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消費組織的故事—消費者的社會想像

萬尹亮/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1. 不同國家不同時代裡的消費者組織

最近食品安全的問題引起消費者抵制,也帶出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問題: 消費者有沒有團結起來並影響市場的可能? 我們一般把消費看作是個人的經濟行為,認為在商場裡買東西全看個人喜好。消費社會學許多有趣的研究則發現,不管是選擇買哪一件衣服 (Miller, 2001)、跟誰去吃哪家餐廳 (Warde & Martens, 2000),或是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洗澡 (Martin et al, 2005 ),等等表面上個人的選擇其實都有社會制度文化與人際關係的影響。消費是社會行為,所以反過來看,許多研究也分析不同社會裡消費者如何組織社會團體,來捍衛消費者權益、改變市場運作甚至改變社會。

我們來看看三個這樣的故事。一位社會學者Jeffrey Haydu去年(2014)發表了一篇文章,講美國中上階層婦女在1899到1918年如何組成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他的分析跟另一位政治學者Patricia Maclachlan (2002) 對日本戰後主婦聯合會的研究有許多相似的點。她們都是婦女發起的團體,想用消費者購買的力量來改善食品安全的問題。改變市場的同時,這兩個組織都認為消費者應該參與公共事務。這兩個組織的故事讓我想到台灣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它是2001年出現以婦女為主的消費者團體,她們也把用消費解決食品和環境的問題作為一種參與公共事務的途徑。

這三個組織有趣的地方在於: 她們在不同的國家,處於不同的歷史背景,卻發展出類似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她們都鼓勵消費者跨出個人利益的思考,從性別、階級的角度去理解消費者的公民身分,去關切其他群體的福祉。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在面對市場的問題時,因為特定經濟社會變遷的影響,她們各自採取市場導向、政治導向、或是社會導向的消費者行動。所以我想透過這三個故事跨時空的異同,來談消費者組織對消費者的不同想像和不同類型的集體行動。

  1. 美國一次大戰前的國家消費者聯盟

Haydu的文章主要是談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跨階級」的行動策略,所謂跨階級策略是說這個聯盟鼓勵中上階層婦女在購買東西的時候,支持那些對女性員工、童工提供足夠工資,有友善安全工作環境的店家。Haydu分析這個聯盟當時身處的特殊社會經濟變遷,以及性別、階級文化如何讓聯盟追尋特定的消費者想像,採取特殊的策略來解決市場問題。

1889年一份調查發現紐約市百貨公司店員工作條件很糟糕,所以有一群女性成立紐約消費者聯盟來促進這些店員的權益。很快地其他大城市類似的團體開始出現,1899年這些團體聯合起來成立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聯盟的主要成員是上層階級婦女,她們關心食品安全,特別的是她們把食品安全與婦女兒童的工作條件掛勾,認為當商家尊重並善待自己的員工時,從這樣對人的尊重出發才會真正尊重消費者的健康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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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工廠調查員,左三為消費者聯盟首任秘書長。[1]

這個聯盟採用三種策略來處理這兩個問題: 首先她們會組團隊去調查商品的製造過程和銷售過程,圖1就是一個工廠調查團的照片。然後她們會在報紙上登廣告公佈調查的結果,呼籲店家誠實的標示食品的內容物。第二個方法是消費者教育,她們會辦工作坊教消費者認識食品營養、教她們如何辨別食品裡不同的成分。另外就是發傳單,像圖2要消費者了解她們買的東西來自童工,特別像是當時快遞業僱用很多童工,他們一天勞動賺不到幾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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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傳單「9歲10歲童工一天工作10小時賺40毛美元,卻不識字」[2]

第三個方法,聯盟用發佈「白名單」來宣傳經過她們認證的「好」店家,圖3的標誌告知消費這家店的生產方式是健康乾淨的,有經過聯盟調查認證。透過鼓勵消費者去那些店家消費,這個方法也用來鼓勵其他店家減少雇用童工、給女員工有尊嚴的工作條件跟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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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白名單上要有這個標記認證[3]

Haydu認為這個聯盟的出現、它的組成跟做法跟美國當時經濟社會的變遷有關。1890年代婦女的經濟角色變了,原先由主婦負責的家庭飲食漸漸地可以在店裡買半成品,衣服也不再由家裡縫製。一方面這讓中下階層婦女進入工廠、也有很多進入食品店、餐廳、百貨公司、服飾店工作,但是女性員工、童工是最不易成立工會的一群,所以工作條件很差。另一方面,這個變遷也讓中上階層婦女有時間去學習、休閒。當時美國中上層階級出現了一種風氣認為有錢有閒的人應該關懷社會弱勢,不過男人可以透過參與政治,女性卻還沒有投票權。所以受過教育的女性轉而成立讀書會、俱樂部或公益團體,利用她們最有效的資源—購買力—來幫助上述那些弱勢的女性、兒童勞動者。

Haydu認為這個聯盟展現了一種公民消費者的想像,認為消費者要有知識懂得自我保護,而且消費者的公民責任是去支持好的店家來照顧弱勢員工。這個想像反映著上層階級的觀點,認為消費者應該被視為工人的「雇主」,她們的消費選擇會影響工人的權益。這種想像也反映性別的觀點,聯盟婦女關懷同是女性的百貨公司、食品店員工,也像媽媽姊姊一樣關懷童工。

不過這個策略也有著缺點,Haydu指出這樣的公民消費者建立在有一定購買力的條件上,只有中上階層才有辦法展現這樣的關懷。另外這個關懷也有點狹隘,只顧及了婦女、童工,而沒有男性勞工、也沒有跟工會合作。這是因為聯盟認為消費者代表著公共利益,是在資本與勞工等等經濟利益之外的第三方,必須維持中立才能平衡兩者。也因為這樣聯盟跟工會的關係甚至變得緊張。工會就很不爽消費者聯盟不鼓吹百貨公司、餐廳員工加入工會,認為只靠中上階層同情心支持的購買行動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工會也有消費抵制的行動,像圖4的海報是工會抵制血汗勞工生產的衣服,是不是跟消費者聯盟的海報和標示很像? 但是工會的「黑/白名單」跟消費者聯盟的名單標準不一樣,讓商家可以利用兩者的矛盾,拒絕工會監督卻可以宣稱受到消費者聯盟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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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抵制劣質、不潔、血汗服裝的傳單[4]

對消費者性別與階級的想像限制了這個策略的效果,讓美國消費者聯盟把重點放在教育消費者,鼓勵特定消費的群體購買特定店家,間接地去幫助特定群體。她們跟工會的緊張關係、以及公眾的批評讓國家消費者聯盟在1918年取消「白名單」策略,改透過遊說、推動立法保障工資工時,試圖從制度面透過公權力去改變消費市場的規則。

  1. 日本二戰後的主婦聯合會

第二個消費者組織是一個很快就採用政治行動策略的故事。Patricia Maclachlan (2002)研究日本「主婦聯合會」在戰後的發展過程。這個組織的起源是日本婦女為了抗議二次大戰後黑市、通膨、還有食品和日常用品品質低落的問題,而在1948年成立後,成為日本主要的消費者團體。Maclachlan也將這個團體面臨的社會變遷,連結到她們的觀點,和她們採取的跨團體行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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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主婦的怒火點燃了怎麼擦都燒不起來的火柴」[5]

二戰期間日本婦女抗議配給制度下白米品質參差不齊,還有分配不公的問題,因此消費者很早就認為消費問題是政府的責任。像圖5是主婦聯合會刊物報導政府配給的火柴品質太爛了,都點不起火。戰後美國在日本推動民主化,鼓勵公民團體的成立,這些婦女因為有過抗議的經驗了解到團結力量大,所以把握這個機會在東京組織消費者團體。圖6是她們上街頭抗議物價通膨好可怕,除此之外她們在各地有分會辦消費者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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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物價上漲,買東西好可怕」主婦聯合會上街頭 [6]

這些各地的組織讓主婦聯合會發現她們有著一定的選票影響力,所以她們希望透過政治來改變政策。1950年代主婦聯合會促使如東京市政府通過消費者保護措施,接著她們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研究機構分析產品和市場問題,1956年還建立了全國性的平台來協調各地消費者團體的行動並制定策略。1968年主婦聯合會成功迫使中央政府通過消費者基本法,從此之後聯合會定期受政府邀請參加政策諮詢會議。透過這個跟政府定期的互動她們可以反映消費市場新的問題,也為消費政策提出建議,像圖7是聯合會董事長在國會譴責當時水果罐頭標示不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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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主婦聯合會董事長在國會發言,譴責水果罐頭不當標示[7]

跟美國國家消費者聯盟一樣,日本主婦聯合會從特定的經濟社會變遷裡性別角色上去想像消費者。Maclachlan指出這時候婦女仍然扮演傳統的角色,對她們來說消費者比較像一個工作,消費者是負責採買、張羅家庭的日常需求的主婦,關懷先生、小孩的健康。戰後政治經濟的重建,讓操持家務的主婦深刻的理解到市場秩序對每個家庭生活的重大影響,所以她們去尋求制度性的支持,要求正確的商品標示、公平的交易規則。與美國相同的是,日本婦女因為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也未有如男性進入政治過程的管道,所以組織與串聯成為她們將家務消費拉到公共領域、進而關心公共事務的方法之一。但是跟美國消費者聯盟不同,日本的主婦聯合會並非是中上階層婦女關懷社會弱勢的組織,她們認為消費者跟小農小商一樣是市場經濟裏需要受到保護的群體。

把消費者的處境和小農小商做連結,像圖8聯合會在街頭宣講的照片所顯示,這是一種訴諸團結的想像,這樣的想像也讓主婦聯合會發展出「跨群體」的行動策略。這不只是消費者之間團結,主婦聯合會認為黑市裡偷斤減兩、甚至是劣質的商品不只讓消費者受害,也打擊誠實的小商家、讓農夫和工人工作條件變差、或是減低他們的工作機會。這些人可能是她們的先生或是孩子,所以不受管制的黑市同時打擊到了供給與需求面。這層想像讓主婦聯合會沒有變成商家的對立面,反而能跟小商家團體、工人、農人團體聯手。也是這樣的公民消費者想像,讓主婦聯合會跟美國國家聯盟不一樣,重點不是放在改變消費者的購買選擇去要求商家要尊重員工、要誠實做生意。那是一種市場導向的行動,主婦聯合會的行動比較政治導向,是團結不同群體要求政府建立制度來保護同樣是弱勢、在市場過程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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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聯合會成員街頭宣講「團結」[8]

團結不同團體來追求政策改變也是有缺點的,聯合會以政治為主的策略就受到政治機會的限制。Maclachlan認為主婦聯合會在1970初期與1990初期有一連串立法的成果,是因為主要政黨自民黨在選舉中面臨嚴峻挑戰而不得不在政策上讓步。不過在自民黨政權相對穩定的1980年代,大資本集團也開始彼此串聯,政商菁英之間鞏固的連結,讓主婦聯合會沒有機會改變政策,所以她們想阻擋政府開放食品添加物的法案也以失敗收場。1990中期開始,日本開始擁抱自由貿易,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介入,這也讓消費者團體難以藉由政治來改變市場。Maclachlan認為主婦聯合會在1990末期採取了新的策略,開始從政策改革和市場管制轉向對企業的監督。

  1. 台灣自由貿易下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其實有一個很類似的團體叫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就如上面講的美國日本兩個故事,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在特定社會經濟背景下,發展出新的消費者想像。跟美、日兩個組織不一樣的是,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強調消費者跟生產者的合作,用一種社會導向的消費者行動,來推動一個綜合消費、在地農業、與環保的社會運動。

解嚴前一群台北婦女想要「走出廚房,投入社會」,她們成立了台灣主婦聯盟。早期她們主要關心環境污染公害,1993年發生了鎘米及農藥殘留等問題使得主婦聯盟尋找不使用農藥的米讓會員可以一起購買。後來這群主婦受到日本「生活俱樂部」(一個消費者團體) 的啟發 (賴青松,2002),在2001年成立了一個消費合作社。這個合作社跟現在學校裡的消費合作社不太一樣,它的概念是消費者共同擁有: 依共同需求,大家互助合作、實行民主管理的企業體,不以營利為目的。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讓會員可以共同購買食品和家用品: 合作社跟特定的農場跟製造商簽約,定期的讓會員一起訂貨,有固定的地點讓會員取貨。

合作社成立的時間點,正好是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合作社認為自由貿易雖然增加了消費者的選擇,但是也帶來了三類問題[9]: 便宜的加工品並不是健康的好選擇,自由貿易下的競爭會衝擊在地農業、在地小製造商,而且大規模生產與長距離的運送加重了環境汙染。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認為上述三個問題彼此扣連,因此它發展三個彼此相關的策略: 第一,它提供關於健康飲食的消費者教育、並推廣環保消費;第二,透過共同購買,可以提供生產者穩定的需求和收入,也因為是固定合作夥伴,所以合作社可以要求生產者採用在地有機的耕作、生產符合環保標準的日用品;第三,它辦許多活動讓消費者與生產者定期互動。

這些策略視消費者為改變生產、市場的關鍵角色,強調消費者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合作。特別是上述讓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動的活動,是一種我稱之為社會導向的消費者行動。市場上生產與消費的互動原本只依賴價格機制,透過商場和廣告的中介,但是合作社試圖打造一個不同的生產與消費互動的方式。合作社網站上各種活動一方面鼓勵消費者間彼此分享東西該怎麼煮、怎麼吃、怎麼回收。另一方面也強調讓生產者與消費者互相理解,讓消費者認識東西是怎麼種出來的、怎麼製作出來的,反省消費對農人的營生有什麼影響,也讓生產者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工作與產品如何影響消費者的健康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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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合作社裡消費者與生產者是一家人 (合作社網站)

圖9顯示合作社想像消費者和生產者是一家人,像日本主婦聯合會一樣拓展女性私領域(母親、照顧者)角色到公領域。她們也跟美國消費者聯盟一樣關懷社會上弱勢的群體,認為消費者可以是小農、小生產者在面臨自由貿易挑戰時的後盾。跟她們不一樣的地方是,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雖然也有鼓勵消費者去支持特定店家、也推動立法,不過主要還是透過消費實作與生活方式的改變,想要創造「替代性社會」[11]:

我們的社員是以自己的生活為主體。舉凡食物、性別平等、環境、社區,福利等生活領域各種事情,不是只有交給政府和資本市場去運作,為了創造一個能實現協調與合作、平等價值的多元社會,我們以女性為主體聚集共同行動來實踐。作為「從事生產的消費者」(意指能自主判斷,並進一步積極要求健康安全環保的生活材; 有別於被動的購買者),與生產者一起產出生活材,透過共同預約購買集結購買力,來構築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消費這種構造的多元(Alternative) 經濟。

美國消費者聯盟、日本主婦聯合會由女性用消費議題參與公共事務開始,台灣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發展上(Wahn, 2015)。民主化讓主婦走出廚房,自由貿易則讓消費者與生產者合作關心生產、市場交易到消費的整體過程。這幾年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與許多社會團體在各種議題上合作發聲。從反核、反對基因改造的食品、到農業與土地,這些社運團體提供了不同的觀點與網絡,讓消費者發展多重的合作關係,試圖整合市場的、政治的跟社會的行動途徑。

  1. 消費者的社會想像

這三個團體的故事有類似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們可以從他們之間的比較看到什麼? 整體來說,她們從不同的層面挑戰既有的「經濟的」消費者想像,並提出更為「社會的」消費者想像。在經濟的想像裡,消費者追求最大程度滿足個人慾望。而對這三個組織來說消費者不只是個人,消費者是在性別分工下的持家角色、或是在市場經濟裡的社會群體。消費者也不只是追求個人效用極大化,她們也追求社會需求的滿足,像是家庭的健康、在地經濟社會的平等,或是環境的永續發展等等。這個消費者的社會想像可以進一步從消費者的社會位置、消費與市場的社會條件,還有行動的策略來討論。

就社會位置來講,這三個故事裡消費者的想像都有性別元素。我們看到美國故事裡消費者是有錢有閒的女性,日本與台灣的故事想像消費者是管理家務的主婦。這三的組織都認識到女性無法參與政治的情況,而消費變成她們關心公共事務的方法之一。她們從這個角度去反省消費者消耗資源、不具生產力、只關乎個人慾望享受的經濟想像,因此看到消費者身處其中的社會關係,也看到消費維持人的生活的責任與改變社會的可能。

消費者的想像也有階級的元素。美國中上階層婦女看到她們可以用消費改變社會的能力,但是要想用購買力改變市場或社會,你總得先買得起,這是Haydu詬病消費作為一種政治策略的缺點。日本的中下階層婦女看到的是消費者需要的制度性保護,而消費者的問題同時也是生產者的困擾,這也是Maclachlan強調消費者需要與其他社會團體團結合作的原因。社會的消費者想像,凸顯的是消費者的社會位置,不同的想像把消費者放在不同的位置,而不同的位置讓消費者看到不同的問題,消費者的社會想像相較於經濟的想像看到的是比個人層面大的問題,所以弱勢群體、農人商家、環境就成了消費者超越個人層次的關心對象。

消費者社會位置的想像,進一步也讓這些組織去看到消費與市場的社會條件,然後希望消費者可以去改變這些條件。從社會的觀點,這些組織看到個人利益的滿足可能與公共利益衝突。因此市場怎麼運作變得重要,她們認為消費市場需要許多規則,好讓競爭不至於犧牲特定的群體的福祉或公共利益。這些規則一方面要來自消費者的教育、或是社會公眾意識的覺醒,二方面來自公權力的介入,不再讓市場只靠價格機制調節。這三個消費者團體對市場秩序的要求,不在效率上打轉,或是只停留在追求品質,她們更希望市場的運作可以顧及公平、正義、永續。

然而這三個故事又各自展現了不同的政治脈絡對消費者行動策略的影響。美國只有上層婦女有錢有閒做公益,她們與工會保持距離,對特定店家的支持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策略,希望靠購買力的集中去改變商家。日本中下階層婦女是藉著民主化的機會與其他社會團體串聯,追求立法保護則是一種政治導向的策略,用選票影響力去改變市場。相對的,台灣主婦聯盟出現時婦女已經有投票權,這時候出現的各種社會運動團體關切的各樣議題,讓合作社可以搭建互動的平台去促進消費與生產的合作,這是一種政治與市場導向之外的行動。

以集體行動的選項來說,消費抵制或是用購買支持是一種很難持續的策略,所以合作似乎是不斷的被嘗試的一種方法。合作可以是消費者用群體的力量補足個別消費者力量的不足,經由組織協調集體行動更有效。不過組織也有著資源上、機會上的限制。所以合作也可以是消費者跟其他群體的合作,可以是政治行動上的夥伴,或是建立另類的市場互動方式。這就是說社會的消費者需要在市場之外,在社會政治領域中開創空間。

回到台灣的食品安全困擾,還有越來越難負擔房價問題,也許該從社會的觀點來看並思考社會的解決方法。我們也許該問廠商追求最大利潤之外,市場的運作還牽涉到那些公共利益? 誰該監督市場? 消費者是誰,他們在政府制定標準的過程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除了用鈔票讓什麼商品下架之外,有沒有可能兼用政治與社會的行動?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並不是所有人類社會都有消費者這種角色,消費者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是現代市場經濟才出現的觀念,這個觀念把市場主體想像成個人、想像這些個人在交易時有特定的權利與義務。既然消費者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市場角色,因此消費的問題,同時是市場與社會的問題,而跳脫市場的觀點去想像消費者的社會行動,可能是一個方向。

參考書目

Hand, M. Shove, E. Southerton, D. (2005) ‘Explaining Showering: a discussion of the material, convention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practic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Vol. 10(2).

Haydu, J. (2014) “Consumer Citizenship and Cross-Class Activism: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1899-1918”,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9(3), 628-648

Maclachlan, P. (2002) Consumer Politics in Postwar Japan: The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of Citizen Activ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D. (2001) The Dialectics of Shopp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賴青松 (2002) 從廚房看天下:日本女性<生活者運動>30年傳奇,遠流出版 Warde, A., Martens. L (2000) Eating Out: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sumption and Plea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hn, I-Liang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er movements thr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註 (圖片資料來源)

[1] https://www.nwhm.org/online-exhibits/industry/10.htm

[2] http://www.memorialhall.mass.edu/people_places/view.jsp?itemtype=1&id=967

[3] http://www.nclnet.org/history

[4] http://americanenterprise.si.edu/2011/07/made-in-america/

[5] http://i250-higainokai.com/2008-01-15syufuren-tayori01.jpg

[6] http://www.kushima.org/is/wp-content/uploads/2013/06/20110517224801.jpg

[7] http://mitsuketai.exblog.jp/iv/detail/index.asp?s=3780816&i=200607/09/72/e0009772_931571.jpg

[8] http://www.plaza-f.or.jp/about/mumeoten/page6/large/6-1-L.html

[9]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95-0.htm
http://www.taiwan-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0189008083c.txt&cur_page=1&distype=text&table=0&h1=5Y+w54Gj5a+r55yf&h2=55Sf5rS76JCs6LGh&search=&height=&type=&scope=&order=&keyword=&lstPage=&num=&year=2001&month=08

[10] https://www.hucc-coop.tw/about-us

[11] https://www.hucc-coop.tw/about-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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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社會:以創造未來取代屈就當下

陳國華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

我們大概都已經知道全球化加上資訊化帶來了加速的創新、即時的訊息、主動的學習,以及跨越地理疆界和世代的生活方式連結。順應這個所謂的大趨勢,我們同時卻也見識到,這個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某些面貌,正在快速的趨同、單一、表象化。於是,不知切確從何時開始,當下的競爭力成為我們警惕或砥礪自我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字,各種數量化的評量指標被標準化的用來檢視我們存在的價值,連希臘這個哲學發源地的文明古國,都很殘酷地被簡化形容為一個很懶又自私的社會,只因為某些數字代言了希臘。按此邏輯,希臘人應該無顏見其江東父老,甚而愧對歐盟與伸出援手的國際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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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各種數量化評量指標,可以用來檢視我們存在的價值嗎?】

如此一致和表象的言語批判,也是屢見於世界各地和我們身處的台灣社會。這類語言背後的涵義是,沒有當下的競爭力就等於輸了未來。但競爭力到底是什麼?多少競爭力其實是逼我們要犧牲掉我們對未來更多的想像和前瞻思考未來的能力,讓當下明確但短淺的利益,輕易就抹煞了創造不確定但多樣未來的長遠夢想。 

 

◎可見的未來:該是換心臟的時刻了!

「夢想家能就著月光找到自己的路,而其懲罰就是比他人更早看見黎明曙光。」(王爾德)

“A Dreamer is one who can only find his way by moonlight and his punishment is that he sees the dawn before the rest of the world.”--Oscar Wilde 

思考未來有助於跳脫出當下的困境,但我們到底在講哪一種未來? 未來研究(Futures Studies) 較常用的是3P取向(Bell 2003)。我想應該從可見的未來(Probable futures)談起,在當下強調科技與實證觀點的社會氛圍中,似乎有很強烈的需求,想要快速得知未來的可能樣貌,於是應運而生的就是坊間常見的流行未來學論述—大預測、大趨勢、大未來之類的說法,相當具有震撼性和渲染力,加上作者通常筆觸流暢可讀性頗高,而且預測趨勢為我們在從事決策或社會規劃時帶來確定感,不論是在各專業領域中的領導者,或是在從事個人日常生活計劃的一般人,都用得著預測的相關概念。而且每個人與生俱來對社會行為具有相當不錯的預測能力,不然我們的生活秩序必然會大亂。例如:當十字路口紅燈亮時,絕大多數人、車都會停止通行。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所做的預測都是如此直接、立即或準確的。透過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嘗試錯誤,並持續地選擇與修正的過程中,已讓我們學到不少相互增強的預期或預測能力。只是,如果純然將生活中規範式或依循經驗法則的推測運用於長期性的趨勢預測時,則經常會出糗,下表提供了一些歷史經驗中的錯誤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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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趨勢為未來思考的心臟,那換心的時間到了! (Salvatico and Spencer, 2014)。值得思考的是,截至目前大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分析,還有許多科學與科技預測,在後來大多被證實是有相當落差的。僅有關於醫學和通訊科技的預測是相對準確了一些。預測背後的發展願景、政策意涵、價值觀和意義的啟發等,應該是超越趨勢預測數據之外的重要核心思考依據。姑且不論這些趨勢預測偏低的準確度,為什麼我們輕易的就跳進別人使用過的想法和未來計畫中(或稱為二手的未來,Used futures),希冀透過複製別人的成功模式來跟上發展的腳步,卻不深入探究其對自己社會之特殊意義以及與發展願景的連結為何? 舉例來說,假設要你畫一條自己的「人生曲線」– 縱使過程有起有落,你是否預期橫軸(時間)曲線不斷的往右上角爬升,因為人生理當如此才有未來。但請仔細想想,你有注意到縱座標的衡量單位和意義嗎? 是貨幣值、里程數、影響力、家庭、健康、還是幸福?

【全球的社會學家也在思考如何有個更佳的未來】

資料來源:CC:isa-global-dialogue.net

 

社會學研究關心的焦點常在於嘗試著詮釋我們的文明如何將自己從工業時期所引起的困境中解放,並且轉化為另一波更穩定且可以永續維持的共同生活模式。但是伴隨著創新科技、全球化、環境變遷和持續性的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急遽不連續性轉變,不僅創造了紊亂的生理環境,連心理上和概念上的不確定情景也被創造出來。許多過去的假定、意義、價值、和目的較不再具真實性。所以當過去的經驗越來越不具可靠性時,未來就需要被更努力預期以及開創。第2個P就是可能的未來(Possible futures)取向。如果我們相信未來只有一種,就看不到其他的可能選擇,因而不斷的重蹈覆轍。當我們轉換角度,以見微知著、高瞻遠矚的心態應對未來時,就無需太在意我們原先預期的結果未能如願,更不會因過於震驚而無法應變,反而更可以藉此進一步學習如何適應善變的情境。當我們對未來持有多種可能想法,就可以對未來特定範圍的不確定性做較好的準備。

 

◎可能的未來:任何關於未來的好點子,乍聽起來都應該是荒謬的

相較於強調線性趨勢發展的可見未來,多種可能的未來較強調的是彈性應變的思維:

  • 較強調時間上長期的未來,通常是15-20年以上,關注的是下一個世代。
  • 較關心創造而非預測未來,未來的價值、蘊涵和意義更可有助於應變。
  • 提出可供選擇的多種未來情節,而且情節之間具周延和整合性。
  • 較不受限於特定制度或理論上的應用。
  • 忠於對事實的多元詮釋,不盲目的堅持以實證資料為唯一的解釋基礎。
  • 強調參與性,容納各類型風險的重要關係人,而非只是權力的代言人。
  • 關心政策設計思考的行動過程,而不僅是結果。
  • 較不採工具主義,對真實社會未來的關心遠超於利益與權力之上。
  • 未來不僅是一個研究領域更是一種社會運動,培養創造改變的動能。

借用James Dator的未來研究第二定律:「任何關於未來的好點子,乍聽起來都應該是荒謬的。」(Any useful idea about the future should appear to be ridiculous),有些另類「跳出箱子外的思考」的味道,凸顯出當下的窘境,以及阻止我們因為「成功」而不斷自我複製的過程。以全球都市化為例,想像當未來城市發展至有點浮誇的移動城市( Walking City)、或是連線城市(Plug-In City)的形貌、隨取和移動自如的城市有機體、宫崎駿霍爾移動的城堡 ( Howl’s Moving Castle )、或是地球2.0的星際城市等,都是我們覺得不太可能出現的未來城市圖像。至於開發海洋資源成為海底城市、移居外星球的城市艦、再造伊甸園等都是在世界人口持續增加、全球環境變遷、能源危機、資源消耗、永續發展等因素考量下的都市未來烏托邦可能面貌。下圖的景象是你覺得可能的城市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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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如上圖的交通規劃嗎?】

很喜歡以前念社會學教科書的時候,很鮮明的記得最後一章社會變遷與發展開頭一句話,人生中只有兩件事是確定的:「死亡和繳稅 (Death and Tax)」,兩個英文字還帶押韻,當時深感安穩確定性社會的美好。大二修經濟學時發現另一句相似的經典凱因斯名言:「長遠來看,我們早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時間真的不是問題,未來就是當下,人生或是社會發展就像一張早就畫好的藍圖,只要按部就班、按圖施工,結果可以預期而且指日可待。因應社會環境內、外部的變遷,我們也相對應的發展出技術工具推測未來,從歷史經驗法則、統計資料、情境規劃、大數據分析等,但還是感嘆計畫趕不上變化。如何可以凌駕變化之上,就是要運用未來研究的第三個P,可欲的未來(Preferable futures),只有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未來才是最好的未來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your future is to create it, Abraham Lincoln)。

Dator 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是未來學家,我們的社會文化應轉向重視未來,以未來思維(forward thinking)才能駕馭變遷的海嘯。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勢已然過時,未來即是當下更是框限了應變能力,唯有發現和創造我們想要的未來,才能超越「當下鐵牢籠」。當一個社會的多數人安於現狀,具有豐富未來想像力的較小群體,通常就會挺身而出創造他們想要的未來。就負向而言,很可就是極端、激進份子主導二元價值對立的社會未來;但正向來說,文化和藝術工作者,其創作作品經常也被視為是荒謬、離譜或離經叛道的代表。但是一些看似不尋常或不太可能出現的劇情,科幻小說家或藝術家能擅用隱喻(Metaphor)的表達方式,啟發人類社會中對於生存環境最深層的迷思。最著名的成功案例來自殼牌石油公司(Shell)於80年代,運用了所謂的「迷思分析法」(Myth Analysis),成功的預見外卡事件(Wild card scenario)。Sohail Inayatullah 更發展出因果層次分析(Causal Layered Analysis),試圖藉由我們最深層潛意識的故事敘述,牽引改變上一層的世界觀和文化價值,進而改變更上一層我們衡量事物的標準,以至於理解我們最表象層的認知觀點。同樣以城市為來為例,以CLA探索可欲的城市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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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者Sohail 發展出的因果層次分析法】

將想望的未來用前瞻思考和想像力的探尋,內化到學習和生活過程中,讓我們社會的多數人對於未來的渴望和預期,成為引領和創造改變的能動者。透過我們共同預期的未來想像,可以使得潛藏在結構文化中的另類多樣觀點得到啟發和凝聚深層的未來影響力。更進而透過故事的分享找尋組織中集體思維的可能盲點,突破我們慣性的反應行為模式,超越過往已知的歷史經驗法則。在一個新的紀元,當全球化趨勢、創新科技和多元價值開啟不連續性的預期時,更渴望醞釀出見微知著的未來思維能力,讓我門透過許多微弱訊號事件,可以超前思考可能未來的脈絡和走向,掌握不連續性發展中的意義。超越未來研究的預測已知之外,我們也要學習將思考歸零,運用知識與智慧探索確定的未知(Certain unknown)和發現不確定的未知(Uncertain unknown)。融入未來化態度:「未來化」不是「未來計畫」,而是要將面對未來的心態從被動接受轉化為主動創造的全面蛻變。雖然未來學的方法在社會上仍屬非主流,但卻能挑戰、解構我們的基本概念,做為一種思想典範轉移的工具,則我們預想的多樣化社會未來將會浮現。

 

要理解生活,需要往後看;要過好生活,必須往前看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s.”

― Søren Kierkegaard齊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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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Bell, Wendell. 2003. Foundations of Futures Studies: Human Science for a New Era. New Bur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Dator, James. 1998. Surfing the Tsunamis of Change. Records. 24(1):1-13.

_____. 1994. What Futures Studies Is, and Is Not. Papers de Prospectiva, May, 24-47.

Inayatullah, Sohail. 2015. What Works: Case Studies in the Practice of Foresight.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_____. 2008. Six Pillars: Futures Thinking for Transforming. Foresight, 10(1):4-21.

Inayatullah, Sohail and Ivana Milojevic. 2015. CLA 2.0: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Salvatico, Y. Montero and Frank W. Spencer. Why Predicting Trends Doesn’t Help Prepare for the future. Accessed on December 1, 2014 at http://www.linkedin.com/today/20141114203226-15682330-why-prediucting-trends-doesn-t-help-prepare-for-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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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灣民主食譜:黑箱料理特輯

左拉 /西子灣餐廳

這幾天在社群媒體上看到許多學生根本不懂新黑箱課綱料理就反對,讓西灣美味人妻直頭.去年也有很多人不懂黑箱服貿料理,根本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殊不知黑箱料理早已是風祖國的冠軍料理!哪,臉書上已有精彩的黑箱牛肉麵館食記 ,不過西灣美味人妻覺得,若能整理出一道萬用黑箱食譜,如此一來,不必上餐館就可以在家輕享受黑箱美味,保證不輸給外面餐廳喔~~~是不是很棒?廢話不多說,看看要準備哪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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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有人吃垃圾,但是如何製作黑箱垃圾料理,看過來!】

資料來源:CC:flickr.com/photos/16782093@N03

【一、材料】

1. 中央特調永不過期黑箱肉500g (或黑箱條例500條)
2. 頂新油3大杯 (或腦殘立委3名)
3. 你被民進黨洗腦豆瓣醬1杯
4. 綠蛆學者誤國辣椒醬1包
5. 小屁孩胡椒粉適量
6. 你太偏激醬油10大匙
7. 中華文化五千年料理包1包
8. 理性和平味精2包(可依個人喜好增減,沒有上限)

【二、做法】

 Step 1:把永不過期黑箱肉放入已經預熱的頂新油內,煮熟即可。

  小叮嚀:一定要使用中央廚房認可的永不過期黑箱肉才夠味,別家的不行喔。

Step 2:將黑箱鍋內的黑箱組肉取出,置涼,裝入保鮮盒後放入冰箱備用。

  ❤小叮嚀:記得不可以浪費食物喔,既然都煮好了,一定要設法說服家人吃喔。
Step 3:將黑箱肉料理微波按中火,三分鐘後上餐桌。

  小叮嚀:其實直接按大火煮到臭灰乾也沒關係,反正吃下肚都一樣,死不了的。

Step 4:看看家人有沒有什麼反應。

  小叮嚀:如果沒有反應,就大功告成囉!!呀比。

                如果家人有負面反應(囧),請看下一步驟。

Step 5:可依情況分別加入材料3. 4. 5. 6. 7. 8.等佐料。香噴噴上桌囉~~~               

【三、小秘訣】

黑箱料理的秘訣就是要堅持黑箱原則,不可以輕易被家人質疑後就畏縮。

如果家人反映晚餐長相詭異不是真肉,可以多加一點材料3&4,增加外觀熟悉感與安心感。

如果家人嫌棄肉味詭異惡臭,就多放一點5來添增香氣。

如果家人說這假肉有害人體健康、且對還在發育的青少年來說營養不足,就淋上料6,邊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如果家人想吃比較天然、正常的食物,就用材料7緩和,也可搭配黑箱農藥綠茶。

如果家人強烈建議準備營養較均衡、食材較多元的餐點,此時千萬不可動搖。多加一點佐料8即可,堅持到他們接受黑箱料理為止。

如果家人提出證據說,過去威權時代都不能挑食材,後來民主時代食材可以挑選,廚房透明,料理過程公開,還有各種派別的大廚一同研發食譜,但現在的晚餐卻是不明不白,成份不明,且製造過程黑箱。如果營養健康但沒味沒素就算了,重點是超級難吃又沒衛生,更莫名其妙的是事前不知情,事後不能改,這種料理他們不敢吃。此時不要理會他們。反正廚房是你在管,他們不能怎樣。

如果一部份家人被逼吃黑箱料理數月後仍抵死不從,並闖入廚房阻撓廚師下廚,可以請警察逮捕家人,並堅持對他們提出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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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人仍抵死不從,並闖入廚房阻撓廚師下廚,可以請警察逮捕家人】

資料來源:郭佩宜 

如果家人堅持要吃含有天然蔬果、符合現代健康飲食標準、營養多元均衡的餐點,一定要拷問他們目前黑箱新配方所使用的真正成分與料理步驟。如果他們說錯其中任何一點,或是口吃措辭不當,一定要緊咬著不放,當成是他們沒有資格反對黑箱料理的證據。

如果家人決定不吃不喝,絕食而亡,那麼家人就是暴民,不乖而死,死了活該。

如果整個家族組織起來要求你改進,說整個飲食健康、料理的精神、藝術、樂趣、飲食倫理,還有基本食安與人權問題,都被黑箱料理搞得歸組海料料時,你要淡定地回答:「只因為做的菜你不愛吃,你就要衝撞黑箱廚房,這樣對嗎?」
當家人證據越多、分析越精確、有愈多學者教授背書,你越要緊緊抓住一個原則,那就是,他們鬧事一定是不對的。我們都知道不可以跟同學吵架、更不可以打架,對不對?

哪,就是要用對待小朋友與小baby的方式來對待他們,這樣他們才會知道自己都不乖,該打屁股。

即使一開始大家不能接受也沒關係。不要擔心,只要堅定並持之以恆,兩手一攤:「因為料理已經做出來了」,終究能讓大部份乖巧的家人認可黑箱料理,體會黑箱料理的醍醐味。

炎炎夏日,趕快跟家人一起享受黑箱料理的滋味吧!西灣民主食譜下次見囉~啾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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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與天然獨世代:媒介真實VS.生活現實

廖珮如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生活在這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裡,我們每天生活都與媒體科技、媒體訊息脫離不了關係。以近日引起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課綱微調爭議為例,許多人在7月23日或7月24日看到主流媒體報導抗議學生闖入教育部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存在「課綱微調」爭議,7月30日的新聞事件更讓輿論沸騰,從社群網站到公部門記者會到抗爭現場的新聞等等。這個從2014年年初便開始的課綱微調爭議,一直到這幾天才引起鋪天蓋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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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課綱微調」,引起台灣鋪天蓋地的抗議】

資料來源:郭佩宜

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我們強烈感受到「媒體」(社群網站、部落格、手機即時通訊、電視新聞、報紙新聞、網路新聞等)在傳播公共議題及社會議題討論時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也有許多人利用媒體來傳播自己的想法與意見,但是這篇文章不打算討論這些媒體訊息、使用者、或是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打算聚焦在「教科書」身上,但我不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來解讀詮釋「教科書內容」或課綱爭議的內容,我打算從Dorothy Smith(1987, 1990, 2005)的「建制民族誌」概念來討論「教科書」於教育體制內的角色,及其建制的國族論述。

◎體制內寫的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斷裂

身為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Smith認為,強調理性、客觀知識的當代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制度忽略「人」的主體經驗,因此在制度與常民經驗間時常出現斷裂,也是許多制度可改善之處。由此理論出發,我在本文中將「教科書」視為一個教育體制內的「文本」,其物質存在與「真實」、「現實」之間的關連,以及「教科書」做為一種文本如何建構統治者偏好的意識型態。

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不只是「客觀知識」的來源,它更在某些歷史時期媒介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透過學校教育及考試系統將教科書內容建制為一套考試的「標準答案」。由於教科書內容直接等同於考試標準答案,這意味著教育體制在建制教科書這個「文本」的同時,也將其建制為理解社會、歷史、地理的標準方式,統治者得以藉由此文本來規範常民理解其生活經驗及生活「現實」的思維模式。於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則透過教科書媒介一種反映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真實」世界。

我們從這次課綱微調的爭議裡可以看到,許多已出社會的「大人」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求學時背誦中國史地的經驗,這些親身經歷讓我們了解教科書建構的「客觀知識」不必然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接合,其所媒介的「真實」世界不必然等於學生每日生活的「現實」。以我為例(1984年生,末代高中聯考生,初代大學指考生,國中是國立編譯館版教科書最後一屆,高中是開放民間版本第一屆,國高中課本沒有台灣史地,學校也不是說母語的地方),在我之前的學長學姊們學習到的「中國」是透過文本媒介的「真實」,現實世界的中國早已不是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中的「真實」中國。我們沒在教科書上學習過「台灣」史地,儘管台灣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我們每日踩踏的這片土地、滋養我們成長的土地、在我們週遭生長的動植物卻不存在教科書的「真實」世界裡。我們的受教過程充滿建制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我們勤奮背誦教科書建構出來的「真實」,因為教育體制會正面回饋勤奮苦讀的學生,讓莘莘學子透過背誦「標準答案」來突破階級限制,另一方面這也有助於他們日後在社會上取得較多的權力資源成為統治者。

馴化學生服膺國家機器的過程正是一個學生自我疏離、異化的過程,學生越靠近教科書中的「真實」,他們就離自己生活的「現實」遠一點,學生的主體經驗便漸漸消融於教育制度中。過去教科書媒介的「真實」是一套將學生帶離生活世界的「客觀知識」,而其編纂的過程則反映出鞏固統治者利益的意識型態。

◎過去台灣的教育過程,在教導我們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

我們在這次的課綱爭議中也看到課綱微調召集人王曉波教授認為,課綱須符合憲法,這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將憲法也視為一種媒介「真實」的「文本」。

戒嚴時期,統治者透過三種文本來共同建構國族意象,文本A(憲法)建構出「真實」疆域,文本B(教科書)傳遞一套大中華文化的建制論述,再加上文本C(黨國媒體)傳遞(或掩藏)「真實」,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套不同文本為媒介出來的「真實」中,這種媒介真實排除以台灣為主體的常民生活經驗,無法貼合常民生活的「現實世界」。於是,生活經驗與體制之間的斷裂迸發,解嚴後,我們在每次選舉、每個公共議題討論、每次世代衝突都看到這些「經驗斷裂」。有些人堅信憲法和教科書建構出的「真實」,且捍衛此一媒介真實建制化的所有法令機制。教育過程一再教導我們要相信「理性」與「知識」,忽視自己的身體經驗,因此即使這套建制排除自己的生活經驗,仍有許多在體制內取得利益的人願意起身捍衛這套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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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仍試圖以戒嚴方式來實施洗腦課綱】

資料來源:郭佩宜

哪裏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也有些人發現自己的「經驗斷裂」,從而由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摸索和思考以自己為主體的體制應當是何模樣。更為具體的例子便是「台獨」一詞的歷史轉變,成長於戒嚴世代長大的台灣人接觸的媒介真實便是「台獨=民進黨=叛亂=破壞社會秩序」。「台獨」一詞的建構過程夾雜恐懼不安及國破家亡的意象,而課本媒介的真實是「國」=「中國」,這讓我們可以幫作業簿後面那行「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加上這句,「當個畏首畏尾的台灣人」。過去文本媒介的真實世界中,以台灣為主體的意識型態是危險思想、會毀滅中國意象, 教科書、媒體及國家法律透過文本建構出的真實便是一個排斥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

但隨著報禁解除,黨國機器對媒體控制稍減(但未完全消失),部分媒體媒介的「真實」開始從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其後,教科書列入台灣史地,也開始轉變教科書媒介的「真實」國家意象。國立編譯館教科書不再獨大後,教科書媒介的「真實」逐步建制以台灣為主體的論述,試圖將客觀形式的知識連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讓教科書中的真實能更貼近常民生活的現實。「天然獨」世代成長於黨國文本媒介的「真實」逐步瓦解的年代,他們意識到教科書媒介的某些「客觀知識」不符合現實生活經驗,他們生活的「媒介真實」裡「台獨」不再等於叛亂、不再等於恐懼、不再等於死亡。生活經驗裡的國族意象不再等於「中國」,「台獨」是一種生活現實,天然獨世代拿著與「中國」不同的護照、他們活在與「中國」不同的政體下,他們深知憲法媒介的真實不符合生活現實。

◎操弄教科書的「真實」已經無法呼聾天然獨世代

經歷政黨輪替後的台灣人體會到,黨國建制的「中國」論述不再符合人民的生活經驗,隨著新媒體發展,互動式、即時、分散的媒體使用經驗顛覆過去「一對多」、「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以台灣為主體的現實生活經驗正透過新媒體擴散至常民生活的每個角落,「台獨」作為一種媒介建構的真實已經從戒嚴時期的「叛亂罪行」轉變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的生活現實」。以太陽花運動之後的新媒體為例,《台灣吧》製作淺顯易懂的台灣歷史動畫,透過Youtubeu平台及社群網路傳播歷史課本沒教的台灣史。或是,《故事》網站上一系列台灣歷史的文章都是過去在歷史課本中不會讀到的台灣史。過去黨國機器成功透過不同文本建制一套排除台灣主體的國族意象,到了新媒體世代,黨國建制的國族論述在眾多媒介文本競逐中漸漸失去影響力。所謂的「天然獨」是一個生活於不同媒介真實的世代,他們會擇取能貼近生活現實的「媒介真實」,不再如先前的世代那樣活在「客觀知識」與「身體經驗」斷裂的狀態中。課綱微調至今的種種爭議裡,我們不能再用「受教者無權選擇課綱」(引自國民黨籍立委丁守中)那套「上對下」的媒體傳播方式來呼聾學生。這個互動式媒介的世代,大人面對的最大挑戰便是學生悠遊於不同媒介文本中,他們嫻熟地則取符合自身現實經驗的媒介真實。任何將教科書建制為不符生活現實的意圖都會輕易地被他們識破,且他們會透過其他媒介文本來建制一套符合自身經驗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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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者,還是打算用軍警暴力來對付公民嗎?】

資料來源:郭佩宜

從建制民族誌的概念出發,我試圖指出,教科書作為一種文本媒介的真實,是為統治者利益所服務。教科書、法律,乃至大眾媒體所媒介的真實未必符合常民的日常生活經驗,更有甚者,統治者透過這些文本宰制常民,使常民的生活經驗與客觀知識之間產生斷裂。儘管國家擁有權力建制教科書及教育制度,人民也有抵抗的力量。我在文章裡試圖帶入當代新媒體研究的觀點,隨著媒體科技多元發展,傳播模式轉變,過去教科書作為一種上對下的傳播模型不再有效。這意味著教科書作為國家建制國族論述的文本已面臨強大挑戰,人民已開始藉由互動式媒體及社群網路參與國族意象的建制,這也使得人民意識到教育體制與生活現實之間巨大的經驗斷裂。面對新媒體時代知識產製方式的轉變,人民力量的崛起,當權者又打算如何因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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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Bourdieu相約巷仔口咖啡店:台灣人的階級品味如何?

莊致嘉 /東華大學社會系

巴哈的《法國組曲》輕妙而優雅,

伴著我啜飲咖啡…

我與Bourdieu相約在花蓮巷仔口轉角的咖啡店…

在法國中等教育經濟學和社會學課程裡,Pierre Bourdieu和Tocqueville、Karl Marx、Max Weber或Emile Durkheim具同等的地位(Bonnewitz, 2002: 12)。求學期間,我們(應該)或多或少都聽聞過Pierre Bourdieu的論著。廣為熟知的是Bourdieu在1984年出版的《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法文版書名為 La Distinction)一書,清楚論述當代社會不同於傳統社會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之處,在於文化因素已經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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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的「秀異」是國內最熟悉的作品】

在當代社會中,文化的優先性明顯躍居社會生活中的首位。而文化作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區辨指標格外受到關注(Rimmer 2012)。Bourdieu在《秀異》中檢視社會階層和美學品味之間的關係,指出特定的文化消費模式不僅被用來標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同時也生產和再生產了社會關係。他認為從地位團體對音樂的選擇行為可以看到階級慣習的展現,以及文化品味與社會階層之間有明顯的單一對應連結(參見圖1)。而且,階級之間的品味差異也會通過休閒活動、藝術欣賞等其他日常生活實踐來展現階級關係。意即階級和地位團體,以及階級和地位團體所展現的文化品味之間,產生了同源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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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社會位置空間及生活風格空間

但Bourdieu認為個人的文化偏好與他所屬的社會群體之階級具有單一對稱性的觀點遭受到質疑。1990年代初,許多研究對Bourdieu單一對應的階級文化品味關係提出修正(Peterson and Simkus 1992; Peterson and Kern 1996),認為菁英階層的文化消費型態發生了質變,階層之間的消費品味已經不是高雅和通俗之別,而是品味多元化與單一化的區隔。台灣經歷文化全球化的趨勢和社會結構轉型,所以,Bourdieu的秀異觀點是否符合台灣社會的現象?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了解文化消費品味在台灣是否具有區辨效果,區辨的依據為何,以及文化品味是否發生變遷。

台灣的階級品味情況如何?

本文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三次(長卷)與第五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的資料(瞿海源1998; 張苙雲、廖培珊 2008)。表1說明1997年和2007年的文化活動特質可由三個維度作說明:多樣性、流行性和傳統性。維度1是反映行動者在消費這13項文化活動的行為特徵,說明台灣受訪者在文化活動的消費行為上是展現出多樣化的品味,而非Bourdieu的單一對應邏輯(純食的文化品味型態)。同時,也表示台灣社會在1997年和2007年,文化消費行為的「雜食性」特徵並沒有明顯的變遷。流行性和傳統性的意義則可以透過圖2和圖3做說明。

表1  1997和2007年的文化活動之構念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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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和圖3是以由「流行性」和「傳統性」為座標軸來描繪13項文化活動的特質。「流行性」是呈現大眾流行性至小眾精緻性的文化特質光譜;「傳統性」是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文化特質光譜。這兩個維度可以說明文化活動具有文化跨界(cultural straddling)的等級(hierarchy)差異,即跨階層性的區辨效果。所以,文化活動的消費行為具有區辨社會群體的效果,而「精緻性-流行性」和「現代性-傳統性」即是社會群體的區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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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97年文化活動特性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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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07年文化活動特性空間圖

 

比較1997年和2007 年的文化活動在空間座標圖上的分布變化,可以發現文化活動的特質意義會隨著時間而發生變遷。「大自然活動」從1997年時較具精緻性的特質轉變成2007年時偏向流行性;「古典音樂和歌劇」的文化特性則從傳統性朝向現代性特質發展;「台語流行歌」和「日本流行歌」的流行性特質沒有明顯的改變,但「台語流行歌」的現代性特質減弱和傳統性增強,「日本流行歌」則相反。

在13項文化活動中,無論是1997年或2007年,「美術或藝術展覽」、「西洋流行歌」和「小說和書籍」一直都是偏向小眾的精緻性和現代性高的類屬;「布袋戲和歌仔戲」偏向流行性和傳統性較高的特質十分明確;「平劇和國樂」具精緻性和傳統性的特質,以及「國語流行歌」和「卡拉OK或KTV」具流行性和現代性的特質也都沒有發生改變象限(quadrant)的變動。因此,綜合上述的發現,各項文化活動的特質會隨著時間而變遷,文化活動的特性則有多面向的意義(而非恆定不變),而且各項文化活動具有跨階級性。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嘗試將人口特質因素(如性別、年齡)、家庭背景因素(如父親教育、省籍、父親客觀階級)、子代社會階層特質(如子代教育、主觀地位認知、客觀階級)放入圖2 和圖3中,即可發現這些有趣的因素和文化活動消費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同時,透過比較1997年和2007年的資料,也可以得知台灣社會是否發生如西方社會一樣的文化品味轉向。這些有趣的分析就留待你/妳和我分享研究的發現。我和你/妳與Bourdieu再次相約在花蓮巷仔口轉角的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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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苙雲、廖培珊,2008,《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瞿海源,1998,《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Bonnewitz, Patrice(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

Peterson, R.A. and Simkus, A.,1992, “How Musical Tastes Mark Occupational Status Groups.” Pp 152~186 in M. Lamont and M. Fournier (eds.), Cultivating Differences: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on, R.A and Kern, R. M., 1996,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9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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