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權保障

王奕婷 /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系

葉高華教授的文章<搖搖欲墜的台灣民主?從民主調查態度談起>指出,台灣民眾的民主信念下滑,而年輕世代對民主體制更沒信心。本文同意這樣的分析,但想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的民主危機,或許不僅在於民主信念滑落,而更來自不同人群對於「民主」有相當殊異的理解與想像,且其中有相當一部份的理解,大異於政治學理論中對民主的定義

以民主之名?

政治學者對於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原則,有一些鬆散的共識。首先,政府領導人須經由定期而公平公開的選舉產生,政黨在選舉中公平競爭,而人民普遍地擁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並有制度設計使政府政策能依從民意。在此過程中,人民被賦予各項自由權利,例如自由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參與政黨或利益團體;媒體能夠自由報導,而人民能接觸不受政府控制的多元訊息。為了保障人民(包含少數意見者)的各項自由權,政府需依法而治,有獨立的司法機關、分權制衡。此外,縮短社經條件的差距,能夠更加促進公民的平等參政。整體而言,人民公平而充分的政治參與及競爭、各項自由權利的保障,是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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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遊行法是否違背了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 

然而在日常語言的使用中,「民主」是個充滿歧義的概念。「少數服從多數」常被視為是民主的核心;而「守法有序」、「不妨礙他人」也被許多人與民主扣連。就以兩岸簽訂服貿協議所引發的爭議為例,正方雙方的論述中都強調己方立場才是維護了民主:學運支持者指出30秒黑箱不但顯示代議士與執政黨漠視民意,更破壞了立法審議的程序與原則,因此重創台灣民主體制;而公民抗爭的行動不但是人民的權利,更實踐了人民主權,能夠補強被代議士傷害的民主。而反對者則堅稱,抗爭的行動反而才是違反法治、破壞民主。

既然民主的詮釋能夠如此多元, 甚至立場殊異者都能以民主為名相互詰問,那麼當受訪者在民調中表示「民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時,心裡想像的又是怎樣的民主呢?

由中研院政治所進行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問卷中,除了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民主體制是最好的政府體制之外,還設計了一系列的題組想要了解受訪者所認為的「民主」究竟為何。本文採用了這個計劃的第三波調查,於2010年初在台灣執行。調查的母體是年滿20歲的台灣民眾,樣本有1536位受訪者;在加權之後,樣本的性別比例、年齡結構以及教育程度都與母體近乎一致。

這個調查中也問了與葉高華教授文中所採用的同樣的題目: 「我們想請教您一些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對於卡片上這三種說法,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

下面的交叉表顯示了不同年齡層受訪者的回答。與葉高華教授的發現相當類似,整體而言,有略微過半數的民眾認為民主體制無論如何都是最好的,而越年輕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越沒有信心。不同的調查呈現了類似的結果,可見此一傾向相當明顯而穩定。那麼,在這些受訪者眼中民主的定義究竟為何?是否由於民眾對於民主的不同理解而有了不同程度的民主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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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什麼的世代理解差異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卷中有一題組,詢問受訪者:「在卡片上的四項說法當中,您認為哪一項是民主最為重要的特徵?」

A題組:政府不浪費公帑是民主最重要特徵嗎?

其中一個問題,受訪者在「政府降低貧富差距」、「人民經由公平自由的選舉選出政府領導人」、「政府不浪費公帑」以及「人民可自由公開表達政治觀點」四個選項當中,選出他們認為民主最重要的特質。在這四個選項中,「經由公平自由的選舉選出政府領導人」與「自由公開表達政治觀點」都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定義,分別強調了人民的政治參與以及自由權;「政府降低貧富差距」此一選項雖不是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特徵,但卻是有助於平等政治參與的重要條件;而「不浪費公帑」 側重於政府效能,並非民主的特質,威權政體也可能有相當的治理效能。除「不浪費公帑」外,其餘三項雖受強調程度不同,但都大抵符合理論中對民主的描繪。

整體而言三成左右的人分別認為「政府降低貧富差距」或者「由公平自由的選舉選出政府領導人」是最重要的民主特徵;大約兩成的受訪者則分別認為「不浪費公帑」或「自由表達政治觀點」在這四項當中最為重要。以這個題目而言,多數受訪者的理解與民主的核心理念沒有太大差異。

下圖顯示了不同年齡受訪者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最年輕的世代對於民主有著最為接近教科書的理解,而與其他世代差異甚大。超過三成29歲以下的受訪者認為表達政治觀點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民主特質,且絕大多數不認為政府效能是很重要的民主定義。

A

  B題組:政府清廉不貪污是民主最重要特徵嗎?

在另一個題目中,受訪者則在「人民可自由參與抗議」、「政府清廉不貪污」、「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濫權的侵害」,以及「政府提供失業補助」這四項當中,選出最重要的民主特質。 「參與抗議」以及「不受政府濫權侵害」都是自由主義民主的重要主張;「失業補助」並非民主的核心定義,但能夠促進平等政治參與的可能;最後,「清廉」亦是屬於政府效能的面向,並不是民主的定義,亦非民主所必然能帶來的良好結果。

整體而言,有三成的受訪者分別認為「清廉不貪污」或者「法院保障不受政府濫權侵害」是這四項當中最重要的民主特質;22%的受訪者認為失業補助最為重要;僅有15%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參與抗爭是其中最核心的民主特徵。認為「清廉不貪污」是民主最重要特徵的比例竟是「自由參與抗議」的兩倍之多,大異於民主實際上的定義 。在這四項當中,不同年齡的受訪者亦有極大差距,與上一題類似,年輕世代(尤其是29歲以下)特別強調公民自由權作為民主的核心特徵,而相對之下較不把政府效能視作民主的重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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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題組:政府確保法律與秩序是民主最重要特徵嗎?

另一題,受訪者在「政府確保法律與秩序」、「媒體可自由批評政府」、「政府確保所有人工作機會」、以及「多黨在選舉中公平競爭」這四項中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民主特徵。多黨公平競爭以及媒體自由批評政府都是民主理論的核心主張 。「公平的工作機會」能促進平等參政的可能。民主法治的意涵在於依民意而制定的法律,凌駕于統治者以及所有人民之上,政府需依法而治。這樣的意涵與「政府確保法律與秩序」這一項中對秩序的強調有些落差。

整體而言,約四成的受訪者認為這四項當中最重要的民主特徵是「政府確保所有人工作機會」,而35 %的受訪者認為法律與秩序最為核心;僅有7%以及18%的受訪者分別認為媒體自由批評政府或多黨在選舉中公平競爭是最重要的民主特質。這樣的理解反映了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對安定與秩序的強調,卻相對忽略了多黨公平競爭與多元資訊來源這些民主的核心意義。在這一題當中,世代選擇的差異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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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理解的藍綠差異

上面分析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的理解相當多元。促進社經條件平等被許多人認為是民主的首要特徵;除此之外,有相當一部份的民眾認為政府效能、法律秩序是更為重要的民主定義。而世代間的比較則顯示,年輕世代格外重視參政權的發揮以及自由權利的保障,與其他世代有顯著的差異。

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訪者是否對民主也有不同的想像呢?下面的圖以受訪者在2008年總統大選的選擇進行交叉分析。

A題組的藍綠差異: 針對這四個選項,不同政黨傾向的受訪者中都有最大比例的人認為降低貧富差距是最重要的,次多的人認為公平自由的選舉最重要。綠營支持者中有23%的人認為自由表達政治觀點是最重要的民主特徵,然而藍營中只有17%的人這樣認為; 此外,相較于綠營支持者,藍營中也有較高比例的民眾認為「降低貧富差距」或「不浪費公帑」是最重要的民主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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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題組的藍綠差異:針對這四個選項,藍綠支持者的差異更大。藍營中約35%的受訪者認為清廉不貪污是最重要的民主特質,31%則認為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侵害最為重要,僅有約13%認為自由參加抗議是重要的民主定義。相對地,綠營中最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侵害最為重要,27%認為清廉不貪污最為核心;相對於藍營,綠營中有二成受訪者認為自由參加抗議是最核心的民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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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題組的藍綠差異:針對這四個選項,藍綠間的差異亦相當顯著。藍營中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認為法律與秩序是最重要的民主意涵,而僅分別有15%與5%的受訪者認為多黨競爭與媒體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特徵。在綠營中,有顯著較高比較的民眾認為多黨競爭與媒體自由是民主的核心特質,分別為22%與8%,但亦有26%的綠營受訪者認為法律與秩序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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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權保障

這三張圖的比較,顯示藍綠陣營支持者的民主想像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反映出台灣政治變遷過程中不同政黨以不同論述來說明自己的立場,雖皆高舉民主、卻描繪了樣貌差距甚遠的「民主」。國民黨對於「法治」的強調一直甚過於對民主其它面向的著墨,守法與秩序長期以來是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國民黨對於反對運動所提出改革要求的回應。

將近四成的藍營支持者,將政府效能與法律秩序視作最重要的民主特質,然而人民自由表達政治主張、多黨競爭這些民主理論的核心定義,僅受到兩成以下的藍營支持者重視。依照學者江宜樺的詮釋,這樣的理解反映出一種以傳統家父政治觀念來理解民主政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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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走時,可以跨越那條秩序的界線嗎?】 

資料來源:sphotos-h.ak.fbcdn.net/hphotos-ak-prn1/737326_416507128426424_2134072301_o.jpg

整體而言,無論是否支持民主體制,台灣社會中有相當一部份民眾所想像的「民主」與人民主權、自由權利保障這樣的民主核心理念有一些差距。這自然與國民黨長期以來將守法安定、政府效能與「民主」做連結有關。年輕世代特別重視參政權的發揮以及表意與結社等自由權利的保障,這可以解釋為何年輕世代格外反對媒體壟斷、認為走上街頭表達意見理所當然,更對於公投盟被驅離感到義憤。這樣多元的民主想像也解釋了當前服貿相關爭議中,不同立場者雖皆訴諸民主,但兩邊的「民主」卻似乎很難對話。期待在這些相互爭辯的過程中,民主的意涵可以被更多台灣人理解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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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教育部有關自經區的釋義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

    隨著學運有關服貿議題的發燙,巷仔口熱鬧了起來。這次有關自經區議題的討論,比較特別的是圍觀鄉民從平常百姓加入了官員,討論的版面也從部落格延燒到教育部的官方網站訊息公告中的即時新聞

平常高高在上的教育部官員以難得的效率,三天之內連續透過官網、電話多管齊下,來回應作者的看法,令作者受寵若驚,也該向巷仔口的鄉親交待一下,作者對於教育部「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不會影響國內大學生源、不會只有空白授權、不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不會有大陸移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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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讓教育更加商品化】

資料來源:farm3.staticflickr.com/2888/11848364814_6a54c3836a_c.jpg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不會影響國內大學生源嗎?

教育部認為自經區的教育「創新」,是在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的架構下,設立實驗性質的分校(分部)、獨立學院、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除了鼓勵招收境外學生,把生源做大之外,招收國內學生的名額,也必須從國內合作大學既有的招生名額來挪用,不會影響國內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

首先,這個說法與高教司司長黃雯玲日前公開發言前後矛盾,黃司長說:『我們會突破相關法令的限制,就是說讓博士班它可以直接招收學士班學生;第二個是碩士的在職專班的話,它可以招收境外學生,招收的對象,就誠如我剛剛說是以招收境外生為原則,但是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的話,它可以招收國內學生。』(原音) 我們不知道教育部如何認定「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也就難以評估自經區學校是否會藉由發展「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而招收國內學生?但可以確定的是自經區雖以招收境外生為原則,但是可以招收國內學生

其次,這個說法本身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如果自經區的學校不設立「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如何加入臺灣已經飽和的高教市場競爭?如無創新教育或實驗性可言,臺灣又何必特別設立自經區的教育創新產業?

第三,教育部完全忽略了少子化衝擊下,國內大學在生源有限的狀況下正面臨市場緊縮的存亡競爭,即使招生名額不變,自經區內與非自經區的學校之間有關生源競爭也將更形激烈。按照教育部說法,假如目前國內有5間大學(ABCDE),每一間學校招收20名學生。其中的A大學將20個名額放到自經區。隨著少子化,隔年只有80名學生入學。一旦自經區學校以低學費(這是自經區容許的「彈性學費」政策)搶收學生之時(所以A校仍有20個學生),臺灣自經區外的公私立學校必然受到衝擊(此時BCDE四校只能每校平均分配到15個學生)。這樣子不會影響到國內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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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少子化的結構問題,教育部仍用新自由主義的方式思考】

資料來源:blog-imgs-44-origin.fc2.com/c/a/r/carefit/img065s.jpg

教育部一味強調境外招生把餅做大的好處,卻忽略文中分析的亞洲高教市場往中國發展趨勢,也無視臺灣內部迫在眉睫的高教招生危機,顯示教育部缺乏對於高教市場的評估。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是不是一張空白授權書?

教育部雖說明針對雙方合作學校認定基準、學校共管機制、涉立條件、變更或停辦要件、監督、招生、學生修業、教職員進用、採購、內部稽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訂授權子法及適當配套措施。但是目前僅看到教育部鬆綁的政策方向,卻沒有看到任何授權立法以及配套原則。南韓的松島國際大學園區開發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教育部介入辦學,國際名校馬上就會撤退。以臺灣高等教育現行管制的經驗,從學校合併、系所設立、學費與招生員額管制、教師評鑑要求,從教學品質到品保機制,從環境管理到交通安全,高達42種大學評鑑與訪視,在教育界以及高教工會的批判下,仍不願意放棄各式評鑑控管機制,究竟有那一所國際名校會接受教育部無釐頭的管制來臺設校?如果教育部不改變以評鑑遠端操控大學的心態與作法,一邊是在教育部層層的行政控管下辦學,另外一邊則是依市場機制來辦學,當然會形成自經區內、外學校間的不公平競爭。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真的不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嗎?

教育部釐清了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他所規劃的免稅範圍僅適用於學校提供教育勞務所得的收入(如學雜費、學分費、學生宿舍住宿費等),並不是校內任何的經濟活動都可以免稅。但是臺灣私校缺乏有效的行政監控,教育部面對部份私校淘空校產、胡做非為的舉動呈現無法可管的困境,許多私校濫用「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免徵關稅及營業稅」,以教育研究為名實則進口各項生產設備;教育部也知道早有部分大學辦理旅館、醫院等附屬機構,被詬病為掛羊頭賣狗肉、挪用辦學資源興業,針對「學校所有並供學校使用之不動產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者,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一項,如何監督私校不濫用稅賦機制來興業?如何釐清產學合作的界線?(參考長庚醫院、長庚大學跟長庚集團的關係,就可以知道以營利為主的私校如何利用這些免稅規定來鑽漏洞)。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不會有大陸移民問題嗎?

教育部說,自經區的大學,必須以「外國」大學為國際合作對象、「外國」博士生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入境居留,而外國包含「港澳地區」,但未包含大陸地區。教育部似乎不清楚港、澳早已在97年、99年回歸大陸的事實,香港、澳門的高等教育早被大陸學生攻陷,許多陸資也透過港資包裝的方式進入臺灣,沒有任何具體的移民控管機制,如何確保臺灣不會是下一個被中國移民衝擊的香港?

另外,教育部解釋目前來臺就學陸生的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不含兄弟姊妹),每學期可申請來臺探親1次,期間為15天,卻難保來臺探親的人道考量成為夾帶短期停留、甚至長期滯留人口的風險。如果配合來臺就醫條款,更衝擊臺灣搖搖欲墜的醫療與健保制度。大陸和台灣一樣,即將步入高齡化社會,台灣未來正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高齡化照護問題隨少子化以及外來移民勞動力短缺而雪上加霜,未來臺灣有無餘力照顧大陸病人,醫院空間如何容受一個病人、四位照護者?是否可能形成假就醫、真留滯人口的管理漏動?不限額開放大陸人民來臺就醫不僅消耗臺灣有限的醫療資源,更可能大開假看病真移民的後門。

教育部一再宣稱,其首要目標在於「標竿學習」,但是卻看不到開放對於當前高等教育亂象可能製造的問題,避重就輕地回應文中所提出的根本疑問:在自由市場機制下,有那些國際名校會在無利可圖的條件下來臺辦學?在國家高度控管機制下,有那些國際名校願意接受評鑑與生員控管下來臺辦學?在缺乏有效監控的私校法下,如何釐清產、學的邊界,杜絕假辦學真興業、假投資真土地炒作的弊端?在缺乏就學移民、探親控管下,如何確保流動人口不會滯留?在開放就醫以及夾帶照護人口之下,如何確保臺灣醫療資源不受衝擊?

 ◎不要黑箱作業的自經區教育崩壞

自經區在立法院召開少數參與的公聽會默默進行,教育部除了以一貫的 Z > B做為修辭之外,慣常用決策圈當掩護偷渡,如果要說服大眾接受自經區不會造成一臺兩治,必須詳細進行自經區開放的風險評估與控管,而不是以一年時間修法就要強行闖關,也需要建立實質的民主審議程序,擴大參與管道,讓公民團體、教師工會、家長、老師、學生以及更多鄉民,可以瞭解參與決策過程,才能避免自經區淪為下一個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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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兩治:自由貿易示範區對高等教育的衝擊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

當國人的目光盯緊立法院服貿協議之際,立法院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特別條例」公聽會,擬速戰速決通過此法案,進一步對中國開放臺灣市場。什麼是「自由經濟示範區」(簡稱自經區,free economic pilot zones)?簡單來說,就是經濟自由化的先行示範區域,在自由化、國際化的理念下,大幅鬆綁貨物進出、聘僱外籍專業人士與外商投資等各項限制,打造有利資本流動的投資環境。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馬政府兩岸政策的試點,可視為「兩岸自由貿易示範區」,未來自經區將針對農業、醫療、教育以及專業服務業投資開放陸資及進用大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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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的五港一空,會不會轉眼成空?】

資料來源:i1.ytimg.com/vi/cCEH5vZ7uFo/maxresdefault.jpg

本文將針對自經區中特別設立的高等教育產業項目,討論其可能對臺灣現行商品化的教育制度的衝擊。誰會來自經區設校經營?自經區開放設校之後對於臺灣高等教育與專業技術人才市場有何影響?

誰會來自經區設校?

自經區打算開放高等教育產業,規劃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質分校、學院、學位專班或專業學程。這個異想天開的大學鬆綁政策,是否能夠成功吸引外國大學,不無疑問。台灣高等教育市場早已供過於求,在市場飽和、無利可圖的情況下,絕難吸引外國名校進駐。如果真有外國學校來設分校,效果將是加速臺灣大學院校崩解,製造更多無子可教的空洞校園。

從亞洲高教市場的版塊推移,可以看到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前景的暗淡。原來在新加坡設校的芝加哥大學已經轉進香港,以英文為官方言語、比台灣開放的新加坡,都不得不面對中國高教市場崛起的威脅,許多國際一流名校更越過香港,直接在大陸北京、上海設立分校,回應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市場的需求,那麼自經區設高等教育產業的意義在哪裡?

2003年南韓在仁川設立第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並在2007年建設松島國際大學園區,擬招收世界頂尖大學十所入駐。南韓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政策,放任私校掏空校產,將成本轉嫁學生,讓南韓高等教育學費急漲,私立大學學費平均一年8,520美元(約台幣24.5萬),國立大學一年4,720美元(約台幣13.6萬),成為OECD國家中僅次於美國第二高的地區。除了教師勞動權不保,學費依成績好壞進行差別收費,在2011年引爆頂尖大學四名學生和一名教授連環自殺,這引發了學生反高學費運動,政府後來不得不宣示凍漲學費。2012年三月正當松島國際大學園區開幕之際,已經有不少名校在少子化、學費凍漲以及政府介入私校管制措施的三重衝擊下,紛紛打退堂鼓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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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松島自由貿易區,看起來就是用來做土地炒作用】

資料來源:images.epochhk.com/20130607/c1-8.jpg

無法無天的自經區分校管理

教育部原來以「專科以上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對於臺灣的大專院校進行生師比、師資、招生名額、校地面積進行控管,但在自經區有關合作學校設定基準,學校共管機制、設立條件、變更或停辦要件、監督、招生、學生修業、教職員進用、採購、內部稽核及其他事項,則由教育部另訂辦法約束之。在目前教育部對於臺灣私校商品化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更遑論將來歸屬化外的自經區。

此外,與大學合作設立之外國大學分校或學院,其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校長任用資格及遴選程序,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等事宜,得由分校或學院另定。臺灣為了維持教育品質,教師法明文保障教師的勞動權,但是在大學法修訂實施教師評鑑制度之後,教師終身僱用制已經逐步瓦解。教育部帶動啟用的專案教師制度,更惡化了高等教育的僱傭條件。

未來如果在自經區合辦分校,鬆綁了所有對於高等教育的生師比、師資、設校門檻、招生限制,自經區的大學將直接衝擊台灣高等教育勞動者的制度性保障,瓦解台灣不成熟的校園民主,基至連大學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學術自由也會蕩然無存。自經區分校甚至可進一步透過市場的惡性競爭,以低學費搶奪生源,比照對岸的薪資水平降低教師的勞動水準,降低學生受教品質(提高生師比、大班授課等方式來增加學費的競爭力),在低價競爭下,大學可能淪為名符其實販售學歷的學店。

假辦學、真土地開發

過去幾年來,臺灣大學擴張過程中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學生人數明明正在減少,而公、私立大學的校地與校舍面積卻不斷擴增加大。從2004年之後,各校因應少子化的方式,卻是反向操作擴大校地校舍,全臺大專院校校地面積總和,增加了大約相當於新北市永和大小;而校舍面積也增加了相當於937個國際足球場面積大小。以103學年度被教育部勒令停招的屏東永達技術學院為例,一個原來學生規模1萬人左右的學校,在面臨少子化之際,校地面積竟擴張了一倍有餘。

 

圖一   台灣校地校舍面積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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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校舍面積與人口發展趨勢不成比例的增加,顯示各校辦學目的不僅在於招生,更著眼於校地變更與開發等多重利益,而自經區經管的公有不動產,得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不受國有財產法及地方公產管理法令相關限制;分校或學院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免徵關稅及營業稅,其所有供學校使用之不動產,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者,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在立法通過之後,第二階段自經區採取申請制,透過設立分校的方式,外國學校可以透過合辦教育方式,進行產學合作的創新事業,從蓋工廠到建醫院,從興辦實習旅館、餐廳到提供福利照護、健康中心,所有與企業合作的事業,都可以假教育創新之名,在自經區的學校展開,並取得各項賦稅優惠,自經區的營利所得不僅無法回饋臺灣社會,並與自經區外的大學形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即將無孔不入的中國移民

自經區影響最大者,莫過於開放大量以正式或非正式就學的移民、配偶以及親屬進入臺灣。依修訂的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三條之一規定,博士班得招收取得學士學位者;博士生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為外國人者,符合一定條件,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而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許可來臺就讀二年制副學士班、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之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親。幾乎不設限額的移民與探親,讓大陸人民可以假就學而逕行移民之實,大量正式與非正式學生身份就學以及探親的移民將造成臺灣進一步內地化。

而最令人匪疑所思的則是所謂的「病人移民」,一位大陸病人隨行可以攜帶四位移民進入臺灣就醫。依修訂的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七條之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患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得於臺灣地區接受醫療服務之疾病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就醫,並應於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醫療機構為之。前項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二人同行;必要時,並得申請大陸地區醫護人員二人隨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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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灣會不會拿著類似的牌子?】

資料來源:image.wenweipo.com/2012/04/30/hk0430b5.jpg

所有國家開放移民皆以專業技術人才或投資移民為主,臺灣的自經區竟然始無前例地創出病人移民,容許中國病人一人攜四人在臺投醫,不僅使臺灣有限的醫療資源雪上加霜,更大開假看病真移民的後門。

為了吸引外國人來韓投資,南韓修改了原來的移民政策,提供企業投資簽證(D-8),主要核發的對象為外國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或生產技術專業人才,最長可以給予他們五年的滯留時間,也提供他們的配偶與未滿20歲子女的同伴簽證(F-3) 。而對於A、投資額在20萬美金以上且僱用5人以上的韓國公民之外商投資者;B、50萬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資者,在韓國境內滯留3年以上且僱用3人以上的韓國公民之外商投資者;C、30萬元以上在韓國境內滯留5年以上且僱用3人以上的韓國公民之外商投資者,達到韓國教育研究院實施的韓裔能力測試3級以上,滿足最新3年間每年超過既定收入者,則給予永久居住資格(F-5)。

但是,相對於韓國,台灣政府不但沒有設定移民資格與人數,而且沒有附帶引入本國人就業機會以及遵守臺灣勞動規範的要求,絕對會衝擊臺灣已經雪上加霜的技術人才就業市場。

邁向一臺兩治的自經區

台灣的自經區從2012年4月開始規劃,2013年3月底即將通過教育行政法規的修訂,此修訂完全缺乏先導性個案計畫研究,也無循序漸進的政策評估。南韓的示範區計畫乃循序漸進,由國家投入資源帶動;台灣的示範區計畫,跟服貿一樣,脫光開放,沒有計畫與資源投入。不同區位基地有不同的產業、資源與文化特色,未經詳細規劃,缺乏實質評估,全台高等教育產業將陷入自經區的惡性競爭,惡化臺灣當前供過於求的高教市場;無賦稅利益,又缺乏對於廠商財稅、環境、勞動條件的規範,不限地點而全面執行的自經區,將淪為收買地方政府的圈地運動,全面衝擊臺灣的金融、產業、勞工、教育以及土地使用體系,成為臺灣政府與人民無力控管的租借地。

Maguan

【服貿是馬關條約的話,自由貿易區就是中國租界區】

資料來源:api.ning.com/files/frO*JRdQdw7hR16Llwu7eoD14J2EvI3hgi9pcj-zV5Oxl6KzBctfSuQXvxyIG2FbnmyuksbF4gRb1NjEpNosDxjZ3I3oqCpm/E11.jpg

如果服貿協議是全球化潮流下臺灣不得不與中國簽署的「馬關條約」,打開中國入臺的投資大軍;自由經濟示範區將是台灣政府讓渡的中國租借區,主權非台灣政府與人民所有,讓大陸資本與勞工得以長驅直入。

一旦「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台灣會成為實質的一台兩制,也形成自經區與非自經區內外差別化的子民,屆時你(妳)以及下一代子孫會想要住在那一區?

(有關底下留言,跟教育部的聲明,請參考伯芬老師的回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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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學運帶出的民主價值:公民權利、人民主權與社群共善

曾國祥/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對於318學運所訴求的民主精神,出現三種批評聲浪:一、民主可以違背憲政與法治嗎?二、學生以激烈抗爭的方式占領立法院與攻佔行政院的正當性基礎何在?三、對於已經進入國會討論的協議要求重新退回審查,難道不會破壞民主程序?

這些質問觸動政治理論的思辨。但政治世界畢竟與自然世界不同,往往不是由一套和諧的自然規律所支配;相反地,318學生運動至少涉及三種政治概念與民主理念,亦即,常態政治與憲政民主;非常態政治與激進民主;公民政治與審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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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318學運有許多批評聲浪,但是這些批評有理嗎?】

 

常態政治與憲政民主

首先,前述三種質疑顯然都是立足於常態政治與憲政民主的論說觀點。基本而言,憲政主義的根本精神,在於透過「政府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來落實保障「人民權利」的憲法最高價值,也因此,時常與憲政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政府原理,包括權責相符與依法治理等等。雖然很少人會質疑法治與守法的重要性,我們甚至可以說,憲政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公民在常態政治中的交疊共識,但這並不意味著憲政主義本身沒有弱點。簡單地說,憲政主義的出現具有兩個重大的歷史意義:在政治上,憲政主義是對人民主權的一種馴化過程;在道德上,憲政主義則是轉化了古典民主崇高的倫理目的。

更清楚地說,憲政主義的政治作用,主要是透過公民授權的方式,將原本屬於人民的平等「政治權力」交託給政府,以換取政府透過法治方式來保障他們在公民社會中所享有的「政治權利」;於此,我們說憲政主義是一種政治馴化過程,因為透過憲政主義,原本屬於人民的赤裸裸的「權力」,轉變成一套典章化的「權利」。然而,如果說政府的統治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那麼這個授權活動意味著在憲法與政府存在之前,就已經先存在著一種更能展現人民主權的基源性民主。例如,盧梭的「普遍意志」所要傳達的,正是這種直接緊扣人民主權的激進民主思想。然而,從激進民主的角度來看,憲政主義的主要缺陷,就是把人民主權壓縮進憲法所允許的權利框架之內;也因此,不少政治理論家認為,憲政主義在本質上是反民主(人民主權)的,因為一部憲法的基本功能,即是藉著對政治權力的制度性安置,將部分重大的政治決定從民主過程中移開,甚而貶抑了公共理性的價值及其使用範圍。

由此可知,憲政民主基本上是一種程序民主或代議民主,並強調權利至上與國家中立的倡導立場,也就是主張:為了允讓公民可以在公平程序中,對於多元的生活價值進行自由選擇,政府決策的形成,應該盡可能地獨立於各種競爭的社群目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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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主義是一種馴服人民的過程,如果憲政不小心變成巨靈,怎麼辦?】

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們看到了國家實際上不但不可能真的維持中立,而且是高度地偏袒有利於資本家的法案的制定。此外,國家中立的代價,是排除了我們在價值衝突的處境中追求更高的道德共善的可能性。回到亞里斯多德「人依其本性是政治性動物」的經典論說,許多共和民主或審議民主的支持者,因而主張重振古典民主的道德理想,並堅定指出民主的真諦,是讓社群成員以公民身份置身公共空間,經由政治參與與理性言說,與其他伙伴共同協商公共議題,從而實現自我治理的崇高目標。

非常態政治與激進民主

如此甚明,從激進民主和審議民主的角度來看,一般對於學運所發出的三種看似合理的質疑,其實是立基於某種單一化的政治概念與民主理念,完全無視於憲政主義與人民主權和社群目的之間所存在的嚴重矛盾。據此,當我們進一步思考「公民從事激烈抗爭活動的正當性基礎」此問題時,我們不應侷限在憲政民主的框架內,以為民主必然不能違反既有的憲政秩序。相反地,我們應該嘗試回到激進民主與人民主權的論述脈絡來反問我們自己:當公民對於涉及自身權益甚鉅的公共議題存有疑慮與不安,而這些集體的焦慮又無法在現有的憲政管道中獲得解決之際,他們是否有充足而正當的理由,可以把陷落在憲政主義之中的人民主權(記住: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權力),重新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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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就是一種非常態的激進民主】

事實上,在美國的制憲過程中,訴諸人民主權的激進民主思想即已出現。例如,傑佛遜嘗言:「此起彼落的零星反叛是一件好事,而且政治世界中出現反叛,就像物理世界中有暴風雨一樣,有其必要性」。關於世代正義,傑佛遜則是提醒美國公民注意:「沒有社會可以創造一部永久的憲法,甚或一部永久的法律」;這塊土地永遠屬於活著的世代,身為憲法權威的創建者,公民可以按照他們喜愛的方式來治理這個國家。進一步看,縱使是憲政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如康德,也沒有完全否認政治權力的衝突本質,引述他的一段名言來說:「大自然透過它的智慧,將安排人們藉著不和諧的方式,達到和諧的共同生活。」

誠然激進民主可以適時揭穿憲政民主的盲點,但其本質畢竟是一種非常態政治,因此,如果人民主權要在政治領域中常駐下來,那麼很有可能會帶來永無寧日、至死方休的權力爭鬥。既然激進民主對治憲政危機的策略,是釋放出為憲政主義所遮掩的人民主權,亦即,藉著重拾制憲時所依據的基源性民主力量,取回原本屬於人民的政治權力,來對社會上的不公不義進行矯治,因此當危機化解時,人民主權即應重回憲法之中。

持平而論,人民主權的現身,正是學生們占領立法院與攻佔行政院的民主基礎。他們的行為可以衝決憲政規範的束縛,因為他們所訴求的,是比憲政規範還要高的政治正當性原則。當學生在憲政民主失靈的情勢下,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勇敢佔據立法院並大聲向政府宣告:這是奪回屬於人民的國會殿堂,他們並沒有誇大其詞,因為主權本來就屬於他們的。

公民政治與審議民主

另一方面,學生有關退回服貿、重新審議的要求,雖然牴觸了程序民主的議事規則,卻恰恰彰顯出了公民政治與審議民主的基本精神。作為補救程序民主與代議民主的一種參與式民主模式,審議民主論者強調:審議民主的參與者,應該包括一個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影響所及的所有公民或他們的代表,而審議民主的決策方式,則是就受到「理性與公正價值」之約束的參與者相互提出的理由或論據,進行討論並達成共識。因此,依審議民主之說,一個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應該透過自由與平等之公民的理性討論;也因此,我們可以說,構成審議民主的兩項核心要素,即是政治平等與理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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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學運現場開始了公民審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雖然審議民主的哲學理據十分廣博,但就我們理解太陽花學運的民主精神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當代審議民主的一個重要流派,強調將社群目的帶回公共領域之中。誠如桑德爾所言,共和主義式的審議民主所蘊含的公民自治觀念,並不是把政治參與看成是人們選擇價值的許多方法之一,而是視之為一種涉及個人與社群之聯繫關係與存在價值的道德活動,因為作為「政治性動物」,我們必須透過與同胞一起對共善進行審議,來協力塑造政治社群的命運。就此而言,民主不僅是一種攸關權力與利益分配的議會政治,更是一種追求自我認同與社群共善的公民政治。在公民政治中,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對於政客猙獰面目的容忍,而是公民自身對於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懷,一種維繫著社群命運的道德義務。

以此言之,學生團體所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的構想,其實是對程序民主之自甘墮落的一種道德拯救。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是反服貿、而是反黑箱服貿;對於涉及世代正義、家園情感、社群命運與國家安全的重大議題,除了公民審議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更符合民主精神的作法呢?

綜上所述,以公民身分出現在立法院、行政院與校園自主罷課活動中的學生們,正在替台灣社會形塑三種民主價值:憲政民主的公民權利,激進民主的人民主權,以及審議民主的社群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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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兩岸服貿協議簽訂所引發的爭議當中,看似主要有兩個對立的立場:(一)許多學者擔心的是中國因素或政治後果,認為服貿協議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對台灣有利,也不應該貿然簽定;(二)官方則是一口咬定服貿協議在經濟成長上對台灣一方「利大於弊」,因此只要設立一些救濟機制、或者由行政單位把關,就可以包裹通過,不須逐條審查;在此觀點下,官方宣傳開放項目的多寡並非爭論重點,問題在於加權後的總損益:例如,若是中國開放80項,每項台灣獲益(或中國損失)都是1億元,台灣開放64項使中國每項獲益(或台灣損失)2億元,台灣還是受害的。此外,馬政府還有一個缺乏證據的主張:不跟中國簽訂協議台灣就無法加入TPP等其他的自由貿易協定。

official-stat 【官方的計算數據,裏面暗藏了多少玄機呢?】

有趣的是,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雙方,似乎都承認台灣的貧富差距應該會因此擴大而非縮小。然而,作為「利大於弊」立論基礎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報告本身,似乎沒有成為科學檢討的對象。

我認為,雖然行政部門言之鑿鑿說服貿協議「利大於弊」,作為這個論點背後主要支持證據的服貿協議評估本身,即使無法完全被否證,也有許多重大的測量與技術瑕疵需要檢討。老實說,相對於許多政府外包的研究計劃而言,中經院報告的品質還不錯。筆者並不是要全盤推翻同行的努力,但若是將這個報告當成專業期刊論文來審,恐怕不易通過統計學或經濟學者的質疑,然而,這份報告卻是官方主張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唯一證據。

◎評估服貿的模型、參數與顯著程度

作為利大於弊證據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使用的模型與數據為何?統計顯著程度怎麼樣?在不考慮「房間裡的大象」之前,這還是單純的科學驗證問題。根據中經院的報告,其所使用的模型與數據均出自普渡大學的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數據是8.1版,確實,這個模擬模型與數據,都算是國際貿易研究裡的重要經驗研究來源。

GTAP的8.1版有一些先天的資訊限制,首先,其數據的最後一年為2006年,從2007年開始就有重大缺損(missing),也就是說,2007年之後全球金融風暴下的貿易與失業數據恐怕未考慮;其次,該模型有一些重大的經濟學假設(例如毫無規模經濟的假設在中國特別不切實際、與替代彈性的參數的選用等)值得顧慮,不過總的來說,GTAP還是獲得應用經濟學界普遍的肯定;第三,該數據庫由於某些原因不包含台灣,因此台灣的數據都是中經院自行輸入的,這一點可能成為估計時的重大問題,在報告中則經常以不起眼的註腳來處理。

換句話說,該模型是以全球貿易數據做為參數,來估計中國對台灣服務業各業別的影響,而不是用台灣各業別的時間序列數據來估計其影響,由於全球數據庫中的模擬參數並不包括台灣,後者與前者的統計關係相當淺薄。

在該報告的附錄中,提到對台灣或中國服務部門的進口需求,是以GDP與人均GDP以及兩國的距離來估算的,這個方程式裡沒有任何與服務業直接相關的參數,而中國與台灣的距離如何計算也不清楚(在此數據中兩國接壤時距離=0嗎?),因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服務業進口需求有高估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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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精確的評估,會造成各行各業如同瞎子一般,不知走向何處】

其次,陸資來台進入某一產業之規模的參數,是以前期該產業GDP與中國全球FDI總數(2009-2012)以及全球FDI(不包含中台)來估計的,而不是以台灣的時間序列數據來做平均值推估,不僅數據規模、來源與結構本身沒有說明清楚,上述方程式裡其他變量的迴歸係數,也沒有提供給內行人參考,這顯示中國流入台灣服務業的FDI參數可能已經嚴重高估

第三,其實GTAP模型能夠預測的是有明確關稅減讓時,對各業別的一些成長或衝擊,而開放新項目本身的關稅額度其實難以估計,如同參與該報告學者所承認的,中經院的報告對關稅當量的預設值可能要受到嚴格檢驗

就算我們相信中經院同仁沒有故意在數據上動手腳,把上述所有參數估計問題都忽略了,任何統計模型都不能只提供估計平均值,而必須提供信賴區間與顯著程度。中經院報告提供了許多對各產業產值成長率或絕對值估計的上界與下界,然而,這個上界與下界並不是GTAP所提供的信賴區間或顯著程度,而是兩組樂觀程度不同的估計值:第一組是關稅當量降低造成貿易量成長的估計值、第二組是以陸資來台造成產業成長的估計值。所謂總體估計將使我國實質GDP增長0.025~0.034%之間,並不是信賴區間,而是兩個平均值。因此,中經院(2013: 196)的報告承認:「對於以上之評估結果,雖均為正面效益,但效益幅度不甚顯著。」解讀起來,意思似乎是服貿協議對台灣GDP的影響無異於零

 

台灣GDP估計的系統性偏誤

事實上,近年來對台灣GDP的估計已經出現嚴重的系統性偏誤。第一種系統性偏誤來自跨國集團企業內移轉訂價(price transferring)。2005年以來,台灣採用了IMF的新標準來估計GDP,然而由於兩岸的稅率差異甚大,台灣的平均稅率與企業稅率特別低,因此導致我國的GDP偏誤可能特別嚴重。在「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買單」的三角貿易關係裡,由於中國企業稅率(平均約為GDP的7%以上)比台灣企業稅率高(近年來平均約GDP的4%),台灣的母公司經常以中國子公司積欠的應收帳款,將子公司部分營收移轉到母公司帳上,獲得避稅利益,然後將資金再投資中國子公司,並列入台灣母公司的資本折舊沖銷,導致從國內生產要素所得來估計的GDP會膨脹。若是扣除母公司認列的海外營收與海外投資,台灣的GDP恐怕要縮水不少。這意味著若服貿協議簽訂導致台灣的金融與服務業大舉外移,台灣GDP虛增的數字會更加嚴重

除了移轉訂價對GDP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外,過去六年來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台灣各個經濟學機構的經濟成長預測也出現嚴重的偏差。究竟涉及政府部門政策導向與承包單位利益的統計預測,是否可信?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年來中經院對經濟成長率每一季的估計值與主計處經濟成長率實際值吧!

根據2006年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中經院在前一年底預估後一年度四季的經濟成長率,對後一年主計處所公布的實際經濟成長率所進行的簡單迴歸顯示,儘管兩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迴歸係數為1.79,sd=0.36),實際經濟成長率的截距比中經院預測值要低3.17,這是相當驚人的高估,而R-square也只有0.378,從圖一更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風暴加劇之後,中經院每季的經濟成長預測越來越不準確,很多樣本點遠遠超出可以忍受的標準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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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院對於經濟成長預測,有高估的傾向】

附註:中華經濟研究院對經濟成長率的系統性高估。縱軸是中經院前一年的估計值,橫軸是主計處隔年的實際值,2006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

 

這種對經濟成長率系統性的高估,只有發生在中經院嗎?不止,事實上,即使在美國,與政府相關機構有利益關係的研究單位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總是出現系統性的高估。然而根據同樣的信賴區間,服貿協定簽訂後的0.025~0.034%成長率必然無異於零,甚至也有相當可能是負成長。

貧富差距與中國因素

同時,中經院(2013: 5)報告坦承:「本評估為經濟學上之比較靜態分析法,評估過程中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故模擬結果所顯示的經濟衝擊或效益,並未納入政府、產業針對相關影響所採取的因應措施效果,亦無法顯現自由化對吸引外資等所帶來的利益,同時更無法呈現如經濟安全、人才流動、社會觀感等非經濟議題之影響。」就像吸菸有害健康一樣,這種警語經常被支持服貿者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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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所得分配惡化,跟對中國投資有關】

資料來源: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10/images/121.jpg

不僅是中經院的學術同仁無法評估服貿協議相關的政治或社會後果,在兩岸經貿往來的相關研究中,有很多嚴重的數據缺陷至今無法克服。一方面,在GDP與GNP之間的海外要素所得近年來達到高峰,顯示有移動能力的資本家或中上階層確實能夠從中國經貿中獲益不少,另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是,我們連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常駐或置產也不太清楚,遑論計算服貿協議若簽訂對台灣資本外流與人口(尤其是青壯年技術勞工)外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

在總體數據上,兩岸經貿往來與台灣資本外移對貧窮率有顯著影響,然而要往更加個體層次的數據進行分析,非常困難。例如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室每年用來計算各種貧富差距指標(如吉尼係數)的家戶收支調查,由於缺乏戶內人口是否在中國工作或投資的資訊,對於分解個體層次貧富差距沒有幫助。

2010年以來,筆者透過中研院社會所個體層次的中國效應調查,企圖估計台灣各階級之間貧富差距的變化,研究顯示,民眾認為,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貧富差距,都有惡化的趨勢,這種惡化趨勢很可能是透過資本外移與失業造成的。甚至,兩岸經貿往來擴大造成勞動人口外流,對台灣的離婚率與少子化的惡化也有影響。筆者上述研究雖然有很多數據缺陷,與中經院的報告是難兄難弟,然而在推銷服貿協議的同時,政府徹底迴避了台灣為人口外流與貧富差距付出的社會成本

◎結語:批判、否証vs權威、順從

關於服貿協議違反民主程序、對中國威權主義的疑慮、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專注的是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科學證據問題。自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華人社會的學生運動就提出了科學與民主這兩大價值觀,太陽花學運並不例外。如同Karl Popper所認為的,科學精神在於批判與否證,而非權威與順從,因此與公民社會的民主審議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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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per說,科學必須始於迷思,並且批判迷思

就像台灣社會所面對的許多重大科技政策(例如核四),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觀點,似乎又是一次假借專家之名,推銷有問題政策的官僚行為,在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後,筆者願意相信,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的作者們有其實證科學價值,相信科學是透過證據與理論的考驗與批判才能進步,而非簡單的自由經濟意識形態支持者,我也相信他們願意接受不同意見學者對其數據的檢證與評論,同時願意承認官方對其報告解釋,有嚴重的選擇性偏誤。筆者認為,學界不該持續協助散布有關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不確定言論,若要討論服貿協議的經濟效果,也應該謹慎思考其對所得分配層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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