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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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了守護白人的下一代,私刑處死黑人】 

性別的歧視

大家可能無法相信,在家暴法通過之前的台灣,男性是可以如何粗暴地對待女性。我沒有見過面的姑姑,十幾歲就嫁人了,出嫁之後,經常遭受家暴,有一次傷痕累累地回到娘家,說要離婚,但是我阿公說,你嫁人後再回來後頭厝,人家會看笑話,雖然不忍心,還是要她回去,過了不久,沒有生兒育女的她,就傳來死亡的消息。

那個是1950年代的故事,父權體制底下的性別歧視,讓我的姑姑無法活命。進入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高教育的女性,走入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問「要如何才能夠不被虐待她的老公離掉」。她說,她的老公認識一位小三,因此想盡辦法要跟她離婚,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這位太太在婚後就辭去工作,帶著幾個小孩,都還沒成人,所以她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她說,有一次她老公發了狠,直接抓住她的左手下半臂,就如折斷筷子那樣,折斷她的手臂。

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歧視,讓這兩個女人都困難活命。

種族的歧視

當漢人政府把核廢料,以欺瞞的方式,放到蘭嶼達悟族的土地上,這個政策與作法也說明了,政策制定者認為原住民的命,不如漢人重要,所以有害的放射物質可以丟到那個無力抵抗漢人國家的地方,而不需要問當地人的意見。種族歧視,讓當地原住民無法活命。 

種族歧視的巔峰之作,當然是希特勒的納粹屠殺猶太人。誰應該被送進去集中營加以毀滅呢?誰可以繼續存活下來呢?判定的標準就是:沒有價值、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包含同志、猶太人、身心障礙者、老人、、、。 

以下的一張圖片,是一位德國人跟猶太女性有婚外情,被掛上狗牌遊街示眾,上面寫著「我是污染種族的人」(Ich bin ein Rasseschänder)。在納粹的宣傳下,德意志亞利安民族是最強大、優秀的人種,猶太人則是骯髒、齷齪的,會污染純淨的種族。這個論調,跟最近看到萌萌猛傳的「同志婚姻會帶來可怕的社會崩盤」,如出一轍,例如我收到的LINE訊息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修改法規,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運用同樣的造句法,德國納粹會這麼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猶太人,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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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時代,因為跟猶太女人有染而遭遊街示眾】 

歧視讓幾百萬的猶太人喪命,也同時殺害許多同志。一位住在法國鄉下的男同志Seel,在德國納粹佔領該地區後,被送進Schirmeck集中營,某日早上,納粹召集眾人,準備公開處決某個人,被帶出來的,竟然是他的18歲同志情人。納粹脫光他情人的衣服,在他頭上戴上鐵頭罩,反覆猛烈敲擊他的頭,接著放出幾隻訓練有素的牧羊犬撲上去,將他撕裂咬死。 

性傾向的歧視

最近反同基督徒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就是:少數同性戀的人,霸凌、歧視多數異性戀的人。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是否有異性戀者,因為受到同志的歧視而自殺呢?跪在立法院前面的這些號稱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你們有被同性戀者歧視過嗎?周遭有人因為如此而無法活命的嗎?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同班同學,出國念完博士回國後,就埋頭在無窮止盡的工作中。他心中藏著的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人談過,甚至可以說,這個秘密已經造成他日常生活上的無限恐慌。為了掩飾自己的同志傾向,他曾經交過女朋友,假裝喜歡AV女優片。但是這樣子的雙面生活太痛苦了,有一天,他獨自開著車子,開進了高屏溪的河床,在車子裡頭坐了一天,考慮是否就此沈入水中。可惜,他沒有辦法活命到看見同志婚姻法律修改的一天。

另外一個學妹,她說她從國中起,就跟同校的同班同學交往,這個女同學非常man,很受同學的歡迎。她說,她的女伴在國中非常好動、會捉弄人、大聲吵架,但有時候就搞自閉,自己一個躲在操場仰望藍天,不准別人接近。後來這位女同學因為家境關係,去唸了職業學校,兩個人的感情也是on-off-on-off,中間對方還鬧過幾次自殺。一直到我學妹已經28歲的時候,決定要做個了斷,問她是否還要在一起,否則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學妹抱怨,每次要碰觸她的身體的時候,對方就找許多理由不讓她碰觸私處。到通牒決定談判的那一天,對方才把隱藏在心中將近三十年的秘密說出來:其實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異性戀霸權的歧視壓迫,造成了多少人喪命呢?20年前的兩位北一女女生戀情,不見容於社會而選擇燒炭自殺,屏東的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異性戀霸權的規訓而身亡,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詳細記錄了每天活在異性戀霸權陰影下的生活,最後也選擇了自殺,這些都是歧視造成很多同志無法活命下來的故事。 

放任異性戀霸權繼續殺人

美國麻薩諸塞州在2005年對學生做過一個調查,想了解非異性戀的學生(gay,lesbian,bisexual,簡稱GLB)他們面臨的風險。底下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非異性戀學生,試圖想要自殺,但是其他類別的學生,只有5.7%。佔優勢位置的異性戀者們,應該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每天面對恐懼、被霸凌的壓力。在一個充滿暴力(包括肉體的與精神的)環境活命下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殘酷的生命歷程。許多同志說,能夠活到這個年紀,真的是奇蹟!(參考高穎超的文章:給生命邊緣的年輕同志)! %e6%bb%91%e5%8b%951

【2005年美國麻州調查非異性戀學生遭遇的風險】 

柯文哲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範圍,對於同性婚姻,他沒意見,但若同性戀進入學校教材就要討論了,「因為侵犯到反對者的自由」。他作為一個異性戀的優勢者,從不曾質疑為何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被各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是如何正常、如何的自然、何其偉大的各類文化產品、媒體宣傳以及國家體制所淹没?他完全無視同志學生在這種獨尊異性戀的體制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折磨。在美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都已經比較容忍了,但是學校的調查都呈現非異性戀的學生必須面對相當高的風險,那麼台灣的情況,不透過教育來改變歧視,那麼就是繼續放任殺人。

是的,社會上,已經多少人因為歧視而喪命了,繼續維持目前的異性戀霸權歧視,也就是容忍這個社會繼續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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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得了「不專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會學觀察

陳逸淳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齡兒童的家長應該都有過類似的經驗:起床時間到了,孩子遲遲不肯起床,連哄帶騙總算把孩子弄下床,接著刷牙洗臉、吃早餐、換衣服、上學……。儘管每一個步驟都再三催促,孩子卻還是慢條斯理、東摸西摸,毫不在乎,好像臣子恭請皇帝上朝一樣,皇帝不急卻急死了自己,怕孩子遲到害得自己上班遲到……。其中,有些孩子在學校上課老是不專心,無法乖乖坐好專心聽講,因而經常遭到老師警告;若狀況持續不斷,老師即可能會暗示、甚至明示家長「該帶小孩去看醫生了」。根據今天的醫學標準,這樣的孩子可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ADD)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注意力缺失的其實不只是孩子而已。我國衛福部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標準所編寫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一書中提到,我國的ADHD的盛行率約為5-7%,且60%個案的病情會持續到成人。DSM-V明確地將成人納入注意力缺失的範疇當中;不論是否成年,只要有以下「症狀」五項(青少年和成人)或六項(兒童)、持續六個月以上,就可以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症」:

一、經常無法仔細注意細節或者在做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時粗心犯錯(例如:看漏或漏掉細節、工作不精確)。

二、工作或遊戲時常有維持持續注意力的困難(例如:在上課、會談或長時間閱讀時有困難維持專注)。

三、直接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例如:心好像在別處,即使無任何的分心事物)。四、經常無法遵循指示而無法完成學校功課、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責任(例如:開始工作後很快失焦且容易分心)。

五、經常在組織工作與活動上有困難(例如:難以處理接續性的工作;難以維持有序的擺放物品及所有物;亂七八糟、缺乏有組織性的工作;時間管理不良;無法準時交件)。

六、經常逃避、討厭或不願從事需要持久心力的工作(例如:學校功課或家庭作業;在青少年和成人的準備報告、完成表格填寫、看長篇文件)。

七、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所需的東西(例如:學校課業材料、筆、書、工具、錢包、鑰匙、書寫作業、眼鏡、手機)。

八、經常容易受外在刺激而分心(在青少年和成人可包括想無關的內容)。

九、在日常生活中常忘東忘西(例如:做家事、跑腿;在青少年和成人則有回電話、付帳單、記得邀約)。

礙於篇幅,完整的診斷標準請參見下列網址:https://goo.gl/OPzvp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44-46頁。

看完上述列表,有沒有覺得好幾項目似曾相似,好像自己也常常如此?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主持人Allen Frances在他的著作《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一書中反省道:「這個疾病以前只侷限於小比例的兒童身上(…)。但沒多久,各式各樣干擾上課的行為就都成了醫療問題。人們開始濫用注意力缺失症,十成的孩子都符合患病標準了。現在每個班上至少都會有一、兩位孩子正在服藥。注意力缺失症也成了標準答案,用來解釋成人舉止行為上的各種問題。」「關於這一切,一般人總是認為,注意力與過動的問題確實在蔓延,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這一點其實大有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現代孩子哪裡不一樣。其實,變的只是標籤罷了。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2015:195-196)

 

2203「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圖片來源:https://goo.gl/DFYlPX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一:歸咎於個體的集體問題

以台灣本土的狀況為例,ADHD 的發生率從1997到2007年間增加了17 倍,認為這「的確是一項驚人的現象」(宋鴻樟、董姿伶,2009:20。轉引自曾凡慈,2015:17)。而ADHD在世界各地的盛行率在5-12%不等(衛生福利部,2015:15),隨著診斷標準、國別、診斷基礎的不同,某些研究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的比例可高達17.8%,且在特殊機構中的研究案例中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或過動者可達24%-56%(Lauth & Schlottke, 2003:30-33)。從上述比率看來,注意力的問題顯然已經是個集體現象。然而弔詭的是,在注意力問題被醫療化的過程中,診斷與研究卻是徹底歸咎於個體的,包括:腦傷(中樞神經受損或控制功能不足)、體質壓力論、神經傳導異常、訊息處理能力不足、前額葉功能缺損(腦皮質活化較低)、腦部構造不同、刺激傳導不足、多巴胺缺乏、過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遺傳傾向…等等生理的指標。所有的診斷都將注意力缺失的問題認定為個人的問題,卻從未考慮人們的不專心是否與制度、規範等集體事實有關。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二:藥物治療作為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

面對注意力缺失這個被歸咎於個體的慢性疾病,醫療體系傾向於採用藥物來進行長期治療。已有研究顯示,雖然藥物治療初期有效,然而當藥物治療二十四至三十六個月時,患者的注意力不足的症狀卻惡化了,且用藥者在三年之後的「犯罪得分」更高,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在學校裡以及面對警察時惹出麻煩(Whitaker, 2016: 290; Jensen, 2007)。如上所述,即便藥物治療的長期效果至今存疑,但相較於其他治療方式(如感覺統合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藥物治療卻愈來愈被醫療機構與衛生部門視為治療的重要選項。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歷年的藥品使用量分析[1],不論是短效的利他能(Ritalin)或長效的專思達(Concerta),過去十年間的使用量皆持續攀升。一般型與緩釋型的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即利他能和專思達的有效成分)的醫令申報總數量,從民國93年到104年成長了四倍有餘(見圖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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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之歷年醫令申報量。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藥品使用量分析》

這是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無法證實其長期療效的慢性病治療藥物,其使用量何以持續增加?有四個重要的理由,讓藥物治療得以持續躍升為治療注意力缺失的重要工具(Dupanloup, 2004 :299):一、學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學校生活的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老師卸責,並減少教學困難的罪惡感。二、家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教養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父母卸責,並減少教養困難的罪惡感。三、自我評價的因素:藥物治療可以讓患者將自己的偏差行為歸咎於生理因素,能將失敗中性化,並減少挫折帶來的罪惡感與責任。四、藥物治療作為一種知識權威的宣示,能夠協助人們辨識、管理與糾正群體之中的個體差異;而就算藥物治療未必有效,也能夠藉此標示出患者的「他者」身份:殘缺者或秩序的威脅者。換言之,長期藥物治療之所以盛行的理由,是因為藥物可以作為一種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讓老師、家長和患者自己能夠減輕責任感;面對他人不專注時,則可以將之貼上負面的標籤,以疾病之名施以處置。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三:為什麼是兒童?

在注意力缺失的定義於DSM-V擴張到成人與青少年之前,一直都是一個兒童專屬的病症。然而,如果此病症真的如DSM-V所描述,是不分年齡的普遍病症,那麼,為何發現之初卻是針對兒童呢?事實上,七歲以下兒童的人口數不僅在人口結構上遠比成人為少,且根據DSM-V的標準,成人比兒童更容易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成人須符合五項標準,兒童則須符合六項);如此推理的話,成人確診數量理應遠遠高於兒童,當初應該更容易在成人身上發現此疾病。然而弔詭的是,為什麼當代的精神醫學卻是在兒童而非成人身上發現了這個病症?[2]

面對上述這個定義與確診對象的弔詭,從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對精神疾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把童年當作「知識—權力」行動的目標,正是精神病學普遍化的條件之一。透過對兒童的審查,可以確認成人的品行在兒童身上的再生產;反過來,既然在兒童身上可以生產這些品行,那麼,所有不符標準的成人行為也就都可以被精神病學化了(Foucault, 1999: 286-290)。精神病學透過對兒童的審查,來確認兒童是否具有「成為人」的資格,並反過來驗證了「成人」的資格。傅柯認為將兒童行為問題化,正是當代精神病學普遍化的其中一種途徑。

2204精神病學透過對兒童的審查,來確認兒童是否具有「成為人」的資格,
並反過來驗證了「成人」的資格。傅柯認為將兒童行為問題化,
正是當代精神病學普遍化的其中一種途徑。
圖片來源:https://goo.gl/pfp6ob

是社會化問題,還是真的有病?

診斷的目的是為了治療,許多確診兒童的師長,也確實是希望能夠藉由治療的協助,使孩子能夠在適當的場合有適當的舉止表現。這樣的心情的確道盡了ADD/ADHD患者的父母與師長的苦衷。不過,可以追問的是不專心的問題真的是出在「個人」身上嗎?注意力缺失真的全然是一種生理現象嗎?截至目前為止,試圖辨認過動症兒童之特定神經化學失衡的努力結果,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Whitaker, 2016: 283)。然而,根據持續擴張的診斷標準,在不久的將來,成人注意力缺失症可能會成為最流行的診斷項目(Frances, 2015 :253),例如,無法專心、坐不住、與人對話心不在焉,這些每個人都可能發生的狀況在DSM-V的診斷下就可能患了注意力缺失症。

然而「什麼時候該專心」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都不是個體的,反而一直都是集體的、社會的標準;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跟「什麼時候該結婚」這個問題一樣困難,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社會賦予的集體價值縮影。例如,同樣的行為在不同場合中往往會被賦予不同的評價;行為的本質儘管相同,但社會所賦予的缺陷或美德的評價卻遠遠不同(圖表二):

2202.png圖表二(本文作者改編自:Dupanloup, 2004 :317)

 

在社會學的定義裏頭,人類學習、適應各種社會制度、傳統與規範的過程,就是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終其一生都不會停歇。也就是說,學習如何與人相處、服從規則和權威、順應制度要求…等,都是社會化的表現。那麼,當小學生無法在學校的座位上坐好坐滿四十分鐘,為什麼不是因為他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覺得上課時間有點太長、或是椅子太硬不舒服、不喜歡老師或同學,卻是因為他得了所謂的注意力缺失症呢?當一個人無法專注地與人交談,為什麼不是因為對交談內容或對象不感興趣,而是因為得了注意力缺失症呢?不論在學校、公司以及各種人際應對中,人們所展現出來的不專注,也許更有可能是因為「社會化」的過程出了問題,因而不願意或無法服膺當下的互動規則。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透過建立起診斷標準轉化為醫療問題的時候,也許正如傅柯所言,正是一種精神醫學普遍化的展現。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小結:不專心的問題不應為醫療語言所壟斷

如果不專心是一種「缺失」,那麼,問題的解決之道不該僅由醫療語言所壟斷,因為「誰在什麼時候應該專心」的問題,牽涉層面並不僅止於個體的生、心理狀態,更牽涉到制度設計,例如:上課時間是否過長?教學的方法與內容是否足夠引發興趣?對上課沒興趣的人是否有其他選擇?這也牽涉到社會對「秩序」的要求,例如:學生上課想講話是好事還是壞事?該禁止還是鼓勵?在團體中標新立異不願從眾,究竟是有創造力的表現而應該加以鼓勵,還是應該「棒打出頭鳥」,要每個人都安份循規蹈矩就好?諸如此類,集體生活中對於「秩序」的要求與想像,本質是集體性、社會性的,從來都不是單純個體的問題。也因此,如果「不專心」確實是個問題,那也絕對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更是集體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之道需要的是集思廣益地對制度、規範與秩序進行重新思考,而不是任由醫療語言片面壟斷對個體生命的解釋權,因為「不專心」如果是個問題,也絕非單靠精神醫學就可以理解、詮釋與解決的。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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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生活中對於「秩序」的要求與想像,本質是集體性、社會性的,從來都不是單純個體的問題。
圖片來源:https://goo.gl/HVuhi2

註腳

[1] 網址: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1&menu_id=713&webdata_id=2922

[2] 有專家認為,「十七歲以後的成年人,符合過動與分心的症狀的數目降低成五個就行(在兒童時期是要六個以上才算數)。此種界定也與現況相符,因為成年人的ADHD患者,很難回想起小時候的事情,尤其是七歲以前的事。如果個案父母並未陪同就醫,這樣的資訊根本無從得知。此外,依照現行研究的結果,成年之後,過動的狀況會因為大腦適當發育,而隱而未見。但不專心的症狀仍舊持續,對於枯燥乏味之事仍無法維持其注意力。」(引自:泛科學,〈ADHD在DSM-5的變化〉,2014年12月4日,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70727)。然而,若上述論點成立,就代表醫療介入可能是多餘的,因為即便年幼時未經診斷治療,待大腦適當發育,過動症狀就會改善。至於「對於枯燥乏味之事無法維持其注意力」這個標準,若要以此來論斷患病與否,更需要堅實的證據來證明「枯燥乏味」與「注意力」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更何況每個人感到枯燥乏味的事物也未必相同。

 

參考文獻

Dupanloup, Anne, L’hyperactivité infantile : analyse sociologique d’une controverse socio-médicale, thèse doctorale, 2004, Université de Neuchâtel,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Foucault, Michel, Les anormaux.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1999, Paris: Seuil/Gallimard.

Frances, Allen,《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2015,台北:左岸。

Jensen, Peter, ‘3-year follow-up of the NIMH MTA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6(2007): 989-1002.

Lauth, Gerhard,F. Schlottke,《兒童注意力訓練手冊》,2013年7月,初版16刷,台北:張老師文化。

Whitaker, Robert,《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2016年10月,台北:左岸。

曾凡慈,〈兒童過動症的在地興起與專業技能網絡的變遷〉,《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1期,頁15-76,2015年10月。

泛科學,〈ADHD在DSM-5的變化〉,2014年12月4日,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70727

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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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等教育?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一連串的校園性別事件,引發大眾對於校園性別事件的關注,也讓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的修法議題再次浮上檯面。大多數的父母擔心孩子在學校受到性騷擾或性霸凌,期待透過更嚴格的性平法來保護他們;學校的男性基層教師則在性平法的約束下「談性色變」;在性平會組織女性過半的要求下,學校的女性行政人員與基層教師被大量的性平事件壓到喘不過氣來。教育部每年投入不少教育資源來促成性平教育,學校每學期耗費不少經費來進行性平事件調查。到底我們的學生、教師與校方從性平教育中學到了什麼?

某位小學校長提到他所面對的難題:小學一年級男同學們在嘻鬧之間拉下女同學的褲子,校長需不需要通報?如果不通報,小一女同學回家向父母告知此事,校長可能違反性平法第21條24小時內通報原則,行政主管逾時通報的處分與「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證據」同罪,可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性平法第36條)。一旦通報,這些還沒有性徵的小朋友就可能因為「違反性平法」的性騷擾而必須接受調查,加諸於身的標籤對於小朋友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原來只是老師要求學生不要玩得過火的日常教導,一旦通報進入性平調查程序之後,造成他們的標籤;通報之後,有時因違反申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意願,造成學校日後輔導的困擾,行為人也被迫轉班、轉校,形成一場校園的性別風暴。

c4.jpg圖片來源:苦勞網,https://goo.gl/bIJFIj。

一、從保護式父權到校園性別糾察隊

性平法自2004年6月23日立法公布實施以來,已經走過12年,性平法開宗明義點明該法係為了「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而設立」。分為1.總則、2.學習環境與資源、3.課程、教材與教學、4.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5.申請調查及救濟、6.罰則以及附則等七章,在38條總條文中,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就佔了18條(連同罰則在內),幾近二分之一。性平法在校園中建立一套通報、調查小組組成、調查、行政救濟、以及懲罰程序的「準司法體系」,目的站在保護學生、對付「狼師」。相對而言,有關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等,則被視為次要目的。

性平法第21條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應於24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各縣市政府亦個別制訂了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裁罰基準。自2011年修法之後,校園性別案件數量隨之高升,原因在於為了避免違法而一律通報,造成校方教師以及行政人員沉重的負擔。如果「被害人」不願意提出調查申請時,而學校行政人員以及教師又具通報義務,經常造成未成年情侶的困擾,雙方家長的介入,甚至造成學生為此輕生之悲劇。通報規定的目的原先是為了保護申請人/被害人之權益,基於「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但通報可能違反其意願,為此,教育部特別提出行政解釋[1],說明被害人或其代理人無意提出申請調查時,除師生間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涉及重大公益而應由學校循檢舉程序啟動調查外,性平會可就案件做成記錄,請其於顧慮解除後才提出調查申請。

性平會的強制通報原則立意良善,為了保護學生,但是在實務方面卻造成不良結果。國中教師楊嘉宏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的性騷擾/性侵害事件處理過程,就很明確地展現當前道德結合法律威權的作用下,呈現出表面看似正義,內在卻鞏固傳統性別二分與排除不好的性的效應」(2014,頁26)。目前立委擬修「兩小無猜」條款,來減少對於年輕學子兩情相悅的自發性行為罰則,避免妨害青少年的性自主權,但是仍然無法解決青春期學生之間不符合規範的性互動問題。

 

二、性平調查小組司法

在性平會的組成方面,性平法第9條明訂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這樣的組織原則在中、小學還可以運作,在大學面臨的實際困難是行政職委員的低度參與。中、小學的性別事件,校長往往是主導調查小組者;大多數的大學校長由於公務繁忙,極少親自參加會議,而其他的一級主管也經常缺席,多數委員只能依調查小組片面的調查報告來決斷。不論如何,調查小組的權力過大且缺乏監督機制。

在執行實務面,性別平等教育第30條訂定調查小組的組成,除了女性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外,規定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而所謂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卻只有接受過性別調查講習課程的教師或性別研究相關學者,並非真正法律專業人員,卻成為具有「準司法權」的調查小組成員。

在調查過程中調查小組透過約談申請人、行為人及關係人問訊,來瞭解性別事件的「真相」。作者參與的調查過程中,目賭小組內的法律專家以法官之姿,對於行為人與申請人的直白審問,甚至要求另外一位女性調查委員示範行為人對於申請人侵犯行為。如果性平會管的大多是生對生的案件,對於犯錯學生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已造成兩造的心理恐懼,甚至創傷。

c5.jpg調查小組內的法律專家若以法官之姿進行直白審問,甚至是刑堂式的糾問模式,恐怕易造成形為人及申請人的心理恐懼。
圖片來源:法操,https://goo.gl/gpJKi2。

三、性平法與學生受教權

性平法的另外一個問題在於對從幼稚園到大學不同學生的適法性。依民法12、13條的規定,滿二十歲為成年;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另外,刑法第18條對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對於年滿18歲以上者即負完全責任能力。依年齡對於不同行為能力的認定是最重要的法律基準,但是性平法卻是以職業身份——學生,作為一體適用的對象。未區分不同年齡而適用同一套法律,出現許多問題。

從校園性別事件中當事人關係可以看到國中階段「生對生」是性別事件發生最多的時期。就性侵害事件來看,2014年總數有705件(含未成年的合意性交),其中老師對學生的案件有32件,占總事件4.54%,而學生之間的性侵害則有663件,高達94.04%,而國中生對生達374件,占 53.0%,而高中生對生也有195件,占27.7%,而國小生對生也有49件,占7.0%,總計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侵害事件合計占87.7%,近九成(表1);就性騷擾事件來看,在查證屬實的1,365件案例中,也以生對生最多,有1182件,占86.6%,而師對生有109件,占8%,其中國中時期「生對生」案件最多,高達642件,占 47.0%,其次是高中職案件,佔14.5 %,國小案件占13.7%,大專占9.5%(表2);至於性霸凌有39件,也以學生之間為主,國中占58.3%,國小與高中各占20.5%(表3)。

整體來看,性平法處理最多的成案案件其實是國中生之間不成熟的男女互動關係,尤其是未成年學生之間的性行為以及性騷擾,這些都是成長必經的學習階段,需要性教育來引導以及抒發學生萌芽中的性意識以及性需求。但是國中基層教師卻指出在性平法的壓力下,為了降低學校基層行政負擔,校園中出現將「性妖魔化」以及讓青少年「去性化」的教育,來控制青少年對性的探索(楊嘉宏,2014,頁27)。

 

表1  校園性騷侵害件調查屬實統計(合未成年合意)-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c11.png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5Dmk5H。

 

表2  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c2.png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PW17Ty。

 

表3  校園性霸凌事件調查屬實統計-按當事人關係統計,2014年
c3資料來源:行政院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教育環境,https://goo.gl/X7Ard1。

 

至於已成年的生對生關係,性平會如果介入處理,反而形成對於女同學保護式的父權主義,違反性別教育的精神,也有違前述教育部所為函文意旨。校園中學生之間也出現因感情糾紛而提申訴,一方控告他方行為騷擾,甚至性侵,提出雙方復合才會撤告的要求。作者的實務案例中也碰到過男女學生之間曖昧階段的情愫,由於雙方套用不同的性別腳本演出,最終進入性平會程序,雙方都受到創傷。雖然性平法第30條明文規定性平會調查小組「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是依據「受害者」之後的感受,來認定行為人的犯意與犯行,但單以訪談結果論斷,實不足以就情境或具體事證而給予適當的判定。

此外,雖然性平法第22條明文規定保密原則,但是作者在實務經驗中,就出現一位疑似性騷擾的大一新生因為受不了同儕壓力,在尚未完成調查之前,就已主動休學。至於國中生更易因為性平會調查而被貼上標籤,製造同儕之間互動的問題,也有不少被控性騷擾的學生陷入孤立,被迫轉班、轉學。性平法所製造出來的調查程序原為保護權力弱勢學生而設立,但援用於處理生對生的個案時,反而造成損及學生受教權的非預期結果。

 

四、性平法與教師勞動權

當前性平法在處理校園中的性侵害以及性騷擾事件,師對生的案件是基於傳統師生倫理規範,適用於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當無疑義,但是對於十八歲以上的大學生是否仍適用?在2013年修法時,曾經有性平法專家主張加入禁止「師生戀」條款,引發群眾嘩然,質疑禁止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的師生戀,是否違反基本人權?

校園也出現不少成年師生之間的戀情,誤用性平法的個案。例如女研究生與已婚男老師談戀愛的實務個案,原配提出告訴,女學生被迫以休學來保護老師,減少性平會介入理由;另外,也有未婚男老師與女學生談戀愛,由於男老師無意與女學生結婚,最後被女學生以非自願發生初次性行為為由,一狀告到性平會,雖然最後沒有成案,男老師已經身心受創;另外有一位在國立大學任教、具身心障礙身份的男老師擬與女朋友分手,女友身份也非學生,竟然被系上要求轉任通識中心。校園內成年人之間的情愛關係,即使是師生之間都很難以性平法或單純的「教道」來規範,協商誰要不要愛誰?以及個人要不要、能不能從一而終。清官終究難斷家務事,對於成年人的感情應交由自己負責,至於真的出現性侵害事件,自有刑法來判定,性平法的介入有時反而形成對於老師與學生不當的性道德管控。後來教育部雖從善如流,站在「柔性規勸」立場,不鼓勵師生間發展不當的親密關係,對於十八歲以下學生,禁止師生戀;但對於大專以上學生,則是建議教師迴避,但仍祭出若違反者將視情節輕重處分,不排除對教師停聘或解聘。

c6.jpg十八歲以上成年人的師生戀,不應被禁止。紅極一時的電視劇《花千骨》之中,男女主角也是師生戀。圖片來源:電視劇《花千骨》劇照。

2014年教師法修法時,將第14條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的要件中增加了三款與性平法相關事項,包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第一項第八款)、「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第一項第九款),以及「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第一項第十款)。

其中第八款以及第九款之規定,使得性平法的調查權已經具有「準司法」的效力,可以做為變更教師身份的依據,教師有此兩款行為不需要經各級教評會三審之後決定,「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第十四條第四項)。相較於第一項第十三款,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仍需經教評會三審三級制決議,所有與性侵害、性騷擾以及性霸凌相關的「行為」,只要經性平會查證屬實,即可予以解聘,明顯有擴權且損害教師勞動權之疑慮。一方面,性平會並無司法調查權,性平會調查小組多數仰賴口頭訪問,缺乏嚴謹的證據即片面以受訪雙方說法定斷,可能有誤判之虞。另外一方面,性行為受到情境、過程、當事人當下感受以及事後理解而定,即使在司法上都很難認定性侵害是否成立,如何判定性侵案成立需要建立更嚴謹的程序,以免傷害教師的勞動權。

至於第13條第一項第九款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用語更為模糊。性平法第2條第四款對於性騷擾的定義為:「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或者是「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這些性騷擾定義很明顯是針對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而訂定。但是在實務上卻經常被擴大使用到生對生關係。而以「受害者一方是否有不舒服的感受」為認定標準,在此寬鬆的定義下,竟然具有超越「違法行為」而可以直接解聘教師之權力,顯示性平法擴權之嚴重性,已損害教師勞動權。

 

五、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性別平等教育?

教育部雖然進行不定期的性別平等教育訪視,但是對於校園內制度面的性別不平等仍視而不見,如對於性教育以及懷孕學生的歧視、性別差異化的宿舍管理制度、無法落實的教職員工育嬰假、不足的托育設施等問題,反而偏重校內性騷擾、性侵害以及性霸凌個案調查與處理,造成性平法防治有餘而教育不足。

性平法對於校園中權力不對等的性別支配關係確實形成規範作用,針對8%的教師對未成年學生的不合法的性確實發揮嚇阻作用,但是對於86.8%的生對生案件,則未能發揮教育輔導的功能,當性別平等教育被窄化成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治,讓學校逾越了教育本份,耗費大多精力在個案調查,在校園氛圍中已經引發了某種程度的性恐慌。

性平法修法之後在不受司法的影響下,造成行政法擴權,且有違憲之虞,更可能損及學生的受教權與教師的勞動權。回歸性平法當初設立的初衷,是為了要「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過度集中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司法」機制,忽略了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輔導精神。因此,針對性平法修法,提出具體修法建議包含:

1.明訂適用於校園中權力不對等的師對生的關係,有關師對生性侵害以及騷擾案件,性平會調查小組在缺乏法律專業人才、司法權之下,實難以有嚴謹調查程序,應審慎考量僅依性平會的調查報告具有變更教師勞動權之權限,凡涉及變更當事人地位者仍應經過教評會三審三級制決定;而涉及學生之間的性別事件依情節輕重而有不同的處理程序,對生對生之間性別逾矩的個案回歸學校的教育輔導機制。

2.性平會調查小組與司法權則應予釐清,學校由性平會依個案決定是否轉介司法機關處理,凡涉及刑法的猥褻及性侵害轉交司法機關處理,在司法結果出爐前,學校可以提供法律、醫療以及心理輔導等複合的資源來協助受害學生;若該司法案件有結果,則學校得依據校規予以處分,而涉及性騷擾以及性霸凌者交由性平會處理,性平會應整合學輔中心資源提供受害以及加害學生必要之輔導以及性別教育。

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可以受到保護,免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以及性霸凌的恐懼與傷害。性平會就如同學校的保健室,學生跌倒了到保健室有時可能只需要擦擦藥就行了,即使傷勢嚴重而需要開刀,也應該轉診大型醫院,而不是在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合法的專業人員下就進行手術。

性別教育的目的不在壓制學生不合乎學校性平法規範的性,而是更進一步啟發學生的性別意識,瞭解如何與不同性/別者互動,學習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肯認性少數,這些超過既有法律範疇的性別教育,才是「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真諦,如何從過去糾問式的個案處分,轉為關注對於校園性別平等制度的建制,透過司法與教育重新定位與分工、教育與輔導手段並行,才能真正落實校園性別平等教育。

 謝誌:本文特別感謝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劉晏齊教授的指正。

 

 

註解

[1] 103年5月26日臺教學(三)字第1030902914號。

 

參考文獻

司法院,2011,大法官釋字第 684 號,2011年1月17日,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684

吳志光,2014,「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校園性別究年之回顧與展望」,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7:44-46。

楊嘉宏,2014,「性別平等不只是法治教育:一個國中基層教師對於性別平等教育的觀察筆記」,性別平等教育季刊,67:25-29。

教育部,2016,主要統計,大專校院學生宿舍概況,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1B58E0B736635285&s=D04C74553DB60CAD。

校園性別平等案例處理模式及策略探討,http://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23/pta_2705_9487249_670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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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知識、生殖科技與少子女化的東亞

黃于玲/成功大學醫學系、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前言

東亞是全世界晚婚不婚、少生不生最顯著的區域,各方也在探索理由,思考對策。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從社會價值改變、性別分工特性、經濟上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缺失等等來理解此現象(Raymo et al. 2015)。例如,有些研究顯示,即使人生的選擇多樣,東亞對於婚姻與育兒的價值與做法仍然十分傳統,國家仍採取「家族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照護、教育與住房常需要個別家庭支出,這使得「進入婚姻、養兒育女」的選項,變得十分缺乏吸引力。東亞各國工時過長、職場性別分工僵化、工作的前景堪憂,也讓年輕人在婚姻市場上缺乏心力經營,而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更容易處於戀愛與結婚機會的劣勢。不婚不育對於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年金制度運作、社會連結等等都可能有重大影響,東亞各國也陸續提出催婚催生的政策,但顯然成效有限。

除了社會價值變遷與福利政策的討論,新興科學與技術在此議題的介入,也很值得關切。想想,才在數十年前,東亞地區還為人口爆炸的議題而擔憂,施行各類家庭計劃來控制生育。有關人口發展效益的計算、避孕科技的選擇等等都有甚多考量。今日,東亞在短短三十年間,從降低生育率的努力,轉向增產報國的倡議,又開展出哪些科技與社會的議題呢?

本文介紹探究兩個基本問題:在人口科學計算上,低生育率現象有沒有不同的評估方式?只能靠著增產報國來處理嗎?在生殖科技上,管控生育的技術又有何新發展與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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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現象只能藉由「增產報國」來處理嗎?有沒有其他評估及解釋的面向?
圖片來源:https://goo.gl/Qc5tKh

人口學新概念,重新評估少子女化的影響

近年來政府與媒體時常引用的「少子女化」,指的是育齡婦女生育率降低造成子女數減少的趨勢。台灣的總生育率在1951年戰後嬰兒潮達到高峰(7人)之後,開始逐漸下降。1984年下滑至2.1人的人口替代水準。之後十幾年間,生育率呈現持平狀態,直到2000年前後又開始下降,進入了人口學家稱之為「超低生育率」狀態,這幾年則一直在1人上下徘徊。

台灣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透過統計數字,試圖了解與少子女化趨勢相關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初婚年齡與生育年齡延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跟1981年相比,2014年男性初婚平均年齡由27.6歲增為32.1歲,女性則是由24歲延至29.9歲,延後近六歲。晚婚的影響是,同期間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則由24.3歲延後至30.5歲。20至25歲生母出生嬰兒數逐年大幅減少,另一方面,30-34歲生母的出生嬰兒數則逐年大幅增加。有偶女性生育第一胎年齡往後延,但是生育總數並沒有大幅下降。台大經濟系駱明慶的研究指出(2007),1963-67年出生世代的女性,40歲以前生育總數仍有1.97人,將近2人,與人口替代率相去不遠。因此,有偶女性人數的下降,才是台灣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政府官員與媒體視少子女化為國安危機,擔心結合人口老化趨勢,會重力衝擊未來的扶養比、勞動力供應、經濟成長、公共財務與生活水準,內政部到地方政府因而推行各式生育津貼與未婚男女聯誼作為因應之道。然而,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低生育率的國家,而人口結構也與二十世紀截然不同,人口科學社群也開始重新評估低生育率與人口減少對於總體經濟的效應。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人口學家Ronald Lee的研究團隊,在2014年的Science上發表「低生育率真的是個問題嗎?」一文,強調評估人口老化與經濟負擔的新衡量方式:經濟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相較於扶養比(14歲以下幼年人口加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單純是以年齡區間作為依賴或生產人口的判準,經濟支持比透過國民移轉帳的概念,重新考慮人口結構變動與各年齡層的經濟行為對於資源分配的影響(Lee, Mason, and NTA 2014)。

如果依照傳統「扶養比」的計算方式,台灣在2015年每位15-64歲的生產者要負擔0.35位依賴人口,2060年則會增加至0.97位。但是根據「經濟支持比」的算法,2015到2060則僅會增加0.18位依賴人口,經濟負擔增加的速度較慢。這是因為經濟支持的計算考慮了高齡者也是當代社會財富與資產的擁有者(甚至比青壯年人口更多),在人口老化的同時,社會整體資產也跟著他們的儲蓄、積累投入消費而增加,成為第一種人口轉型的二次人口紅利(林曉嬋2015)。在低生育率社會中父母對於子女教育與人力資本的大量支出,也會轉換成新世代數量少但人力資本高的經濟生產力,則是第二種二次人口紅利(鄭雁馨 即將出版)。

也就是說,從支持比的角度來看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對整體經濟的衝擊程度或許並沒有目前強調扶養比的觀點來得激烈與嚴重,這應該可以讓我們緩穩地思考相關因應政策,而不是一股腦地投入效果有限的一次性現金生育津貼等(尤智儀、李玉春2016)。

除了「經濟支持比」的新衡量方式之外,人口學家也重新思考人口與勞動力推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過往常被人口學家視為是少子女化的原因之一。既有的勞動力推估以年齡與性別結構為主,可是這樣的資訊較適合評估勞動力的數量,而非勞動力的品質。近年的研究強調將在低生育率社會中增加的人力資本納入勞動力計算,例如中研院社會所鄭雁馨的研究估計,2050年的台灣勞動力將有七成是受過大專以上教育,教育程度低於高中的藍領勞動人口將低於一成。以臺灣目前高學歷女性人數多、低於六成的女性勞參率,相較於瑞典的76%女性勞參率,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若是政府相關單位可以致力於擴大婦女就業,同時維持男性就業率,可以減緩高達兩百萬人的勞動力短缺(Cheng and Loichinger 2015)。

長久以來,人口學概念與知識形塑著我們如何理解人口質量與生育率對於一個國家、社會與家庭的意義。台灣曾在二次大戰後世界人口爆炸的氛圍與國內經濟成長的目標下,由國家主導控制人口成長的大規模家庭計劃。近年來,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第二次人口轉型與低生育率所可能產生的經濟面衝擊,部分人口學家針對改變中的人口結構與行為提出新的概念與估算(如經濟支持比與納入教育程度的勞參率),不再受限於既有的人口替代率與扶養比等指標。這些新概念與新知識,也刺激我們重新思考目前以強調拉抬生育率為主的人口與家庭政策是否適切。

 

生殖科技的新政治

當強調生育作為解決國安問題時,也可能引發的生殖科技使用的新政治議題。

保險套、避孕藥、RU486、人工授精……,當今人類生殖並不只是血肉之軀的運作,經常由科技作為媒介,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口政策也影響了生殖科技的價值、分配與使用。在促進生育的年代,這些生殖科技出現新的關注焦點。

首先,人工流產的規範,有了新的變化; 韓國政府意圖緊縮對於墮胎的使用,就引發了婦女團體的抗議。韓國的人工流產僅限於性侵害、亂倫、嚴重危及婦女健康時等理由可使用,但是自1960年代以來,所謂非法的墮胎仍廣泛使用,也是醫師的重要收入來源。多年來政府以減少人口為政策目標,也傾向於做為子宮內避孕器之外的輔助手段,幾乎很少落實墮胎罪。自2009年開始,南韓政府在生育率過低的情況下,政策大轉彎,多次昭告要積極取締墮胎(Sung 2012)。近日南韓衛福部更推出新作法,表示要強化處罰實行非法墮胎的醫師,最高刑責可能包括吊銷執照一年。韓國的婦女團體長期以來要求將墮胎除罪化,以確保婦女擁有自主決定生育的資源。然而,近年來面對政府鼓吹生育的人口政策,政府不只漠視婦女團體的呼籲,更透過處罰醫師,更加限縮墮胎這項醫療措施的資源。

相較而言,日本與台灣墮胎早已合法化,政府就較難以基於低生育率的理由,重新管控墮胎。以台灣為例,近幾年雖然有思考期、強制諮詢等修法倡議,在婦女團體與醫界主張婦女生育自主權的情況下,這項修法提議目前擱置未行。思考期的辯論沸沸揚揚,而政府對於避孕措施補助的縮減,卻甚少獲得注目。現今如要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是進行結紮,僅有低收入戶以及患有精神疾病、「有礙優生的遺傳性疾病」等民眾,可以獲得節育科技的費用補助。充沛的避孕資源,能減少不必要的懷孕,也有助於降低墮胎的需求,但是政府並沒有從這個思考角度來分配資源(江盛2013)。

使用墮胎與避孕的資源限縮,助孕科技卻獲得前所未有的支持。日本從2004年起,開始部分補助人工協助生殖科技; 南韓從2006年以促進生育為由,開始「不孕夫妻支援事業」,實施助孕科技的補助。台灣則從2015年開始實施,初期對象僅限於中低收入戶。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未婚的健康女性只需負責三成的費用,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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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千葉縣浦安市與醫院於2016年還推出凍卵補助案,廣獲國際媒體報導。
圖片來源:https://goo.gl/KR5DlV

 

從這些政策變遷可看出,政府催生並非僅是口號標語、也不只是靠著社福措施來減輕負擔,往往透過生殖科技資源的重分配來進行:限縮墮胎資源、取消免費避孕、補助助孕科技。這些新政策是否有助於人口成長,常受到質疑。然而,這些政策卻很可能削弱婦女生育控制的資源,影響經濟弱勢的家庭,難以獲得所需的資助,因此,仍需要持續的公共監督與辯論。

「凍卵」這項新生殖科技,成為婦女晚婚趨勢中,熱門的科技商品。紀錄片「卵實力」描繪了演員張本渝在37歲時的凍卵經歷。電影「我的蛋男情人」中,林依晨飾演的女主角,也是在失戀之後開始探索「凍卵」的可能性。這冷凍技術訴求急凍時間,讓可能老化的卵子停格,彷彿人生就此安心繼續前進,需要生育的時候再解凍即可(Waldby 2015)。促銷凍卵的論述,經常號稱這增加未婚熟女選擇資源。然而,凍卵歷程醫療介入的副作用,解凍之後還要歷經成功率有限的試管嬰兒技術、或是延後生育可能要面對的母嬰健康風險,都較少被提及(Harwood 2009)。更重要的是,東亞社會大多仍規定異性戀已婚夫妻才能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這意味著女性仍需等到婚配對象出現,才能使用自己冷藏的卵,也無怪乎卵子解凍而受孕成功的案例仍然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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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卵實力》畫面。
圖片來源:Youtube

對比起來,單身女性、女同志透過「精子銀行+人工授精」的技術就能達到生育的需求,其醫療侵入性較「凍卵+試管嬰兒」為低,費用也較便宜。然而,這些想生要透過科技生育的社群,卻受限於法令規定,無法使用新生殖科技的資源。台灣的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多次喊出要「增產報國」的意願,但是國家並沒有驚喜地回應。助孕科技可能發揮的催生力,還是受到了異性戀婚姻的社會秩序所阻擋。

無論是人口學的新計算,還是生殖科技的新政治,都彰顯科學與技術也在積極介入處理不婚不生的「問題」。面對東亞的少子女化,不只涉及戀愛巴士與生育補助的社會辯論,也需要積極投入推估參數與科技運作的再思考與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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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在同志遊行中,表達彩虹家庭「增產報國」的訴求。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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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幼兒發展成為母親的風險事業

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過去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關注,經常以「科學母職」與「醫療化母職」等概念,來檢視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如何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這些論述被認為是一種規範和評價母職實踐的體系,經常導致母親的責任加重,甚於提昇她們的能力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長期的歷史研究發現:關於育兒的科學建議不斷與時俱進:19世紀專家以「醫學-衛生學」模型來認識童年身體與建立育兒指南,20 世紀後逐漸轉變為「發展模型」,強調教育與認知刺激;特別是在 90 年代,新的大腦研究將早期童年建構為影響終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母親被告知五歲以前的早期教育與適當刺激,可強化孩子的大腦能力,左右孩子的未來智力與成就 (Wa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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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75.html

然而,相較於疾病及其復原經常有明確可徵的身體狀況,影響幼兒發展的因子非常複雜多樣;個別孩子的發展進度是否符合常規,許多時候也不易判別。但是當代強調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 的意識型態,仍要求「好媽媽」不只應該避免讓孩子在發展里程碑上落後,更必須努力最大化孩子的身心發展。除了外顯的身高體重,以及可供比較的認知、語言或動作能力之外,還包括相當抽象的安全感、信任感、自信心、專注度,以及創造力等等。易言之,醫學意義上的遲緩並非唯一重要的發展風險,直指孩子未來成就的許諾(從「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開始),同樣強而有力地獲取無數父母的關注。這種關於兒童發展及其風險的科學知識,以及對於母親的道德要求,創造出大量的市場需求,展現在形形色色的育兒書刊雜誌、教材玩具、課程活動當中,不斷挑動家長心中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傳統欲望。

然而,除了勤勉學習最新知識來做為自己的育兒指南,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一方面,新手媽媽經常面對眾說紛紜的育兒建議,特別是網絡時代的爆炸資訊難以判斷,另一方面,育兒的實際安排常鑲嵌在家庭的協力網絡中,因此選擇特定育兒實作時往往必須處理家庭連帶的社會關係議題,例如公婆教養價值觀的衝突。此外,對孩子無所不在的發展監看,更使得母親容易落入比過去更容易被究責的困境。

 

一、「眾口囂囂,不可勝聽」--各說各話的專家建議

當代台灣的育兒知識具有某種晚期現代性特質──舊的傳統與習慣不再被新手父母所信賴,新的知識又日新月異,不足以為育兒實作的安排提供牢靠的指引。正如 Tina Miller 的研究指出,這種充滿不確定性但卻為道德性牢牢支撐的脈絡,會使得母親更加努力尋求並優位化她們認為的專家知識 (2005:47)。然而,「專家」之間對於何謂好的育兒方式其實缺乏共識,甚至會給出南轅北轍的建議。許多新手媽媽們都能明確指出時下流行的育兒指南分為「大人中心」與「兒童中心」兩派,各以《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林奐均著, 2006)  和《親密育兒百科》(Sears & Sears, 2000) 為聖經(以下簡稱《百歲》與《親密》)。粗略來說,《親密》主張父母應學習辨識與回應寶寶發出的信號(「寶寶哭了就把他抱起來」),哺餵母乳、盡量與寶寶形影不離,晚上也跟寶寶相伴而眠。《百歲》則主張應為寶寶建立作息時間表,切忌一哭鬧就餵就抱,並且訓練寶寶在自己的床上自行入睡,至少六週大時就開始訓練寶寶一覺到天明。

面對諸如此類大相徑庭的建議,新手媽媽們最常用主張者的專業身分以及是否有豐富照顧經驗,來作為聽取與否的初步判準,再依據自身育兒的獨特脈絡來評估專家建議的適用性,包括自己的個性、孩子的氣質、家庭的居住安排、夫妻的工作狀況,以及對育兒與親密關係的個人理念等等。易言之,她們總是「選擇性」地接收與應用知識,並且在真實的個人育兒脈絡中加以考驗。當面對選擇不同育兒方式的其他母親,她們常會以兩種策略來合法化自己的選擇:一是援引書中的科學醫學知識,另一則是以道德理由貶抑其他作法,例如「親密派」會將「百歲育兒」戲稱為「殘忍育兒」,「百歲派」批評實行「親密育兒法」是在「寵壞」、甚至「剝奪孩子的學習能力」。

誠然,各門各派的專家建議,可能作為多樣化的資源,提供不同需求的母親各種理論基礎與實務指南;但是,當一套知識體系被賦予權威地位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其他知識的貶損,此時,這種知識的分歧便可能導致母親們相互批評。特別是針對不會說話的嬰幼兒,他們的身心狀況與情緒反應並不容易建立明確的因果性;當社會中永遠存在複數的育兒權威知識與實踐,母親們就更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可能影響孩子的福祉而負責。即使她們總是不難找到支持自己的論述,但一旦孩子的發展不如預期「完美」,眾說紛紜的知識場景,可能就會讓她們陷入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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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主張「兒童中心」的《親密育兒百科》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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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主張「大人中心」的《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關係網絡中的育兒分工與協商

在台灣,育兒常常不是母親孤身一人與孩子之間的事,而是發生在家庭協力的關係網絡當中。固然母親幾乎總是主要照顧者,但日常生活中的育兒實作,總得有部分時刻得跟孩子的父親分工,或是依賴擴大的家庭網路—例如公婆–例如固定分擔白天的照顧工作,或提供後勤支援,包括接送孩子,填補放學到父母下班間的空檔,在父母需要的時候幫忙暫時照顧等等。也因此,媽媽們是否能徹底執行自己期望的教養方式,往往必須在這種關係網絡中反覆協商。

在許多強調早期發展的論述中,由祖父母進行教養常被視為一種有風險的育兒安排。過去沒有問題的育兒行為,在新的育兒知識當中常蒙上阻礙發展的陰影,例如老一輩認為讓幼兒坐「螃蟹車」比讓他們到處亂爬更安全,新的育兒觀念卻擔心有翻倒的危險性,並且不利於孩子發展平衡感;也有主張長輩較不擅長跟幼兒互動,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刺激,做不到像新的育兒的建議,要求父母多跟孩子說話唱歌講故事唸繪本,還要有充足的活動量,不能一天到晚揹著抱著或限制在家。這樣的要求當然加重了育兒的勞動內容,也使母親們經常以此原則來與其他照顧者分工。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就有受訪者認為新生兒的身心需求比較容易滿足,因此託給長輩照顧,自己忙著為兩歲女兒講故事、帶著上親子律動課程,並根據發展階段規畫各種學習或「增加生活經驗」的活動,例如去動物園、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商店練習買東西等等。

而當年輕一輩的父親愈來愈積極參與育兒,這種對幼兒發展刺激的全面要求,也多少會沿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分界來分派教養的任務,例如媽媽負責教育孩子的認知,爸爸則增加孩子的運動質量,教孩子騎腳踏車、溜直排輪,或只是帶到戶外讓小孩盡情跑來跑去。這些活動並非因應新的發展知識而出現的新項目,卻被賦予新的科學醫學理由:訓練動作發展、肌肉協調以及平衡能力。

而當照顧網絡的成員間存在歧見,母親們為了一致化育兒網絡中的實作,經常得嘗試努力說服其他成員。她們採用的策略,首先是連結科學醫學的權力基礎,例如祭出「醫生說」,或是買書、摺頁、要求對方閱讀;如果對象是老人家,還會把重要頁面影印放大再用螢光筆畫重點。倘若長輩不相信科學權威,就採取「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找出對方可接受的權威來源,例如小姑或是其他年長鄰人代為游說。如果這些都沒辦法,媽媽們就會必須取捨──例如到底是「當媽媽的身分重要,還是做媳婦的身分重要」,來決定是要堅持捍衛自己的原則,還是考慮家庭和諧或分工需求而忍受不一致的教養實踐;而無論是哪一種選擇,自然都有相應的代價:或者是社會關係的風險(例如打壞婆媳關係),或者是自己身為母親的認同風險(例如變成無能保護孩子的母親)。也因此,如果經濟能力較寬裕,許多母親寧願選擇花錢顧用保母。畢竟以金錢為基礎的一對一契約關係,母親可以主動尋求理念一致的保母作為育兒協力伙伴;若有不合,也相對容易中止關係而不必付出太高的成本。

 

三、日益嚴密的發展監視

隨著早期發展論述愈來愈受到重視,嬰幼兒發展指標與相關量表也開始大量流通,即使並非經過正式篩檢的管道,還是可能做為消費贈品或循著其它途徑進入家庭空間,成為孩子發展的潛在監看者。BabyHome 上有位媽媽為了「大姑小姑天天拿著奶粉公司送的成長紙,碎碎念說什麼妹妹遲緩呀」(女兒八個月大,坐得穩但不會爬),迫使她上網詢問大家有沒有「關於小孩學爬發展的文章」,想要「印下來堵她們的嘴」。另一個網路討論區中,一位媽媽抱怨自己的父親認為選擇全母乳的她「沒奶」,導致外孫女「活力不夠」,還寫 e-mail 告誡女兒說:「你的小孩長期半飢餓狀態,  不像一般 4、5 個月的小孩活力充沛,……小孩子 3個月是腦力急速發展的時候,  我擔心她的腦力已經受損」。這位媽媽認為,會受質疑的理由是因為小孩很安靜,任人抱都不吭聲,被抱著坐直的時候也沒有想要跳跳跳的反應。但她說:「我以為照兒童健康手冊上面的進度,會趴、會撐起頭來,就差不多」,「我娘家的人現在是在逼我女兒做七八個月的發展狀況檢測,例如腳垂直時會不會蹬直站起之類的」。然而,她還是抵禦不住壓力,一直「鬧老公」說要買「跳跳鞦韆」(使用年紀建議六個月以上)來刺激四個多月女兒的跳躍能力。

從這兩個例子中都可以發現,普遍流通的發展權威知識,使孩子受到遠比過去更嚴密的監看。即使媽媽們都知道:來自非照顧者的片面、隨機的觀察與評價並不能掌握孩子發展的全貌,但當這類的質疑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她們,無法以自身對孩子的發展具有更完整的知識來抵禦。這個社會無處不潛伏著譴責母親的低語,只要媽媽持續被認為得為孩子負責,每個母親就都有可能不夠稱職 (potentially unfit)(Blum, 2007)。一方面,她們必須與上一代的權威知識奮戰;另一方面,新的育兒實踐卻又被眾家權威知識環伺,並臣服於比以往更高的標準。

而如果新的育兒實作受到來自傳統權威的質疑,母親們還可能倚重科學醫學論述的權威作為自己的奧援。但當批評者同樣運用科學語言進行醫療或發展的凝視,母親們似乎只能以強化科學育兒的方式來回應。觀察網路上的互動,倘若網友的抱怨是針對上一代倚老賣老的干涉,回應者多半都是給予加油打氣,但若抱怨他人認為自己的孩子有發展疑慮,網友回應的狀況就會高比例地出現「看醫生」的建議,例如上面被懷疑女兒「腦力受損」的媽媽,就收到帶女兒去做感覺統合測驗的回應。透過網路空間所延展的社會網絡,強化了科學醫學的權威,網友們會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把握發展黃金期」來彼此說服,或相互鼓勵「尋求醫師的專業認可」讓自己安心、同時做為避免被質疑的手段。易言之,網路作為新的資訊生產與傳播的工具,使醫療知識的使用者可以有更多元的管道去主動取得與評估資訊,因而得到較高的自主性,但同時也使得各種醫療主張更容易滲透到生活世界,助長了科學醫學知識在當代社會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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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各種育兒知識之爭,其實還是一場道德母職的論戰。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42.html

四、結論

整體來說,當代幼兒發展知識的普及,以及對於育兒高度異質性的專家建議,使得新手媽媽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母親們雖然可以在不同知識當中做選擇,但必須面對「可能犯錯」的心理焦慮與罪惡感,彼此之間也可能因為奉行不同權威知識與實作而相互批評,不是認為對方無知,而是質疑知識選擇所代表的母職風格。各種知識之爭,其實還是一場道德母職的論戰。畢竟,無論如何汲汲尋求都無法獲取完備的育兒知識,更不可能保證竭精竭慮就能養出完美的孩子。這些關於幼兒發展的權威知識,管制的對象並不限於傳統育兒法的奉行者,即便「照書養」的媽媽們也同樣得接受考核與檢驗,並且其標準遠比過去更嚴苛。

因此,當代的幼兒發展知識依舊是一套評價與管制親職的系統,並且日益具有支配性質。正如過去研究已指出:女性易於接受醫療科學技術,是因為它們承諾女性得到更符應文化與社會常規的行為與表現 (Bordo, 1998);如果說新世代母親傾向親近科學醫學知識來組織育兒實踐,也是為了回應當代社會愈來愈以各種科學醫學權威來重構對母職的文化要求,與避免對各種育兒偏差的道德譴責。幼兒發展已經成為新世代母親的風險事業,對她們課以不可承受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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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手變頭家到隱形冠軍: 台灣中小企業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1996-2011

謝斐宇/中研院社會所

 

近來,媒體頻頻報導中國「紅色供應鍊」的崛起,將造成台灣IT產業的沒落,台灣產業轉型前景堪憂;但於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研究和新聞報導指出,台灣機械產業中的許多中小企業,產品附加價值節節高升,並且擔任全球產業中上游不可或缺的供應商角色。特別是身為零件製造商的中小企業,在當前追求高科技轉型的過程中仍然活躍。頓時,台灣產業所謂的「隱形冠軍」,再度成為討論焦點。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從中小企業部門創新與學習來源的角度,講述較少受到關注的「隱形冠軍」故事。我將強調「零件製造廠」這個在解釋台灣中小企業的技術能力與創新時,常被忽略的面向,透過比較台灣與其他先進國家,試圖描繪「台灣經驗」中常被忽略的某些特徵。

 

一、為什麼中小企業和製造業仍然值得關注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說明兩個問題。:(1)為什麼我們必須關注中小企業?以及,(2)為什麼在談論知識密集經濟的產業轉型時,依然不可忽略製造業?

中小企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小企業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是整體經濟的骨幹。許多研究顯示,中小企業能帶動更均等的經濟成長,也是學習與創新的來源。已有不少研究指出,美國過去三十年來的貧富差距惡化,與「去工業化」、「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有關 (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經濟金融化」指的是公司不再投資資本財,反倒縮減規模、專注於最大化短期收益與股東利潤的現象(Lazonick 2009)。從這裡,可以引申出我第二個觀點——製造業依然重要。考察某些西歐國家(如德國)與小型國家(如丹麥)的產業轉型過程,將會發現中小企業一直都是這些經濟體中的重要驅動者。在產業轉型或所謂的「往知識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面對亞洲的競爭,他們的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從製造活動中撤退,相對的,反而持續活躍於高品質與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製造領域(Herrigel 2010)。另外,美國歐巴馬政府為了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下了許多工夫,例如,建立各種中小企業創新及創業平台,或是提供各種誘因與有利政策(Block and Keller 2011)。

 

二、台灣戰後工業化發展的特徵:分散式工業化及與出口導向的零件部門

 

「分散式工業化」(decentralized industrialization)是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獨特特徵,具體表現是中小企業製造商群聚於特定地理區域。許多中小企業專精於生產流程的特定階段,並與其他生產階段的中小企業構成互補關係。這些中小企業協力網絡,構成了所謂台灣奇蹟的基礎。在許多產業中,從1970年代的製鞋、成衣、腳踏車,1980年代的工具機,到1990年代的資訊電子工業,台灣中小企業成功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台灣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的中小企業最大的不同是,直接從事出口活動,國際化程度很高。

在台灣的分散式產業體系中,許多產業普遍具有下列特徵:

(1)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生產體系中,存在廣泛的分工,生產流程彼此互補。這些廠商群聚在特定地理區,或者稱為「產業聚落」(industrial district, Piore and Sabel 1984),彼此競爭與合作。台灣的製造業大部分由兩個部門所構成:裝配部門、零件部門(協力廠商)。裝配部門涉及廣泛的零件外包體系與高度專業化,轉包活動則在零件部門中運作——組件中的許多零件被轉包給專精於製造這些零件或加工程序的小工廠,形成一個綿密的分工體系。

(2)中小企業生產網絡由眾多的獨立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組成,這些廠商專精於生產中間商品,並不製造最終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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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產網絡具開放性,並且沒有依賴性(有別於中心衛星工廠體系)。零件製造商與專業加工廠商通常不局限於和特定的裝配商或供應商合作,他們能同時供應給產業內的許多廠商,也能將產品賣給其他產業。
(4)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直接進入全球生產鏈,直接面對國外客戶、自行接單出口、高度國際化。它們有能力在世界市場中競爭,而非完全依賴國內的裝配廠或中心廠。

分散式工業化所帶來的直接結果是跨產業間的高度連結(inter-industry linkages)。開放且不依賴的網絡,意味著資訊不只散布在產業內,還會在產業間傳遞。例如,為機械裝配廠與零件製造商進行鑽、車床、銑、鍛造、金屬表面處理、陽極氧化等加工的專業加工廠,並不閉鎖在單個產業或供應商中,他們也替許多產業進行加工。跨產業的經驗,常常替他們的客戶帶來新的突破。同時,零件製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意味著他們有多重接觸資訊的管道,因此有多重學習的資訊來源。因此,技術知識與想法沒有被限制在單一廠內,而是能跨越各種產業邊界,進行重新組合,產生新的突破。

 

三、機械業中小企業的角色與貢獻

以下,我使用1996到2011年的工商與服務業普查資料,以機械業為例,來說明中小企業在過去2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1]

一般認為,過去20年在IT產業的帶領之下,是台灣邁向高科技工業化的重要轉型期。資訊科技產業的總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比例,從1996年的21.7%,增加到2011年的49.7%;同時,資訊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比例,從1996年的17.8%,上升到2011的40%。但是,如果我們透過三碼分類檢視產業的組成,進一步分析部門中的次級產業表現,整個故事看起來就會有點不同。儘管金屬機械產業較少受到關注,往往被視為傳統產業、欠缺發展性,但其對製造業整體附加價值的貢獻,其實與資訊科技部門(扣除半導體產業)的整體表現不相上下。

舉例來說,2011年半導體產業只占製造業總營收的6.2%,卻創造了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17%,而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6.5%,卻僅創造製造業總附加價值的5.6%。如果扣除半導體產業,那麼,2011年資訊科技產業的營收占製造業總營收的43.5%,卻只創造製造業附加價值的23%。相較之下,同一年金屬機械業占製造業總營收的22.1%,卻創造製造業26.9%的附加價值。也就是說,受到許多關注的成功樣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可能扭曲了我們對台灣製造業整體表現的理解。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機械部門的表現與資訊科技產業的表現相當。

資訊科技產業部門的營收成長,多來自生產國際化、三角貿易(即所謂的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出口),其中又以電腦和電腦周邊設備業最為明顯。由於大量營收都用於購買中間投入品(intermediate inputs)和最終產品,故與其他部門相比,在台灣的生產活動並不多,創造的生產總值和附加價值也因而大大減少。

以下數據亦指出機械部門的中小企業,持續對台灣製造業、就業與創業活動具有重要貢獻。舉例來說,從1996年到2011年,金屬機械業超過半數以上的營收和附加價值,是由中小企業(員工人數少於200人)所創造。從1996年到2011年,金屬機械部門中企業的平均員工數為12人,只有製造業部門的企業平均員工數(17至18人)的70%左右。同時,金屬機械部門一直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自1996年起,雇用人數占製造業員工總數的36%以上;相較之下資訊科技產業雇用人數1996年只占16.3%,2011年則有28.3%。另外,從過去15年來所有登記有案的製造業企業數量來看,金屬機械業數量超過50%,且持續增加,而資訊科技業大約只占6%。也就是說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持續活躍於機械產業之中。

再者,既有衡量創新或技術能力的指標,像是專利分析,也肯定了機械部門過去數十年來對於台灣產業轉型的重要性。機械部門中有三種次級產業(工具機、運輸設備和運動設備)進入台灣專利排名的前十大。另外,台灣機械部門的專利有一半以上是登記在個人而非組織,代表中小企業一直都是台灣產業創新的來源。

總的來說,上述數據指出,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最大特色──分散化生產的中小企業體系,儘管對台灣經濟活動的貢獻向來不受關注,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帶動台灣的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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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看似不起眼的機械工廠,每年創造的附加價值不遜於資訊產業,也提供許多就業機會,也是技術創新的主力。圖片來源:作者田野期間拍攝。

四、中小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創新與學習

討論至此,讀者可能會疑惑,台灣中小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從何而來?如何依靠小規模的研發躋身全球生產網絡,並在全球市場中競爭?坊間輿論不是都認為中小企業研發投資少,只從事代工,沒有任何技術可言嗎?

根據我長期對台灣中小型機械部門零件廠商的研究,我認為他們的全球競爭力來自學習與創新,以及學習與創新不只發生在廠商內部,也由廠商間的互動所產生,而零件製造廠是主要的驅動者。

 

(一)零件製造廠與專業加工廠的技術能力:技術相互依賴的特性

技術趨同(technical convergence)指的是在機械與金屬應用部門中,許多最終產品/產業在中間投入的層次,在製程、技能、技術與設備上具有相似性(Rosenberg 1963)。舉例來說,所有進行鑽孔、研磨、銑磨、鑿孔等類似操作的機器,所遭遇的技術問題往往都與金屬的性質有關。因此,這些發生在生產過程中的問題,是許多產業與產品所共有的,這些問題與最終產品的使用無關,卻與技術基礎習習相關。進一步,技術趨同會對新技術的發展與擴散產生數種影響:創新與突破通常是在解決中間生產流程的特定問題時產生,但接著這些突破會對其他金屬應用產業提供有益的影響(以技能或技術的形式)、促成技術傳播與新技術的使用。

技術趨同的本質特性意味著中間投入層次的創新很容易被忽略,這是因為許多專業加工廠在製造過程中的創新,儘管提升了自己或其他產業的績效,甚至是對整個社會與經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卻難以在最終產品的層次上被辨識出來。這是因為這些技術變遷大多發生在零件廠商、加工過程、在資本財產業中,而非最終產品上。舉例來說,對輕量與節能材料的需求促成了許多上游及精密加工產業的進步。事實上,我們一般所預期那種一鳴驚人的創新,其實不常出現,技術的變遷往往是透過在中間投入部分的持續性小突破累積而成。

依循此種邏輯,像是研發支出、專利、資本投資等指標,其實都難以捕捉這類中小企業創新及開發能力。這些創新通常與製程的精進有關,但卻常被忽略。我認為,在我們試圖理解中小企業的創新時,把握到這點是相當重要的。儘管製程創新的能見度較低,但事實上,與重大或根本性的創新相比之下,漸進的製程創新對整體經濟來說相當重要。這是許多台灣中小企業的貢獻,也解釋了為何他們可以持續在國際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二)跨產業的學習:多重連結與多重學習來源

在台灣的開放網絡生產體系下,技術趨同的特質有助於跨產業的學習。跨產業的學習時常促成新材料與新製造技術的使用。另外,台灣零件廠商直接出口的能力,正說明了透過聯結不同生產網絡以接觸新資訊的重要性。這種產業特色所促成的直接影響,是產業間資訊的自由流動。這進一步讓零件部門能追求中間投入層次上的進步與創新,其能應用於許多狀況,而非僅用於最終產品階段。這個論點也指出,企業決定外包的主因,並不僅是尋求廉價勞力,而是想要利用跨產業獨立零件製造商的創意與核心能力(Helper et al. 2000)。強調品質和技術,使得零件製造商和專門製造商在生產過程中變得更為重要,而不只是大型領導企業扶持下沒有力量的外包商。

 

五、結論

如果讀者接受我對台灣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經驗的看法,則對產業如何運作發展,例如廠商間關係、創新與學習的來源,附加價值創造的主要角色等問題,應該會得到一個與傳統觀點相當不同的圖像。研發與創新/學習不只來自於實驗室,不只來自於資本設備投資,也來自於生產現場(shop floor)中長期的技術經驗累積,以及跨產業的合作。這種品質導向/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強調現場技術工(skilled labor)的技能養成,以及以工藝為基礎的技能。這些需求顯示了現今台灣在技術人才訓練與技職教育深化方面的急迫性。

如果我們同意零件廠商及專業製造廠商是台灣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柱,我們應該提問與關注的議題,將不再是如何提升規模或建立自有品牌,甚至是放棄製造,而是如何才能建構出人性化/高品質的生產體制(quality regime)。我們所關心的問題,將不再是如何培育個別廠商,而是如何在現今中小企業的協力網絡及聚落的結構下,孕育出一個互相支援的技術創新、發展性的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es),以在全球市場上競爭。

 

 

 

 

註解

[1] 對此資料詳細討論,請參考Hsie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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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流行」的社會動力學考察

李威霆/聯合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一、前言

對於流行的考察是整個社會,但服裝是其中重要的成份。用羅蘭巴特(Roland de Barthes)的話來說,流行(la mode)最終的所指就是「世事」(le monde),兩者具有同構關係(isologie)。對於流行的考察無法停留在形式分析,必須指向它的本源進行動力學分析。畢竟,社會學一旦失去對社會動力的探究能力,將變得索然無味。一百多年前,G. Simmel(1904)在國際季刊(International Quarterly)上討論流行時裝的文章中已指出,流行時裝為當代社會的分化和整合提供了最有力的動力基礎,流行不只「為個人提供了跳脫出金錢流動所造成的緊張局勢的渠道,同時,它也有助於個人間實現的平等化和差異化要求」(轉引自高宣揚,2002:147)。而流行時尚無止盡的重複與更新,其「動力學原則的奧秘,恰巧就在於:它是靠其自身內部諸因素間的緊張關係及其更新作為動力基礎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時裝流行的動力學基本原則就是它的自我發動、自我推動和自我更新的原則」(ibid.)。

關於流行的動力學考察,重點不在於服裝本身,而在於它的修辭與動力法則。因為在流行的世界裡,「服裝彷彿自說自話(se dire)、指稱自我,從而陷入了一種同義反覆的境地」,但對於語意主體而言,「重要的是建構一個足夠飽和的、關於服裝記號的一切可能差異的語境。倒過來說,這些差異是否重複則無關緊要。因為造就意義的不是重複本身,而是差異」(Barthes, 1967:21)。就在流行自我推進又朝向自我消解的過程中,其「意指過程,最終將成為現代社會的思維模式」(la signification devient le mode de penser du monde moderne)(Gaillard, 2001)。

 

二、流行速度與山寨文化

這是一個追求速度與刺激、風格瞬息萬變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快流行(fast fasion)席捲全球是再合理不過的現象。快流行現象引發兩極評價,但它其實只有兩個秘密:其一,速度決勝。其二,異質混搭創造新時尚。雖然只有兩個祕密,但由此衍生的社會效應以及其中的社會動力邏輯,頗值得社會學者細細思考。

快流行當道,翻轉了全球化跨國產業鏈分工的趨勢。當首爾的東大門成為亞洲的快時尚矽谷,財團與跨國企業的市場控制力量相對被弱化了。在速度的王國裡,這些力量雖未被消解,但遠遠被拋卻在後。人們很難想像,在這個方圓不到3平方公里的首爾小城區,竟湧入一萬名服裝設計師、每天創造12億台幣的銷售額、養活60萬員工[1]。沒有企業財閥插旗,但東大門的快流行創發能力,卻令位居龍頭的衣戀、LG和SK集團都難以招架[2]。快流行當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品問世。過去的服飾週期可能是以「季」為單位,但如今就連月都已是悠長的時間尺度。戰後引領全球時尚的那些歐洲名牌,如今對流行脈動的掌握力明顯鈍化了。當Gucci、Chanel、Prada的設計師還在陶醉在高級時尚圈的迷思裡,日本的UNIQLO早已風靡歐洲,而歐美品牌,如瑞典的H&M、美國的Forever 21、英國的ASOS和Debenhams早已悄悄轉換軌道鯨吞亞洲市場。當馳名國際的設計師們還活在「緩加速」(sluggish acceleration)的流行節奏裡,快流行早已進入「自體加速」(autoacceleration)狀態,展現「凝膠效應」[3]

快流行當道,第一個明顯的效應是山寨品大行其道。當「抄襲到讓全世界無奈」的ZARA和H&M以廉價山寨品征服全球年輕人的衣櫥,Zara卻沒有因此變成pirate的代名詞,反而成功為山寨文化樹立新典範。山寨熱潮似乎已凌駕仿冒紅線,在速度決勝的新時尚規則下,快流行不在乎抄襲,只在乎能否率先推出新品(novelty)。快流行甚至不需要傳統旗艦店。例如Target和ASOS早已透過平價成衣連鎖店(如美國的JCPenney)每週定期更新熱銷商品。然而,想要像Zara這樣在每週推出上百件新品,這意味著旗下必須擁有成千上萬的設計師提供源源不絕的創意。顯然,全球任何服飾集團都沒有這樣的能力。於是,快流行要繼續存活,唯一的手段就是抄襲。我們很難爭論,究竟是人們的需求加速了才導致快流行現象、抑或是快流行炒熱了流行的速度,可以確定的是,在「需求速度>創作速度」的前提下,山寨文化必然持續增溫。從現實面來看,快流行從原先含蓄地剽竊獨立設計師的創意,到如今已是明目張膽地抄襲國際知名品牌的當季新品。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快時尚領頭羊非Zara和ASOS莫屬。

透過以下圖組,可看出這些快流行品牌從服飾到配件的明顯抄襲痕跡。其中,圖1、圖2是ASOS分別抄襲Proenza Schouler皮包和Gucci洋裝的案例;圖3、圖4分別是Zara抄襲Chloé和Balenciaga的皮包(圖組擷取自鄭家嬋,2015)。除了ASOS和ZARA,圍繞H&M和Forever 21的仿冒爭議也同樣曾出不窮。例如今年稍早引爆爭議的Forever 21,就被Complex團隊的設計師Emily Oberg控訴抄襲她為「Sporty & Rich」品牌所設計的一件全白連身帽夾(胸口還有刺繡字樣)。透過圖5可清楚看出「兩者相似度高達95%」(取自Essenti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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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左:Proenza Schouler,右:A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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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左:Gucci, 右:AS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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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左:Chloé,右: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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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左:Balenciaga,右: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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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左:Sporty & Rich, 右:Forever 21

 

三、緩不濟急的智財防線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會存在這種仿冒的情況?這種「侵權行為」難道無法可管?是的,快流行正好突顯了「版權」(Copyright)概念的侷限與極限。以美國而言,目前並沒有相關法律來保護時尚設計師。根據現行的「版權法」(Copyright Law),其中對於「創作」和「作品」的規定都不適用於服飾或鞋子這類商品。一如台灣的「著作權法」,美國「版權法」對於「抄襲」這樣的侵權行為,其重點在於規範對既有作品的「重製」(re-production),而非對於創意的仿冒(counterfeit),因此「版權」對於快流行山寨現象難有遏止效果。在英國、義大利及法國等國家,雖然版權法在保護時尚設計師方面有明顯的作用,但也都不能阻止抄襲的流行。

「專利權」(Patent Law)固然包括新式樣專利(design patent),足以為創意設計提供法律保障,但技術上來說,專利權保護只能採「註冊主義」(必須申請登記)而不可能像著作權採取「創作保護主義」(自動生效)。欲取得式樣上的設計專利,光是申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的內容敘明就是極其複雜的工程,更遑論專利權的取得程序(從登記、公告、可能的異議、審核、裁決、到正式生效),每個環節都曠日廢時,在流行王國裡根本緩不濟急。即使排除競爭對手刻意干擾,取得專利權的整個流程至少需要花上半年時間,不妨想像一下:假設Gucci今年推出的某款夏裝在五月上架後向USTPO提出申請,並「順利」在年底取得專利權。屆時冬裝早已上市了。這些夏裝空有專利保護,但等到隔年夏天,它們恐怕只能淪落到Outlet。如此一來,Gucci設計師還認為有申請專利的必要嗎?或許正是看準智財防線的脆弱性,Zara仿冒的對象從名牌時裝進一步擴展到Adidas這類運動鞋大廠(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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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 Adidas與Zara的係爭運動鞋款
圖片來源:https://goo.gl/W5AwKU

 

至於H&M的成衣款式,雖然沒有ZARA潮流更新快速,但它標榜的是「時髦裡最便宜,便宜裡最時髦」的低價路線。為了控制成本,H&M店內單品的質量參差不齊,就連領標的質感都顯得很敷衍,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為不同需求的人群設計的」(歌穀穀,2015)。很明顯,品質的差異已不再被重視,快流行只在乎「形似」。在速度王國裡,無論是衣著服飾、配件背包或運動鞋,各大名牌精品的當季創意瞬間就以「擬真物」(simulacre)的型態出現在大街小巷和網購世界。快流行滿足了普羅大眾「你有,我也有」的慾望,並以更快、更酷、更廉價、更靈活多變的方式,在風格中製造差異、在混搭中形塑風格。在此,「混搭」(mix-and-match)是極為關鍵的動力。如果說「廉價」為快流行提供了經濟上的動力,那麼「混搭」無疑提供了美學上的動力,成為壓垮舊時尚風格邏輯的最後一根稻草。為求速度,「山寨」變得愈來愈天經地義、愈來愈理所當然。

 

三、顛覆奢華的混搭美學

快流行的山寨現象,固然與制度規範的失能有關,但另一個(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市場區隔」的迷思。時尚圈普遍有一種信念,認為高級精品與仿冒的地攤貨,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無可諱言,歐美時尚圈的菁英們向來存在「惡紫之奪朱」的潔癖,而金字塔頂端的時尚名媛,則是高級精品店的忠實顧客。因此,這些高級名牌從一開始就低估了快流行真正的威脅:「高級時尚品牌就是想簡單不被打擾。像Debenhams、Zara、H&M這樣的零售商對品牌造成的影響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那些快時尚的消費者並不是高級時裝店的消費群」(鄭家嬋,2015)。不過,這一觀點在近年來正逐漸被打破:

以紐約名媛Olivia Palermo 來說,這位時尚圈的佼佼者就是以高街和奢侈品混搭而著稱。如今在時尚街頭上,會發現很多人正在走這種穿衣風格,你可以穿一件香奈兒的外套,但裡面可以搭配一件Zara的襯衣(參見圖7)。儘管在早些年,高級時裝品牌與快時尚的消費群體並沒有重合點,不過現在,他們的某些邊界正在被打破。(鄭家嬋,2015)

在Palermo為知名的伯爵珠寶(Piaget jewelry)代言的宣傳照(見圖8)中,快流行的這種「混搭美學」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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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Olivia Palermo的混搭風格
圖片來源:https://goo.gl/yd6R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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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Palermo為知名的伯爵珠寶(Piaget jewelry)代言的宣傳照
圖片來源:https://goo.gl/sy3Gqq

 

根據《牛津辭典》,「混搭」(mix and match)一詞是指:「選擇並組合不同但互補的項目,如服裝或裝備件,以形成一個協調的集合」(Select and combine[4]。用羅蘭巴特(Roland de Barthes)的話來說,也就是將不同「語段關連」(relation syntagmatique)的元素(即不同系統、不同類屬中的類項單品),併置在一個新的「系統關連」(relation systématique)中,使其發生意義。例如,不同風格材質的「短裙、襯衫與外套,在特定的支撐點上的併置」形塑了一個衣著的系統(Barthes, 1964: 117)(參見表1)。在快流行系統中,流行物件選配併置的自由度被大大提高了,而這打破傳統品牌與風格的迷思。可以說,「併置」(juxtaposition)造就了混搭美學,這是快流行的另一個重大效果。

快流行當道,挾著平價優勢和活潑多變的時尚感,輾平全球年輕人的風格差異、品味與市場的區隔,同時也翻轉了名牌精品與地攤貨的區隔。風格的混淆使市場區隔變得不再有效,一個明顯的指標是象徵精品的「奢華」(le luxe)界線變得日益模糊。誠如Lipovetsky & Roux(2003,頁)所言,「奢華既非偶然亦非適然的概念,它無可避免地伴隨著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奢華彰顯了貴族與小氣鬼之間、富人與平民之間的階序差異。因此,奢華可被視為諸般社會不平等的組織化過程的共變數」。法國服裝學院(IFM)主任O. Assouly則認為,在當前的流行運作中,奢華已不再意味著「財大氣粗」(ostentatoire),流行變成一種販賣品味的活動,它會以感性的方式滿足人們對於「美學攝取」(la captation esthétique)的需求(Assouly, 2007; 2011)。Lipovetsky & Roux(2003)稍早的研究亦指出:人們對奢華的感知已經「由土豪式的奢華轉向情緒上的奢華」(du luxe ostentatoire aux luxes émotionnels)。可以理解的是,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人們對流行精品這類奢侈材的想像,必須從高不可攀的尊貴形象轉換為某種「可觸及的奢華」(luxe accessible)才有助於消費。根據調查,半數以上的歐洲民眾平均每一年會購買一瓶高級香水或化妝品,Chanel、Dior、Cartier早已不是遙不可及的符號。即使名媛貴婦仍欲藉名牌作為炫富的手段,但現實是:她們已不再引領時尚。

 

四、異質擬真的市場效應

快流行迫使「奢華」讓位,最重要原因還是在於速度。一旦高級精品的流行速度趕不上需求速度便會顯得「老梗」。快流行世界已不復是Karl Lagerfeld、Jean-Paul Gaultier或Hedi Slimane這種頂尖設計師獨領風騷的菁英世界。相對於奢華而保守的貴婦風,輕熟女寧可跟隨快流行的混搭風走在個性化的時尚尖端,因為「這讓她們看起來顯得年輕、且具有自我風格」。快流行當道,直接將時尚的伸展台搬到大街小巷,如今「街頭」才是流行的戰場。從巴黎到紐約,全身高級名牌成衣的貴婦逐漸被認為是假掰的「俗麗」(gaudy)或過氣的「慫咖」(tacky)。要跟上流行,不能只靠名牌成衣的當季新品,更要懂得融入時尚元素以成就個人特質。瞬息萬變的美學風格成為快流行的前提與結果。從根本上說,快流行背後的「資本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要生產審美的對象,毋寧說是要捕捉審美的口味」(Assouly , 2007)[5],那麼「混搭」不啻就是「口味2.0」的升級版。最簡明的原則是:品牌大廠與其標榜特定口味,不如提供儘可能多樣的服飾讓顧客DIY選搭。在此,服飾的精緻感雖非無足輕重,但確實已不再是關鍵。

快流行當道,其關鍵在於滿足不同消費者對於「流行DIY」的想像,並藉由各種低價商品促銷活動,不斷刺激消費者購置不必要的服飾配件,以充實個人的「流行庫存」(fashion stock)。在「穿出個性、跟上流行」的環境刺激下,在「高貴不貴、買到賺到」的商品誘惑下,快流行的慾望邏輯為當代資本主義提供了完美的妝扮。短短幾年內,快流行不但執掌流行速度、改變市場形態,更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美學想像中。據2012年的估算,快流行當道後,全美流行時裝銷售一舉創下200億件單品的歷史紀錄,換算年均國民服飾購買數量竟高達64件(Cline, 2012),由此足可窺見快流行背後的龐大商機。很難想像,如此龐大商機竟然是建立在看似混亂無序的飽和消費中。既然「混搭美學」強調的是「個性化/個體化」的風格,那麼在風格解放之後,人們究竟為何需要這麼多的衣服?這個問題,顯然無法單就剩餘消費的面向來思考,而必須從美學的角度尋求解釋。

某種程度上來說,快流行崇尚的混搭風恰好就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描述的「異質擬真」(heterogeneous simulation)現象。或許可以說,混搭風是快流行自我演進的必然方向。而個性化/個體化的「混搭美學」所蘊含的風格,說穿了就是沒有風格。根據Michael Soble的定義,所謂的「風格」原本意味著「秀異的(distinctive)、因而可以被認出的生活模式」,它應該是「可以直接被觀察或藉由觀察推論出來」的一套模式(轉引自劉維公,2006:47)。然而混搭美學卻徹底攪亂了風格的文化根源。在此,快流行內在的邏輯引發了一個關於自身的弔詭:正是在它強調「個性」的同時,產生了「去特徵化」與「去個人化」的審美陷阱。審美無法完全脫離風格的羈絆,但混雜本身未必能夠形成新的風格。當風格元素被轉化為一堆亂數,結果只會使所有的個人風格看來都像是同一種風格。這或許是「大眾文化」(mass culture)論題在新時代的輪迴。正如阿多諾(T. Adorno)在〈文化工業的再思考〉一文中的預言:「{文化工業的}個別分支(individual branches)在結構上必然是相似的,或至少是相互適合的,以便驅使自身去配搭一個幾乎毫無間隙的系統」(Adorno, 1989:128)。用布希亞的話來說,這種無入而不自得的混搭風格,意味著一切交換與產品之間的「雜交」(promiscuité)、一切符號與價值的「雜交」(Baudrillard, 1997)。

快流行當道,除了在時尚界引起震撼,也成為各方批判的焦點,網路上更常見到針對快流行的抵制運動。這些抵制大致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生態主義人士。他們認為,H&M、Zara、ASOS或Target這些快流行集團之所以能提供廉價商品,最終是透過國際物流網將生產成本外部化(externalized cost),但這對環境永續而言將是可怕的災難。EcoCult雜誌創辦人Alden Wicker就質疑:「想想,你怎麼可能花不到20美元買到一件良心製造(ethically made)的襯衫、不到50美元買一條牛仔褲、不到75美元買到一雙鞋?那意味著有毒廢水愈來愈直接地被倒入河裡,工作條件愈來愈不安全,才讓人們製造出那些廉價品…」(Wicker, 2016)但如同其他抵制廉價商品運動面臨的困境,在貧富差距日益惡化的全球趨勢下,廉價品持續受到歡迎的機會將有增無減。

另一股抵制快流行的力量,來自一群標舉文化品味、挑剔庸俗流行風格的「時尚潮人」(hipster[6])。他們認為快流行文化會將品味變得低俗。儘管快流行允許更自由的個性化混搭,但卻缺乏品質與美感的混搭卻會失去品味,造就出像Elizabeth Cline或Alison Freer這樣歇斯底里的購物狂[7]。然而,此種論調顯然低估了快流行的顛覆性與滲透力。就在2016年的「巴黎時尚週」(Paris Fashion Week)上,Gucci與Miu Miu兩大品牌聯手宣告了「俗萌流」(tacky fashion)的美學新價值。庸俗萌流是2016年日本流行文化的新潮流。該詞源自日文「庸俗」與「可愛」這兩個概念的奇異結合。關於「俗萌流」現象,最簡明的表述就是:「Dasai (tacky) + Kawaii (Cute) = Tacky Fashion」(Asahin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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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日系Tacky Fashion的叛逆風(圖片來源:Asahina, 2016)

 

「俗萌流」的美學原則大致可歸納為:色彩明亮、內容俗麗、對比強烈(參見圖8)。在隨心所欲、打破視覺常規的驚奇上,俗萌流又同時揉合日本少女青春甜美的萌系裝扮,從而形成突梯的美學效果。「俗萌流」無疑是異質擬真與混搭美學的最佳寫照。這種混搭風格基本上乃是針對2013-2015年間在歐美和日本引發流行旋風的「舒適穿搭風」(Normcore)的反撲。Normcore一詞來自「Normal + Hardcore」,直譯就是「以常規為基幹的穿搭風格」。如果說舒適風具有順從主義(conformism)的文化色彩(自在悠閒),那麼「俗萌流」就像180度大轉彎,瞬間將流行大勢轉向叛逆風(標新立異)。在流行的世界裡,出現這種風格的「鐘擺現象」並不令人訝異。但順著這個邏輯發展下去,之後又將如何呢?如果流行就此在這兩端中往復循環下去,那麼流行也就終結了。但一個有趣的說法是,快流行最終將輾平風格的差異,時尚潮人無論選擇順從或叛逆,最終都無法避免「風格趨同」現象。

 

 

註解

[1] 辜樹仁(2014)東大門,〈逆轉全球化的奇蹟〉,《天下雜誌》546期。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7728

[2] 衣戀集團(E-Land Group)是目前韓國最大的服飾集團,旗下擁有「WHO A.U」和「Teenie Weenie」等品牌,年營收逾3,000億台幣。LG集團是韓國第一大企業,旗下擁有「HAZZYS」等知名品牌。SK集團是韓國第三大集團,旗下擁有「O2nd」,年營收高達880億美元。

[3]化學上所謂的「凝膠效應」是指在單體聚合過程中,隨著反應不斷進行,單體逐漸轉化為聚合物,此時反應體系的粘度也隨之不斷增大。當反應體系的粘度增大到一定程度時,系統會從易流動的液體漸變成粘滯糖漿狀,之後很快就變成半固體狀。此時的加速現象十分顯著,被稱為「自體加速」或「凝膠效應」。

[4] Oxford Living Dictionaries (2016). 查詢網址: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mix_and_match

[5] Le capitalisme vise moins à produire des objets qu’à capter des appétits esthétiques.

[6] Hipster這個新詞尚無妥切的中譯,筆者暫譯為「潮人」。這種人通常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對生活品質與風格頗有自己的想法(某種意義上的文青),但另方面他們又特立獨行,偏好悖逆傳統的表達形式,尤其表現在音樂與服飾上。

[7] Elizabeth Cline是EcoCult雜誌的創辦人兼總編,在其自傳性的暢銷書中《過度穿著:廉價時裝的驚人開銷》中談到自己如何愈買愈快、愈買愈上癮,最終成為快流行的受害者(參見Cline, 2012);Alison Freer則是美國好萊塢知名化妝師,在〈我恨自己所有的衣服:我如何成為快流行的犧牲者〉一文中剖析自己陷入快流行購買慾望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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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女人味:女性與運動的矛盾情結

姜穎/致理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管理系

 

運動的女人

2016年夏季奧運會甫落幕,臺灣唯一一面金牌由女子舉重選手許淑淨奪下。檢視過去臺灣參與奧運歷史,女性運動員是主要的奪牌者,然而,女性選手為了獲得獎牌,必須經歷艱苦訓練歷程,不過,媒體報導總聚焦在其容貌、體型,並隨著個別運動員「女性化外表與否」而發展出不同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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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奧運金牌的女性往往被視為缺乏女人味,需要「慢慢把裙子穿回來」。
資料來源:Youtube (https://goo.gl/MyoJQo)

這種對於菁英女性運動員身體容貌的「女性美」關注歷久彌新,早在1928年12月3日,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有一篇〈近代女性體格變化〉的報導,就談及「一般婦女運動家,容貌姿勢過於帶男性的,所謂曲線美暨嬌媚之女性美漸次喪失,真可悲現象」。時間更近代些,1988年夏季奧運於南韓首都漢城(首爾)舉行,該年10月3日《民生報》報導,漢城奧運選手村在10月1日晚上舉行了一場「奧運選手村小姐」選美活動,當年在女子跆拳道表演賽獲得雛量級金牌的臺灣跆拳道選手陳怡安穿著旗袍,也參與這次「選美」活動,並獲金牌獎。同日《聯合報》的報導中,描述在該項「選美」中當選的「波蘭的韻律體操選手佛爾加(Tevesa Folga)舉手投足賽過職業模特兒,她卸下外套露出雪白泳衣,彷彿不著一物」。這些有關女性運動員的論述在今日看來十分荒唐,但以本屆夏季奧運為例,金牌女子舉重選手「不像個女孩」、賽後應「慢慢把裙子穿回來」仍是臺灣可見的媒體論述。

 

奧運中的女人

談到現代奧運,世人的普遍認知為法國人Pierre de Coubertin,即「現代奧運之父」,催生了1894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以及奧運精神。檢視歷史,儘管女性運動員自1900年法國巴黎奧運起參與現代奧運競技,但Pierre de Coubertin在1934年「奧運40年:1894-1934(Forty years of Olympism: 1894-1934)」的演說中,仍然強調「我本人反對女性參與公共的競賽」,至於「女人在奧運中扮演的最主要角色,應當如同在古老的競賽場(ancient tournaments)上一般,僅是男性贏家頭頂的桂冠」。因此,運動社會學者如Jennifer Hargreaves(1984)就[1]曾直指「現代奧運之父」是一個為人熟知的「厭女主義者(misogyny)」而現代奧運在發展之初就是一個「制度化性別主義和階級宰制」(institutional sexism and class domination)的範例。

 

運動與性別之間存在著一股張力。許多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和社會學家認為, 19和20世紀誕生的現代運動,支撐並且合法化了(ideologically legitimates)加諸於女性的男性宰制意識型態,這種意識形態在教育、政治、媒體等其他場域早已受到挑戰和質疑。直到1990年代,仍有運動社會學家主張,運動是男性權力和特權重申及合法化的「終極沃土」(Kidd, 1990)[2]。因此,運動研究曾被視為「女性主義的繼子(a stepchild to feminism)。」然而,正是基於運動場域根深蒂固的性別結構,運動參與也成為現代女性賦權的重要象徵。看在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1983)眼中,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社會實踐之一是運動,因為運動「提供了布爾喬亞女性一個新的社會角色」。Hobsbawm談到當時網球運動的發展,他認為,這是首次,運動提供許多西方上層或中產階級女性一個被認可的公共角色,她們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和她們妻子、女兒、母親、配偶或是其他男性附屬角色分離開來。

回到2016巴西里約奧運,在1萬多位參賽選手中,女性運動員佔約45%,比例為史上新高[3]。相較於1900年巴黎奧運997位參與運動員中,僅有22位是女性,今日女性的奧運參與實非「現代奧運之父」所能想像。然而,截至2014年5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106委員中僅有24位是女性;加上前述女性運動員的媒體再現持續存在的性化與瑣碎化困境,奧運和女人的關係仍有改變的空間。

 

運動作為一種日常消費實踐

但除了菁英女運動員的運動實踐外,運動作為女性的一種日常休閒消費實踐又是怎樣的風景呢?。運動社會學者Louise Mansfield(2013)[4]認為,在西方社會中1980年代是一個關鍵的年代,他以1937年出生的女星Jane Fonda的健身操書籍為例,強調1980年代有一種商業化的健康(美)(commercial fitness),啟動了西方女性身體商品化的歷程。這種身體是精瘦、有肌肉的,是年輕、健康、活力與長壽的象徵,並且是異性戀女性氣質的典範。從1980年代開始,這種「運動養生(exercise regimes)」及其變化形式,開始滲透到公共與私人的休閒空間裡,成為身體論述的常規,規訓著女性的身體,讓她們自動地達到內、外的異性戀女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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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女星Jane Fonda帶動女性運動風,追求女性肌肉與線條。
資料來源: http://www.flickr.com

在臺灣,日本殖民時代開啟了臺灣人對於現代體育/運動的認識,體育課、登山、修學旅行成為臺灣女人運動休閒的濫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臺灣在1980年代末期從以工業生產為主的社會逐漸轉為消費社會,女性逐漸成為重要的消費者。運動休閒消費也在這個階段發展出來,以「運動中心」為例,在臺灣由1970年代發展至1990年代達到高峰。1970年代中南部的「舞蹈社」,到1981年專屬女性的「佳姿韻律中心」成立;1990年代跨國連鎖健身中心的發展,使得運動中心逐漸成為臺灣都會女性運動休閒的重要空間[5]。2003年3月,臺北市第一座帶有「公共」性質的市民運動中心開啟營運。檢視臺北市12個市民運動中心的性別統計,2015年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使用者的性別統計顯示,男性使用者達592萬3329人,佔54%;女性使用者則佔46%,有499萬5293人次,以臺北市女多男少的人口結構來看,男性仍是運動中心的主要使用者。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確感受到一股「女性運動」熱潮,登山、自行車、路跑到健身房裡的重量訓練,臺灣女人似乎正前所未有的熱烈投入運動實踐之中。

 

以臺北富邦馬拉松為例,由2005至2011年9公里組的女性參與人數在七年間成長了12%[6]。2016年臺北渣打公益馬拉松女性則有8,523人參加,比例達到三成五(「2014臺北富邦馬拉松」女性參賽者首度超過三成);2016年月NIKE 女子半程馬拉松也有1萬8000名女性參與。此外,運動商品是感受這股熱潮的重要途徑之一,除了舉辦專屬女性的運動賽事與課程外,跨國運動品牌設有訴求女性的社交媒體專頁,有關運動的傳統性別刻板印象,如男強女弱、女人討厭流汗等,似乎在「由我創造」、「一起變強」、「每一滴汗水,都是一種無畏」等標語中被翻轉,宣稱「跨出舒適圈,用運動突破框架。這一刻,我的世界更加廣大」更「正確」挪用了許多女性主義的詞彙。然而,在同一個品牌專頁上也可見「一起終結單身,一起大吃美食也不發胖,一起拼出馬甲線」、「準備好為夏日繽紛出擊,一起美美的練出馬甲線」或是「跑道,就是我的保養之道,我的紅潤好氣色,誰也卸不掉」的貼文,卻是再次鞏固了父權社會對於女性的身體規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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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已經不再是男性專利,而是流行的女性運動。
資料來源:www.publicdomainpictures.net

 

美的規範與解放

這種將運動與「變美」、「自由」與「選擇」的構連,是一種「變美的規範性(normative practice of beautification)」與「解放的認同(emancipated identity)」的連結(Lazar,2011)[7]。「運動的女人,女人的運動」挪用了有關女性主義的知覺,成為一種全球化、解放式的新女性氣質;部分性別研究者和主流論述可能會視這種「運動美麗實踐」是一種愉悅、自我選擇的女性氣質追尋。畢竟在多數情形裡,這些女人絕不會自認為是「被迫」運動;她們可能真切熱愛運動;她們自由地選擇所從事的運動鍛鍊項目。但為何我們還是得留心呢?因為這些選擇與此類運動實踐企圖保持/達至之「健康(美)」身體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最淺而易見的同質化是前述的運動品牌女性專頁,再現出運動女人(代言人)們有著極為相似的身體體型與外表,儘管她們可能被再現為汗水淋漓、從事各種劇烈運動,但她們的身體仍一再示範著標準的「又殺又美的線條」。而這個「同質性」是許多女人與自己的身體之間存在著的痛苦關係根源。儘管對許多運動的女人而言,運動不(僅)是負擔、規訓或任務,而是象徵「自由」的抒壓、休閒、養生與健美。

 

更進一步想要問的是,人類真的存在一種「對於運動的自然/本質需求」嗎?如果答案為否,那運動的需求由是從何而來的呢?運動的品味/胃口又如何產生?若運動還是一種品味與身分地位的象徵、生活風格的展示,運動的女人又該如何想像自身與運動(商品)之間的關係;如何實踐運動呢?這篇文章並不企圖否定女性在運動休閒消費中獲得的愉悅與賦權,而是認為我們不應輕忽持續存在著的那些有關女人、運動的性別想像與規範。畢竟,這是一個越來越多女人實踐運動、越來越多女人宣稱她們愛好運動的年代,當運動消費被視為女人「自我創造」的重要途徑,我們怎能不留心這樣的議題呢。謹以Susan Bordo[8]的論述為本文作結:

女性主義者的文化,並非個人行為的藍圖,也不是想增加個人的自主性,以超越文化的限制,或者勸說所有人成為女性主義者理想典型的殉道者。它並沒有告訴我們要「做什麼」–是否要減肥、化妝或增重。它的目標在於啟迪與理解,加強民眾對文化權力、文化複雜性、文化的系統特徵的「認知」。(Bordo, 2003: 30)

 

 

 

 

參考書目

 

[1]請見Kidd, B. (1990). The men’s cultural centre: spots and the dynamic of women’s oppression/ men’s repression. In M. Messner & D. Sabo (Eds.), Sport, men, and the gender order: critic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pp. 31-44). Champaign, ILL: Human Kinetics.

[2]請見Hobsbawm, E. (1983). Mass-producing traditions: Europe, 1870-1914. In E. Hobsbawm &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pp. 263-30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請見More women will compete in Rio 2016 than in any other Olympics Updated by Zachary Crockett on August 5, 2016, http://www.vox.com/2016/8/5/12386612/rio-olympics-2016-women.

[4]請見Mansfield, L. (2013). ‘Sexercise’: Working out heterosexuality in Jane Fonda’s fitness books. In J. Caudwell and K. Browne (Eds.), Sexualities, spaces and leisure studies (pp. 139-158). New York: Routledge.

[5]請見曾麗娟(2004)。從健身休閒連鎖店的發展探討女性消費者對服務品質概況探究。大專體育,74,142-149。

[6]請見張烽益 (2014年12月日)。「路跑」的資本主義:台灣本地的初步觀察【線上論壇】。取自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4/12/30/changfengyi/

[7]請見Lazar, M. M. (2011). The right to be beautiful: postfeminist identity and consumer beauty advertising. In R. Gill & C. Scharff (Eds.), New Femininities: Post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pp. 37-51). London, UK:Palgrave Macmillan.

[8]請見Bordo, S. (200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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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食物:新的「農業問題」?

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我很喜歡逛黃昏市場,因為可以喊價以及嚐到各類型令人唾唌的熟食(分明就是個吃貨,還假裝自己是逛菜市場辦桌的主廚!)。有些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到附近的連鎖超市添購食材。但不管是在黃昏市場還是連鎖超市,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可以聽別人怎麼「聊」食物(好啦~我知道我好像有那麼一點愛偷聽別人說話的怪僻~)。最近上了連鎖市場,會聽到有人說:「這是有機的耶~」、「什麼是轉型期有機啊?」或是「這有產銷履歷喔~」;而到了黃昏市場,和手上刺著美女圖的菜販閒聊攀交情,希望能多拿點蔥時,他竟然聊起新政府說要推「攻擊型農業」以及「有善農法入法」。更令我吃驚的是,他對農委會嘗試推動六都學童每週吃一次有機營養午餐,以及有機農藥驗證,發表了無數的深入意見。這證明了強者我朋友所說的,高手都是在菜市場賣菜或是掃地的!!而最近在學院或是田野裡頭,常遇到一些學有專精的專家或是擁有驚人地方知識的農民。他們熟悉各種有機農法以及農業技術改良等。在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市場導向型農業」或是「技術升級」應是台灣應要發展的方向;另外有些朋友則堅持「友善農法」、「生態有機」才是回歸農業本質。有機農業的發展問題,竟在最近農業界產生論辯:台灣農業到底要朝向「小農派」或是「 市場派」發展。

台灣整體農業的問題,實在無法在一篇短文中一一涵蓋,且農業問題複雜、涉及甚廣,亦非在此有能力處理。本短文主要從鄉村社會學[1]核心的概念:「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出發,來看待有機農業在全球的發展(包括美國、紐西蘭以及歐洲),主要論述的主軸集中在:有機農業是否「慣型化」?透過這問題的討論,本文認為將台灣農業的發展化約為「小農派v.s. 市場派」,並不足以理解台灣農業問題。

 

1. 農業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在鄉村社會學者的眼中,有機以及在地農業象徵著環境友善以及生產來源明確的生產方式 (food from somewhere),以對應由跨國農企資本集中且來源不清(food from nowhere)的經營模式 (McMichael, 2009)。許多國家的有機農業的發展,都帶有濃厚的社會運動色彩(如美國加州以及歐洲的嬉皮運動),有機農業亦經常與關心食物安全、生態環境以及強調勞動分配正義等議題畫上等號。因此,有機農業運動經常被視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重要的主力 (Buck, Getz, & Guthman, 1997; Friedmann, 2005; Guthman, 2007),是抵抗跨國農企業大型食物供應網絡的重要先鋒者。有機農業被賦與重要的社會運動角色以及道德面向,重新把鄉村社會學的核心爭論帶了出來:資本主義下的農業發展問題 (The Agrarian Question)。

 

農業生產轉變為工業化的生產方式雖仍在萌牙階段。大膽的先知,亦即那些擁有想像力的化學家們,已經夢想有一天,可以從石頭淬練出麵包來,而且所有人類所需的飲食來源,都可以在化學工廠中重新組裝起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所有的農業生產已經被轉變為工業的生產方式…即使是那些被僵化的法則所規範的鄉村經濟生活方式,現今不斷的進入各種革命,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偉大標誌。                                       (Kautsky, 1988, p. 297)

 

 農民的家戶勞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家庭人口所需 (簡單再生產),但同時儘可能降低那些沈動勞動。農民的家戶經濟計算方式,和資本主義公司計算所有生產要素並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方式不同。…在惡劣的條件下,農民是透過自我剝削的方式來達成簡單再生產。

(Bernstein, 2009, p. 59; Chai͡anov & Wedgwood Ben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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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Kautsky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_Kau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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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Chayanov

    資料來源: https://es.wikipedia.org/wiki/Aleksandr_Chay%C3%A1nov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改變了各種生產方式。但農業有無能力抵抗資本主義化?一直是西方政治經濟學者爭論的焦點。資本主義下的農業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列寧(V.I. Lenin)和Karl Kautsky、Alexander Chayanov的爭論。列寧注意到俄國的經濟基礎乃為農業,如果要為這個農業社會提供革命的政治策略以及革命後的發展藍圖,列寧不得不建立一套分析俄國農業的方法。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立場出發,列寧認為美國以及普魯士的農業發展,都朝向一個共同的結果:即小農和中農不斷消失,最終大農壟斷、支配整體農業發展。列寧的「農民分化」(peasant differentiation) 認為小家庭生產者終將消失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小農戶將失去土地,而其剩餘勞動力則被轉變為資本主義農場雇工;此外,土地、勞動力不再是家戶的資源,而是重新被化約為生產投入,以追求利潤的極大化為生產目的。

列寧的農民分化觀點,和當時俄國民粹黨(Narodniks)以及其他歐洲馬克思主義者,產生重大分岐。捷克裔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者Karl Kautsky[2]是反對列寧主張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世紀末時,Kautsky提出了著名的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是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未來將會入侵人類所有的生產範疇,即使是農業亦不例外?Kautsky反對列寧農民分化的說法,他主張農業的發展乃是奠基於土地,具有不可移動性,此外,一地的氣候、自然災害等因素,都阻礙資本對於農業的入侵。Kautsky的論點和一向主張小農經濟的俄國農業經濟學家Alexander Chayanov[3]的論點接近,但Chayanov的論點則提供了更完備的資料來源以及邏輯推論。在西方社會科學界,Chayanov的小農經濟學長期被忽視,直到1966年,他的農民經濟組織才被譯為英文。Chayanov以沙俄的人口統計資料作為基礎,指出俄國農業的不均現象(如家戶農場規模的差異),並非來自於階級差異,而是來自於不同家戶的人口生命週期。為了進一步解釋何謂人口生命週期,Chayanov提出了勞動-消費人口比率,此概念認為一家戶耕作的農場面積,是和其家戶當中的生產者(成年、主要農場勞動者)的人數對比消費者人數(老年及小孩人口等非勞動人口)有關,而這個比率會隨著不同家戶的人口生命週期而改變,進而影響到一家戶耕作面積的大小。農民的辛勤勞動主要是為了滿足家戶生存所需(即簡單再生產),而非資本主義式的追求最大利潤,這簡單再生產的邏輯,使得小農在面臨外部生產條件惡化之時,將不計較各種勞動投入,盡量在有限的田地當中,辛勤的勞動(即自我剝削),努力生產以滿足家庭生存之需。而亦因為小農的單位面積高生產率,Chayanov認為農業發展模式應該建立在國家提供政策的資助,成立農業合作社的型式。

Chayanov小農經濟的觀點,經常被視為是農業民粹派(agrarian populism)的代表,許多農業民粹派經常被認為帶有道德頃向,即捍衛舊有的生活方式、反工業主義和反無產階級化,然而Chayanov卻提倡使用各種農業機器以及化學肥料,用Bernstein的話來說,「Chayanov是個十足的現代化支持者,這個論點使他和許多農業民粹派[4]的觀點有所區別」(Bernstein, 2009, p. 61)。Chayanov相信使用這些機具設備,有助於農民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些擁有高生產效率的小家庭農戶,透過合作社的組織串連,有利於促進整體農業經濟效率以及產出。簡單來說,Chayanov關注的乃是以小農為生產基礎的經濟學觀點,而非小農生產的道德面向。大體上來說,上述的Kautsky 和Chayanov所持的觀點,不管是生態條件(農業的自然環境)或是經濟結構(小農經濟),都嘗試指出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可以抵禦資本主義的入侵 (Buck et al., 1997; De Janvry, 1981; Goodman & Watts, 1994; Julie Guthm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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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lickr用戶Walmart Corporate

2.有機農業:新的小農經濟?還是新的慣型化農業?

 

有機農業在歐洲或是美國的發展,由於不使用化學肥料、不強調規模經濟、聚焦友善農法以及不使用雇工 (或是強調所得分配正義),因此常被認為是小農經濟的再現以及反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入侵的先鋒。例如在Harriet Friedmann (2005)以及Philip McMichael (2009)著名的食物體制(food regime)理論當中,他們就主張我們已經進入所謂「第三階段食物體制」,此食物體制乃是「企業-環境」(corporate-environmental)體制(用Friedmann的術語)或是McMichael所言的「企業食物體制」(corporate food regime),在此體制當中,強調環境友善以及在地食物的運動,將對跨國企業造成極大的挑戰。有機農業對於社會運動者而言,看似樂觀地實現了Kautsky和Chayanov的說法。但以有機農業在全球發展的數十年的經驗來看,有機食物是否能夠強靭地抵抗資本主義化開始受到質疑。

美國以及歐洲學者的研究即指出,有機農業發展開始出現慣型化(conventionalization)[5]

首先,有機認證標準原是為了提供溢價(premium)給那些遵守有機規範的農戶(即有機標籤讓這些農戶的產品可以在市場上取得較高的價格,但同時亦提供資本化的大型食物公司尋租機會。以英國為例,Clunies-Ross (1990)指出,英國為了發展有機產業,在大型公司的壓力底下,開始降低了有機認證的標準;而在美國加州,有機認證的標準亦不再強調生產過程(是否為環境友善?營養?或是勞動正義?),而是以生產原料是否可以被認定為有機或是有無使用違禁物品作為劃分的標準[6]

第二,許多資本化經營的農場,以工廠式生產取代有機生產的田間勞動。例如,資本化農場採取單一作物式的經營方式,此種經營方式無法實行田間堆肥(全有機農場透過多種作物的輪作以及綠肥植物以培養地力),因而傾向購買臨近農場的糞肥,而這些糞肥來自於施打抗生素以及餵食非有機飼料的牲畜。Guthman分析加州有機農場的數據,發現有高達88.9%的大規模農場的產品(混合式、1998-1999年營收超過1000萬美元的農場),僅達美國有機認證(美國有機標準可分為5級,5級為全有機)的最低標準(1-2級)。

第三,非正式聘僱開始大量出現在大型有機農場。Guthman 根據1998-1999加州有機農場的統計資料指出,加州的有機農場大部份屬於混合式農場(兼營有機及慣型農法),而少部份農戶,由於堅持全有機農法(包含自行堆肥、除草等)無法大規模經營,其田間農作往往需要穩定勞動力,故此類農場通常願意給予一年期的穩定工作合約(67.9%從未使用過約聘雇勞工);而混合式有機農場則有高達65.1%是使用約聘雇勞工(Julie Guthman, 2004, p. 52)。

第四,在Guthman(2007)後續對於各種食物標籤的研究(如有機、在地或是公平貿易等),更進一步指出這些標籤並沒有成為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而是新自由主義下市場競爭的產物。例如:透過第三方認證系統,讓有機食物的生產行為可以更符合市場的規範(有機食物的溢價是對於合乎有機倫理的報酬),但由於認證費用價格甚高,因此造成無法負擔的小家庭農戶被排除認證之外或反而降低了利潤所得[7],此外有機標籤形成私有財產權的延伸(新自由主義將原先沒有市場規範的領域,納市市場的規範當中)。

透過對於加州有機農業的研究,Daniel Buck以及Julie Guthman認為有機農業,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言,成為抗衡資本主義入侵的堅強堡壘,反而是資本化的大農以及新自由主義市場機制,正逐漸透過各種策略的部局,進一步取代家戶式經營方式。從Goodman, Sorj, and Wilkinson(1987)的研究概念出發,他們認為資本化生產方式入侵加州有機農業可分為二部份:第一為挪用(appropriation),即將原來是田間生產的過程,轉換為工業生產方式的生產投入(如前述的有機堆肥);以及替代(substitution),即商品鏈的價值開始被大量轉換至生產後端的零售、加工等部份。例如,加州大規模的有機食品業者多為大型的零售業者,透過契作的方式,將小生產品整拼進生產網絡,但生產鏈中的權力,不均的往這些大型零售業者頃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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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訊雜誌309期(http://ntifotd.blogspot.tw/2015/11/309_53.html)

2.1小農=田園式生活?農業資本=削滅小農?

 

Guthman等人的研究成果,在鄉村社會學當中引起相當大的論辯以及批評[8]。主要的反對聲音認為Buck et al. (1997)的研究乃是美國的經驗,並無法放諸四海皆準(Coombes & Campbell, 1998; J. Guthman, 2004; Michelsen, 2001)。Coombes and Campbell的紐西蘭研究,提出許多經驗案例,成為反對Guthman等人論點主要代表性著作。透過前述的小農經濟觀點,Coombes and Campbell (1998) 以紐西蘭的有機農業發展經驗指出,小家戶生產者在有機農產品上仍保有相當大的市場競爭力,而且大農的發展並未導致小農的消失,兩者反而成為互補、互助的合作方式。紐西蘭的有機農業發展路徑,早期同樣是由少數小家庭農場以及高度哲學式的農戶所發起;然而從1984年開始,紐西蘭政府開始採取財政緊縮並取消農業補貼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並鼓勵紐西蘭的農戶開始採取出口導向的經營策略 (Le Heron & Roche, 1996)。受此政策影響,從1990年代起,紐西蘭重要的農產品加工業者Heinz-Wattie Ltd. (HWL)便開始在南島的坎特伯里區(Canterbury)嘗試種植出口導向的有機農作。在發展初期,HWL是有機農業的新手,因此必需採取和小農戶合作的實驗策略。但隨著HWL所需的產量逐漸擴大,此區的小農戶開始無法滿足需求量(通常小於10公頃),因此HWL開始說服大型的慣型農場(大於120公頃)轉作有機農作。至今,雖然許多小農戶仍提供一小部份的產出給HWL,但這些小農戶的產品仍以供國內市場所需為主。紐西蘭的有機農生產者,自此逐漸發展為雙軌分工制(即大型農戶專精於外銷市場,而小農戶則聚焦於國內市場)。紐西蘭北島的普倫蒂灣區(Bay of Plenty)由Zespri公司所經營的奇異果產業,也出現類似的大農/小農分工的現象。Coombes and Campbell承認,以外銷為出口的產業的確出現如Guthman和Buck等人觀察的挪用(appropriation)以及替代(substitution)的現象,但因為外銷市場的的利潤遠高於內銷,因此這這些農業資本並未消弱或是逐步取代家庭農戶。

第二,由於農產品需經過長程運輸,首重具耐久放的農產品。因此,以外銷為主的大農戶,便專精於少數的蔬果作物如:奇異果、冷凍蔬菜或是加工的有機食品。而這產品僅佔內銷市場需求的少部份,而以多元輪作作物的小家庭農戶,便可專心耕紜內銷市場。一旦外銷農企業將次級品傾銷回國內,小農戶憑藉多元輪作產品以及彈性生產規模,可以快速生產具有市場差異的產品。第三,HWL以及Zespri和小農是保持著互相依賴的關係。例如:HWL在成立有機蔬菜生產部門前,需要小農提供各種田間知識的協助,如堆肥或是綠肥等。而HWL和Zespri則投入大量資金資助有機農法的研發(如費洛蒙害多防治法),這些是在地小農極需的新知識和技術。最後,大農戶的介入並不意謂著有機驗證標準被降低。外銷市場對於大農的有機產品,往往保持嚴格查驗的標準,因此這些大農戶反而更加擁護紐西蘭的有機認證標準(BIO-GRO)。簡單來說,資本化並未伴隨著無產階級化的發展。

 

3.農業問題與小農民粹主義?台灣的有機)農業的規模、技術追求與生產合作社

 

前述的Lenin V.S. Kautsky/Chayanov以及加州學派學者和紐西蘭的辯論,對於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有許多的值得討論及反思的地方,特別是古典的農業問題[9]。事實上,台灣不管是在有機農業還是整體農業的發展圖像都呈現共同的特質:土地零碎、經營結構為小家庭農戶,根據農委會的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底有機認證農戶的經營面績為6489.96公頃。而至2016年5月底為止,在全台2742個有機認證的農戶中,2616個有機農戶的經營面積小於10公頃,約佔所有有機農戶的95.40%。而面積大於100公頃以上的亦僅有2戶,僅佔經營者的0.07% (圖 1),且其面積也只佔有機認證農戶的5.45% (圖 2),而且這少數幾戶幾乎都是以小農契作為主的產銷合作班。因此,這些統計數字都顯示台灣有機農戶是以小家庭農戶為主體而非大型企業農戶。這也形塑了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難題:首先,有機驗證對於小家庭農場仍然是個重要負擔,不管是驗證費用或是轉型期的時間成本,都是一筆不小的成本。此外,至2016年5月底為止,有機耕地仍僅佔台灣耕地面積的0.81%,這意謂著有機農田經常被慣型農田所包圍,鄰田汙染事件時有所聞,而鄰田汙染的問題,使得投資許多心力資源進行驗證的小家庭農戶損失重大。這些有機農業的問題,都反映了台灣以小家庭農戶為生產結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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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認證有機農戶戶數 。資料來源: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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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灣認證有機農戶耕作面積。資料來源:農委會

 

所以小家庭農戶就防礙了有機農業的發展嗎?小家庭農戶的生產規模有辦法滿足不斷增加的世界人口嗎?「有機農業」的慣型化就對於農業發展不利嗎?有機產品的高價格是不是造成排除「窮人」接收健康食物的可能性?這些問題不斷出現在當今的鄉村社會學的論辯中(詳細論辯可參閱 Bernstein, 2014; McMichael, 2014)。首先,面臨到生產規模的問題,紐西蘭的個案呈現出大農場和小農場有不同的市場(外銷/內需),也就是資本化不意謂著無產階級化;台灣嘗試發展出口導向型農業和小家庭農場,後者以供應內需市場安全、健康的糧食並且提供食安教育,與前者並不相斥。新的技術農法的追求、友善環境的農作,應是大農場和小農場之所必需共同追求的,紐西蘭大農場在因應各國對於進口農產品的品質、食品安全規定,並未回頭來降低本國有機法規,反而持續投資新的有機農法以及和小家庭農場建立有機知識共享。

第二,Berstein(2014)認為主張「生態友善小家庭農戶」或「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觀點的人,需回應「如何滿足世界人口需要」?以及「有機農產品無效率且價格昂貴」的事實。這些問題同樣是台灣有機農業必需面對的挑戰。 Chayanov 的生產合作社[10]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台灣小家庭農戶發展模式,雖然合作社在台灣由來已久,但是台灣的合作社或是產銷班經常成為「口號」,大部份的合作社經常成為私人資本發展農企業經營的外衣,而實際上是為了取得農業生產補貼以及減稅等優惠。小家庭農戶並不意謂著不追求技術進步與生產效率。Chayanov即認為透過小農的民主式參與,以合作的組織方式進行生產、知識共享、以及追求技術的改良,是提高農業效率以及保障生產分配正義的重要方式。雖然在這個意義上的小農戶/國家支持/合作社的觀點,符合當前許多「技術民粹派」[11]的觀點:即以小農為發展基礎,可以提供較大的生產效率。然而技術民粹派的觀點不一定完全是Chayanov所同意的,也不符台灣目前農地現況,例如:技術民粹派認為小農的單位是建立在私人產權的基礎上,且國家必需去除土地管制,將土地置於自由市場上,由小農自由競逐(以市場作為基礎的土地改革,乃是由世界銀行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計畫)。

 

4.超越小農派v.s. 市場派?多元的對抗主義

 

紐西蘭的個案和加州的個案,爭論的是規模大小或是資本化農業是否取代或是消弱小家庭農戶,即—古典的「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由此觀點來看,台灣(有機)農業目前陷於所謂的「小農派 V.S.市場派」二元發展的焦慮,事實上是將生產規模和追求市場利潤錯置。生產規模小並不意謂著不強調利潤追求或是技術改良。在台灣,小農在某些意義上經常和哲學式全有機農劃為等號,由於後者強調生態環境友善以及反慣型農法,因此論述上很容易把小農就等同於追求田園式生活、不追求市場利潤以及反對慣型農業[12]。事實上,規模的大小和追求市場利潤以及技術進步沒有絕對的邏輯關係。台灣的農業發展因為農地破碎狹小、生產規模小,因此不管是行慣型農法或是採取友善農法的農戶,大部份都是小家庭農戶的,而生產過程同樣是以追求技術進步改良和市場為導向。而在有機生產範疇,Coombes和Campbell的研究即認為,有機小家庭農戶並不等同於完全不追求利潤和技術現代性。在台灣在有機驗證標準提供的經濟租(價值)下,許多轉型為有機農法的業者即是尋租者,而且他們同樣也渴望新的田間驅蟲法、除草法等新技術的引進。

此外,小農生產模式也被單純化約為道德經濟面向,正如前所述,Chayanov是個支持技術現代化的農業經濟學者,且認為以家庭農戶作為生產單位,是促進生產以及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法則(相對於大規模集體化農場)。如Bernstein所言,「在許多的農業民粹觀點,道德訴求(捍衛舊式生活、反工業主義等)是重要的面向…但這很顯然不是Chayanov所持有的」。西方的農業問題是集中在小農v.s.大農的論辯中,而在台灣將小農對立上市場,並隱喻小農大部份為自然農法、不追求利潤,是以過度簡化的農業民粹主義觀點看待台灣農業發展。

簡單而言,不管強調生態友善或是慣型農法,在田間農法上,應該建立在「對抗的多元主義」上(agonistic pluralism)(Mouffe, 2013),即強調不同知識間的對話、反駁和辯證。例如某些強調「友善環境」的農法,如果未經詳細的田間考察,新農法反而對於田間的生態造成極大的負擔,例如:苦茶粕對於水生的動植物的影響,而慣型農業的農藥(例如英國早期對於2, 4, 5, -T農藥使用的爭議,後來此類型農業完全被全面禁用)、基因改造食物等科學技術,雖提高農業生產力,但同時亦帶來其他環境、人體食用安全的疑慮(Irwin, 1995; Leach, Scoones, & Wynne, 2005)。農業應該超越單一霸權式的觀點,而是多元理論、論述並存的發展。

 

 

 

註解

[1]社會學界在在過去10年間,因全球糧食危機以及全球土地掠奪,「鄉村社會學」或是「食物社會學」的研究範疇經歷了重要的復甦。研究主題包括:資本全球化和農業問題、糧食主權、食物體制、土地掠奪、基改食物以及公民科學、生質燃油及糧食危機、鄉村社會運動等。

[2]Karl Kautsky 是捷克裔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學者,也被認為是繼恩格斯之後,重要詮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對於俄共革命和列寧以及托洛斯基有長期的論辯。

[3] Alexander Chayanov (中譯為恰亞諾夫1888-1937),經常被視為農業民粹派學者,主張俄國應發展小農經濟並推動小農合作社,曾任俄國農業經濟研究所主任,後由於史達林推動集體農場制度,而於1937年被處決。

[4] 詳細有關農業民粹派的討論,可以參見(Bernstein, 2009)以及(Byres, 2004)。

[5]所謂的慣型化乃是Buck et al. (1997)等人的主張,認為有機農業的生產方式,愈來愈像它所反對的工業生產方式。

[6] 例如:在美國的有機食品認證法當中,有機葡萄酒即不可含有經常被釀酒業者用來增加保存期限的硫。然而在歐洲的有機食品當中,卻允許硫添加物。

[7] 近年來,國際有機認證開始朝向所謂的參與式驗證,即是希望能夠透過參與式的認證重新界定有機農業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信賴關係,但詳細的操作和相關的配套仍處於萌芽階段。

[8] 相關的論辯可以參閱Sociologia Ruralis 2001年1月出版的特輯Politics,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ganic Farming。

[9] 雖然近來開始有學者強調,有機農業研究需超越「慣型化」、「分流化」或是「農業問題」的研究,但資本主義是否改變有機農業的生產邏輯,仍然在鄉村/食物社會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詳見 Best, 2008; Rosin & Campbell, 2009; Schewe, 2015)。

[10] 在合作社發展方面,西班牙的蒙德拉貢(Mondragon)提供了重要的個案實例。詳細可以參考Gibson-Graham (2006)。

[11]Henry Bernstein 區分了二種農民民粹主義(Agrarian Populism)。一為政治民粹觀(political populism),另外一個為技術民粹觀(technicist populism)或Bernstein 稱為新民粹觀(neo-populism)。

[12]即有機小家庭生產者的組成是多元的,包括了少數全友機農法且強調自給自足的哲學式農場以及大部分尋求有機認證帶來市場加值(溢價)的農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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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動能與年金改革:從擴張到縮減

施世駿 /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台灣在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開始黃金十年的社會政策擴展階段,逐步建構起各面向的社會保障制度。其中最廣為稱道的是1995年實施的全民健康保險,整合了以往制度零散的醫療保險種類,建立起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為主要調控者的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醫療成本控制與服務提供,全民健康的成就令人矚目,被視為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建立的指標性醫療保障制度,也成為正在從事醫療保障改革的國家參考對象。

與健保同時啟動的社會保障項目──年金改革,也在1990年代逐漸浮現,繼而驅動長達數十年的年金改革。有趣的是相較於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台灣的年金改革不管在制度整合、保障程度等方面,都呈現明顯的落差。2007年台灣開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還沒有老年保障的群體;在2009年針對勞工保險實施年金,改進原先只有一次性給付的缺失,但是整體而言,年金制度的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依然沒有在改革後獲得完善解決。

這些問題積累出福利改革的動能,隨著2016年民進黨在大選獲得勝利並取得完全執政的條件,「改革」成為人民殷望的兩字。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處理福利擴張,卻是依循完全不同的邏輯:前者意在擴張既有社會政策,或是實施新社會政策以確保社會群體的福利,而後者卻是在制度的壓力下(例如財務虧損)必須削減既得利益者的福利。但是既有的絕大多數探討台灣福利發展的文章,仍然集中於瞭解民主化與福利擴張的關係,並沒有試圖進一步瞭解民主化與福利削減的關聯。重新瞭解這兩種制度邏輯的差異,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發生於周遭的福利改革現象。

民主化下的台灣年金福利擴張(19902008

民主化的轉型明顯改變東亞社會政策的發展輪廓,包括年金在內的社會政策,逐漸朝向普及式的制度擴張,使得學者開始注意政治民主化對東亞福利體制的正面影響。政黨競爭、社會運動對於威權執政黨形成壓力,必須回應福利擴張的訴求。即使在民主政治中,社會政策也常常被當作籠絡選民的手段,藉此爭取其選票支持;只要政黨競爭愈激烈,對於福利政策擴張愈有明顯的效果,因此把民主化當作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民主化激發民間部門展現的社會力,加上政治部門順應新的選舉規則,二股力量交互運作下,為台灣年金制度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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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成為台灣民主化下的選舉手段】

自從1990年代以來,台灣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變遷,涵蓋三個制度層面:(1)基礎老年經濟安全體系的建構與擴張;(2)前述之職業相關老年經濟安全制度的改革;(3)國民年金制度的建構。其中尤其是國民年金的規劃及發展長達十五年,1993年內政部社會司邀請學者專家及政府相關單位共同組成「國民年金制度研議小組」,1994年行政院經建會成立「年金制度專案小組」,在此專案小組中研議出「國民年金制度規劃報告」,但逢1995年的健保開辦,年金政策因而停擺。1996年重新啟動討論,又因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而終止。2000年以後,經建會重新檢討,以社會福利會議的推動為主軸,卻爭議未果;在2004年之後不再以專案小組的方式探討,而轉為政府部門的規劃協商,最後於2007年通過三讀。從一開始提出「業務分立、內涵整合」的整合方案,其間經歷數個版本的爭論,最終以分立式小整合方案通過收場,亦即由各個年金保險各自運作,再另外設立「國民年金保險」涵蓋尚未加入任何既有年金保險的剩餘人群(例如失業者與家庭主婦)。

除了國民年金的討論之外,2002年以後,最重要的議題即是勞工退休後的經濟安全不足的問題。在1984年勞動基準法公佈實施之後,真正提撥退休準備金的單位數並不多,而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有13年左右,因此許多勞工退休後的經濟來源多是依賴勞工保險的一次性老年給付和私人所得移轉,勞退金成為當時的改革重點。

對於勞委會所規劃的勞工退休金新制,最主要的爭議在於提撥率多寡的問題,因此在政治妥協下,很快就於2004年通過。勞退金新制雖然一開始主要是為了因應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彈性化勞動體制,但是通過勞退金新制也代表著台灣勞動市場彈性化的里程碑。然而,勞動彈性化卻依然沒有成為台灣國民年金的主要議題,也非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改革的主要議題。因此,在2005年之後對於國民年金規劃的主要爭議也未因應勞動彈性化所帶來的挑戰,主要爭議反而是在是否與勞工保險整合,包括費率、給付內涵或是實質的保險人部分。最後因為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仍有不同意見,而無法送立法院審查。

2006年召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對於國民年金規劃雖然有所共識,特別是指出國民年金應該整合勞工保險,成為整合式的國民年金體系,然而,這其實與之前的規劃有所差異存在。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一方面為了避免增加企業額外的非勞動成本;另一方面,因為整合式國民年金體系會面臨制度整合的困難,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進而影響國民年金制度開辦的時間,因此規劃方向傾向分立式的國民年金體系,也奠定之後國民年金體系的基礎走向。

2008年十月實施的國民年金涵蓋人口,即是還沒有加入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的人口群;第一年保費為6.5%,第三年則調高0.5%,之後每兩年調高0.5%至最高12%;其中政府將會負擔40%,其餘部分則由個人承擔。給付部分則是根據兩種公式計算擇優。

另外,國民年金有最低保障的規定,領取資格卻有附帶條件。新規定的勞保年金,主要有下列三點:第一,老年給付的方式將由一次給付改為年金給付,不過也保留勞工選擇年金給付或是一次給付的權利;第二,保費費率第一年7.5%,費率由第三年起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當年起,每兩年調高0.5%,上限為13%。據估計將在2027年左右保費費率將會調至最高。所得替代率的部分,則為1.55%。易言之,一旦可以領取全額年金,那麼每月的所得替代率將會高達46.5%。第三,老年給付請領年齡將逐漸提高至65歲。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兩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也就是說約在2026年時退休年齡將達到65歲。

◎進入福利縮減的政治動能年代(2009~)

台灣自民主化以後的福利擴張,到2009年開始實施國民年金時達到極限,至此已經建立起涵蓋全民的老年經濟安全體系。隨著各項年金保險或津貼制度的財務問題日益浮現,往後的政治動能轉向福利的改革,開始更為艱鉅的制度改革。

國民年金的通過卻引起兩項爭議。第一,基礎的國民年金體系已經通過,但是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卻依然是一次給付,因此社會團體也積極推動勞保年金化相關的改革。其中最大的爭議即是保費以及所得替代率,一直延宕到2008年國民年金開辦之際才通過法案。

其次,國民年金體系將農民納入保障人口之列,然而卻引起農民團體的抗議。勞保年金化、農民和國民年金脫勾的要求,很快的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獲得重視,2008年七月,隨即在立法院通過國民年金和勞工保險條例的修正法案。前者確定國民年金於開辦之際將會排除農民,農民依然以農民保險為主,且領取老農津貼。

此刻的年金制度依然面臨主要困境:一、職業群體制度零碎、不同職業群體之間的保障程度差異等等問題,使得各自的利益團體間缺乏互信,抗拒相關群體的福利緊縮。二、與此相關的是政府管理部門分立,造成彼此各行其是,在制度整合時立場分明,形成改革阻礙。這些問題在2000年以後民進黨執政後浮現,成為年金制度無法實現大整合的主因;另外也由於當時朝小野大的政局,導致重大改革難以在立法院通過。即使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取得立法與行政的完全執政優勢,依舊無法在制度整合或個別年金制度的改革上取得成果。除了2009年的勞保年金化與2014年修正老農津貼領取門檻之外,其他的改革芻議例如2013年考試院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以及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草案,多半無疾而終。隨著各個年金制度財務日益吃緊,蘊積了充沛的政治動能,進而賦予2016年重新上台的民進黨政府推動改革的正當性。

◎「年金改革」字眼,已經從「票房毒藥」變成「政績加分」

自從蔡英文上任總統後,出現最多的辭彙大概就是「改革」兩字,此時任何的制度改革都不再只是招致責難,反而可能是政績加分。在年金議題上,曾經在扁政府時代擔任政務委員的林萬億教授重操舊業,採取跟過去有別的做法,在總統府的層級設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邀請各方代表共38名,每週聚會討論相關議題,藉此凝聚改革共識。等到委員會討論階段結束,將召開國是會議進一步與公民社會對話,最後才會進入立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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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已成為蔡英文總統最大的挑戰】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presidentialoffice/27576133720/

自從2016年6月23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後,目前仍然處於政策討論的階段,尚難論其成敗。但是從福利制度變遷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期待此次的年金改革,是處於較有利的制度環境:大幅的改革獲得更高政治正當性、民進黨第一次得到行政與立法完全執政的優勢、總統府層次的政策討論與整合。這些將克服過往年金改革所面臨的制度障礙,超脫官僚體系各自為政的困境,應該可以解決年金制度的陳疴,達到一定程度的整合。

儘管如此,福利撤退的政治牽涉到資源分配的衝突:如何在蛋糕變小的情形下,讓每個人都覺得公平分到一口,顯然是高難度的技藝。年金改革委員會議程中爆發的零星火花,以及軍公教團體在9月3日的上街遊行,應該只是這場改革政治工程的剪綵儀式,接下來的改革過程勢將面對更多的社會群體集體動員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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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拉開反年金改革的序曲】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

另外一個可預見的考驗在立法院:即使委員會運行順利,得到政策改革的共識,在法案進入立法階段將面對更多利益的折衝。馬英九時代的顛簸經驗已經說明,完全執政並非行政一帆風順的保證,關鍵更在於領導人是否有高超的政治手腕,駕馭不同縣市選出的黨籍立委意向。一個觀察指標將是軍公教年金與老農津貼的改革進度對比:軍公教群體往往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所以在本屆立法院民進黨籍立委佔多數的情形下,在沒有損失選票的顧慮下,應該會從根本處理軍公教年金與勞保年金不均的問題。反之,農民群體雖然佔台灣全體人口的一小部分,卻多半身處南台灣的農業縣市,是民進黨立委的重要票倉;能否有效解決老農津貼的弊病,將可檢驗綠色執政是否真正具有徹底改革年金的決心。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句德語名言,捕捉當前台灣年金改革的制度動態:「上一個改革後即是下一個改革前」(Nach der Reform ist vor der Reform),單靠一次性的政策改革難以畢竟全功,而遺留的問題將需要下一個改革新措施加以應對。這一輪年金改革揭開台灣福利撤退的序幕,值得我們繼續關注民主政治如何影響這方面福利改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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