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社會學的藝術巷口(上)

洪儀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藝術街頭

東海大學附近有一條藝術街,巷仔口社會學今日也來開闢一條藝術巷。用巷弄來形容目前藝術社會學的地位頗為貼切:它絕對不是社會學界的大街大道,亦即用中山或中正命名的那種主要街道,然而,藝術社會學是一條小而美的路徑,看似幽靜卻充滿生命力,應該就是會有很多個性商店的那種巷弄,或是不時可看到創意庭園或獨特裝潢的居家景致,其引人入勝之處不在它目前發展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它趣味叢生,饒富靈光—-雖然靈光也是藝術社會學欲解構的對象之一,然而,我相信沒有一位藝術社會學家,不是因為被藝術的靈光吸引而投入該學門的耕耘志業。是的,我說的是志業,不是職業。

DonghaiArts

【有台灣風味的巷仔口藝術街景】

資料來源: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0/東海藝術街商圈.jpg

前陣子我抽空在台北觀看了二十世紀法國女畫家Marie Laurencin (1883-1956)的畫展,這是一位在巴黎畫派當中崛起的女性藝術家,當時女性要在畫壇當中崛起是相當難得的,在哪一個年代裡不是呢?畫展文宣上寫著:「由於Laurencin善於掌握女性柔美的風格,因此成為獨樹一幟的大師級的女性藝術家」。事實上,從「由於」到「因此」兩個句子中間,應該還有非常多的中介因素與社會過程,不是單純因為她掌握了女性柔美的風格,就因此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地成了獨樹一幟的女性藝術家,而且還是大師級的藝術家。這些中介因素與社會過程的探索,便是藝術社會學所感興趣的項目。

此外,什麼叫做「大師級」的藝術家?誰可以成為大師?大師又是由誰來認定?藝術社會學相當關注價值被認定的主/客觀條件,並且認為不僅是美學因素決定了藝術品的價值和藝術家的地位,還有許多相關的社會因素共同形塑了藝術家的聲望。

為何Laurencin會成為藝術大師?

Marie Laurencin展覽的主題訂為「唯美‧巴黎—羅蘭珊畫展」,讓台灣民眾能夠將堪稱陌生的羅蘭珊,迅速與認知中典型的法國印象連結起來:為了讓展出的藝術作品能夠更順利抵達社會公眾的消費端/接受端,承辦藝術活動的中介機構,總會設法在宣傳當中運用公眾容易解讀的概念作為橋樑。至於羅蘭珊的作品用「唯美」來形容是否貼切?是否僅能以「唯美」來形容?我只能說,任何出現在藝術活動文宣上的字眼—尤其是收費性質的藝術活動標題,都難免是策略性與商業性的。

Marie Laurencin

【Laurencin在1928年的自畫像】

資料來源:c1.staticflickr.com/9/8156/7337364304_fa22d12f33_z.jpg

我前往賞畫的理由,除了是因為友人相邀之外,也因為學生時代曾經接觸過 Laurencin的畫作。年少時期並非特別喜愛她的畫風,然而卻感受得到其風格與筆觸的特殊性:非常女性化的粉嫩色系,或許是過於夢幻的緣故,人物的輪廓與服飾的邊緣總是模糊的。而畫家的女性身份及其活躍程度,自然也引發我的好奇心。

觀畫的過程當中,我的職業病會讓我理性思考較多美學以外的問題,或說美學面向會同步以感性來經歷。眾多詰問當中,姑且就先不提我對於畫家的中文名字被譯成「羅蘭珊」的質疑了; 這種把所有歐洲姓名一概採用英文發音的譯法,總是令人感到鬱悶。看完畫展之後,我的初步心得是:這是一個有利於貴婦特質的時期—巴黎‧沙龍‧社交‧時尚‧男人都去打仗了,女性在社會中變得很重要。

二十世紀初對藝術家,尤其是女性藝術家而言,是一個什麼樣的特定年代?巴黎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場域?巴黎畫派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藝術世界,能夠讓Laurencin成為少數崛起的女性藝術家?Laurencin的畫風與特色,與那時期的主流畫派關係為何?又有何相對特殊之處,使這位女畫家既可以被既定的規約所認定,其獨樹一幟之處又得以取得正當性,成為一個獨特的美學範疇?

上述幾項社會學式的提問,我們從Laurencin的人生際遇和藝術歷程中多少可以獲致初步的答案:Laurencin父親的經濟能力,使其有機會接受教育和藝術研習(但她是私生女)。在1907-1913年期間,她因著在繪畫學校締結的人脈,得以進入蒙馬特的「洗濯船」畫室(Le Bateau Lavoir)的藝術圈裡,該畫室是畢卡索、布拉克這兩位立體主義創始人與當時巴黎藝術圈活躍的文人藝術家之大本營, Laurencin與這些人共同在此消磨青春,激盪靈魂,這是對畫家而言相當關鍵的一段經歷,其畫作風格從力圖跟隨野獸派及立體主義風格,到後來因為感受到自身體質與這兩個畫風的不合,因而改為遵循自己的內在聲音與生命特質,走出了掌握女性特質的獨特美學語言。

Laurencin的伯樂貴人們

這中間有幾位Laurencin的貴人不可不提:貴人在藝術家的生涯中總是關鍵的,否則光憑縱橫的才氣,還是不足以提升社會能見度。

第一位是「曾經是」 Laurencin情人的藝術收藏家兼畫商 R. Roché,他不但購買了Laurencin的第一件作品,並以自身其社會地位及人脈,大力介紹 Laurencin認識當時藝術界重要的畫家、畫商和知名人物,並將她的畫推廣給德國畫商,協助她與某些畫商簽訂契約,幫助她進入畫壇,被畫廊所認識。

另一位更關鍵的貴人,則是Laurencin 在洗濯船畫室邂逅的詩人Apollinaire。 Apollinaire不但成為Laurencin熱戀的對象,更是以其身為畫室理論指導者的身份,給予Laurencin繪畫上的指引與啟發。相較於 Laurencin在藝術界尚稱淺薄的資歷,Apollinaire當時已經是頗具聲望的前衛藝術領袖之一,更被喻為法國新詩的始祖。兩人的親密關係,加上 Apollinaire的藝術地位,無疑直接影響到 Laurencin的藝術發展。前輩對於後起之秀的扶持總是關鍵的:即使 Laurencin自己已經明言與立體主義體質不盡相契,因而打算在藝術風格上另闢他途,然而愛情的力量,卻促使Apollinaire仍在1913年出版的《立體派的畫家們》一書中,將Laurencin納入成為立體派的一員,目的無非是為了奠定她在立體畫派當中的地位,至少證明她與這群引人矚目的前衛藝術家是同一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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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cin 與 Apollinaire的畫像】

資料來源: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f/f6/La_muse_inspirant_le_po%C3%A8te.jpg

除此之外,版畫家Laboureur也在1912年開始指導Laurencin的版畫創作,並且在往後的藝術生涯當中屢次協助與提拔她。這些藝術家的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是他們得以與既存藝術世界產生有利關連或重要斷裂的橋樑,絕對是為藝術家才情加分的條件。而就整個藝術場域的發展看來,十九世紀以來法國藝術場域的自主化,以及畫商、藝評家等新興藝術職業的興盛,藝術市場的蓬勃,都是在考察藝術現象時不可忽視的重要社會條件。

藝術社會學是什麼?

很多人會問我:藝術社會學是什麼?一般人連社會學都有些搞不清楚了,何況是藝術社會學。有時候跟社會學界以外的朋友約略解釋藝術社會學大致是在做什麼,當下對方似乎是聽懂了,然而下次見面時,朋友可能還是會混淆地說:「妳研究的那個…『社會藝術學』 真有趣!」怎一個冏字了得?藝術社會學的內涵自然不容易三言兩語道盡,在本文當中,我嘗試先從藝術社會學在知識界的生成,以及社會學如何看待「藝術」和「藝術家」這兩個概念談起,以作為引言與入門。

簡單來說,藝術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其中一個分支,亦即以社會學的觀點進行藝術研究,而不是以純粹美學的視角來切入。研究的對象不只包含藝術作品,也包含藝術家、藝術活動、藝術現象等等。

但這樣說可能仍舊有些抽象。我們先從藝術社會學作為一個學門的發展淵源談起吧。法國當代的藝術社會學家Natalie Heinich 曾說:藝術社會學啟程的關鍵時刻,來自於智識界藝術研究觀點的兩個轉變:不再將藝術視為純美學的範疇,以及,不再認為藝術的價值是絕對的。也就是說,當人們開始思考美學以外的社會因素對藝術發展和藝術評價產生的影響時,這就是一種藝術社會學的初步思考模式

藝術史學的轉變與藝術社會學的發展

藝術史學界和美學界的文化轉向及社會學轉向,滋養了藝術社會學本身的發展。早在十七、十八世紀,已有思想家指出藝術與社會不可切割的關連,例如,孟德斯鳩曾經在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中主張,人民的生存和環境條件,會影響國民的精神,包含藝術發展的狀態。十九世紀諸如Taine等哲學家及文學評論者,也只出種族、環境與時代這三元性條件,如何影響文藝的變遷。

奠定於十九到二十世紀交接之際的藝術史學,到了七O、八O年代則開始出現「藝術的社會史」或「新藝術史」的轉向,重視藝術發展的社會面向與文化面向的考察,特別留意社會因素如何對於藝術風格造成影響。藝術史學本身的社會科學轉向,也帶領我們檢討,藝術的史觀不該只是單一絕對的論述,而是要反省任何一個特定藝術史觀的建構性。

Vangough

【為何梵谷的畫作生前沒人看得起,死後沒人買得起?】

資料來源:b1.rimg.tw/lionart/4477651d.jpg

傳統的藝術史可說較偏向精英主義和人文主義,重視人的精神價值與才能,看重藝術家的天份,並將傑出的藝術品視為人類重要的精神產物。藝術社會學則欲探討藝術在特定歷史階段與既定社會當中歷經的社會過程,從生產到接受,從創作到欣賞,從無名到有名,或是從有名到無名。社會學關心一件作品如何被社會認可為藝術品,一位創作者又如何被社會認同為藝術家。從生產道接受端似遠則近,似近則遠,這些社會過程有待藝術社會學加以釐清。

以此模式作反向思考的話,一件作品不被社會認定為藝術的原因,或是一位創作工作者為何不被認定為藝術家,也是藝術社會學所好奇的課題。一項「藝術品」被生產出來之後–或者我們用更廣義的「文化物件」(cultural object)來取代藝術品的稱謂—當一個文化物件被生產出來之後,它是如何被社會所接受與揚棄 (social reception/ rejection),這當中沒有什麼理所當然和一蹴可及之事,總有些社會基礎和條件需要我們進行分析。

因此,當美學與藝術史學界慢慢帶進社會面向的考量之後,這些新思維遂成為醞釀藝術社會學的養分。當然,藝術社會學的主體學科是社會學,它仍是社會學領域的分支,只是早期的社會學發展當中,沒有太多學者探討藝術的主題,或是研究篇幅有限,並非該學者專攻之領域。社會學古典四大家皆曾觸及藝術的課題,但是一般社會學者更關注的是他們對於藝術以外課題的洞見。然而,到了六、七O年代,由於實證研究方法的進展、人類學等其他社會科學發展的刺激,以及社會學本身方法論及問題意識的逐漸成熟,社會學界內部遂產生分殊化,越來越多的次領域相應而生,藝術研究便是其中一個領域。更由於西方的藝術市場在六O年代以後日趨理性化、藝術家的職業化與專業上的制度化趨勢日益顯著,甚至政府公部門也欲透過學術研究來進一步掌握日漸蓬勃發展的藝術場域,法國政府即是一例。上述因素吸引越來越多社會學家投入藝術研究,使得藝術社會學發展在七O年代以後漸漸脫離文化社會學的範疇,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學次領域。

(待續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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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社會現象靠拆除車站座位解決?

邱貴玲 /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基隆車站日前傳出,為了阻止遊民佔據座椅滯留車站,乾脆全部拆除候車室所有座椅,連帶造成許多等車的旅客無座可坐,只好席地而坐。除了基隆車站,運量龐大,三鐵共構的台北車站,週邊的台北國光客運車站,也都以減少甚至不提供候車座椅,以減少遊民的出入停留。但,拆除座椅真的就能解決車站的遊民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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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車站不設置椅子以防止遊民露宿這裡】

資料來源:2.bp.blogspot.com/-0a5-1ltQFYA/UOpXIV5dRyI/AAAAAAAAELY/OogjofAgW98/s400/DSC_8579.JPG

如果今天車站只有旅客使用,沒有遊民出入,座椅根本不是問題,睡覺也不是問題。早年的台灣各地車站,甚至有人在候車室睡覺等夜車,當年還有留言的小黑板,讓旅客留言給親戚朋友,各種留言從情人送別到朋友交待事項,忘了帶東西,聯絡親人接送等等五花八門,人情味十足。現代車站,為了阻止遊民出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連旅客也不用坐,椅子乾脆全部拆光一了百了。

車站認為遊民髒亂影響整潔,以不設座椅阻止遊民躺臥逗留。但沒有座椅,車站其它公共地方還有地板,廁所、走廊、騎樓,沒有椅子,除了造成旅客候車更不方便以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阻止」遊民的效果。

遊民不要在我家附近就好!?

流浪人口問題是現代城市的共同問題,隨著社會變遷和家庭支持系統解組,貧窮者、身心障礙者,逃家青少年者,失去依靠,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的流浪人口,日益增多,世界各大城市的遊民問題日益嚴重。台灣社會的遊民多是指在街頭看到,以街道、公園為家的流浪漢,這些遊民流落街頭,因為沒有住屋能力,包括沒有能力租賃,沒有親友可以收留,再加上台灣社會遊民收容福利嚴重不足,遊民服務資訊不充分,造成許多遊民即使不想流落街頭,餐風露宿,也不知何處可去。

以台北市來說,遊民安置機構只有兩個,一個是位於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遊民收容所(地皮及建物屬台北市政府所有),但地理位置隱蔽,交通不便,不是需要居住的無家者會前往投宿的首選地方。另一個是台北市歸綏街的平安居,床位有限,宣傳也不足。兩個安置機構,共約只提供100個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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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的遊民收容所】

資料來源:p1-news.hfcdn.com/p1-news/MTY2MDk1bmV3cw,,/31950fa1cf7772e6.jpg/qs/w=600&h=600&r=230817

安置工作以外,台北市遊民服務的社會行政單位,主要以中正區和萬華區社福中心的遊民專案為主,提供遊民住宿以外的相關服務協助遊民租屋、急難救助、生活費用、以工代賑、輔導就業等。

而台北市政府福利系統,相關遊民問題的服務和處遇,包括安置工作和相關服務,每年只有三千萬元預算,比起其它社會問題如身心障礙、兒童福利、老人福利等等以億為單位的福利預算,遊民服務的經費實在少之又少。台北市政府官員曾經坦承,遊民服務有其兩難,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因為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愈好,各地的遊民都聞風而至,不約而同集中跑到台北市來。但如果不提供服務處理遊民問題,未來問題會愈多,也會更難處理。地方官員或者可以認為福利會「吸引」遊民到來,遊民都是流動的,不在台北市,也會跑到新北市、基隆市或任何城市,但終究還是都在台灣,一樣都是台灣的社會問題。

面對遊民問題,有關單位無不以「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附近就好)的封閉消極心態面對處理,例如車站不設座位就沒有遊民逗留 (事實上還是一樣進出),提供有限服務就不會有遊民湧入(台北市政府的作法),「台北市」的遊民收容所設在「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不在台北市最好),以消極抵制的方式面對社會上日益增多的流浪人口,其實都沒有真正解決遊民的問題。

多管齊下協助街友

遊民的問題處理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提供飲食、衛生清潔、短期居住的服務,暫時解決遊民的衛生和流落街頭問題。另一個是協助尋找可負擔的居住空間,脫離露宿街頭的生活。台北市目前訂定的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794元,台灣目前最低工資為20008元,如此收入,能負擔的多是房租五千元每日兩百元以下的住宿房間,但這樣的廉價住宅也正在漸漸消失。台灣大學城鄉所,今年八月發佈的影片「所在 My Place – 弱勢租屋在萬華」探討的就是弱勢的居住問題。

所以,車站拆除座椅其實根本無法解決遊民的問題,車站管理單位要做的是提供服務轉介,讓遊民有地方可以簡單梳洗短暫居住,社會局要做的是增加更多行政預算,結合現有社會福利團體,如芒草心協會等從事遊民服務多年的民間團體,幫助街頭遊民早日脫離流浪生活,減少社會的流浪人口。車站座椅固然可以拆除座椅,讓遊民暫時離開車站,但街道無法拆除,所以,只要社會沒有提供適當生活的去處,遊民一樣還是遊走各地,露宿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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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點什麼,就知道自己是 …

魯貴顯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在1987年瑞典的汽車廠Volvo遇到一件棘手的環保事件,處理失當就會賠上聲譽。為了在瑞典西部的幾個工廠之間來回運送車體,這家老牌的車廠竟然選擇了公路運輸,而非鐵路。後者顯然較為環保,卻不被採用。批判聲浪隨即撲來,Volvo的管理部門發表聲明,將自家先前的發言數落一番後再強調公司多麼有環保意識 。隨後幾個月大篇幅地在媒體上刊登廣告,表示公司一直關心環保議題並已投入相當多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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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VO的不環保運輸引起批評,但在說明之後好像就沒這件事了】

結果當初抗議的聲浪消失了,出廠的車子依舊是以公路運送,好像事件被姑息了,民眾與抗議團體也失憶得太快?這件事可以有許多的解釋,但過度地以價值角度審視這類事件,除了能一再證成批判背後所使用的判準,引發隨之而來的失落感之外,實在難以說明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斥的類似問題。

偽善的言談

現今,每逢重大的安全事件或類似核能高度爭議的政治議題時,公司、政府機構總會出面澄清,或是發佈重要的處理原則,甚至提出具體作法。高層管理人與政府官員也會出面致意,在媒體前放低姿態,接受質問。不多久,媒體就能反思地評價這類所謂的危機管理的優劣。重點已不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如表演般地呈現歸責,及可課以責任的對象。這裡,組織向外界言談(talk)遠比實際解決了什麼還來得重要。Brunsson(《The Organization fo Hypocrisy》)將這稱為偽善,但並無負面或責怪之意,反而視為一項現代組織無可或缺的能力。

過去二十幾年國際企業集團為了全球佈局,紛紛提出跨國的、頂級的管理人培育計畫,將各級主管派駐海外,期待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但一項以德國福斯集團為案例的研究卻指出,人才全球化及國際化能力最終只是言談而已,職位升遷仍舊考慮國籍,而非跨國的管理能力。這樣的培育計畫與跨國的人事調度是為了回應所謂的解除職涯界限,以及管理人對於職涯升遷的想像。此類計畫實施的結果是,具有跨國與跨文化能力的人並未被整合,反而在返國之後無用武之地。不少文獻從應然角度堅持,組織學習應該能為公司帶來優勢。但事與願違,福斯集團使用言談滿足了員工的個人職涯價值,行動上卻藉海外派駐方式將生產與領導的知識移送到世界各地。

不只公司組織需要偽善,面對爭議性議題時民眾一樣想辦法將行動與言談兩件事分開來,以求滿足生活價值與實際需求。1980年瑞典舉辦了關於核能議題的公民投票,當時的方案可以分成兩組,其一有兩個選項,皆決定25年之後不再使用核能,但必須在未來幾年內增加能源產出,因為擔心不敷使用。第二組方案則決定立即中止核能廠運作。結果是第一組的選項獲得民眾支持。中止核能廠與提高核能發電量,兩個相互矛盾的選擇完美地結合。如果說第一個例子是為了解決外界要求滿足的價值,那麼這個例子則是為了解決一個遠在未來,可能(不)會發生的問題,欲由言談導出一條未來應該朝向的價值。

觀點總是未來式

說到談論未來,就讓人聯想到H. Arendt(《Was ist Politik?》,什麼是政治?)關於政治謊言的看法。政治要求每個人撇下所有的特殊旨趣而自由地討論,進而建構一公共空間。因此,觀點變得極為重要,它致力於改變世界,建構新的實在,而不依附於純粹的事實。就此說來,Arendt對於政治領域中的不真實看法是相當容忍的。但,事實是否因此可能被誤導扭曲,變成私人之見?絕對可能。如何嚴格區分觀點轉化事實或是扭曲事實,並不容易。即便如此,Arendt還是點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言談才能建立起社會空間,而且言談總是帶有未來意涵,使說者與聽者脫離當下事物的限制。謊言似乎在這樣的理解下才有可取之處。

每個成員都在虛構組織為何物

言談並不是所謂的外交辭令,也非蓄意欺騙,真正說來,幾乎所有的社會生活都逃不過這個最基本的機制。一個組織內部分工之後,部門林立,各司所職,統整協調的問題勢必浮現,要靠權力或任何獎賞誘因都難達效果。惟一可行的是,透過言談,製造一個模糊的討論空間,讓衝突的各方皆能在其中表達看法與利益。同時,一個公司被外界或自己的成員指認為何物,也是依靠著這個機制。隨著內部的衝突壓力、外界環境的要求,組織隨時更動著它的認同方向。所以,公司網站上所述的「介紹」、「使命」、「服務項目」,絕對有別於突發事件時發言人所宣稱的自我期許,也不同於股東大會所保證的營運方向。一棟大樓裡,員工們在走廊、茶水間、餐廳、櫃台,談論著訓練課程、福利基金、育嬰假、領導風格、客服經驗、同事隱私等議題,皆是從家庭、法律、科學、教育、性別的角度指出組織「是」什麼?該滿足哪些價值?該如何經營?這就顛覆了過去將組織當成理性的,或是有限理性的單元的想法。理性行動,有效分配資源,集體行動等等特性只是組織之中較為強勢的自我描述而已,或是按Harrison C. White(《Identity and Control》)的說法,一些被說出來的故事。

螢幕快照 2014-09-01 上午9.02.42

【每個成員都在虛構組織為何物】

言談一定是談點什麼,讓人誤以為只是藉著語言呈現真實。但對於White來說,言談是在製造故事,一方面讓身份未明的一群人開始找尋話題,摸索對話的方向,以便選擇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某種「行動者」關係。另一方面故事的進展也製造出「我」、「你」等等的具體人稱內容。所以,言談可說是最基本的社會形式,讓人在不確定的茫茫世界中找到安定的身份。說點什麼,就是在選擇些什麼,讓自己與他者從不透明的黑盒子變成看似透明的行動者。這也就是White著名的命題,同一性或身份來自於控制,也就是,先有言談才有身份,而非一般所謂的,先有行動者身份才有言談與行動。但,控制總是短暫的,隨著言談展開,話題與身份都變得更為複雜,要再度獲得安全感,重新取得穩定的身份,言談就必須在數個領域之間切換。言談及其故事就像潑灑在地上的水銀,偶然地隨機緣向四處流去,形成一幅未被預見的圖案。多義、弔詭、不一致、無法表達、沉默、謊言等現象因此不是意外情形,而是必然的。總之,要成為行動者,首先得說點什麼,才能在故事中看見行動的軌跡,才能知道他者為何

從言談中找到新的確定感

言談固然是一種偽善,因為它不一定會有實質的產出,易流於空談、欺騙。但若按上述思考,偽善的貢獻是,帶來了一張張短暫的面具,等於短暫的身份與認同。在時間中,言談讓說者與聽者編織著一幕幕情境 。偽善持續地創造一些想像,讓人或組織再回到可控制的狀態。T. Winograd/F. Flores曾經在其經典之作《Understanding computers and cognition: a new foundation for design》提出類似的看法。這本書原本是寫給電腦程式設計者的經典之作,卻有十足的社會學味道。他們一樣將組織當成是無數對話聚集之處。人們總是被放置於某種安穩的當下處境而不自知,交談也不斷地重複,一再地返回到可預期的結構裡。直到突然之間,熟悉的當下斷裂開來,如墮入深淵,好比駕車時煞車失靈。這時,人所面對的不是使用手冊上預先設想好的問題與解決方法,而是剎那間的無從解決。惟有再度交談,從斷裂處摸索另一個公認可行的方向,才能暫時消除那種被拋出情境的不安感。一個所謂好的組織是準備好層層可銜接的交談網絡,吸收因斷裂而來的不確定性,即便斷裂原本就是無可預期,也無法事先預防的。同樣,一個好的程式在於能預先考慮到無法執行時,如何以畫面或文字引領使用者進入另一個類似對話的情境,使他取得一個新的對話身份,不致於手足無措。

understanding computers

【好程式能預先考慮到無法執行時,如何引領使用者進入另一個對話情境】

分裂的同一性

現代社會並不是往前直行,也非落入無所不可的混亂之中。如果不從道德角度貶低言談 -道德本身其實也得面對一個弔詭,如何證成應用道德原則一事是道德的 -,偽善其實只是指出,現代的個人與組織都必須在言談中接受多樣、短暫而流動的身份。在社會的層次上,自我的同一性不可能是單一而完整的,Elias已經從歐洲近代的文明過程指出這個事實:自我監控的機制形塑出多樣的自我,相互比較,對話,也相互壓抑,進而衍生出各樣的心理特質與感知。如果多樣而分裂的自我是常態,那麼過度堅持個人或組織必定是什麼,並奉此為圭臬,反倒是異數。

Rotman(《Becoming Beside Ourselves》)曾根據Hendriks-Jansen,以機器人的運行方式談自我同一性這個忽焉出現的實在。一個簡易的機器人由傳感與驅動兩部份組成,就像常見的機器玩具,感知到阻礙物便轉彎,與之平行前進。在它之內既沒有明確指令要沿阻礙物行走,也沒有對此的足夠知識,但卻對外顯現為一種看似聰明的行為。這是來自於兩部份,或更多次級部份,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來自當時特定環境的限制。也許觀察者會以擬人方式賦予它「思考」、「指揮」、「能力」 、「克服」之類的特性,但從模控論的角度來說,機器人之內只有相互作用,別無它物。同樣地,各種的言談或對話來回的切換 – 不論是往意義遠處漂移,或是返回多次遞迴的結構 – 足以生產出虛構的,又實用的自我身份。

讓問題多留久一些

說點什麼,是個體作為社會存在的重要實踐,組織也依靠著它。偽善,或是虛構的同一性身份,仍是理性取向的組織理論欲加以批評的現象,在政治領域中更是不容從政者言行不一。但是,不要忘了,批評往往來自於人們必須先談出一些判準,藉以衡量其與現實之間的落差;道德一樣得談出些什麼,確定自己是在道德區分中的善這一面。

500億

【無數的評估報告,都是言談,但是能被改善嗎?】

資料來源:mag.udn.com/magimages/4/PROJ_ARTICLE/13_104/f_192416_1.gif

當然,我們還是忍不住質疑,中央與地方政府每年建出一堆蚊子館;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產出無數的會議、計畫書、結案報告,統計圖表;國是論壇早已變成老生常談。這些都是言談現象,能被改善嗎?早有人向Brunsson問過類似的問題,他的回答相當有趣,但也讓人無奈:組織許久以來一直相信言談、決定與行動應該是一致的,而不是各自分離的,所以會想辦法維持它們之間的緊密關連。言談的偽善機制也隨之而生。也就是,「錯誤」的自我認知正是組織運行下去的前提。所以,一旦提出一個去偽善、去言談的理論,一個啟蒙式的理論,並付諸實行,Brunsson的書便可以丟到一邊了。

不過,這個看似無奈的回答正是最好的啟發。若偽善是必要的,該如何切換言談的領域、開展的方向,以及,該如重塑新的特定價值及意識形態,以提高行動的可能性?組織該如何在言談時具有更強地意識到偽善的作用?這些問題比答案還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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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的社會學不孤單

阮曉眉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一位選修通識《社會學》的同學,在課程結束的回饋單上寫下他印象最深的部分是:社會學真是一門「包山包海」的學科,牽涉好多議題與面向,跟以前從公民課本或媒體上所認識的不盡相同。此外,社會學內部對同一事件的解釋有好多不同的視野與立場,宛如羅生門般地「撲朔迷離」,就像偵探或推理小說的敘述鋪陳那樣相互交疊卻又彼此矛盾,唯一的交集點或許只有那迷惑人的問題,至於解答則是南轅北轍、各自表述。這位學生無疑十分生動地描述出了什麼是社會學。

Peiyi-nuclear

【社會系的學生,到底是在學什麼?跟念社會大學有不同嗎?】

社會學向來把社會現象及人際互動視為研究對象。在許多社會學家的眼中,甚至包括鬼神等超自然現象也都無法脫離社會文化脈絡而被獨立闡釋清楚。通俗點來說,也就是太陽底下的眾生相在廣義上都可被視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因此稱之為「包山包海」也就不足為奇了。

唸社會大學=唸社會學?

這樣的說明可能還是讓許多人對社會學是什麼感到一頭霧水,摸不著頭緒。或許你/妳曾碰過這樣的例子:不少在社會上打滾過或生命歷練豐富的人,或者拍著胸脯信心滿滿地,或者帶著歉意委婉低調地向人表示,雖然沒唸過社會學,但整個社會就是他的教室,上的是紮紮實實的「社會大學」,所以瞭解的「社會事」比唸社會學的人還要多、還透徹。實情確實可能如此。但這並不表示,社會學所談的只是一堆不切實際的胡思亂想。事實上,社會學得不斷地從日常經驗中尋找研究的材料、資源與養分,而絕不是在簡單從事理論性的空想。

相較於其他學科,社會學有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它在理解個案的同時,又嘗試說明集體的傾向。為了更具體地闡明這點,以下我將舉個例來邀請各位看看,社會學會如何討論一種或多或少都曾經壟罩著每個人的真實感受:孤單。

談到孤單,一般人可能會直覺地認為,它屬於哲學或心理學的研究議題,而不是社會學的討論對象。畢竟,相較於政治、教育、環保等具體社會議題,或是有關理性對現代社會的衝擊的討論,孤單這種個人的感受並沒有受到太多社會學家的關注。儘管如此,其實很早就有社會學家在探討現代社會之過度理性化所引起的新的孤單形式,以及隨之引發的失去整合及喪失連帶的風險,因它造成了人的情感蒼白,使得整個社會宛如鐵籠一般。

孤單不只是屬於哲學或心理學的研究議題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獨自一人並不等同於孤單。我們時常在咖啡館裡看到有人獨自靜坐在角落,或是看書,或聽音樂,抑或享受咖啡。這樣的情景通常並不會馬上讓人直接和孤單寂寞連想在一起。我在此並不打算對孤單、寂寞或孤獨這些用語做細緻的詞義區分,而只是想要討論現代一種尋常可見的個人真實感受,亦即那種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間的斷裂。自我與社會這兩者間彷彿橫隔著一道無形之牆,即便是大聲吶喊、呼叫也無法將心聲傳達出去,甚至連最親近的家人也無法溝通。

現代中西文學都曾精彩地描述了現代人這種孤單存在的苦悶與虛弱狀態,譬如:卡夫卡的《變形記》、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在卡夫卡那裡,一位朝九晚五、背負業績壓力的推銷員在某一個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甲蟲。由於人蟲之間的無法語言溝通,因此即使他發出聲音,別人也不懂得他的話。久而久之,他不但工作不保,連親近的家人也覺得他是個累贅而嫌棄他。推銷員及家人均在這個過程裡受盡折磨,以致於最後他的死亡竟荒謬地使自己與家人都獲得一種輕鬆的感覺。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

【七等生的小說,常討論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孤單問題】

這種內/外不同調的孤單現象儼然成為這個時代的命運。所以我們不必去進行問卷調查,詢問你/妳過去到底多久(一週、一月、或一年?)多頻繁(常常、偶而、或不曾?)感到孤單,每個人就都已或多或少、或長或短受過孤單感的侵襲。只不過,或許正因為一般人身歷其中,所以恰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我們「無法看清時代命運的嚴肅面貌」。這時,縱使是在「社會大學」打滾多年的人,一樣難以洞察到這背後的社會成因。相較之下,社會學家們反倒更容易能從中抽身出來,去對其進行反思。

以台灣的社會學界為例。譬如有葉啟政,他向來十分關心現代人類處境,並基於社會及人際關係越來越分化的這個事實,進一步反思西方那種以理性及積極進取的「有」之概念所形塑出的人類圖像,以及由此所建構出的理性化社會。有鑒於這種井然有序的社會反噬地成為一個讓人束手無策的剛硬牢籠,因此他提出一種以柔剋剛的行事策略,強調陶養「無」的孤獨與修養,從中獲得一方安身立命之所,以擺脫結構加諸個人身上的箝制。此外,還有黃厚銘也關注到這個議題。他清楚觀察到,網路的起鬨文化事實上是一種尋求認同及連結的方式。換句話說,這是社會內部在新興媒體科技的運用中提供給自身的一種解決方式,以搭起自我與外在社會的連結。
在此,本文無意去深入探討「訴諸修養與孤獨的策略」或是「融入起鬨文化的作法」是否能徹底解決現代各種令人「挫敗」的孤單感。這裡想要強調的是,社會學家們早已看到:我們無法否認現代社會越來越破碎及片斷化,也無法輕視社會本身在面對這些景況時所做的任何努力。

社會學如何解釋個人孤單現象的出現?

對社會學而言,這種孤單感絕不可簡單視為人類的生命本質或個人的心理狀況,而是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的,因而需放在社會的框架裡來加以解釋。上述台灣社會學界的例子即是社會學對現代孤單感所提出的可能解釋。除此之外,社會學還可從什麼面向來解釋這種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間的斷裂,以及隨之而來的存在孤單感與疏離感呢?以下不妨再以西方社會學曾提出過的四個面向的考察來做說明:(一)工業化、(二)城市化、(三)個人主義化、(四)意義之剩餘與不足。

(一)工業化改變農業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人與自然、人與生產品、人與自我、以及人際間的關係,以致於人們對周遭的人事物失去了相互依存的情感關係,彼此間產生疏離與異化的感受。在追求最大利益化的過程中,人的身體及情感的表達與控制皆必須配合工廠情境,理性而有效率。

處於生產線流程中的工人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作業員僅負責重複組裝產品的單一部分,以提高製程的效率,然而這種理性化的分工、類似機器的動作卻使他/她們跟成品失去整體的情感連帶,減損了工作的創造樂趣。試想一位負責組裝某電子零件的作業員,每天重複同一個動作地工作著,甚至不知道所組裝的部分在整部機器成品中具有什麼樣的功能,長期下來必會使其身體及情感的表達也漸漸被規格化,導致勞動過程變得無聊又無趣。這恐怕並非是一般人所想要追求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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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裡的勞動者,經常必須經歷疏離的過程】

然而,這種因工作形式改變而產生的現代生活壓力,並不限於作業員身上,事實上其早已廣泛地擴及大部分的工作領域。譬如近年來台灣服務業發展蓬勃,這類講求服務至上的工作強調需要有良好的服務品質,因此要求服務人員應表現出親切有禮的態度,將顧客捧為神聖物般,不容得罪。這些情感性的制式化勞動反過來會弔詭地引發工作人員的疏離感,尤其是當其面對奧客時,或因個人因素而無法隨時保持笑容之時,其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的那道牆便悄悄圍起。當然,真實自我被壓抑的情緒還是會蔓延出來,而這種橫亙在真實自我與職業角色間的負面情緒大部分是能夠被順利排解掉的,但有些確實會轉為工作及心理上的壓力,從而加深自我想望與外在期待的鴻溝,激起了對社會的不滿、以及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不安與徬徨。

(二)城市化也是一個常被提起的影響因素。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大都會的生活形式及空間規劃對人際關係的衝擊。近年來,台灣不少建商紛紛推出飯店式管理的廣告來招攬買主,其宣傳的項目之一是:基於安全及隱私的考量,住戶的出入感應鎖只能設定通往自己所住的樓層,而無法隨意通行各個樓層。這種設計應用在飯店管理上是可理解的。畢竟,在一個可以容納數百人的大型飯店裡,因為住戶流動率高,彼此都是陌生人,使得不確定性及風險也相對提高。再者,有人風塵僕僕地出外旅行,恰恰是因為不想跟熟識的人打交道,想短暫脫離原有的社會網絡,希冀在這種放空中獲得解放,藉此尋找自由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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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中的集合住宅,逐漸轉變成以飯店管理方式來保持個人的匿名性】

在當代,出走或旅行這件事情與自由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意味著脫離家庭束縛、工作壓力、人際關係的牽絆及父母長官的要求等等外在的期待框架,讓人得以想像在異地與陌生人的新關係中重獲自由,從而自在地做回自己。在異地體驗自由的這件事情本身,就已透露出:我們在實際的生活經驗中常常感受到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間存在一個相互抗衡的關係,並在當中感到苦悶與鬱卒,因此需要透過暫時的抽離原有的時空才能體會自由。

當這種模式擴及到有關「家/鄰里」的想像與實踐時,它一方面反映出人們對公私領域的清楚劃分,試圖力挽狂瀾地保留一塊自由之地給自我,讓受壓抑的真實自我能夠在家內無拘束地放鬆與表現。另一方面這卻也同時實踐了自我與社會的疏離,因為人們不再能普遍信任鄰里鄉親而自在地與其互動。一個看似控制風險以降低不確定性的作法,在同時卻也提高了人際的不信任感。總之,大都會裡越來越私人化的生活品味及心理素質在自我與外在間劃出一條界線,這有如兩面刃一般,一不小心就會讓人從信任及隱私的一方滑溜到孤單與疏離的另一方。

(三)在討論到當代社會中個人與社會間有某種無法穿透的隔閡的感受時,不可避免地得提到個人主義化的現象。畢竟在高度分化的社會中,人越來越返回自身去思考行動的動機、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以反思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

有趣的是,在這種反思中,不可避免地拉開了自身與我們所進行反思的對象間的距離,從而保持自我有一種質疑或者反抗的可能性,或也可能轉化為一種不被理解的苦悶。在親子、師生、夫妻、同事、同學的各種人際應對進退中,我們都可能出現過和這些親近的人之間格格不入的感受,在那當下,我們十分在意傾聽自己內在聲音的顫動,「做自我」的吶喊聲特別鏗鏘有力,甚至讓人願意為此付出生命。

多年前,兩位北一女資優生結伴到宜蘭一間旅館燒炭自殺,她們所留下的遺言充份表現出這種個人主義特徵。其內容是這樣的:「親愛的家人:當你們讀到這封信時,請不要為我們難過,這是經過長時間考慮之後的抉擇。我們拋棄了所擁有的一切的原因很難解釋,以下不精確的言詞,希望你們能稍微了解。當人是很辛苦的,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這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每日在生活上,都覺得不容易,而經常陷入無法自拔的自暴自棄的境地。我們的生命是這麼地微不足道,在世界上消失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是在平靜而安詳的心情下,完成了最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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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兩位北一女學生自殺,驚動整個台灣社會】

正因為看到了現代社會裡那種內心自我與現實「社會本質」之間的距離無法在當代強調個人主義反思行動的思潮下被弭平,故猶太裔英國/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Nobert Elias)說道:「感覺自身的『內在』和『在那兒的外在』世界之間有一道相隔的牆,這種情緒是真實的;另一方面也要洞察到,這種情緒絕非打一開始便存在的,但要將兩個洞察相連起來絕非易事。……,它其實是自身的、也是由社會所建構出的隔離行動具象化(Verdinglichung)後的結果。」

(四)最後,我們還可以從意義的剩餘(surplus of meaning)及意義的不足來考察自我與社會的斷裂關係。我們發現,現代社會之高度分化及個體化意味著:垂直式的社會區分已轉為水平式的差異,而彼此存在差異、但相互平等就是這種社會的理想情況。基本上,這種社會結構的轉換牽涉到意義的釋放及選擇的多元化,這雖然不是「只要我喜歡,什麼都可以」,但原則上充滿各式各樣合法及合理的行動選擇及意義。

弔詭的是:一方面,我們活在一個強調創造自己生命意義及自我選擇的時代裡,但另一方面,現代社會裡卻又瀰漫著前所未有的無意義感及失落感,找不到生命的方向。於是,坊間充斥教導人們如何做自己的勵志書,熱銷不減。現在,選擇變成為一個問題。就好樣電視頻道從以前的無線三台擴增到現在的兩百多台,觀眾們雖手握遙控器,彷彿可以自行做出選擇,但卻常常上上下下地按鈕而仍找不到適合自己的節目。德國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曾說:個體性是一種「不滿足感」,當個體在反思行動及自我規定生命意義的過程中將自己拋擲到更新及創新的齒輪中,在意義多元化中尋找獨特意義時,不免會體驗到內在自我與外在社會間的阻隔,以及獨特意義的不足。這個不足推動了社會的創新,也造成了原始的自我與社會間的緊張關係。

面對孤單,社會學的藥單是什麼?

乍看之下,社會學內部對於同一事件的解釋確實有好多不同的說法。但這並不表示它們彼此間必定就互相衝突,因為它們或許都各自看到了該社會事件中的某些真相。此外,我們也可發現這些說法也並非都完全不能跟台灣現況相呼應。因此一旦我們能將這些觀察整合在一起,則對該事件的具體解決之道或許也就昭然若揭了。

譬如在面對現代社會的孤單感這種生存境況時,我們會自問:社會學能提供什麼解決之道呢?或者社會學有觀察到社會及個人如何因應這種狀況嗎?我們可以想像,若是從工業化的角度著手,則改善勞動環境及條件以使其更人性化,會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若從城市化的面向來思考,則需對城市建築的規劃有所反思,以減緩人際的疏離,而這不僅牽涉到住宅及其週邊環境的整體規劃,也包括對公共空間的重新配置。

雖然台灣常被西方視為處於個人主義化程度較低、較重視家庭情感凝聚與團結的文化圈之內,但是根據中研院社會變遷小組2012年出版的調查,顯示現代的年輕人早已從重視團體價值轉向認同展現個性、自我舒適生活及美學品味――「表現自我及作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成為青年族群最重視的價值取向。此外,我們也看到傳統家庭的道德規範性也漸漸式微,轉向較平等的相互支持情感單位。無疑這種個人主義化的傾向,讓人有更多的反思行動與可能性,連帶地卻也可能讓人更加察覺或質問自我與外在社會間的落差。當然,自殺是面對這種落差的可能解決方法之一,甚至以傷害不特定人士來荒謬地掩蓋自身孤單感也是一種解決方式,但這些都不是大家所樂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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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社會學的理論概念中,得到什麼現代社會問題的解藥嗎?】

或許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界限的態度」(limit-attitude)可以被拿來當作藥方。因為抱持這樣一種態度,是想透過逾越社會習以為常的界限來探問現況,進而去思考不同於現況的其他生活可能性,以求或許能夠為這種苦悶找到一條出路。或也有人隱然察覺到,這種思路有其弔詭之處,因它一方面試圖解決反思行動可能帶來的孤單感以及意義不足的徬徨,另一方面卻又鼓勵人以更具批判及反思的態度來擺脫這樣的困境。換句話說,個體化真是讓我們愛恨交加。然而,我們已無法回到過去的「美好時光」,每一個被推上現代舞台的人,雖都感受現代的苦,但也只能從現代所提供的可能性裡去摸索解答,並相信這蜿蜒曲折的探索是一趟希望之旅。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確信的是,社會學家在這條路上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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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一份關於文明的記載,不同時也是關於野蠻主義的記載。正如那樣的一份記載並無法免於野蠻主義,野蠻主義也玷染了這份記載從一位主子手中到下一位主子的傳遞方式。一位歷史物質論者因而必須要遠離[對文明的歌功頌德],離得越遠越好….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了我們,我們所身在其中的「緊急狀況」並非例外,而是規則。我們必須獲致一種符合此洞見的歷史概念。—Walter Benjamin

我常問我自己,不管機率多麼微乎其微,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原住民社群中出現了極端份子炸掉了總統府,或者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的「恐怖組織」炸掉了中南海,身為一位研究宗教與族群多元主義的人類學者,我,該怎麼回應?我的立場會是什麼?

其實,「立場」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立場」是一種觀看的位置。我所採取的立場,只是一種學術倫理的選擇: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且任何知識必然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Haraway 1998: 193)。我的回答,會與我對「巴勒斯坦戰爭」以及「伊斯蘭國」ISIS之獨立戰爭的評論,如出一轍, 即便他們在由西方主導的現代戰爭話術中,不斷被降級、被去正當性,被化約為僅僅是文明不足造成的「衝突」或「恐怖主義」。我想提供「另類的」(alternative)的「觀看」這些暴力的方式,並探討這些暴力在台灣觀眾面前如何被用迥異的「立場」呈現、誇大或省略,掩蓋了權力不平等的國際結構,並抹去了被壓迫者的歷史。

現代戰爭的話術:對待以色列與ISIS的雙重標準

今年七月詭譎多變的印尼總統大選後,我在泗水一間旅店看Al Jazeera新聞台,得知以色列在兩個星期內第三度攻擊醫院。八月,我搬到高雄,一邊打理新家與新研究室,卻發現自己不斷被電視新聞裏頭的標語搞得相當厭煩。厭煩什麼呢?台灣新聞已經開始學美國主流媒體,說伊斯蘭國ISIS「種族屠殺」雅茲迪Yazidi族。

短短數天內,一樁ISIS對Yazidi的「種族屠殺」已經被輕易地確認。但就在不遠處的巴勒斯坦,居民早已被系統性「種族屠殺」了六十八年,我們卻鮮少聽到西方主流媒體急切地吶喊:「種族屠殺」。同樣是令人髮指的屠殺事件,兩者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媒體待遇。儘管人民不斷發出令當權者感到尖銳刺耳的聲音,連倫敦的正統猶太教教士都也站出來譴責以色列,主流論述框架仍是不為所動。一直到社會媒體竄流,世界公民譴責以色列的聲浪高漲,歐巴馬才勉強站出來說這是一場人道危機,說巴勒斯坦平民所受到的傷害,是一樁「悲劇」(tragedy)。但這好像在說加薩衝突是一場莎士比亞舞台劇,而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相較於這被完全脫罪的「悲劇」,歐巴馬篤定地說,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是「不容寬恕」(inexcusable)的戰爭導因。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哈馬斯的錯。

為什麼這兩種「種族屠殺」,有這麼大的差別待遇?只是因為一個是高科技的無差別屠殺(轟炸,受害者四肢斷掉不一定會死),一個是仿中世紀刑罰的特定屠殺(殺人者特別將謀殺過程拍下來放上網路)嗎?只因為一個是乾淨不沾手的謀殺,一個是劊子手特寫的獵頭儀式

倫敦的猶太教教士都紛紛站出來譴責以色列,舉牌子宣示「以色列=對加薩的大屠殺」、「以色列才是中東亂源」

這又是一個利用他人的野蠻來成就自己的文明,並心安理得地指責他人野蠻的故事。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光是1967-1991年間金援以色列的金額就高770億美元(有一說是15160億美元),當時已經吃不消,才有了1993年的「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但極右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仍在壯大,90年代的猶太屯墾區不斷擴大,前以色列總理夏隆甚至在2001年8月27日,粗暴地動用美援軍機暗殺正在辦公室講電話的Abu Ali Mustafa(當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中的佼佼者),轟炸造成附近五百人死亡,引起世界譁然。美國副總統Cheney卻說,以色列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

前衛報記者Greenwald在2014年四月公開聲明他對最新史諾登檔案(2013年4月12日)的分析: 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部門不但共享「密碼分析(cryptanalysis)」的夥伴關係,以色列還能夠直接使用最高美軍科技與貯存在中東地區的幾百萬美元的緊急資金。 2006年巴勒斯坦民主選舉勝選的準執政黨哈馬斯,由於其拒絕以色列在其國土上的強制殖民,因而被西方各國列入「恐怖份子」名單,而巴勒斯坦的兩個地區也由聯合國決議由兩個政黨來統治,繼續被分化、監控,與挑撥離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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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巴勒斯坦領土。白色:以色列領土。

以色列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原有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且建立無數的高牆,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動、物資配額與就業方式。歷年來超過五百萬人被迫流亡,失去生命主權,只要抗議還手、丟石頭,「不聽以色列的吩咐」,就立刻被回炸地稀哩巴爛。可是西方主流媒體並不認為這是「恐怖主義」。

相反地,挑戰無能的伊拉克Maliki政權、以「伊斯蘭國」為號召的ISIS,刻意地在網路媒體上公開「亮相」、用公開殺人影像等極為煽動性的手法「宣告世人」自己的能耐,透過恐嚇與殺戮來強化權力,並試圖想以小攻大、虛張聲勢。而這絕對不配被稱為是「獨立戰爭」,而是立刻可以清楚指認的,最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主義」。

在主流報導中,歐美是人類文明的代表,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而中東是永恆的挫折之地,有穆斯林「恐怖組織」與對少數民族的「種族屠殺」。新聞就跟好萊塢的劇情一樣,西方是救世主,中東是壞人。華盛頓當局當然會擔心,美國扶植的民主政權一下子就敗得一塌糊塗,伊拉克儼然分裂成三個國家,表示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失敗,納稅人買單的軍火錢有去無回。所以報導要強調極端分子的野蠻,因為他們越顯得野蠻,就顯得西方在中東的介入越是合理。如此倒果為因的報導模式,也已然是今日主流西方美體的常態。主流媒體並不討論西方殖民後埋下的惡果,也不在乎主流穆斯林信奉的是可蘭經中「宗教信仰不可強 迫」的條文,而非其相反。右流西方媒體更不會想了解:正是厭惡西方的長年支配與伊拉克的衰敗,民間才會興起極端組織來挑戰失敗的西方扶植政權。在西方主流媒體中,Yazidi人被種族屠殺事件,就像一部好萊塢動作片,好人壞人,清清楚楚。

但試問,恐嚇、殺人與佔領,哪一項以色列軍隊沒有做過?又試問,有什麼歐美發動的戰爭不是濫殺平民、殃及無辜的「恐怖攻擊」?是納粹集中營,廣島原子彈,還是橫掃巴基斯坦邊界的無人操控轟炸機?是美軍以比賽殺人強姦民女為樂的越戰,還是法軍苦刑虐囚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或者容我這麼問: 為什麼有的人的戰爭是「為自由而戰」,有的人的戰爭卻是「恐怖主義」?為什麼一邊就是堂而皇之的「以色列士兵」(或「中國鎮暴警察」)、一邊就是野蠻兇惡的「好戰份子」(或維吾爾族「暴徒」)?

若主流媒體與相信主流媒體的人們,從來不試著轉換立場、並從被屈從者角度來看待事情,巴勒斯坦當然也永遠只是「加薩衝突」,而不是「以色列問題」。如果新聞報導的預設,一開始就認定問題全出在「伊斯蘭恐怖組織」,而不是去深入探討,該組織的出現是一個果,而不是一個因。如果新聞報導未曾了解美國-Maliki政權的失敗與其宗派主義的極端政治化政策,以及英國法國殖民伊拉克與敘利亞種下的遺毒,那麼Yazidi族人面臨的困境就當然就只是被抹去歷史性(dehistoricized)的「恐怖主義」、與一群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的暴徒造成的「人道危機」,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初英法委任統治期間加深的族群對立,一直到整個伊拉克從2003年美國入侵、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國族邊界就急速潰散的問題。

 

◎ 伊拉克二十世紀史快轉: 英法美的殖民地

雅茲迪(Yazidi或Yezidi)人是誰?新聞報導只會說他們是「最古老的民族」,暗示他們「最值得保護」,卻不說他們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如何?在歷史中的地位如何?更沒有提到,在伊拉克建國的歷史中,Yazidi人佔有特殊的地位。換言之,西方媒體只塑造了Yazidi受害者的形象,以救世主之姿再度合法化西方政府在中東的暴行,卻殊不知Yazidi是一個敢愛敢恨的族群,而且有強制族內婚與honor killing父權習俗(存在於印度、中東與非洲特定地區,由父兄殺死不貞女兒以保住家族榮譽的「文化」習俗。關於此習俗之盛行程度,學者仍有爭議,卻常被西方渲染並武斷地咬定其為「伊斯蘭」習俗)。

大部分伊拉克境內的Yazidi人自從12世紀以來,就住在 Sinjar山區,他們大部分自認為是族群上的Kurd庫德人與宗教上的Yazidi人,也曾被海珊技術性封他們為「阿拉伯人」,以分化庫德族獨立運動。不同於Sunni Kurds, Yazidi有自己的混合宗教,吸收了蘇菲主義、希臘正教、猶太教、祆教等各種元素。他們的信仰神秘隱晦而社群相對孤立,而他們的政治社會組織則是類似氏族神權治的,神職人員與一般人有階層之別,時有政治動員能力。自16世紀以來,很多Yazidi人已經改信伊斯蘭,也有一些改信「敘利亞東正教」。19世紀初,半獨立Sunni庫德王國曾侵略Yazidi地區,戰亂不斷,直到被鄂圖曼帝國「平亂」為止。19世紀下半葉是Ottoman搞現代化中央集權與泛伊斯蘭主義、提升帝國凝聚力、好與西方強權對抗的年代。在Mosul省份帝國增強了社會控制,而傲骨的Yazidi人則開始與「政府」為敵(政府除了會收稅與徵兵,還能給他們什麼?),因此鄂圖曼帝國在1895 年再度試圖逼Yazidi人改信伊斯蘭,否則無法相信他們可以真正效忠,但結果不彰。很快地帝國又准許Yazidi人恢復自己的信仰與社群,並受到帝國的認可與保護。只是在這過程中,市場經濟也逐漸侵蝕Yazidi土地。當城鎮的穆斯林庫德人與基督徒逐漸變成帝國精英與富商,Yazidi庫德人則更加邊緣化。

英國與法國殖民者計劃的瓜分。Yazidi人分佈在黃色、褐色區塊之間。

英法在一戰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謀劃要如何瓜分Ottoman Empire。他們非但沒有遵守當初「攻打鄂圖曼,就讓你們阿拉伯人獨立」的諾言,反而是自我「委任統治」中東,並開始引進可以代表英國利益的猶太人,想要未來透過擔任居中調節「族群衝突」的角色而獲利。阿拉伯人發現自己被歐洲人誑騙,憤怒之餘暴動,卻慘遭鎮壓,最後歐洲人以君主立憲+委任統治,草草了事。

1920~1932英國「委任統治」期間,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急速轉變。英國將帝國舊三省巴格達、巴斯拉與Mosul合併,根據女情報員 Gertrude Bell建議而「發明」出一個「無論如何無法長期支撐」的「伊拉克」這個新興國家,採取君主立憲制 (1921-1958),作為當初幫英國軍隊攻打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貴族的「犒賞」。以往多元族群帝國的統治下,雖然有如同中世紀阿拉伯歷史學者Ibn Khaldun(有學者認 為是比孟德斯鳩還要古老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所描繪的城市定居者與沙漠遊牧者之間的永恆嫌隙,但這三省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城邦自治區與相對自主的遊牧部落社會所構成的社群星團,穆斯林、庫德族、Jacobite基督徒、Armenian一直到十八世紀都可以彼此改信與融合,城市中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混居也是常態,族群的邊界是流動的。英國人為了收編統治突破效忠舊帝國的巴格達統治精英,又害怕都市穆斯林鼓吹獨立,因此提升部落主義,提倡族群分化(“balanced opposition“) 好讓他們彼此牽制、無法獨立,將原本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進行的「去部落化」政策反其道而行,逐漸把許多部落領袖、宗教導師一個個變成了伊拉克 國會議員或有錢有勢的大地主,而「部落認同」也逐漸變成超地域的「族群認同」。一直要到1958年,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再也無法忍受這些南部主導的、靠英國人撐腰坐大的伊斯蘭教長的反動勢力,才有了革命爆發。但英法統治者為了爭奪利益使得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的族群衝突增加,卻是一個新聞報導從來 不提的歷史事實。

英法在瓜分舊帝國時,把舊三省合併割給英國、把敘利亞勢力削弱分割成「黎巴嫩」、「巴勒斯坦」與「約旦」,然後把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的國土邊界畫在庫德族人與亞述族人等少數族群集中的土地上。由於Sinjar山區就是伊土敘三國的邊界,法國人想要擴展自己在Sinjar山區的勢力,好增強自己在敘利亞委任統治的影響力,所以一直到離開敘利亞以前(1946),都不時增加了Yazidi地區的不穩定性。

拉攏少數族群用來對付其他本土族群,是殖民者常用的伎倆,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也讓少數族群飽受災難。比如當越戰結束,美國撤軍後,幫美軍打游擊戰打了十五年 的高地Hmong族人,立刻就受到越共當局將其「滅族」的待遇。Armenian在土耳其慘遭大屠殺,其實也與主流社會對於他們「不願意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是歐洲人的走狗」的不信任態度,有深遠鉤掛。

1934 伊拉克國力式微,國家軍隊尚未鞏固,必須徵兵,並確定所有少數民族對國家的忠誠。「第一支國家軍隊」對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統一象徵,少數族群不斷從邊界外流,以逃避兵役。1935-1940 Yazidi人拒絕伊拉克政府徵兵,開始攻擊政府官員。法國人暗中簇擁Yazidi叛亂,造成動亂擴大,弄巧成拙導致Yazidi難民人數增加。伊拉克開始怪罪當時委任統治敘利亞的法國當局、並視Yazidi族人為不可信任的「伊拉克的叛徒」。Yazidi區域也就成了伊拉克阿拉伯穆斯林國族主義的一塊鐵板。

如同東南亞Zomia高地的人們總是在歷史中試圖逃離現代國家的控管、並以自治自主為核心文化價值(Scott 2005),Yazidi一直是伊拉克國族主義無法深耕的地方。他們住的地方某一天被歐洲人劃入了伊拉克國土內,根本不是出於他們自願。Yazidi 一直是邊境土地(borderland)上的、難以馴服的一群高地人群,而英國委任統治,與法國人爭奪Sinjar的地盤,更加深了Yazidi地區難以管理的特質與Yazidi人與平地/都市/穆斯林的對立。

Gertrude Bell,英國女情報員。據說就是她「發明」了「伊拉克」。阿拉伯人尊稱她為"Al Khatun"「受尊敬的女性」,甚至有美國人戲稱她才是「第一位伊拉克國民」。她在阿拉伯人之中吃得很開,並確立了新的伊拉克君主會效忠英國。

1945-1947 英國人重新佔領伊拉克,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73。1958革命爆發,推翻君主立憲,伊拉克共和國成立。1968 Ba’ath政黨掌權,海姍於1979年實質掌權。1973 OPEC石油輸出國終於從原本在中東地區壟斷石油買賣的英美荷等國的國際石油公司手中奪回石油價格決定權,因此1967第四次以阿戰爭與之後的石油危機其實也能說是阿拉伯諸國欲擺脫歐美統治者長期霸凌的「獨立戰爭」

1979-1980 -1982伊朗伊斯蘭革命與兩伊戰爭,因本文篇幅已經很長,無法簡述(伊斯蘭革命後動盪的伊朗,與海珊想藉機擴張伊拉克版圖有直接關係,伊朗革命成功對於伊拉克什葉派認同的復興有激化作用)。1981 以色列攻擊伊拉克,並炸毀一核武基地,導致大量輻射外洩。1984 美國供應武器給伊拉克,並在1986將伊拉克視為同盟,是美蘇對峙的一環。1990 伊拉克債務累累,試圖以侵占(曾被英國人佔領了更久的)科威特獲取石油與貿易港口,由於冷戰乍看之下就要瓦解,歐美與蘇聯紛紛反對。聯合國要求伊拉克撤軍, 伊拉克說,如果以色列可以無視聯合國決議,繼續佔領巴勒斯坦,聯合國憑什麼要求伊拉克?想要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就先讓以色列先從巴勒斯坦撤軍。結果換來波斯灣戰爭 。十萬伊拉克軍面對八十四萬聯合國部隊(一半以上都是美軍),你說結果如何?

然而就是波斯灣戰爭,讓賓拉登踏上「恐怖主義」的道路。沙烏地阿拉伯對美軍友好,甚至大開門戶,讓美軍與聯軍進駐阿拉伯,好攻擊伊拉克。賓拉登因為抨擊沙烏地政府而被放逐流亡,開始與其他冷戰時期就反對歐美霸權的組織結盟。賓拉登在1998「國際伊斯蘭聖戰陣線」成立後,解釋了他「恐怖攻擊」構思,他說他是受到美國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彈的啓發。

現在的ISIS過去是Al-Qaeda的一部份,其橫掃伊拉克敘利亞邊境,其實不足為奇,因為「伊斯蘭國」誕生的背景,正是伊拉克的窮途末境,北部荒廢的二十年。2014年美國的軍火在敘利亞被ISIS奪走,與1982年阿富汗的塔利班興起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當初為了防堵蘇聯,給塔利班很多武器,雷根總統甚至讚譽塔利班為「阿富汗自由戰士」。)美國輸入中東特多的軍火,外商只在乎石油,伊拉克北部到處是沒有水、沒有電,薪水一直延遲給付,石油的收入(17%)沒有回饋到當地,區域政府與中央政府互相怪罪踢皮球的鬼地方。就好像滿清末年太平天國裡頭參與的份子並非都是神經病,一開始跟從「伊斯蘭國」的很多人並不是宗教狂熱分子,而是在原有社會情境中,已經失去了身為人類的尊嚴,沒有工作,沒有人生,沒有發言的權利。有些民眾甚至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一場伊拉克復興的革命。他們對於現行的伊拉克政權失望透頂,而且根本不認為這個美國扶植的政權有任何的正當性。一位庫德斯坦地區人民說,政客只會忙著蓋百貨公司、非法買賣石油然後去蓋豪宅跟塞滿自己的銀行戶頭,根本沒有人在發展國防。

2014/8/13 勢力範圍圖。Sinjar山區是遭ISIS攻擊的關鍵地緣政治區域。

在這種合法性危機的時刻,出現了ISIS。他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只是曇花一現,結論是和平抗爭沒有用。要極端勒緊控制,要上國際媒體頭條,要嚇得敵人魂飛魄散。這讓某些北部居民,想起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而對ISIS而言,這是一場「遜尼伊斯蘭國」的獨立戰爭。

不要說是全球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伊拉克人自己也嚇得半死,一位Kurdistan區域的老商家就說:

這是哪來的自稱穆斯林的惡徒?誰會這樣殺戮、強姦又摧毀宗教聖地?哎,這些人不是穆斯林,我甚至認為他們根本不是人類。

然而這些人,就是誕生於伊拉克邊境與北部長期所處在的「非人」環境之中。從Yazidi所居住的區域來看,控制那個區域,就是控制與敘利亞邊界的樞紐,而Yazidi作為「伊拉克國族的叛徒」之歷史幽靈,也再一次被召喚並幻化成「伊斯蘭國的敵人」。

 

平行宇宙就在世界之中

一直以來,命名絕非反映現實。命名是創造現實。命名是政治。命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觀看的角度,預設了「可見的」的內容。在此觀看框架外的敘述內容,都將自動隱形。美國與台灣的主流媒體,不會形容這個「加薩衝突」為

緊急狀態!猶太復國主義好戰份子對巴勒斯坦的再次密集種族屠殺,美國應該要部署軍隊並向聯合國請求支援,因為猶太復國主義好戰份子已造成了第三級人道危機,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之一命在旦夕,刻不容緩。

這段話聽起來,只能是在平行宇宙或alternative history 小說才會有的情節。不過,其實這個平行宇宙離我們很近,它就在印尼。

印尼穆斯林普遍強烈同情巴勒斯坦,每年每月都有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的遊行活動。大部份的報紙絕對不會使用「伊斯蘭好戰份子」、「哈馬斯是恐怖份子」這樣的預設。對以色列態度最強硬的報紙Republika就時常使用「猶太復國主義國」(Negara Zionis)來稱呼「以色列」。甚至,當印尼官方穆斯林組織與主流穆斯林團體都紛紛譴責ISIS對少數族群的屠殺行為之時,還是有報導會將「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稱為帶有正面意涵的、為了建國與保衛主權的「奮鬥」(perjuangan)。國立伊斯蘭大學(UIN)萬隆分校的校長Deddy Ismatullah就說:「很確定美國與以色列是恐怖主義組織,但還不確定(belum tentu) ISIS 就是恐怖組織」。為什麼呢?因為對他來說,關於美國與以色列的研究已經相當透徹,可以確定兩者都有「濫殺平民」、「長期限制中東人民」等等行徑,但是對於「伊斯蘭國」的研究,卻還正在起步之中,因此沒有來龍去脈,他不敢斷言。

西方媒體只要兩三天的時間就可以判定哪些中東團體是「恐怖組織」,什麼是「種族屠殺」,但是花了六十八年的時間,卻無法看見最大的「恐怖組織」與最長時期的「種族屠殺」。

 

◎ 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當電視新聞又在報導非洲與中東的「戰亂」或「衝突」,而不是「歐美長期以來造成的人道危機」時,讓我們先停下來。講求快速更新簡短聳動,內建性地缺乏百年歷史縱深的新聞報導,有沒有提到,歐美殖民者瓜分中東並將諸國邊界刻意設定為多族群彼此牽制、維護歐美販賣武器與購買石油的威權政體、聯手屠殺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並造成幾百萬難民後,當地人「獨立戰爭」的模式,往往只剩下鋌而走險的「恐怖主義」?新聞是不是預設了、複製了這些是「原始的、不理性的、阿拉伯人的種族劣根性」造成的無止盡「衝突」的概念,再度重申這些只是「文明衝突」、是聖經裡面有預言過的「幾千年來的戰爭」。新聞是不是又一次粗糙地說,這只是亙古以來的「在地衝突」,而非跨越歐亞非的「後殖民戰爭」?

本文的目的,就是質疑「恐怖主義」的定義權。希望讀者,都能盡可能張開雙眼,看到許多「看不見的恐怖攻擊」。比如:

歷史文盲的攻擊

歷史文盲,通常跟文化主義(culturalism)與粗糙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很搭,把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等簡化,忽略了歷史上存在有多種遜尼派與什葉派關係的可能。其實一直到二戰以前,阿拉伯世界並非伊斯蘭的中心,因此阿拉伯人之間跨宗派的泛伊斯蘭認同是普遍的,而族群差異的邊界在歐洲人屢敗鄂圖曼之前,也是更為流動的。甚至,「國族主義」思維,也是歐洲人引進的,為的是打倒鄂圖曼帝國,說服阿拉伯人「起義」。

Photo Credit:  Iftikh  CC BY 2.0

民眾呼籲,遜尼與什葉應在此時此刻團結起來。

研究伊拉克遜尼派的學者Fanar Haddad甚至大膽地說:「伊拉克境內的遜尼派作為一種政治認同,在2003以前根本鮮少存在。」這當然是一個可辯論的議題,但重要的是FH提出了六零年代以來,伊拉克國族主義式的思考在政治場域中是根深蒂固的。就算遜尼與什葉有長久的宗派分歧,一直要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才被轉化為俱有潛在政治意涵的宗教認同。 從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經濟制裁後,宗派認同被激化。最嚴重的這次是在2003年之後,破天荒地直接把宗派納入憲法體制裡頭,根據人口數量來做政府任職數量的分配,更加深了宗派sectarian的政治意涵。 一切都在2003年美國入侵後完全改觀。美國扶植的傀儡政府沒有正當性,民心渙散,族群失和,經濟停擺,短短十年就孕育了極端份子發動獨立戰爭,而試圖將中東的主權地圖改變。

伊拉克的「宗派」仇恨不需要那麼深,被海珊政權與美國扶植的政府加深了,而西方媒體每播報一次,它就加深一次。這就好像巴勒斯坦問題是因為當年聯合國偏袒以色列給予建國而造成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才誕生的,而不是「幾千年來皆是如此」。「宗教歧視」與「種族迫害」(美國最近又一位無辜黑人少年慘死在警察手上)確實存在於世界各地,包括歐洲,但「迫害」不是每時每刻都發生,更遑論「屠殺」。每天都存在的,是「壓迫」:經濟的壓迫,政治的壓迫。大規模的暴力,都是有組織的行動(請見「暴動系統」理論),要選在「權力真空」與「民心渙散」時被「政治動員」,並提供激化的「認同框架」,才有能量將「衝突」轉化為「屠殺」。把問題都推給了「文化差異」,完全無法解釋"Why now"的問題。絕大多數宗教人類學者與宗教社會學者拒絕「文明的衝突」理論,正是因為該理論完全忽視每個小區域在地的文化多元性與社會結構、撇開不談促成暴亂形成的特定政治時機與經濟背景、更低估了歐洲殖民中東後加速的族群衝突與固化的族群認同等政治歷史,以及美國的「反恐戰爭」模式已經讓「恐怖主義」不減反增的問題。

我們所看到的「緊急狀態」,不是直截了當地從「文化」蹦出來的魔鬼,而是長期由歐美決定遊戲規則的扭曲中東 ,由長年累月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不平等生存條例」規則慢慢孵育而成的怪獸。

 

◎ 當「和平」只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話術

近幾年來,部分由於社會媒體使訊息更加民主化,資訊流出被層層封鎖的巴勒斯坦,國際間逐漸形成同情,而聯合國秘書長韓國籍的潘基文也跳出來說以色列猛烈攻擊學校、清真寺、住宅區,造成一百八十萬人流離失所,兩千條人命,包括三百多個孩童的生命,根本是「一項罪行」(“a criminal act”) ,就連許多美國人民都已經看不下去了。以色列卻說,他們只是回擊從這些大學校區、醫院、清真寺、住宅區發出來的巴勒斯坦火箭,因此算是「正當防衛」,而這些地方,不是「單純」的學校、宗教場所、醫療場所與住宅區,而是「恐怖攻擊溫床」(terrorist hotspot)。

如果以色列軍隊是「正當防衛」,那為什麼哈馬斯就是「恐怖組織」呢?Hamas在邊境地區理論上都被嚴密監控與限制的情況下,居然可以找到機會與突破點向以色列丟出上百火箭,為的是想要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所造成巴勒斯坦的長期失業、缺水缺電、物資不足、強制徵收土地、生活世界被高牆、軍事哨點、任意搜查、生活物資只能偷偷摸摸地從「恐怖隧道」運入—或總歸一句,為了「捍衛主權」。可是這些武裝行動,卻從來不被美國政府與聯合國承認為「正當防衛」。

被以色列軍隊蹂躪的加薩家園。

有人說,為什麼要哈馬斯從醫院發動攻擊,「害得」醫院被攻擊?

我回答,如果要抵抗以色列,還可以從哪裡發動攻擊?從以色列軍隊嚴格控管的地方嗎?

有人說,哈馬斯不懂得有效地治理國家,只會搞意識形態戰爭。

我回答,在以色列千方百計限制人民行動、就業與獲取物資的情況下,甚至不讓新聞外流「破壞以色列形象」的情況下,到底有哪個政府可以「有效地」治理巴勒斯坦?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有效治理」,可以不同時也是在以色列許可的行動框架內行動?是什麼樣的「有效治理」,不同時也是默許了巴勒斯坦每況愈下的非人道狀態?如果巴勒斯坦作為一新興國族,只是為了減少戰爭發生,為了自保而不在乎作為二等公民,他們早該放棄了。

有人說,不然就讓他們攻擊嗎?以色列當然會想要反擊啊?

我回答,以色列擁有的選擇非常的多。問題只是他們願意不願意。以色列政府平日可以決策的範圍非常地大,他們可以少一點壓迫,少一點屯墾區,少一點任意搜身,少一點斷水斷電,少一點高牆,少一點殘暴。可是哈馬斯擁有的選擇是什麼?巴勒斯坦不是一個自主的「國家」,而是正在被殖民與屠殺的群體、其國族主義與獨立政府之形成在過去六十八年間一直處於在「草創」與「創傷」之間無限迴圈。多少年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物資一切仰賴國際施捨。最近這七年,以色列非法佔領加薩,變本加厲,甚至連居民的卡路里攝取量都控制。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居民人口密集的地方攻擊。

有沒有什麼哈馬斯可以選擇的「和平」策略,是可以讓巴勒斯坦免於繼續成為土地上的二等公民的選擇?過去曾有過相對平靜的日子,那些「被動的和平」,不是已經向哈馬斯證實,「和平」等於「繼續當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嗎?

我被問完後,換我問了:「不承認」以色列政權,有這麼奇怪嗎?

如果我們可以理解某些「恐怖主義」其實是獨立戰爭,是「被殖民者」拒絕「被殖民」,就算殖民者木已成舟全世界都叫你放棄,自己上戰場也是螳螂擋車,這完全不值得同情嗎?希望殖民者歸還自己的土地,不值得同情嗎?東帝汶與印尼軍隊拼命,就算死了將近四分之一人口,也要獨立。今日的加薩,早已不止四分之一遭受到摧殘。為何站在弱勢的那一方如此艱難,而幫著強權說話卻如此吸引人?

權力決定了知識的命名,決定了甚麼行動是戰爭,甚麼行動是恐怖主義。人道救援的文明也是歐洲人殺戮非洲人的文明,而別人的恐怖主義其實就是自己的文明血腥史的開花結果。因此,說別人「恐怖主義」以前,請先翻閱自己偉大文明的血腥歷史。唯有如此,才能夠有真正平等、對等的「和平談判」。

歷史文盲總是讓壓迫者遺忘了將他者陷入萬劫不復的「非人」境遇的過去,然後再讓壓迫者以文明之姿對他者進行拯救。人道救援不該是西方的施捨,頂多只能是帝國主義血跡斑斑的道德贖罪。因為Yazidi族人所面臨的「緊急狀態」–願神眷顧他們–就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六十八年來每日每夜所面對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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