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電影去旅行:電影觀光中影像與觀光的辯證

賴嘉玲 /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楔子

《達文西密碼》一書拍成電影,將嚴肅高雅的羅浮宮迷樣幻化成為了充滿謎語的神祕宮殿,電影一出,頓時影迷搶攻已經是熱門景點的羅浮宮,羅浮宮也設計了達文西密碼參觀路線吸引參觀者。《海角七號》讓恆春變身成為熱門景點,《賽德克巴萊》不只讓原住民的歷史再度被重視,其於林口暫時搭建的精緻場景也成為影迷遊客造訪的地點、《少年Pi的奇幻漂流》讓台北市動物園成了觀光點,也讓台灣初嚐電影後製與觀光產業的連動、《Kano》揭起了嘉義與甲子園球場的旅遊朝聖現象、《藝妓回憶錄》重寫了京都觀光。《哈利波特》電影讓英國倫敦的國王十字車站(King’s Cross St)為朝聖觀光客特別訂製了一個不會干擾火車旅客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也讓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觀光客絡繹不絕。巴黎有著與愛慕跟蹤捉迷藏的《愛蜜莉的異想世界》、伍迪艾倫與歷史相會的《午夜巴黎》、侯孝賢的《紅氣球》和蔡明亮的《臉》競爭著對巴黎的意象流連;《鐵達尼號》建構了全球各地的相關地點,也重塑了被IRA佔據意象的北愛爾蘭貝爾發斯特;《貧民百萬富翁》造就了泰姬瑪哈陵之外對印度的孟買另類觀光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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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的殖民原野澳洲、《P. S. 我愛你》的田園愛爾蘭、《猜火車》的反叛愛丁堡、《雷克雅未克》的派對冰島、《窈窕淑女》的倫敦柯芬園、《真善美》的綠野奧地利,伊朗大導演阿巴斯的作品引起影迷對遙遠伊朗的興趣、《阿爾及利亞戰役》與《卡薩布蘭卡》的浪漫北非摩洛哥、《烏干達天空下》的烏干達與《追風箏的孩子》的阿富汗與新疆;《花樣年華》與《一代宗師》所建構的視覺繽紛與武林盛事的香港與廣東、《波米叔叔前世今生》描繪的祕境泰國。因瑞典天團ABBA捧紅的舞台劇改編電影《媽媽咪呀》卻引發的是藍白希臘的觀光熱潮,英國古典小說《魔戒》在紐西蘭拍攝,則反倒成就了紐西蘭的觀光市場搖錢樹。

電影引動觀光現象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已然成為地方行銷的新策略,從城市發展局競邀導演為城市拍攝電影,如《一頁台北》與《露西》,到博物館也競請導演為其說故事,如故宮博物院的《經過》、羅浮宮的《臉》、隱士廬冬宮博物館的《創世紀》,與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博物館夜未眠》。本篇文章企圖以旅遊社會學與媒介分析的研究取徑,來談談電影觀光現象形成背後的理論邏輯,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首先我將從觀光社會學角度談談觀光凝視作為一種符號產業;其次談及文學攝影到電影觀光的連接與時代轉變;再者、談及電影觀光的定義與目前研究的路徑,從影像與景點織造,中介導覽的劇情影音化,到參觀者的參與劇碼與主體建構;更進一步,我將探討電影觀光目前尚未發展的研究方向,如不同類型電影的觀光影響;在媒體加速異質多元化時代下的電影觀光,以及電影觀光與城市文化行銷背後的問題。

觀光凝視與符號產業 

當英國社會學家John Urry在1990年代初,將旅遊建構為一種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即提出觀光凝視(Tourist Gaze)的論點,他強調觀光產業為一種制度與系統,一系列一致的專業實踐— 從歷史文物與自然資產可供性(affordance)的存在,到支持景點得以維持與製造的政策與經援,包含古蹟保存、環境維護、文創園區規劃;古蹟遺產與旅遊專業論述的支持背書;好客產業(Hospitality),如各式餐飲住宿服務的提供與其經濟利益;中介導覽系統(guiding system)的詮釋介入,從交通運輸、旅行社到地圖與導覽書;其他旅客的組成以及其與在地之關係─ 以及其相關論述,同時建構了一種觀光的凝視以建構了特定地點、資產與展演活動成為有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景點。

這些觀光凝視,提供且建構了受浪漫主義影響的消費文化中所需的幻想與預期,這些旅遊制度的系統圍繞也常建構其為與在地文化人群隔絕的環境泡泡(environmental bubble)或飛地(enclave)。觀光因之成為一種符號產業,提供與吸引遊客紛至沓來的觀光實踐,同時讓旅者進行著俱身(embodied)體驗與符號的收集實踐。美國社會學家MacCannell則更進一步地將符號學帶入旅遊產業的分析,觀光景點總是在一組符號化的過程中被神聖化,每一景點都是與各式導覽符號結構交織的相互認可,為了後台真摯性(authenticity)的追尋,旅者帶著腦海中的意象與手中的導覽媒介作為標記物和在地參訪的景點作為被標記物交互印證,形成其旅遊體驗的心靈組織架構。除了一般的符號建構,詩歌、文學、故事、繪畫、攝影、電影、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都提供了旅遊目的地的建構更多層次的豐富想像,當然也伴隨著文本中所預設權力的社會關係,意即霸權意識型態或象徵暴力,而這些藝文符號本身的時空特質,對景點建構也有著不同的影響。

從文學攝影到電影觀光

從歷史地理教科書中對異地的科學式論述,到隨著十九世紀以降,世博會促銷推展的旅行團圖錄與旅遊明信片中的攝影,從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與羅浮指南(rough guide)等專業實用型導覽書中的少許專業攝影圖片,到近期各式明星名人導覽書中,佔據絕大部分版面的攝影,或個人風格獨具的手繪導覽圖文書,都是對一景點造境吸引力加值的文化產業實踐。

文學藝術故事則是另一種為景點創造吸引力的論述,通常我們不會將莎士比亞、張愛玲、福爾摩斯當成旅遊論述之一,但其所間接形成對某一景點的文化造境,與其所揭起觀光客的孺慕之情,卻讓景點熠熠生光,從對文學藝術家的故居生平之旅(如莎翁故居與英國史特拉斯堡文學觀光,張愛玲的上海)到作者筆下人物與其所提及地方的想像之旅(如羅密歐與茱麗葉的義大利維諾那(Verona)、哈姆雷特的哥本哈根克倫伯格(Kronborg)城堡),都成了新的旅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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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靜態的攝影與傳統文學的敘事,專業電視頻道,如旅遊生活頻道 與大陸尋奇電視節目,到娛樂性較強的旅遊節目,如冒險王等,也都參與了對景點造境與詮釋中介的象徵建構;這些影像「如實地」身歷聲地建構了旅程與經歷,建構了視野觀點與視聽體驗。然而近年來,除了以不同角度的空照與環保關懷影片,從呂克貝松的《搶救地球》到齊柏林自費空拍的《看見台灣》等紀錄片式的另類環境觀點建構,其激起大眾對環境的重視,也同時建構了觀光的另類視野與實踐。另一種因著影像而產生對景點的建構,則屬電影觀光(film induced tourism, cinematic tourism) ,電視觀光或媒介影像觀光(media induced tourism)。

電影如何引動觀光?

在電影的運鏡造境中流轉的視野(mobile gaze),不只形成一種定格的觀看,更是有著速度與美感的瞥見(Glance)。影像所提供的身歷聲體驗建構,如拉岡(Lacan)的鏡像階段之主體建構般,也提供了俱身化身分認同與社會關係之想像建構。

首先、場景調度中的實體地景的選擇取景與觀看視角,美化虛構造境與電腦繪圖影音處理的潤飾後製,讓其所建構的地景,從城市到鄉野,古蹟到文創空間更有著想像力與故事性,增加了歷史與文學想像的層次感,為了電影拍攝所臨時搭建的場景或長期的影城佈景建置與主題公園,也成為布希亞(Baudrillard)所謂的擬像(Simulacra)景點。更有旅者對電影的幕後製作有興趣,從好萊塢電影城、寶來塢影城、哈利波特作者JK Rowling寫作的愛丁堡Elephant house咖啡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製作海浪的工程團隊等,都成了電影觀光的朝聖地。甚至反對電影後置的前衛Dogme95電影拍攝在地運動,也引動了其對哥本哈根創意文化之旅,英國的復古電影院運動也讓有著歷史風華的老電影院再度成了影迷的新古蹟。

其次、電影作為無數停格影像的串連,其視線以及富有想像力的故事情節,也串連建構了旅遊路徑的連結與交通的選擇,配合著電影中場景的調度與跳接,更形成一種合於劇情的時間之旅。電影成為一種創意式的中介導覽,讓旅者帶著劇情想像到達即使再也不存在的古蹟所在地時,仍然得以順著想像遙想過往文化遺產。而車站、機場、捷運、火車、電梯、走廊、公路等等流動非空間的觀光對象再建構,《哈利波特》的英國之旅、《東方快車謀殺案》,《鐵達尼號》之旅、《中央車站》的巴西里約熱內盧車站、《航站情緣》的紐約甘迺迪機場、《咖啡時光》的東京地下鐵等都營造了新想像的旅程路徑。電影音樂與影像的配合更豐富化了對地景的想像,數位影音導覽與電影音樂的配合也讓創意多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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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者、劇情中角色所提供的服裝與儀式身體操演劇碼,也成為參觀觀光景點的旅者所期待與模仿的身體操演儀式,或是嘲諷抵抗的劇碼,而依著此操演形成特定的電影觀光參觀主體(Cinematic tourist)。不僅僅是電影研究者對觀影經驗對影迷的明星崇拜,觀影凝視與性別主體建構之關係,電影觀光提供的更是身歷實境,Butler式的換裝操演(performativity)主體建構生成。從景點所提供的制式體驗服務到影迷旅者自行創發的行程扮裝操演,如《藝妓回憶錄》與cosplay角色扮演與拍照,到哈利波特幻奇之旅的騎掃把飛翔,在魔戒博物館中穿戴戲服裝置幻想入鏡,到維諾那茱麗葉家的陽台扮演茱麗葉被求婚,或寄一封電子信給虛構的茱麗葉,或在《賽德克巴萊》臨時場景中穿著戲服遊走,換裝成主角感受電影情節氣氛等等。電影的衍生性紀念品,正如哈利波特、迪斯尼,更掀起新一波的文創產業與消費文化風潮。

目前的學術討論對電影影像與觀光的辯證,強調的則是電影的虛擬性(virtuality)與觀光的俱身性(embodiment)之關連性,一方面討論的是電影移動影像的仿真性,某種程度可以取代了旅遊移動的動機,特別是甚至可以提供對當地更深廣的知識探索與捕捉特定時間才能經驗的節慶儀式與觀景角度,將資訊送入家中,讓躺在沙發上的觀影者透過影像環遊世界;另一方面討論的是觀光親身真摯體驗的不可取代性,特別是味嗅覺與視聽感官交織的身體經驗,以及在旅程中非典型的驚奇意外與日常經驗。

就電影觀光的真摯性與虛擬性的討論,則在於當前電影拍攝已是一鉅型文化產業,許多拍攝地點不只是虛構的場景或複製的影城,而是一神似劇情的其他景點,因著電影再現而聲名大噪的景點,則可能是電影原著小說中所指涉的地點地景,或是電影所拍攝的地點。當此兩者不一致時,就可能遭致爭議與競爭,魔戒原著故事以英國中部為背景,但電影卻是在導演的家鄉紐西蘭拍攝,在紐西蘭政府的包裝行銷下,讓觀光客趨之若鶩,而原著英國則有著錯失一電影觀光商機的遺憾。

電影所引動的觀光現象也成為不少城市發展城市行銷的策略。以英國為例,SPI專責單位幫全國與倫敦為主的旅遊局與影視部,在2007年出版了《國家吸引力: 如何讓電影與電視節目促銷英國觀光》。北京奧運期間,北京政府也邀請十位名導為北京創作劇碼,羅浮宮對蔡明亮導演邀約的《臉》,台北市政府重金禮聘法國導演呂克貝松讓台北入鏡的科幻大片《露西》,台中市政府提供李安導演《少年PI奇幻漂流》的製作團隊場地,都是近期的電影城市行銷案例。但這些以行銷為導向的電影政策,卻忘了種族、階級、性別等社會關係,以及人文與自然關係,在以票房為依據的主流影視產業中的產品,總是簡化與聳動,有時甚至以惡質的方式呈現,長期在好萊塢電影中的亞洲異國情調與功夫病夫意象的再製,西方科幻片中幾近異形白癡的亞洲科學怪人呈現,種種為了讓邊陲國家意象在全球支配影視中出現,但不惜犧牲其所呈現形象的搶灘作法,是電影引動觀光時尚需思考的議題。

影視所帶動的大眾歷史,特別是不合史實被扭曲的故事,也常成為令嚴肅的古蹟營運者極為頭痛的問題,當參觀者帶著電影中的虛構或不實故事來尋訪文化古蹟時,其成為古蹟論述必須去面對與矯正的對象。當然這些電影敘事也成為活化古蹟激起參觀者興趣,甚至結合導覽製作成為極佳的教材。就某種程度而言,旅遊場景與場所也在電影觀光潮流襲捲的影響下被迫作出因應。

電影的各種類型與異質媒介關連,形成了不同的觀光現象

當前電影觀光的討論較為一般與廣泛,但是事實上不同類型的電影產生不同的凝視與觀光影響。比如說紀錄片或寫實主義的電影,從義大利導演狄西嘉的《單車失竊記》中的義大利、英國導演麥克李《英倫絕路》中的馬克思之墓、納粹大屠殺相關的影片,引領觀看的不只是絕美的地景、更是影像中的社會關係與歷史記憶,對電影觀光的期待則是與事實相符。而魔幻電影,如《魔戒》、《納尼亞》、《哈利波特》都造就了對特定地景的幻化想像與參觀旅者可操作參與的魔奇劇碼。偵探電影,如瑞典的《被龍紋身的女孩》、英國的《福爾摩斯》影集,都建構了特定地景的神祕感與故事性,倫敦貝克街上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也成了吸引人的參觀景點。電影觀光則在虛構性的創造力期待下,仍對地景呈現與原劇本一致性有所要求。

電影觀光也從好萊塢式的主流電影,如講述澳大利亞殖民史與各地方的《澳大利亞》、英國浪漫愛電影《愛是你、愛是我》、到較為另類或藝術電影的描述屋頂上愛丁堡風情的《在屋頂上流浪》(Hallam Foe)、威斯忌酒與蘇格蘭階級社會的《天使之淚》(Angle’s Share)、東倫敦文創族裔地景《磚巷》(Brick Lane)、《冬日甦醒》(Winter sleep)的土耳其安那托利亞。甚至政治實驗型的藝術電影,亞蘭雷奈的《夜與霧》(Night and fogs)中的集中營、婁曄的《頤和園》、《愛的十個條件》(Unconditional love)中的東突厥(新疆)風情,都透過電影讓爭議性的地點成為吸引力景點。近期藝術與城市的電影,從《碧娜包許》(Pina) 的伍珀塔爾(Wuppertal)舞蹈城市、溫德斯的《里斯本故事》(Lisbon story)中的聲音、到蔡明亮的《郊遊》(Stray dogs)中重新發現高俊宏的廢墟壁畫,都藉由電影讓城市有了不同的意象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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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也不再只是電影院放映的專利,透過網路, Line, Youtube, App、DVD、電視中的電影頻道、租借、影展、交通工具上的播映、與展演結合的電影、為特定行銷而結合的微電影;與文學、展演、事件,城市行銷整合的改編與共構之電影,都成為電影觀光的新現象。電影敘事所形成的集體記憶因之也全然不同,片段零碎地既斷線又重覆地飄搖在影迷的心中。與旅遊攝影(snap shot)一樣,旅者的DV錄像創作,也隨著手機錄像功能的更新與傳遞上流行方便化的社會媒介,顛覆了電影的生產壟斷,讓人人得以成為導演與製片,形成新的旅遊意象的再現循環(Circle of representation)。不僅景點行銷運用業餘風景影片來推廣自身,旅者也樂於尋找各式造訪旅客的第一手影片,來認識地方的當今真實面貌。當然這些業餘者製作的影片,也在各式影像侵入後,醞釀再製,或者複製前人的意識型態陳腔濫調,或者提供一種另類突破的可能性。

電影觀光的永續性與社會關係的再製 

電影作為一種流行媒介,作為集體記憶的一種媒介,時間性與流行性極快,沒念過電影史的二十歲年輕人,不太有人知道媒介文本研究課本圖片上,歐洲第一大美女明星凱薩琳丹妮芙(Catherine Daneuve)是誰,同學們只認識還當紅的妮可基嫚。當現在念幼稚園的孩子長大了,她們還會去造訪哈利波特主題樂園嗎? 經典故事的重新搬上螢幕,如新版安娜卡列尼娜、孤雛淚,以及電影的續集化,十集哈利波特,跟著影迷成長的007,都是讓電影與其帶來的觀光效應延年益壽的方式。商業化十足的迪士尼更深知此道,結合多角化經營的影視、主題公園、玩具產業等等,讓其影響力持續幾世代不墜,經典翻新不斷與時代俱進,整編跨國文化故事進入其敘事結構,招攬世界各國的觀眾與參觀者。虛構的故事王國於是成了普世實體的共同記憶,誰若不知米老鼠是誰,或許不能稱作地球人了。不知何時,迪士尼王國或會歩上退休的宮崎駿王國的後塵,讓一代人的記憶成為絕響,電影觀光的永續性仍是一大難題。

而觀光對環境破壞的宿命,也常在電影引動的觀光現象上發生。比如一賣座電影常意外迅速地讓拍攝地點爆紅,成為觀光景點,或是當地發展部門為了開發,將地方削足適履地與電影情節相適應,或者一開始被電影情節引發觀看地方的新視野,但漸漸地過度商品化的餐飲、住宿與紀念品商店,擠爆的外來觀光人潮,讓一地引發電影情節的原始風情不再,喪失其吸引力;而逐漸地隨著電影過氣,原來熱門的景點也隨之被旅客拋棄遺忘,而相關的硬體建設於是成為新廢墟。正如吳念真導演曾在一公開演講中提及,他常後悔拍了某些片子,其隨著電影觀光興起,間接破壞了他深愛的美麗景點。

結語:小心過度電影觀光化的危機

電影觀光已經成為一種新社會現象,電影產業與觀光產業的合作,或因電影的風行,意外地讓其所拍攝的地景與故事蔚為流傳,引動觀光朝聖;或城市主動行銷,讓地景入鏡,令地方歷史與故事成為情節,塑造在地人物成為演員明星。因系統性的觀光制度所建構的觀光凝視,是一種符號的織造提供與收集實踐,電影整合了文學影像與聲響,成了新型態的流動符號文化產業。電影的情節重新塑造了地方的吸引力,建構新的觀看角度,述說新的大眾歷史故事;從地景到交通的連動,甚至讓電影的運鏡與剪接提供了景點串連的新行程;中介媒介的影音也常與旅遊導覽的媒介共構,劇碼中提供的服裝道具與身體操演性想像,也讓參觀者在特定地景中進行主體的製作與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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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行銷雖然帶來觀光人潮,但人潮過後呢?】

資料來源:www.khcc.gov.tw/PhotoData/000_10.jpg

不同的電影類型,從魔幻、偵探、寫實、浪漫、生態,在電影觀光運用的過程與要求期待也有所不同。電影也在新媒介時代,附著在各種新媒介上傳輸,與各種事件共構,集體記憶的組構也產生了新時代的意義,其衍生的電影觀光動態也有所不同。當城市創發與電影觀光共構時,不只是啟發新創意,也可能是為了搶灘讓城市意象進入全球媒體而扭曲自貶身價,更總是在影像充滿社會權力關係的論述中再造景點與觀光社會關係。電影作為一種快速化與全球化的文化產業,也是一種快速遺忘的產業,一時熱度的電影觀光,時常凸顯觀光對在地的負面衝擊,總在極盛之時過度擁塞,而電影過氣之後,觀光產業也隨之被遺棄而廢墟化,以上總總是在頌揚電影觀光作為文化產業與消費文化的新現象之餘,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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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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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改變社區了嗎?國家與中介團體的角色

王明輝 /澎湖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近年來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福利社區化」等政策,其目的是希望基層社區組織可以動員社區本身的資源,靠自己的力量經營社區,或照顧社區中的弱勢。這些政策實施至今,顯然已創造了一些成果,例如在各縣市都可以看到某些績優社區,他們不但辦理了相當多的社區福利專案,增進居民的福祉,也成功地動員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強化了居民的社區意識。

Penghu

【社區營造已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種社會改造運動

圖為澎湖科技大學參與社區的活動】

雖然這些績優社區在各縣市中仍然只占少數,但因有這些成功案例,使得政府部門或學界都抱以樂觀的態度,相信從這些成功的案例裡,可以提煉出各種模式,然後複製到其他的社區,如此慢慢地就可以讓大部份的社區也發展起來。或者,也可以透過聯合或合作的方式,把績優社區與鄰近社區關聯起來,擴大績優社區的成效,最後達成大部份的社區也成長起來的目標。

然而,實際的情況真的會如此樂觀嗎?社區發展的成效真的能夠由點到線到面,最後擴散到整體,使得整體社會的體質產生改變嗎?甚至公民社會因而誕生嗎?

績優社區的特點

事實上,大約這10年來,政府提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目標,稱之為「六星」。並以2002-2004年實施之「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為基礎,擴大其面向與範圍,各縣市也造就了不少績優社區。

綜觀這些所謂的「績優社區」大致可以發現幾點重要特點:

1、這些社區之所以表現績優,大都可以發現他們有一位或幾個突出的領導人物。這些領導人通常都相當積極地投入社區事務,並且也能規劃社區發展的事務,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提供或者募集社區活動所需的資源。

2、這些社區都能夠透過民間社團組織,作為中介的運作機制,執行社區營造的工作。此一民間社團組織大都是在地的組織,其中又以社區發展協會為最多。此一社團組織在前述領導人物的積極運作下,即可召募一批當地志工,共同策劃及執行社區營造的工作。

3、這些社區之所以稱得上績優,主要是因為他們都能夠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及獎勵。事實上,很多經營社區所需的資源,主要就是來自於政府。能夠取得政府的補助,雖然都是小額的,但卻已足夠讓社區進行某種程度的營運,而更重要的是,取得政府的經費補助也代表一種績優社區的象徵。因此爭取政府補助,不論多寡,都是社區所必須極力爭取的資源,因為它除了實質的資源外,也是一種重要的無形資源。

4、就是這些績優社區能夠動員群眾,使群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這一部份的表現往往是學者所樂道的,因為高的居民參與率,使整體社區表現得非常有效率,也代表居民的社區意識已高度發展,並認為基層的公民社會已逐漸形成。

社區改造政府用力甚深

然而,上述這些「績優社區」是如何產生的?它是民間自發形成的?抑或政府扶持下而生的?顯然地,從「社區營造」這個概念,就可略知其答案。因為這個概念本身就有一種改造的意涵,大概是認為原本的社區是有問題的,然後才需要透過某種外力的加入,使其改變。因此,現階段所見之「績優社區」,確實大部分是社區受到外力的介入,產生正向積極作用的結果居多。

Taipei-community

【社區營造經常脫離不了政府的影子】

資料來源:publish.tpc.gov.tw/yankau/publish/image/1009304835.jpg

若回顧過去台灣推動社區營造相關政策的歷史過程,即可發現政府對於社區營造,用力甚深且遠。好比早在1960年代,台灣農村地區就有所謂「基層民生建設」工作的推動。此應可視為台灣最原初的社區營造,因為「社區發展」一詞的出現,就是取代當時「基層民生建設」之概念而來的。自此之後直到90年代,政府推動的社區營造其實正是一種社區發展工作,其著眼點在於解決農村地區的貧窮、設施不足,與環境與生活品質不佳等問題,並擬透過社區發展的作為,改善農家經濟條件、完善社區基礎設施,以及提升社區環境與生活品質。

顯然這段時期政府對社區的改造重點,主要以農村為對象,以環境的改善,公共硬體建設的提升為目標。推動的方式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指導模式,因此地方的社會特質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化。直到1994年,政府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整體政策推動的意義及作用才出現了新的轉變。

此一「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目的,主要擬藉由文化藝術的方案推動,以凝聚社區意識,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並建立社區的文化特色。其最終的目標,則是希望透過社區營造運動,建立台灣這塊土地成為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很明顯地,這時期社區營造的重點偏重於文化藝術的面向,推動的手法也仍延續過去「由上而下」的模式,但其理念上已有實踐公民社會的想法。

接下來政府對社區改造工作的力道更強,面向也更廣。或許此時政府已發現,由中央直接補助基層社區的方式,一方面經費比較不會被地方政府挪用,另一方面中央也可藉此方式拉攏基層社區,搏取基層社區對中央的好感。因此,中央各部會如內政部推行「社會福利社區化」、經濟部商業司推動「形象商圈」與「商店街」計畫、環保署起動「生活環境總體改造」工作、經建會施行「改造城鄉新風貌」計畫、教育部推行「學習型方案」等等措施,玲瑯滿目,相繼陸續推出。

此後政府更懂得如何將中央資源加以系統化包裝後,透過「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統整社區之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重點,標舉三項大目標:

1.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造運動,透過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保生態、環境景觀等六大面向的全面提升,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健康社區」。

2.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之社區營造模式,強調貼近社區居民生活、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3.強化民眾主動參與公共事務之意識,建立由下而上提案機制,厚植族群互信基礎,擴大草根參與層面,營造一個「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社會環境,讓社區健康發展,台灣安定成長。

顯然地,六星計畫其實是前一階段社造工作的延續,內容只是將舊有作法統整後再推出的計畫。其主要的目的是要讓社區居民及地方組織有更多的參與空間,甚至主導推動執行的可能。並且期待社區居民從而培養出公民素養,讓公民社會的理想能一步步地深化與落實。

從以上台灣社區營造的歷程看來,可發現政府對於社區改造工作用力之深,這代表政府深知要改變社會,就必須從社區著手;社區的體質改變,社會自然就會起變化。然而,由於政府用力甚深,提供相當多的資源當誘因,故社區運作的模式還具有相當濃厚的由上而下的操作模式。很多社區營造得以推動,主要是因為政府的資源進來了,一旦政府的資源終止後,社區營造的運作也停擺了。由此可見,社區營造的過程還有一些欠缺的要素,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民間中介團體是否積極介入的問題

寄望社區中介團體的運作

社區裡的中介團體是民間組織,他們大部份是社區自組的,通常以社區發展協會的名義出現,也有少數是一般的社會團體或基金會。他們之所以在這一波社區營造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底下幾層意義:

第一、近期政府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主要是透過地方民間團體來完成。事實上,近來政府推動政策的模式,已從過去全面主導與執行的方式,改變成透過市場化、民營化,委託企業或民間機構來加以完成。這種現象在政府社會福利推動的面向上,表現得更為普遍。如此作法的好處是,政府只要提供經費,設定完成的目標,做好監督的工作即可。這樣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及人力成本,並且執行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把原先政府推動的工作釋放給民間經營,可以找到更具專業的團隊來執行,同時又可以促進民間企業或團體的發展,厚實民間力量,可謂一舉多得的模式,故為各國政府推動政策的共同趨勢。台灣社區發展工作基本上也是循此一模式在運作,前述所提到的「六星計畫」,實際上正是政府將推動社區發展或社區福利事務,由原先政府直接辦理,改成委託地方民間團體來執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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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社區營造常需要地方的中介團體

圖為澎湖地方團體深耕文化工作坊】

第二、民間團體從事地方事務的推動,被視為是公民社會實踐的重要指標。很多人將社區營造成果與公民社會加以關聯論述,主要是因為這社區可以發展出「由下而上」的社區營造模式。這樣的社區營造,對於居民的社區意識有顯著的提升與凝聚作用。然而,社區居民的自主行動並非是凌散的一群,而是受到某些團體的組織動員使然,這些團體正是介於政府與居民之間的中介團體。因此,促成社區發展成公民社會者,非社區民眾本身,而是這些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是否蓬勃發展,正代表公民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

第三、民間團體的運作是一新興的力量,可檢視地方社會是否變遷中。在民間團體興起之前,地方社會本就存在某種的運作方式。民間團體在社區中出現,並形成一種重要的動員力量,正代表這個社區的運作模式出現了變化。而變化的程度有多大,則是衡量此一社區社會變遷幅度的指標。若此一民間團體成為社區最有影響力的動員機制時,則將可說此一社區已發生了巨大的,且是與公民社會發展有關的社會變遷。

最後,將民間團體放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可以探知其與傳統勢力之間的關聯,並挖掘地方社會複雜的社會內涵。如前所述,社區本來就有其自行運作的機制,這些機制有時也是相當錯綜複雜,不易簡單釐清。如今,若又加上民間團體這股力量,理當使原本社區運作模式的複雜度加高。然而,社區發展本就有其複雜的一面,本就不能簡單化約看待這種社區豐富的動態過程。因此,如果將社區原有傳統勢力與新興民間團體的作用進行全盤考量,則不僅可探知社區的動態發展,同時也可揭開社區轉型的豐富內涵與複雜性,並可評估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

社區中介團體改變社區的可能性有多高?

就以上的論述看來,社區中介團體確實有可能是改變社區的主力,現階段也已看到部份社區成功的案例。然而,社區的體質是否真的改變,還必須看長期的發展。若這些社區中介團體真能永續經營,並能持續作為主導社區運作的主角,及代表社區已經出現質變了。而這種質變是否有導向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或許已無需太計較,因為良性的社區發展,最後開展出具台灣社會特色的社區型態,也算是一種正向的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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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能夠成為社區營造的中介團體嗎?

圖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同學參與旗津的廟宇繞境活動】

不過,我們也不應太過樂觀,因為社區內中介團體的影響力,僅是諸多力量中的一股勢力,其他還有諸如派系、宗廟,及傳統網絡等等勢力,還是根深蒂固在影響著社區。社區中介團體未來在與其互動的過程中,如何藉力使力,因勢利導,而非一味要與其對抗競爭,方能成為社區中的中堅力量,恐怕是未來必須面對的主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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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婆婆媽媽的事:以公共托育取代失靈的手

王舒芸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王兆慶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鄭清霞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家有剛出生的小孩,誰照顧?有些人偏好「父母自己」帶,自己,九成以上是媽媽!那工作呢?媽媽要離職?還是換離家近、不常加班的工作?爸爸一個人養得起一家嗎?

請上一代幫忙,會不會吵架?住附近嗎?請別人照顧,信的過、付得起嗎?

到底怎樣是「值得」的安排,怎樣對孩子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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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自己或配偶、祖父或母、保姆,都是女性在照顧】

資料來源:ngoview.pts.org.tw

是否注意到,這些所謂父母的「選擇」,影響的不僅是「家長」(當然多數是媽媽),也牽涉許多長輩(當然很多是祖母)的生活安排,以及保母和幼稚園老師的勞動樣貌。而這些「照顧者」,不論有酬無酬、不論親屬或專業,九成五以上都是女性! 

所以,婦女節,來談談托育選擇吧!

從婆婆媽媽的家務事到政府市場聯手的天下事 

托育有甚麼好談?不一向都是「家務事」?就算找保母,也是靠口耳相傳的口碑進別人家門,一對一的、小心翼翼的協商著期待和價錢;把孩子送進保母家,留在另一個女性的「家中」。

曾幾何時,托育好像不只是「家務事」!1998年先是非營利機構提供訓練、保母開始可以考照;2001年「社區保母系統」成了督導訪視、協助媒合、處理爭議的第三方;2008年政府補助聘用證照保母的家長三千元;2014年的「保母登記制」再上層樓,讓保母成為必須要登記才能執業的工作。

原本只是市場上你情我願的「家務事」,為何國家開始先給胡蘿蔔(補助),接著拿出棍棒(品質規範與定價機制),開始介入了「家務事」?

原始的初衷應該是:台灣連續幾年榮登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國家,政府開始意識到——如果孩子長大是「社會的集體資產」,但從小的養育成本卻要「個別家戶自行負擔」,那麼會投入這勞心、勞力又傷財的賠本志業者,只會越來越少。 

該怎麼辦?無非從減輕家長的負擔開始,至少讓「有意願」留在職場的媽媽,「付得起」保母費,不用進出職場。但,看見家長高負擔的同時,也不能忽略照顧勞動現場的低薪與長工時。保母收入,除非足以讓想要從事穩定育兒工作者,能養得起自己,否則不穩定的品質,犧牲的還是孩子。

只是,家長保母這兩造間,只能是一高一低的蹺蹺板嗎?該如何兩全其美?

國家的補貼,似乎成了良藥。但是,「補助的「美意」很容易理解,因此一路叫好又叫座;隨之而來的「定價」企圖,卻飽受挑戰,總是百轉千迴也無法過關斬將。」

令人莞爾的是,接受補助時,政府伸出的「援手」理所當然,無人抵擋;但政府的援手要給價格添個「鍋蓋」時,卻又被數落「請給自由市場空間、把手拿開」。

「保母登記制」上路前,曾引來部分保母的抗議。

2014年11月工商時報報導:「許多托育人員籌組『全國托育人員自救會』,質疑工時保障不足、居家環境要求過於嚴苛……自救會打算集結赴立法院陳情。」「自救會強調,托育費不應是一個僵化的數字,而該因應家長的需求,採自主的彈性空間,由家長與托育人員協商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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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托育人員自救會為了托育費上限而去立法院抗議】

資料來源:www.peopo.org/files/public/styles/large/public/images/9291/10303378_10203931182173504_1726406039738410428_n.jpg

「保母」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愛心、耐心至上的行業。基層保母人員組織起來到立法院抗議,幾乎前所未聞。保母自救會代表到電視上和官員公開辯論,其中一個關鍵議題是——政府到底該不該管保母的收費?

我們以近期完成的《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為本(以下簡稱委託研究),討論兩個議題:第一、新制上路,政府為何決定管制收費,基層保母又為何怒而反彈?第二、「自由市場論述」(例如:政府不該管太多)如何深入人心,並在政策辯論過程中廣受運用?

爭議的起因:保母漲價,補助失靈

要了解這場爭議的背景,可從一個政策、一份政府內部評估報告、一部法令下手。

ŸŸŸ*政策——指的是2008年首次發布的「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評估報告——指的是監察院審計部的101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法令——則是2011年訂定、2014年底施行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5、26、90條條文。(即「保母登記制」的法源)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計畫」創造了每個月給付3000元給家長的「托育補助」,此措施的目標之一是—「支持父母兼顧就業和育兒,針對受僱者提供部分托育費用,協助家長解決托兒問題,使能投入就業市場,提高家庭收入,減輕家庭照顧及經濟負擔。」 

然而,前述審計部報告(乙78頁)認為:「托育補助衍生部分保母漲價之藉口」。「坊間有部分托育人員巧立洗澡費、洗衣費、冷氣費、煮飯瓦斯費……各種名目哄抬價格,或以各種名義要求和家長拆帳分享政府補助,引發『政府補多少、保母費漲多少』之現象,影響達成減輕家庭照顧及經濟負擔之計畫目標。」

這給2014年底施行的保母登記制,提供了定價的正當性基礎。登記制條文包括:「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之收托人數……收退費規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大原則為—保母托育收費,政府應介入管理。 

立法過程,當然少不了反對意見。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曾表達異議:「公平交易法的基本精神是……藉由『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決定資源的分配與利用」(傅立葉、王兆慶,p.89)。然而,當時的辯論,尚未在基層保母社群中擴散。一直到2012-2013「臺中市育兒支持:平價托育服務實施計畫」初上路時,保母才開始表達反彈之聲。

台中市的政策,是在中央每月3000元的補助之上,再加碼3000,以大幅度降低家長負擔。但因前車之鑑,設計了管制措施:「台中參與協力保母二年內不得調漲價格,否則必須退出。……社會局將公告各區托育之基本費用參考值。」舉例,現行公告參考值為周一到周五每日托育若10小時,則每名幼兒每月13000-14000元。 

亦即,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上路前,台中市率先在地方層級實施「收費管制」,這是觸發地方性基層保母反彈的關鍵事件。雖然此爭議最後以「達成共識」落幕,但保母的「積怨」並未完全消失。2014年底,保母登記制上路時,反而擴散、衍伸為全國性的抗議事件。只不過,此次「回歸自由市場」的論述,明文出現在保母自救會訴求中,並在晚近保母登記制的收退費辯論裡,發生了牽制作用。

「回歸自由市場」論述的出現

自由市場論述,至少有兩個政策辯論的功能。第一、符合「常識」,很快可以為人援引、接受。例如,2015年1月台中市政府的保母座談會,一位女性議員明白主張:「補助的重點,就是要減輕家長的負擔。但價格要不要上限?這個要尊重市場機制。」在委託研究的焦點團體中,市場機制也被許多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優先法則。(儘管在經濟學界,已有人詬病這是「鸚鵡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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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供給需求的說法來要求政府不要管制,是不是只是鸚鵡學舌呢?】

資料來源:image2.sina.com.cn/cj/pc/2004-09-14/32/U805P31T32D13180F1539DT20040914081747.jpg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教條,它可以忽略實際發生的聯合行為、排他性、轉換成本過高的問題,也可以迴避照顧服務資訊不透明、競爭無效用、品質難以評估等屬性。在通俗公共論域中,仍保有一定的說服力。

第二、自由市場觀念,會與幼兒托育的「愛心無價論」、「托育品質低落論」,彼此火力支援,否決政府介入收費規定的正當性。

嬰幼兒照顧是辛苦、責任重大,需要愛心、耐心、大量情緒勞動的工作,無法用金錢衡量其價值。這個觀點多次在委託研究的問卷及焦點團體中出現。所以對此種「愛心無價」觀點而言,政府強硬介入管理收費規定,是不通人情的,應回歸兩造的「契約自由」。

儘管委託研究發現,托育照顧的「價值」與「價格」分布,並不是自由的、個別化或隨機的。嬰幼兒照顧工作,其收費/薪酬的客觀分布與主觀期望,其實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效果。

這從私立托嬰中心人員與保母「同工不同酬」的結構可看得出來:整體而言,托嬰中心人員的薪資,嚴重低於保母。「公私協力」與「私立」托嬰中心托育人員的「理想」薪資期望,也有落差。可見價格的「行情」現狀,與照顧工作本質應受到同等、合理肯認的想法,是徹底脫鉤的。

「托育品質低落論」,則篤信限制收費會削弱嬰幼兒托育的品質,害「高品質」的服務無以為繼。例如:「我覺得人的照顧應該不分等級,每個孩子都有權利得到最好的照顧……保母提供了很多優質服務,所以價格增加,其實我支持。」(社區保母系統代表)或如一位專家學者代表認為:「政府的規範沒辦法回應市場機制時,降低的是托育品質,這部分我又覺得代價很高,要去思考不能漲價怎樣的品質是好的。」

 ◎自相矛盾的「回歸自由市場」論述

這些公共政策的論辯主張,其實很可能自相矛盾。例如:品質無法衡量 VS 品質及價格會連動,是兩個矛盾的信念,甚至在論述嫁接的過程中,發生有趣的”bug”。但是,在抵抗政府介入的立場上,它們卻又發揮共同戰線的作用。

舉一個”bug”的例子。一位保母系統代表主張:「如果把品質跟訂價劃上等號,是不是社經地位比較低的家長,就沒有資格找品質比較好的保母?對於訂價我們一直覺得是市場機制……如果提供的服務品質是好的,家長是願意多付一些錢的。」這個論點把「托育品質低落論」與「自由市場論」嫁接起來,對這位受訪者來說,如果市場收費「不自由」,品質就很難好到哪去;雖然更多民眾能用得起,但那終究強化了「社經地位比較低」的家長只配選用中、低水準服務的印象。換句話說,其內在信念是,「收費更自由」,才會容許高品質的服務。

但其實委託研究清楚顯示,奉行自由主義的英美國家採取高度「市場化」的運作,同樣會——而且更可能會——造成階級選擇的分化與排他性。

當市場派高舉「競爭能保證品質」的大旗時,台灣頻頻出包的食安問題很清楚的點出:競爭從來就不是提升品質的保證書,價格高也不代表品質一定好。如果資訊不透明、規範不清楚、管理不落實,自由競爭的結果可能是壓低成本、提高價格、以擴大利潤,未必是有品質的服務。以研究報告中的機構服務為例,整體趨勢是,家長花的錢持續攀升,但現場托育人員的薪資卻按兵不動。過多的幼兒數、過長的工時、過低的薪資,導致第一線托育人員待不久,專業經驗無法累積、依附關係無法建立。一切都清楚揭示:高價格未必等於高品質!政府能不能把關,落實輔導規範與管理,才是關鍵。 

◎保母托育「市場」的屬性:難進、難出

「照顧」真的可以像商品一樣,完全以市場法則運作嗎?托育補助與推動訂價的背後,除了回應財政補貼的效率論之外,也為了矯正托育的市場失靈屬性,並顧及人民納稅錢的分配正義。那麼以經濟行為的角度來看,保母托育究竟在怎樣的社會脈絡與「市場機制」下發生的? 

瑞豐夜市

【連攤販都無法自由進出夜市了,何況高度仰賴人際網絡的保姆市場】

資料來源:d.share.photo.xuite.net/joechang_8866/1d290be/10482039/483951431_m.jpg

第一、保母社群連帶強。不同縣市的托育管理委員會的會議紀錄中,不約而同的提及「聯合行為」現象:「社區保母系統的聯誼活動提供了保母間討論收托費用的管道,可能產生聯合調漲價格的負面影響。」「有關保母協力圈自訂區域價格,請保母系統利用在職研習多加宣導,並杜絕保母聯合哄抬托育費用,避免造成市場壟斷而影響民眾權益。」 

「資訊不對等」是另一個關卡,家長往往散落四方又多新手上路,對如何衡量品質和價格,幾乎從零開始。委託研究的焦點團體中,參加者也坦承:「多數家長不清楚托育行情,不容易找到較透明化的資訊……反而多數保母有個彼此的好像是小團體,討論收退費。」

第二、保母難找也難換。焦點團體參加者指出:「居家托育有明顯的地域限制,家長不可能遙遠奔波。故區域內的名額有限,家長常有保母難找之嘆,全國保母總人數再多,也難以消解各別社區的供需不平衡。」

「對的人」本就難找,何況就算支付能力許可,托育也不可能像網路購物一樣輕易退換。一方面,任何照顧者的變動,都影響小寶寶的依附關係;另方面,退場成本太高,接受現狀反而成為較「合理」的選擇。所以有位焦點團體參加者,分析「收費」對保親關係的意義時,明白指出:「……家長就會覺得很疲乏。因為找很多保母後,小孩子始終要有人帶,不得已的情況下就會妥協。可是當他妥協簽了這個契約,要離開的時候,要花很多很多力氣來跟保母對抗,甚至覺得說,好,我倒楣,花錢消災。」

整體而言,保母托育作為市場,可謂「難進又難出」,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自由」。現行制度為什麼會發生托育補助失靈,以及補多少漲多少的現象,上述脈絡也提供了部分解釋。 

第三、家長階級屬性高。委託研究報告發現,我國送托保母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約80,421元,和全台灣每戶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數68,578元相比,有段差距。托育家長對自己的經濟負擔能力,也有主觀差異。送托保母的家庭,認為自己合理、可負擔的日托費用,約在每月12000-13000元(實際上收費約為15000元);送托公共托嬰中心的家庭,則自認只可負擔約7000元(實際收費約為9000元) 

目前受益家庭的階級屬性,和幼兒托育選擇息息相關。送托保母的家長,實際上「能」支付高價位、也傾向「合理化」保母的高收費。而這也反映了,缺乏定價機制的「市場化」托育服務,還是只有所得高於平均的家長能「自由選擇」得起。至於中低階級家庭?保母托育,無異還是緣木求魚。 

少了定價天花板的托育補助,反而再製了階級不平等,所謂的「自由選擇」,只嘉惠了有一定經濟資本的家長。 

這是市場價格「篩選」了受益者,並不是家長「自由選擇」了托育服務。

福利政策如果只有補助但缺乏定價,無異是破了個洞的花盆,納稅人民的錢如流水,但托育服務的花朵還是無法茂盛的開。不僅沒能破解市場失靈,連政策補助的公平效率都一起賠上。政策的原始目標是:讓照顧從市場商品轉為兒童權益,讓每個孩子受照顧的機會,不因父母的所得而有差異。但現在,我們離目標顯然還有一段距離。

 ◎托育補助政策,不該讓女人繼續為難女人

創建公共托育體系,提供平價、可負擔的幼兒照顧,已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常見的政策主張。不過,自由市場觀點及其背後的基層保母組織倡議,對新上路的保母登記制、托育補助政策,影響與牽制能力有多強?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保母托育收費,要不要管、怎麼管?新制度上路,各縣市的收退費規定,會長成甚麼樣子?倘若自由市場論述深入人心,將如何形塑未來的公共托育政策?對關心幼兒公共托育的研究者和倡議者來說,今年仍會是熱鬧的一年。

甄嬛

【國家不應該在托育領域缺位,讓女人之間去廝殺】

資料來源:culture.people.com.cn/mediafile/201112/13/F201112131025182210333285.jpg

「補助」的初衷,除了降低家長托育負擔,使之能持續就業,更是規範品質的誘因;「定價」的初衷,除了讓更多家長送得起,因此增加一個照顧選項;後續還可擴大的就業效應是,讓托育服務變成一張更大的餅,促成更多保母得以持續就業。

打從訓練、考照、到媒合,托育不再是「關起門」自家討論的「雞毛蒜皮家務事」,保、親、國家,都早已是同條船上的合夥人。自從有了補助與品質規範,托育也不再是兩造的「自由市場」,早就是混和經濟下的「規範市場」。

托育政策的最後一哩路,要如何在保障母親工作權的同時,又肯認托育人員的照顧價值及照顧品質?這影響的不只是兒童照顧的權益,更牽動著照顧鍊上的許多女性——無論是在職場上掙扎婚不婚、生不生的女性,或是愛著孩子卻猶豫是否要把托育當成一輩子志業的保母。

國家,你不能缺位,也不能只給胡蘿蔔,更不該只讓女人繼續為難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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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特別感謝中正社福所碩士生吳又建、黃喬鈴、李庭欣、李怡萱、陳政隆共同協助回收4,442份問卷、八場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的一切繁瑣的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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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開發的癥結在哪裡?金權與都計

陳宇翔 /中山大學社會系

這幾天慈濟內湖開發案爭議,始由柯P在接受《建中青年》專訪時提到慈濟內湖社會福利園區開發案,感嘆慈濟花一大筆錢買保護區的地,「要改成開發,奇怪耶!」。隨著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釋昭慧在FB上對於柯P的批評: 「完全沒有認真看過慈濟所送出的內湖園區企畫書,僅看到法令規定的標準用語--「開發」二字,就跟著一些背後有財團操弄都更,擬搶食內湖土地的打手,以及一幫妒恨慈濟的教會保守勢力,口吐狂言以任情戕害慈濟人的善心、善念!」。之後,多人陸續加入這場爭論,在媒體上炒得轟轟烈烈。

慈濟開發案的爭議點

這個開發案最大的爭議就是慈濟申請要將水土保護區「開發」為社會福利特區。此案經歷數次申請,目前仍在台北市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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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內湖園區環境現況】

資料來源: blog.newnh.org/images/stories/article_photos/024_1.jpg

根據媒體報導,慈濟是在1997年購入4.48公頃位於大湖里水土保護區的土地,計畫要興建兒童醫院與國際志工大樓。1998年大湖里居民曾舉辦公投,不贊成變更開發。之後在2005年,慈濟提出申請要將此土地變更為社會福利特區。但部分居民與環保團體仍認為這個山坡地位於水土保護區,敏感度高,大雨時可能為集水排洪之處,反對開發

另一方面,慈濟則是說明,此土地購入時就已經被違規使用,上面都是柏油路面及鐵皮屋,早就受到高度破壞,開發案只是要將原本已被使用的範圍進行建設,開發完成後反而可以達到原本土地保護的效果。

在2月25日,蘋果日報刊登都市計畫學者楊重信所整理的慈濟都市計劃變更案,總共有10筆(之後楊重信在FB上又追加2筆正在內政部審議中的資料),包括從「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綠地」、「交通用地」的土地地目申請變更為「社福用地」、「文教區」等,用以蓋校舍、醫院、志業中心和志工大樓。慈濟則是列舉台北市歷年來的保護區變更統計,指出從1972年至今,台北市已經共有102例從「保護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特定專用區」、「住宅區」、「機關用地」與「公共設施」。同時指出「社會福利設施」原本就屬於「台北市政府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標準」中核准「保護區」使用項目之一

金權、利益與土地開發思考模式

本文目的並非是要討論慈濟內湖社福專案開發是否合適,而是要大家去思考土地使用目的變更開發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許多年以前,已經有兩本台灣社會學專書在探討台灣都市開發的社會結構。一本是陳東升在1995年出版的《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另一本是黃樹仁在2002年出版的《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臺灣城鄉發展》。經過多年,對於理解目前的現象,他們的分析觀點仍有相當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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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跟金、權難分難捨】 

陳東升認為,台灣都市的土地開發已經成為地方派系與財團獲取經濟利益的重要途徑。按照台灣的法律,為了達成都市計劃的目的,土地使用有分區管制,屬於地方政府權責。在都市計畫中規劃為工業區、農地區,除非是經由地目變更,基本上是不允許做為大規模的建築與商業使用。因此在都市內建築與商業用地稀少的情況下,如果誰有能力可以將工業、農業用地、保護區的土地變更為建築用地來進行開發,就可以得到驚人的利益。根據陳東升的論點,要進行這個地目變更的「能力」即須仰賴開發者背後的「金」(經濟資本)與「權」(政治資本),因此這類型開發案很容易就由財團與地方政治結合的勢力所把持。換句話說,即是台灣城市開發是由金與權所主導

黃樹仁則是探討為何這類型開發案(變更地目)可以產生鉅額經濟利益?他認為這根本原因在於台灣都市計劃有相當不合理之處。由於擔心農業生產匱乏,台灣在土地劃分上嚴格限制都市用地的範圍,用以保障農業生產用地。造成都市的合法住宅用地供給相當稀少。

huangshuren

【都市土地供給稀少,跟農地農用的思考模式有關】 

根據黃樹仁的計算,台灣住宅用地的人口密度不只高於歐、美、日、韓,甚至高過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這除了導致在民間實際上有大量的土地違規使用(如在農業區、保護區建住宅、商店、工廠)、城市壅擠人口密度過高,同時讓有能力變更地目來進行開發的金權複合體可以從中獲得龐大的利益。黃樹仁認為唯有重新檢討台灣整體都市計畫根本原則,才能徹底解決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陳東升與黃樹仁的研究已經出版多年,社會的時空背景已有變化,其內容也與當前慈濟內湖開發案沒有直接關聯,但是從這次慈濟內湖開發案可以發現他們的分析仍具有高度的解釋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台灣許多民眾都認為土地開發案的業主都在拉攏(或已經具備)資本與政治關係,通常都被認為有道德爭議性,以及為何保護區、農業區土地違規使用會成為台灣都市與鄉村的常態。最重要的,讓我們繼續思考形塑台灣都市地貌的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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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魔咒如何再製:文化與品味的遊戲

王宏仁,陳伯偉,唐文慧 /中山大學社會系、南華大學社會系、中山大學通識中心

在某次的家暴諮商中,輔導員對於某學員阿國說了這樣子的話:

你今天看起來不一樣喔……不像以前一樣,髒髒的就來上課。我們學心理學的都知道,人穿衣服的方式不一樣時,說話的態度也就會跟著轉變,人要是穿著乾乾淨淨,語言的使用也會比較有分寸……如果你在課堂上都穿成這樣,很難想像你在家會是怎樣?要是穿得那麼隨便,那你說的話是不是就會像你的穿著一樣粗魯,沒分寸呢? 

各位是否覺得心理學這麼說,有點道理?大概很少看到穿晚禮服或西裝的人,會嚼檳榔或口出惡言吧。所以是否只要我們穿著比較正式一點,我們的談吐是否也會跟著稍微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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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服飾,是否代表了他的行為舉止?】 

資料來源:i3.hexunimg.cn/2012-08-09/144558670.jpg

但真的是這樣子嗎?其實當天,阿國一如往常,在上課時間準時出現,只是他今天不是從工地直接過來,所以沒有以前骯髒邋遢的樣子,難怪老師會讚美他。但是,人的穿著就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本質」嗎?從工地過來上課,如果沒有回家換乾淨衣服,是否就代表了他這個人「粗魯、沒分寸」?而這樣子透過「穿著品味」來評斷一個人,反映了現代階級社會的什麼問題呢?

以文化形式呈現的階級遊戲規則

不同階級的人,對於自己的階級文化通常都很熟悉,但是對於另外一個階級的文化,不僅不熟悉,而且還經常有比序、比高下的情況,例如上面這位輔導員透過外在服飾的符碼,來評判一個人的文化高低。文化,在當代社會,經常就是用來判斷一個人階級高低的遊戲。

過去社會學在解釋階級的時候,多半都是從個人是否有資本/資產,或者從事哪些職業來判斷,某個人屬於哪一個階級,例如水電工跟工程師就屬於不同階級。不過法國的社會學者Bourdieu說,經濟因素與物質條件,雖是解釋階級差異的最終準則,但階級的遊戲規則,乃是以文化的形式呈現。Bourdieu認為,所謂「好/壞」品味的背後,乃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偏好」,藉此用來區分自己與「粗俗」他者之間的差異,進而鞏固自身的優勢與正當性。例如20世紀引入亞洲、台灣的古典音樂、西洋畫作,都被視為「好品味」的藝術,但是台灣民間吹Si-so-mi的鼓吹,或者幫忙畫遺像的畫師,都不登大雅之堂。

階級污名的烙印是如此沉重,指控不但嚴厲且讓人難堪,導致許多工人階級不願提起自己的出身。英國女性主義學者Skeggs認為,當工人階級女性在面對階級不公的審視時,中產階級受人尊敬的性別展演,則成為她們值得模仿但卻不易做到的因應策略。值得模仿,乃是因為當工人階級女性被(誤)認為是中產階級,就可以不用再背負階級的污名;不易做到,則因要能舉止嫻雅、受人尊敬,先須熟知「正確」的知識,能夠對自己的作為感到自信無誤,乃是中產階級的特質。

然而,工人階級在模仿的過程中,不但要擔心自己畫虎不成反類犬,害怕因露出馬腳而受到中產階級的嘲笑,同時也要顧忌來自於同儕對自身所謂「裝腔作勢」的指責。在這與上(中產階級)跟下(工人階級)的矛盾比較過程,說明了所謂「階級的情感政治」,也解釋了工人階級在面對宰制階級的價值,可能會感到「欣羨」與/或「忿怒不公」。再者,藉由模仿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被污名化的他者,如何憑藉「仿傚」支配者的形象,來彌補自身位階上的不足,同時也讓階級差異的魔咒,不斷複製。

喝米酒,就知道你是下層社會的!

在某次的家暴團體咨商時,輔導員對有喝(米)酒習慣的阿樹(未婚,42歲,待業中,領有殘障津貼)說:「你有沒有覺得你自己走路都怪怪的……或許你自己主觀認知不覺得,但……可以由別人對你的觀察,來客觀的認識自己……」,接著他也邀請大家給阿樹建議,大家也紛紛發言。

阿信:米酒便宜嘛,想喝醉但買不起酒的人,都會喝米酒,這種人大腦已經受損了……都長期躺在床上,腳都沒有甚麼肉……半夜想上廁所,但因喝太醉,或是腳無力,很容易就尿失禁、尿在床上……。

阿良:米酒以前都是「蕃仔」在喝的……現在很少人在喝米酒……。

阿新:喝酒不好,所以我很少喝(酒),但要喝就喝OX,最少也是人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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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OX是否代表比喝米酒更有品味?】 

從「走路姿勢」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怪怪的嗎?其實從另外三個學員的回答來看,喝酒並不是問題,而是「喝什麼酒」才是問題。喝高檔的、貴的,就不會有問題,喝米酒就是「蕃仔」、不入流的人。透過物質消費的展示,我們很輕易地就可以去判定一個人的階級身份,而不管此人過去的任何經歷,這就如Bourdieu說的:「宰制階級的『品味』標準,不但『理所當然』成為社會上行事的準則,也用來進一步用來區分自己與『他者』的不同,然而『好』品味背後,乃是階級審視的眼光 。

就以阿樹的例子來看,,當大家熱烈討論阿樹酗酒問題時,卻沒有人提到阿樹那天上課前剛買了一本《朗文英語字典》,也是在場唯一擁有大學文憑的成員。換言之,階級的污名是如此強大,不但可以漠視阿樹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更因錯誤的文化品味,將他不穩的步伐,連結到「肌肉萎縮」、「大腦受損」,與酗酒之間的關係。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不僅是中產專業人士會對他者進行階級的評價(例如輔導員對於穿著骯髒的阿國評價、對於阿樹走路姿勢的評價),階級的評價也會在男性之間不斷進行相互凝視、比較(即使是大學畢業的阿樹,也因為喝米酒而被判定是低下階級)。透過這樣子的過程,特定的觀點成為了有價值的觀點,特定人說的話才算得上是有份量的話。

那麼,那些才是有價值的社會觀點呢?那就是良好的情緒管理,這個是台灣社會宰制階級最為高唱的價值。 

「良好」的情緒管理: 實踐中產階級價值

「情緒管理」常常是我們參加心靈諮商團體最重要的課程內容之一,市面上許多的書籍,也都在教導我們如何管理我們的情緒,達到自我提升的目標。沒辦法達成情緒管理的人,通常會被認為是不理性、無理取鬧的人。

在某次的授課過程中,輔導員透過介紹「現實治療法」,解釋「理性選擇」可以改變個人的行徑。為了提供學員更清楚的圖像,輔導員在黑板上畫一輛車,其中兩個前輪分別代表「認知」與「行為」,而兩個後輪則是「生理」與「情緒」,車子前面則有兩條可選擇的道路,一條是「不再犯(家暴)的光明太陽之路」,另一條是通往「烏雲再犯的報復之路」,意在告訴學員,「如果你願意,你的理智可以掌控你的情緒,就像方向盤可以決定車子前往的途徑,至於會不會再犯家暴,也完全操之在你手裡……。」

而依照我們聽到某輔導員的看法,能否成功做到情緒管理,則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能力與選擇:

輔導員:……很多時候……你們(家暴學員)是情緒在前面引導著你……為什麼很多人都跟你們有同樣的情形……可是只有你們才來到這裡,那些跟你們有類似問題的人都走到哪裡去? ……來這裡最大的目的就是藉著別人的提醒來察覺自己走偏了,調整情緒,認識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能成功的管理憤怒的情緒,就必須打從心理認同情緒管理的重要,不該覺得那只是一種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而是你看待你自己,或希望別人看待你的一種價值……。

似乎輔導員認為,只要是心智「健康」的人,都應該能做到情緒管理;家暴之所以會發生,似乎也說明家暴男性「偏差」的人格特質與不健全的心智。學員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老師們最大的問題是……老覺得我們心理有問題,老是想要治療我們……我們一說話時,便指著我們鼻子罵說我們說話的語氣還帶有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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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間充斥著教導人們如何管理情緒的書籍跟成長營】 

資料來源:ext.pimg.tw/sweetdonut/49b2434acc049.jpg

心理諮商不只是中產階級用來建構理想自我的手段 ,它也利用自身所熟悉的語言,提倡高人一等的(階級)價值。透過心理諮商的衡量標準,中產階級便容易成為情緒管理的模範生,不但具備良好的自制力,也能成功抗拒社會的不良誘因;反觀工人階級因(被中產階級認為)心理層次貧乏,自然也就無法擁有情緒管理的特質,除了像小孩一般衝動、「易受(外界)影響」,鄙俗的文化也需要再教育。

然而,工人階級「低下」的文化實踐,卻是中產階級價值得以存在的條件;唯有透過他者粗魯過露的情緒表現,才能襯托自身優雅、自制的情緒展演。看見中產階級 (理想) 的人格特質,並不等於說明工人階級人格的必然缺陷;但透過階級的不公凝視,工人階級的文化習性,卻被用來解釋他們情緒管理失敗的原因,「鄙俗的」情緒場域,造就了工人階級薄弱的道德感。再者,能在遭遇困難時,不慌張失措、不輕易動怒,可以從容不迫的處理問題,被看成是屬於擁有許多成功經驗人士的特質,但是如此「優雅」特質的背後,其實是需要有資本支持的。

當我們透過情緒管理的能力來決定人格特質的好/壞時,我們就將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差異,歸究到是個人的個性、能力缺失(例如輔導員一直強調的,要參與輔導課程的成員,必須理性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漠視其背後所經歷的結構困境(忽視了勞工階級遭受的經濟困窘壓力),也忽略了需要更進一步挑戰「情緒管理」乃是中產階級價值的委婉代名詞。 

階級關係是動態的

那麼如果有一個人,他的職業是經理,也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那麼他是否就必然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呢?這裡我們必須說明,「階級化」乃是「相對比較」的過程,必須看此人,在什麼樣子的社會情境,透過跟誰比較的過程,才能被確認是屬於那個階級,換言之,「階級關係」並非是靜態的,而是會因對象與場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

阿忠(分居中,49歲,外商公司主管)與其他成員的確很「不一樣」。首先,阿忠是輔導員眼中對自己外表「負責」的人。每次上課,阿忠總是衣著乾淨整齊,Polo衫搭配休閒長褲。除此之外,阿忠曾在美國拿到碩士,從小家庭環境相當不錯,如同他建議:「在我們那個年代,要能到美國念個碩士,除了自己要很認真外,家裡一定也要能支持……」。

阿忠不太擔心被誤認為沒有用的男人,他成功的過去也弭平這類的疑慮。他很清楚這種自信與特質:「別人對我的印象是……我有當主管的那種特質,就是要很認真,或者是要有自律性的那種特質……其實我當主管那麼多年,甚至在菲律賓,我都不用打卡,原則上,我不需要……」。

阿忠每次都很有技巧地陳述自己的意見。譬如,不像阿春每每情緒激動抱怨家暴法是「惡法」,阿忠在批評家暴法的不公時,懂得不偏頗地提供例子說明,輔導員就評論說:「因為阿忠受過的教育與學術知識,讓他在說話時,可以很有條理的把事情說清楚,也會比較公正、讓人接受他的意見,做到有效的溝通……」。再者,當阿忠發言占去過多時間,或情緒過於激動時,他也會以通情達理的口吻說:「抱歉我又講太多了」或自省的說「我這邊說話太過激動了,真是抱歉」,也因此「合理」讓大家繼續聽他說下去。

        然而,讓人欣羨的階級展演,有其場域上的限制。例如只有高職學歷的小張,雖然經濟條件很好,但是當他要模仿高文化資本的人時,有時候就會露出馬腳而受到挑戰。譬如當他企圖在課堂上引用韓非子時,他也問其他學員:「韓非子你們知道吧……孔子的學生,那本書我看了一年多……」,這時阿忠馬上質疑:「韓非子是孔子的學生嗎?」。又,當小張用畫家的比喻解釋櫻花樹的生意時,同時也告訴我們:「……你們知道那個叫『泛德』的畫家, 來自產很多鬱金香的國家」,其實他是指梵谷。換言之,小張雖想藉由挪用文化資本,讓自己說話更有份量,但在挪用的過程,即便知道階級的遊戲規則,卻因對場域的不熟悉,仍會不經意犯規,因此可能落入「裝腔作勢」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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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這幅畫是誰畫的嗎?梵谷?泛德?梵音?】 

中產階級的阿忠,在文化資本的挪用過程中,一樣有場域上的限制。譬如,當阿忠試著向檢察官解釋,不是他故意違反遠離令,而是他必須到妻子住處接小孩和繳交大樓管理費時,檢察官並不採納他的說法,反而諷刺地問:「你書念那麼多,連字都不會看嗎?」。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法官不但輕易漠視阿忠個人的文化資本與教育程度,也因更因家暴的發生,質疑阿忠中產階級的正當性。中產階級的特質,雖讓阿忠在小團體裡如魚得水,贏得大家尊敬,但同樣的階級特質,卻在法庭上成為讓人詬病的把柄。阿忠也意識到家暴對自己的影響,即便他擁有不錯的事業與學歷,但只要被冠上家暴,就像隻被去勢的公雞,淪為別人眼中的笑柄。透過階級的「排外/排壞」條款,中產階級男人不會家暴,如果男人會家暴,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在否認阿忠階級屬性的同時,中產階級也繼續保有了自身的「純淨」。 

開展工人的階級文化論述

階級的遊戲規則,是透過文化差異來呈現,不同階級的人,因為對於不同文化場域並不熟悉,因此要挪用該文化時,自然有其侷限,例如連勝文或馬英九要假裝跟菜市場攤販很熟,從他們的動作表情就可以看到其扭捏作態樣貌;同樣地,要一個從小聽台語流行音樂的人,某天晚上正襟危坐在國家歌劇院聽華格納「飛行的荷蘭人」,恐怕幾分鐘就會睡著吧!但是為何我們覺得某些文化就是比較有品味?比較高級呢?不要忘記,這些品味的比較,其實都是人為的,品味有高低之分,這根本就是個神話,而「神話就是把人為的事物變成是自然的」!

三位作者之一(猜猜是誰?),在他高三的時候,跟朋友去吃港式飲茶,那是他第一次吃飲茶,吃完之後、付了錢,櫃檯找了2塊錢,當時他突然心血來潮,想到電影裡頭的有錢人都會給小費,因此就留下這兩個銅板給櫃檯小姐,說要當小費,結果櫃檯小姐笑的花枝亂顫,口中念念有詞「小費2塊錢」。階級的污名化力道如此強大,使得不熟悉支配階級文化的人,雖然要努力倣效,但卻也經常落入露出馬腳,裝腔作勢、假仙的窘境。

這個階級(文化)再製的魔咒如何打破呢?過去十幾年來翻轉「台客」、「本土藝術」的意象跟論述,就是很好的例子。唯有工人階級自己發展出自己的階級文化論述,才有力量來對抗宰制階級所設下的品味標準,進而改變不平等的階級(文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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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改寫自三人合著的文章:「男性家暴者的諮商經驗:階級差異如何再製」,台灣社會學刊,2014,第55期,頁2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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