官方的認定與公證行的認定不僅極為不同,而且更說明確實有空間與機會將不適合人食用的油品,透過這種檢驗機制變成「適合人食用的」。據此,我們看到食用油品的科技檢驗實作與制度規範實作兩個脈絡性的偶合的驚人效果:非食用油變身食用油的可能性。我們也可以合理擔心,那些在越南還未受到適當管理的多氯聯苯污染油品,是否透過類似的偶合機制、或我們還不知道的其他偶合機制,而變成國際社會食品的一部分。

油品的認證過程是如何呢?

國外的問題油品以不法方式進到國內,再經加工製造出來的油,在油料源頭未被揭露之前,都能夠通過本國食品衛生機關的抽檢,有的甚至可以拿到在現今GMP、ISO22000等的認證,而這些認證是在當代科學知識的理解與檢驗技術的實作框架下,代表了食品加工製造的品質保證。油源到底在整個認證制度下處於那個認證位置,如何被處理呢?與此相連的,是怎樣的科層組織權力結構?

ISO22000

我們先來看看ISO22000這個國際自主管理的規範標準。這類驗證主要是以文件審查為主,現場稽核為輔,整個操作體系聚焦在企業的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規範架構能否落實,高層主管的投入(commitment)是關鍵,跟其他ISO的管理標準一樣,ISO20002也要求高層主管必須發參與擬定企業的食品生產管理政策、肩負此規範在企業內部審查的重大責任。獲得認證的公司,依照該標準,必須建立、執行與維持跟供應鏈廠商之間有效的外部溝通安排,以確保有關食品安全議題的資訊之有效性。這是要求跟整個供應鏈上下游有關係,而不是只有與供應鏈中的單一廠商或少數廠商接觸而已,以便在必要的衛生環境基本條件與行為下,生產製造保護消費者的食品。換句話說,這是個上、中、下游全面性的食品生產管理標準,不是只在單一食品製造業者內部發生效果而已。

這樣的設計背後有個既定的價值假設:願意定期花錢辦理這種驗證的企業,高層主管都要/會積極地去執行。但是從強冠、頂新、正義等公司拿到ISO22000與管理高層故意買進飼料原料的行為來看,完全違背了這種自主管理的價值。這突顯ISO管理標準的限制,不僅是不知道獲得認證企業管理者的投入高低,問題也出在ISO設計的稽核方式僅聚焦在文件的查驗,這使得前述油品在進口的程序上,因為預設參與在ISO認證過程中的科層組織權力高層、驗證執行者都是可信賴的對象,以致有了假造的空間。

ISO22000標準的制訂並不是憑空而來的,他參採了兩個與食品相關的不同管理規範,一個是美、歐、日等在1980年代末開始採用的GMP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認證制度,另一個是危害分析關鍵控制要點(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

台灣食品GMP驗證制度:推行協會

經濟部透過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認證體系推行會(以下簡稱GMP推行會),建立台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發展協會(也就是台灣的食品的GMP驗證制度。這個食品GMP驗證規範,融入了HACCP 的相關管制條文。GMP與ISO22000不同的地方有幾個,第一、它強調現場稽核;第二、它重視稽核人員的專業性;第三、官方直接稽核;第四、給與消費者參與的空間。

GMP推行會掌握了整個認證體系與操作方式建置的核心,它不只在稽核員遴選方面握有一定的推薦權以及最終發聘的決定權,對食品GMP認證體系操作規章、食品工廠GMP通則與專則也有核定權,更對每一家GMP驗證執行機構的甄選、委託、監督、考核等有審議權。其13~15位(新修正條文改為「13~17位」)推行會成員係來自社會中的政府、企業機構、以及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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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應充擔任台灣食品GMP發展協會理事長,是不是有利益糾葛的問題?】

參與建立GMP驗證制度的主要GMP推行會委員當中,除了政府官員之外,當屬臺灣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發展協會(以下簡稱 GMP發展協會)。在2014年2月還沒修改GMP推會設置要點之前,該協會不僅佔有最多非官方委員席次,其理事長更與經濟部工業局局長分別擔任GMP推行會的兩席副召集人位置。

GMP發展協會這個民間組織,從理事機構的組成來看,其實比較像是食品業高層的聯合,國家希望透過非營利組織這種管道,來介入監管與確保獲認證廠商的食品製造品質,不過GMP推行會成員組合雖然有近半數來自官方的比例,但是理監事卻由民間人士來主導,以2012年當選的理事長跟常務理事來看,GMP食品推行協會全部是知名企業的高層主管,至少是副總經理級職的成員,具有公司經營決策的高層主管,民間企業的背景明顯(見表一)。

表一 GMP發展協會2012年12月當常務理事/理事長成員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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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團/財團法人資料檢索,2014;GMP發展協會,2012;作者整理

不過從食品GMP認證體系細部作業程序對現場評核成員組成的要求,可以看出國家支配GMP執行工作的結構性力量很強:扣除兩位領隊之後,所有評核成員中,政府佔四位、認證機構有一位、學者專家一至四位。用GMP協會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政府、業者、消費者及食品專業研究與推廣機構的監督與管理」來「確保食品 GMP 產品的安全、衛生與高品質」。

此外,就現場評核的安排時程來看,在採取共識決為主的評核委員獨立討論階段,是國家最有機會在這時依照實際的書面與現場評核資料,以及主要政策立場,對討論的共識進行決策方向之引導,若不成,還可以有多數決方式可以採用。

食品危機後的GMP組織變化

這種由國家介入,強調觀察現場製造流程、搭配廠商自主管理資料與採驗產品的科學證據做為是否給予認證的制度,從韋伯的科層概念來看,具有相當明確的組織分工。但是經過前述三次食品安全風暴均涉及GMP產品之後,這個科層制度顯然面臨合法性的危機。

這個危機除了使將高度涉入GMP推行會的GMP發展協會理事長由食品企業主要龍頭更換為食品學界的重要領導人之外,也造成GMP相關規範的改變(總計修改了十三種規範的條文),以維持此制度存在的正當性,避免走向消失的命運。但是國家以非營利組織的角色介入食品安全衛生監督管理,卻仍失手的情況下,還有什麼改變的可能性,使這個出了問題的權力結構,未來還是足以消除或減低攙偽等食品安全衛生事件呢?

我們僅針對組織與評核相關規範改變的部份,做一整理與討論。先談評核的組成部份,最新修改的「現場評核委員遴選作業要點」中,評核成員組成人數的結構上並無改變,這顯示國家仍然不願放棄控制此組織;政府四位委員的組合方面則有明顯的變化,原本經濟部有兩位,分別來自工業局與標準局,新的條文只保留標準局,工業局的委員則被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取代。這一改變值得肯定之處是將重要的利害關係人儘可能地排除於評核成員之外,避免球員兼裁判的爭議,畢竟經濟部工業局是以促進工業投資生產為目標,遇到生產成本與社會代價衝突時,工業局通常不是不發言,就是力挺業者的案例經驗時有所聞;另一方面,這改變表示肯認過去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成員在第一線稽核的表現,提升其真正參與稽核的權限。以上兩點也顯示地方與中央分享第三管道監督管理的權力。

具有掌控執行GMP制度實質重大權力的推行委員會,其組成部份有兩類成員及人數有明顯的改變,原本來自GMP發展協會的3-5位委員,經過修訂後改為「推廣機構」(見表二),意思是說GMP發展協會完全退出推行會的決策權力機制。看起來,負責推動GMP制度性規範的經濟部工業局,此次似乎確實有卯足勁,針對GMP推行會這個科層權力結構的重要弊病之一做改革。把GMP協會的3-5位委員修改成全部來自「推廣機構」,其絃外之音不無企圖斬斷業界透過GMP協會進入GMP推行會決定GMP規範內容與稽核管理等利益衝突未迴避的嫌疑。

表二  新/舊GMP推行會成員組成結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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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MP發展協會,年代不詳;GMP發展協會,2014:6;作者整理

 

在GMP發展協會這個科層組織結構上的權力改變更是大,去年大統油由品事件中,GMP商品遭到波及,受害產品之一的味全,其董事長魏應充先生當時正好是GMP發展協會的理事長而成為箭靶並下台。這確實是件極為諷刺的景象:具有實質參與GMP規範制度建置與執行權力的GMP發展協會,無法透過GMP制度的定期追蹤,發現其理事長兼GMP推行會副召集人所屬企業的GMP產品使用不合食品衛生法規的原料製造GMP食品上市。GMP發展協會不但由食品業支配的情況下,又同時參與具有GMP制度規範與執行決定權的GMP發展推行會決策圈,具有GMP制度規範與執行決定權的情況下,一般社會大眾難免會懷疑味全公司董事長兼該協會理事長的正當性。

要扭轉社會大眾這種印象,若再由食品業界的龍頭群擔任GMP協會理事長,可能無法達成任務。所以,該會後來由食品科學專業背景的孫寶年教授接任,這是可以理解的結果。不過單由一個學界專家擔任理事長,卻仍以食品龍頭群企業之高層主管任常務理事的GMP協會,是否就代表企業不會再透過GMP協會插足GMP驗證的相干工作呢?根據修改過的規範相關條文與官方正式簽署文件格式來看,包含「推行會設置要點」、「GMP認證合約書」、「GMP認證書式樣」等在內的重要修訂內容確實有此意味,原本整個驗證體系中賦予GMP發展協會參與的各種角色,已經在此次的修正條文中完全被拔除了。

不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握有驗證系統決策與執行權的推行會新成員「推廣機構」不僅取代了GMP發展協會原有的角色,而且被賦予更多的實質審議GMP 認證體系的規章與技術規範,而且位階提升一級。但是根據「食品GMP認證體系實施規章」,推廣機構成員必是已經通過GMP驗證取得認證的食品業者工廠,這似乎又有機會使得龍頭食品業者透過遴選而成為GMP技術會成員,參與制定GMP驗證的各種遊戲規則,甚至GMP評核的幕僚工作。這與GMP發展協會在2014年2月20日發佈的新版GMP認證體系規章所要迴避的「球員兼裁判」,是背道而馳的。

更多的公民組織參與

相對於GMP發展協會更換食品業龍頭身分的理事長,以及拔除食品業龍頭匯聚的GMP發展協會成為GMP推行會委員的機會,民間積極性公民組織,如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曾於2013年底呼籲在GMP稽核制度中納入公民參與的權力結構與角色,以因應台灣攙偽食品生產文化的脈絡,降低食品安全問題(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2013年11月1日)。今年的GMP推行會條文,修改成員權力組織結構時也注意到這一點,消費者團體的名額從1位修改為1~3位(見表五)。即便如此,相較於「推廣機構」被新賦予的權力來看,公民組織並不見得因此增加了多少的決策權。從名額數來看,姑且不論哪一種類型的消費者團體會進到這個推行會,修法理由說這個數字的改變是為符合社會期待。既然如此,卻不是像推廣機構的成員一般,寫成3~5人,而是保持下限一人。這仍然使消費者團體的權力在這個推行會中處於不對等的狀態,頗有花瓶的意味。而攸關實質評核的成員,依舊沒有任何消費者團體代表參與的空間,這與工業局對社會大眾進行的調查結果相反:受訪民眾有「近七成認為完全委託民間機構負責,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食品業者和專業檢驗機構的三方組合,食品業者會因此更重視產品品質。」顯然公民組織參與的空間不論是在權力結構的分配上或是實質工作的類別與內容上,都是相對不足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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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GMP制度的看法,是否應該引入更多的公民團體監督?】

資料來源:http://4.bp.blogspot.com/-VaX5cGJTHdw/VBBDIUWcbTI/AAAAAAAAYLE/XaUI1HBcyaI/s1600/0910_CG08_GMP%E5%AD%98%E8%88%87%E5%BB%A2.jpg

綜上所述,欲透過ISO或是GMP重建社會大眾對食品驗證自我管理的信心,除了降低食品業者在認證制度操作過程中的影響力之外,更需要建立積極性公民團體參與稽核的空間,如此較能貼近社會期待驗證科層組織權力結構改變的事實。當然,過去一連串的食品安全事件,不純粹是本文所列的自我管理驗證制度的科層組織權力結構問題而已,還需要將這組權力結構與檢驗技術、標準等科技層次的應用問題等相連在一起,才能更貼近問題發生的社會脈絡,思索未來因應食品安全衛生風險的可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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