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的性別: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觀點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台灣歷屆總統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2016年1月16日台灣選民以56.1%的比例將選票投給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她即將成為台灣、也是全球華人現代政權裡的第一位女性領導人。選後很多學者從國際局勢、兩岸關係與國族主義、貧富分化、世代政治、太陽花運動,乃至於選舉工程(electoral engineering,泛指選舉組織、議題設定與策略技巧)的方向上討論了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也有不少報導凸顯了新總統的性別,列舉近年來叱吒風雲的女性領袖,強調首次女總統執政的歷史意義。[1]

由於我與幾位合作者已經寫過不少學術與非學術的文章,分析兩岸關係對階級分化的影響、與世代政治方面的討論[2],實在不想炒冷飯或對誰補刀,還是來聊聊這次大選裡,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以及「她」將帶來什麼影響。

 

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

當然,是染色體,主要來自蔡英文的父親。這麼回答也沒錯,但是多年來性別平權的發展應該令我們擺脫生理性別盲點,更關注社會科學的看法。我們談的是誰投票給一位女性候選人,為什麼?在什麼樣的社會,能夠讓女性脫穎而出,獲得至高權力?女性領袖真的會讓政治變得更好嗎?

首先是選民,可能是女性選民決定了領導人的性別。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台灣的女性政治人在國會與各級政府選舉裡,有越來越傑出的表現,而且民進黨的女性政治領袖提名與當選比例相對較高,甚至有較為開放的性別政見,但國民黨(而且多男性候選人)卻始終是多數女性選民的最愛。

台灣女性選民過去是依據什麼因素投票?性別意識或女性主義在政治上重要嗎?不可諱言,台灣的選舉研究長期由男性學者主導。雖然對台灣女性投票傾向的研究最早來自劉義周,是一位男性學者,不過此後的論文幾乎都是女性學者或兩性合作[3],特別是黃秀端與楊婉瑩等女性學者的貢獻。過去研究顯示,女性選民對民進黨造成政治衝突的印象較強,認為國民黨可以帶來政治安定、或是較為平穩的兩岸關係,可能是女性較容易投給國民黨的因素。[4]

蔡英文確實帶來了改變,而且是在她走完最後一哩路之前。在楊婉瑩與林珮婷的系列研究中發現,比較2008年與2012年兩次選舉,國民黨都是同一候選人馬英九,但是2012年民進黨推出女性總統候選人,減少了國民黨在女性選票裡的長期優勢,原來投票傾向偏藍的女選民,少數確實會轉投給女候選人。[5]

(2016台灣總統候選人政黨黨徽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太陽花運動對女性選民可能也有影響。最近,在中研院社會所2015年中國效應調查裡,女性對兩岸關係開放抱持較強的風險意識,相對男性,更反對服貿協議。在2016年總統選舉投票傾向的回答方面,有56.7%表態的受訪者想投給民進黨,與隔年的投票結果極為接近,國民黨失去統計上顯著的性別優勢。不過,這次的橫斷面調查是在2015年的年初執行,2014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回報,國民黨地方首長候選人在女性選民中仍有顯著的相對優勢,因此還需要檢視新的調查資料,才能確認女性選票的流向。[6]

未來的研究可能會顯示,這次台灣民眾不僅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也可能從此翻轉性別投票的長期傾向。這一類「翻轉性別」的趨勢,也曾經出現在其他民主國家:英國的相關研究顯示,1996年以前女性更加支持保守黨(別忘了此前英國的女性領袖),之後女性對保守黨的支持弱化;美國則是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女性長期支持民主黨、較排斥共和黨的發展趨勢。希拉蕊‧柯林頓在2006年民主黨初選敗選,曾被視為美國女性從政者的挫敗[7],此次捲土重來,能否在女性選民支持下保住民主黨政權,必然會是學術與政治熱門話題。

 

女性領袖會出現在那一種國家?

從個體層次來看女性選民的投票行為時,往往會忽略其國際比較的脈絡。絕大多數女性領袖的研究出自民主國家,而世界上的女性領導人,其背後所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就較少學者關注了。

讓我們看看對岸的領導人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目前全都是男性,而地球上絕大多數極權或威體制,包括被人詬病的北韓或有人讚賞的新加坡,清一色都是男性領袖,而且無論他們用什麼神話來包裝自己的權威,多半都是靠爸一族,其權力來自血統繼承。這難道不是一件值得學術關注的事實嗎?

我們對政治領袖,亦即最高行政首長的定義為:總統或總理等實際行政統治職位,所以並不包括英國女皇之類的榮譽職位,但是包括酋長國的領袖。為了釐清女性領袖出現在那一種國家,我與優秀的女同事鄭雁馨、以及無敵的女助理楊芷瑜正在收集整理這方面的文獻與數據。

在女性整體參政權利的衡量與變遷方面,還有較多文獻,大致呈現民主國家越尊重兩性平權、越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家在國會或其他層級選舉的比例[8],但是上述文獻多集中於先進民主國家之比較,針對全球各國女性最高領導人崛起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分析就很少見。由於我們還在收集文獻,如果有關注此一議題的,拜託各位大大跟我分享一下。

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的跨國Panel數據包括了1980~2010年間138國的一些變量與數值,詳情請參考表一。表一第一行顯示,在138國的4278個國家-年度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0.039),也就是30國的167個年度是由女性領袖執政,第二行的女權指數(female empowerment index)則來自最近公布的V-Dem數據庫。[9]表二呈現了簡單相關係數矩陣,顯示女性領袖與下述變量有簡單相關—較高的女權指數、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者、較低的吉尼係數、較高的宗教容忍程度。政治暴力則出現在不民主、低度發展、歧視女性、貧富差距大、宗教容忍度低的國家,表面上看起來與領袖的性別無關。

 

表一 敘述統計

 

 

表二 變數相關係數

表三上的依變量,是當年該國出現女性領導人為1而男性為0,我們已將所有的自變量設為前期(年)的數值,使用隨機與固定效應邏輯迴歸模型,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隨機效應模型包括所有國家,而固定效果模型只會包括那些曾經出現領袖之性別轉換的國家,比較其前期自變量對後期依變量的影響。如表三所示,這兩種模型的迴歸係數方向與顯著程度,相當一致。

有民主才有女性領袖:民主國家才會有女性領袖嗎?幾乎是,如果那些出現女性領袖的國家還被算做威權國家,通常也已經進入民主化的轉型階段,而且至少有競爭性的定期選舉,例如最近緬甸的翁山素姬、或先前菲律賓的柯拉蓉‧艾奎諾。事實上,最近半世紀以來地球上的極權國家(以Polity指數來算,包括中國)從未出現女性領袖、女權指數較高的國家大半都是民主國家、已經容許同志婚姻的19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是極權或威權政體。

與社會經濟條件無直接關係:經濟發展與分配平等能帶來女性領袖嗎?在一般女性參政的跨國比較裡,「現代化理論」仍然有很大的威力。經濟學者的觀點是,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越容易推動女性權利與參政的擴張,反之亦然,兩者與經濟發展是正向循環[10],但是在我們的數據裡,一但控制了女性權益此一中介變量,每人平均GDP的對數就沒有效果了。經濟發展可能透過一些社會機制—主要是女性經濟自主與公共參與,擴展女性公民權,而女性權益擴張可能幫助女性領導人出現,但經濟發展本身顯然不是女性最高領袖出現的先決條件。

此外,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貧富差距可能來自職場的性別歧視或勞動分工的性別隔離,造成兩性工資或收入差異,因此,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通常女性權益越差,但是吉尼係數好像與女性領袖沒什麼直接關聯。而媒體關注的宗教容忍問題,與女性領袖雖然有些正向統計關係但也很薄弱。

在暴力中崛起並且帶來和平?我們的發現裡最有趣的是前一年曾經發生過政治暴力—包括死傷千人以上的內戰、大規模種族或宗教衝突、以及對外戰爭的國家(南蘇丹或少數非洲國家),或是在武裝衝突前線的國家(例如南韓),有較高機率出現女性領袖。婦女選民對和平的渴望可能部分解釋選民的投票傾向,畢竟政治暴力對性別平等有害、而且只有開放選舉的國家才會出現女性領袖。[11]

 

表三,女性領袖掌權並存活的條件,131國1980~2010

註:“+” p<.1, “*” p<.05, “**” p<.01, “***” p<.001.

女性領袖的表現真的有所不同嗎?

既然選民對女性領袖可能有些期待,她們在任期間的表現如何?關於女性領袖是否表現更佳的研究,最早出現在商學方面,是近年來熱門的學術爭論之一。早期的研究認為女性經理人的領導風格與表現確實異於男性,但近來的研究認為這些女性經理人的崛起本身就有「選擇性偏誤」[12],以企業界為例,可能仍是財團家族裡的女性後代,政治人物就是官二代接班,而且越廣泛的數據研究就越傾向男性與女性經理人在領導風格與表現上,沒有任何統計顯著差異。[13]

 

或許由於樣本數量與數據收集的困難,在女性政治領袖方面的研究較為少見。在Fernando Ferreira及Joseph Gyourko(2011)為NBER所寫的報告中,分析了1950~2000年之間,美國575個城市的女市長與其他男性同業之間的表現差異,這些表現的指標包括政府支出、就業情況與犯罪率的變化,而男性或女性執政在上述所有項目上,都沒有統計顯著的差異。作者坦承,城市數據受限於很多政策來自州政府或聯邦,市政府無決策權,因此很難測量其執政表現。無論其政績如何,真正統計上顯著的差異來自女市長的連任機率,要比男市長高出6-7%。兩位作者將這個現象解釋為女市長有更好的政治生存技能,並獲得選民認同。最後,曾有女市長的城市,並不會改變未來女性候選人當選的機率,因此兩位作者認為,女市長在女性政治權力的提升方面沒有作用[14]

然而,在跨國男女領袖的統治績效方面,文獻很少。[15]因此我們自己試算了上述數據,看看女性領袖在任期間的經濟發展、貧富差距有沒有改變。如表四的模型(3)單一變量測試顯示,選出女性領袖執政期間與經濟成長或吉尼係數基本無關,使用更嚴格的因果模型當然更加無關了。

在政治暴力方面,使用簡化的固定效應邏輯迴歸計算模型(6),顯示女性領袖上台前往往是一段政治暴力惡化期間,上台之後僅有限改善。然而,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卻無法估計此一模型,理由是在2006-2010年間,只要有女性領袖的國家都沒有出現政治暴力事件,因此導致了完全線性相關。也就是說,女性領袖與國內與國際關係的和平,可能還是有點關係的。

最後,女性領袖在任期間,女權指數會有顯著提升。這個結果合乎理性預期:既然女性選民投票給女性領袖,女性領袖為女性選民服務爭取支持、並且提升其連任機率,是很合理的結果。不過女權指數這個數值的評估方式,也包括女性的政治參與成分,因此可能引起爭議。另一個未能包括有趣的統計相關,是女性領袖在任期間,同志權益也會有正向變化。不過,由於各類女權指數在各年度的變動都很有限,上述分析若採用更嚴格的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並且加入各種控制變量,統計顯著程度會大幅減弱。

 

表四 各國女性領袖在任期間之影響的估計結果,1980-2010

註:1. “*” p<.05, “**” p<.01, “***” p<.001.
2.模型(6)使用邏輯回歸模型估計。

小結

誰決定了總統的性別?暫時的回答是,時勢造英雌。女性選民的政治覺醒與公共參與會明顯造成政治地震,使與女性競爭的男性候選人喪失優勢。從跨國數據來看,女性領袖只能出現在民主化或女權較受保障的國家,出人意表的是,她們仍可能在嚴重的政治暴力衝突後、或者緊張的國際局勢中獲得權力。

(蔡英文活動照片,來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8%8B%B1%E6%96%87)

她們真的能帶來改變嗎?在經濟成長或分配方面,產業創新與福利國家政策的長期影響,可能要比領袖的性別重要得多。女性領袖與和平的國內或國際關係似乎有關,但很難下結論—曾有少數鐵娘子比男性更好戰。可以期待的是,女性領袖似有顯著較大的機率改善女權,甚至同志的權益。最後,無論其政績如何,她們連任與任滿的機率超過男性,也就是更能獲得選民認同。由於統計只是呈現整體機率趨勢的一種方式,這些結論之外總有偏離的個案。

總之,民主(其前提為國家主權)與女權大致上攜手並進,擴大了女性公民的政治參與,這是女性領袖存亡的前提。選得出一位女總統,這是台灣民主運動與婦女運動的共同成就,台灣人可引以為傲。至於新總統是否能在經濟發展與分配正義有所突破,跟個人性別實在沒什麼關係,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最後,由於各國的女性領袖極有可能會帶來女權的進展,作為當今全球霸權的美國若能選出一位女性領袖,也算是全球政治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們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星球上,其中某些國家的小女孩選擇去上學,可能會遭到暴力攻擊而喪命,替婦女爭取權益的律師或NGO人士,其中多半是女性,也可能會被控陰謀顛覆國家安全而身陷囹圄。對於像我這樣有兩個女兒的父親來說,她們值得一個更好的未來。看來,總統的性別還是件重要的事。

 

[1]有關討論請參考楊芬瑩(2016)女總統之後的性別平權,報導者網頁: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6election-female-power,當代女性領袖的數據: http://www.guide2womenleaders.com/Current-Women-Leaders.htm ,從古到今的女性統治者請見: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801534.html

[2]例如林宗弘、胡克威,2011,〈愛恨ECFA:兩岸貿易與台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49(3): 95-134。林宗弘,2013,〈失落的年代:台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人文與社會研究集刊》25(4): 689-734。林宗弘,2015,〈再探台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2): 395~436。

[3]劉義周,1994,〈政治態度的性別差異:男女有別或男女不平等?〉。《

政治學報》23:133-162。黃秀端,1996〈台灣婦女近十年來政治態度之變遷,1983-1992〉。《問題與研究》35(10)。黃秀端,1996〈政治知識之認知與性別差異〉。《東吳政治學報》5: 27-50。

[4]楊婉瑩、劉嘉薇,2009,〈探討統獨態度的性別差異:和平戰爭與發展利益的觀點〉。《選舉研究》16(1): 37-66。

[5]參見楊婉瑩、林珮婷,2013,〈她們改投給蔡英文嗎?2008~2012年總統大選性別差距的變動〉。《選舉研究》20(2):37-71。楊婉瑩、林珮婷,2010,〈她們為什麼投給馬英九?探討2008年總統大選的性別差距〉。《選舉研究》17(1): 91-128。

[6]Ho, Mingsho and Thunghong Lin, 2016, “The Power of Sunflower: The Origin and the Impact of Taiwan’s Protest against Free Trade with China,” Working Paper.

[7]Carroll, Susan J. and Richard L. Fox, eds., 2014, Gender and Elections: Shap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例如李冠成、楊婉瑩,2013,〈性別相關制度與政策對於兩性政治涉入的效果:33個民主國家的經驗研究〉。《問題與研究》52(4): 33-69。

[9]數據來源:https://v-dem.net/en/

[10]Doepke, Matthias, Michèle Tertilt and Alessandra Voena, 2012,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Women’s Right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4: 339-372. DOI: 10.1146/annurev-economics-061109-080201.

[11]當然也有一些碰巧的案例,見Casas-Arce, Pablo and Albert Saiz, 2011, “Women and Power: Unwilling, Ineffective, or Held Back?”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645,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812530 (Date visited: February 4, 2016).

[12]Eagly, Alice H. and Linda L. Carli, 2007, Through the labyrinth: the truth about how women become leader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3]Andersen, Jon Aarum and Per H. Hansson, 2011, “At the end of the road? On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 leadership behavior.”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32(5): 428-441.

[14]已出版的版本為Ferreira, Fernando and Joseph Gyourko, 2014, “Does gender matter for political leadership? The case of US mayo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12: 24–39. doi:10.1016/j.jpubeco.2014.01.006.

[15]關於全球選民態度的調查,請參考: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01/14/chapter-2-what-makes-a-good-leader-and-does-gender-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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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子口社會學 祝大家新年快樂

 

(由編輯助理power point軟體設計,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是除夕夜,

迎接農曆新的一年,

巷子口社會學在此,

祝大家

新年快樂

猴年 猴你旺

巷子口社會學編輯助理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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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剝削體制的省思 —教育改革芻議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副教授 劉大和

 

現行教育的二次剝削:

這些年來,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以社會平等的角度來討論教育體制,許多的制度設計也朝這個方向走。本文也接續這樣的取向,但卻與現有的一些觀點不同,主要的原因是現有的教育制度之設計,產生許多社會學所謂的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以現有大學普及化來說,讓每個學子都可以念大學立意是良善的,但目前許多大學文憑不再吃香,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普遍低落,寄望於學歷翻身的期待落空,許多大學畢業生背負學貸,又不比父執輩當年的薪水高。再者,多念書了幾年,就少賺了幾年,一來一往,事業晚成,在一般人生規劃考量之下,適婚年齡不斷延後,也可能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國家與個人皆有所重大損失。[1]

但在人人可念大學的條件下,念大學卻又成為一種必然的驅力,但念完大學卻又先背債務,後又無相對應的薪資成長,這樣的現象尤其是在中後段大學中,出身於中下階層的學生為然,這乃我所說的「對中下階層的二次剝削」。他們不僅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一般職場上遭到剝削,也在長期的教育年限中繳出不小的學費與時間,卻無相對應的報酬。

Degrees of debt  學代壓力重幾何 2013-07-09

(http://chuansong.me/n/104567)

對策:

然則,本文並不認為因此要縮減大學數目,而是要提供得以縮減大學前的學習年限的機會,讓學生得以壓縮學習時間,得以盡早完成大學學業,進入職場奮鬥。具體的辦法,一、短期內作法,各大學以科系為運作單位,提供高中生提早一至兩年入學的機會,在畢業時學力不打折的前提下,收取符合該科系基礎知識條件的高中生,進入大學就讀。讓學生最快可以在二十歲便完成大學學業。二、長期的做法,調整大學前的學制為五五學制,小學五年,中學五年[2],教授課程重整,避免不必要的重複,中學四年級以後,加開選修科目,以便讓學生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這麼做的幾項重要理由如後,首先是人類的教育體制,並非真有一個不可改變的階段年限,台灣這套6334體制僅是許多體制中的一種,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們可以想像這並不是最佳的安排。舉個例子來對照,早期許多美國人從高中畢業就成家立系,因此高中的教育自然變得很重要。長期以來,新加坡的大學生比例一向不高[3]。法國的教育體制中的階段年限一向有自己的傳統,在此就不多加詳述。我相信許多大學老師大概都可以感覺到,台灣的大學生在大學前念書的時間可能太長也太努力了,許多人在念大學時提不起學習的熱忱[4]。因此,這樣的制度至少可以縮短學生的學習年限。

其次,念大學是人的權利,有這樣的資源,人們就會想要完成大學學業,所以,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考量人們的集體心理(人人想念大學)之後,我們可以讓人們較早完成大學學業,而不是取消這樣的機會。

第三、這些年有人一直提議恢復傳統技職教育的重要性,像是鼓勵學生念完技職就好,不用人人念大學等等論述,以解決所謂缺工與失業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回到教改以前的大學窄門狀況,那時候許多人念大學不可得,普通高中也只占三成,多數人自願或被迫念技職。新時代用過去的策略絕對不會成功。技職教育仍然會存在,可以作為大學前的階段,但不需要設定—雖然也可以-是學生學習的終點站[5]

元培大學 技職教育中心 技職再改造方案之內涵

(http://ctl.ypu.edu.tw/files/15-1052-30800,c3229-1.php)

第四、目前許多教育理念都是學生自由地、慢慢地自我學習,但這都太過於是中上階級父母的想像,因為要這樣的學習,其實需要許多長輩的支持,不管是在知識上的促發、引導、解題…等,再者也需要父母、教師投入極大的陪伴時間,陪伴學生尋找興趣,嘗試錯誤、摸索時間長…等[6]。但這並不是多數中下階級家庭所能提供的。這樣的理念往往隱含了「花更長的時間、更有耐心」來完成教育,但這可能不是多數中下階級的生活所自然產生的心態,畢竟,現實的問題是逼迫人的。在這麼自由摸索的學習成長中,表面上更自由與平等,但很不幸地,我們可以想像,往往主導學生成長的因素是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家庭因素。所以,權衡兩者之需求,提早完成大學學業,有需要再求成長或精進知識者,可以繼續念研究所,兩者就不互相違背了。

第五、這樣的構想與目前社會推動的十二年國教有所矛盾之處,比較重要的問題點是國教概念預設了人們念了十二年的基礎教育是必要的,因為是義務教育,所以變成是強迫性的。但我認為,義務教育的年限必須適中,從台灣的經驗中可以得知,延長受教年限並非永遠是收入、社會階層的保證,這就像經濟學中的二元變數一樣,只單邊提高某一變數,都有邊際效益遞減的壓力。誠如某教改人士說,如果學生坐在教室都聽不懂老師上的內容,那這也是一種暴力。基礎教育往往預設通才教育,許多難懂、抽象科目都要學習,這反而把學習的困難度加高,儘管有補救教學,但現實上往往效果不佳[7]。因此,我認為解構十二年國教乃勢所必然,而把教育體制真正的多元化以後,讓學生得以在不同管道中較為快速地完成學業才是解決問題之道。在這前提下,學生是否念完本文所構想中的大學教育並非重點,而是學生自己的選擇,但其實大學的許多科系,並不需要現在現行「過於龐大、艱深的基礎學科」。倒過來說,如果有不必要的艱難基礎學科,大學學科反而應該要去掉。

最後一點,教育的終點不是大學教育,而是所謂的終身的學習,包括職場上的學習,或者工作後的再進修。在現今社會,我們不應該再把教育/工作簡單二分,許多老師大概都會覺得,若學生先去工作一段時間,對知識、人生有所體會,或許課堂上的學習會更為積極,更清楚自己要什麼。但重點是,打工或者非專業工作的想像並非學生和老師所謂的「工作經驗、體會人生」,而是在一個擁有專業知識下的工作經驗,得以體驗自己不足或進一步興趣之所在。而這更需要我們設計一個「較快速完成學習專業知識年限」的制度,學生在離開學校以後,在專業職場上工作,若有需要,可以隨時回到學校進修,畢竟,現代人的人生比以前長得多,學習與工作不斷交錯的時間,應該會比以前更為現實化。

 

花蓮長青大學畢業典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vIZExkc-o)

[1] 經濟學上有所謂的機會成本概念,就是人沒有利用這段時間賺錢也是一種成本。而整體上,就是國家生產勞動力的降低。

[2] 另外,學前公立教育一年。

[3]他們的年輕學生一方面也會羨慕台灣人人皆可念大學的狀況

[4] 許多人可能會把學生的學習熱忱問題歸咎於教授的教學,但我想這樣的簡化推論,並不會真正地解決複雜的現實問題。

[5] 學生發展就是以學生的意願為主。大人若做框架式的規劃,道理上有問題,現實上有難題。我認為,本文的構想並沒有解決工廠缺工的問題,但我們應該放棄把學生「塞回」高工,然後到工廠的工作的想像,因為時代不同了,這樣的做法不會成功。

[6] 在這種心態下,家庭為了小孩的教育,需要心理準備,可能需要提供非常長時間的教育資源。

[7] 一種非意圖的後果是強迫學生繼續留在體制中的教育機構內—而這只是中間階段而已,對學生來說,這也加深了感受到過於辛苦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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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L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L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此一定理。但就本案而言,很遺憾在司法開啟監督之門後,科技部不僅打算以一紙未附審查理由的公文結案,更在研究計畫系統中直接移除容易引發爭議的審查理由,改為必須另向承辦人申請,更甚至於進一步修改要點、重申補助對象是申請機關而非教師…,此等以防堵為目的之「進化措施」,確實一如我所比喻的「變形金剛」。幸虧,這些變形都無法否定司法系統已確認研究案申請教師為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訴訟權之事實。

台北地院更一審判決首頁

 

D、以司法訴訟作為社會改革路徑?

這幾年的經驗也讓我逐漸感受到,以司法訴訟作為社會改革路徑的成本、風險與侷限,這條路雖無鎮暴水柱或催淚瓦斯,但正如我在「鐵打的律師,流水的官」[8]一文所述,當面對的是職業律師的車輪戰與烏賊戰,而行政機關卻置身事外,只處理勞務採購與核銷時,理想很容易耗損殆盡、看破紅塵,這是比金錢時間更難受的成本;還好這場社運不是真正的SOLO,每每在第一時間不吝給予法律諮詢外加心理諮商的學姊與同學,以及對科技部提起國賠案的許教授,都願意陪我跳探戈[9]

至於風險,則在於一個想要顛覆積弊的初衷,也可能因司法而萬劫不復,例如本案若在最高行政法院被駁回,未來任何主張國家學術審查有瑕疵的案子,主持人可能都無法救濟;至於侷限,則在於司法面對行政機關的專業領域時,通常仍以謹守分際為原則,例如本案除了事實認定的顯然錯誤外,我也主張國科會長年以來讓「審查人金鐘罩藏鏡,申請人全裸被看光」的「單盲審查」,其流弊猶如開拆的彌封,難以維持公平;位此我也提出具體替代方式,證明既有措施弊大於利,未符比例原則[10],但法院就審查方式等爭議,則表示尊重行政機關之選擇。或許有的問題,必須透過立法權之運作或較大規模的社會串連,乃至於行政風氣、組織文化的興革輪替,以及對下一代的教育深耕,才有機會突破。

正當本文寫作時,多家媒體報導:科技部補助200多億,由前台大校長李嗣涔總主持之「能源國家型研究計畫」,傳出論文抄襲醜聞,遭美國Retraction Watch(撤銷論文觀測站)公布,讓台灣貽笑國際[11]。然而,象牙塔內本是笑罵由人,若要為這台與社會脫節、為高層煉金、製造科學孤兒的學術絞肉機踩煞車,還有很長的時間,我們都不能豪邁地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12]

抗爭四年後,換到這一張科技部來文,看似回到原點。

 

[1]自由時報(2014/3/3),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758806
[2]如自由時報(2013/5/23),閣內當官閣外當門神,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681787;自由時報(2015/1/21),鐵打的律師流水的官,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49257;自由時報(2015/8/2),法治只剩下技術與策略?,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903140
[3]刑法第140條:「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
[4]蘋果日報(2011/04/13),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0413/33313595/
[5]新新聞(2012/04/02),國科會與學術界聯手揮霍人民血汗錢http://www.new7.com.tw/coverStory/CoverView.aspx?NUM=1308&i=TXT20120328194108A0B;新新聞(2013/03/20),教育部、國科會「綁架」大學,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30320161753MU9
[6]可參考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319號及其不同意見書,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319
[7]請於監察院糾正案搜尋系統搜尋「國科會」:http://www.cy.gov.tw/sp.asp?xdurl=./CyBsBox/CyBsR2.asp&ctNode=911
[8]自由時報(2015/1/21),鐵打的律師流水的官,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849257
[9]許教授在收到審查意見時發現:文字幾乎剪貼自其研究計畫,國科會拒絕協議,目前以侵害著作權為由上訴至最高法院。
[10]國科會曾經數度自行委託蓋洛普(Gallup)所進行「年度廉政民意問卷調查」,多位受訪者認為研究計畫的審查應將申請人匿名,到了第二階段或複審程序再將申請人過去研究成果納入考量。
[11]台大爆抄襲醜聞,國家級研究計畫丟臉丟到國際;http://www.storm.mg/article/78314
[12]引自鄭南榕基金會2013年策劃,書林出版: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http://www.nylon.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94&Itemid=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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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社會介入:持續發生中的「棄物危機」

鄭怡雯/《棄物展》策展人

歲末年終將至,以寒冬送暖或愛心慈善為名的街友尾牙餐宴也將登場,而過去在尾牙宴,遊民們扛著大包小包家當到現場的景象,正是遊民無處放置家當處境冰山一角的寫照。這種遊民面對家當無處可放、不時被當成垃圾丟棄的「棄物危機」,即是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十月中在萬華剝皮寮舉辦《棄物展》的核心關懷。[1]

 

棄物展的緣起

我在2014年到當代漂泊協會,擔任遊民攝影班的講師。當代漂泊開設攝影班已行之有年,成立的初衷在於讓遊民拿起相機透過照片為自己發聲,以撕下老是將遊民和懶惰或是暴力畫上等號的社會標籤。此外也希望透過影像創作的方式,逐步重建他們內在的自信與社會的連結。換言之,遊民攝影班的進行,一方面是作為破除污名化的文化行動,另方面也是進行培力實踐的嘗識。

該攝影班的成立宗旨與操作,與近年在視覺社會學(visual sociology)領域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methodology)多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雖然後者有更為明顯「辨識問題與尋求改變」的行動傾向。影像發聲法作為一種質性研究方法,最早是由華裔公衛學者Caroline Wang 和她的同事Mary Ann Burris,在1992年於中國雲南進行的一項有關婦女生殖健康的參與式行動研究中正式提出。受到Paulo Freire《被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啟發,她們協助雲南農村婦女使用相機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去表達和反映她們是如何感知社區裡面臨的公共衛生問題,並透過照片的小組對話與討論,發展出她們希望如何改變這些問題的看法。[2]自從該研究方法被提出之後,影像發聲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裡被廣泛運用,從公共衛生、社區組織工作、人類學與社會學研究中不一而足。這些研究通常以社會中的邊緣族群為主體,讓他們拿起相機記錄並呈現日常生活,並在團體中以照片為媒介來進行分享和討論。運用這種方法除了可了解參與者的需求之餘,也能再針對這些需求進一步設計介入方案,激發參與者對於未來的想像,甚至是發展出以影像為媒介去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因此舉辦展覽也是影像發聲法,在實際操作中會納入的重要環節。

關於影像發聲法的具體操作已有不少討論,我在參與遊民攝影班之初,則是採取一種開放的方法來進行,即不預設任何特定的主題,而是和參與者討論他們常會去的幾個主要公共場所後,一起前往進行外拍,之後再於課堂中討論他們拍攝的照片。透過照片的討論,我開始逐漸了解他們生活世界中某些不廣為人所知、自發建立的「秩序」。以攝影班成員阿成拍攝的這張照片為例,這一排在火車站外排列的石頭、寶特瓶和泡麵空碗等等物品,其實是遊民們等待便當發放前,進行「預先」排隊以防止插隊的方式,而彼此之間則對那塊石頭或是物品代表著誰則存有默契。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阿成在台北車照拍攝的照片 (2014)

然而在這個外拍的過程中,卻常遇到攝影班的參與成員,因為擔心家當無人看顧,必須提早離開,或是必須把他們沉甸甸的家當背在身上,才能安心來參加攝影班。那時我才清楚意識到,如何安置家當是遊民們每天睜開眼就必須面對的立即問題。再者,由當代漂泊協會提供給攝影班成員的二手相機,也讓他們可以攜帶在身上隨時進行拍攝。從成員天星伯拍攝的一系列「家當」照片裡,可以看他從白天到黑夜,在車站周圍不斷挪移放置家當的位置,以避開被站方驅趕的生活處境。

 

圖說:遊民攝影班成員天星伯拍攝的家當系列照片 (2014/2015)

從攝影班進行外拍的過程,到拍攝照片的觀看討論,可以清楚辨識出家當放置問題對露宿在台北車站的遊民來說,是日常生活中繞不開的煩惱:試想看看,若帶著一堆家當,如何能出去工作?若不帶著家當,還能放置在哪裡?當家當一離開視線就可能被當成垃圾丟棄,得守著家當的遊民,又該如何跳脫貧困的處境?這幾年民間團體陸續舉辦一些遊民生活體驗營,讓參與者能親身感受露宿街頭的辛苦,希望藉此讓社會大眾對遊民的生活處境有更多的同理心,但遊民三不五時即面臨家當被當成垃圾拋棄,對於參與者來說,這種不安全感,事實上很難被體驗。就在攝影班進行期間,還碰到台北車站陸續拆除了車站大廳裡已所剩不多的座椅,並加大力度清除遊民放置在車站附近的家當,這些做法其實和直接驅趕遊民離開已相去不遠。因此在日趨嚴峻的棄物危機下,遊民不時上演的家當保衛戰,正暴露著對於底層生存空間的擠壓,而《棄物展》的出現,既是面對這種發展態勢的回應,也是控訴。

 

圖說:左圖為北車去年年中加強取締的公告;右圖則為攝於2014年車站大廳的座椅已遭拆除。

 

棄物展》的策劃

這個以「棄物」為名的展覽,是以反諷的方式,刺激觀者去思考為何遊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種家當,會被當成棄物,希冀透過展覽能發展更多的對話。因此在遊民攝影班既有運作的基礎上,由遊民朋友、當代漂泊協會,以及藝術工作者共同合作組成了《棄物展》策展團隊,在剝皮寮進行為期一個月(10月17日至11月15日)的展出。

如前所述,在影像發聲法的運用中,展出參與者的拍攝作品,透過作品展示向社會發聲,也往往被視為培力實踐的重要部分。當代漂泊協會過去曾多次舉辦攝影展,展出遊民攝影班成員所拍攝的作品[3],但這次《棄物展》在策劃上,則納入更多視覺呈現效果上的考量,因此展出照片除了部分來自攝影班遊民成員,我們也發展與遊民朋友合作的拍攝計畫。在攝影班進行的照片討論中觸及到家當這個主題後,我們到北車與更多非攝影班的遊民朋友,就家當問題進行訪談,了解他們在家當被當成棄物陰影壟罩下的因應與生存方式,之後再徵詢他們是否願意進入攝影棚,將他們的故事轉化成影像來表達。以下這張照片,即是根據遊民阿平的訪談,進行的棚拍照片。在棄物危機下,阿平和其他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發展出互助方法,白天其他人外出工作,就由阿平幫他們看顧行李,讓他們可以安心去打工,晚上他們會再帶便當回來給阿平。因此這些大大小小的行李,並不是阿平一人所有。這是在家當不時會淪為棄物的困境下,遊民們分工合作的生存之道,但對阿平來說,這些行李其實形同一種行動上的羈絆,他得隨時盯著它們,寸步不離以確保不會被清除。同樣是在談「家當心情」,對遊民阿成來說,從在外流浪的那天起,所有的家當就成了他身體的延伸,必須用各種方法帶在身上,他才能夠感到安心。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照片之一,表達看顧家當變成行動的一種羈絆

不同於過去展出自己的攝影作品,站在相機前,成了鏡頭下「被觀看」的主角,在長期被污名化的社會氛圍裡,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尤其這幾年不時就傳出毆打遊民、對他們潑屎潑尿的惡意行徑。儘管參與拍攝計畫的遊民朋友,事前都已充分了解並有心理準備,但隨著開展日的靠近,其中一位參與者阿丁面對公開「被看見」的心理壓力卻也與日俱增。因此在經過溝通之後,我們決定在展場中將他的照片戴上面具,一來希望緩解他的壓力,二來也是讓觀者能夠更了解,並且看見遊民在向社會發聲內心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

再者,除了照片外,棄物展也採取錄像和口述錄音等其他媒材,來呈現出露宿在北車的遊民們面對棄物危機的處境和心聲,並展出從遊民朋友那借來的家當物件,讓觀者可以親眼目睹這些家當,了解它們之於遊民日常生活的意義。

圖說:《棄物展》現場展出的遊民家當物件,左圖中間是出陣頭工作留下來的紀念T以及用報紙和衛生紙自製的枕頭右圖下角則是出外舉牌工作時為防大風把牌子追走自備綑綁用的繩索

除了一樓的「棄物危機」,棄物展現場還有另個以「棄物重生」為名為的二樓展區,展出漂泊工站成員階段性的勞動成果。當代漂泊協會於去年成立漂泊工站,嘗試與遊民和中高齡失業者,共同打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一起進行回收舊物,將廢棄家具和食用回收油,製作成有創意巧思的生活用品和家事皂等產品。這種透過舊物改造,重新讓棄物重生,賦予物品再利用價值的勞動創作,也是工站試圖在對人一旦在市場上被視為沒有價值,就被當棄物丟掉的作法提出的反省與實踐。此外在這層樓也展出遊民朋友們的藝術創作作品,讓這些逆境中努力匍匐前進的軌跡,可以在這裡被認識。因此從「棄物危機」到「棄物重生」,整個棄物展的總體策畫都試圖在顛覆並挑戰社會對於所謂「棄物」的刻板想像。

 

 

展場如劇場

        棄物展自開展以來,透過網路宣傳,在開放時間參訪人次每日平均破百,因此後來追加於非開放日接受團體預約,甚至出現網民在網上自主揪人,組團參訪的情形。而在展覽現場,遊民朋友也陸續加入了導覽的行列,透過導覽從參訪者直接得到的反饋,紛紛鼓舞了這些在場發聲的遊民,從一開始的怯生生,到後來積極主動「現身說法」,甚至原先照片戴上面具的阿丁,到了展覽後期也從角落裡跳出來,站出來告訴大家面具先生就是他本人,並侃侃而談他的故事。這種在展場裡上演的轉變,讓展場宛如一個開放劇場,在這裡目睹著參與者和參訪者之間互動所產生的變化,不僅產生某種無以名狀的感性觸動,也讓人思考在有關社會結構與人自身能動性的辯論(structure-agency debate)時,「展覽」這檔事如何能夠或說在某程度上發揮框架(framing)的效應,從而促成變革的發生。換言之,《棄物展》在剝皮寮撤展之後,接下來的挑戰就是如何將展場裡激發的火花和和能量延伸到展場外,繼續往打造一個多元友善共存的公共空間方向推進。

圖說:在展場進行導覽的遊民朋友與攝影班成員

若說展場如劇場,但出了劇場之後繼續面對的仍是頑強的結構力量。事實上在四年前,台北市政府於艋舺公園一度祭出殘酷潑水驅趕遊民的措施,遭到輿論撻伐後,北市府後來決定在艋舺公園發送紅色置物袋,供遊民放置私人物品,去年執行的艋舺專案,一度討論要設置遊民置物櫃,但後來改成在公園內提供置物袋統一置放的地點,避免遊民家當被丟棄的公共空間共存措施。然而除了艋舺公園外,台北市其他遊民露宿地點,市府則不願繼續跟進,甚至把艋舺公園作為北市已經有在照顧遊民置物需求的樣板。就在《棄物展》撤展之後的一個多星期,露宿在北車的遊民阿西在車站南區廣場休息時,碰到誠品站前店管理人員,會同警察和清潔人員前來要他人連同行李離開此地,再度遭到被驅趕的他,回想起這些年來,行李拖到哪,被趕到哪,在心情頓感鬱悶的情況下,一時吞下過多的癲癇藥,幸而被路人發現,緊急送醫。阿西身體康復之後,他決定化悲憤為力量,於十二月中旬和當代漂泊協會及多個民間團體,一起到台北市政府陳情,並將《棄物展》裝置成小型行動版搬到市府門口展出,請北市府積極與台北車站和衛福部等相關單位進行協調,不要再互踢皮球,提供露宿在台北車站遊民的置物空間。當日市府社會局派員接下訴求書,並允諾兩周內會告知何時召開協調會議的時間。至今二周已過,北市府卻尚未回覆。[4]

面對持續上演中的「棄物危機」,《棄物展》其實尚未落幕。[5]

 

 

[1] 更多關於當代漂泊協會的介紹,請見http://homelessoftaiwan.pixnet.net/blog/category/436116

[2] Wang, C. and M.Burris. 1994. Empowerment through photo Novella: Portraits of Participation.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21 (2): 171-186; Wang, C., M. Burris and Y.P. Xiang. 1996. Chinese Village Women as Visual Anthropologists: 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Reaching Policymaker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2 (10): 1391-1400.

[3] 過去遊民攝影班的作品也集結成冊,出版了兩本攝影集:《製造流浪—居無定所的台北寄居蟹》(主編: 戴瑜慧、卓珊,2011)、《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主編: 戴瑜慧、郭盈靖,2010)

[4] 當日赴市府的陳情行動,詳可見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語音暨文字報導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40506

[5] 後續行動將持續在當代漂泊臉書網頁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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