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意義網,朝廷的正義劍:關於「邪教」,社會學說的其實是…

黃克先 /台灣大學社會系

 

楔子:一宗被「合理」解釋的慘案

在引發全台人心惶惶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滿一週之際,在中國山東省招遠市也發生了一件令人驚駭的公共場所殺人事件:一位在麥當勞單獨用餐的女子,因為拒絕提供自己的手機號碼,遭到六個人持續毆打至死。從當時旁觀的群眾上傳的手機畫面可以看到,一名孔武有力的男子,用椅子和鋼製的拖把猛擊女子的頭部,該女子掙扎尖叫了四分鐘卻無人相助。事後,許多人不禁要問:「有什麼深仇大恨,讓他們這麼殘忍地打死一個陌生人!」

後來知道,施暴者主要由一家五口構成,包括兩名各為18與24歲的年輕女生及一名未成年的男孩。這種犯罪者的構成特徵,相信即便是最擅常罪犯側寫的FBI讀心神探,也頗難當即斷定整樁事件的來龍去脈。然而,事件發生後兩天,有關單位在媒體上公佈的訊息,很快解答了眾人的懸念:犯罪人是中國政府歷來嚴加打擊的邪教組織「全能神」的成員(註一),因認為被害人是「惡魔」才打她。觀者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地明瞭是邪教洗腦所害,才讓這些想來應該十分溫和的人,包括傳統上被認為較不會使用暴力的女性或小孩,以如此兇殘手法殺害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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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三位年輕人,會無緣無故殺死一位不認識的少女呢?邪教的洗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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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隨後加強對邪教組織的打擊力度,在幾個省內抓補了全能神的骨幹及成員。整樁事件似乎有了再合理不過的解釋及處置,最起碼不像台灣人在面對北捷事件時──媒體及大眾急切刨根追底,想找尋犯案者有何創傷的童年或成長經驗、負向的標籤,並向他的父母、老師、學校等這些「理應」擔負教化、糾正之責的代理人,追究失職之處──那麼地無助。邪教,這個帶著媒體所謂帶著「殘害個人生命及健康權、肆意踐踏法律及社會秩序、威脅國家安全」之三大宗罪的萬惡淵藪,足以承擔起這宗泯滅人性的犯罪。

事實上,任何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對於「邪教」必不陌生。市區的計程車車頂跑馬燈上便常見到「邪教毀家害國」的宣傳標語,各級學校定期會舉辦反邪教法律知識競賽或徵文比賽,許多社區更擇期舉行反邪教日的活動,官方宗教領袖亦常在媒體上明邪教的可怕。本巷口文無意深究邪教如何可怕血腥(大眾傳媒應已「善盡」此責了)、邪教如何運用心靈控制或洗腦方式訓練信徒,或在「如何防堵邪教」這已獲實務界人士殫精竭慮討論的成果上再添一筆;我嘗試透過社會學以及歷史比較的視角,帶大家探索「何為邪教」,同時追問從邪教現象的理解透鏡,又能折射出了何種現代社會發展的切面。

全球化情境下「溫拿」與「魯蛇」的文化戰爭?

「邪教」(cult)常被界定為不同於正常宗教的崇拜團體或組織,它們在信仰及實踐上往往是偏差而難見容於所處的社會。作為一個社會學的修習者,很容易發現以上的定義有幾個值得追問的問題,例如何謂「正常」宗教?何謂「偏差」的信仰及實踐?誰來定義「正常」與「偏差」?這種定義方式,顯然隱藏了定義行為背後,關於「正統 vs異端」(Orthodoxy vs. Heterodoxy)之信仰內容的權力鬥爭,也迴避了該定義行為鑲嵌於特定歷史脈絡及文化土壤的事實。因此,許多研究者傾向先不涉入判斷何為正邪、偏差的價值判斷,以較中性的字眼,如「崇拜團體」、「新興宗教」,或「新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s,簡稱NRM),來稱呼一般媒體或大眾所謂的「邪教」

社會學關於新宗教運動的研究,於1960年代中期起有了爆炸性的發展。說來也與當時反文化風潮及文化全球化過程的加速,對於歐美社會自我界定為同質基督教社群之想像的衝擊有關。當時包括戰後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及追求解放的六O世代,在勇於衝撞各領域建制及壓迫的意識型態的同時,也渴望融合各種新穎的文化元素,嘗試陌生的靈性感知實作,建構另類自我認同,投入不同於一般宗教規範下的超驗追尋之旅。據此,各類新宗教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在美國便引發了主流社會與大眾媒體──雖名為「主流」或「大眾」,實則為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WASP)菁英所掌控或反映他們的觀點──的擔憂。他們認為,這些迥異正常宗教的偏差崇拜團體或組織正在美國社會蔓生,侵蝕著被珍視的種種美國核心價值;原本社會上的邊緣弱勢、意志薄弱的人們,容易受到「邪教」以各種手段的引誘入團,進行「洗腦」後植入各種反社會的行徑及觀念。這股焦慮在1978年人民廟堂(Peoples Temple)事件後達到最高峰(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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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發生過新興宗教人民廟堂的信徒集體自殺的宗教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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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者也回應了這股焦慮,研究為何有人會加入到這些被社會投以異樣眼光的偏差「邪教」。他們希望透過實地田野調查及與信徒的訪談,以有經驗證據及系統的研究方法為依據,藉此理解這些不被周遭人群認可的信徒,揭開所謂「邪教」的神秘面紗。研究發現,這些信徒並非如一般認為的那樣,本身因為身處被剝奪(deprivation)的狀態,而給了「邪教」可趁之機來進行洗腦。他們確實遭遇了生命的轉折點──如遷徙、失業或輟學──因此放下了原有的社會義務,舊有的行動模式也被鬆動;面對轉折帶來的生命緊張狀態,他們和我們一樣,試圖找尋解決方法以修補或整合受衝擊的意義世界,而新興宗教便提供他們靈性上的新出路。他們是一群經主動選擇,而成為宗教追尋者(religious seeker)。

後來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改宗並非驟然發生,而有段歷程,其中社會網絡是這歷程中的關鍵因素。接受新信仰的改宗者,往往是因為先與信仰傳播者建立非宗教的人際關係,基於對對方的穩固信任,才在後來進而接受一個新奇、陌生之教義,最終才加入一個新團體。在逐漸融入了新宗教網絡後,信徒彼此的羈絆日益深厚,也對想退教者產生了同儕壓力。因此,許多的改宗都發生在遷移者身上──例如去國離鄉到美國讀書的亞洲研究生、自鄉下到大城市的農民工或「打工妹」、隨著國民黨政府「轉進」台灣的外省第一代──這是因為他們既有的家庭、親族或朋友等網絡,因地理上的改變而被產生斷裂,這種社會交往網絡的匱缺讓遷移者在面對個人生命轉折時,更容易走向看來跟傳統宗教型態不大一樣的新興宗教,接受被主流社會拒斥為「異端」說法,據此建構新的意義網,譜寫出變動情境下嶄新的生命曲韻(註三)。

綜言之,「邪教」之所以被界定為「邪」,很多時候是原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自認所在社會為文化同質共同體的人們──特別是掌握主流文化詮釋權的菁英──面對異文化概念及據此建立的組織的潛在挑戰,採取的一種自我防衛的心理姿態、修辭策略及反動模式。這樣的情況,因全球化時代時空壓縮下人、物、概念的更頻繁接觸、碰撞,而愈來愈普遍可見。他者,因此不只是主流選項外的「其他」,而是滲透侵害共同體的病毒。其最危險處,莫過於它以我群中抵抗力較弱邊緣人士為侵入處。據此,「邪」的存在也反過來證成居「正」的菁英竭力「拯救」邊緣人士的「善舉」。以上美國宗教發展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新興宗教的興盛不見得反映了主流價值體系的崩解或入教者的無知及脆弱,但確實折射出了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各種概念流動與相遇下,行動者能動的創意及建制反動的戰術。確如韋伯所說的,「人總是躺臥在自己編織的意義網(web of significance)之上」,而且,織網從來都不是獨自DIY可成就,而是與身旁眾人(尤其是重要他人)一針一線共同織造的。

朝廷的正義:統治正當性的確立與潛在挑戰勢力的掃除

只是,從美國新興宗教的例子中,學者或許耽於「美國宗教自由」的想像而不易注意到,在「邪教」問題上國家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在此,回到中國的場景不但能呼應起初的楔子故事,同時也能牽引出渴望政權永續並穩定的國家,如何在貌似中立管理員的裝扮之下,事實上藉打擊「邪教」來尋求統治正當性。這一點在世界各國的政府皆有此傾向,但中國由於其歷史文化的獨特性,很適合用來說明這論點。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邪教」一直活躍於民間,時而竄出扮演推動改朝換代的重要角色。它,宛如星爺電影中便利攜帶、藏於民居而不被人察覺而殺傷力強大的折凳,因著截取於民間信仰眾人深信不疑的觀念(例如天道輪迴、神明降世救渡眾生刧難、開創太平大同)與實作(如神靈附體、預言、治病驅鬼),又透過鄉里、家族、人際網絡迅速流傳,因此一旦結合上天災人禍頻仍的世道,就能在短時間內匯聚出摧枯拉朽的能力,例如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死傷規模最龐大的戰爭之一的太平天國(註四)。因此,對於歷來中國政權而言,想維繫政權的穩定,就不得不正視邪教問題的嚴肅重要性,這絕不亞於籠絡、收編或打擊政治上的反對派及知識分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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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教掀起清朝南北戰爭的太平天國,據說是中國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

資料來源: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12/images/21-3.jpg

在這樣的時空場景下,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如西方那樣最終發展出政教分離的一個文明;相反地,「天朝」總盡其所能地且理所當然地介入宗教,一方面獲取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防止挑戰其政權的組織性力量出現。早在千百年前,中原大地上出現統一王朝起,國家就積極地想壟斷天人溝通的管道(如祭天、封禪等儀式)。它也握有誰能成為官方核可奉祀的神祗及協助地方級神祗「升格」為國家級的權力。封建帝制時期的政權,從不掩飾它對宗教專業人士──這群宣稱掌握神聖知識、中介於天人之間的類知識份子──的忌憚。它透過發放度牒(國家認可宗教人士資格的憑證)、登記清冊等方式,對這群人嚴加管控。明代甚至在各級行政層次設制對應的宗教督察機構,由選舉產生出的僧人道士組成,對所屬地區的和尚、道士、尼姑的品行舉止及宗教實作予以控制約束,並定期向國家官僚上級提出報告。

等到中華帝國的時代走到盡頭,迎來的現代共和政權雖模仿西方在憲法中明定人民有宗教自由及政教分立,但對於宗教領域的涉入實則更加深入、控制更加嚴密。國民政府在法律上頒佈的各樣條例,設置了各級政府部門下的宗教管理機構,負責宗教團體的日常管理、宗教活動場所的登記、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等,同時在宗教團體內也創設全國性協會,作為政府透過教內權威人士掌控宗教群眾的橋梁。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透過帶著文明、現代之光環的反迷信運動,清除地方上盤根錯結在寺廟網絡的地方豪強縉紳勢力。後來的共產政權,更一路繼承了這極具中國特色的宗教管理體制,同時更融入了統戰新技術,在官方認可的五大宗教內,於地方、省、全國的層級設置由愛黨愛國的宗教人士組織的「愛國組織」。將不願意加入該愛國組織者,則常被打成「反革命份子」、該被清除的「四舊」中的封建迷信,或是為帝國主義利用的「反動會道門」,而予以打擊、清除。如今,中共官方特別於刑法第三百條中,明文打擊「利用會道門、邪教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规實施」者,以及「利用迷信蒙騙他人、致人死亡、奸淫婦者、詐騙財物」者;其法條內,將邪教組織定義為「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员,危害社會的非法组織。」從種種作法可看出,古往今來的中國政權,為鞏固統治正當性並消除潛在威脅,密切管理宗教事務,並嚴肅打擊類宗教團體(註五)。

論及台灣對「邪教」問題的處理,雖因為國民黨政府二戰後的長期統治,而使其特色上與上述的「中國特色」有平行之處,但也因為後來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推展,而使兩岸在邪教治理上分道揚鑣。首先,國民黨政府在治台之初,也曾想導正「錯誤」、「不正確」、「偏、邪」的宗教作法:例如根據〈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取締「以卜巫堪輿為業者、崇奉邪教開堂惑眾者、供奉淫神以斂財者、設立社壇降鸞扶乩者、舉行迎神賽會者、妄造符咒圖讚預言或散布此類文字圖書者、藉符咒邪術醫治傷病者等」。又根據〈改善民俗綱要〉強調動員戡亂的戰時需節約的原則,「糾正」「不良的」地方祭典習俗「鋪張浪費、落後不文明」的做法,以及這些活動中殘留日本殖民色彩的細節,如使用日本歌曲、信徒高喊日語、抬轎者身著日式祭典服飾等。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對新興宗教格外忌憚,將之視為對其統治及社會秩序有威脅的「假借神權統治的秘密結社者」而予取締查禁,例如在民間有裸體崇拜及姦淫婦女之謠傳、被當成白蓮教「餘孽」的一貫道便首當其衝,僅管教眾屢次透過體制內各種管道仍不被政府理會。另外像源於日本的創價學會、韓國的統一教,以及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會等新興宗教,皆在戒嚴時期或遭政府取締,或被監視蒐集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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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也曾經在台灣遭受邪教、鴨蛋教的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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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87年解嚴之後,過去戒嚴時期那些侵害、限制宗教自由的法條及行政命令多遭廢除不用,台灣驟然走向諸神競爭的繽紛年代,各種宗教團體紛紛登記成立,其中也包括前述的所有曾被取締、監控的團體。至今,根據內政部民政司的資料,已有171個全國性的宗教法人團體登記在案。台灣,無疑已成為世界上宗教最為多元的國家之一。雖然有時會在社會新聞上出現以宗教為名的騙財、騙色、傷害生命的情節──例如去年曾躍上版面的日月明功事件──但政府在處理這些事件時,皆能根據具體違法的行為,追究當事人的責任,而非因信奉「詭奇」宗教思想或組織教眾舉行「奇特」儀式而將其治罪。回顧歷史,台灣政教關係的「去邪教化」,顯然與民主化道路上,人民逐漸自國家那裡拿回集會結社的自由,限縮以「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為名過於擴張的政府權力息息相關。

質言之,國家出現在人類歷史以來──無論古今中外,即使在被認為最不干涉宗教自由的國家之一的美國,同樣有學者從法院判例、釋憲內容以及源於亞洲的宗教如何被管理的過程,分析出國家背後隱含對「何為正教」的預設及判斷──從未停止對「邪教」的打擊,畢竟這與它自身取得統治正當性、肅清潛在的政治威脅,或擴展治理能力密不可分。國家永遠必須是「正」,或至少是「正教」擁護的掌權者。在中國的例子裡,我們也同時看到對於追求現代性的後進國家,宗教問題的「正/邪」之辨,更環繞在對「(西方)文明」的想望及焦慮雲罩內。因此,邪教問題往往不僅是宗教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倚天屠龍記》的故事本身也隱喻了這項常隱而不顯的邏輯:明教之所以成為「魔教」這樣一個邪教組織,其主要推手往往不是站在舞台前「圍攻光明頂的武林名門正派」,而是隱身在腥風血雨的場景背後,有識武林的成崑及懂武功的玄冥二老協助的「朝廷」,其力量看似遙遠於大都,黠美如趙敏,卻屢屢撼動武林,主宰乾坤,叫張無忌即便懂得乾坤大挪移,最終也只像被玩弄於鼓掌之間的小螞蟻(註六)。

尾聲:他者,邪者乎,協者乎

這篇小文以美國、中國乃至台灣社會發展的進程,試圖拓開橫向的比較面並拉長歷史的縱深,以檢視現代社會中的「邪教」現象。它一方面突顯了概念流動的文化碰撞下產生的另類意義網,容易被標示為偏、邪的他者而予以排斥;同時也顯示文化菁英與國家常在「正義」、「道德」的大旗下,將這些他者的意義網予以分類、孤立,進而掃除。需要再次說明的是,這些分析並不代表「邪教」可純粹化約為被建構出來的幻像,也不意味某些報章雜誌媒體的報導警示與反邪教運動的努力,就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種統治術(註七)。只是,「邪教」問題確實反映出了文化全球化時代下的一種社會的精神面貌,了解這層面貌不但是我們理解當代宗教的一把鑰匙,也對我們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面對他者至關重要;很多時候,他者可以是協者,而不必然是邪者

 

註釋:

一、這個被中共政權列為邪教組織的「全能神」,也不是第一次躍上央視新聞聯播這個據稱全球最多人收看的舞台,在2012年也曾因宣傳末日即將來臨,而被官方取締。從許多中國基督徒口耳相傳的故事裡,全能神拉人入教的手法之兇殘、粗暴,更令聞者瞠目結舌筆者在重慶山區做田野時,也見過被綁架並威脅必須歸信全能神的地方基督領袖,心有餘悸地談論經過;在湖北時,也遇過被全能神教徒糾纏的信徒拿著該教的刊物向我展示;到了江蘇,更看到因「東方閃電」(全能神的另一稱呼)的衝擊而整間教會被「整碗捧去」後空盪的會堂。

二、在YouTube上只要鍵入Peoples Temple或Jonestown等關鍵字,即可搜尋到不少相關的影片,包括美國公共電視台(PBS)製播、長達85分鐘的記錄片。這個宗教團體,經歷一連串戲劇性活動(包括一位試圖介入調查的美國眾議員,被教眾射殺身亡)而以九百多人集體自殺告終。

三、也有宗教社會學者針對反邪教運動,做了跨國的比較分析後,發現該運動在各國推行的強度及方式,與其所在社會的內部社會結構、價值觀、既有對宗教的想像,有密切關聯。這也透過了另一視角再次論證了「正/邪教」的社會鑲嵌的特質。

四、在1850年科舉失利的失意秀才洪秀全,於廣西金田村打出太平旗號之際,還不過是村里械鬥團體的規模,但一路北上途經兩湖打至南京之際(1853年),群眾隊伍已達五十萬人之多。有些人口學家推估,這場戰爭帶給中國的人口損失至少達一億人以上,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人數達七千萬人。可參考葛劍雄、侯楊方、張根福在其著作《人口與中國的現代: 1850 年以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的討論。

五、此處的分析主要由法條、政令、媒體報導等由上而下(top-down)的鳥瞰視野看政(邪)教關係,看似劍拔弩張、黑白分明。但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必須指出,若貼近在地視角,觀察有裁量權及決斷餘裕的地方官員(street-level bureaucrat)如何處理「邪教」又是另一回事。很多時候,「邪教骨幹」與公安是穿著同條褲子長大的發小,或同是在節日會一同聚餐的家族成員;對於取締、懲戒或容忍與否,雙方各自有鑲嵌在關係網絡之下相互理解的界線。加入「邪教」對於許多當地人而言,不是什麼傷天害理或駭人聽聞的瘋狂舉動,而是與找到興趣同好、個人發展嗜好或娛樂沒啥兩樣的日常選擇。許多「邪教」成員並不理會或未意識到自己被歸類在國家定義的「邪教」標籤之下,他們雖在信奉虔誠度或即興實作的方式,如光譜一般各自有別,但同樣是在市場化及全球化下不確定性日益加增的生活場景下,藉此編織一張置放身心、安渡生命危機的意義網,只是這張網有時超出了菁英認可的界線,有時讓旁人難以容忍或理解,有時甚至讓自己失去了對自我的掌舵權。

六、然而,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裡,民族國家在相互緊密連結的國際網絡中求發展,愈來愈重視國際觀感,同時也常因來自其他民族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壓力而修正國內的施政方針及具體政策。近期以來,有愈來愈多被中共定義為邪教組織或被以邪教之取締的宗教,透過跨國發聲的方式,希望扭轉一般民眾對該教的觀感及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在台灣,最顯見的例子就是在許多公共場所皆可看到其信徒的法輪功,另外如被指控與官方定義為邪教組織的呼喊派關係密切的召會,過去也多次向中國政府的國家宗教局及國台辦陳情反映在近期也在台灣會同其他主流教派召開記者會,澄清「召會被中國反邪教協會指為官方定義之邪教「呼喊派」一事」純屬無端指控。

七、在德國時,筆者友人曾轉述,幾位出身城市的中國留學生便在聊天時暢言,這種邪教害人的事實屬天方夜譚,山東招遠事件根本就只是政府把罪名羅織到全能神身上,利用官方媒體大肆宣傳,以便藉著民眾的恐慌心理,趁機擴大地方上打擊異己的力度。這樣的意見,其實是在信息被高度管控的中國內,常見的陰謀論說法。若實際走訪到中國(特別是農村)社會角落的人,便能聽得到受害者第一手的報導並見到實際的事證;特定的團體確實以宗教之名害人騙色牟利。許多人士、單位、組織努力奔走並積極串聯,確實出於立意良善的初衷,希望減少憾事的發生。

 延伸閱讀:

  1. Smilde, David (2005)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version to Venezuelan Evangelicalism: How Networks Mat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3): 757-796.
  1. Lofland, John and Rodney Stark (1965) Becoming a World-Saver: A Theory of Conversion to a Deviant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6): 862-875.
  1. Goossaert, Vincent and David Palmer. 2011.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 Stephen R. Platt(2013)《太平天國之秋》,黃中憲譯,台北:衛城出版。
  1. Philip Kuhn(2000)《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台北:時英出版。
  1. 楊鳳崗(2014)〈宗教、迷信和邪教的区分〉,請見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40627108481.html(2014年7月9日取用)
  1. 張恩鴻(2009)《台灣百年來宗教自由之繼受與實踐》,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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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調漲不應該是一場零和遊戲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學教授

每年的大學學費調漲與否已經成為校方與學生之間鬥爭的焦點。在油電成本上揚、大學生員日益枯竭的狀況下,容許辦學績優學校的學費調漲原本無可厚非;但是學費調漲議題卻反映家長消費者在文憑市場資訊不對等下的弱勢,更激發了學生與教育部、學校之間的對立。過去,教育部一直夾在校方與學生學費調漲的衝突之中,扮演兩面不討好的角色。今年教育部確立學費調整機制,是否真的可以達到學費調漲的公平正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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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國校長會議,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到崑山大學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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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調漲機制

教育部改變了去年學雜費與經濟成長率掛勾的粗糙作法,考量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等指標,核定學雜費基本調幅(102學年度為1.37%),而針對辦學績優學校可依學雜費自立計畫,調整幅度為基本調幅2倍(2.74%)。對擬調漲學雜費的學校設財務、助學以及辦學綜合指標,檢視大學財務概況、扶助弱勢學生措施以及辦學績效等概況,做為大學學費調漲的審核機制。另一方面,教育部對於違法辦學的學校也執行學費調降機制,像是評鑑未過、助學機制執行不力、獎助學金提撥率不足、財務違規或生師比高於25者,可調降學費0.75%,至違規事項改善為止。

    學費調漲與否除了需要考核學校財務支出的合理性、獎助學金配套措施、辦學績效之良莠,也應就程序合法性來加以檢視,包含資訊是否公開透明、決策程序是否納入學生的意見,學費漲價的支用計畫是否符合學生的期待。同時兼顧校務經費透明合理以及決策學生溝通開放,才能達到程序正義的要求。

【淡江大學學生發起反漲學費聯署】

資料來源:http://static.ettoday.net/images/504/d504440.jpg

差異化的課責機制

目前的財務指標方面主要是規定學校結餘率不得大於15%,讓賺錢過多的學校不要調漲學費。然由於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公、私立學校領受教育部資源不一,須採取不同的評估標準,對於公立學校要求近三年學校財務自籌數必須高於學雜費收入;對於私立學校則要求近三年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與訓輔以及獎助學金三項支出須逾學雜費收入80%。在獎助學金的指標方面,公立大學提撥學生就學措施之獎助學金必須達前一學期學校總收入1.5%以上,私校則是要求2.0%以上,兩者獎助學金中之助學金比例都要求逾70%,避免學校以高額獎學金競奪生源,或者排擠弱勢學生的扶助。在綜合辦學指標方面,則以評鑑為主要參考,並參考指標、程序或財務有無違法情事、以及日間學制生師比25以下做為標準。

   學校領受的資源多寡與支出項目是學費調漲合理與否的重要檢視標準。對於公立學校而言,雖然學費較低,但由於領取國家高額的教育補助,學生學費僅佔學校經營成本的一成至三成左右,學費的調漲對於校方財務助益有限,但是對於弱勢家庭的學生影響鉅大,當然有必要嚴格把關,特別針對領受國家頂尖、卓越以及典範等鉅額國家教育資源補助的公立大學,校務基金的管理以及財務流向的追蹤,應成為教育部審查學費調漲的重點,檢視學校是否把錢真正花在教育而非展業經營項目,並非以辦學績優但收費偏低,將展業成本轉嫁學生與家長身上;然而,對於私立技職學校而言,學費佔學校總收入多在七成以上,除了少數財團支持的學校之外,目前擬調漲的私校幾達收支相抵、損益平衡的狀況,生師比更降到20以下,雖符合原來企業捐學的精神,但是卻無力支應學生的獎助學金以及學生相關設備的改善,如果教育部不願增加教育資源給正常辦學的私校,調漲學費不失為校方協助改善弱勢家庭就學的方式。

【103年度起,許多科技大學學費紛紛調漲】

資料來源:http://www.ltn.com.tw/2014/new/jun/27/images/bigPic/400_400/1.jpg

    然而,以此次教育部的審議過程來看,在財務指標方面,教育部雖明訂學校的財務結餘率不得大於15%,目的在約束賺錢多的學校不得任意調漲學費,卻又訂定結餘率超過學校的財務檢視辦法,讓各校可以順理成章地擬具理由說明,這種規定的例外其實是為少數違規學校開後門,讓學費審查標準徒具形式;或者以三年的平均結餘率來為單一學校解套,甚至縱容不肖學校重覆計算會計項目,以辦學名義合法逃漏稅,實為教育主管機關失職。

    至於獎助學的要求,雖然大多數學校都符合標準,但是卻不一定反映城鄉差距下的真實的學生需求。對於偏遠的弱勢學校,如偏鄉、離島卻未設補助措施(金門除外),或者是弱勢學生比例高的學校(如護校),教育部應本於扶助弱勢學生就學機會平等的原則,優先酌予補助,而非從處於弱勢邊緣的新貧家庭來補貼公立學校營運經費的不足。   

資訊透明與參與決策

    學費問題不僅在於學校調漲的機制如何判定,更應要求學校的財務是否公開透明?學費調漲的過程是否與學生溝通?首先,就學校財務公開方面,依大學法第39條規定,「大學對校務資訊,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得應人民申請提供之。」但是,過去大學願意開誠佈公財務狀況者極少,大學公開的財務資訊多為專業者美化過的會計報表,教育部亦未善盡監督之責,要求各校公布必要的資訊。除了要求各校公開的數據不得造假,違者公校行政人員可能涉及犯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而私校行政人員則可能有詐欺罪之懲處,不但學費不能調漲,並應主動公布違規校方名單,甚至追扣補助款項,才能確實達到校務資訊透明公開的要求。

   此次擬調漲學費的學校有些僅將財務公布在網頁的偏隅,甚至需要帳號密碼才能登錄,完全不符資訊公開的原則,更不用談數據是否正確?而學校提供的數據不全或有誤時,教育部一律以事後補正的方式,容許各校美化數字,以符合形式審查的要求,甚至有學校調漲學費的支用計畫交給教育部與公布給學生的是兩個不同版本,教育部除了拒絕該校學費調漲之外,更應進一步究責懲處,才能杜絕學校財務造假的歪風。

    此外,教育部更應主動公布各校的學費、雜費項目與收費標準、獎助學金比例、宿舍比例以及收費標準,甚至是週邊校園生活費預估,做為學生與家長選擇學校的參考,同時應提供學雜費申訴專線,處理校方巧立名目收費等投訴事宜,審議校方向學生加收各種雜費之合理性,像是實習額外的各項支出、電腦網路使用費、上課教室冷氣費需要學生買冷氣卡等作為,如果沒有控管學校對於學生的雜費收費項目與標準,即使學費不漲,也無法保障學生的權益。

【大學收支公開透明,真的這麼困難嗎?】

資料來源:http://setmoney.blob.core.windows.net/newsimages/2014/03/14/54011-XXL.jpg

    在學費調漲的研議公開程序方面,有些學校是在專設的審議小組會議中通過,此會議甚至沒有學生代表;有些學校不需要通過校務會,由校方逕行通過,甚至有學生代表是在當場才拿到學費調漲的資料,無法及時反應學費調漲議題,也沒有辦法在舉手投票的過程中反對。至於對學生的公開說明會,大多數學校僅辦一場,不論參與人數多寡,即已滿足形式溝通程序;而針對學生的意見,有些學校僅一面倒地宣揚績優辦學理念,有些學校則是顧左右而言他,完全未回應學生的意見,檢視會議記錄,也有學校選擇性記錄贊成調漲學費學生的意見,這些形式化的民主,都應視為學校未能與學生充分溝通的表現,要求學校補正學生參與程序之後才能同意調漲學費。

    平心而論,學費調漲不應是一場學校與學生的零和遊戲,教育部本於教育公共化的精神,一方面應堅守公立大學必須承擔教育公共化的角色,而非依市場機制恣意調漲學費;另一方面,處於市場劣勢的私立學校,則應容許有條件地依市場機制合理調漲學費,但須專款專用於學生的就學與相關生活設施改善項目。學費調漲的議題是大學公共課責的第一步,要求大學的資訊公開透明,是揭露大學財務黑箱的捷徑,也是大學校園民主教育的一環,唯有納入學生參與決策,才能真正實踐大學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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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的問題與改革

台灣大學社會系  /林國明

第一年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入學方式,引起學生家長的怒火。抗議四起,罵聲不絕,但大多數人對入學方式造成紛亂不滿的原因,還是摸不著頭緒。究竟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十二年國教入學方式,宛如一部搖搖晃晃,不知開往何方的拼裝車,受到兩種力量的拉扯。一種主張免試升學,讓學生在沒有考試壓力下適性學習,並打破高中排名的等級階序;一種主張成績競爭原則,由分數高低將學生分配到不同聲望層級的學校。在完全的免試入學,和分數至上主義這兩個極端之間,當然還有各種不同的改革主張,但整個說來,十二年國教入學方案,是免試入學原則,和成績競爭原則,兩派主張相互較勁、妥協的結果。可是,是沒有原則的妥協,政策把相互矛盾的要素湊合在一起。實施下來,免試精神無法達成,考試競爭更加激烈。但考試競爭,又不像聯考或基測時代,有那麼明確的分數基準來區分高下;非考試成績的比序項目,影響入學的機會。結果,人人都不滿意;大家都說不公平。

 

12edu

【12年國教免試入學出爭議,是因為免試升學與成績競爭兩種不同原則的衝突】

資料來源:www.merit-times.com.tw/Upfiles/newsphoto/100/5m/23/76011012.jpg

在不滿十二年國教的抗議聲中,強調成績競爭原則的極端主張抬頭了,「恢復基測」的聲音時有所聞。他們說,既然免試升學做不到,還是要考試,那就讓學科考試的分數來比高下吧,大家一分一分來拼誰可以上第一志願、前三志願,簡單明瞭又公平。可是,如果我們不想回到分分計較的基測時代,但完全免試又做不到,有什麼可行的方法,是可以減少考試壓力,讓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孩子,能夠盡量「適性揚才」地學習?

尋找這樣的方案,必須顧及現實。完全免試的理想很好,但除非學區制,抽籤制,或某種不看考試成績的比序方法能夠讓社會接受,要不然,還是得採用考試作為篩選的機制。有考試,就會有競爭壓力,也會區分學校的聲望排名。雖然升學考試、競爭壓力、明星高中繼續存在,但我們真要走回分分計較的老路嗎?要逼著國中生成天埋首於試卷中,只為訓練減少答錯題數的能力嗎?要維持「PR99上建中,PR98上附中」這種由分數層級所清楚劃分的學校排名,讓沒考上「第一志願」孩子痛哭崩潰,覺得「一切努力都白費」嗎?

如果不希望這樣,我們就得在完全免試和分數至上主義之間,尋找兼顧理想與現實的可行方案。目前,一些不滿十二年國教的家長團體各持己見,實在有必要進行對話,在理想與現實間尋找共同點。我嘗試提出個尋找共同點的方案。我的方案不完美,但希望能引起討論與對話。

這個方案,必須要解決問題的癥結。所以在提出方案前,讓我先分析當前十二年國教的根本問題。目前民怨的根源,有三大議題:志願序計分,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的雙軌制,以及作文比序。志願序計分的議題過於繁瑣,而它之所以造成爭議,和雙軌制和比序方式造成的不確定性有關,因此,我還是把分析重點,放在雙軌制和作文比序。

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有地區性的差異,我的分析著重在基北區,但關照的還是全國性的政策與制度。基北區家長的聲音特別大,他們的不滿和主張,常影響全國性的政策。所以我相信側重基北區的分析,仍有全國性的意義。

免試入學、會考與特色招生

十二年國教的入學方式,標榜以「免試入學」為主。現在大家知道了,免試是假的。只要登記某校人數超過該校核定的招生名額,就要進行「超額比序」,決定誰能錄取。比序項目中,最關鍵的,就是教育會考成績。

會考有國文、數學、英文、社會和自然五科,以及不算積分,但比序可能會用到的寫作測驗。雖然考試不得不考,但為了改變過去基測時代,分分計較、題題計較的狀況,教育部把會考成績「粗略化」,只分「精熟」(A)、「基礎」(B)和「待加強」(C)三個等級,希望藉此緩和考試壓力。

會考成績粗略化的預期效果之一,是想將過去由錄取分數高低所形成的高中排名階序給予模糊化,卻引起明星學校和一些主張競爭原則的家長的抗拒。明星高中說,會考成績只分三等級缺乏鑒別度,無法招收到「適合的學生」,希望能另闢招生管道;有些家長擔心政府的政策是要「消滅明星高中」。經過妥協後,教育部同意明星高中可以辦理「特色招生」,但至少要保留25%的名額給免試入學的管道。在基北區,一些傳統明星學校,就只依最低要求釋出25%的名額給免試入學。

於是,十二年國教的入學管道形成「免試入學」和「特色招生」的雙軌制。在「免試入學」管道,學生透過會考成績和其他超額比序項目來競爭。由於明星高中保留過高比率的名額給特色招生,使得成績屬於前段的學生,要透過會考成績進入明星高中,競爭的激烈程度更甚於基測時代,連帶地也擠壓了中後段學生進入鄰近社區高中的機會,使得「就近入學」的理想無法落實。

我們來看看基北區的狀況。基北區的7萬5千名考生中,估計至少有8%,約6000人,拿到5A的成績。這些5A 學生,能進什麼學校?

表一  各校免試與特招名額累計總額與會考成績人數對照表 投影片1

看看表一。這表根據2011-2013年基北區公立高中最低錄取分數的PR值,列出排名前28個學校的免試入學和特色招生名額。表中所列的學校,在所謂前三志願或前六志願以後的排名,並不是那麼精確。我請大家忽略排名的精確性,而注意到各校招生累計總和,和今年會考成績等級人數的對照關係。

從表一我們可以看出,假設沒有特色招生,所有明星學校將全部招生名額釋放到免試入學,那麼,基北區今年這6000個會考考5A的學生,可以進入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成功、中山、松山、政大附中和大同這八所目前被視為「前六志願」的學校。但是因為明星學校提供給免試入學管道的招生名額太少,以致於這群5A學生,他們能進的高中,涵蓋了將近二十個學校,大概是基測時代,從PR99到PR85的區間。這些學校目前在家長心目中的聲望,跨越好幾個不同的群落,除了所謂前六志願之外,還有前段社區高中,中段社區高中,落差很大。

升學制度變了,但大家想拼進明星學校的觀念還在;對學校聲望高低的比較,也無法一夕消除。只是現在,要經由會考擠進明星學校的機會變少了,競爭更慘烈了。一個會考積分排序前5% 的學生,在以前基測時代,可以上成功、中山,現在只能唸到社區高中的「中段」學校。對很多學生和家長來說,會考競爭造成「低就」;他們認為,以他們的學科考試能力,應該可以唸「更好的學校」。於是,5A學生,除非是作文六級分上前三志願的(作文比序的爭議底下再談),要不然,就會去拼特招,希望進入「更好的學校」。

他們的理性策略,是先參加第一次免試入學(一免)登記,錄取後放棄,造成該校缺額,把名額留給第二次免試入學(二免)登記。放棄一免報到去考特招之後,如果特招考試結果不理想,可以再參加二免登記。一免排在他前面的,可能已經透過特招進了理想的學校,不會和他競爭二免的缺額,所以他很可能錄取比一免更理想的學校。

從表一可以看出,5A學生這個區間的學校,一免錄取後的報到率,除了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和中山女中四個學校以外,其他都不到六成,有的學校甚至低到三成多。5A學生錄取後不報到,去拼特招,卻佔了前段學校的錄取名額,擠壓了中後段學生的機會。

基北區會考考4A1B的,估計有四千多人。這群學生也許不想拼傳統的「前三志願」,只想念住家附近「還不錯」的社區高中,這樣的願望卻可能變奢望。從表一可以看出,如果所有招生名額釋放到免試入學管道,考到4A1B的學生,可以唸社區高中「中前段」的學校(基測時代PR85到PR93),但在現有會考制度下,他們在一免時大概只能登記到社區高中比較「後段」的學校(大約PR85以下)。

從表一可以看出,在4A1B這個區間的學校,報到率大約是六、七成,顯示大約有三到四成的4A1B學生,放棄一免去拼特招,或等二免。因為5A學生有幾千人會流到特招去,留下很多缺額,4A1B的學生在二免時,有機會登記到比一免更前面的學校。如果他們聽了教育部官員的話,「一免就定位」,大概就會哀怨「高分低就」,因為比序在後的可能就會補上前段學校的缺額。

而3A2B,以及成績比序更後面的學生,一樣受到擠壓;處境更焦慮,卻不像前段學生有特招的出路。落點不確定,不知該如何填志願;一免錄取了,要不要放棄?去考特招,很怕只是陪榜,二免登記擔心結果更差。所以,大多數後段的學生,錄取了就去念,使得後段學校報到率很高;但這些後段學生,可能如一些家長團體說的,只是無奈地接受。

特招會考雙軌制,明星高中將大部分的招生名額留給特招,造成前段學生競爭激烈,中後段學生被擠壓。很多人覺得「不甘心」,認為自己應該上「更好」的學校。「不甘心」的心理反應在填寫志願的焦慮,也呈現在要不要放棄一免去考特招、等二免,還是及早就定位的不確定性。政策造成集體的焦慮、不確定和不甘心的感受,引爆了民怨。

◎作文比序

另一個引起抱怨的,是作文比序。作文成績,成為基北區學生能否進入前三志願的比序關鍵。有些學生國數英社自五科全都考A++,因為作文沒有六級分,上不了建中北一女,學生哭斷腸,家長抗議制度不公。考試成績最好的學生,竟然進不了心目中的「第一志願」?「這什麼爛制度」?大家跟著5A家長一起罵。很多人批評,作文評分主觀,在比序上不該排那麼前面。不少人主張不應該先比作文,再比你有幾科A++(標示),這想法多少是受「成績主義」的觀念所影響。傳統的升學競爭觀念認為,錄取分發的競爭機制,應該以成績高低為準;越多科A++,表示成績比較好,應該進入聲望較好的學校才合理。可是「作文先於標示」的比序方式,打亂了成績競爭的排序原則。

表二  作文比序在標示前之成績分布概況(103年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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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免試入學區(如基北區),是將作文的比序順次放在標示之前。教育部認為, 會考成績在「精熟」(A)、「基礎」(B)和「待加強」(C)三等級之外,增加四標示(「精熟級」增加A++,A+;「基礎級」增加B++,B+),是為了解決同等級人數過多而得抽籤的問題,並不是要區分成績的高下。雖然會考等級增加了標示,但根據教育部提出的「成績粗略化」的理念,五科都考精熟(5A)的學生,都一樣好,不必再區分成績高下;所以不能說,五科A++,比三科A++的,「成績更好」。於是,教育部要求全國各區,凡是涉及四標示的比序項目,都只能放在最後的比序順次(這是台北市教育局的說法)。如果先比標示,再比作文,等於是將會考成績從三等級變成七等級,也會產生「題題計較」的壓力,這與教育部希望「成績模糊化」的原則是有所矛盾的。

作文比序在標示之前,也希望將過去完全依照成績高低來篩選學生的學校排名階序給予模糊化。是否真能如此?我們來看表二。表二粗略推估基北區5A學生作文各級分的人數,和不同成績標示的學校「落點」。從表二看來,基北區5A學生作文六級分,約1000人,估計可以上前三志願;作文拿五級分的,區間比較大,約3500人,可能可以上成功、松山,到和平、景美;作文四級分及以下的,約1500人,可能上西松、海山、中正等學校。這樣,每個作文級分的區間內,有不同成績標示的學生。成功、松山,會和建中、北一女一樣,收到四到五科A++的學生;板橋與附中,都會收到三科A++的學生。

◎改革方案

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原本一些理念是好的。在免試入學管道中,將會考成績粗略化,將作文比序放在標示之前(各區作法不同),都想模糊化學校的排名,降低分分計較的考試壓力。矛盾的是,這個入學制度又同時存在一個完全以分數高低來選擇學生的特色招生體制。基北區的特色招生考國文(不考作文)、數學、英文三科,每科50分,各校可自行決定各科加權比重。其他區考國數英社自五科加作文,考試科目和會考一樣,只是題目更難。特色招生考試的取才方式和基測時代一樣,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分數競爭和學校排名觀念,因為特招體制而生生不息,卻要在會考制度中將成績模糊化,強調「觀念要改,不要有非唸明星學校不可的壓力」,可能嗎?

在現行的特招免試雙軌制之下,明星高中釋放到免試入學管道的名額太少,使得會考成績同等級的前段學生(5A)能進的高中,在競爭激烈的地區,跨越好幾個不同聲望層級。目前社會對於學校的聲望高低,有既定的評價。一夕之間,要像基北區那樣,把前三志願、明星社區高中、中段社區高中這些不同聲望群組的學校,都擺在一起加以模糊化,與現行社會評價差距過大,必然引起抗拒和不滿。如果是在聲望相近的學校群組內,例如,基北區前六志願的八所學校,加以模糊化,使得「前段明星高中」的群組內,不再用分數高低區分排名,降低「非上第一志願不可」的競爭壓力,那麼,仍然抱持排名觀念的家長,接受程度比較高,改革也比較可行。

We_Are_Mayday

【明星學校也可能出現演藝明星】

資料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c/c0/We_Are_Mayday.jpg

也就是說,除非我們要回到基測時代,一分一分比高下,要不然,如果我們希望適度緩和考試壓力,模糊學校排名,那就必須做到:一、改變現行特招免試並行的雙軌制,二、在聲望相近的明星高中群組「內」讓排名模糊。

目前出現的改革主張,或者與上述目標不符,或者迴避問題的癥結。其中一個改革主張,是把作文比序移到標示加總之後,降低作文在超額比序上的重要性。這種改革想法和強調分數競爭的傳統觀念比較接近。標示代表成績的高低,成績好的,選校的排序應該在前面。但是,先比標示的話,就會形成五科A++上建中、北一女,四科A++上附中、中山、成功這樣的排序,和基測時代沒啥差別。大家去拼5A++,拼那最前面的1%,上心目中的第一志願,題題計較,分分計較的考試壓力依舊沒變。

教育部目前提出的想法,是明年將要求明星高中釋放50%的名額給免試入學名額。量的變化,還無法使免試特招雙軌並行的制度產生質變,前面分析的雙軌制的問題依然存在。

          我的主張是:完全取消特招,或者,特招只保留15% 的名額。前面說過如果取消特招,所有名額釋放到免試入學管道,那麼會考成績考5A的,以基北區為例來說,就可以上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成功、中山、松山、政大附中、大同等「前六志願」學校(如果保留15%的特招名額,學校區間就會稍微大一些,但會考成績累計人數每年會變動)。5A學生都能進入「明星學校群」(以後的群組邊界會模糊),中後段學生也能一次就定位,選擇適合的學校。多數人不用再受到「考了會考還要考特招」的折磨,不用陷於要不要放棄免試去考特招的焦慮和不確定。

作文級分簡化為三級,比序順次在標示之前,讓最前面的這組「明星學校群」的排名模糊化。假設簡化後的作文三等級,基北區5A 學生作文拿第一等級、第二等級和第三等級的人數,和今天拿六級分、五級分和四級分(及以下)的人數相近,那麼,不同成績標示在各個學校的分佈人數,就會如表三所顯現的那樣。表三假定新制初期,大家在選填志願時,對學校排名高低的觀念和現在一樣,而且有充分的資訊。我們可以看到,作文拿第一等級的,不管幾科A++,都可上建中北一女;作文第二等級,4到5科A++的,還是可以上建中北一女;如果是作文第三等級,就要念松山。在現在的會考制度下,如果作文沒有六級分,即使考了五科A++,可能上不了前三志願,或上「中段」的社區高中。相較之下,這種改革方案所形成的落點分布,應是學生和家長比較能接受的。

從表三可以看出,建中和北一女,會收到零到五科A++的學生;四到五科A++,多數人會上建中、北一女,但也有少數人會上松山;3科A++,可能上附中、成功、中山,也可能上政大附中。這樣的制度,運作幾年後,這群明星學校群組內的排名會漸趨模糊,學生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也會改變,學校必須發展特色來競爭學生。因此,也可以保留15%的名額給特色招生,讓學校能真正根據特色發展來決定徵選學生的方式,也讓選才管道更多元。

 

表三 取消特招(或降至15%),作文分三級,作文比序在標示前之成績分布表

投影片3

這套入學制度的運作,將改變明星高中的觀念。有考試競爭就會形成學校聲望的差距。但學校的聲望差距,是可以透過制度的引導,形成群組與群組間的差異;群組間的邊界,和群組內的排名,是模糊的。其實,在基測時代,基北區在所謂前三志願或前六志願以後的學校聲望,已經形成這樣的群組差異趨向。前面一直提到「前」、「中」、「後」段的社區高中,但某個學校是屬於社區高中的「前段」或「中段」,邊界是模糊的;在群組內,學生在選填志願時都半選擇就近入學,不會只看分數排名。例如,板橋、中崙和麗山高中,一般評價是聲望相近的學校,但沒有誰比誰好的排名階序。

唯獨在最前段的明星學校,第一志願、前三志願這樣的排名階序牢不可破。學生、家長以拼進第一志願或前三志願為目標,學校以考上建中北一女的人數來評價辦學績效。為了達到競爭的目標和績效,學生的時間都花在反覆訓練考試的能力,沒有餘裕可以探索、發展興趣,學科能力不強的學生陪著受累。如果將這群明星學校的排名模糊化,學生和家長不再認為念建中和松山有什麼差別,考A就很好了,不用拼到A++,「題題計較」的考試壓力才能適當紓緩,學生的潛能才能被釋放,十二年國教揭櫫的「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也才比較有可能實現。 

結論

根據教育部的規劃,十二年國教應該要落實「學生適性選擇與就近入學」原則。入學方式應該多元化,有多種評量資料,不應以考試為單一的篩選機制;學校可以根據特色設計合宜的入學方式,招收適性的學生就讀。但目前的入學方式無法落實這些原則。這裡提出的方案,也只是針對民怨的根源,提出考試方式的改革,適性選擇與多元入學的目標,還無法因為這樣的方案而一步到位。但我期待這個兼顧理想與現實的方案,在解決現狀問題的同時,能銜接理想的未來。

這個改革方案承認,既然考試不可免,就一定會形成學校排名的差異。但希望考試可以不用分分計較,學校排名可以形成群組的區別,而不是分數等級的排序。它沒有要消滅明星高中,只是希望在明星高中這個群組內,不要再像基測時代,PR99上建中,PR98上附中,形成那種嚴格的分數排名。考5A的,是排名前8%的學生,他們不必再拼命競爭最前面的1%,分分計較去決定誰上「第一志願」,如此升學壓力才能減緩。雖然國中教育問題很多,但在基北區,拼第一志願、前三志願的升學壓力,造成許多教育現場的扭曲,也影響了全國性的國教政策,是改革的重大阻礙。改革從此下手,許多癥結才能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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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陳婉琪 /台北大學社會系

今年春天,由318佔領立法院行動所引爆的太陽花學運,延續超過三週。初期,連學生運動領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演變成如此聲勢浩大的公民運動。這段時間,全台無數青年心靈飽受衝擊激盪,社群網路爆發出大量的精彩對話與反思,抗爭行動同時也激起各式各樣、偶有對立的意見態度。

公民言論當中,有部分文章涉及運動參與者人口組成的觀察與揣測。譬如,有文章強調:「抗爭學生英文好到可以直接出國,為何要在這裡幫你維護權益?」。又如,由於學運期間全台數個社會學系確實帶給外界強烈的社運色彩,使得有人提出「以後不要我的孩子念社會系」這樣的說法,難免製造出「社會系只會社會抗爭」或「社運參與者都是社會系」的刻板印象,對社會系的專業造成不小的傷害。直到最近,也有文章基於類似的邏輯,主張學運參與者就是「憤青」,很「難搞」,且通常不是自然領域的學生。

STU-demo

【318學運的參與者,都是些什麼人?】

然而,以上說法,每一項都符合事實嗎?這波學運的參與者究竟都是些什麼人?有多少學生?多少社會人士?就讀些什麼學校科系領域?來自哪些行業?花多少時間來?停留多久?獲得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何?動員管道又是如何?等等以上這些問題,或許有不少人想知道答案。

所幸,學運期間,本系師生同心合力做了一件事………

突發的調查研究計畫

太陽花學運期間,約在佔領行動一週之後,本系(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於3月25日至29日之間(主要集中於26、27兩日)在立法院四周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計畫。此調查起源於本系黃樹仁老師的提議及初步構想,由於事發突然,整個執行過程完全倚賴系上的志願參與師生(也包括熱心的系友),不僅問卷設計倉促,調查進行時,深夜時段的支援人力也較為短缺。

本調查之抽樣方式採系統抽樣。每天從清晨六點開始,區分六個時段,一個時段四個小時。立法院內外區分四個區塊:濟南路、青島東路大門東側、青島東路大門西側及立院圍牆內(顧及研究倫理及可行性等問題,於26日十時起放棄院內此區塊,並於27日新增林森南路8巷及鎮江街兩個小區域)。每個區塊於每個時段派出訪員二至三人,每16人抽取一人(註:16此數字乃事先以預計得到一千份樣本來推估),對抽出樣本進行一對一面訪,邀請對方填寫簡短問卷。進行至3月29日深夜,結束為期四天的抽樣調查,共抽出樣本1005人,16人拒訪,實際完成份數為989份,完訪率98.4%。1.6%的低拒訪率在調查研究中實屬難得!不過,如前所述,由於立院圍牆內樣本不多,樣本代表性僅能推論至「立法院圍牆外的靜坐參與者」,不宜將核心行動者包括在內。

TAIPEI-SOCIO

【台北大學社會系持續在三鶯地區做社會調查

 

學運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

 1. 學生身份、性別與年齡

全部樣本當中,56%是學生(554人),其餘不具學生身分之社會人士有44%。訪問時段與學生比例有關。半夜的學生比例較高 (71%),白天會有較高的社會人士比例(從早上十點至晚上十點,學生比例逐時段而減少,下班後時間為社會人士參與之高峰,學生比例只有45%)。由於深夜至凌晨(2-6點)此時段之人力調度或邀請受訪者填答的困難度皆較高,本調查短少一個深夜時段。因此,56%此數值應是輕微低估了學生比例。

性別的分佈還算平均。整體來說,女性占全部樣本的51.8%。深夜時段的女性比例會稍微低一些(48%)。年齡方面,全部樣本當中,年齡最高的是83歲,最小的是10歲。平均年齡28歲,學生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2歲,社會人士則為35歲。每十歲分成一組的話,「20-29歲」這一組所占比例最高,有66.8%。每五歲分成一組的話, 「20-24歲」這組占44.5%,為數最眾;「25-29歲」占22.3%,次高。

 2. 教育層級、學校、年級

554位學生樣本當中,93%為專科以上學生。其中,專科占學生樣本的2.2%,大學占73%,碩士班占17.2%,博士班占0.7%。403位大學生樣本當中,年級越高,參與比例越高。大四占30.2%,大三27.0%,大二22.4%,大一15.9%。至於社會人士參與者,平均教育程度亦頗高——76%有大學學位或更高的學歷(見圖一)。

圖一_參與者之教育分佈

學生樣本當中,扣掉高中以下及少數國外學校的學生,大約510位有學校資訊可搭配高等教育統計做比較。這510位當中,56.7%來自公立大專院校。與總體統計相比(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全台灣大專院校學生裡,公立大學學生占32.4%)可得知,公立大學學生的學運參與率遠高於私立大學。(不過,學校的公私立不見得是最重要因素,也可能是因為技職性大學的學生參與度較低,且此類大學大多為私立。)

表一_人數最多的九所學校

這群學生樣本當中,比例最高的是台大學生(占9.4%),其次為政大及輔大學生(各都是5.1%)。由於全台灣學生數最多的大專院校為台大(占總學生數的2.4%),表一將樣本中超過2.4%的學校依序列出,共九所大學。但需留意的是,這種排行榜列法會讓人以為抗議學生集中於某些學校,但事實上,五百多位學生來自96所不同的大專院校,分布的廣泛程度相當驚人。

此外,社會人士當中,台大校友所占比例亦奪冠——在專科以上學歷的社會人士當中,台大校友占9.4%以上;其次為文化大學(4.2%)及東吳大學(3.9%)。另有5%為國外高等教育學歷。

3. 科系領域分布

學生當中,有508位為國內專科以上且有詳細科系資料。以教育部所採用的23種學門來分類,其領域分佈如圖二所示——來自人文學門的學生占15.6%,來自工程學門的占15.2%,商管學門11.2%,藝術學門9.3%,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7.3%,醫藥衛生學門6.9%,法律學門5.7%(其餘省略)。

圖二(16級字)_學生之科系領域分佈

 

從以上數據看起來,這波學運的參與者來自各種學科領域,且人文、工程、商管等領域的人數頗眾。不過,如果某學門屬於「大」領域,出現該學門學生的機率當然就高。因此,若要比較誰有更高的參與機率,必須對照全台灣高等教育之學門比例。

在計算本學年度的教育部學生人數統計之後,表二列出參與者與全台學生的比較結果:藝術、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等是樣本學門比例顯著高於實際學門比例的領域 (p< .05);商管、電算機、工程、民生等是樣本學門比例顯著低於實際學門比例的領域;而其餘有相當多的學門(包括教育、設計、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建築與都市規劃、農業科學、獸醫、社會服務、運輸服務、環境保護),在樣本中的比例與實際學門比例並沒有顯著差異。

表二_各學門參與比較

以上比較結果,用白話文來說是什麼意思呢?我挑出幾點來做詮釋:

1、前述某些文章作者的猜測並不符合事實——「農業科學學門」的學生雖沒有「更可能」出現在立法院四周,但也並非都走入山林療癒去了,他/她們的參與機率與整體學生差不多。

2、初步來看,參與率較低的領域(商管、電算機、工程)似乎都是較實用取向的學科。這有幾個可能性:可能這群學生真的沒興趣參與,可能這些科系功課較重,但也非常可能是因為這幾個領域有相當高的技職大學(或私立大學)比例,而技職體系的學生參與程度較低。

3、以醫藥衛生學門為例,可以說明以上第二點猜測。此學門的整體參與率顯著較低,但若進入更細的領域分類(158個學類)來看,會發現:樣本當中,醫學學類比例遠高於期望值(樣本當中有16個醫學院學生),但技職居多的護理學類比例則顯著較低。

4. 社會人士的職業分布

不具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當中,扣掉家管、正在服役、職業缺失或少數答案過於含糊的樣本後,共有356人有職業資訊。從職業分佈來看,參與者來自製造業的比例(16.3%)比整體勞動力中的製造業來得低,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這樣的分佈似乎反應出這波社會運動的起因——這是與服務業貿易協定有關的爭議。(但也有可能是製造業離台北市較遠,時間彈性較小。)

圖三_太陽花學運社會人士參與者之職業分布

屬於服務業的參與者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音樂藝術創作者、出版業及文字工作者的人數相當多(39人,11%);而許多人宣稱將從服貿協議中得利的金融服務業,也占有相當比例(金融服務業15人,保險業5人,房仲業2人),來自金融領域的參與者,分別有襄理、副理、經理、交易員、私部門金融研究員,及投資公司負責人等職位。此外,來自公部門的參與者(軍警、公務員、各層級之教師、公立醫院或媒體)也不在少數,約占13%。

靜坐支持者之參與狀況、原因及訊息管道

1. 對運動的支持強度與參與狀況

立法院四周這些靜坐參與者,從多遠的地方來?對此次運動的支持強度如何?會不會有些人是來湊熱鬧?問卷中有幾題問項,勉強提供一些訊息。

從交通時間來看,參與者由住處到立法院平均耗時85分鐘。交通在一個鐘頭內的參與者超過一半(55.7%)。樣本當中有1/4的參與者,交通時間在兩個鐘頭以上。舟車勞頓三個鐘頭以上的仍有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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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太陽花學運的人,有遠從屏東、高雄來的】

全部樣本當中,每五位就有一位曾擔任過志工、糾察或其他工作人員(19.9%)。參與者「是否曾邀請別人一起來」?82%的人回答Yes。另有一題詢問受訪者:「在318佔領立法院之前,如果您有機會被朋友通知到,那您會不會參與行動支援」?回答「可能會」與「一定會」的人占70.4%。

2. 人際網絡與參加原因

什麼樣的人際網絡會影響一個人的參與支持行動?問卷包含此題:「請問您來這裡是因為——同學邀約?同事邀約?朋友、家人…?」很有趣的是,這個問題的統計眾數沒有落在任何一個我們所設計的答案類別,而是落在「其他」,且有太多受訪者在「其他」之填空處裡填上「自己想來」、「自發性」、「應該親自來看」……等文字。因此,我們將「自發性前來」整理出來自成一個類別,有將近半數的人(48.1%)回答這是他/她們前來參與的原因

若區分年齡層來看,不論對年輕人或較年長的參與者來說,自發前來都一樣是最多人選擇的答案。但在其他選項上,年輕參與者次多的選擇是「同學邀約」(25-30%)、「朋友邀約」(13-18%),四、五十歲參與者次多的選擇則是「家人邀約」(13-18%)。此外,年齡越長,選擇「自發前來」的比例越高。

3. 訊息管道

關於此次運動,參與者獲得訊息的主要來源為何?問卷請受訪者在選項中複選並依重要程度排序。Facebook列為最重要訊息來源的有將近六成(58.6%)。若不分順序,有將Facebook列入訊息來源的人高達樣本的87.3%;其次為網路新聞71.5%;第三是PTT,53.7%;電視媒體則有43.8%的人勾選。

訊息管道與年齡強烈相關,這並不讓人意外。年齡層越高,越倚賴電視媒體及紙媒,年齡層越低,越倚賴臉書、網路新聞及PTT。

一場全民的公民運動

綜上所述,這近一千份還算具有代表性的樣本,為我們回答了不少問題,也澄清了不少誤解。

有些人的臆測是得到驗證的(如「抗爭學生英文好到可以出國」的說法);我們從資料上確實看到:公立、菁英、重視基礎科學的傳統綜合型大學的學生,其參與程度遠高於其他學生。另有些人對運動參與者的想像,則稍稍遠離事實(如「參與者通常不是自然領域學生」的說法);資料讓我們看到:抗議學生來自全台將近一百所大學,來自各類學科領域,參與社會人士則來自各行各業。

整體來說,從菁英大學偏高的參與程度,你可以說這是一場帶著點菁英性的學生運動;從科系、職業分布的狀況,你也可以說它具有相當程度的廣泛性,將之視為一場全民的公民運動,絕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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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學運,可說是一場全體公民運動】

◎後記:一場「求真」的努力

此次調查研究的實戰經驗,對本系志願參與的每一位師生來說,無疑是最寶貴的一堂課。學生們在極短時間內如此有效率地動員並完成種種任務,所展現的專業能力,也令我吃驚。整個過程,一方面富含學習機會,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平日學習成果的驗收與展現。

計畫啟動前,內部曾出現過不同的聲音(提議者外,支持者與不盡贊同者都有),也曾進行過倉促但密集的討論(幾位老師曾針對研究倫理的考量提出意見)。從遲疑、討論、問卷初步構想,到計畫啟動、問卷定稿、尋求志工訪員、正式排班發放問卷,事實上只有不到一天的準備時間。

計畫進行時,學生訪員曾歷經困惑或提出質疑(譬如問卷設計因時間過於緊迫而缺乏問題意識,又如參與者與研究者角色的混淆),計畫執行者也經歷著同理支持者與客觀中立的資料蒐集者兩種角色之間的拉鋸,更別提在當下時地脈絡所蔓延著的緊繃情緒,如何影響著調查的進行(調查正式開始的時間點——3月25日深夜,離324政院驅離流血事件還不滿4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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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的社會調查是對抗國家暴力的基石】

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太陽花學運時間軸#mediaviewer/File:Occupy_Executive_Yuan_by_VOA_(13).jpg

彼時,目睹眼前密集發生的政治染色、媒體曲解,以及群眾運動本身附帶的不可預測性及複雜性格,要選擇明確的個人信念、堅持初衷,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風起雲湧的學運浪潮中,我們清醒地回歸專業,來為台灣史上這個重要事件留下了某種形式的記錄。若要說,運動參與者,選擇的是「求善」——基於民主價值,面對長期對台懷有領土企圖的專制政權,對其經濟整合進程提出質疑或反對;提出深刻反省的公民言論製造者,選擇的是「求美」——在在反思台灣人民的生活價值,究竟要選擇經濟至上邏輯,還是全方位的生活品質?那麼,我們在求善與求美的努力當中,也盡上一點「求真」的學術精神。

對比真相不能看、真話不能講的生活區域,「求真」的能力與自由,不正是民主的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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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又到了博士求職「祭」

曾薰慧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學者

今天走過社會所樓下,看到幾位研究生穿著畢業袍拍照,歡樂的笑顏,襯著紅磚與綠草坪,美不勝收。這幅景象不禁讓我想起當年碩士班畢業後,因著一股對學術(作為一種生活/存狀態) 的嚮往而繼續的海外博士求學生涯。然苦哈哈的論文寫作過程、畢業後如雲霄飛車般的人生際遇,母親「學海無涯,回頭是岸」的召喚,以及生活周遭種種關於「女博士」的言語恫嚇 (例如: 「沒人敢娶女博士的啦,妳小心孤老一生,死後屍骨被你養的小貓給啃爛了」等驚悚話語!),在在考驗著我找學術工作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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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博士學位後,會不會開始像馬戲團的空中飛人,一不小心就掉下去?】

資料來源:www.lundagard.se/wp-content/uploads/2010/02/1002-nyh-doktorand.jpg

所幸平日燒香拜佛挺管用,就在台灣境內找工作幾近絕望之際,我喜出望外地在香港拿到了一份專任工作,人生頓時黑白變彩色。就著今日所見有感,加上近一兩年來常被諮詢關於讀博出路優劣等,我這個巷口文就來「應景」一下,談談關於人文社會學科博士「找工作」這檔事。我將使用人類學式的經驗與觀察,從自身多次失敗的經驗談起(一次成功就沒甚麼可談的了),分享海內外就業市場及面試文化差異的觀察,並以此回應台灣博士/高等教育的困境 (雖然這已是個老問題,但我還是要繼續重覆,以彰顯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另外,還要感謝編輯大人讓我在巷子口大呼小叫,也感謝大人的提醒,為避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先在此申明,這篇「敢死文」乃是整合這幾年個人、周遭朋友及網友經驗所寫而成,因此只能呈顯James Clifford (1986) 所謂「部分的真實」(Partial Truths)。對於那些建制完善的系所及態度合宜的審查者,你們不在本文討論脈絡中,煩請自動對號離場。最後,讓我斗膽引用一位教員朋友的話,以此自我惕勵,並分享予其他走過「風風雨雨­」的朋友們: 「莫忘初心,我們都不要成為那些說話苛刻的審查者。」

讀書與工作: 一個世界兩樣情

首先,現實的情境是: 讀書與找工作是兩碼子事,搞混了,你就憂傷了。

讀書是浪漫的,找工作是殘酷的。書讀得好不代表能找到好工作,拿到好工作也不見得是書讀得好的結果。找工作除了基本實力配備,個人的「運勢」也相當重要—也就是看個人的研究領域與當年度的市場需求配置是否吻合。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做博士後期間,認識許多被「卡」在哥大校園裡的優秀人才。其中一位同事的老婆從名校畢業,擁有在一級期刊發表的論文,然就是沒有學校開她研究領域的缺,令她只能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夫唱婦隨。這點令她十分難受。然而追逐市場趨勢而選擇研究方向的策略也屬不智,因為近年熱門的研究領域很可能被近期畢業的新科博士迅速填滿,新進博士生在剛讀博時熱門的研究領域,畢業時該市場需求極可能已經飽和了。因此,好好深耕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使之與相關領域的研究或理論產生對話的空間,尤其寫論文時三不五時找人答辯一番,可能是培養底氣比較好的方法。底氣夠了,再來就是包裝,剩下就是等待。

我的博士學位是在美國拿的,冷僻但有趣的人類學。因為自認語言能力不佳,自讀博的第一天起,就沒想留在美國任教,也因此沒有花太多時間研究美國的工作環境。直到論文進行了一半,周遭朋友已開始進入就業市場,彼此間的問候不再圍繞感情的八卦,而是“Are you on the job market this year?” 才發現老是依靠學校奶水度日不是辦法,「找工作」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要斷奶,首先必須衡量,想留在美國還是回台找工作,因為兩者操作的邏輯不太一樣。抱著測水溫的心情,我在畢業的前一年開始投入美國的就業市場,準備履歷、撰寫cover letter,循著前人的經驗,按表操課。

因為美國移民政策的規定,學生畢業與就業之間的空窗期不可長於三個月,因此最保險的做法是找到了工作再畢業,學校總是這樣教[i]。但是若想回台灣進行卡位之戰,恐怕得遵行「早回贏面大」的策略,先找學校兼課或做博士後,再慢慢與過去失聯的學界接合。雖然台灣學界的教師招募機制已相當現代化,但對就業市場上的新科博士而言,「血統」與「關係」的幽靈仍纏繞不斷。標籤與派別,依然是回國尋找就業契機的新科博士在踏入國門之前會被迫學習的地下知識—無論它管不管用。當然,這絕不是說美國學界不存在「關係」的識別機制。在美國,「靠關係」的說法仍時有耳聞,然對於這個「關係」的理解較非基於­我們在台灣所熟悉的「血統」或「派系關係」,而是指導老師與推薦信撰寫者的給力度。只是當求職者的數量大到一定程度,每位求職者所擁有關係資本的濃度便易被稀釋。意思是,當大多數的求職者或多或少都有給力的教授提供學術人際網絡,這層「關係」就不太為「關係」了。再者,這些關係說到底在現實上貼近多少真實,從來就無從得知,因此,毫無必要因為推測某位申請者擁有較強大的關係資本而放棄參與競賽。相反地,我認為我們應將每次的參賽機會都當作是得來不易的練習機會。換句話說,就算真的知道是陪榜,也要陪得有意義。

相較於本土博士,在台灣就業市場上,洋博士算是相當享有特權的。現在許多學校招聘時偏好聲稱能使用英語教學的老師,外國的品牌學校因此成了保證。然而事實上,台灣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能力其實並不差。參加過國外論文發表會議的台灣研究生大概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即聽了國外名校的同儕發表後,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思想概念邏輯「也不過爾爾­。」其實這樣的評論或多或少也反映了台灣學界源自內在的「崇洋媚外」情節,且這種情節透過多方且實地地與國外學生接觸即可消融。類似地,之前聽過一些在台灣讀碩士,留美讀博士的同學提到,在台灣,大學可當碩士讀,碩士可當博士讀,博士可當教授升等讀,意思就是台灣的學術訓練不只不比國外差,還常常「越級訓練」。過去時有耳聞台灣的留學生將碩士論文翻譯成英文再加點佐料就成了博士論文,一點也不起人疑竇,就是一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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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博士比較會做甜點跟雞排?】

資料來源:iphoto.ipeen.com.tw/photo/comment/4/4/7/cgm3d0a384e094dbcbd0f3a644659302f9f276.jpg

如此看來,台灣並非無法培養出自己的學術人才,重點乃在於台灣的教育單位是否願意投注更多心力,鼓勵並無條件資助博士生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或以短期訪問國外學校的方式從事國際交流,藉以拉近本土與國際的距離(以及本博士與洋博士的距離)。其實在網路如此發達的時代,要跟得上國外的學術思潮一點不困難,關鍵常在個人的學習動機及指導老師的勤奮度,就讀學校並不能反映個人的學習成果。一言蔽之,好的求學環境(好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充分條件,但絕非必要條件。當然,出國求學的好處多,常不止於學術研究,還包括語言精熟度、見聞廣度及生活技能的養成等。但這些附贈的「所得」是否應該在就業市場上被蓋括衡量為洋博士的優質條件,我個人乃持保留態度。

天差地別的面試文化

本著好奇嘗鮮的精神,我在論文接近結束時開始了第一年的工作申請,並給自己五年的時間試試手氣。五年,是傳聞中拿到一個專任缺平均要花的時間。在美國(許多國家亦然),學術市場早已經供不應求。尤其在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之後,各個學校預算縮編,教職員裁撤恐慌,徵聘凍結,連續幾年下來累積不下上千名無業博士。上百名申請者搶一個職缺,甚至是上千名搶一個博士後,對準備進入就業市場的準博士們,早已不是新聞。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F)在2011年的統計,該年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者約有555位,其中34%畢業即失業,只有33%的幸運兒成功就業(不包括19%的博士後),其中七成在學術界 (73%),三成分散在政府部門 (8.6%)、業界(4.9%)及非營利組織(10.3%)。社會學博士的命運好點,在656位畢業生中,「只有」27%畢業後啥都沒有,43%成功就業,包括在學術界 (85%)、政府部門 (6%)、業界 (2%),及非營利組織 (4.6%)。這樣委靡的就業市場在2012年後稍有起色,但差別不大,鳳凰花開時仍然哀鴻遍野。然而了解了這個市場狀況,準博士們就不會抱著「一步到位­」取得教職的不實期待。事實上,在如此競爭的市場中,被拒絕是常態,只要拿到面試資格,就應當視為對自我學術能力的一種肯定。當然,話雖是這樣說,對不習慣收到拒絕信的新手博士而言,心理還是非常折磨的。

我在美國及亞洲地區(包括台灣)嘗試了三年的專任教職應聘,很幸運地累積了不下十次失敗的面試經驗(包括視訊面談及校園參訪)。接下來,我想簡單地分享我所經驗與觀察到的國內外(美國為主)面試文化的差異,希望藉以扭轉台灣學界對於面試文化的既定認識。

經驗過美國校園參訪(campus visit)的應聘人士應當都有類似的愛恨交集之感: 免費機票、住宿、高級餐廳,專人接送,全程像上賓一般地被接待;但相對地接受「試煉」的時間亦較長—短者一個整天,長者兩天至三天。前人們總是諄諄教誨,從早餐開始到晚上回到飯店房間之前,千萬要撐住表現,連吃飯聊天時也不得鬆懈—因為這是教室與辦公室之外觀察一個人的性格是否和善樂群,作為同事是否好相處的機會。一般而言,校園面談包含兩個部份:個別面談與演講(或試教)。前者由系上老師一對一(或二三對一)與應聘者對談 (這在台灣是以化零為整的方式一次解決)。我的經驗是一次一人一小時,談話內容包山包海,但大致不離研究分享與「假設你今天進來了」的相關問題。面試者以同事(而非考官) 的姿態與應聘者「抬槓」,內容看似閒談,實可由應聘者的回話內容探出她的知識程度與工作態度 (例如對該系所的熟稔度)。

在美國,徵聘機構及面試者那種「就算不讓你上也讓你有尊嚴地離開」的態度,讓許多應聘者印象深刻。在台灣,除了前往面試的國內交通費常常不予補貼外 (別忘了大部分的新科博士都是經濟上的弱勢族群哪!),面試者的「主管」姿態也常令應聘者畏懼三分。曾有人在網路上以此為文,暗諷台灣學術機構普遍存在的「鞭笞文化」。的確,這讓我回想起回台第一次面試前,許多好心的學長姐紛紛給我打預防針,叫我千萬別太在意遇到「大砲」。那些被「砲轟」者的經驗在私底下流傳著,使得應聘者除了專業知識上的準備,「哪裡有地雷」  也成了事先要打聽好的資訊,以免現場驚慌影響表現。

jobtalk

【求職中的博士,如果拿到工作之後,會如何?】

資料來源:c.blog.xuite.net/c/2/f/9/16817478/blog_696063/txt/17340365/7.jpg

在美期間,外國朋友聽到我願意自費飛回台灣面試,都面露不可思議。事實上,我曾拒卻一個在英國的面試,部份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交通補助不足額。然招聘委員會主席親自來信說明解釋補助政策的舉動,讓我對他們願意「禮賢下士」的態度深表敬意。我不認為國內學校對應聘者物質上的超值款待有其必要性,然起碼的國內交通補助應是有其必要性的—畢竟金額不大,卻能展現一個機構禮賢下士的大器。在國內外飛來飛去洗了三年的面試「三溫暖」之後,我十分好奇,為何我所看到的台灣與國外的求職文化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 為何當其他「先進國家/地區」在進行新興人才「搶奪大戰」時,台灣的學界仍普遍抱持著「施捨一份工作­」的心態?

我不認為這個差異可以上綱到以東西方文化結構不同來做解釋,畢竟幾個在亞洲被台灣視為競爭對手的華文地區/國家—香港及新加坡,也都是以國際基本規格來接待應聘者。那麼,是台灣學校缺乏資金,還是更根本的問題: 缺乏國際互動下所殘餘的家父長心態使然? 曾與一位在澳洲學校任教並參與過招聘工作的美國友人聊及此事,她開玩笑道,他們怕遇到有潛力的年輕學者,十年後出了名,回過頭來反譏他們。然依我的解釋,他們實際上是怕「錯過」優秀學者。壓寶押對了,帶來的收益無窮,因為每個學者出門在外,都是所屬機構的活招牌,而機構的學術聲譽,往往也有助於所屬國家在國際學術社群中形象的提升。回頭看看台灣,良莠不齊的招聘制度與學界文化,如何能夠與其他亞洲國家競爭吸引高等教育人才?

出路,出路! 博士的出路在哪裡?

最近與幾位即將畢業的(土)博士友人聊天,談到個人未來與所上博士生的「陣亡率」,不禁同為他們感到沮喪與不公。這些(還有許許多多) 能力在我之上的新科博士們,在畢業之後即將失業的窘境。情況好者,或從事「台式」的博士後,為老闆撰寫研究計劃與報告,或領著微薄的鐘點費,不計成本地南北奔波兼課,諷刺地成為隨時可能被學校棄置的學術產業後備軍。

雞排博士絕對不是笑話,也不應被視為笑話。在學術市場日趨飽和的情況下,我們確實應該好好思考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在使用英語教學的世界中(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我們已經看到市場相互擠壓的現象,各國新科博士跨越國家的藩籬向外尋找可能性;然這對求才若渴的學校而言或許是件好事,因為其人才的可選擇性又更高了。近幾年,在美國的學界裏,許多學校眼見無法消耗過量的博士人才,開始鼓勵新科博士考慮選擇非學術機構就業,並辦理各種演講、工作坊、圓桌會議等,教導畢業生如何考慮從學術過度到非學術市場,例如非營利組織、公家單位、或甚至業界 (包括屏除「離開學界就是魯蛇」的心態)。我不清楚台灣學校能提供何種資源,又或者,悲傷而諷刺地,當日益龐大的學術產業後備軍作為廉價智力勞工的悲慘境況逐漸浮上檯面,「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將會被社會逐漸屏棄。正面思考,這未必是壞事。

stu-teacher-ratio 【少子化後的生師比變化,看不出專任師資有減少的必要】

資料來源:感謝戴伯芬教授提供此資訊。

再看台灣: 台灣學界裡「過量」的博士,近幾年似乎有逐漸往中國市場「擠壓」的傾向。這對大多數高度重視學術自由的台灣人應該是個兩難的選項: 要在台灣繼續窩著當產業後備軍以等待時機,還是去中國好一點的高校開展有尊嚴的專任教職生涯? 然中國高度的不確定性,包括政治上的、學術上的言論自由度,加上長久以來對台灣的虎視眈眈,在在考驗台灣博士的「容忍」度。可是,難道台灣的學術市場真的飽和到無法開展了嗎? 看看現在許多學校充斥著廉價的兼任與專案教師的現象,答案恐怕是未必。在戴伯芬教授今年於中研院社會所一場關於台灣高等教育問題的演講中,我聽到了一個可能的解答。據她的研究顯示,若以生師比25:1或更高的教學質量而言,在計算少子化的衝擊後,台灣大學的師資數量可能仍嫌不足。因此,關鍵恐在於我們要怎樣的高等教育品質,以及教育資源如何分配與利用。

六月鳳凰花開,又到了令畢業生惶恐的祭節。每位新科博士都怕走上這個祭壇成了牲品,卻還是得硬著頭皮走上這一遭。放開想,生命就是個儀式。期待來年花開時,曾經惶恐的人都能因為新的生活佈置而展露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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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美國,畢業證書不是那麼重要,招聘公告上常會註明,只要起聘時拿到學位即可。然在台灣就未必是這麼一回事了。有些學校依照教育部的規定,要求申請工作時必須附帶經外館驗證的畢業證書(是詐騙集團橫行台灣的後遺症嗎?),然而留美得畢業生往往要在離校好幾個月後才能收到學校統一寄發的畢業證書。國內這種無視國外學校行政系統運作差異的做法,使得許多在國外求學的新科博士無法順利申請國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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