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廢止同志教育」還是「停止異性戀教育」?推翻不平等性階層

陳美華、陳家平、許姮安 /中山大學社會系

日前中選會通過三個關於反同的公投提案,引起所有關心性/別運動者的高度關注。在這波的討論中,有些討論是環繞著公投法的制度設計而來的,更多的討論則是這三個反同公投提案恐進一步延宕同性婚姻入民法的進程,甚至重挫過去二十年來民間團體致力推動的性/別平等教育。

在這一波的反同公投辯論中,已經有不少的討論一再談到,公投可決定的事項是重大爭議性的政策議題,而非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課題。所以本文將不再重覆這個論點,而是希望提醒大家,為什麼台灣在逐漸走上平等、法治、尊重差異、保障人權的過程中,「廢止同志教育」的公投提案是完全無法接受、侵害憲法平等權的違憲提案。

結構位置的不平等需透過平權行動改善

每當人們想到平等時,我們總是想到「相同事物做相同處理」(等則等之),這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看起來合理,但只是最表象的形式平等,它無法讓處於不同社會位置、擁有不同機會結構、有不同有形無形資源的人享有實質的平等(如下圖)。要讓社會真的達致實質平等,我們需要另一種矯正結構性不平等的概念:就是透過積極作為讓不同位置的人可以享有實質的平等權。這常見的做法包括母性保護措施、生理假;能力相等時,優先進用少數族群等積極措施。

【平權行動就是要改變結構不平等,達到實質平等】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是「特殊權利」,不是「基本人權」,但人權與基本人權一直也都是歷史和社會變遷的產物。現今母性保護、產假已經不被看成是「特別權利」,而是基本人權。反之,如果無法提供母性保護,就構成性別歧視。再舉個例子,也許更能體會實質平等的意涵。婦運長期抗議公共空間夜間照明不足、欠缺足夠公共運輸,形成對女性夜間的人身安全問題就是一例。因為既定的性別結構下,沒有足夠的夜間照明與公共運輸,對男性沒有構成障礙,但卻剝奪女性在夜間平等進出公領域的權利,而造成對女性的系統性不利益就是一例。2009年大法官會議第666號解釋,強調罰娼不罰嫖,不僅形式上對娼嫖不平等,而且罰娼也進一步惡化經濟弱勢女性的處境,關注的也是實質平等的問題。換言之,如果社會中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等或階層關係,但人們卻對位於不同位置的人給予相同待遇,那麼不僅違背平等原則,而且深化不平等的結構。反同公投要求「廢止同志教育」就是這種強化異性戀與同性戀間的不平等關係、侵害同志平等權的例子。

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的平等

大法官會議在釋字第748號解釋中,闡明婚姻是基本人權,而且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廣義的包括性別與性傾向的平等,因而任何以性傾向為分類的差別待遇都必須經嚴格的檢視。民法排除同婚,被視為是基於性傾向而為的差別待遇,不符平等原則。雖然很多人對748號解釋不甚滿意,但它確立了不得基於性傾向而為差別待遇的平等原則。

從這個角度來檢視一下反同公投的三個提案。第一案其實是希望以伴侶制或專法形式來處理同性親密關係的締結;第二案是希望確立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第三案希望廢止國中小的同志教育。從公投法強調人民對法律享有創制、複決的精神來看,第一案是可以公投的創制權行使,但立法院已有提案,實在不需要人民再「創制」。第二案已為被釋字第748視為違憲,中選會不該再允許違憲提案。第三案是爭論最多的,也是支持性別平等運動、同婚運動大家最關心的一題,但其實也是違憲提案。

學校每天都在做異性戀教育

禁止在國中小施行同志教育,對大部份的民眾或家長而言,看起來也許理所當然,常見的說法是「何必教那些有的沒的」,尤其「小孩還那麼小」、「教壞囝仔大細」等等,但事實上如果依據憲法精神,不教同性情慾恐有違憲之虞,因為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廣義的包含性別與性傾向,除非有人敢說,各級校園不教異性戀、也沒有任何提倡異性戀的行為,否則要求片面廢止教同志教育就是讓同性戀與異性戀情慾處境不平等對待的境遇,並損害同性性傾向者的平等權原則──意即,連形式平等等都沒做到。

但,誰敢說各級校園不教導、不提倡異性戀呢?

現實生活是,我們從小所受的各種正式、非正式的教育中,每天都以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在提倡異性戀--「我的家庭真可愛」這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家庭生活的兒歌傳唱數十年、「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勤打掃」都是在提倡異性戀。事實上,教導異性戀這件事已經被制度化在我們的日常教育實踐之中。2014年通過的家庭教育第二條就明定,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的家庭教育課程;而家庭教育的範圍,毫無意外的,就包含了「婚姻教育」一項。在長期來民法中「婚姻」僅限一男一女的情況下,「婚姻教育」其實就是「異性戀婚姻教育」。

【學校課本都會教,如何跟異性交往】 

依據家庭教育法而制訂定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綱要」中就載明,學生必須具備「學習與父母或家人討論異性交往的議題」這項能力指標,並在補充說明中言及:

青少年階段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因此…異性交往,都可以與父母或家人討論。以免…面臨棘手問題(如分手)時,孤立無援。

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也有大量的「做異性戀」教學,包含「探討並列舉被異性吸引與吸引異性的心理及生理因素」、「學習在與異性相處及身體活動中表現合宜、尊重與有禮的行為」、「瞭解並區別男女間喜歡、愛與迷戀」、「根據社會規範來確認與異性交往的原則」、「培養正確的異性交往態度」等。以康軒版健康與體育課本為例,唯一討論到親密關係的篇章是國二上第一章〈彩繪兩性關係〉(圖一~四)[1]。其中,親密關係的主體明顯直接框限在「兩性」,完全無視於過去二十年間性別平等教育強調性別多元的討論。再者,情感、慾望的發展都是異性戀取向的,沒有任何關於非異性戀取向的討論;全然無視於坊間隨處可見的T婆戀、男男相愛、雙性戀、愛戀鞋襪、愛戀綑綁等各種情慾模式。康軒版不是特例,還有許多其他只看見「兩性」、獨尊異性戀、給異性戀特權的不平等性別教材。

透過排除非常規的性,鞏固既定的性階層

我們當然也要關心異性戀又是怎麼被教的?它服膺了什麼樣的秩序與道德原則?在這些教材中,常以圖解的方式將異性戀拆解為從牽手、搭肩、接吻、擁抱、愛撫、性交等異性戀實做(見下圖),而且這些異性戀親密實的順序總是「只會前進不會倒退」,一定會達到它的終極目的──就是搭上異性戀愛情列車、約會、終至進入異性戀婚姻。

資料來源:新文京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 p.230(圖二) 親密行為的程度

對於青少年學生最關心的性行為,到底是否要進行性行為的考量上,幾乎都是以女學生作為訴求的對象,並以各種性行為的「負面後果」來勸退學生想進行性行為的念頭。說穿了,當前高度制度化的異性戀教育,透過將「兩性」親密、性愛正常化的方式,反而建構了一組有正確愛慾對象、適當親密節奏、最終導向異性戀婚姻家庭的規範性框架。至於那些不合於這套標準的愛情、慾望、行為與親密經驗都將被視為失格、敗德、不正確,藉此社會就可以鞏固既定的性階層(一夫一妻的異性戀位在金字塔頂端,性交易在金字塔底層,人獸交根本就不是人!)。

資料來源:新文京高中健康與護理課本 p.220(圖一) 愛情列車:兩性交往過程思考路徑

在這種舖天蓋地的教導異性戀的校園中,請問懷抱非異性情慾傾向的學生應該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慾與親密經驗?各級校園又提供她/他們什麼樣的資源與支持來協助整理她/他們的不同慾望?這種只教異性戀、不教同性戀,甚至要禁止教導同志教育的作為,難道不是在擴大、深化異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嗎?

停止片面倡議異性戀,釋放性/別多元

從實質平等的角度,我們也要檢視制度對於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群體的影響為何?是否強化了既有的不平等?因此我們也要問,在只教異性戀的情形下,非異性傾向的學生將面臨什麼樣的處境?它有沒有形成以性傾向為分類的不平等對待?

首先,有形無形的異性戀教育讓學生從小就有機會認識、發展自己的異性傾向與私密情感;反之,在沒有多元性別教育、同志教育的情形下,請問眾多被同性吸引的學生面對同儕、學校、教材都把異性戀當成「正常」、「自然」,而同性戀被編派為「異常」、「不自然」的情形下,她/他們如何理解自己非異性傾向的情慾與情感?各級校園又提供她/他們什麼樣的資源與支持來協助她/他們理解自身的慾望?事實上,各級校園的日常實踐中,非異性戀學生一旦表現出各種非異性傾向的情感、慾望或親密實踐就被嘲笑、霸凌、被污名化、甚至被看成病態。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教同志教育,不僅明顯縱容國家和各級學校偏私、獨尊異性戀,而且讓非異性戀者陷於更艱難的處境(參考王宏仁的「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讓實質平等變得更加遙不可及。綜言之,要破除異性戀和同性戀間上下不對等的階層關係,我們必須採取積極的行動,改變非異性傾向的結構不利位置,而全面性的施行具有多元性/別意涵的性別教育與同志教育將是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反同公投第三案看似合理,但骨子裡其實強化了異性戀與同性戀的性階層關係。我們因而不只要說,不教同志教育是違反憲法平等權保障,要認真對待平等,還得要求各中小學全面禁止以各種形式提倡異性戀,釋放性別多元,讓愛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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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上(圖一)康軒版 國二下 健康與體育課本p.8(圖1-1-2 我戀愛了嗎);右上(圖二)康軒版 國二下 健康與體育課本p.10(圖1-1-3 女性遇到心儀的對象時,也可以主動邀約);左下(圖三)康軒版 國二下 健康與體育課本p.15(圖1-1-7 兩性相處時,應該學習保護與尊重對方);右下(圖四)康軒版 國二下 健康與體育課本p.6(圖1-1-1 討論兩性間的情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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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濟沒有關係? 親密關係與經濟活動是敵?是友?還是……?

陳宇翔、許淑翔/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談錢傷感情嗎?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會習慣性將親密的人際往來(例如家人、情人、好友)和經濟活動分隔開來,認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各自依照不同的邏輯運作,界線分明。人們常認為在親密關係的世界中,應該要充滿愛與感情,努力為對方著想,當對方遇到困難時,應該要盡所可能幫助對方、支持對方,無私的奉獻。例如,父母親在小孩生病時無微不至的照顧;夫妻在一方遭遇困難時不離不棄,一同解決問題;好友總是在心情最難過的時候聆聽你的苦惱,陪伴在你的身旁,讓你不感到孤單。

在這個以人際關係連帶為基礎的親密世界中,倘若將經濟世界的元素與邏輯帶入,例如,談錢、談生意、計算每次行為要付出的成本、計算每個行動可能利益等等,對於不少人來說,似乎會有一種衝突感,似乎這將會汙染親密世界的感情純粹性,如同俗語所說:「談錢傷感情」。

在另一方面,將親密關係帶進經濟世界中,也常會被人們認為是一件不妥當的行為,好像這就無法完全按照經濟世界的各項原則(效率、利潤、成本、績效)來運作,似乎這會傷害經濟活動應有的績效表現。例如,老闆在公司招募時並非以申請者的專業能力來考量,而是先考量關係,優先僱用親戚的小孩,這對於公司營運評估似乎就非一個正面的訊號。

 

有關係好辦事?!

在1980年代起,經濟社會學者開始提出不同的看法,指出這兩個世界並非必然是相互敵對的,社會關係可以有利(當然也可以有害)經濟活動,這就是所謂的「鑲嵌」(embeddedness)理論。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鑲嵌理論說:「所有的經濟行動都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結構上」。在鑲嵌的理論基礎上,社會學家開始研究社會關係如何影響經濟活動。舉例來說,Paul DiMaggio and Hugh Louch分析社會關係對於消費交易的影響,他們發現,當人們要購買資訊不透明或很難直接評估價值好壞的產品時,更會傾向於和熟人購買或請熟人介紹,例如向熟人買二手車(熟人應該會比較誠實告訴你,這部車有沒有泡水或重大事故)、請熟人介紹律師(法律服務品質好壞很難直接觀察,熟人口碑介紹應該比較有保障)等等。換句話說,親近的社會關係可能可以讓經濟活動變得更有效率。

鑲嵌研究為經濟社會學累積相當豐富且扎實的經驗研究基礎。社會學者分析了經濟世界的許許多多角落,從就業市場、B2B(Business to Business)交易、企業與銀行往來、金融市場、移民社區經濟、台灣中小企業網絡等等,都發現社會關係對於經濟的生產彈性、企業存活率、交易成本、價格波動、風險控管、工作搜尋、技術交流等等都是具有顯著影響力。

 

沒有經濟沒有關係!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社會關係與經濟活動真的可以區分為兩個獨立世界嗎?那麼將關係世界(社會關係之中,很重要的一個面向是「親密關係」)與經濟世界一刀兩斷是合理的嗎?大家可以試著想想看,到底有哪些社會關係中是完全不包含經濟活動在其中?倘若一對母子之間完全沒有任何經濟(錢、物品、服務)移轉活動,例如母親從未給予小孩任何生活費、禮物、照顧,小孩也同樣未對母親有任何金錢、禮物、照顧的提供,那這樣的親子關係還可以維持嗎?這位母親與這位小孩會視彼此有「親子關係」嗎?其他人會認為這對親子有真正的「關係」嗎?

Viviana Zelizer認為經濟活動總是包含在社會關係過程中,同時也是這個社會關係的構成要素,從沒有一個經濟活動不是社會關係運作的一部分,社會關係與經濟活動也從未是真正獨立的兩個世界相反的,人們總是界定彼此的關係類型,在這個關係類型內進行經濟移轉、且賦予這個移轉意義,這種管理(建構、維持、傷害、修補、終止)社會關係的方式,稱之為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

舉例來說,當知道好朋友的公司岌岌可危隨時可能會倒閉,提供一筆錢給對方,「這筆錢就當作是投資這間公司,還不出來就當作投資失敗」,或許會讓兩人的感情與關係更加強化穩固。假如子女要求爸媽提供一筆資金,「這筆錢就當作是預支我未來繼承遺產的一部分」,可能會讓爸媽心情不太愉快,而傷害彼此的關係。

 

紅包裡頭的經濟與親密關係

什麼是這種關係類型中「合宜」與「不合宜」的經濟移轉與意義?這並非是恆久不變與舉世皆然,而是受到所屬時代與社會脈絡所形塑的。舉例來說,台灣跟中國的大學生,對於親密關係中的壓歲錢「意義」與「合宜性」,認定就不是完全一樣:

某台灣大學生:

紅包只是為了那個節日送出來的東西而已啊!我覺得如果沒有那個節日,那就沒有送紅包的意義,送紅包它不是建立在你有需求才給的,而是今天是什麼節日所以我就給你錢……紅包的話,我也一直跟我爸媽說不要再給啦!但他們就說,他們會給到我讀書讀完啊!找到工作為止啊!我就覺得很困擾。

某中國大學生:

壓歲錢是理所當然的耶!因為不管錢多少,就壓歲錢在我們這的概念就是避邪吧……他們當時就會說,你一定要放在你身邊,比較迷信,怕有那種鬼神來找你的時候……如果是我結了婚、有了工作,他們還是會給我壓歲錢,因為我姐姐現在就結婚了嘛!我爸媽還是給他壓歲錢,但是呢,我肯定要回一個更大的紅包。

 2018041701.jpg不同國家,對於親密關係中壓歲錢的「意義」認定便非完全一樣。
圖片來源:今周刊,https://goo.gl/AsXbAf。

在其他訪談資料中,台灣大學生幾乎也都表示,零用錢(生活費)比壓歲錢更重要,跟父母要求零用錢更具正當性,而壓歲錢只是一種過去留下來的習慣,或可以說只是零用錢的一種變形。但中國大學生卻都普遍表示,壓歲錢是親子間最重要、最具意義的金錢移轉,象徵親子之間感情連帶,絕對應該要維持下去。在此可見,壓歲錢雖然是華人親子關係類型中具有悠久傳統的經濟移轉,但依然會在不同社會脈絡中轉變。

總結來說,我們對於親密世界與經濟世界之間關係的認知正逐步改變,從視為涇渭分明不應該相互汙染的敵對關係,到人際連帶可以有利於經濟活動的兩方友好關係,再到不分你(親密世界)我(經濟世界)的一體關係。簡單一句話來說:沒有經濟沒有關係!

 

**本文由陳宇翔撰寫。文中引用訪談資料來自許淑翔的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報告「此錢非彼錢—比較中國大學生與台灣大學生之關係帳戶下的金錢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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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物品與我發生了什麼關係:社會學的想像

鄭依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被各種東西所圍繞,我們與物品互動的頻率常常多過於與其他人的溝通互動(例如手機)。然而,我們與我們身邊的物質物品的關聯究竟為何?

物品(objects or things)從哲學脈絡討論下的精神/物質二分,或者是心物二元概念,物質物品一直作為個人精神投射的『客體』。而近期社會學如何看待物質物品呢?它開始強調人與非人、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動態連結網絡。物質物品不再只是消極、被動的客體,而是成為共同建構、(缺其無法)完成行動的一部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各式各樣的物質物品,諸多社會活動與社會關係都經由與物品互動而達成。

舉例來說,椅子作為一個物質物品,它會以多種面貌(摺疊椅/椅墊/和室椅)來融入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而個人也會以學習到的方式使用椅子(坐/盤腿/跪坐等等)。亦即是說,物質物品與行動者之間不應該只是單向的關聯,而應該被理解為是一種雙向、彼此互相影響、共同建構的社會關係。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各式各樣的物質物品,諸多社會活動與社會關係都經由這些物品中介、橋接、轉譯、挪用或合作而達成。以下筆者簡要羅列三項田野研究中有趣案例(保溫杯、食物跟收藏品),以介紹物質物品如何與個人相互建構、定義、參與其日常生活實踐。

2018041008.jpg椅子作為一個物質物品,會以多種面貌(摺疊椅/椅墊/和室椅)來融入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圖片來源:https://goo.gl/nuStCH。

 

隨處可見的保溫杯:物質物品與非物質的社會關係

阿傑自己一個人住,常受到很多親戚、長輩們的照顧:『我之前根本不用保溫杯喝水……天氣這麼熱,到底為什麼要喝熱的?而且還要保溫?……用的原因只是因為是我表姊送我的……不用她可能會傷心?』

以可重覆使用的容器喝水,背後所隱含的非物質意涵非常多,可能是因為環保,想減少一次性的塑膠使用,亦或是因為生活週遭有完備的飲用水供水系統建置。在台灣,一個常見的情況是大家習慣使用不鏽鋼保溫杯,希望將飲用水保持在特定的溫度區間。當詢問行動者為什麼使用此樣物品時,一般都能夠得到:「飲用溫開水,對身體比較好」的健康、養生相關論述。這顯示著,特定物質物品的使用,必定有其相關的非物質論述相呼應。在保溫杯的例子中,凸顯了台灣特定的醫療/飲食文化脈絡下,任何季節都飲用溫水是一種健康、養生的態度,其反應在物質文化上,就變成了隨身攜帶/使用保溫杯是一種健康、養生的實踐活動。在阿傑的經驗裡,物質使用與非物質意涵間的社會關係連結是游移與動態的,阿傑即便知道「溫水……對身體比較好」,但影響他攜帶/使用保溫杯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禮物。在原本非物質意涵之上,疊加/賦予物質物品社交意義的情形,也時常出現在行動者與物質物品互動、互相社會性建構的過程中。

當然,如前面所言,日常生活飲用水、保溫杯與行動者之間的物質與非物質關係有更多的層次可以討論。台灣家戶慣常需要煮沸飲用水來做為「淨化」的手段,透露著對於日常生活飲用水品質的焦慮。挪用多種「淨化」科技技術(濾水器、活性碳、逆滲透等等)與家戶容器(熱水瓶、飲水機)來「準備」飲用水,讓水在家戶中的物質流動軌跡符合家戶成員的需求(乾淨、溫水)。保溫杯的使用也是在這個物質流動軌跡中的一個容器,呈裝溫水之外,亦呈裝了家戶中認為什麼是「健康、適當」的飲用水概念。在喬阿姨的例子裡,她特別強調:『她們在家中也是一人一個保溫杯 [用來喝水]

2018041001.png喬阿姨解釋為什麼她們家中的保溫杯排排站。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食物:物質物品與時間/空間的社會關係

新文是個會煮飯,連家裡廚餘亦由他處理的爸爸。他提及食物與家戶生活時間以及儲存空間之間的關係非常傳神。

『主要是因為它(饅頭),有時候就早上蒸了,然後忘了吃,就匆匆忙忙出門忘了。回到家就已經一整天了,到下午一整天了 ……就覺得說,因為饅頭本來也不是太容易壞掉的東西,但你就覺得說,它已經放一整天了,那你要再蒸,口感也不好……,饅頭,就是說,吃不完 …………它其實也不是吃不完……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早上早餐都弄好了,小孩一忙就出門,那個東西就忘記了……第二天才 [發現](攤手)……有一個問題是在於說,它也沒腐敗啊,那你也不知道它,它,怎麼樣(笑) …..就錯過預計要吃的時間……這就是實例』(新文 

2018041002.png新文的廚餘日記記錄。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2018041003.png新文提及的廚餘照片。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食物是特殊的日常物品,家戶中的食物在洗滌、處理、烹煮、食用的過程中,經歷日常生活時間與儲存空間的置換,一次又一次的篩選出什麼是社會、文化需要的食物,其餘的則是剩餘、廚餘、垃圾。由新文的訪談內容可以得知,在日常生活的時間節奏脈絡下,如果食物沒有在該吃的時候吃它,它就容易變成廚餘。

家戶中常遇到的另一種狀況是,食物進入家戶的速度與頻率不可預期(例如禮物),並且伴隨著日常生活時間的緊湊,因此便不斷的考驗家戶成員處理食物的能力。在筆者的研究訪談中,一般最常使用的策略是使用冰箱、冷凍櫃或真空收納盒等等空間科技,來延長家戶食物的保存時間。舉例來說,小慧除了準備一家大小的三餐,也幫忙準備先生工廠裡員工的伙食,因為常常處理大量的食物,她對於食物與剩餘有特別的堅持,認為經過好的存放與再烹煮,可以達成食物零浪費。

『怎麼放喔,冰在冰箱啊……啊我就……保鮮膜起來,不可能第三餐了啦,有,肉的時候超過三餐……一般青菜都不會啦……第二頓,你第一次炒這麼多,吃也吃剩下一點點嘛,再來你稍微把它加熱,一餐就吃掉了,就沒幾口,剩沒幾口啊。』(小慧

家戶中的食物轉變為廚餘並不是一個簡單、單向的必然丟棄過程。食物的「新鮮、可食」與廚餘的「垃圾、不可食用」定義互相轉化、互相建構而形成家戶中的食物實踐歷程,其中更涉及了家中多樣物品和諸多相關家電科技的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網絡都可能影響廚餘的產生與處理(例如:碎泥器與冰箱/冷凍櫃),進而延長或縮短食物的保存時間。亦即,在人與非人/物質與非物質的實踐活動裡,只要其中一個物質物品出問題,就可能讓整個系統無法達成預期的目的。在新文的例子中:『……我們現在冷凍櫃也有一個問題啦,我們家那邊不知道為甚麼,颱風天,……去年那個颱風停了大概有一整天,對,一整天,我們家冷凍櫃的所有東西都 ……整個都壞掉了 。』

 

收藏品:物質物品之間的社會關係

收藏品作為一種日常物質物品,也會與其他物品間存在著多重的社會關係。那麼收藏品是如何與其他的物品進行互動並且建立社會關係呢?以下我先講兩個田野故事。

 小安阿姨的杯子收藏

小安阿姨自己一個人住,喜歡旅遊,當問到個人的收藏品時,她提到:『收藏品的話,這些[杯盤組]就算我的收藏品吧,我沒有特意收集這些,有一些是人家送的,有一些是我出國的紀念品,這兩個[杯子]是我自己做的……這個藍色都讓我想到愛琴海的浪漫藍色海洋……

而我在透明櫥櫃對面的廚房抽屜櫃中,發現她收了許多的(空)盒子,小安阿姨解釋:……這些是剛剛那些杯子的盒子,我都會留起來,搬家的時候很有用阿……

因為小安阿姨家中受白蟻侵害,才剛重新整修過,對於家中物品的陳述多與打包、搬動有關,以「方便搬家」、「方便歸類」為理由,也一併收納了「收藏品」的包裝盒。小安阿姨的例子對家戶中的收藏品提供了一條動態的流動軌跡:因為搬家、整理櫥櫃等等理由,收藏品從一個容器(包裝盒)循環流動到另一個容器(展示櫃)中。收藏品的物質軌跡,因為家中生活事件,而循環流動於透明玻璃的展示櫃與空的包裝盒(不透明的櫥櫃)之間。

2018041004.png小安阿姨的杯子收藏。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2018041005.png廚房抽屜櫃裡的杯子(空)外包裝。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達為的模型收藏

同樣是收藏品與其他物品的關係,達為則是提供另外一種收藏品的物質軌跡經驗。達為與伴侶同住,平常的嗜好是組裝模型,由下圖可知達為的收藏品便是是模型。模型作為一種收藏品,需要組裝者按圖索驥的拼接各種零件、細心的上色/上貼紙及投注大量的時間與精神,完成之後使得稱作為「收藏品」而展示。在達為的例子中,他『強調盒子也是收藏品的一部分』,雖然盒子原本的收納功能消失(組好的模型放不回盒子裡),盒子外的模型照片及組裝說明都是該收藏品的重要符號索引。因此,他會將組裝好的收藏品及其外包裝盒一起放在透明櫥櫃中「展示」。

 2018041006.png
組裝完成的收藏品。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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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櫃子內尚未組裝的模型。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些是我組裝的,我很愛這些阿,但沒有什麼時間……櫃子裡的是我還沒組裝完成的……盒子一定要留著,雖然[模型]放不回去,上面有一些組裝說明,……盒子也算是收藏品的一部分阿……有一些我跟組好的[模型]放在一起[展示]。』(達為

 

上面兩個例子,說明了兩個重點。首先,收藏品的擺放位置會隨著不同的家戶生活事件而變化。這些家戶事件可能是不斷進入(買入/接受餽贈)家戶的新收藏品需要挪位置擺放(如達為的模型),也可能是因為搬家/整修家裡(如小安阿姨),必須重新檢視物品的意義與價值位階(偏愛的位階),然後調整位置。換言之,家戶生活事件會影響物品究竟是要擺出來做視覺性的展示,還是被隱藏的存放/收納。「展示」與「收納」的差別最主要在於:一種是將收藏品放置於「透明可見」的櫥櫃中,另外一種則是置於「不透明、不可見」的櫥櫃中。

而其次,這種透明可見/不透明不可見的差別呈現了收藏品作為一個物質物品,與其他物品的關聯。在收藏品的例子中,包含了與「包裝盒」、「展示櫃」以及「收納櫃」的關聯。我們回到收藏品的定義,它是個人有意識的、不斷持續的蒐集特定物品(系列),且擁有者亦賦予該類物品特殊的社會意義與價值。廣義來說,只要收藏品在家戶裡,都可以理解為「收納」在家中,然而家戶是一個流動、動態的社會關係場所,會有不同親疏遠近的家人及客人們來拜訪,透明、可見的櫥櫃提供「展示」的收藏品與這些人互動的機會與可能,而不透明、隱藏的櫥櫃則將視覺互動的可能排除。物質容器(櫥櫃)的透明可視與否,同時定義了擺放在其中物品的社交性、社會性(sociality),更說明其是被擁有者選取出來、賦予社交性的物品,就如擺在透明玻璃櫥櫃裡的小安阿姨的杯子或達為的模型。

 

物質物品會積極參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物質物品與我們的社會關係,當然不會只有以上列出的三種,上述的幾個例子,也只是比較簡要的凸顯這些日常物品如何共同參與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

最後,筆者想要強調,物質物品不只是一個消極的客體背景,它也會積極的在社會生活脈絡與各種社會關係中,參與我們日常生活實踐。更重要的是,物品的價值不再只停留在馬克思所說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而這些價值也不再只是由商品市場決定,個人可以藉由物品與物品、物品與時間、物品與空間,以及物品與人的多重社會關係脈絡重新界定其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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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經歷皇民化的台灣人支持國民黨:價值競合的台灣政治

朱峰誼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今年又到了縣市長選舉年。在台灣,國族認同一直是選戰裡經常被喚起的議題。猶記得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柯文哲祖父母的成長背景不小心成了一段插曲:批評者以其參加過皇民化運動,暗示其擁有「日本人」認同而質疑其國家忠誠。就選戰「策略」而言,這樣的操盤註定是失敗的。一來,這個議題與市政規劃無關;二來,祖父母輩的認同對一個人究竟能有多少影響,對民眾的說服力恐怕是不大;第三,這樣的論述操作忽略了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對日本的印象是友善、親近的;第四,這也代表了這個策略所能動員的群眾太過狹小–它所動員的是那些將自己置身於八年抗戰敘事結構中、在此世界觀裡將日本人視為國家敵人的群眾們。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國族主義是一種人們理解世界的新方式;的確,當有人嘗試以某個國族論述攻訐另一人時,我們無法依其批評而論定被批評者即有其所述之特質,但我們往往可以知道批評者是用什麼樣的框架來理解這個世界。

【指責柯文哲有皇民化背景的國族論述,在今年選戰會以不同方式再度出現嗎?】 

「皇民說」正確嗎?

透過文獻研究與資料閱讀,我們可以明白「皇民說」裡所描述刻板印象(即歷經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傾向擁有日本人認同,並因此而較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支持台灣人認同與台灣主體性),其實是偏頗的。例如,陳翠蓮在《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裡敘及林獻堂皆未配合總督府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包括改變傳統習俗信仰、廢止漢文、改姓名三大部分。而在另一章節裡,陳翠蓮亦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與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作為分析文本,說明當時台灣菁英也可能擁有的中國印象以及祖國情懷。即便這些菁英感受到台灣人在中國不受歡迎的處境,但他們仍一往情深地在諸多議題與觀察上為祖國辯護。陳翠蓮進一步認為,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相當細膩多元,不論誇大台灣人祖國光復的盼望,或是指責皇民化政策下台灣人已成日本人,皆是過度簡化的詮釋。

【二戰後期在台灣如火如荼推行的皇民化運動,有影響到下一代台灣人嗎?】 

同樣地,「皇民說」裡指出的後半段刻板印象,亦不符實情,因為很明顯,並不是所有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民眾皆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縱然過去有研究認為,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再一次的殖民式壓迫,以及在社會文化上的刻意貶抑,甚至是二二八之後的血腥鎮壓,讓當時台灣民眾的祖國期盼破滅、其中國認同的熱情亦迅速消逝,但仍然有不少台灣人繼續支持國民黨政府,甚至接繼著反對後來成立的民進黨。透過對這些支持者們的訪談收集與分析,我們可以稍微填補這個理論空缺,理解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可能的失敗原因。

◎一安的憂心:社會混亂

劉一安(化名)是我訪問的一位報導人,出生於昭和5年(1930)台南安平;其祖父在輾米廠工作,父親則在專賣局工作。一安自述當時日本已經統治台灣三十多年,自己也在國民學校上課接受日本教育,早已深受日本感化,也取了日本名字。但由於兩個族群仍然存在差異,一安其實仍保有台灣人的認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安在一間紡織廠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進入叔叔朋友的藥廠上班。他回憶當時台灣民眾對國民黨部隊普遍的印象較差;日本軍隊都比較整齊、服裝也比較清潔,但國民黨派來的部隊裝備服裝都沒有那麼好,可能是「隨便招募來的」。因此一安可以理解部分民眾因為在風俗、政治等事務上不習慣,而對新政府失望甚至是反感的心理。對於二二八事件,一安的詮釋包含了兩個層面:在認知上,他認為狀況的發展是思想比較高的人(如政治菁英、學生等)因為上述原因而不歡迎中國人,故成立自治會、主張不要讓中國人管。但是在實際生活層面上,他感受到較多的是治安上的混亂:

有一個外省課長去台北出差,剛好遇到二二八事件,也有很多台灣人保護他。我們工廠也有一個外省課長,我們也有保護他。因為附近有些不務正業的年輕人,沒有工作的,要來家裡找中國人打,我也不讓他進來,也是有保護他。我們也沒有結怨;那些沒工作的人,閒閒沒事就要出來打人,又沒有任何深仇大恨,為什麼要打人,對不對?所以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台語]

他自己明白自己沒有被外省長官欺負過的經驗,因此覺得台灣雖然有省籍的劃分與待遇上的不對等,但整體來說在相處上並沒有那麼嚴重。這樣的感受也連帶影響他對民進黨的印象:

如果你在外省人管理的機關裡工作相處,被欺負到的話就會記恨,然後一代傳一代⋯⋯沒有遇到過的人,儘管我們這樣聽說,但只要一起相處、互相同化以後,就沒什麼。像民進黨的作法,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台語]

國家能給人民好的福利、生活,這也是老百姓的希望,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對不對?(民進黨)故意出來搗亂,讓國家、政治…這樣,不好啦。沒人這樣的啦。這是人性。[台語]

以我的看法,覺得它(民進黨)對國家比較沒有幫助,只是一直想方設法為了反對而反對。[台語]

深度的訪談陸續聊到一安對於台灣政黨、統獨、中國人與台灣人認同的看法。相當明顯地,一安比較支持國民黨。他同時也「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對於認同,他其實覺得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他說:「世界一家」,「只要人民有福利、過得好,就好」。至於統獨,一安其實傾向台灣獨立;他以香港的現況為例說明自己對統一之後的憂心。此外,他也支持台灣以「台灣」的名稱(而不是「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因為這會讓我們更有自尊心、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欺負。

宛玲的感恩:經濟發展

另一位報導人是宛玲(化名),出生於昭和12年(1937)中壢,父親是當地的「保正」(一百戶為一保;保正一職由各戶推派,無給職,主要負責治安管理)。宛玲在日治時期讀了四年的國民學校,終戰後續讀了三年的「中國書」,畢業之後因家裡認為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就留在家幫忙農事與照顧弟妹,成年後在當地的成衣工廠上班。戰爭在宛玲八歲時結束,十歲時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但她對兩者的印象都很模糊,只依稀記得聽說有人被殺、屍體被拋入海中,甚至聽說有本省籍的婦女被軍人強姦。即便如此,宛玲仍然是國民黨的忠實支持者。訪談時她激動地說:

現在不要說民進黨、國民黨,是說像我這樣的年紀,有困苦過啦!(其他人)怎麼都不會想啊?都還是在罵國民黨,這麼奇怪。這我經歷過的啦: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現在大家)豬肉不吃,整塊切一切,丟在桶子裡;雞肉不吃,丟在穢物桶。以前都沒得吃耶!連番薯就沒得吃,怎麼可能有肉可以丟?[台語]

宛玲相當讚賞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建工廠發展工業、規劃十大建設,讓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起來、讓民眾過富足快樂的生活。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那麼反對國民黨,甚至覺得那些人不知感恩。縱使國民黨貪污,但哪個政黨不貪污呢?即便它是個專制的政權,但這都無法抹煞它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宛玲並不支持民進黨,認為這個政黨「都在亂說話,說話都顛三倒四。」而關於統獨議題,宛玲其實認為台灣早就已經是獨立的國家了,因為「大陸根本沒有管到我們」;如果真的要選擇一個未來的方向,宛玲會選擇「維持現狀」。

◎特定社會脈絡下形成的政黨印象

透過相互比較同一類型人們的訪談內容,我們可以漸漸發現這一類型的人、對於特定人事物看法與感受有某種共同性。例如,在我的田野研究中,這些經歷過日治時期、並持續支持國民黨的報導人們談到為什麼支持國民黨時,幾乎都會提到國民黨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宛玲的「國民黨來,台灣才有飯吃」當然是較為誇張的說法。另外,當這些受訪者提到自己對民進黨的印象時,使用的都是「亂」、「不老實」(顛三倒四)、「為反對而反對」等的形容。這些形象可能都具有某些可依循的社會歷史脈絡,例如國民黨執政時剛好是台灣經濟起飛、被誇為亞洲四小龍的時候,而民進黨的成立,剛好是在台灣政治改革與社會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候。然而,這些訪談並不能代表上述的「描述」為「真」,它只說明了這一群經歷日治時期的國民黨支持者們,是以這共同的方式來理解台灣的兩個政黨。

【小編的阿公是漁民,雖然生、長於日本時代,但是他非常討厭日本人】

台灣政治是價值競合的場域

比較能肯定的是,透過大量的訪談資料收集與比較分析,我們可以觀察、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上的思考:

首先,我們可以據此進一步反駁「皇民說」的偏見,因為不只是戰爭時期台灣人的政治認同樣貌細膩多元,歷經皇民化運動的台灣人也不是全都反對國民黨、支持民進黨、否定中國人認同。

其次,過去已有研究指出台灣民眾的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例如,國民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統一(文中的一安、宛玲即為二例),民進黨的支持者不一定支持台灣獨立;而擁有中國人認同者也不一定支統一,自認為台灣人者也不一定支持台獨。將這三個政治意向綁在一起不僅是嚴重的政治偏見,也忽略了個體的生命歷程及其所處的社會位置的影響。一安跟宛玲在日常生活中,或許主要仍是關心周遭的生活問題,他們長期對國民黨的好印象及對民進黨的壞印象,可能是以一種更直接、更直覺、更生活的方式(而不是「更論述」的方式),來理解與其日常生活較遠、較無關的統獨議題(如宛玲所說的,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因為台灣本來就沒有給大陸管)。

【政黨支持、統獨態度、認同樣貌,三者並不能互為預測因子】 

最後是個人的價值偏好在型塑其上述政治意向時所扮演的角色。宛玲雖然認為國民黨貪污,但是仍然因為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而支持國民黨;顯然對宛玲而言,經濟發展的價值大於健全的當代政治。同樣地對一安來說,社會安定(不混亂、不搗亂)的重要性也大過於民主價值的施行。如前所述,在其他同類型的訪談裡,「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是這些報導人在解釋其國民黨支持時經常出現的主題。換句話說,他們支持國民黨不是因為支持統一、不是因為大中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對經濟成長及社會安定的嚮往。從這個角度來看,近代的台灣政治其實應被視為各種價值競合的鬥爭場域,這些價值包括中國國族主義、台灣國族主義、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自由主義的人權與民主價值、社會主義的平等權與分配正義等等。事實上,近期各種重大社會議題幾乎也都是價值議題;很概括性地說,經濟政策上的爭議可以包含以經濟發展與自由市場為重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t)價值,以及強調分配正義與社會福利的社會主義(socialist)價值評判;同志婚姻可以是「自由主義人權/平權」與「傳統家庭價值」間的衝突;核能問題或許是「經濟發展」與「能源安全」的考量;死刑與其他國家監控管理則是「(警察國家所建立的)社會安全」與「自由人權」等的價值選擇。

◎國族政治價值不應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所掩蓋

基於上述三個研究上思考,延伸下來的日常啟發或許是,至少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必須時時覺察在面對各種議題及政治論述時,自己是用什麼樣的價值立場進行判斷。當面對國族主義的召喚時,究竟我們是被「他我」/「敵我」二元架構產生的對立情感所動員與吸引(如同被「皇民說」激起「抗日情感」的民眾們),還是我們看到的是國族認同背後的其他價值?例如:是什麼樣的價值影響著我們對統獨及認同議題的態度?是對經濟發展的嚮往?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安定和平的需求?這些價值孰高孰低?這些價值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恐懼及想像支撐著?那些恐懼及想像是否真實或合理?同樣地,對於其他議題,我們又是如何進行價值判斷取捨?唯有這般自我對話與理解,我們才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其他不同立場的人們、並與其對話。

今年是縣市長選舉年,比起皇民說或是其他類型的國族意識型態,這個理論架構或許更能幫助我們選擇出一位優秀、合適的公僕。從候選人們過去的言行與經歷,我們多少可以想像他們將會以什麼樣的核心價值規劃並推動未來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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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淪還是提升?國際階層體系裡的流動

丁允中/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日前一則新聞報導指稱,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墨西哥看齊,引起許多人慨嘆台灣的發展大不如前。雖然事後發現該報導所引述之指標,實為誤植,台灣薪資水準相較於墨西哥仍有相當幅度之領先,但仍引起對於台灣的發展是否「向下沉淪」的討論與質疑

在一般大眾的討論裡,許多人在講到台灣社會發展或政經情勢時,常會習慣地用「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這類說法。要回應這種焦慮,我們可能必須先確認國家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階層體系,然後探討這樣的階層體系內部的流動與升降,然後我們就能繼續追問:從國際發展比較的角度來看,台灣在發展上有所流動嗎?程度又有多少?

在思考與回應這些問題上,尤其是針對台灣發展現況的「定位」問題,我們可以從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中,獲得一些啟發。所以本文將先簡單介紹世界體系理論,以及此理論如何理解國家間的不平等,其次介紹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並延伸探討世界體系的網絡分析如何測量、評估世界體系階序的結構與流動;最後,則藉由上述的分析觀點,簡單地討論一下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影響。

2018032305.jpg喊拚經濟之前,先好好思考台灣在世界體系中的定位和影響是什麼。
圖片來源:https://goo.gl/jVtRVS。

 

世界不是平的:依賴發展與世界體系

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中,最常聽到的論述,是以現代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理論,它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認為各個國家只要利用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來進行貿易上的競爭,就能循序漸進,取得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讓經濟水準向上提升。在這樣的觀點裡,開放市場、自由競爭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邁向經濟成長的法門。「世界是平的」,理想上只要遵從這樣的原則,努力「拚經濟」,要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指日可待。

然而從第三世界或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經驗出發,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水平上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如果遵循現代化理論的發展指導原則,甚至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國際分工存在著不平等的交換。現實狀況是,已發展的工業先進國家自低度發展的國家進口、榨取原料和自然資源,而以加工過的工業成品回銷低度發展國家,並藉此獲取較大較多的經濟剩餘(surplus)價值;這樣的交換模式進一步導致並增強了後進國家的低度發展,形成「核心-邊陲」間不對等的依賴關係,這是所謂的「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更進一步以「核心-半邊陲-邊陲」三區塊的社會空間展示了全球不平等。依賴理論學者強調「核心-邊陲」的宰制關係,而世界體系理論衍伸出做為核心和邊陲間中介的半邊陲,則給了理論解釋更動態的討論,因為半邊陲可能是流動的管道,但也可能只是扮演隱形天花板的角色、發揮正當化國家發展迷思的功能。

總言之,從世界體系理論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組成的「世界體系」,視為依循「核心-半邊陲-邊陲」排序的階層系統,透過特定的國際分工秩序而在經濟及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上形成不均等的分配。

 

世界體系理論與網絡分析的結合:計算世界體系的階層排序

在世界體系分析中,為定位不同國家所屬的層級,研究者也發展出不同的計算方式。最直觀的方式當然就是比較各國的經濟生產或收入指標。除了直接進行比較,有學者將世界人口依照各個國家經濟生產/收入指標高低排列,藉由形成多峰的分配曲線後,判別不同層級區塊的界線,並進一步區別核心、半邊陲、邊陲的組成國家(如下圖)。

2018032701.png

            圖一: 藉由排列經濟表現指標以進行世界體系區塊劃分。圖片來源:Arrighi and Drangel 1986:29。

 

不過這樣依照收入或經濟表現高低排列,以區分世界體系層級的方式,固然直觀、簡便,但主要呈現的仍是經濟表現的差異;就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所談的「核心-邊陲」關係來看,核心和邊陲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沒有被充分地表現出來。相較於此,部分世界體系分析納入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技術,不僅表現經濟表現的高低,還能將核心、邊陲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具體描繪出來。網絡分析將對象彼此之間的關係以端點間的連結來表現,而對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也可以用具有方向性的連結來表達,諸如關係的闕如(null,完全沒有連結)、單方向的不對稱(asymmetric)或是雙向的(mutual)對等關係。

2018032702.png圖二:雙元社會關係的基本構造。null:完全沒有連結;Asymmetric:單方向的不對稱;Mutual: 雙向對等關係。圖片來源: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5。

 

除此之外,網絡分析也可以納入了可能影響兩者間關係的第三方、及三者所形成的三邊互動關係(triads)。藉由計算任三個端點間的連結互動的頻率與強度、以及特定端點在該網絡上所具有的網路中心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的高低,不僅可以鋪陳出整體網絡的結構形式,還可以更準確地理解特定的端點(即特定的國家)在網絡(即世界體系)裡所佔據的位置。

2018032703.png圖三: 三角關係的基本構造。圖片來源: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6:6。

 

總而言之,不同於使用一般經濟指標高低排序來區隔核心-半邊陲-邊陲區劃,網絡分析透過對於網絡結構與各種連結組合的計算分析,並使用block-modeling、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及尋求結構對等項(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技術,將國家間交換關係(例如國際貿易)的測量操作化,因而得以進一步克服分辨世界體系區塊的模糊性。

世界體系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的支配結構,是由核心和邊陲間的不平等交換構成。他還進一步問:過去世界體系的發展,是變得更為平等還是不平等?初步的量化分析顯示,世界體系的結構是持久且穩定的,僅有少數案例得以達成向上流動,而且多是東亞國家諸如日本、南韓、台灣。雖然半邊陲國家顯現了充足的國家經濟成長,但就整體世界體系來看,它們只是特例,而其國家發展模式也無法套用到其他邊陲國家的模式。也就是說,現代世界體系不止是階序性的,它在結構上更是不斷重複再製的、穩定的,流動性極為有限的;而半邊陲在世界體系中則扮演了中介性的角色,提供系統持存、再製的正當性。

不過也有其他學者並未否定向上流動性的存在,藉由世界體系網絡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個別國家的經濟表現和成長,不只是由該國本身的策略所決定,而是 考慮更廣泛的、外於單一國家的國際環境與互動。

 

在貿易連結之外:其他形式的全球化網絡

另一方面,雖然網絡分析有解析結構因素的能力,但應用在世界體系分析上,網絡連帶應考量哪些種類的國際互動與交換卻仍存在爭論。現今多數此類研究多僅著重於國際貿易網絡,後來則有學者使用了不同的國際關係來檢視世界體系之運作,諸如軍事介入、外交、條約簽訂等。部分學者將網絡分析應用到國際組織成員資格的評估上;關注在國際組織網絡中形成的權力不平等。針對參與國際組織的網絡分析發現,連結的性質比數量更具有決定性,國家在國際組織網絡中的不平等並不僅取決於參與國際組織的數目多寡,更決定於特定國家所連結之對象的網絡位置。

也有利用非政府組織網絡來思考國家之間的互動,例如Hughes, Peterson, Harrison, and Paxton (2009) 等人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網絡國家分數(The INGO Network Country Score)」,將各國對於INGO的參與轉換成網絡中心性的計算,而得以比較各國在潛在的全球INGO網絡上的核心/邊緣程度。 Clark (2008) 則將國際貿易網絡和國際組織資格網絡並列,發現只有透過佔據核心位置而達成的網絡整合(network integration)才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將各種交換過度集中於單一、特定國家只會造成對國家經濟有負面影響的網絡依賴。

 

世界體系網絡上的台灣位置

透過以上對於世界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我們對於台灣的世界結構位置提問,也必須超越由經濟表現數據浮沉所挑起的簡單焦慮,考量它位處的全球性網絡結構位置,因為這些結構位置體現了更複雜的權力關係,還有真正影響居於世界體系特定層級之國家的發展。Wallerstein (2000) 就曾對一般有關社會發展的想法提出質疑:僅著重於尋求單一民族國家發展的發展策略,而忽略考量全球層次上的系統動力與相互連結,有可能完全跳脫世界體系的結構限制嗎?簡單說,只要自己努力「拚經濟」就可以了嗎?從這裡來思考,顯然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達到更廣泛的世界體系網絡整合,而避免陷入更孤立的網絡依賴。

 

 

 

參考書目

Arrighi, Giovanni and Jessica Drangel. 1986.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World-Economy: An Exploration of the Semiperipheral Zon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10:9-74.

Clark, Rob. 2008. “Dependency, Network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1:629-648.

Holland, Paul W. and Samuel Leinhardt. 1976. “Local Structure in Social Network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7:1-45.

Hughes, Melanie M., Lindsey Peterson, Jill Ann Harrison, and Pamela Paxton. 2009. “Power and Rel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he INGO Network Country Score, 1978-1998.” Social Forces 87:1711-1742.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0. “Societal Development, or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ystem?” Pp. 112-128 in The Essential Wallerstei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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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錄的人生:從《黑鏡》談「數位生活記錄」的倫理

余貞誼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記憶長存,還可搜尋、檢索、刪除、甚至植入偽造過的資訊。這樣的世界,你喜歡嗎?英國科幻影集《黑鏡》(Black Mirror)第一季第三集“The Entire History of You”就勾勒了這樣一幅光景。當時的世界,幾乎所有人都會在耳後植入一個晶片(稱之為“Grain”),晶片上存有你經歷過的所有景象,“Live, breathe, smell, full-spectrum memory”,按下按鈕就可讓想回顧的影像在你眼前、或傳輸到螢幕上播放。如此鉅細彌遺的個人歷史能輔助社會生活的運行。如機場通關時只需從Grain播放影像(片中稱為“redo”)以確認身份與安全性;要向警方報案時,直接傳輸你看到的打鬥場面(反之,當你沒有Grain而無法播放影像時,警方會選擇不受理報案);遇到不那麼熟悉的人,可以透過redo來溫習之前互動的景象以進行禮貌性社交;從托育處接回小孩後也能藉由redo來觀看保母的看顧是否恰當;甚至政府當局正在擬定透過redo來追溯父母教養不當的法案,以不夠關心小孩的成長、以致孩子長大後缺乏自信並為非作歹的罪名來起訴父母。

 Figure1.pngGrain的植入示意圖。圖片來源:Netflix。

 Figure2.png可選取記憶畫面並播放至大螢幕的控制器。圖片來源:Netflix。

然而,如此「可靠」的數位記憶在便利化人類善於遺忘的生活時,卻也同時成為生活裡無法去除的疙瘩,你講錯的話、你不想憶起的細節、你想抹滅的荒唐過往,都會永遠留存在你的生命中,就像是進了眼裡的沙子,你疼痛著,知道它有害於你,可是無論以多少眼淚浸潤它,都無法將之驅逐。影片的最後,受惠也受害於Grain的主角Liam,忍痛用刀挖開耳後,以鎳子夾出Grain,過往的記憶畫面瞬間閃過終至為黑。終於,不再有人跟他爭奪記憶的權利。在黑暗中呼吸的,是遺忘的能力。

 

「數位生活記錄」的發展與應用

“Because memory is for living”。“Grain”的存在力行這宣稱,徹底留存完美的數位記憶(digital memory),並透過回想(recollecting)、追憶(reminiscing)、檢索(retrieving)等功能來方便使用者反省(reflecting)其過往經驗,同時計劃與展望未來行動。從《黑鏡》的科幻敘事回到現實社會,事實上如此的構想正以數位生活記錄(lifelogging)之名,逐步逼近電影的科幻世界。

Lifelogging,是指將使用者日常生活的事件與脈絡資訊記錄下來、用以擴增個人記憶之實踐。早在1945年,Vannevar Bush就構想一種以縮微膠片(microfilm)為基礎的機器──Memex(”memory extender”的簡稱),可用以儲存個人的書籍、文件、相片和聲音檔案,並提供全文搜尋、聲音/文本註記和創造超鏈結等功能,試圖讓科技使用成為人類記憶的延伸,並藉此分享資訊、提昇人類精神的層次。但在未有技術支援的情況下,如此的構想自然只是天方夜譚。

 Figure3.pngMemex構想圖    圖片來源:https://goo.gl/QACM8b。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2001的微軟研究中心讓1945年的狂想化為真實上演的劇碼,名為MyLifeBits,目的是儲存一個人一生中的所有訊息,包括文章、書籍、電子郵件、照片、電話、影像、瀏覽過的網頁等。除了儲存功能外,系統還支援搜尋、視覺化、註記等管理功能,讓個人得以查閱自己的紀錄,並藉此書寫自我的故事。接著,移動科技的發展也讓手機和穿戴式裝置成為紀錄各種生活足跡的工具。在身體監控的層面上,如Nike+可用以監控移動軌跡;Jawbone的UP系列,和FitBit的各式手環則可追蹤睡眠、飲食、步行數與卡路里燃燒數等;Sony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Lifelog則可設定個人的健康目標(如步行數),並追蹤使用者的進展以提供相關的統計分析。在行為紀錄的層面上,則有如Narrative Clip(一款可別於領口的微型攝影機)可每30秒拍攝一張照片自動記錄使用者的生活;Google所提供的Maps Timeline可允許使用者查閱過去數年的行動軌跡記錄;Chrome的第三方擴充功能Gmail Meter則提供了個人每個月的email往來統計與分析、Brancher則記載並視覺化了使用者逐一點選超鏈結的軌跡。而在手機應用上,應用程式RescueTime或Smarter Time則允許使用者回顧其過去App的使用情形,紀錄並視覺化了不同App的使用比例,以彙整統計使用者一天花了多少時間在工作、娛樂與休息上。

 Figure4.pngGMail Meter所統計的信件活動概況。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些新科技的發展,確實逐步落實了數位記憶的可能性,實現長時間、密集性、且多面向的個人資料收集,同時也藉其記錄下來的脈絡細節,包含何事(what)、何地(where)、何時(when)和誰(who)),構築成戲幕式的記憶(episodic memory),以彌補人類記憶善於遺忘或誤植的缺陷。再者,如此一連串的軌跡記錄也可用以描繪個人的生活習慣,形成一種例行化的模式分析,以促成更動態且即時的互動形式。2007年Wired雜誌的兩位編輯Gary Wolf與Kevin Kelly便發起一個「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運動,以lifelogging的概念為本,使用各種工具來自我追蹤各項生理、行為或環境資訊,以此來測量自我的生活,構成關於自我的知識,進而提供反省或改善生活的機會。在此概念基礎上,現今相關議題的實驗室、研討會及機構,希望能透過自我追蹤來生產新的知識、並應用在教育和新創產業上。

科幻成真,是多麼令人驚奇的發展。我們目前享受新的科技支援,探索新的事物,開展新的生活型態,創造新的發展可能性,不論是健康照護、行為監控、甚或記憶書寫,都似乎朝向增進人類福祉的路途發展。然而,當數位記憶站在浪頭上洶湧而來,承諾了無比瑰麗的前程時,我們仍需要批判與警覺的眼光來評估它的可能與不能,尤其是它會有的風險與倫理考驗,而後才能自覺的擁抱它,並意識到它對自我生活帶來的改變。

 

數位記憶社會裡的隱私保護

在《黑鏡》描繪的情節裡,當數位記憶可以播放時,必然涉及了隱私的議題。如Liam在聚會中被起鬨去播放他剛參加公司評估會議的畫面,或是他強迫妻子Ffion播放與前男友Jonas做愛的畫面,都帶來一種公/私界線被跨越的不適感。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隱私是指「隱祕而不使人知道的私事」;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指的是「不受他人觀察或干擾,免於公眾注目的自由」。因此,隱私權在現代社會也被視為是一種絕對權,是一種對個人信息的獨有狀態,有不受他人侵擾、知悉、使用、披露和公開的權利。

Figure5Liam在Jonas的記憶影格中看見Jonas在18個月前曾「侵門踏戶」到他的床上與Ffion做愛,震怒之下回家強逼Ffion把那時的畫面播放出來給他看,兩人關係自此破裂。圖片來源:Netflix。

然而,在當代資訊社會中,個人資訊的收集、儲存和分析,遍佈整個生活空間且無所不在。上述記錄個人行動的lifelogging裝置,除了可以揭露個人的身體資訊,同時也能透露關係性的資訊,如個人在什麼時間、地點、與誰從事什麼樣的行動。如此數據化的個人行動軌跡會形構出Roger Clarke 所說的資料庫監控(dataveillance),自然也就容易引起破壞隱私的疑慮。然而,若僅以「不為他人所知」的素樸概念來看待隱私,事實上並無法理解隱私的複雜內裡和動態變化。有學者提出更為整體的觀點,主張將隱私看成是鑲嵌在社會和文化脈絡之中的社會實作,因而是種辯證且動態的界線管理過程。辯證的是,隱私管理會受到自己與互動他者的期待和經驗所影響;而動態的,則是指人們會透過持續的協商和管理來理解隱私,並根據情境脈絡來界定隱私和公開的界線。

何謂情境脈絡?Jerry Kang 所區分的隱私型態,可以做為我們探討情境脈絡的切入點。他認為,隱私是一組意味著三種型態意義的詞彙,包括物理空間隱私(個人的空間和領域不被侵擾)、決定權隱私(個人擁有不被干擾的決策自由)、資訊隱私(個人控制私人資訊流向的能力)。雖然這三者並非絕對互斥的概念,在功能和實作上也會相互連結,但對於新近發展的數位記憶與隱私破壞風險而言,主要的討論則集中在資訊隱私的概念。

資訊隱私,指的是個人決定如何、何時、和在什麼程度下,要向他人揭露個人資訊的權利。在社會化和文化養成的過程中,是否揭露隱私的行動牽涉了各種社會因素,包括性別的、關係的,都會影響隱私概念的劃界過程。學者Lahlou曾設計一個實驗,在一個剝奪隱私的環境(K1 living laboratory)中,歷時三年去觀察24位受試者(大部分是參與這個計畫的工程師),發現他們所遭遇的最典型隱私困擾是,當他們要接起一通與計畫無關的電話時,會不知所措,難以決定自己該以何種語氣、姿態來說話。

據此,Lahlou主張,隱私事實上是一種「保持身份一致」(face-keeping)的概念。在當代社會,個人可以同步從事不同的行動,並在這些行動中切換不同的身份(face),例如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專家、管理者、員工、或朋友,而每一個身份在特定情境下都有它需要遵循的腳本,若行動者在特定情境下不能保持適當的身份、或是被迫穿戴上他不想在此地呈現的身份,就會引發隱私破壞的焦慮。因此,隱私所涉及的就不只是被揭露的資訊本身,更是身份配對(matching faces)的問題;亦即,關鍵點不在於什麼資訊被揭露了,而是這些資訊向誰揭露。例如,你的銀行可以瀏覽你的銀行帳戶,你的醫生可以知道你的病歷,你的性伴侶可以知道你性生活的細節,你的同事可以分享你的商業秘密,但這些資訊若對錯誤的人揭露,就會發生隱私問題(例如:你的同事瞥見了你的病歷)。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在《黑鏡》裡,Grain所播放出來的畫面,在身份相配時會是娛樂與助興(如在好友聚會中重溫過往的美好歲月),但在身份相互衝突時,就會引發隱私破壞的困窘與憤怒(如Liam在聚會中,遭逢點頭之交的邀請,要他播放剛接受公司專業評估的畫面)。因此,我們需要考量的隱私保護,會比George Orwell在寓言小說”1984”裡創造出具有全知之眼的老大哥形象走得更遠。老大哥知道一切並不直接等同於破壞社會隱私或行使壓迫,在lifelogging廣遍的社會裡,全知之眼的權力節制,在於能合理控制資訊披露的範圍,讓它恆處在適當的脈絡內。

 

記憶不只是「記憶」,還是「記得」

由科技促成的數位記憶,是否真能完美的、毫無顛簸地輔助人類記憶運行,順遂化生活裡的疑難或缺漏?要討論這問題,我們會直觸人類記憶的本質。201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迪亞諾(Patrick Modiano),其獲獎的理由為「以記憶的藝術喚起最難以捉摸的人類命運,及揭露[二戰期間]被佔領時的生活世界。」對此讚揚,他在得獎感言裡提到:

「這讚美不僅僅是關於我,而是關於記憶的一種特殊形式,試圖從過去來收集零星碎片和無名者留下的少數軌跡。……。記憶本身不是肯定的,它總持續在對抗失憶和遺忘。大量的遺忘會掩蓋所有事情,這意味著我們只能撿拾過去的碎片、斷裂的痕跡、稍縱即逝且幾乎不能理解的人類命運。」

如果遺忘是記憶的大敵,數位記憶的存在遂完美重擊了這敵人。但這永不遺忘的技術,就是某種記憶的藝術嗎?科技輔助(如lifelogging)的記憶術,其所預設的人類記憶像是個檔案夾,只是儲存、組織一整套過去事件、並能隨時調閱過往時光之所在。由此預設而來,數位記憶自然能成為延伸人類記憶的幫手,彌補人類記憶有其極限和疏漏之缺陷。

Figure6.pngGrain所顯示的記憶影格型態,可點選、放大、重播、倒帶。圖片來源:Netflix。

然而,這樣的預設卻太過天真,忽略人類記憶的複雜性。Bannon即指出,這種以崇尚電子的修辭來構設的科技想像,窄化了人類生活的劇情,只把人類記憶看成是「記憶」(memory)這回事,而不是「記得」(remembering)這種人類行動。事實上,人類記憶並不像電腦記憶的儲存模式,而比較是一種建構的行動。他引述20世紀的心理學家Fredrick Bartlett 所言:

「記得(remembering)不是重新提起無數固定的、無生命的和片段的軌跡。它是根據我們對整體過去經驗的態度而來的一種想像的重構或建構。因此它很難是種精準再現,它也不需要是。……。濃縮、精細闡述、和虛構,都是日常記得行動中的普遍特徵。」

由此,當我們提及人類記憶時,我們所指涉的並不是一個固定在檔案夾中的事件(就像《黑鏡》的Grain所儲存的一幕幕影格),而是一個發生在特定脈絡之中,仰賴當下的行動標的和動機的目的性行動。當脈絡和心理狀態有所變化,一個人的記憶也會隨之改變。在《黑鏡》裡,Liam在聚會中發現妻子Ffion與Jonas的互動有些微妙,開始追問兩人的關係,Ffion透露她與Jonas曾交往過,但自我辯護說,她早已說過這段情。Liam回顧她當時訴說的影像,怒指她當時過於輕描淡寫(「露水姻緣」、「不過就是一週」),直認她說謊。然而,從人類記憶的運作來看,Ffion所重現的並不僅是個謊言,而是一種記憶的建構行動。在當時,她與Liam初交往,在此般濃情蜜意的映照下,過往的人與情就此遜色,「笨事」、「莫名其妙」的註解遂因而被貼上。如此對過往的註解,是站在當下的脈絡、懷著特定的情感、一路走來的生命經驗、以及對未來的期許等情緒,相互混雜後所進行的記憶重構行動,也許就細節來說不精準,但卻貼切傳達了重構記憶當下的感受。可是在數位記憶重兵盔甲的比對下,如此的重構行動卻被貼上冰冷的「說謊標籤」。誰有權利對誰貼標籤呢?究竟誰的記憶才算數?你的(數位)記憶就是我的記得/憶起嗎?

由此我們看到,在這兩種相異的記憶本質假設下,數位記憶並不能拿人類記憶的構成來類比。數位記憶所追求的是一種以科學分析、注重事實講述的能力,它產出的成品會像是個記錄影片(documentary film) ;而人類記憶的運作方式,卻會讓我們以一種創造性的方式,來回顧我們的過往,以形成某種詮釋日記(interpretative diary)。學者O’Hara指出,這種詮釋的日記就像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所言:「一個小時不僅僅只是一個小時,它是一整套包含氣味、聲音、光線投射、氣候等元素的組合。我們所稱為真實(reality)的東西,是這些即刻的感覺的連結,而所謂記憶也會和這些東西同步圍繞著我們。但這些連結在簡單的記錄影片版本中,都被抑制了。」同樣的,被譽為此時代之普魯斯特的莫迪亞諾也認為,僅憑藉每日生活的微小細節或目擊者證詞來建構一個人的傳記,幾乎就像干擾廣播傳送的霹啪聲一般,會讓我們無法聽見真正的聲音,也就無法貼近被記錄者的真實內在。由此,即使科技輔助的數位記憶能鉅細彌遺的留下我們走過的所有足跡,但缺少了主觀詮釋成分的「記得」,我們是否還能說那是種非凡的記憶藝術?

再者,在《黑鏡》裡,有一幕Helen在聚會中談到她的Grain被挖出來了,眾人驚訝之餘,Liam問那過程是否會痛,Helen回答「痛不欲生」的同時,卻也說了「拜這所賜,我也沒記得那麼清楚了」。討論的最後,她吐露,才失去Grain後沒幾天,就發現自己挺喜歡那狀態。眾人隨之無語,對於這喪失數位記憶後的愉悅告白,顯然難以消化。那麼為何不再確確鑿鑿地記得每件事,會令Helen心歡?如此的歡暢,印證了科技記憶所追求的鉅細彌遺再現方式,忽略了人類需要透過遺忘──不論是明亮面或黑暗面──來持續開展自己的生活。Bannon 即引述尼采所言:「歡樂、好的良心、令人喜悅的行為、對未來保持信心──這些都仰賴一個人有能力在對的時機點遺忘和記得。」因此,遺忘不是人類構造中的一個缺陷(bug),反而是一種必要的心智活動,幫助我們過濾湧進的知覺,讓我們得以在世界上行動。如同莫迪亞諾描繪筆下被納粹佔領時的巴黎生活:

「那時住在巴黎的人都想迅速忘記那些時光,或者只記得日常瑣事,讓自己活在一種錯覺裡,以為每天的生活與非戰時期並無太大不同。當他們的孩子詢問關於那個時期的巴黎時,他們的回答經常含糊其辭,或是保持沈默,彷彿他們想要從他們的記憶中擦去那些黑暗的年歲,將某些事物隱藏起來。」

這些原本可以遺忘的心智活動,卻被科技記憶的具體資料一再喚醒,讓人可能持續回想過往的錯誤,沈溺於原已日漸褪色的沮喪之中,而不是去說服自己「那些資料是可主觀詮釋的」,因而也無法對這些記憶進行發展式的改寫(evolutional adaptation)。由此可見,當數位記憶和人類記憶有著全然不同的本質性假設和再現結果時,極力去擁抱數位記憶,是一件該謹慎斟酌的議題。

 

數位時代不斷考驗我們的價值排序

科幻電影的存在,可以讓我們設想,人類社會和技術網絡複雜混生的進化系統,會如何觸及我們對生活/生命本質的想像:什麼想要改變、什麼不容鉅變,變化會伴隨什麼樣的衝突,衝突之下人類是否會有嶄新的面目。對這些設想進行反身性思考,並不只是聊度時光的白日夢幻想,而是會讓我們警醒,應該去掌握科技該走向什麼地方。Lawrence Lessig曾言,符碼就是律法(code is law)。這意思是,我們用程式碼架構起來的世界,會讓一些特別的權力產生,同時也壓制某些權力,也促成或停止某種生活方式。因此,選擇讓哪些程式碼來架構生活世界的過程,事實上就是在選擇我們所珍視的價值是什麼。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當記憶被轉換成數位符碼是什麼意思?它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的結果是什麼?人與技術是如何成為混種複合體?而這些混種的形式如何影響人們彼此之間和與自然互動的方式?

這些反身的思考,都難以有一個輕易的答案。數位時代就是一個不斷考驗我們重省價值排序的時代。但是,若就此武斷拒絕任何改變的可能性,也許可以說是某種形式的掩耳盜鈴。較具建設性的做法,是去打開科技的黑盒子,並用一個「對的方法」進入它,看見程式碼是如何運作的,它如何影響我們互動、連結和建構認同的方式。以科幻電影為本所進行的反身性思考,就是在尋找一個「對的方法」來進入數位世界,讓數位符碼帶出的不同形式價值與理性,能夠以創造性的方式來與既有的價值體系相互混生,並在對話中成就一個更為彈性、開放的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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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都市裡寫民族誌?

洪意凌 /清華大學社會所

 

自從搬到新竹以後,我就常常在煩惱吃的問題。我喜歡為自己煮飯,也想減少製造因為一次性包裝而產生的垃圾。要符合這兩個條件,上菜市場是最好的。可是我沒有車,而我住在清大後門附近的山邊。我最喜歡的是清大成功湖畔的綠市集,那裡可以買到季節蔬菜、在地食材做的果醬和麵包、各類客家漬物、放走雞蛋。但它一個月只有兩次。而且夏天時背著蔬菜糧食走這段上坡下坡的路實在不容易。因此買車前,我有時也有點奢侈地搭計程車去菜市場——等等,這篇文應邀時,不是接獲指定要談我的便利商店民族誌研究嗎?

好的,那麼讓我重新開始。我曾經在西洛杉磯一個有點難度的田野(一家便利商店),找到一個那個田野裡本來就有的位置(路人)。這個田野的難度在於,路人人人可當,但你沒辦法在同一個地點長時間當一個路人。其實你得很刻意地做某些事以不引人注意。而當你待久了,你漸漸會發現,某些人總會在某些特定時間出現。我在一篇文章裡,描繪了這個人來人往的地點的一天裡,有誰來過、發生了什麼事,這些加疊起來,如何使它對每一個人發生意義,然後這一切又怎樣回過頭來使這個地點不只是一個地點,而成為一個獨特的地方 (Hung 2016)。

事實上,吃跟行走或其他交通方式確實密不可分。吃是一種社會行為。食物的生產、運送、烹調與食用無不涉及各種社會安排。德國飲食專欄作家與行為心理學家合作的《吃的藝術:42個飲食行為的思考偏誤》一書中提到了「食物半徑」的概念,藉以強調在採購與飲食方面,我們是很依賴慣性的。人們80%的飲食抉擇都在家裡及住家附近完成,我們通常只在離開這個半徑,例如去別的地方度假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如果人們在這樣的慣性下,總是選擇加工食品,那麼可能會有影響深遠的結果。

 

雞只不過是「長了翅膀的黃豆」?

事實上,這已經是發生在現代社會中的事了。如果食物要不分季節與日夜隨時可得,那麼食物就會摻有方便製造、囤積、運送和保存的添加物。例如巧克力中添加卵磷脂就完全是為了製造上的考量。而大部份超市架上的商品以及幾乎所有的速食產品,都有黃豆。社會學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糧食戰爭》一書中特別為黃豆寫下〈神奇的豆子〉一章,因為黃豆進入到我們的食物系統的過程非常具有代表性。在美國及巴西,黃豆產業發展過程中,農企業利用科學和發展的觀點進入了政府權力中心, 控制了種子。當黃豆離開了巴西之後,它就演變成多種不同的樣貌:黃豆粉、黃豆油、整顆黃豆還有雞;正如一位激進份子告訴拉吉.帕特爾的,雞只不過是「長了翅膀的黃豆」。 而且在黃豆產業中,只有少數幾家農企業在賺錢。例如卡吉爾公司。它在巴西成立非法黃豆農場,把自家的黃豆送到工廠碾碎後,再把初製品載送到巴西沿海的非法港口出口到歐洲。到了歐洲後,卡吉爾公司把黃豆再次加工,或賣給旗下的太陽谷公司做為動物飼料。這裡看不到太陽也看不到山谷,所有動物長大後就被屠宰並加工,所有工作由太陽谷公司包辦,直到食品被賣給麥當勞。

2018031305.jpeg許多人或許都吃過麥當勞的雞塊雞腿,有想過這些雞是怎麼來的嗎?
圖片來源:https://goo.gl/9Smj6D。

黃豆的無所不在,代表的不只是我們喪失對某種食品的自由食用選擇權,其背後還隱藏了環境破壞、謀殺與奴役等不為人知的故事。從超市商品、速食產品到動物飼料、植物油與人造奶油,幾乎無所不在的黃豆讓我們看到,市場的優勢不是市場力量所促成,而是政府與私人企業共同進行廣泛的研究與大量投資的結果。都市裡加工食物之所以隨手可得,與巴西農人被剝削有著都市人看不見的關聯。為了抵抗這個不斷虛華地向上發展的食物生產系統,巴西的小農組織了「無地農民運動」,建立一個小鎮,名為「八月十四」(以其成立的日期來命名)。小鎮安置了那些因農村破壞而流離的農人,並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和銷售管道。美國學者Noam Chomsky稱它為全世界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無地農民運動」在生產流程的源頭造成破壞、建立永續經營的農業模式、也創造出了另一種經濟與生活方式。

人們在哪裡吃、選擇吃什麼,除了有心理慣性外也受到社會形塑,並且具有社會後果。當我還是研究生時,我選擇了便利商店作為研究主題,我想從看似瑣碎的吃與行走等事,觀察種種社會過程如何顯現在日常生活當中。便利商店是做這種觀察的好地點。我很喜歡的一本書是幾年前所出版,以台北的便利商店作觀察與呈現的《7-Eleven便利城市》。便利商店是一種典型的二次戰後美國零售形式。促成這種零售形式的後工業發展,或許也同樣促成一種鼓勵人們不停運轉的生活安排。便利商店所販售的即食食品,即使和傳統食物有著類似形式,往往不像傳統食物一樣營養。然而,雖然這樣的食物與食用方式不再緊繫著家庭與鄰里生活,但我認為這樣的食物仍然具有有趣的社會意義。它促進社交、讓人們得以在一件事與另一件事的空檔之間,有一個理由聚集,一起走到商店,消磨一些時間,再走到原來的地方。哲學家韓炳哲寫的《倦怠社會》,講的是帶有目的去做事的日子讓人疲倦。而或許到便利商店走一圈,多少也讓人可以從疲倦的日子中,找到暫停的機會。

 

童年小鎮上的「貴卿」

說到家庭食材的購買,我是從小訓練的。我在中部一個盆地裡的小鎮上出生長大。身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常幫廚房裡忙碌的母親跑腿。少了一兩樣食材或調料,母親就交給我一些零錢,囑我去「貴卿」那買。我跨上腳踏車出門後右轉(這段短短的路上,隔著農田和矮房子的不遠處就是小鎮邊沿,隨著天氣變化呈現或深或淺的藍色的群山。後來的我回憶起來,才明白那是一幅難得的寧靜景緻),騎到巷子的一半再右轉進一條更狹小的巷子,不久就到了巷子與大馬路交叉處的貴卿。貴卿店門口一只鐵絲鳥籠裡有隻八哥。每當有顧客來了牠便喊「阿蝦(hê),有人來買!阿蝦,有人來買!」。貴卿或阿蝦會自店舖後方的住家空間中走出來接待顧客。

貴卿小小的店裡擺了各種乾貨、罐頭、零食。門口有一木製盤子,上面擺著鎮上一家豆腐店每天製做的豆腐,是口感紮實,其上有模具形成的方格的板豆腐。貴卿或阿蝦會沿著方格切下顧客需要的份量。這新鮮的豆腐切成小方塊簡單調味煎了就很好吃。又有次我到貴卿那說要買一枝蔥,老闆貴卿知道我是巷子裡的孩子,常常來跑腿,而蔥一枝沒多少錢,乾脆送了我。我回到家裡把蔥和沒有用到的錢交給母親,母親失笑說她要的是蒜仔。原來我路上只一心掛著剛才看到一半的電視節目,把蒜仔記成蔥了。八哥、豆腐、蔥與各種零食調料的貴卿,在對小鎮造成重創的九二一地震那時候沒有倒。但因為生意日漸冷清,雜貨店收起來了。

大地震那一年我上了大學。當時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的。人在唸完國中以後就會離開小鎮上的家,到都市裡去唸高中,然後或許到另一個都市或許留在同一個都市唸大學。而一些人們認為尋常的事,在我看來卻非常新奇,我得要很努力才能學會。例如都市女孩們在月考的那天,會在上課前準備好便服,下課後在廁所換好,甚至也上一點妝,然後共乘計程車到百貨公司逛街。在專櫃小姐上前來招呼的時候,女孩們以一種既不退卻也不特別感興趣,略帶冷淡但禮貌的方式應對。這種種都與小鎮上事物的運行很不同。那跟我在看電視的中間跨上腳踏車到貴卿那說要買一枝蔥而老闆乾脆送了我,是不一樣的。對我而言,百貨公司、便利商店、咖啡店、漢堡店,這些都是都市的,跟某一種作息和行走方式相連在一起。後來當我讀到社會學者Anserlm Strauss 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觀察到都市裡交錯的社會世界各有一種“orbit”。我覺得,對,真的就是一種都市生活的軌道。

空間會構成一種互動腳本。而都市空間是特別的(僅管我們沒辦法只討論都市而不討論它與整個社會的關係,也很難指認都市的邊界從哪裡開始)。從小鎮移居到都市的我總看不厭都市空間以及其中的人們。有些都市空間更可能孕生親密,有些則更有利於隔闔與漠然。都市人們知道在某些場合更適合以某種打扮、態度與互動出現。各種空間都有它的社會性格。洛杉磯是一個跟汽車共生的城市。它所孕育的社會學多少沾染了些許南加州氣息。從芝加哥開始的社區研究,在這裡蛻變為一些有趣社群的研究,例如在都市中試圖保存傳統的猶太人移民社區、藉由經營水果沙拉的小攤子謀求生存的拉丁裔人群。

 

是誰出現在便利商店?

都市空間中發生什麼事往往不是可以事先預料,而要在場觀察,才能知道是如何實際運作。都市研究者Jane Jacobs喜歡觀察街道,她認為街道構成一個城市的主要內容。三十年後,都市民族誌研究者Mitchell Duneier在Jane Jacobs曾仔細書寫過的街廓Greenwich Village走過。在路邊擺攤賣二手書的無家者告訴他,他將會在這裡看到Jane Jacobs所說的“public figure”——一種藉由總是在場且與不同的人聊天而維繫街道生活所需的人。Mitchell Duneier自認為對Jane Jacobs的著作非常熟悉,但是一時沒有聯想到眼前的人就扮演著Jane Jacobs說的public figure。這一份好奇開啟了後來變成The Sidewalk一書的研究,探討美國都市民族誌的一個重要主題:人們如何在街道討生活。

而我所書寫的便利商店位於西洛杉磯,距Santa Monica海灘以及I-405公路(一條南加州重要的南北向跨州公路)各約五分鐘,座落在兩個相對富有的社區之間。這樣的位置使得這一間便利商店成為一個繁忙的地點,讓我可以觀察到不同時間出現的不同的人。我借用社會學家Lofland的概念,區分出了五種發生在這個便利商店的互動單位:Customers, Patrons, Residents, Individuals with Mobile Homes, Urban Village。Customers指的是一般顧客,他們對商店只有概念式的認識,而且也只利用商店來進行一般日常生活所需之購物。他們對便利商店的理解如圖一所示。對他們來說,這一家店只是都市裡諸多便利商店之中的一家。Patrons則對這家店有較為個人化的認識。“Richardo”是一個例子。他是一位住在洛杉磯東邊的拉丁裔移民,他和他的朋友每天到西邊來做公寓修理工作。下班後,他和朋友會來這家店喝咖啡、吃甜甜圈、與店員聊天,等到交通巔峰期過了再開車上高速公路回到東邊的家。Residents指的是幾乎把店當家一樣的人們,像是店員。

2018031301圖一、便利商店的佈局。一般顧客對商店只停留在概念式的認識。

 

Individuals with Mobile Homes則是帶著同伴到處移動的人。這家便利商店附近有一所高中,下午四點高中生們下課後,會三三兩兩地走到便利商店買零食,有些當場吃了起來,有些去等公車,有些則還要回到學校上課後輔導。他們前往便利商店的路線如圖二。在我跟著他們從學校走到便利商店時,我看到這些高中生們走到哪裡,就改變了那個地方的氣氛,把那個地方變成他們的遊樂場。社會學者Erving Goffman曾說,當人們走在街上的時候,他們之間會有一種“with”。我想研究這個 “with”、它如何隨著人們跟不同的人走在一起、走在哪裡而有所不同。對這些男孩女孩而言,也許便利商店這種歡樂的氣氛只有這個時候存在。若他們幾年後自己再回來這裡,這已經不會是同一個便利商店。

2018031302.png圖二、Individuals with Mobile Homes,那些帶著同伴到處移動的人經常走動的路線。

 

我用Urban Village指的是一群無家者。他們的社會世界由便利商店、附近的退休軍人醫院,以及他們稱之為 “the island” 的一小塊畸零地所構成(見圖三)。這一小塊畸零地是三條馬路交會所形成的。無家者輪流拿一塊寫著 “homeless, please help” 的牌子,到 “the island” 上乞討。他們在便利商店用討來的錢買東西、交換訊息。有些與店員關係較好的人,也會獲准使用便利商店的廁所。還有每當一位老太太出現時,一位店員總會把當天過期但還可以吃的食物給她,其他店員則會對給她食物的店員開玩笑說,你老婆來了!

2018031303.png圖三、無家者的社會世界由便利商店、附近的退休軍人醫院,以及他們稱之為 “the island” 的一小塊畸零地所構成。

 

當不同互動單位的人們都在一個空間裡,運用空間裡的元素進行互動的時候,有可能會使這個原本被指定為不被停留的空間,變成一個多用途空間。人與人間的互動,跟空間的意義有互相增強與豐富的效果——這也是Jane Jacobs觀察到過,並稱之為 “street ballet” 的現象。在我的便利商店田野,有次有位女性無家者Jessie掉了腳踏車。在店門口擺攤賣花的年輕人幫她找,但很不幸地沒有找回來。幾天後一個晚上,腳踏車失主的一個朋友也騎著腳踏車來便利商店買東西。正在門口與賣花年輕人聊天,等著要上高速公路的Richardo提醒她要小心,前幾天才有人掉了腳踏車。她說她已經知道了。後來掉了腳踏車的Jessie剛好出現,丟失了的腳踏車因此促成了一次不同互動單位間成員的連繫。

 

田野工作與「留神」

從事民族誌研究,你要常常去你的田野地點,而且每次都要寫筆記。作為一個外來者你會覺得不安、焦慮,以及不足。但要持續地寫,把當場你實際感知和觀察到的東西寫下來。因此要寫即時的速記,然後每次從田野回來的當天或隔天,把速記寫成一篇完整的田野筆記,這樣才能保留“headnote”:你在腦中作的筆記。人的腦可以記得比手更多的事。然而如果不馬上寫,它們會消失。而它們是研究很重要的材料,往往都會跟你的研究很有關。如果在中文世界裡要找一個詞彙來說,香港作家也斯的「留神」十分適切。我認為 ”headnote”講的就是一種留神,是在「學習觀看,找尋事物的意思」。另外我總覺得小說家董啟章常在他小說中呈現的快餐店速寫十分地細緻幽默,一定是根基於日常中仔細的觀察。事實上,我在從事博士論文田野的時候,正好在讀董啟章的《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這本遊記是小說家的一次非虛構書寫。我覺得他很好地示範了筆記方式,對當時正在摸索書寫方式,且孤單地進行田野工作的我來說,是一本很好的寫作陪伴書。

之所以要投注時間與精力進行這樣奢侈的寫作,是因為它是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如同其它研究方法也有其特長之處,民族誌則提供特別豐富的社會生活細節與分析,因而能夠呈現田野裡人們獨特的意義生產過程。民族誌從來不只是一種描述。民族誌研究者在寫田野筆記的時候,也是同時在主動地詮釋進行之中的社會生活,並把這些經驗和詮釋轉換成不曾去過那裡的人也可以取用的文本。我覺得田野就是,隨著你進入它,它也會改變你一點點。然後你試著把這一整個過程寫出來,並且希望那些本來不被看見、理解,甚至承認的真實,也使讀到的人移動一點點。這樣的書寫需要一種耐心與耐力。大多時候寫下來的東西不會直接成為作品。可是,它會變成你的土壤。在持續的書寫與回頭整理中,你會發現,在你的澆灌中長出了美麗的植物。它往往跟你一開始想的不太一樣,但也因此,它會回報你以一份意料之外的美麗。

也許,相對於別種文類而言,學術寫作對於將現象抽象化的程度要求更高,以求形式化的語言能夠被攜帶到其他社會情境中被展開。但我覺得無論學術作品與否、虛構或非虛構寫作,那種綜合性的創造能力是非常類似的。我無法說哪一種閱讀讓我受到更多啟發。例如艾莉絲.孟若的小說《雌性生活》,開始於位於小鎮邊緣一條路的盡頭的家。讀著小說家述說小鎮居民如何以各種日常細節,舖陳出一種彷彿不言自明而其實佈局細密到有點誇張的無事感,每每令我想到我成長的小鎮。

完成博士論文後,我沒有馬上找到工作。在投遞出一份份履歷、等待回應的同時,我也修改我的便利商店研究並投稿給期刊。因為後來我沒有選擇都市社會學作為最主要的專長領域,當時我有點猶疑投入那些時間的意義是什麼。但現在我很高興我把它整理了出來,而可以跟大家談談我的便利商店民族誌。我想我從中帶走了一份綜合性的社會學能力。小說家吳明益在一次訪談中,論及「小說感」:一則有小說感的新聞意味著,這個「短短的敘事既有延展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某種更巨大思維的象徵」。我想我的都市民族誌書寫,也許是我在學習成為一個社會學者的路上,試著同時既在其中,又拉開距離的一次練習。我們知道都市空間有它的性格,但我們試著不要太快地下判斷。我和許多社會學者一樣,不那麼欣賞時間即金錢、空間也金錢的資本主義邏輯。談到便利商店這種販賣便利的零售形式,於是不免感到有點矛盾。但也許我們終究是帶著微小的希望,看著這矛盾。即使微小,但無家者與等著開上高速公路的工人開始談論一台丟失了的腳踏車的瞬間,就如同孕生了菜市場和柑仔店的社會土壤一樣,是非常可貴的。

2018031306“street ballet” 的現象,人與人間的互動,跟空間的意義有互相增強與豐富的效果。
圖片來源:經典雜誌,陳弘岱攝,https://goo.gl/f7M2jz。

今天的我們,值得為自己煮一餐飯

民族誌觀察的能力也很適合用在農業創新。有人類學者參與其中的「穀笠合作社」在埔里種米也經營社區空間;「土拉客」在宜蘭種米種菜也種多元性別,去年夏末我在她們家吃到了自家的米、蔬菜、味噌、鹽麴。一整桌的幸福甘香滋味令人難以忘懷。

我現在住的都市裡,快速道路、大包裝購物商場、租屋市場等各個生活環節巧妙地將資本主義與主流家庭形式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較便利主流家庭形式而不鼓勵一個人為自己煮食的環境。有時真讓即使寄居過幾個都市,自認為適應良好的我也感到種種不便。然而即使在工業與農業搶水的新竹,其實還是有不少努力經營的小農以及環境友善店家。其中,減塑什貨店「新村小商號」開在忙碌的光復路邊。等著農友送菜來的時候,不時有附近居民經過走進來聊天或買幾樣東西。小商號的經營者是兩位與我差不多年紀的女性。我在綠市集遇到她們。那個時期的小商號主要以一臺雜貨車在經營。經營者之一的拉拉自然地跟我介紹每一樣商品的由來,那一份溫柔與耐心讓我驚喜。後來有了店面,更容易找到她們了。因為與她們有一份熟悉,有時忘了帶容器,我也可以厚著臉皮跟她們要一個紙袋。前陣子有本書《老雜時代》出版,新村小商號請到作者辦了新書分享會。我跟拉拉說這本書好像在說你們。她也說,那正是她們理想的經營方式和生活。

後來我也在新村小商號買到了鹽麴和無包裝豆腐。原來真的像「食物半徑」的理論所說的那樣,自家附近,竟然應有盡有。曾經蔥蒜不分的我,曾經不時搬家的我,開始可以多一點從容,在生活運轉著的軌道中勻出時間在購物之前準備好容器。做菜一事上我雖不靈巧,但有時我試著做從母親那裡學來的料理風味,有時我喜歡一點混搭風,也覺得有趣而滿足。比如,味噌和起司我覺得意外相配。於是,最近我開始覺得,即使眼前的都市空間讓人難以好好吃飯,但因為逐漸發現了朋友和夥伴,我相信無論寫字、務農或經營商店,我們可以是那創造者。今天生活的選擇可能影響明天的社會安排與文化。今天的我們,值得為自己煮一餐飯。

 

2018031304.jpg新村小商號現在的店面位於「赤土崎」一棟建築的一樓,房東曾經營淨水器生意。
圖片來源:作者攝於2018/2/28。

 

 

 

參考文獻與延伸閱讀

也斯(2002),《街巷人物》。香港:牛津大學。

艾莉絲.孟若(蔡宜真譯)(2014),《雌性生活》。台北:木馬文化。

阮慶岳、曾嬿芬、林聖峰(2009),《7-Eleven便利城市》。台北:田園城市。

拉吉.帕特爾(葉家興、謝伯讓、高薏涵、謝佩妏譯)(2009),《糧食戰爭》。台北:高寶。

梅蘭妮.穆爾,狄安娜.馮寇普(林琬玉譯)(2017),《吃的藝術:42個飲食行為的思考偏誤》。台北:商周出版。

董啟章(2004),《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台北:高談文化。

韓炳哲(管中琪、莊雅慈譯)(2015),《倦怠社會》。台北:大塊文化。

Duneier, M. (1994).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Hung, Y. (2016). “Infraordinary Ties and Place-making at a Convenience Store in West Los Angel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5(5): 529-552.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ofland, L. H. (1973).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Strauss, A. (1961). Images of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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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真的很重要嗎?睡眠與青少年發展

林文旭/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大家看到的青少年問題,除了學習的課綱問題外,另一熱烈討論的議題是「青少年睡眠不足問題」。許多平台開始探討延後上學時間的可能性,甚至也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提點子」網路平台(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案成功(約5669人附議)並得到歸責單位的正面回覆說明。雖然提案的上學時間9-15基於諸多考量恐無法實施,但教育部已開放高中職一週兩天學生可以選擇不參與早自習等活動,而在早上8點到校即可。這些種種討論,主要目的無非是要讓台灣的下一代(國小到高中青少年)睡飽。本文想分享,睡眠對青少年的重要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2018030603.jpg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提案,延後上學時間。圖片來源:https://goo.gl/XiJ18x。

 

青少年發展的重要

在進入睡眠之前,先讓我們了解一下生命發展。許多人都了解,一個人的成長會經過不同生命階段(粗略的分):兒童期、青少年期、成年期跟老年期。每一階段都很重要,但青少年期是一個相對重要的發展階段,因為:此階段銜接人生的黃金階段——成年期且面臨許多改變。前者所強調的正是生命歷程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核心概念:生命階段是環環相扣的;也就是說,前面的生命階段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會影響後續生命發展。以Moffitt的理論為例,她認為青少年階段的偏差行為屬於「常態」,但有些人留下了痕跡(例如,案底或是毒癮),因而在大家都開始 「離開」(desisting)偏差行為時,這些痕跡 「切斷」 (knifing off)了回歸正常的連結,因而造成後續成年階段繼續在犯罪中打滾。除了青少年期所處的重要地位外,該階段也是一個充滿變化的階段。除了生理方面經歷青春期外,青少年也同時面對心理發展及變化(尋求獨立及認同以及所產生的情緒起伏及不穩定)、認知能力發展(抽象思考及批判)以及行為改變(偏差行為增加)。這樣許多的變化一起發生,伴隨課業壓力的增加,無怪乎學者認為青少年階段是一個充滿風暴的階段。

 

青少年睡眠行為的改變

睡眠對於生物發展相當重,它佔據生命中約1/3的時間,是人類基本生命活動的要件之一,充足睡眠也是維持健康的重要關鍵。世界睡眠醫學會(World Association of Sleep Medicine, WASM)從2008年起,將每年三月的第三個星期五訂為世界睡眠日,睡眠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青少年階段是大腦逐漸成熟發展的重要階段,充足的睡眠有助於大腦的成熟。雖然一般的認知認為嬰兒期以及兒童期所需睡眠時間比較長,接著此階段之後的睡眠需求會開始下降,但是研究顯示,青少年的睡眠需求並沒有比兒童來的低,而國內學者更認為青少年期睡眠需求量應增加,以因應生長的急遽變化。

因著進入青春期,青少年的睡眠行為也逐漸改變:生理時鐘逐漸轉變為晚睡晚起、週間與週末的睡眠時間差異頗大。前者的轉變(晚睡晚起)與社會要求完全相反,因為在所有的已開發國家中,國中階段的上學時間均比國小要早,而青少年習慣晚睡,倆倆相互影響,普遍造成青少年睡眠不足。一項跨國研究指出,歐美青少年平均睡眠時間短於亞洲各國。而來自於華人圈的研究比較已發現,大陸、香港以及台灣的青年學子其睡眠時間比歐美青少年短。

青少年改變的睡眠習慣及週間睡眠不足,會產生不規律睡眠時間表:週間與週末的睡眠時間不同,或是上床起床時間不同。這樣的結果不難理解,因青少年睡眠時間需求並未減少,然而週間睡眠不足(晚睡早起),導致週末有 「補眠」的現象。研究發現,週間與週末睡眠差異確實普遍存在於各國,且差異可以大到2小時。台灣學者利用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的資料調查,發現國中階段台灣北部青少年(雙北及宜蘭)週間睡眠時間為7.29小時但是週末卻高達9.25小時。

2018030602青少年週間睡眠不足,導致週末常有 「補眠」的現象。
圖片來源:Pixabay,https://goo.gl/P6ZdLu。

 

睡眠與青少年發展

那麼,青少年的睡眠變化,跟我們經歷或是觀察到的各樣身心及行為變化,兩者是否有關呢?以醫學觀點來看,這樣的情形被稱為 「共病」(co-morbidity),亦即,類似的行為或是疾病一起發生的機率如何。為了解這樣的可能性,接下來將利用實證資料以及文獻,分別探討睡眠衛生(sleep hygiene),如何影響青少年的課業表現、偏差行為、以及心理健康。睡眠衛生包含二個睡眠問題:少於6小時的過短睡眠,以及不一致睡眠時間。

睡眠如何影響課業表現呢?研究顯示,睡眠不足會降低大腦的認知及相關功能、以及衝動控制(impulse control),而認知能力以及衝動控制均與學業表現息息相關。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的調查顯示,台灣北部青少年於週末睡眠少於六小時或是睡眠不一致,會導致學業表現欠佳(班級排名落後、主要學科不及格經驗、或是課業跟不上)。而以北部高中職學生的另外一篇研究也發現,不一致的睡眠時間將導致課業表現不佳。

國外研究發現,青少年睡眠時間少於8小時,特別是少於6小時,容易有偏差行為,不一致的睡眠時間也容易有物質使用(substance use,如抽菸、喝酒、吸毒)的問題。我們的研究也發現,台灣北部青少年週間睡眠時間低於六小時者,較易有偏差行為(物質使用、打架鬧事)。這顯示,當一個人睡眠不足或是睡眠不一致,其衝動控制會降低,認知思考較不足,此情境會讓青少年具備很強的 「犯因」 (crimnogenic),形成偏差行為。

研究也發現,台灣青少年週間睡眠低於六小時者,其憂鬱情緒較高,快樂情緒較低,這是因為睡眠不足不僅對於認知功能有影響,也會影響大腦的前額葉皮質,進而影響了情緒控制以及覺醒(arousal:指個體對於同一事件的情緒反應多傾向負面情緒而較少有正面情緒)。

不過必須注意一下,雖然研究指出,睡眠不足與不一致睡眠時間對於青少年與青少年階段各樣的變化有相關,但是兩者的連結並非如此的單純因果關係,也就是認為睡眠不足造成了課業表現不好、偏差行為、情緒起伏,許多的理論均提醒我們,這些行為間只是相互有連結而已。進一步來說,睡眠不足造成課業表現不良,而課業表現不良其實就是一個產生偏差行為或是負面情緒的危險因子。我的研究發現,這些行為之間是相當複雜的(如圖一),這都再次說明,青少年階段睡眠變化以及其他變化行為或情緒改變,都是相互有關聯的。

2018030601

圖一、睡眠行為與青少年發展的複雜關係。

 

重視青少年的睡眠時間有助於個體未來發展

睡眠缺乏或是不一致的睡眠時間,與青少年期各樣的變化(特別是負面發展)息息相關,而生命歷程又是環環相扣(青少年期影響成年期),秉持著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或是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為使國家未來主人翁能適應更好,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睡眠的重要性。以本文呈現的資料以及推論,或許晚一點上學,讓青少年可以多睡一點,是一個不錯的開始。此外,也可以加強宣導一致性的睡眠時間對於個體未來發展有深遠的影響,而非僅僅只是單一階段(青少年)得利而已。或許於學校的健康教育課程,可以安排相關睡眠領域專業人士給予青少年甚至父母相關睡眠衛生知識,更有效的幫助青少年渡過更健全健康的青春期 「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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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作為禮物的清明上河圖,看不同時空的社會情感

劉名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這幾年台海兩岸的博物館界,對《清明上河圖》有不少的活動與討論,甚至在台北故宮官方網頁上,還有專屬於《清明上河圖》的情境區。很多人會意外,怎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清明上河圖》?其實現存的《清明上河圖》,可能超過卅個版本,光台北故宮就有七個版本,這裡列出來的只是其中的四個版本,分別是最常看到的清院本(第一張)、張擇端簡本(第二張)、仇英本(第三張),與沈源本(第四張)。另外,張擇端還有個正本,也就是以「清明上河圖」為名的第一版,這版本並不在台北,而在北京故宮,2010年上海世博展場裡「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版本電子化的成果。

2018022701清院本

2018022702張擇端簡本

2018022703仇英本

2018022704.jpg沈源本

 

不過,這文章要刊登在《巷仔口社會學》,對《清明上河圖》的討論不只要寫出社會學的味道,還要從畫裡聊出一點巷仔內的趣味,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呈現社會學的視野與主題。根據Google scholar的資料,最常被引用的社會學家是布迪厄(P. Bourdieu),引用其作品的次數還遠超過第二名馬克思。他研究的一個關鍵概念,就是「文化資本」(capital culturel)。從這裡可以知道,社會學不只處理勞資關係、產業發展,或者社會運動,也能涉及文化、藝術等等。把社會學對於文化的理解,應用在《清明上河圖》的藝術解析,也就再適當不過了。

那麼,如何藉由《清明上河圖》來談文化呢?在理解文化時,社會學家很習慣地採取了「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不同的社會,不單單有不同的文化,文化的意義還要落到該社會脈絡中來理解。因此,文化沒有高低、沒有優劣。作為社會學家,我也同意這樣的立場。但認同文化相對主義,並不代表了每個人、每個文化都會特殊到沒有根本的,普遍的,並進而可以比較的基礎。因此,這篇文章即想藉由《清明上河圖》,來談一些根本、普遍的基礎,也就是「情感」,或「情感原型」,以及「禮物」及其背後的「社會交換」。

 

不只是圖畫的圖:作為社會禮物交換的《清明上河圖》

很直接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個「禮物」:當張擇端是個翰林時,他畫了第一幅以「清明上河圖」為名的圖,把此畫呈送給宋徽宗。這裡的「送畫」,不能用經濟理性的計算來理解,而是種心意,就像我們送人禮物,會考慮禮物適不適合雙方之間的關係。仇英與沈周、文徵明及唐寅等齊名,為明代四大家。當時世局相對穩定,仇英畫作的《清明上河圖》是以蘇州城為對象,它在宋室南遷後即為重要的工商城市,並以絲綢著名於世。仇英之後,即開啟了以「清明上河圖」為題材的畫作,不僅成為達官豪門互贈的禮物,大量畫作也在清初進入內府,使得清宮組織畫工,畫了張加長版,成為特別精緻、華麗的「清院本」。

如此看來,《清明上河圖》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不管是獻給皇帝,或是達官豪門間的饋贈,都是對對方地位的承認。這種禮物餽贈是社會性的,透過交換而確認其間的社會意涵,因此也是種承諾,確認了其中「上下主從」、「高低貴賤」的關係,或至少是送禮及收禮者之間,處於一種親近的社群裡。這就是禮物所表現出來的「社會交換」,它不同於、甚至是瞧不起經濟上斤斤計較的「經濟交換」。

從「禮物交換具有社會意涵」的角度出發,我們也就比較能理解「情感」與「情感原型」的意義。在社會學的傳統裡,情感有個很吊詭的位置:一方面,當代主流的社會學與廣義的社會科學裡,很少討論情感,談的是策略、利益、理性等等;另一方面,我們會很直覺地看到,情感是社會生活中的關鍵元素。連結上前述的禮物社會交換,情感的意義是:它不是計算的、不是策略的,而是在計算與發展策略「之前」,或隱或現的社會倫理。社會倫理具有強制性,與情感有關的強制,則源自於社會連帶的需要。隨著社會連帶而來的依附、承諾與確定感,會讓人安心、放心。但是,能建立依附、形成承諾,而讓人有確定感的,在不同情境中也會有不同的對象。《清明上河圖》畫作裡的主題不斷出現,並且被當成禮物來贈送,那麼,這畫作主題中,涉及哪些情感?涉及什麼人類原始而普遍的原型?這些情感如何被表達?會因為不同時空而有不同的情感模式嗎?

 

《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與死亡面對

《清明上河圖》有個特質:它不是一般的畫作,在後世有很多它的「仿作」。換句話說,它很受歡迎,並成為一個主題,就像是西方繪畫史上也有人物畫、風景畫等等的主題一樣。那麼,就以「清明」、「上」、「河」的景像來說,它表現了什麼主題?最先看到的,當然是「清明」。

李亦園在〈寒食與介之推〉的文章裡,提到了清明節的傳說來源,並且以「用火—禁火」、「熟食—生食」的對比,來解釋「人文—自然」間的關係。當年的晉文公要介之推來當官,但介之推不想離開母親、離開家,不想進朝廷為官,就留在家裡。晉文公為了逼他下山,用了一個蠢方法:放火燒山,希望逼介之推離開山裏,結果卻是燒死了介之推一家人。「之推焚,寒食立」,晉文公為了哀悼介之推,下令以後這一天大家不開火,而這就是「用火—禁火」的對比。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對比:「家人—官府」,或者是「私—公」。清明作為節氣,標示的是冬天結束、春天到來,後來轉化為活著的人祭祀死去親人的節日。在「冬天—春天」及「死—活」的對比之間,不僅是對生命的贊頌,也是對死亡的尊崇。火是促成人類文明的重要元素,晉文公燒死了介之推,是官府的力量與家人間拉扯的悲劇,官府是「公」、家人是「私」,忠孝經常不能兩全,這是悲劇的原因,也因為悲劇,面對著燒死人的火,就有了不用火的寒食來紀念。

於是,「人文—自然」間的區分,因為寒食的紀念而出現了價值上的選擇:火讓人有新的生命,那是充滿活力、萬物生長的春天,因此能夠征服,但也有新的風險;相對地在冬天裡,人們與家人在一起,安靜地抵抗自然,沒有火自然也少了風險,兩者各有所長,前者外向、後者向內。然而,因為介之推的緣故,人們在清明節裡寒食,不單單是禁火、崇尚自然,並在慎終追遠之際,「向內」重新確認、取得家族關係的安全感,它同時也是對火、對人文規範,及對官府的抗議。

從這裡來看,清明節有個特別明的主題,即「面對死亡」。而對著此一絕對的空無,人們則以祭祀的儀式來喚醒家族凝聚、面對死亡。面對死亡是人們普遍的情感課題,它變成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情感原型,並生成了對應的倫理來面對。

 

《清明上河圖》畫內外所呈現的交換關係

《清明上河圖》一定有河,河有上下游,並也有橋溝通河左右兩岸,因此我們很容易地可以從畫裡看到兩種交換:一、在畫中心的「橋」兩邊的交換;二、河的上游與下游之間的交換。但是如果我們跳脫畫作本身,而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作為禮物交換的畫作,那麼就會理解有第三種交換:表現在畫家與畫之間的交換,以及在畫與觀眾間的第四個交換。

那麼在「面對死亡」的情感原型,《清明上河圖》如何呈現呢?我們看到它與寒食節裡的價值,有了不同的樣態。清明「上」河圖的「上」,涉及了第二個交換(河的上下游交換)。寒食節重視的是自然,是慎終追遠時的家族,但圖裡要「上」河,不僅是對抗河水「自然」地往下流,看畫之際也是將畫由右向左攤,從最右邊的鄉村自然風光,逐步往河上游去,經過城裡,最後到宮中。河,不只是畫裡北宋首府開封的汴河,也是生死間的忘川。因此,由右向左地看畫,看的不僅是升官晉爵的路徑,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也看到了面對死亡的態度:由荒涼的自然,向著人文與繁華。這是種「外向的」情感狀態,而如果忠孝之間的兩種倫理必須擇一的話,畫裡上下游之間所透露的,不會如介之推一樣選擇家人。換句話說,在「畫家—畫」「畫—看畫的人」的第三、四種交換,也就跟著畫中上下游所表現出來的第二個交換,也是從下游往上游移動,從《清明上河圖》裡逐漸呈現的繁華與熱鬧,得到了滿足或榮耀。這些向外求的符號,顯示的不再囿於家族的凝聚,而是來自於經濟繁榮與政治權力。

 

明清時代讓人順心如意的《清明上河圖》

在談過上下游間的水平交換後,再要談的是垂直在河上的另一組交換,也就是在畫中間的橋所帶出來的第一種交換。畫中的橋,在汴京叫做虹橋;如果是連著前述關於生死、忘川(奈河)的交換,那麼它叫「奈何(奈河)橋」。談橋、講「奈何」,沒提到齊美爾就可惜了:橋是中介,它溝通了雙方,並成為焦點。橋是這幅《清明上河圖》的焦點:它在畫的中心,但這個中心不只在畫裡,也是宋明帝國的中心:政治中心的汴京,或經濟中心的蘇州。大都會的人多,互動多,人在其中的情感狀態與鄉間不同,都會複雜、多元、廣泛,而人也就在這個結構中,莫可奈何地要精打細算,此時我們可以再回到畫裡,從「畫家—畫—看畫的人」的關係來理解其中的情感狀態。

畫家與畫都是複數。有張擇端與他的《清明上河圖》,也有仇英與其他人的《清明上河圖》。當代經常稱仇英及其它人的《清明上河圖》是張本的仿作,我並不認同。首先,這些畫並不是大量複製臨摹,每一幅畫都有各自的姿態,也都是畫家面對死亡的敘事。其次,就算「作者已死」,當畫作完成了之後,畫作即因觀眾的自由詮釋而有了自己的生命,但就《清明上河圖》中所觸及的死亡敘事來說,觀眾無法絕對任意自由。生老病死,莫可奈何,時間的流,也如同河水,無可抵抗,汴京或蘇州裡的人,莫可奈何地住在這個城市中,而觀眾也不得不跟著畫的攤開,視野進到了畫中間的橋。那麼,在這焦點上,畫家又怎麼面對「莫可奈何」的事?

在這許多以《清明上河圖》為題的畫裡,張本在橋的表現與其它版本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張擇端版本外,其他的版本,包括了仇本之後的作品,都有以下共通的情況。因為清明是人們面對死亡而想像生命的節日,也因此畫中會用力表現活力,在熱鬧中討點喜氣。畫家如此,買畫送畫看畫藏畫的人,也是如此。不管是出於對死亡的反抗或恐懼,這些熱鬧景致,讓人感覺多少有些可以依附的,甚至還在畫中提字蓋章,這種「佔有」的表現,讓畫作的主人得以向世界宣告,他是存在的,而如果是幅名畫,他的存在甚至還可以永恆。《清明上河圖》是幅名畫,其它版本的畫家在此寄寓的永恆,是個「烏托邦」的景致:一方面在由右向左,逆流而上的路徑上,是個升官晉爵、如意順心的風光;另一方面,這順心如意的場景,在橋上橋下也有如此呈現。

明代的蘇州城,是以絲綢為主的工商業大城,還與海、陸兩線絲路結合,城裡已有能力大力支持藝術家,其作品不僅為名流豪門間的炫耀性商品,《清明上河圖》之所以成為時尚的禮物,還在於畫中對都會的描述,除了讓看畫收藏畫的人能佔有豐富而多元的風光之外,也期許著事業發達、功成名就的順遂。它不僅熱鬧豐富,還井然有序、和諧如意。但是,現實上的熱鬥與豐富,必然不會那麼有序與如意。這種想佔有更多,而且又可以溫馴地佔有,根本是個「魚與熊掌兼得」的烏托邦,它再現的是那些交換著禮物的官宦名流與豪門的欲望,也是他們征服世界的角度。

 

北宋末期充滿張力的《清明上河圖》

相對的,在張本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致:橋上橋下有兩個衝突。橋下,有一艘船,船員們非常緊張,因為船桅看來比橋高,就要撞上橋體了;橋上,有兩組人在爭吵。這兩組人並不是一般人,一組是坐轎的文官;另一組是騎馬的武官。聽說徽宗很喜歡這幅畫,那麼他一定看到了畫裡的橋,及橋上橋下的緊張場面。

2018022705.jpg張本中的虹橋

我覺得徽宗是個有趣的人:有趣,不只是他看著文官武官的爭吵,可以會心的一笑,也因為張擇端知道,將這文武官衝突的景象畫出來給皇帝看,皇帝也不會生氣;有趣,不只是因為徽宗看著船與橋就要撞在一起,多少會有損壞而不擔心,也因為張擇端知道,不用在皇帝面前塗脂抹粉,掩飾民間的疾苦。在「畫家—畫—看畫的人」的關係裡,張本所表現的,不單單是面對這世界的「莫可奈何」,然後就放手的自在,也表現了該時代裡的集體情感:它再現了對和諧、順利,沒有那麼激切的渴望,在死亡面前的生命,也是可以 Let it be!。相對的,其它版本所透露的,則是對和諧的熱切,在畫家的巧手安排下,讓作畫看畫藏畫的人,都浸淫在和諧之中獲取安心,用Zygmunt Bauman的話來說,這也就是種「園藝文化」(gardening culture),是一種經過規劃、修剪,並符合了園主欲望,藉此才能安心自在的精神狀態。

然而,隨著商業的繁榮發展,人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也逐漸從市場來看待:勞動成果變成了商品,人也變成了勞動力。於是,世界沒有意志的問題,有的就只有價格,在一個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時代裡,卻很吊詭地在仇本之後的《清明上河圖》裡,竟沒有一絲絲不吉利的鬼影。這些版本中所再現的,是在面對世界的莫可奈何之際,更人為地用力討喜,而背後代表的卻也是更多恐懼與不安的集體情感狀態,收禮跟送禮者,都禁不起看到衝突的場面。

 

交換禮物的社會讓人擁有安全感

交換總是存在,不單單是在《清明上河圖》的饋贈之間,或活著的人對死者的祭拜,希望從死者那裡所獲得安心的交換,它也發生在日常生活裡的種種社會交換,即使在這篇文章,也存在「作者—文章—讀者」之間的交換,各位讀者不就是從巷仔口社會學得到免費的禮物饋贈嗎,並在閱讀之中感受到智識交換的趣味,而不用擔心是不是有什麼其它的利害與計較?

禮物交換的存在,是因為人無法一直在利益的計較中活著,我們總要相信某些不能改變、不受質疑的倫理與承諾存在,讓人可以安心過活。換句話說,讓人害怕的是遭受人唾棄、被信任的人背叛,而非錢賺得不夠多。在禮物的社會交換之間,是為了確認彼此之間的「承諾」(commitment),能夠在空無之間有所「依附」(attachment),這些都有生成安全感的效果。

而透過這篇以《清明上河圖》為題的文章,也就是從面對死亡的「情感原型」裡,看到人們面對這終極的空無而莫可奈何之際,所呈現之集體的情感狀態——在禁火的寒食裡,人們「向內」於家人之間尋找依附;在明代以後的《清明上河圖》裡,依附的則是「外向」的經濟繁華,政治光榮中,以消解不安、確認存在,只是愈往後世的外向擴張,顯示了更高的個人不安,因此必須更用力的控制。

 

結語:從禮物交換過程,看到社會集體的情感狀態

面對世界的渾沌,人總要依靠點什麼,使其不致於太過茫然、不安而恐慌。禮物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社會交換,即在具體可視的互動之間,感受到一些依靠,而其中也就存在著控制。清明涉及了生死,依附的課題也就特別明顯,這不僅讓清明時節得以再現普遍的「情感原型」,還讓《清明上河圖》裡帶著一個重要的主題。

本文即藉著對禮物與其間社會交換的討論,再往前一步,從禮物的內容與社會交換的方式,再現情感的狀態。禮物的交換總是存在,但是其中的情感狀態不同;或者,應該倒過來說,一旦情感狀態不同,表現在禮物上的社會交換也不一樣:有時候的禮物,是在親近的家人之間交換,我們圍爐、聊天,夾個菜,給個紅包或上個香,這些在五官之間能感受得到的,都可以是禮物,它不僅生成於親近的情感狀態裡,也讓我們更親近。禮物交換也發生在不是那麼親近的關係之中,但它們一樣想要創造更親近的凝聚。此時,我們能從禮物的內容與表現的方式,看到這種在拉近關係時的力道。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不同的情感狀態裡,禮物的內容與表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透過《清明上河圖》時空差異的比較,我們不僅看到普遍的「情感原型」,更可以透過禮物內容看到不同時空社會的集體意識與倫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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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都是被帶壞的?談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張明宜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我的孩子很乖,都是交了壞朋友才變成這樣的!」
我們常常在社會新聞中,看到父母在孩子上了新聞版面時聲淚俱下地這麼說!

然而,這些父母是否想過,如果每個孩子都是被帶壞的,那麼,是誰家的小孩在帶壞別人家的小孩?

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思考朋友網絡裡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兩種不同的面向,前者近似「物以類聚」,後者則類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018021301.jpg青少年抽菸,都是被朋友帶壞的嗎?圖片來源:https://goo.gl/sZpQBR。

 

「物以類聚」,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們常常觀察到一群有相似特質的孩子群聚在一起,例如一起抽菸。這當中可能有些孩子是先抽菸,然後結交了一群同樣抽菸的朋友;也可能有些孩子在結交了會抽菸的朋友後才學會抽菸。

如果是前者,抽菸的孩子結交了一樣抽菸的朋友,這是友誼網絡中的「友誼選擇效果」,友誼關係的建立是基於兩個人間具有某些共同點或相似性,就是所謂的「物以類聚」。

若是因為交了抽菸的朋友才學會抽菸,那麼就是友誼網絡中的「同儕影響效果」,是我們常說的「近朱者斥、近墨者黑」,可能因社會學習,透過觀察、模仿而習得,也可能迫於團體規範或同儕壓力而習得的。

以圖一為例,若我們以圓點代表個人,紅色為抽菸者,白色為非抽菸者,線條表示兩人間具有友誼關係。那麼,A與C在時間點2結交為朋友很可能是因為相似性選擇,而D在時間點2開始抽菸,則可能是受到抽菸同儕C的影響。

2018021302.jpg圖一:朋友網絡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影響友誼選擇的因素:結構機會與個人偏好

首先,結構機會指的是兩個人是否有機會接觸,進一步結交為朋友。住在相同社區、搭同一班公車或捷運上下學,這是地理空間的接近性帶來的機會;就讀同一所學校、參加同一個教會、進入同一間公司等等,則是組織場域帶來的接觸機會,這都是個人所處的情境脈絡結構帶來的接觸機會。

在這個脈絡中有哪些人,就決定了個人有什麼機會接觸到什麼樣的人,例如,孩子在學校中被編入一個新班級中,班上的10位同學中有3人會抽菸,那麼,當其他因素完全不影響友誼選擇、友誼交往是完全隨機時,他在下一個時間點結交到一個朋友時,可能有3/10的機率會結交到抽菸的朋友。

其次,個人所鑲嵌的網絡結構與位置,同樣形塑了個人的交友機會。個人愈是位處在網絡團體核心的位置,愈是容易受到團體所約束,友誼關係因之較容易侷限於所處的團體之中;而愈是處於網絡邊陲的人,團體的約束力愈小,愈可能向外尋求建立與目前團體異質的新關係。

以圖一為例,E、H、G、I、J形成一個小團體,在這個小團體中,大家都是不抽菸的人,以E和H相比,H因為和小團體中的多數人為朋友關係,處在這個不抽菸同儕團體的核心位置,E則是只有H這個朋友,相對的處在團體較邊緣的位置,兩人相較,H因為擔心這些朋友對他的看法,就下個時間點而言,H比E更不可能向外尋找結交新的朋友,E向外結交新朋友的機率較大,可能因此結交了抽菸同儕。

除了所屬的團體脈絡結構外,另一個影響友誼選擇的關鍵因素是個人偏好。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喜歡與自己相似的人建立關係,因為和自己相似的人比較容易理解,溝通協調容易、也較能預測對方的行為,對方也因為這種相似性,比較容易支持自己的觀點與行為,這種共同點能夠讓關係兩端的個人可以更快了解彼此,降低互動成本,也因此,相似的人比較容易發展出友誼關係,我們把這樣的相似性稱之為「同質性」,「同質性」實際上就是一種自我選擇,是個人依據自己對某項特質的偏好來決定交友的對象。

 

同儕的影響:友伴特質與結構力量

而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父母覺得我的孩子都是被帶壞的,在友誼網絡文獻中,我們稱之為「同儕影響」,這主要指的是「友伴的特質與行為,透過網絡關係而改變個人的行為」。以「友伴抽菸」這個朋友特質來看,如果是看到朋友抽菸也跟著學抽菸,這是社會學習;如果是朋友笑他連抽菸也不敢,因而學會抽菸的,這就是同儕壓力的影響。

如同「友誼選擇」,「同儕影響」同樣也會受到個人所處脈絡的結構力量所牽制,前面我們曾經提到,若個人位處於同儕網絡的核心位置,個人的行為愈是受到網絡同儕的規範,愈是位處於網絡邊緣,則同儕團體的規範力量愈是薄弱。同樣的,以E和H相比,H因處在不抽菸的同儕團體核心位置,團體規範的力量極大,因此,H在下個時間點要改變為抽菸者的機率,相對的也比低E了許多。

在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力量同時在強化友誼網絡中的「友誼選擇」與「同儕影響」。

再回到圖一A、B、C這個小團體,可以看到,在時間點1時,A和B是朋友,而B和C也是朋友,可能因為常常去找B,A和C有更多機會接觸,也因此,在下一個時間點,A和C就容易變成朋友,像這種因為共同朋友的影響而結交了新朋友,我們稱之為友誼網絡的遞移性,如圖二所示。

2018021303.jpg圖二:友誼網絡的遞移性

 

在友誼網絡中,特別是青少年的友誼網絡,這種「結構力量」,像是「遞移性」,很容易和前面所提到個人對於「相似性」的偏好共同作用,形成一種加乘效果,強化了相似特質的同儕群聚效果。

再以圖一為例,這兩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會讓抽菸的人更容易群聚一起,如圖一的A、B、C、D,D可能因為常常去找C,在遞移性以及抽菸相似性兩個作用力的影響下,D可能很快地就會和A、B變成朋友,形成一個類似圖三般更緊密的抽菸團體(參考圖三)。像這樣的小團體,因為兩兩都緊密聯結,因此,團體內部會形成一股潛在的規範力量,規範著團體內部每一個個人的行為,讓團體內部的每一個人在某些行為表現上愈來愈相似,也可能發展出這個團體特有的次文化或更極端的行為。

2018021304.jpg圖三:緊密的抽菸團體

 

由於青少年正值由依賴家庭轉向尋求獨立與同儕認同的階段,在追尋同儕認同的過程中,特別容易順服於同儕規範與壓力,這也使得「友誼網絡中的選擇與影響」,在青少年這個階段特別的明顯,也容易讓父母認為孩子在這個階段結交了壞朋友後,被朋友牽著走。

實際上,若了解「友誼網絡中的選擇與影響」這個複雜的動態歷程,就可以明白,這樣的歷程牽涉到個人的選擇、結構機會、個人在網絡中的位置與同儕的影響力,以及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因此,當孩子和朋友一起有了偏差行為,就說他是被帶壞了,實際上是個太過簡化的說辭,可能是孩子被帶壞、可能是他的自我選擇、也可能是他帶壞了別人的孩子。

 

培養「個人自尊」讓結交偏差同儕的青少年,不必然有偏差行為

 那麼,結交偏差同儕的青少年,就必然會產生偏差行為嗎?實際上並不然。相關文獻也指出,包含家庭、學校、環境等,都有保護因子可以調節偏差同儕的影響,讓孩子不因為結交偏差同儕而跟著從事偏差行為。

在這些保護因子中,個人自尊的影響特別值得討論。

文獻中,關於個人自尊、偏差同儕、以及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有非常多的討論。最早的文獻是探討低自尊的青少年容易有偏差行為。後來發現,與偏差同儕交往可能是低自尊與偏差行為之間的調節因子,也就是說,自尊愈低的青少年,若是結交了偏差同儕,相較於自尊高的青少年而言,愈容易產生偏差行為。這系列的文獻指出,自尊愈高,愈能協助個人抵擋同儕壓力。

此外,與同儕交往,也有助於青少年自尊的發展。透過友誼選擇與影響歷程,這群孩子彼此的行為愈來愈相似,孩子和自己相似的人一起,就不會在朋友群中覺得自己不如人,反而因此提昇了自己的自尊。

 

結語:偏差同儕有時也可以平衡家庭與學校的負向壓力

值得思考的是,部分低自尊的青少年,在無法得到家庭與學校的認同下,常常藉由與偏差同儕交往,來提昇個人的自尊與自我價值感,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友誼網絡中的同儕影響不只侷限於單一面向,同儕所提供的情感與社會支持,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往往具有正向效果。偏差同儕實際上帶來的並非都是負面的影響,某些時候也平衡了來自家庭與學校壓力的負向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父母和老師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家庭與學校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保有其對孩子的影響力,不要讓偏差同儕成為孩子逃離家庭和學校的出口,同時,如何在生活中培養孩子的能力與自尊,讓孩子在關鍵時刻自己決定是否要順服於同儕壓力的影響,讓友誼網絡中的「相似性選擇」變成幫助孩子的正向加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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