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制度「殺人」:外籍看護在台灣的處境

張晉芬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的精義之一,就是試圖說明:常民所說、常識以為的社會「問題」、「不良」行為、或「犯罪」大都是結構所致,而非可完全歸咎於個人。結構包括了規範、角色、差異性、群體、制度、組織、文化等。本文基於個人經驗、以外籍看護在台灣的處境為例,說明制度如何迫使人「不良」,以致於「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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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法律制度讓許多移工被迫『不良』『落跑』,圖為被遣送的移工護照】

我母親由於長骨刺、大腿骨折、及關節退化等原因,在過去幾年間陸續動了三次大手術。雖然都不是性命攸關的手術,但髖關節、膝關節和脊椎開刀都影響病人的行動和日常起居,由此累積了不少聘僱及與看護共處的經驗。我們一共聘請過十一位看護,其中有越南籍、印尼籍、中國籍、和台灣人。其中有些是合法引進、有些是仲介轉介。有人只做了兩天、有人做了將近一年。有兩位因為不合適,是我們主動請仲介轉出。有一人不告而別。我想要陳述和分析的是從與看護互動和相處的經驗中,我對於照顧服務勞動過程的看法。此外,看護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也是我另外一個深刻經驗。

看護工作內容的複雜性和意義

從勞動過程(或比較白話點:勞動付出過程)的觀點來看,看護的勞動性質並非只限於生理和身體上的協助,還包含做其他家事、醫療性協助、慰藉、娛親等工作。對於被照顧者的家人,尤其是女性,看護的出現解除了很多身體和心理上的重擔。牽涉到情緒、情感付出這種互動式接觸的服務,如果能有固定的腳本可以操演,甚至能夠如同產品製造一般被標準化,那倒是可以省卻勞動者許多的精神和情感付出。然而,每個家庭的狀況都不一樣,既然看護是一個互動式的勞動,照護者與被照護者之間的關係就很難被一般化。

對於外籍看護來說,權力關係的不平等、文化的差異、生活習慣的不同,都是顯而易見的結構性限制。因應這些限制,基於個人因素和背景差異,她們的身體和情緒勞動過程,也難以有標準化的模式可循。同住家人的介入、其他家人的角色,也都會讓外籍看護的勞動付出複雜化。有些家庭是由子女負責採買及烹飪,有些看護的工作主要是照顧小孩和做家事,照顧老人反而是次要工作等。在要同時處理多樣事物、面對不同利害關係人中,看護需要不斷調整或發展出不同的應對、服從、或隱形反抗模式。而被看護者及其家人都要有所調適,以使多方可以和平相處,度過每日的例行工作和解決突發狀況,同時又希望能顧及照顧品質。在這當中,仲介、其他親友、鄰居、其他外籍看護都可能扮演促使關係調整的角色。互動關係是動態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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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跟被照顧者都必須相互調適,圖為王宏仁所拍攝,2009】

親情外包或看護聘用商品化的語彙,疏忽了家人和他人的角色,簡化了看護工作內容的複雜性和意義。再貼心的看護也很難取代親情,看護和被照顧者之間即使能夠親如家人,但權力關係的不平等雙方都心知肚明。過去的研究忽略了一點:外籍看護用低廉的薪水,提供了一種無形價值,也就是成全他人的自由。她們讓被照顧者家人可以喘一口氣、獲得了多面向的自由,包含行動、心理、情緒等。買這些自由是有價的,但帶來的效益卻是無價的。如果有同理心、知道自由的重要性,那麼我們外籍看護每週休假一日也是天經地義的。

對於週間都在工作的家人來說,如果看護週休一日的話,那麼星期日就必須接手看護的工作,變成週日不是休假日,而是第二輪班工作的開始。然而,相對於外籍看護只能在星期日休假,被照顧者的家屬仍然有較多的彈性,而且也可以由家人輪流承擔照顧責任。雙方生活品質的維繫,都不是簡單的商品買賣、雇主關係等語詞可以概括的。再環顧我們四周,這種照顧勞動很多都是由家中的女性承擔,不僅7-11不說,而且還是無酬的,也很難爭取休假日,這就如劉梅君說的「愛(的)勞(動)」確實是名符其實的「愛(的)牢(籠)」。

看護工作從來就不是同工同酬

根據我們家的經驗,在外籍看護中,工資最低的反而是經由「合法」仲介公司引進的合法移工。她們每個月的薪水原則上仍是15,840元,不如可獲得法定基本工資的產業移工。前者幾乎都是女性,後者則以男性為主。且所謂的產業移工可以固定週休兩日或一日,但看護的休假則須視雇主的意願而定(至於為何基層移工間會有此種勞動條件的歧視,也與台灣部分民間團體反對調升看護工資有關)。

由於勞動部對於可否聘僱外籍看護設有資格限制(巴氏量表),但需要被照顧者眾多,於是衍生出「非法」雇主與「非法」外勞。曾經有一位印尼籍看護在我們家工作三個多月後,不告而別。(後來看了楊富閔所述的自家「遭遇」後,才有些釋懷,原來這種與老人相處良好卻仍不告而別的例子並非只發生在我們家。)打電話告訴仲介時,才知道根據勞動部(當時名為勞委會)的規定,失聯三天後他們才能向勞動部舉報,而且要六個月後我們才能再申請聘僱外籍看護。這位看護在最初三個月,因為扣掉貸款和仲介費等關係,每個月的收入不到五千元。在她自行出走後不到三個月,意外地在照顧另一名老人時被查獲。當時每個月「非法」打工的工資是22,000元,她不需再償還貸款,而且每個月比她合法工作的印尼姊妹們至少多了7,000元的收入。

地下仲介的看護來源,一般是用依親或結婚名義來台的印尼籍婦女。這些婦女的年紀都在40歲以上。她們的工作技術和經驗未必優於合法看護,但是因為可以填補雇主們的急需,索價是每天1200元,仲介抽200元。如果不願意僱用外籍人士,找本地的合法看護當然也可以。不論是台灣籍的或中國籍外配,我們都聘請過。她們最希望的其實是照顧醫院內的病人,不需要做家事,也有同伴可以聊天。一般的收費是半天1,500元,全天2,200元。我在詢問看護的過程中,也曾聽過以小時計價的收費標準,每小時是1,200元。我們也曾聘用由其他雇主轉出的看護,月薪是依照基本工資調整。因為當初她的聘用是雇主自己辦理申請作業,並未透過仲介;他們付給這名看護的金額就是基本工資。而這位看護的印尼姊妹們每月始終只領15,840元。根據我們家的經驗,看護工作從來就不是同工同酬(請參考圖1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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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聘僱方式的看護每月薪資】

註:(1) 台灣本地看護及地下仲介之外籍看護的薪水都是以日計價,為便於與其他類別做比較,均以每月30天為基礎換算為月薪。(2) 從事看護工作亦有必須付出的成本,包含仲介費、體檢費、來台費用等,金額多寡依身分別、來台時間、及仲介公司等許多因素而異。本圖未呈現這些成本面的差異,請讀者參考正文說明。

 

箝制性的法律讓合法外籍看護最易被剝削

〈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中,有一章寫到販毒集團的小咖為何住在老媽的破公寓呢?答案是:因為他是集團中最底層的勞工,工資也是最低的。販毒的利潤很高,但是等高層的頭頭、中層的老大、街頭的小首領分完後,下面的嘍囉被分到的錢少得可憐,買不起房子、也付不起租金。然而,這其實並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或經濟學家的灼見。學過社會階層或組織社會學的讀者都知道,影響工資的因素並非只有生產力及個人人力資本,制度因素才是關鍵。處於組織或企業最底層的勞工的勞動條件也是最差的,薪資最低、幾乎沒有公司福利、也最沒有工作前景。誰最有可能成為底層勞工?移民、女性、打工的青少年、中年被解僱的勞工。他們不一定缺乏人力資本或上進心,她╱他們缺乏的是制度的保護。讓合法外籍看護薪水甚至低於基本工資的主要兇手就是台灣的法律制度。

如果勞動力真的是商品,買賣雙方的合意才可能讓商品流通、由市場依供需決定價格,但制度的介入扭曲市場競爭的公平性。根據<就業服務法>第53條,外籍移工不能要求轉換雇主,也不能「自由」選擇雇主。這個法律明確地進一步鞏固權力關係的不平等。

如同本文所描述的個人經驗,作為雇主,在對現有看護不滿時,我們可以要求更換。雖然過程中可能因為來不及找到承接的看護而有額外的經濟和照顧負擔,但對移工而言,則是連甘願承受損失的權利都沒有。對她們來說,想要換頭家或工作,除了回國,沒有「辭職」的選項。前述不告而別的阿齊就是一個自力救濟的例子。對外籍看護而言,也沒有所謂「非自願性失業」這回事;在等待下個雇主承接之前,也不敢奢望可以申請失業補助金。

前述非仲介公司引進的看護或台灣本地看護雖然也可能遭到雇主解聘,但她們的工作契約原來就註明是按日計酬,而且酬勞比合法看護多出三分之一到四、五倍,轉換雇主的成本也較低。於是「合法」看護反而成為台灣看護服務業中被剝削地最嚴重的勞動人口。

台灣外勞制度是:坑人、害人、 殺人或以上皆是?

社會階層研究中常會提到印度的種姓制度,位於最下層的賤民特徵是:污名、從事卑微的工作,以及社會地位被制度化、被社會所接受,而無法憑個人努力翻轉。看到這些描述,讀者們或許會想:這真是一個不文明的國家才會有的制度。但是若用相同的標準來評判,台灣有比較文明嗎?外籍看護的實際境況是:社會聲望低、從事低薪卻超時的勞動工作、終日與老人或行動不便者為伍、不能隨意更換工作,即使年資再深也不能加薪、能力再強也無法從事其它工作或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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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台北車站廣場上外籍勞工聚會情形,圖為張逸萍拍攝,2007】

今年上半年,在台灣的外籍看護和台灣移工聯盟再度去中央勞工行政機關(勞動部)抗議薪資過低,十七年來仍維持在15,840元的水準。勞動部官員的回應是將「分階段幫新進的家事勞工加薪到基本工資水準」、「針對表現良好者,續聘時加薪」。這樣的回答等於沒有回應這些外籍看護的薪資歧視問題。根據學者所述,2005年高雄捷運工地發生泰國勞工抗議事件後,勞動部當時自承:事件的起因與這些勞工要負擔龐大仲介費用及不能任意轉換雇主和工作有關。但將近十年過去了,在回應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的原因時,仲介費過高及勞資爭議依然是官方的說詞。換句話說,在這段期間,對於如何解除制度性的壓迫,這個已經簽署兩公約的政府始終毫無作為。逃逸外勞成為社會問題、成為罪犯,難道不是結構所為嗎?

或許大學學測可以出這樣一個題目:「台灣的外籍勞工制度是:(1) 坑人,(2) 害人,(3) 殺人,(4) 以上皆是」。根據現況,考生不管選哪一個答案都可以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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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意志堅持非賣品的人生

楊佳羚/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這次的太陽花學運與公民運動中,出現了「台灣不賣(Taiwan is not for sale)」的標語。不只國家不能賣,人生及社會還有許多非賣品,需要我們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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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國家不能賣,人生還有許多非賣品】 

資料來源:matchbin-assets.s3.amazonaws.com/public/sites/358/assets/1395462519858820140322002157123_32801.jpg

根據葉高華的整理發現,在「反服貿」的聲音底下,其實包括左翼的「反對任何自由貿易」、右翼的「支持自由貿易,只反對目前糟糕的協議」、以及基於中台兩國敵對關係的考量,「只反對跟中國的自由貿易」。我的這篇文章是要呼應現有許多反對自由貿易的文章,討論政策中的價值選擇與意識型態,以及我們如何要求政府展現政治意志,創造平等的社會。

我在〈不同育兒論述的競逐〉一文所提到,瑞典社會福利國家所揭示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照顧」,強調「人民基本所需,不該成為商品」,而是所有人都能享有的基本社會權利所謂人民基本所需,包括住、行、教育與醫療照顧

非賣品之一:居住權

以住的權利而言,荷蘭早在1901年就通過住宅法案,是全球第一個將居住權視為人民基本權利的國家。在此精神下,政府有義務提供品質優良、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讓所有人都享有住的權利。與此相似的,我在《台灣女生 瑞典樂活》書裡〈從洗衣房到社會民主〉這篇文章談到,瑞典的住宅政策是:如果我和建設住宅合作社簽約,就能到老死都不需搬家;而且還可以視人生不同階段的需求,到合作社排隊換屋:從學生時代的單人套房、到單身時的studio(套房外加廚房設備)、到與伴侶共養小孩的三房或四房、再到老年時的無障礙老人住宅,讓搬家只為了更適合自己的生活與身體狀況所需,相信很多人不會想要買房。

然而,當土地、房屋成為「商品」,會產生什麼下場呢?就是現在台灣看到的問題:少數有錢人一堆空房、靠著買進賣出炒作房地產、賺進大把鈔票,而一般平民卻因此買不起房。地方政府缺錢時,就開始可怕的「圈地遊戲」,將無法為地方財源貢獻的農地劃為工業區或建地,從中獲得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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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於高雄駁二「家,居住權海報展*紅毛港,勿忘我」邀徐世榮老師演講】  

徐世榮在「國土開發與居住正義」的演講中談到,地方稅主要來自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契稅及娛樂稅,因此原先不需繳稅的農地變更後,將為地方政府帶進許多稅收,且徵收的土地又會有30%成為地方政府的配餘地可供炒作出售。因此,當大埔農地被徵收成為工業區後,苗栗縣政府至少可賺進20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土地所蘊含的環境的意義、與人情感連結的認同都拔除,只剩政府及有錢人眼中的「投資利益」時,下場就是人民無法享有居住的權利,甚至居住權常受到政府與財團侵害。

非賣品之二:行的權利

當高雄即將興建環狀輕軌電車時,被批評為「繼高雄捷運之後另一賠錢的建設」。然而,以「賺錢與否」來考量公共交通,就是將「行」的權利當成商品的想法。吳音寧曾在《江湖在哪裡》一書提到,在國營客運改為民營後,許多所謂「不賺錢」的路線紛紛停駛,使得許多人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可搭乘。

以英國為例,在首相柴契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大量將國營事業私有化,嚴重打擊英國福利國家的根基。雖然新自由主義打著「開放市場競爭」、「效率」、「自由選擇」之名,但是私有化的結果卻完全不是如此。例如,英國國鐵私有化後,由於交通運輸根本只有大型資本能投資,完全無法「自由競爭」,因此變成東西線各由一間大公司壟斷。然而,國鐵時代還可以透過國會等民主機制進行監督,但私營後則變成消費者只能任憑壟斷的財團宰割,毫無「選擇」的自由。而且,私有化真的更有效率嗎?以我在英國等火車的經驗往往是否定的:在車站等車時,只知道火車會「晚點」來,但往往都晚到一小時後下一班車來了,那班號稱會「晚點到」的火車還不知道在哪裡。在倫敦錯綜複雜的鐵路系統中,還發生更可笑的事:B公司的電車總是誤點,因為在AB公司電車都會通過、但路權屬於A公司的十字路口,A公司為了保持自家公司的優先通行權,會害B公司要等很久的紅綠燈才輪到它通行。這是所謂的「效率」嗎?

其實,與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相關,如水電、交通、醫療、教育等等,就應該是國營、或是國家擔負的責任。例如,當我在瑞典隆德生活時,整個南部斯堪那省的交通系統讓人通行無阻:它有使用生質燃料的各市公車、連接各城鎮的鎮間公車、城鎮間的火車系統,全省一票通行到底並享有一小時內免費轉乘優惠。如果是月票或夏日到各地遊玩的夏日卡,則更是優惠,像夏日卡只以約莫與平日單程公車相當的票價,就能在兩小時內搭乘省內火車及各市公車!只要在該省交通網頁鍵入出發地與目的地,就會顯示各種公車/火車接駁及步行時間的資訊,十分便利。而在人口稀少的鄉間,如果無法擔負公車的營運,地方政府則會提供當地居民「搭計程車以公車計價」的福利,不因地處偏僻而失去基本的「行」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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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提供普遍的行的權利,民眾也習慣以自行車搭配大眾運輸來移動】

在台灣,許多地方政府要突顯政績都是在「造橋舖路」、總想花大把錢徵地蓋高速公路,卻少有擴大公共交通涵蓋率、或諸如「卅分鐘生活圈」這類以公共交通聯繫市中心與郊區的政策。當「行」的權利私有化後,人民得努力買車、卻製造空污,並且在假日出遊時花許多時間塞在路上;這同時也會讓營利公司剝削員工,造成許多公車或客運駕駛超時工作,成為路上的不定時炸彈。

反服貿 不歧視

在這波的反服貿論述,不時也會聽到歧視中國人的言論,像是「我才不希望到充滿中國人的醫院看病」的說法。我認為在反服貿的同時,要小心不要出現歧視的言論。

當我在瑞典時,有許多伴隨「居住權」而來的權利,包括醫療(例如我從產檢到生小孩只花了三天住院費240克朗,約一千元台幣,連掛號費都不用付;小孩從出生就由社區小兒護士負責所有發展檢查、健康諮詢及預防針注射,完全免負)、托育照顧與教育(市政府有義務提供給滿一歲的小孩托育照顧服務)、小孩津貼(我的小孩不是瑞典公民也可以領取)、住宅津貼(因為當孩子的爸回台,我算是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甚至我2010回瑞典參訪時,發現我舊家收到要我參與地方投票的通知。在當前瑞典充滿「排外」的極右論述中,我就是那種「吃垮瑞典福利國家」的「死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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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瑞典生產全靠助產士與看護的幫忙】 

因此,反對自由貿易,並不表示「排外」。我們必須檢視在我們台灣境內的外國人,不管是因為婚姻或工作移居台灣,是否受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是否不受歧視。例如,我們不讓移住勞工有休假的權利;我們對不同的新移民女性設定成為台灣公民的年限、要求她們放棄母國國籍、要求提出財產證明,這些都是剝奪其基本人權、都是歧視。然而,如同劉紹華〈從中國的發展來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所言,我們與中國來往需要的是「謹慎」;就像2005年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參訪加拿大,加拿大學者說:「我們國家旁邊有一隻巨獅(指美國),讓我們必須小心」一樣,我們面對在國際上打壓台灣、對台灣有政治企圖、不民主卻強權的中國必須謹慎。世界上許多國家旁邊並不存在著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他們也不用擔心鄰國不承認其主權。我們反對的,是台中兩國1%的由政客與財團所組成的政治經濟網絡,決定99%的人的生存方式,以剝削中台兩國人民與環境的方式獲取暴利

政治願景與政治意志

政策攸關政治意志與意識型態,有推動再生能源的政治意志,會讓丹麥能源自主的《綠色能源島》成為可能。當台灣之前鄉托倒閉頻傳之際,潮州鄉托不但沒有關閉,其中教保人員還得以不受幼照法影響而保住工作。工人出身的屏東潮州鎮長洪明江說:「別人以為我們潮州特別有錢,但我們鄉托其實入不敷出。但是教育本來就不是營利事業,為了潮州的孩子,賠錢也要繼續開!」這就是努力讓托育照顧與幼兒教育成為基本社會權利、讓人民基本需求不會變成商品的政治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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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潮州鎮的鄉村托育,是以社區之力來完成】 

資料來源:photo.xuite.net/b7886964/15013183/17.jpg

然而,也有可能因為人民選出不對的政黨與政治人物,而使得政策轉向,就如瑞典社民黨自1980年代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到最近兩次大選右翼政府八年執政,瑞典朋友都說:「可以賣的大概都賣了!」瑞典只租不賣的住宅越蓋越少,造成年輕人在大學報到時必須在公園裡搭帳蓬,以抗議住宅成為商品的社會趨勢;國鐵、省市交通開始私有化;原本由市政府負責的老人照顧,開始部分外包給私人營利照顧公司,造成更昂貴的長照支出,老人在照顧機構受虐時有所聞、私營照顧公司的工作者被剝削;原本瑞典藥局為公營,但私有化之後,同樣效果的止痛藥,便宜的下架、只能買到昂貴的。

如何持續非賣品的堅持,成為西方福利國家的重要考驗。台灣只以25年的時間就達到西方國家100年才達到的老化程度,如何建構一個幼有所托、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的台灣福利國成為當務之急。如何創造一個平等、有信任感與幸福感的永續社會,是當前我們缺少看到的政治願景,卻透由這次學運與公民運動,表達出台灣人民的想法。學生與公民團體走出議場,就是民主扎根的開始:我們要深化民主、改變價值、創造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社會願景,改革稅制及選制。我們還要開創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包括公民憲政會議、公民參與、女性或移民競選里長或民意代表、支持像堅持環境正義、性別正義與世代正義的綠黨、選出對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公民持續監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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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權保障

王奕婷 /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系

葉高華教授的文章<搖搖欲墜的台灣民主?從民主調查態度談起>指出,台灣民眾的民主信念下滑,而年輕世代對民主體制更沒信心。本文同意這樣的分析,但想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的民主危機,或許不僅在於民主信念滑落,而更來自不同人群對於「民主」有相當殊異的理解與想像,且其中有相當一部份的理解,大異於政治學理論中對民主的定義

以民主之名?

政治學者對於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原則,有一些鬆散的共識。首先,政府領導人須經由定期而公平公開的選舉產生,政黨在選舉中公平競爭,而人民普遍地擁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並有制度設計使政府政策能依從民意。在此過程中,人民被賦予各項自由權利,例如自由表達意見、集會結社、參與政黨或利益團體;媒體能夠自由報導,而人民能接觸不受政府控制的多元訊息。為了保障人民(包含少數意見者)的各項自由權,政府需依法而治,有獨立的司法機關、分權制衡。此外,縮短社經條件的差距,能夠更加促進公民的平等參政。整體而言,人民公平而充分的政治參與及競爭、各項自由權利的保障,是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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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遊行法是否違背了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主張?】 

然而在日常語言的使用中,「民主」是個充滿歧義的概念。「少數服從多數」常被視為是民主的核心;而「守法有序」、「不妨礙他人」也被許多人與民主扣連。就以兩岸簽訂服貿協議所引發的爭議為例,正方雙方的論述中都強調己方立場才是維護了民主:學運支持者指出30秒黑箱不但顯示代議士與執政黨漠視民意,更破壞了立法審議的程序與原則,因此重創台灣民主體制;而公民抗爭的行動不但是人民的權利,更實踐了人民主權,能夠補強被代議士傷害的民主。而反對者則堅稱,抗爭的行動反而才是違反法治、破壞民主。

既然民主的詮釋能夠如此多元, 甚至立場殊異者都能以民主為名相互詰問,那麼當受訪者在民調中表示「民主體制是最好的體制」時,心裡想像的又是怎樣的民主呢?

由中研院政治所進行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問卷中,除了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民主體制是最好的政府體制之外,還設計了一系列的題組想要了解受訪者所認為的「民主」究竟為何。本文採用了這個計劃的第三波調查,於2010年初在台灣執行。調查的母體是年滿20歲的台灣民眾,樣本有1536位受訪者;在加權之後,樣本的性別比例、年齡結構以及教育程度都與母體近乎一致。

這個調查中也問了與葉高華教授文中所採用的同樣的題目: 「我們想請教您一些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對於卡片上這三種說法,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

下面的交叉表顯示了不同年齡層受訪者的回答。與葉高華教授的發現相當類似,整體而言,有略微過半數的民眾認為民主體制無論如何都是最好的,而越年輕的世代對於民主體制越沒有信心。不同的調查呈現了類似的結果,可見此一傾向相當明顯而穩定。那麼,在這些受訪者眼中民主的定義究竟為何?是否由於民眾對於民主的不同理解而有了不同程度的民主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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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什麼的世代理解差異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問卷中有一題組,詢問受訪者:「在卡片上的四項說法當中,您認為哪一項是民主最為重要的特徵?」

A題組:政府不浪費公帑是民主最重要特徵嗎?

其中一個問題,受訪者在「政府降低貧富差距」、「人民經由公平自由的選舉選出政府領導人」、「政府不浪費公帑」以及「人民可自由公開表達政治觀點」四個選項當中,選出他們認為民主最重要的特質。在這四個選項中,「經由公平自由的選舉選出政府領導人」與「自由公開表達政治觀點」都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定義,分別強調了人民的政治參與以及自由權;「政府降低貧富差距」此一選項雖不是當代自由主義民主的核心特徵,但卻是有助於平等政治參與的重要條件;而「不浪費公帑」 側重於政府效能,並非民主的特質,威權政體也可能有相當的治理效能。除「不浪費公帑」外,其餘三項雖受強調程度不同,但都大抵符合理論中對民主的描繪。

整體而言三成左右的人分別認為「政府降低貧富差距」或者「由公平自由的選舉選出政府領導人」是最重要的民主特徵;大約兩成的受訪者則分別認為「不浪費公帑」或「自由表達政治觀點」在這四項當中最為重要。以這個題目而言,多數受訪者的理解與民主的核心理念沒有太大差異。

下圖顯示了不同年齡受訪者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最年輕的世代對於民主有著最為接近教科書的理解,而與其他世代差異甚大。超過三成29歲以下的受訪者認為表達政治觀點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民主特質,且絕大多數不認為政府效能是很重要的民主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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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題組:政府清廉不貪污是民主最重要特徵嗎?

在另一個題目中,受訪者則在「人民可自由參與抗議」、「政府清廉不貪污」、「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濫權的侵害」,以及「政府提供失業補助」這四項當中,選出最重要的民主特質。 「參與抗議」以及「不受政府濫權侵害」都是自由主義民主的重要主張;「失業補助」並非民主的核心定義,但能夠促進平等政治參與的可能;最後,「清廉」亦是屬於政府效能的面向,並不是民主的定義,亦非民主所必然能帶來的良好結果。

整體而言,有三成的受訪者分別認為「清廉不貪污」或者「法院保障不受政府濫權侵害」是這四項當中最重要的民主特質;22%的受訪者認為失業補助最為重要;僅有15%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參與抗爭是其中最核心的民主特徵。認為「清廉不貪污」是民主最重要特徵的比例竟是「自由參與抗議」的兩倍之多,大異於民主實際上的定義 。在這四項當中,不同年齡的受訪者亦有極大差距,與上一題類似,年輕世代(尤其是29歲以下)特別強調公民自由權作為民主的核心特徵,而相對之下較不把政府效能視作民主的重要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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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題組:政府確保法律與秩序是民主最重要特徵嗎?

另一題,受訪者在「政府確保法律與秩序」、「媒體可自由批評政府」、「政府確保所有人工作機會」、以及「多黨在選舉中公平競爭」這四項中選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民主特徵。多黨公平競爭以及媒體自由批評政府都是民主理論的核心主張 。「公平的工作機會」能促進平等參政的可能。民主法治的意涵在於依民意而制定的法律,凌駕于統治者以及所有人民之上,政府需依法而治。這樣的意涵與「政府確保法律與秩序」這一項中對秩序的強調有些落差。

整體而言,約四成的受訪者認為這四項當中最重要的民主特徵是「政府確保所有人工作機會」,而35 %的受訪者認為法律與秩序最為核心;僅有7%以及18%的受訪者分別認為媒體自由批評政府或多黨在選舉中公平競爭是最重要的民主特質。這樣的理解反映了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對安定與秩序的強調,卻相對忽略了多黨公平競爭與多元資訊來源這些民主的核心意義。在這一題當中,世代選擇的差異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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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理解的藍綠差異

上面分析顯示台灣民眾對於「民主」的理解相當多元。促進社經條件平等被許多人認為是民主的首要特徵;除此之外,有相當一部份的民眾認為政府效能、法律秩序是更為重要的民主定義。而世代間的比較則顯示,年輕世代格外重視參政權的發揮以及自由權利的保障,與其他世代有顯著的差異。

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訪者是否對民主也有不同的想像呢?下面的圖以受訪者在2008年總統大選的選擇進行交叉分析。

A題組的藍綠差異: 針對這四個選項,不同政黨傾向的受訪者中都有最大比例的人認為降低貧富差距是最重要的,次多的人認為公平自由的選舉最重要。綠營支持者中有23%的人認為自由表達政治觀點是最重要的民主特徵,然而藍營中只有17%的人這樣認為; 此外,相較于綠營支持者,藍營中也有較高比例的民眾認為「降低貧富差距」或「不浪費公帑」是最重要的民主特徵。

D

B題組的藍綠差異:針對這四個選項,藍綠支持者的差異更大。藍營中約35%的受訪者認為清廉不貪污是最重要的民主特質,31%則認為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侵害最為重要,僅有約13%認為自由參加抗議是重要的民主定義。相對地,綠營中最高比例的受訪者認為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侵害最為重要,27%認為清廉不貪污最為核心;相對於藍營,綠營中有二成受訪者認為自由參加抗議是最核心的民主定義。

E

C題組的藍綠差異:針對這四個選項,藍綠間的差異亦相當顯著。藍營中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認為法律與秩序是最重要的民主意涵,而僅分別有15%與5%的受訪者認為多黨競爭與媒體自由是民主的重要特徵。在綠營中,有顯著較高比較的民眾認為多黨競爭與媒體自由是民主的核心特質,分別為22%與8%,但亦有26%的綠營受訪者認為法律與秩序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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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對話的兩種民主觀?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權保障

這三張圖的比較,顯示藍綠陣營支持者的民主想像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個差距反映出台灣政治變遷過程中不同政黨以不同論述來說明自己的立場,雖皆高舉民主、卻描繪了樣貌差距甚遠的「民主」。國民黨對於「法治」的強調一直甚過於對民主其它面向的著墨,守法與秩序長期以來是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國民黨對於反對運動所提出改革要求的回應。

將近四成的藍營支持者,將政府效能與法律秩序視作最重要的民主特質,然而人民自由表達政治主張、多黨競爭這些民主理論的核心定義,僅受到兩成以下的藍營支持者重視。依照學者江宜樺的詮釋,這樣的理解反映出一種以傳統家父政治觀念來理解民主政治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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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走時,可以跨越那條秩序的界線嗎?】 

資料來源:sphotos-h.ak.fbcdn.net/hphotos-ak-prn1/737326_416507128426424_2134072301_o.jpg

整體而言,無論是否支持民主體制,台灣社會中有相當一部份民眾所想像的「民主」與人民主權、自由權利保障這樣的民主核心理念有一些差距。這自然與國民黨長期以來將守法安定、政府效能與「民主」做連結有關。年輕世代特別重視參政權的發揮以及表意與結社等自由權利的保障,這可以解釋為何年輕世代格外反對媒體壟斷、認為走上街頭表達意見理所當然,更對於公投盟被驅離感到義憤。這樣多元的民主想像也解釋了當前服貿相關爭議中,不同立場者雖皆訴諸民主,但兩邊的「民主」卻似乎很難對話。期待在這些相互爭辯的過程中,民主的意涵可以被更多台灣人理解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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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教育部有關自經區的釋義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

    隨著學運有關服貿議題的發燙,巷仔口熱鬧了起來。這次有關自經區議題的討論,比較特別的是圍觀鄉民從平常百姓加入了官員,討論的版面也從部落格延燒到教育部的官方網站訊息公告中的即時新聞

平常高高在上的教育部官員以難得的效率,三天之內連續透過官網、電話多管齊下,來回應作者的看法,令作者受寵若驚,也該向巷仔口的鄉親交待一下,作者對於教育部「示範區推動教育創新不會影響國內大學生源、不會只有空白授權、不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不會有大陸移民」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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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讓教育更加商品化】

資料來源:farm3.staticflickr.com/2888/11848364814_6a54c3836a_c.jpg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不會影響國內大學生源嗎?

教育部認為自經區的教育「創新」,是在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的架構下,設立實驗性質的分校(分部)、獨立學院、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除了鼓勵招收境外學生,把生源做大之外,招收國內學生的名額,也必須從國內合作大學既有的招生名額來挪用,不會影響國內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

首先,這個說法與高教司司長黃雯玲日前公開發言前後矛盾,黃司長說:『我們會突破相關法令的限制,就是說讓博士班它可以直接招收學士班學生;第二個是碩士的在職專班的話,它可以招收境外學生,招收的對象,就誠如我剛剛說是以招收境外生為原則,但是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的話,它可以招收國內學生。』(原音) 我們不知道教育部如何認定「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也就難以評估自經區學校是否會藉由發展「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而招收國內學生?但可以確定的是自經區雖以招收境外生為原則,但是可以招收國內學生

其次,這個說法本身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如果自經區的學校不設立「占有國際優勢或國內發展極需要的學術領域」,如何加入臺灣已經飽和的高教市場競爭?如無創新教育或實驗性可言,臺灣又何必特別設立自經區的教育創新產業?

第三,教育部完全忽略了少子化衝擊下,國內大學在生源有限的狀況下正面臨市場緊縮的存亡競爭,即使招生名額不變,自經區內與非自經區的學校之間有關生源競爭也將更形激烈。按照教育部說法,假如目前國內有5間大學(ABCDE),每一間學校招收20名學生。其中的A大學將20個名額放到自經區。隨著少子化,隔年只有80名學生入學。一旦自經區學校以低學費(這是自經區容許的「彈性學費」政策)搶收學生之時(所以A校仍有20個學生),臺灣自經區外的公私立學校必然受到衝擊(此時BCDE四校只能每校平均分配到15個學生)。這樣子不會影響到國內其他大學的招生來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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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少子化的結構問題,教育部仍用新自由主義的方式思考】

資料來源:blog-imgs-44-origin.fc2.com/c/a/r/carefit/img065s.jpg

教育部一味強調境外招生把餅做大的好處,卻忽略文中分析的亞洲高教市場往中國發展趨勢,也無視臺灣內部迫在眉睫的高教招生危機,顯示教育部缺乏對於高教市場的評估。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是不是一張空白授權書?

教育部雖說明針對雙方合作學校認定基準、學校共管機制、涉立條件、變更或停辦要件、監督、招生、學生修業、教職員進用、採購、內部稽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訂授權子法及適當配套措施。但是目前僅看到教育部鬆綁的政策方向,卻沒有看到任何授權立法以及配套原則。南韓的松島國際大學園區開發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教育部介入辦學,國際名校馬上就會撤退。以臺灣高等教育現行管制的經驗,從學校合併、系所設立、學費與招生員額管制、教師評鑑要求,從教學品質到品保機制,從環境管理到交通安全,高達42種大學評鑑與訪視,在教育界以及高教工會的批判下,仍不願意放棄各式評鑑控管機制,究竟有那一所國際名校會接受教育部無釐頭的管制來臺設校?如果教育部不改變以評鑑遠端操控大學的心態與作法,一邊是在教育部層層的行政控管下辦學,另外一邊則是依市場機制來辦學,當然會形成自經區內、外學校間的不公平競爭。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真的不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嗎?

教育部釐清了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他所規劃的免稅範圍僅適用於學校提供教育勞務所得的收入(如學雜費、學分費、學生宿舍住宿費等),並不是校內任何的經濟活動都可以免稅。但是臺灣私校缺乏有效的行政監控,教育部面對部份私校淘空校產、胡做非為的舉動呈現無法可管的困境,許多私校濫用「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免徵關稅及營業稅」,以教育研究為名實則進口各項生產設備;教育部也知道早有部分大學辦理旅館、醫院等附屬機構,被詬病為掛羊頭賣狗肉、挪用辦學資源興業,針對「學校所有並供學校使用之不動產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者,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一項,如何監督私校不濫用稅賦機制來興業?如何釐清產學合作的界線?(參考長庚醫院、長庚大學跟長庚集團的關係,就可以知道以營利為主的私校如何利用這些免稅規定來鑽漏洞)。

推動自經區的教育「創新」不會有大陸移民問題嗎?

教育部說,自經區的大學,必須以「外國」大學為國際合作對象、「外國」博士生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入境居留,而外國包含「港澳地區」,但未包含大陸地區。教育部似乎不清楚港、澳早已在97年、99年回歸大陸的事實,香港、澳門的高等教育早被大陸學生攻陷,許多陸資也透過港資包裝的方式進入臺灣,沒有任何具體的移民控管機制,如何確保臺灣不會是下一個被中國移民衝擊的香港?

另外,教育部解釋目前來臺就學陸生的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不含兄弟姊妹),每學期可申請來臺探親1次,期間為15天,卻難保來臺探親的人道考量成為夾帶短期停留、甚至長期滯留人口的風險。如果配合來臺就醫條款,更衝擊臺灣搖搖欲墜的醫療與健保制度。大陸和台灣一樣,即將步入高齡化社會,台灣未來正面對高齡化社會的挑戰,高齡化照護問題隨少子化以及外來移民勞動力短缺而雪上加霜,未來臺灣有無餘力照顧大陸病人,醫院空間如何容受一個病人、四位照護者?是否可能形成假就醫、真留滯人口的管理漏動?不限額開放大陸人民來臺就醫不僅消耗臺灣有限的醫療資源,更可能大開假看病真移民的後門。

教育部一再宣稱,其首要目標在於「標竿學習」,但是卻看不到開放對於當前高等教育亂象可能製造的問題,避重就輕地回應文中所提出的根本疑問:在自由市場機制下,有那些國際名校會在無利可圖的條件下來臺辦學?在國家高度控管機制下,有那些國際名校願意接受評鑑與生員控管下來臺辦學?在缺乏有效監控的私校法下,如何釐清產、學的邊界,杜絕假辦學真興業、假投資真土地炒作的弊端?在缺乏就學移民、探親控管下,如何確保流動人口不會滯留?在開放就醫以及夾帶照護人口之下,如何確保臺灣醫療資源不受衝擊?

 ◎不要黑箱作業的自經區教育崩壞

自經區在立法院召開少數參與的公聽會默默進行,教育部除了以一貫的 Z > B做為修辭之外,慣常用決策圈當掩護偷渡,如果要說服大眾接受自經區不會造成一臺兩治,必須詳細進行自經區開放的風險評估與控管,而不是以一年時間修法就要強行闖關,也需要建立實質的民主審議程序,擴大參與管道,讓公民團體、教師工會、家長、老師、學生以及更多鄉民,可以瞭解參與決策過程,才能避免自經區淪為下一個黑箱作業的服貿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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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兩治:自由貿易示範區對高等教育的衝擊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

當國人的目光盯緊立法院服貿協議之際,立法院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特別條例」公聽會,擬速戰速決通過此法案,進一步對中國開放臺灣市場。什麼是「自由經濟示範區」(簡稱自經區,free economic pilot zones)?簡單來說,就是經濟自由化的先行示範區域,在自由化、國際化的理念下,大幅鬆綁貨物進出、聘僱外籍專業人士與外商投資等各項限制,打造有利資本流動的投資環境。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馬政府兩岸政策的試點,可視為「兩岸自由貿易示範區」,未來自經區將針對農業、醫療、教育以及專業服務業投資開放陸資及進用大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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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區的五港一空,會不會轉眼成空?】

資料來源:i1.ytimg.com/vi/cCEH5vZ7uFo/maxresdefault.jpg

本文將針對自經區中特別設立的高等教育產業項目,討論其可能對臺灣現行商品化的教育制度的衝擊。誰會來自經區設校經營?自經區開放設校之後對於臺灣高等教育與專業技術人才市場有何影響?

誰會來自經區設校?

自經區打算開放高等教育產業,規劃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質分校、學院、學位專班或專業學程。這個異想天開的大學鬆綁政策,是否能夠成功吸引外國大學,不無疑問。台灣高等教育市場早已供過於求,在市場飽和、無利可圖的情況下,絕難吸引外國名校進駐。如果真有外國學校來設分校,效果將是加速臺灣大學院校崩解,製造更多無子可教的空洞校園。

從亞洲高教市場的版塊推移,可以看到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前景的暗淡。原來在新加坡設校的芝加哥大學已經轉進香港,以英文為官方言語、比台灣開放的新加坡,都不得不面對中國高教市場崛起的威脅,許多國際一流名校更越過香港,直接在大陸北京、上海設立分校,回應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市場的需求,那麼自經區設高等教育產業的意義在哪裡?

2003年南韓在仁川設立第一個自由經濟貿易區,並在2007年建設松島國際大學園區,擬招收世界頂尖大學十所入駐。南韓高等教育的市場化政策,放任私校掏空校產,將成本轉嫁學生,讓南韓高等教育學費急漲,私立大學學費平均一年8,520美元(約台幣24.5萬),國立大學一年4,720美元(約台幣13.6萬),成為OECD國家中僅次於美國第二高的地區。除了教師勞動權不保,學費依成績好壞進行差別收費,在2011年引爆頂尖大學四名學生和一名教授連環自殺,這引發了學生反高學費運動,政府後來不得不宣示凍漲學費。2012年三月正當松島國際大學園區開幕之際,已經有不少名校在少子化、學費凍漲以及政府介入私校管制措施的三重衝擊下,紛紛打退堂鼓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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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松島自由貿易區,看起來就是用來做土地炒作用】

資料來源:images.epochhk.com/20130607/c1-8.jpg

無法無天的自經區分校管理

教育部原來以「專科以上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對於臺灣的大專院校進行生師比、師資、招生名額、校地面積進行控管,但在自經區有關合作學校設定基準,學校共管機制、設立條件、變更或停辦要件、監督、招生、學生修業、教職員進用、採購、內部稽核及其他事項,則由教育部另訂辦法約束之。在目前教育部對於臺灣私校商品化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更遑論將來歸屬化外的自經區。

此外,與大學合作設立之外國大學分校或學院,其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校長任用資格及遴選程序,校務會議組成及運作等事宜,得由分校或學院另定。臺灣為了維持教育品質,教師法明文保障教師的勞動權,但是在大學法修訂實施教師評鑑制度之後,教師終身僱用制已經逐步瓦解。教育部帶動啟用的專案教師制度,更惡化了高等教育的僱傭條件。

未來如果在自經區合辦分校,鬆綁了所有對於高等教育的生師比、師資、設校門檻、招生限制,自經區的大學將直接衝擊台灣高等教育勞動者的制度性保障,瓦解台灣不成熟的校園民主,基至連大學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學術自由也會蕩然無存。自經區分校甚至可進一步透過市場的惡性競爭,以低學費搶奪生源,比照對岸的薪資水平降低教師的勞動水準,降低學生受教品質(提高生師比、大班授課等方式來增加學費的競爭力),在低價競爭下,大學可能淪為名符其實販售學歷的學店。

假辦學、真土地開發

過去幾年來,臺灣大學擴張過程中有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學生人數明明正在減少,而公、私立大學的校地與校舍面積卻不斷擴增加大。從2004年之後,各校因應少子化的方式,卻是反向操作擴大校地校舍,全臺大專院校校地面積總和,增加了大約相當於新北市永和大小;而校舍面積也增加了相當於937個國際足球場面積大小。以103學年度被教育部勒令停招的屏東永達技術學院為例,一個原來學生規模1萬人左右的學校,在面臨少子化之際,校地面積竟擴張了一倍有餘。

 

圖一   台灣校地校舍面積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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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校舍面積與人口發展趨勢不成比例的增加,顯示各校辦學目的不僅在於招生,更著眼於校地變更與開發等多重利益,而自經區經管的公有不動產,得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不受國有財產法及地方公產管理法令相關限制;分校或學院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免徵關稅及營業稅,其所有供學校使用之不動產,經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者,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在立法通過之後,第二階段自經區採取申請制,透過設立分校的方式,外國學校可以透過合辦教育方式,進行產學合作的創新事業,從蓋工廠到建醫院,從興辦實習旅館、餐廳到提供福利照護、健康中心,所有與企業合作的事業,都可以假教育創新之名,在自經區的學校展開,並取得各項賦稅優惠,自經區的營利所得不僅無法回饋臺灣社會,並與自經區外的大學形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

即將無孔不入的中國移民

自經區影響最大者,莫過於開放大量以正式或非正式就學的移民、配偶以及親屬進入臺灣。依修訂的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三條之一規定,博士班得招收取得學士學位者;博士生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為外國人者,符合一定條件,得向移民署申請居留。而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許可來臺就讀二年制副學士班、學士班、碩士班或博士班學生之配偶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親。幾乎不設限額的移民與探親,讓大陸人民可以假就學而逕行移民之實,大量正式與非正式學生身份就學以及探親的移民將造成臺灣進一步內地化。

而最令人匪疑所思的則是所謂的「病人移民」,一位大陸病人隨行可以攜帶四位移民進入臺灣就醫。依修訂的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七條之一規定,大陸地區人民患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得於臺灣地區接受醫療服務之疾病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就醫,並應於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醫療機構為之。前項大陸地區人民,得申請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二人同行;必要時,並得申請大陸地區醫護人員二人隨同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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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台灣會不會拿著類似的牌子?】

資料來源:image.wenweipo.com/2012/04/30/hk0430b5.jpg

所有國家開放移民皆以專業技術人才或投資移民為主,臺灣的自經區竟然始無前例地創出病人移民,容許中國病人一人攜四人在臺投醫,不僅使臺灣有限的醫療資源雪上加霜,更大開假看病真移民的後門。

為了吸引外國人來韓投資,南韓修改了原來的移民政策,提供企業投資簽證(D-8),主要核發的對象為外國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或生產技術專業人才,最長可以給予他們五年的滯留時間,也提供他們的配偶與未滿20歲子女的同伴簽證(F-3) 。而對於A、投資額在20萬美金以上且僱用5人以上的韓國公民之外商投資者;B、50萬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資者,在韓國境內滯留3年以上且僱用3人以上的韓國公民之外商投資者;C、30萬元以上在韓國境內滯留5年以上且僱用3人以上的韓國公民之外商投資者,達到韓國教育研究院實施的韓裔能力測試3級以上,滿足最新3年間每年超過既定收入者,則給予永久居住資格(F-5)。

但是,相對於韓國,台灣政府不但沒有設定移民資格與人數,而且沒有附帶引入本國人就業機會以及遵守臺灣勞動規範的要求,絕對會衝擊臺灣已經雪上加霜的技術人才就業市場。

邁向一臺兩治的自經區

台灣的自經區從2012年4月開始規劃,2013年3月底即將通過教育行政法規的修訂,此修訂完全缺乏先導性個案計畫研究,也無循序漸進的政策評估。南韓的示範區計畫乃循序漸進,由國家投入資源帶動;台灣的示範區計畫,跟服貿一樣,脫光開放,沒有計畫與資源投入。不同區位基地有不同的產業、資源與文化特色,未經詳細規劃,缺乏實質評估,全台高等教育產業將陷入自經區的惡性競爭,惡化臺灣當前供過於求的高教市場;無賦稅利益,又缺乏對於廠商財稅、環境、勞動條件的規範,不限地點而全面執行的自經區,將淪為收買地方政府的圈地運動,全面衝擊臺灣的金融、產業、勞工、教育以及土地使用體系,成為臺灣政府與人民無力控管的租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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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貿是馬關條約的話,自由貿易區就是中國租界區】

資料來源:api.ning.com/files/frO*JRdQdw7hR16Llwu7eoD14J2EvI3hgi9pcj-zV5Oxl6KzBctfSuQXvxyIG2FbnmyuksbF4gRb1NjEpNosDxjZ3I3oqCpm/E11.jpg

如果服貿協議是全球化潮流下臺灣不得不與中國簽署的「馬關條約」,打開中國入臺的投資大軍;自由經濟示範區將是台灣政府讓渡的中國租借區,主權非台灣政府與人民所有,讓大陸資本與勞工得以長驅直入。

一旦「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通過,台灣會成為實質的一台兩制,也形成自經區與非自經區內外差別化的子民,屆時你(妳)以及下一代子孫會想要住在那一區?

(有關底下留言,跟教育部的聲明,請參考伯芬老師的回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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