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Bourdieu相約巷仔口咖啡店:台灣人的階級品味如何?

莊致嘉 /東華大學社會系

巴哈的《法國組曲》輕妙而優雅,

伴著我啜飲咖啡…

我與Bourdieu相約在花蓮巷仔口轉角的咖啡店…

在法國中等教育經濟學和社會學課程裡,Pierre Bourdieu和Tocqueville、Karl Marx、Max Weber或Emile Durkheim具同等的地位(Bonnewitz, 2002: 12)。求學期間,我們(應該)或多或少都聽聞過Pierre Bourdieu的論著。廣為熟知的是Bourdieu在1984年出版的《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法文版書名為 La Distinction)一書,清楚論述當代社會不同於傳統社會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之處,在於文化因素已經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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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的「秀異」是國內最熟悉的作品】

在當代社會中,文化的優先性明顯躍居社會生活中的首位。而文化作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區辨指標格外受到關注(Rimmer 2012)。Bourdieu在《秀異》中檢視社會階層和美學品味之間的關係,指出特定的文化消費模式不僅被用來標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同時也生產和再生產了社會關係。他認為從地位團體對音樂的選擇行為可以看到階級慣習的展現,以及文化品味與社會階層之間有明顯的單一對應連結(參見圖1)。而且,階級之間的品味差異也會通過休閒活動、藝術欣賞等其他日常生活實踐來展現階級關係。意即階級和地位團體,以及階級和地位團體所展現的文化品味之間,產生了同源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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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社會位置空間及生活風格空間

但Bourdieu認為個人的文化偏好與他所屬的社會群體之階級具有單一對稱性的觀點遭受到質疑。1990年代初,許多研究對Bourdieu單一對應的階級文化品味關係提出修正(Peterson and Simkus 1992; Peterson and Kern 1996),認為菁英階層的文化消費型態發生了質變,階層之間的消費品味已經不是高雅和通俗之別,而是品味多元化與單一化的區隔。台灣經歷文化全球化的趨勢和社會結構轉型,所以,Bourdieu的秀異觀點是否符合台灣社會的現象?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了解文化消費品味在台灣是否具有區辨效果,區辨的依據為何,以及文化品味是否發生變遷。

台灣的階級品味情況如何?

本文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三次(長卷)與第五期第三次「社會階層組」的資料(瞿海源1998; 張苙雲、廖培珊 2008)。表1說明1997年和2007年的文化活動特質可由三個維度作說明:多樣性、流行性和傳統性。維度1是反映行動者在消費這13項文化活動的行為特徵,說明台灣受訪者在文化活動的消費行為上是展現出多樣化的品味,而非Bourdieu的單一對應邏輯(純食的文化品味型態)。同時,也表示台灣社會在1997年和2007年,文化消費行為的「雜食性」特徵並沒有明顯的變遷。流行性和傳統性的意義則可以透過圖2和圖3做說明。

表1  1997和2007年的文化活動之構念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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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和圖3是以由「流行性」和「傳統性」為座標軸來描繪13項文化活動的特質。「流行性」是呈現大眾流行性至小眾精緻性的文化特質光譜;「傳統性」是從傳統性到現代性的文化特質光譜。這兩個維度可以說明文化活動具有文化跨界(cultural straddling)的等級(hierarchy)差異,即跨階層性的區辨效果。所以,文化活動的消費行為具有區辨社會群體的效果,而「精緻性-流行性」和「現代性-傳統性」即是社會群體的區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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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97年文化活動特性空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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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07年文化活動特性空間圖

 

比較1997年和2007 年的文化活動在空間座標圖上的分布變化,可以發現文化活動的特質意義會隨著時間而發生變遷。「大自然活動」從1997年時較具精緻性的特質轉變成2007年時偏向流行性;「古典音樂和歌劇」的文化特性則從傳統性朝向現代性特質發展;「台語流行歌」和「日本流行歌」的流行性特質沒有明顯的改變,但「台語流行歌」的現代性特質減弱和傳統性增強,「日本流行歌」則相反。

在13項文化活動中,無論是1997年或2007年,「美術或藝術展覽」、「西洋流行歌」和「小說和書籍」一直都是偏向小眾的精緻性和現代性高的類屬;「布袋戲和歌仔戲」偏向流行性和傳統性較高的特質十分明確;「平劇和國樂」具精緻性和傳統性的特質,以及「國語流行歌」和「卡拉OK或KTV」具流行性和現代性的特質也都沒有發生改變象限(quadrant)的變動。因此,綜合上述的發現,各項文化活動的特質會隨著時間而變遷,文化活動的特性則有多面向的意義(而非恆定不變),而且各項文化活動具有跨階級性。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嘗試將人口特質因素(如性別、年齡)、家庭背景因素(如父親教育、省籍、父親客觀階級)、子代社會階層特質(如子代教育、主觀地位認知、客觀階級)放入圖2 和圖3中,即可發現這些有趣的因素和文化活動消費行為之間的關聯性。同時,透過比較1997年和2007年的資料,也可以得知台灣社會是否發生如西方社會一樣的文化品味轉向。這些有趣的分析就留待你/妳和我分享研究的發現。我和你/妳與Bourdieu再次相約在花蓮巷仔口轉角的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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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苙雲、廖培珊,2008,《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瞿海源,1998,《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Bonnewitz, Patrice(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

Peterson, R.A. and Simkus, A.,1992, “How Musical Tastes Mark Occupational Status Groups.” Pp 152~186 in M. Lamont and M. Fournier (eds.), Cultivating Differences: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on, R.A and Kern, R. M., 1996,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9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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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真的會改變我們的處境嗎?淺談人權社會學

官曉薇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人權與社會學有什麼關係?

人權向來被認為是法律學研究的領域,屬於對於應然面和規範面的探索,在社會學發展上,對於權利或是人權的研究,可說是相當晚近的現象(Frezzo 2011)。最早於當代嘗試建立人權社會學的Bryan Turner就指出,儘管從二十世紀以來人權的實踐和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但因為社會學主流重視實證主義並認為社會現象具有文化相對性,這兩個核心學科價值恰恰和人權的性質相衝突,因此過去少有社會學家對於人權進行研究(Turner 2006:5-6)。也因此,過去社會學將諸如經濟不平等、和因階級、性別、性傾向所造成的不平等都傾向視為社會問題而不是人權的侵害,也針對這些現象提出社會政策或是大規模社會改革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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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傾向將諸不平等視為社會問題而非人權侵害】

資料來源: CC: Flickr/armydre2008

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社會學家認為人權在全球、國家和社區的確實落實,也可能是前述問題的另一種解方。越來越多社會學家投入對於人權的社會學觀察,他們研究的面向相當廣泛,但主要包含了: (1)權利的實踐(practices):社會學家認為權利是一種受到法律限制的社會關係,因此權利的實踐會受到法律的要求、禁止或是管制,但除了法律之外,社會學家也會觀察與國家權力相關的其他場域以及法律的執行機關;(2)權利的動員(mobilization):社學家也關心權利這種理想如何給予人們激勵,使其動員而為集體行動,也同時觀察權力政治如何影響法律的解釋和執行。因此社會學的人權研究一方面觀察權利如何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被實踐,另一方面也認真看待社會運動中越來越被重視的權利主張(rights claims)(Frezzo 2011)。

本文主要想談一個在當代人權社會學中,被認為很重要的問題: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人權的存在和實踐,真的如其所承諾的那麼具有改革性嗎?這個問題在於人權社會學的發展之初,是一個需要在理論層次上被首先碰觸的問題。在社會學傳統上,對於權利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Morris 2009:21-54),因為權利所建立的基礎,是將社會視為一種個體式的、自利的和個人各自佔有領域的存在,這和社會學家所認知的社會根本上地不相同(Turner 1993)。對於人權最為批判的古典社會學家其實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強力批評自由權利,他指出自由權利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自由權利理論將作為自由權利主體的人看做是自外於社會群體存在的獨立體;他更批判,權利的實踐同它的理論常常處於極大的矛盾中,我們一方面宣告個人享有權利,卻在此同時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又名正言順的限制它;他也指出此種唯心主義的權利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其忽略了權利的物質性,我們並沒有辦法在權利的假象之下得到真正的解放[1],權利的享有反而可能加深了人們的不平等。

人權真的能改變我們的處境嗎?在台灣的學界討論並不多,為了讓讀者能瞭解這個問題的輪廓,筆者就具體舉居住權的例子來說明。 

從一場關於憲法權利的草根論壇談起

太陽花運動後所凝聚的強大社會力量,一方面收聚成為政治上的所謂第三勢力,不但成立新政黨,並投入2016年的立委選戰,另一方面則有一群人相信全國的社會動能應當延續太陽花運動「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將這股高亢的民間力量投入公民參與的憲政改革。這股來自民間的修憲運動目前是由二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公民憲政推動聯盟」(以下稱憲動盟)來推動,除了監督立法院的修憲進程之外,該聯盟也在北中南東各地舉辦憲改草根論壇,希望藉由從下而上的討論,增加公民對於憲政議題的參與,並逐漸凝聚民間對於修憲實質內容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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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憲政會議訴求人權清單的增補】

資料來源:www.new-tw.org/

憲法人權清單(bill of rights)的增補,不但在立法院未被兩黨重視、也在民間被冷落。大體而言,新興民主國家通常在修憲歷程中,由於經歷過威權體制,會對於人權保障相當重視,許多國家會將二次戰後所發展的新興權利在修憲時明文放入憲法中。然而我國憲法自1991年第一次修憲以來雖然經歷了七次憲改,人民權利條款卻一次都沒有更動過,我們憲法上的人權清單是從制憲以來沿用至今。從1940年代以來人權概念已經有很大的轉變,我國憲法從第七條到第二十一條區區十五條的人權條款,事實上已經無法涵蓋許多基本權利內涵。 

許多權利都值得在修憲過程當中討論要不要加入人權清單中,居住權就是很好的例子。憲法並沒有明文保障人民居住權,職司憲法解釋的大法官也從來沒有討論過居住權是否受到憲法所保障,儘管大家近年來已經逐漸認同「居住正義」這個概念,但這個權利是否在我國法律上被承認,其內涵是什麼,卻沒有被好好討論過。憲改的草根論壇也許是一個開始。 

今年五月十二日,憲動盟和臺北大學翻牆社合作舉辦了其中一場憲改草根論壇–「這些都是『權利』嗎?從居住權和健康權談起」[2],主辦單位特別選擇居住權討論,是因為近年來全台各地反迫遷的運動風起雲湧,人們對於居住權保障的權利意識已經逐漸抬頭,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緊鄰北大特區的「麥仔園」社區,也正發生政府的徵收迫遷,論壇正好能提供北大學生和社區民眾交流討論的機會。

麥仔園座落於三峽區龍埔里,緊鄰臺北大學特區、國家教育研究院和農業改良場,原本多為農田以及少數違建工廠,新北市為開發三鶯地區的「三環三線」,捷運路線規劃穿過麥仔園並有車站設立於此,而為了此站的設置,新北市政府以「為避免捷運設站後形成孤島及防止車站周邊非都市土地空間發展失序」為理由,為了單一捷運站,竟規劃徵收高達一百二十八公頃的土地,進行捷運週邊區域的住商開發[3]。這種「少部分公用、大部分為建商用」的開發案對於三峽地區的人民再熟悉也不過了,當初為了臺北大學遷址三峽,也規劃了北大特區,徵收了三峽及樹林區人民一百八十六公頃的土地,真正的大學用地只佔了十分之二,其他皆為遠雄、中悅等建商作為住宅用地加以開發。一九九七年為了北大特區的開發,有近四百戶居民被迫遷移,新北市承諾建設安置住宅,但將近二十年過去,安置住宅至今還沒完成,有些耆老還沒能等到入住安置住宅便離世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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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的居住權完全被執政當局所漠視】

資料來源:www.facebook.com/LongpuAntiEviction/photos/a.435382813301729.1073741828.434633343376676/435382713301739/?type=1&theater

這場論壇的參與者有部分是麥仔園迫遷戶,包括主要領導抗爭的劉家古厝代表,他們向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故事[5],他們認為被迫遷的經驗讓他們覺得法律和憲法對於居於權力和資源弱小方的人民,並沒有意義。他們說:

「我國的憲法不是常常討論到公平正義,但其實很多時候都違憲欸。」

「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當權者都要等到出了人命才會被迫反省。」

「憲法的權利保障條文只是拿來參考用的。」

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之後,雖然論壇的參與者有一半認為憲法應該要納入居住權,但是有八成認為憲法權利已經保障了財產權、是執政者違法違憲,而對於應該要怎麼樣對付執政者,只有三成的人認為替換執政黨可以達到目的,卻有高達八成的論壇參與者認為走體制外的抗爭路線才有效果。是不是跟馬克思的權利批判論很像呢?

被政府棄之如敝屣的經社文公約

筆者作為一個人權倡議和研究者,在該草根論壇中擔任專家導言人,對於論壇中瀰漫著人權無用論感到些許的惆悵。然而,筆者從這幾年觀察我國人權實踐的研究過程中,確實也時時萌生人權無用之感慨。再舉一個例子。 

在我國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經社文公約)之後,經社文公約中的權利應該已經成為我國應該保障的權利,而經社文公約第十一條確實也保障了居住權,但政府既是對權利無知、另一方面又明知故犯。這個條文要求施行經社文公約的政府應該提供人民適足的住屋(adequate housing),人人有權住在具安全、平安及尊嚴(security, peace and dignity)的居所,不僅是一個遮風避雨的空間而已。最重要的居住權也可以衍生出「不被強制迫遷家園的權利」(the right not to be subjected to forced eviction),也就是不被違反意願遭強制離開其暫時性或永久性居所的權利,當國家的徵收和迫遷從居住權的觀點來看的時候,就不能僅用財產權徵收僅以金錢補償的觀點來看待,政府進行徵收的住居遷移不但僅在非常有限的例外情形下才能強迫人民搬遷家園,也必須對於被迫遷人民的安置、替代住宅、生計採取所有適當的措施加以保障,尤其不得任意使用強制力驅逐人民[6]

從居住權的觀點來看我國政府近日為大量開發土地而徵收土地、迫遷居民的作為,是罔顧人民權利的不義作為[7],這些作為在我國政府邀請國際專家為我國人權狀況進行審查時,狠狠地被重砲譴責,國際專家直言:

「專家對於台北有數千個家庭住在非正式居所當中感到關切,當中許多面臨被強制驅離的危險,而且沒有合適的替代住宅,因此不符國際人權標準之規定,像是紹興與華光社區就是很好的例子。專家也相當關切當初A7捷運站以及機場捷運開發時有民眾遭到強制驅離,影響到700多戶住家與5000多名民眾。根據手上資料,這些住戶的土地未經有效協商就被賣給建商。」

「專家建議台灣中央行政機關應該重新審查都市更新條例。公民社會認為此條例構想欠佳,也是住戶遭強制驅離的主因,這些住戶也沒有獲得公平的補償,做法也不符國際人權標準。」

「專家建議,在未提供符合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四與第七號的替代住宅之前,應該停止強制驅離住民,保障居民不會無家可歸。」

這項人權報告的專家意見一出爐,對所有反迫遷運動都有相當的鼓舞作用,不料,在意見中直接被點名的華光社區,法務部竟然在一個月後罔顧此意見,將怪手開入社區進行強制拆除[8]。這等於將耗時兩年投入龐大政府與民間人力和預算所撰寫的國家人權報告,以及所費不貲邀請十位國際專家才完成的審查意見,完全被同一個聲稱實踐人權的政府,棄之如敝屣。

人權可能真的會改變我們的處境:權利動員論的觀察

在台灣,國家踐踏人民權利的案子確實比比皆是,人權在台灣的實踐常淪為表面功夫與口惠,馬克思確實是真知灼見啊,不是嗎?然而,隨著法治化的提升和司法體系的改進,我們卻看到,越來越多社會運動選擇以訴訟的手段來達到目的,如反美麗灣運動、反中科三期運動、婚姻平權運動等,苗栗大埔徵收案也在2014年1月於法院中得到遲來的正義[9]。在這個過程中,由於這些行動是以具體的法律個案繫屬於法院,循著法律訴訟的程序走,也必須以權利的語言來重塑社會運動的論述,因此這樣的社運策略被稱為「法律動員」(legal mobilization)或是「權利動員」(rights mobilization)(官曉薇 2011;王金壽 2014;陳昭如 2012)。為什麼會出現權利動員的現象呢?為什麼某些社會團體會選擇相信權利會帶來改變呢?這就是權利動員之研究者最想知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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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社會運動選擇以訴訟的手段來達到人權保障】

資料來源: CC:pnn.pts.org.tw/main/2013/07/23/彭秀春笑了/

權利動員研究在現今英美人權社會學研究當中,已逐漸枝繁葉茂,成果頗豐。尤其在美國,自從美國的民權革命以來,美國的社會運動如反種族隔離運動、婦女運動、婚姻平權運動等,屢屢以司法訴訟之方式做為達成社會改革目的的手段,並在各層級的法院,尤其聯邦最高法院得到正面的回應。不久前才讓台灣很鼓舞的美國最高法院宣告全國皆應保障同志伴侶的婚姻平權的判決,相信是大家最熟知的例子[10]。這些案件透過司法審查的結果宣告州或聯邦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侵害人民權利或平等,得到了在立法或政治手段上達不到的結果,因此學者美名此種權利動員的現象為「權利革命」(Epp 1998)。這種以司法訴訟作為社會改革路徑的正向評價,儘管不斷有學者提出警告和批判,但一直要到Gerald Rosenberg於1991年出版「失落的期望」一書後,對此種路徑方法的批判始全面引開廣泛的討論。Rosenberg以民權運動、墮胎權運動和其他運動作為實證觀察的對象,舉出龐大的實證資料證明,這些所謂帶來進步改革的判決都不是真正造成社會改革的里程碑,從種種數據來看這些判決並不真正的改變什麼,反而帶來反制運動的崛起。首先,他認為這些運動將資源投注於訴訟當中,反而減少實質上對於社會改革倡議或其他作為的資源,其次,社會的改變來自於社會運動由下向上的紮根與長期耕耘,並非單次的判決,他的批判給了對於法院趨之若鶩的社會運動團體當頭棒喝(Rosenberg 2008 )。

但權利動員研究的重要學者Michael McCann,在著作Rights at Work中,指出訴訟代表著各種意義,應該以過程來論斷,而非以結果來計其成敗。在訴訟的過程中,有助於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對於個人的動員,在不同的訴訟階段中,均存有不同的意義(McCann 1994)。而以研究婚姻平權訴訟為對象的學者Cummings and NeJaime的研究即展現相當細緻的樣貌,他們發現律師們曾有意的避免訴訟、而在某些機會的形成之後,才採取訴訟手段,而且訴訟的結果也是其所預見,而結果雖然看起來是一種失敗,但卻正好也是行動者所能預見的(Cummings & NeJaime 2010)。William Eskridge也認為不能單從訴訟成敗來評估運動成敗,若是具有草根組織、經過仔細推敲評估之後的訴訟,即便在訴訟上不見得勝訴,將運動動員力量往前推進,也能算是一種運動上的成果(Eskridge 2013)。

針對這個提問:「人權真的會改變我們的處境嗎?」,本文並沒有答案,在人權社會學研究的路上,筆者仍是一個學習者以及永久的觀察者,撰寫本文的用意,是期待更多人對於人權有興趣的朋友們,一起來投入研究,希望有一天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之下,不論是權利批判論、權利無用論或是權利有用論都好,我們終能以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論辯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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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王金壽(2014),台灣環境運動的法律動員:從三件環境相關判決談起,台灣政治學刊,第18卷第1期,頁1-72。

官曉薇(2011),反墮胎運動與人工流產法論述:從法律與社會運動的關連性談起,收於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頁215-256。

陳昭如(2012),改寫男人的憲法:從平等條款、 婦女憲章到釋憲運動的婦運憲法動員,政治科學論叢,第52期,頁43-88。

Cummings, Scott L, & NeJaime, Douglas. (2009), Lawyering for Marriage Equality, 57. UCLA L. Rev. 1235-1369.

Epp, Charles R. (1998), The Rights Revolution: Lawyers, Activists, and Supreme Cour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6063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skridge Jr, William N. (2013), Blacklash Politics: How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Has Advanced Marriage 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93. BUL Rev. 275-621.

Frezzo, Mark. (2011), Sociolog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Post‐Development Era. Sociology Compass 5.3. 203-214.

McCann, Michael. (1994), Rights at Work: Pay Equity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Legal Mobil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ris, Lydia. (2009),楊雅婷譯,權利的社會學思索,國立編譯館。

Rosenberg, Gerald. (2008),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rner, Bryan S. (2010), Vulnerability and human rights. Penn State Press.

Waldron, Jeremy.(1987), Nonsense upon Stilts: Bentham, Burke and Marx on the Rights of Man. London: Met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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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全文網路版: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jewish-question/

[2] 該活動Facebook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22678401246361/

[3] 詳細計畫內容,參見「新訂三峽麥仔園地區都市計畫申請書」,全文公布於內政部營建署網頁: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7137&Itemid=60

[4] 蔡偉祺,成就北大特區 陳嬰等到死 新厝還沒影,自由時報,2010年10月20日: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436847

[5] 該次草根論壇網路文字轉播:https://civil.hackpad.com/-No.19-VXY0mTV1Wab

[6] 「不被強制迫遷家園的權利」在聯合國經社文公約的一般性意見第七號,得到正式的承認,並對國家的義務有明確的規範。

[7] 臺北大學法律學院慕知學堂(法理學研究中心)曾就台灣的土地徵收、都市計劃法制,邀請詹順貴律師及北大廖本全老師對談,精彩錄影請上網參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itFF7-sJU&list=PLXYfYerZ6xw-4zoQMi_iKVsiz54heb4qw

[8] 孫窮理,法務部首波強拆華光社區即時報導,苦勞網,2013年3月27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3451

[9]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訴更一字第47號,宣告大埔四戶區段徵收處分違法,撤銷原處分。

[10] Obergefell et al. v. Hodges, director, Ohio department of health, 判決全文: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4pdf/14-556_32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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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結婚嗎? 要相親嗎? 爸爸媽媽先來

何彩滿 /中原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早期的媒妁之言,到了現代,不論是日本、韓國或台灣,「相親」都有了新的發展形式,從媒人婆,來電五十、電視上的戀愛巴士、高鐵約會、媒人婆第二代接班後轉型的專業婚姻介紹所以及專門以婚姻介紹為主而開設的餐廳或咖啡廳等等,五花八門,然而活動不管怎麼新穎,都還是以男女當事人為主體而進行媒合。今年春節,聽到了一件挺新奇的事情,有長輩先行替子女參加聯誼會,成功地分別為兩個兒子找到適婚對象,其中之一今年六月就要訂親了。是的,替自己的兒女參加聯誼,見面的對象首先是家長,雙方家庭都看中對方之後,才約兒女一起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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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先生去娶越南太太,也常有媽媽跟去】

   這令我憶起2006年時曾經去了趟北京,聽當地朋友聊起,后海附近的公園,有父母替子女尋找婚配對象。一時好奇,就跟朋友跑到公園一探究竟。只見公園裡,人潮真不少,年長者手拿著子女相片與相關資料,三三兩兩的小圈圈互相交談了起來;也有「獨自擺攤」的,亭閣旁的小石桌子上放了子女的幾本相簿,立著的紙板上則寫有子女的身高體重、職業與學歷,甚至薪水等基本資料,盼著有人主動上前來攀談詢問。當時我拍了不少照片,可惜後來因為搬家,照片不知道隱藏在甚麼角落。

   上海復旦大學孫沛東(2014)針對上海某公園的“相親角”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他發現“白髮相親”與公園的這種相親角活動,事實上效率極低,但是奇怪的是,明明知道成功機會小,人氣卻依然很旺盛。為了解決這個悖論,孫沛東認為,老一輩知青在他們的生涯發展上,甚至婚戀問題都有「黨疼」與「國愛」,到了中國進行市場轉型後,國家從很多層面包含私人情感退出,這些老知青們前往相親角,一開始固然是出於為子女解決婚事的動機,但到後來,這些活動奇妙地發揮一種功能,相親角成為這些老知青們排解集體焦慮的平台,因此這些銀髮族才會一去再去,儘管成功婚配的機率微乎其微。

 爸媽先相親,效率如何?

   家長著急子女婚事,積極想辦法介入,甚至來個家長先見面,是不是華人獨有的現象呢?台灣社會與中國北京、上海或杭州這種「相親角」的活動又有甚麼差異呢?

雖不像孫沛東跑去公園做參與式觀察,(畢竟我還沒到成為未婚子女家長的年紀),但好奇心驅使我假扮成家長致電該婚活中心,問了不少問題,我也與這位成功替兩個兒子找到結婚對象的長輩林先生聊了幾回,想了解未婚男女家長聯誼是怎麼進行的。

首先,附上一張掃描圖,該婚介所小冊子是這樣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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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活平台的廣告內容】

   這個婚介平台利用週末假日舉辦家長聯誼會,活動場所地點分有北中南,經常是利用餐廳來進行聯誼(很多時候在國軍英雄館的餐廳)。參加費用包含用餐費大約1200-2000元左右。報導人每到週末,經常隨著主辦單位北中南跑,一兩年算下來,竟然也有50多次。想替兒子找對象,保守估計,他也付了6萬元,能夠找到滿意的媳婦,應該非常值得。他這麼積極,理由跟上海老知青後來排解的集體焦慮不同,但其相同點在於視子女的成家為己任,特別是因為太太忽然離世,隨著兒子年齡漸長,這責任變得更加急迫。

   若以上述這種有組織的婚活平台來對比相親角,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組織與市場轉化問題,但同時也告訴我們經濟學的限制。使用這兩者其實都需要交易成本。孫沛東指出那些前往相親角的白髮者排斥婚介所的商業性,因此利用公園作為活動平台。他們以為出入公園無須負擔費用,但實際上,不確定性本身就是一種成本現象,公園裡人來人往,情況複雜,何況要找到孩子的終生伴侶,這讓婚配產生很多困難。即使我們先假設婚姻市場是種經濟活動,它也並非是大數現象,讓很多人在競爭中協調各自的行為,某一人的條件(價格)過高,就轉到另一個對象,在茫茫人海終於達到供需均衡。但現實生活裡,婚配市場是個小數現象 (small numbers,只有兩個或是很少數目參與這類交易),若再加上資訊的不確定性,按照Williamson,市場很容易因為信息阻礙或是投機性而失敗,這也許很能解釋相親角的低效率問題。

Williamson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投機性傾向(opportunism)以及小數現象(small numbers)四個概念作為提出交易成本的基本行為假定。上述個別單一的行為,並不會產生市場失敗,但是若這幾個行為現象相互結合,就會令市場失敗,而轉向其他形式,例如組織。婚活平台是個組織,餐費所支付的成本先是篩選了一些「非誠勿試」的閒雜人等,而後所進行的服務項目,例如未婚男女家長聯誼、素食或宗教信仰的見面會、晚婚離婚喪偶群、「國外專案」(指華僑、留學生、國外工作者),此種分類活動,從鬆散的人際關係中,協調與過濾了某些對象與資訊,而能提升效率,尤其是在華人的餐桌文化裡,很容易聊天,得到某些訊息。

 婚活平台的參與者是「媽寶」嗎?

倘若沒有特別偏好,那麼對個體而言,婚介所還能發揮「結構洞」的效用,將社會上不同社群網絡的人們但有相同目的者集結在一起。為了讓資訊的交換更有效率,參加的家長們,會別上寫有「找媳婦」或「找女婿」字樣的胸章或臂章,大家在餐桌上互相交流。儘管可能認識不同網絡社群的人們,事實上,婚介所的家長聯誼會,在交換資訊時,「門當戶對」的觀念已經排除不適當人選。底下是林先生在婚活平台活動所提供自家公子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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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徵婚者的資料】

這些訊息可看出,家長還是希望「男大女小」,且對女性身高有一定要求,至於職業與學歷並非最關鍵,當問及經濟概況寫著「自有房屋」的含意時,林爸爸回答這表示「沒有貸款壓力」,應可令替女生找對象的家長放心,不炫富但可增加尋偶之吸引力。若「感覺」對方的社會經濟狀況不如自己的期待時,不交換資訊即可,久而久之,這些「條件較差」者,漸漸地拿不到資訊,也就不再來此婚活平台。

我們不得而知,子女是主動或是被動讓父母去參加家長聯誼,但也好奇這些子女以及家庭的背景。以該婚活平台所提供2015年1到5月的資料稍作統計,參加未婚子女家長聯誼會者,女生尋找對象的參加人數(次)是298,相較於男生尋找對象的282人次略高。[1]林爸爸則以其參與聯誼的經驗說明,約有六成女生在尋找配偶,人數多於男生。主辦單位告知,參加者以軍公教為多,子女的學歷則有1/3為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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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參加婚配的性別分配

學歷方面,男女雙方具有碩士學位者多過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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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參加相親者的學歷分佈

從三十拉警報,一直到四十繼續拉警報者,期待婚配的男女各年齡層,顯示如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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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參加相親者的年齡分佈

走筆至此,有點疑問,直到四十歲仍然單身卻企盼婚姻者,為何不是主動出擊親到現場,而仍然是由家長代為聯誼呢?為長子參加家長聯誼會時,林爸爸描述這次成功配對的經過,乃是與一對父母相談甚歡之下,彼此積極鼓勵子女雙方見面,父母與子女一起約會後,會先行離去,留下子女繼續相談。林爸爸認為,子女的自主權依然關鍵,因此認識的過程雖然傳統,但是子女仍是在戀愛的基礎上邁向婚姻的。當問起兒子的異性交往經驗時,林爸爸表示,「孩子很乖,總是專心讀書,沒有空閒。到了美國留學,照樣專心課業。我陪著去美國,幫忙找房子打理,包括買車,等一切安頓後我才回台灣。他畢業後回到台灣,進入職場,更加忙碌了,沒有時間認識女朋友」。兩位公子回台後,其中之一到了新竹當工程師,林媽媽幾乎每周從台中到新竹去幫忙清掃與洗衣。

 自由戀愛是近代社會的產物

台灣的大學有不少開設愛情社會學或愛情與社會的課程,探討浪漫愛的起源與當代社會的關聯。我若在課堂上提問同學,是否願意接受安排的婚姻,沒有一個人會表示同意,也不知道是受到電視偶像劇影響、電影或小說等影響,現代男女不少以為戀愛、婚姻與家庭三步驟,是很理所當然的人生進行曲,雖然社會學者都知道「自由戀愛」、「婚姻要有愛情為基礎」的想法其實都是近代的產物。

有一天,課堂後,一個學生臉帶愁容地來問我,

「老師,我是不是失戀了」?

「你為什麼這樣覺得,你覺得你在戀愛嗎?」我問。

接著,他拿起手機給我看line上的幾句對話。老實說,憑那幾句,很難斷定他們是否曾有過戀情。男方覺得的愛情也許只是女生表達的友善。我只能問他,自小到大,他活動的地方是否只有家庭與學校?他點點頭。

「有沒有參加過社團」?

「沒有」。

Simmel

【Simmel認為,個體性的養成需仰賴社會團體的緊密連帶】

從齊默爾(Georg Simmel)的角度來看,個體性的養成倚賴社會團體的緊密連帶,如果跟其他愈多樣愈異質的團體往來,那麼就能夠拓展更多的空間,也比較能發展出自己的個體性。回頭想想人生,家庭是我們接觸的第一個團體單位,而後就是學校,若是沒有參加任何其他社團,畢業後就進入職場,那麼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性格的養成顯得有點單薄。網路頻傳一張歐美與台灣人才養成的對照圖,相較於歐美學前、小學、初中、高中與大學都有各階段養成功能,台灣人則從小到大學以前都在讀書考試,然後一股腦兒地在大學階段將生活管理、環境探索、夢想找尋、生涯抉擇與實務能力培養一起完成。除了那些總是「專心讀書」的小孩無暇發展其他關係外,為數不少的宅男、宅女可能也缺乏齊默爾所講的拓展空間與個體性的養成。

經濟學可以解釋市場或是組織的行為現象,但是現實世界裡,市場行為有其社會性。從小牙牙學語開始,除了會喊爸爸媽媽哥哥姊姊之外,見了隔壁鄰居的先生與太太,也全用擬似家族連帶的方式來稱呼對方(伯母、叔叔、阿姨等),到了校園環境,也還有學長姐和學弟妹。可見,家族是維持華人社會秩序的基石,是互動的的根基,而是不是也深深地支配我們個體性的發展呢?台灣電視劇那些永遠演不完的世間情、親家、嫁妝等戲至少反映部分社會事實,上下兩代的家庭關係糾纏不清,而作為個體的存在,則持續在當媽寶與追求自主之兩端間擺盪與焦慮煩腦。作為21世紀的台灣年輕人,到底有多自主,這也許不是個人意志的問題,而是有更多的社會結構需要探討跟挖掘。年輕學子儘管憧憬愛情,然而今天在多元發展、全人教育的迷人口號下,事實上並沒有容許年輕人更多摸索的空間與時間,包含戀愛與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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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孫沛東,2014。《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以知青父母的集體性焦慮為視角》,吳小英主編,《家庭與性別評論》第5輯,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年。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Simmel, Georg. 1971.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ety Forms. Edited by Donald Levine. US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 圖1、圖2與圖3資料來源皆來自於林爸爸所提供之某婚活平台的網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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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公投教我們的事:市場必須服膺民主原則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上週日(7/5)希臘以公投的方式,否決了歐盟要求紓困的嚴格條件,這樣子的政治動作,對於歐盟或全世界,具有什麼意義呢?從歷史來看,民主機制一直是資本主義盲目運行的緩衝器,自18世紀以來,任何的社會碰到資本主義巨輪時,都會有一股力量來要求社會不能只依照「市場盈利原則」來運行,必須同時考慮政策的公共性,否則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制度將會變成金權帝國的統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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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公投,對歐盟紓困方案大聲說NO】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estheticsofcrisis

我先舉網路速度的例子來說明,牽涉到公共性的政策時,必須考慮民主原則,而不僅是依照「市場自由運作」或「盈利原則」來運行,接著探討希臘公投的歷史意義。

 付費不同,網路速度就不同,可以嗎?

不知道各位家裡的網路,是使用哪一個資費的?現在我是使用光世代MOD上網,上行/下行速度是8M/640K,每個月要交771元。但是如果是2M/64K的話,每個月只要360元,價格差距將近一倍。大家應該不會認為,這樣子的不同定價有什麼問題吧,因為「使用者付費」啊,要享受高速度服務,當然要繳交更多的錢!

不過今年初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繼荷蘭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國家,開始執行所謂的「網路中立」(net neutrality)的規定,也就是規定,網路服務提供者ISP,不能因為某些人支付比較高的費用,而讓某些人的速度跑的比較快,付錢比較少的另外一些人,則只能用龜速上網,換言之,現在中華電信的MOD差別費率是違法的! 

咦?不是使用者付費嗎?為什麼荷蘭、美國這兩個國家要禁止呢?因為在網路世界裏面,每個人應該是平等的,網路的速度,不應該因為某些人比較富有(特別是大的財團),因此他們就有比較好的機會去完成他們希望做的事情,例如宣傳他們的階級意識型態(有錢人是自己努力賺來的),但是沒有錢的人要將資料放上網路,卻必須忍受龜速。 

把「毫無節制的自由競爭市場」原則,推廣到極致的一個案例,是最近引起各國政府頭痛的Uber計程車。Uber說他們不是計程車,但卻是依照里程收費;不僅依照里程收費,還會因為是否為交通尖峰時間而有不同的收費,越是叫不到車子的時刻,它的費率就會越高,而在清晨沒有人搭車時刻,則越便宜。如果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這沒有問題啊,你就是出越高的價錢,就可以得到越好的服務啊!

Uber

【完全依照市場原則運作的UBER計程車,在各國都引起很大紛爭】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lper

為什麼這樣子會有問題? Uber是在搭車之後,才會告訴乘客要支付多少錢,而連加入Uber的司機也不知道可以從Uber公司拿到多少錢。未來台灣的公車體系,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也就是在上、下班/學的時間,因為需求量大,提高票價,透過所謂的價格訊息,來讓多一點人在離峰時刻搭車?

如果依照上述的市場「有錢是大爺」原則,在交通巔峰時段提高汽車的通行費,那麼有錢的大老闆要去應酬吃飯或打高爾夫球,就比沒有錢的勞動階級買菜煮飯,因為支付了更高的通行費,更可以通行無阻,更有機會完成他們的事情。但是,打高爾夫球,真的比接送小孩或買菜重要嗎?這是我們希望的民主社會嗎?

這裡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如果一個制度,牽涉到的是具有「公共性」的話,那麼它的運作原則就不應該只是依照市場的「有錢是大爺」的原則來運作,還有更重要的「民主平等」原則。 

我們社會中許多的運作原則是根據民主平等原則來運作的,例如中小學的義務教育,在歐陸,高等教育也都是免費的,這是因為教育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如果真的要依照「使用者付費」原則,那麼是否我們要調高學費到目前的10倍?是否目前的大學歷史系、土語系的收費,要高於醫學系?

紓困希臘,到底紓困了誰?

希臘接受三頭馬車紓困已經五年了,但是為何越紓越困呢?政府支出已經減少五分之一、國民所得下降四分之一,超過一半的年輕人失業,如果說市場會自動調整到均衡,那麼為何過了五年,這個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認定的「自然均衡狀態」沒有出現?我們還要等多久呢?會不會出現如100年前,英國經濟學者凱因斯說的:「長期間,我們都死了!」

其實,所有的經濟事務,從來都是政治安排,希臘紓困/撙節方案,也是歐元區內的經濟強權所安排的。目前的國際金融市場運作,就是有一群巨鰐,以所謂「經濟不健全」的指標,例如政府舉債超過GDP超過多少%,就會先發佈一些訊息,接著透過私人債券評等機構,將要狙擊的國家信用評等降級,引發市場恐慌,最後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受狙擊的國家經濟體如果不是夠大,沒有足夠的子彈來跟這些市場巨鰐對作,最後結果必定要接受國際資金的援助。反觀超強美國,1990年代中的舉債上限比例,遠遠超過2008年的希臘,但是因為可以自己印鈔票來救自己,所以根本不會出現狙擊美元或美國股市的情況。

如果接受援助來恢復市場秩序,那也OK,但是伸手援助希臘的ECB、歐盟EMS(貨幣穩定機制)、IMF,號稱大方伸出援手,但是這些貸款並非免費的,而是趁火打劫,德國右手借入極低市場利率(公債),然後左手再轉借給希臘,如果說歐盟是「一家人」,有這種不斷要賺你錢的家人嗎結果紓困的資金,不是用在重建希臘經濟,而是都用來支付這些強權債權人,說穿了,就是讓金融資本繼續掌控希臘經濟,將負擔轉嫁在「被撙節」的一般希臘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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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的紓困貸款,最後都進了歐盟強權國家的金融機構了】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aestheticsofcrisis

從歐盟、歐元區的角度來看,沒有財政紀律(誰定義的?)的希臘,必須依照資本主義的原則,借錢還錢,而要求還錢的方法,是要希臘人民勒緊褲帶,進行所謂的「撙節」,這個緊縮政策,跟目前歐洲央行正在推動的貨幣寬鬆政策,根本是背道而馳,為何一方面大量撒銀子,說要支持經濟復甦,但是另一方面卻要希臘繼續餓肚子,說這樣子可以有財政紀律,然後經濟就會復甦,這不是很矛盾嗎?關鍵點就在,這些紓困金錢,都是為了讓德法經濟強權的銀行資本,繼續獲利。

但是,如果只依照目前的金融市場原則來運作,繼續犧牲希臘的一般人民,然後把借來的金錢往德法金融銀行送,這個符合我們想像的民主平等原則嗎?

以民主來對應威權金融資本主義

當2014年的希臘,有23%的人處於貧窮線以下,還有35%的人處於貧窮線邊緣,歐盟強權國家卻仍堅持要希臘人往貧窮線以下移動,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一個號稱民主的歐盟在做的事情嗎?當希臘要求延長還債期間,甚至債務減免,德國默克爾總理仍強硬地說不行,這種要希臘繼續「吞下去」的威權方式,是號稱民主德國的歐洲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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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的反撙節公投,就是對於金融獨佔市場運作的反撲】

資料來源:CC: flickr.com/photos/freestylee

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的反撙節公投,其實就是對於金融獨佔市場運作的反撲。如果金錢跟金融資本可以主宰世界、主宰希臘紓困,那麼過去幾百年來人類爭取的民主制度,不就交給資產階級委員會來統治就好?

從小到網路速度的民主化,大到希臘紓困方案公投的民主化,都是在告訴我們,市場運行必須服膺民主原則,就如希臘總理Tsipras在公投後說的:「面對威權主義與嚴苛的撙節要求,我們將以民主來對應,冷靜且果決。希臘,民主的誕生地,會旗幟鮮明地將此民主訊號傳遞給歐洲跟全世界。

後記:

在週一(7/13),希臘總理接受了極盡羞辱方式的紓困方案。已經有許多評論者針對德國的作為,提出強烈批評。參考以下文章:

1、J. Habermas, Greek crisis: Merkel placing investors above democracy

2、風傳媒:希臘紓困協議是一場「政變」嗎

3、希臘前財政部長 Yanis Varoufakis, On The Euro Summit’s Statement On Greece: First Thoughts.

4、二谷:希臘歐債危機的三個軸線——對希臘的誤解、債務與主權的問題,以及德法的歐洲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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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大學及其背後的故事–以中山大學為例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系 

十八歲的那個夏天,是許多人生命旅途中最重要的分歧點之一。有些人如願考上理想中的大學科系,而他們的成功通常被歸因於過去三年的努力。每當放榜那幾天,新聞媒體照例又要找幾個榜樣,報導他們勤奮向學而考上第一志願的勵志故事。另一些人,也許是沒考上熱門校系、沒考上國立大學、或是沒考上大學,他們往往被歸咎於努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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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考上大學,是努力不夠嗎?】

資料來源:twimg.edgesuite.net/images/ReNews/20120806/420_3443bd431b0a12d93f5f601fa242df2d.jpg

確實,個人努力相當重要。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人努力可以提高考上理想志願的機會。然而,一旦你打開社會學之眼,就會看到比個人努力更深層的因素。那就是,你在什麼條件下努力?好比說,你在乾燥的山坡地種植稻米,努力耕耘當然可以提高收成。但是,即使你付出加倍的努力,你的收成不一定比得上那些在水田裡種稻但疏於照料的農人。考大學也是如此,你在什麼條件下努力,影響你考上哪裡。而這個努力背後的重要條件是:你父母是誰

誰的子女進入中山大學?

大量的社會科學研究已指出,是否考大上學與父母的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尤其,是否考上臺大與父母教育程度的相關程度又更高(註1)。也許有人覺得臺大的例子太極端。那麼,像中山大學這種被稱為「中字輩」的大學(註2),其學生家庭背景與一般人口有多大差異呢?

由中山大學社會系學生執行的2015年「中山大學基本調查」,可提供關於學生家庭背景的資訊。這個調查以中山大學在學學生為母體,根據各系級(共21個科系 × 4個年級)人數佔母體的比例分配樣本,以面對面訪問完成354份問卷(註3)。換言之,這個調查對於全校的科系與年級具有代表性。另外,由於大學生的父母年齡大多落在40-59歲範圍,我從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中擷取出當時38-57歲(2015年變成40-59歲)的受訪者,代表同大學生父母年齡層的一般人口。

首先,讓我們比較中山大學學生母親的教育程度與一般女性有何差異。圖一顯示,在中山大學學生的母親當中,學歷為高中職或以下的比例,低於同年齡層一般女性;學歷為專科或以上的比例,則高於同年齡層一般女性。換言之,母親學歷為專科或以上的人,進入中山大學的機會高於其他人。

母親教育

圖一 中山大學學生母親教育程度:與一般女性的比較

圖二顯示,中山大學學生父親學歷偏高的現象比母親更加突出,超過四成擁有大學學歷。其中,父親學歷為專科或以下的比例,低於同年齡層一般男性;學歷為大學或以上的比例,則高於同年齡層一般男性。由此可見,受過大學教育的男性,其子女進入中山大學的優勢更是明顯。

父親教育

圖二 中山大學學生父親教育程度:與一般男性的比較

入學管道的差異

以上觀察,其實跟既有研究的結論沒什麼不同。不過,接下來我要探討的是還沒有明確答案的謎題。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舊時代遺老跳出來呼籲:恢復聯考最公平!對於升學而言,什麼叫做公平,實在難以討論。不然,抽籤決定最「公平」了,但應該很少人能夠接受這種「公平」吧?我們與其在語意上爭辯公平是什麼,不如從實質層面思考值得社會追求的共同目標是什麼。讓高教育家庭背景的人不要享有過多優勢、低教育家庭背景的人不會難以翻身,這應該是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的目標吧。換言之,大學生的家庭背景最好不要跟一般人口結構差距過大。那麼,哪一種升學方式最接近此種目標呢?

圖三比較經由繁星、個人申請、指考分發進入中山大學者的母親教育程度,及其與同年齡層一般女性的差異。首先,我們可以發現無論何種入學管道,低學歷(國中以下)母親的子女都不容易進入中山大學。除此之外,指考分發使高學歷母親的子女獲得最大優勢,個人申請使其獲得次大優勢。有意思的是,繁星並未讓高學歷母親的子女享有太多優勢,反倒是提高了中等學歷(高中職)母親的子女進入中山大學的機會。如此看來,繁星最接近前面提到的目標,而指考分發最遙遠。

入學管道-母親教育

圖三 中山大學學生母親教育程度:三種入學管道的比較

再來觀察父親的部分。相似地,圖四顯示無論何種入學管道,低學歷(國中以下)父親的子女都不容易進入中山大學。除此之外,繁星並未給予高學歷父親的子女太多優勢,並提高了中等學歷(高中職)父親的子女進入中山大學的機會。有趣的是,相較於指考分發者,個人申請者的父親教育程度分布較為離散,同時包含較多的國中以下學歷者以及碩博士。我猜測這可能是個人申請包含面試的效應。父親學歷超高的學生,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而擅長談吐。出身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學生,則容易獲得教授們的讚賞與刻意提拔。這兩類學生顯得與眾不同,較容易經由面試脫穎而出。

入學管道-父親教育

圖四 中山大學學生父親教育程度:三種入學管道的比較

以中山大學而言,恢復聯考只會讓高教育家庭背景的人享有最大優勢,這就是所謂的「聯考最公平」嗎?我無意將這裡的觀察推廣到所有大學。其他大學的情況如何,需要調查才能夠知道。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實證問題,得透過實驗、調查來解答,而不是透過想當然爾的腦補。

入學之後呢?

既然繁星讓較多父母學歷不高的人得以進入中山大學,這些人入學之後的學業表現會輸給高教育家庭背景的人嗎?針對學業表現,「中山大學基本調查」詢問受訪者下列問題:「平均而言,您的學業成績在班上大約排在什麼位置?」選項編碼為:1表示「前四分之一」;2表示「前半段,但不到前四分之一」;3表示「後半段,但不到後四分之一」;4表示「後四分之一」。換言之,數字愈大,表示名次愈後面。

我以學生自述名次做為被解釋變項,入學管道(只考慮繁星、個人申請、指考分發)、性別、父親教育年數、母親教育年數做為解釋變項,跑了兩個次序邏輯迴歸(註4)。結果如表一所示。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兩個模型中,繁星的迴歸係數都是負值,而且都標有星星或十字架符號。這表示繁星生的自述名次顯著低於指考入學者,也就是成績較好的意思。再者,申請入學者的迴歸係數沒有任何星星或十字架符號,表示其自述名次與指考入學者沒有顯著差異。

表一 與學業表現相關的因素

迴歸

有些人可能會懷疑自述名次的測量太粗略,是否真的有效?幸好,我從教務處取得全校學生的匿名成績資料,可做為檢證(註5)。以2007年入學者的畢業平均成績為例,繁星生79.2分、申請生76.6分、指考生77.1分。確實是繁星生最高,申請生與指考生差不多。其他年度的情況大致相同,不再詳細列舉。由此可見,自述名次是有效的學業表現指標。

走筆至此,不禁使人感嘆:繁星真是偉大的發明啊!這種制度不僅使父母學歷不高的人也有機會進入中山大學,而且入學之後的學業表現還高於平均水準呢。假如恢復聯考的話,這些人很可能就進不來了。當然,我得提醒讀者,統計描述的是整體趨勢,而不是個案情況。換言之,繁星生的平均成績不錯,並不表示每一個繁星生都是如此。此外,學業成績也不一定反映畢業之後的成就。有些大學生將較多時間分配到學習技能或培養人脈上,這同樣有助於未來成就。

除了入學管道以外,表一也顯示其他與學業表現相關的因素。首先,男生的迴歸係數都是正值,而且標有星星符號。這表示男生的自述名次顯著高於女生,也就是成績落後的意思。事實上,這不僅是中山大學的現象,也是全球性的現象。為什麼男生成績落後女生,已成為當前社會科學相當熱門的議題。這足以再寫一篇文章專門討論,因此本文點到為止。

再者,無論是父親教育年數或母親教育年數,迴歸係數都是正值,而且標有星星符號。這表示父母學歷愈高,子女名次也愈高,也就是成績落後的意思。這個發現相當違反直覺,而且既有針對中小學的研究都顯示:父母學歷愈高,子女成績愈好。為什麼在中山大學會出現相反的現象呢?我的解讀是,現有的升學方式可能高估了高教育家庭背景者的學業潛力。也就是說,他們的學業潛力其實沒有那麼高,但是現有制度讓他們佔了便宜,看起來比實際高一點。相較之下,低教育家庭背景者得擁有比前者更高的學業潛力,才能進到同樣的學校。等到進入大學後,後者的學業表現就超越前者了。 

總結

這篇文章要告訴讀者的事情可歸納於下列幾點:

  1. 你是否進入中山大學,跟你父母的教育程度是有關的。
  2. 以中山大學而言,恢復聯考只會讓高教育家庭背景的人享有最大優勢。
  3. 繁星不僅使父母學歷不高的人也有機會進入中山大學,而且入學之後的學業表現還高於平均水準。
  4. 現有升學方式可能高估了高教育家庭背景者的學業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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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讀者不妨參考這篇引發大量討論的論文: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 1,113-147。

註2:其實中山大學在教育部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排第7,也不算是排名中間的學校了。

註3:由於個人資訊的保護愈趨嚴格,我們無法取得全校學生名冊進行隨機抽樣。不過從下列跡象來看,這個調查的抽樣似乎沒有明顯偏差:我們分配樣本時沒有考慮性別,但事後檢查,樣本與母體的性別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註4:我考慮過的因素還有:上大學前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參加課外活動的頻率、打工時數。但這些因素與自述名次都沒有相關性,因此不在本文討論。

註5:特別感謝劉孟奇教務長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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