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思琪的逃逸路線:回眸凝視、性別操演、陰性書寫、個人即政治展演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昨天我討論了為何眾多的房思琪們需要孤軍奮戰,甚至到最後必須慘烈地愛上對她施暴的對象,似乎在台灣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無所逃遁。

但是讓我們重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反思可能的逃逸路線圖。

有朋友批判林奕含的生前最後專訪,以及其自殺行為。他說,林奕含不懂納粹集中營的恐怖,才會在最後專訪中說:「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比納粹集中營的屠殺還要慘烈。他說,林奕含誤讀了古文、歷史與文化,才會質疑已經超過五千年的浩浩湯湯傳統,懷疑「會不會只是一種巧言令色」。他又說,林奕含最後自殺,這跟清朝女人有什麼不同?都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而自殺,或者清白已毀因而羞於見人而自殺。

【房思琪的自殺,跟清朝的貞節烈女為證明清白或羞於見人而自殺,完全不同】

資料來源:https://kknews.cc/history/lze49k9.html

我不同意上述的看法。到底是集中營的屠殺比較慘烈,還是房思琪式的屠殺比較慘烈,對被害人而言,要看的是其「自我」的狀態。房思琪式的屠殺是一種被害人全心信任而被背叛,被害人全心投入類似自殺的屠殺。被背叛是因為,被害人信任施暴者並「愛」著施暴者,類似自殺是因為被害人不只是身體,而是心靈與生活的全面被佔領。

完成了,房媽媽前幾天送我的螃蟹也是綁成這樣。李國華謙虛地笑了。溫良恭儉讓。溫暖的是體液,良莠的是體力,恭喜的是初血,儉省的是保險套,讓步的是人生(頁203)。

讓被害人喪失記憶(那是房思琪從國一的教師節第一次失去記憶以來,第兩百或三百次靈魂離開肉體 (頁120))。最終發瘋。

林奕含至少沒有全面性誤讀古文、誤看歷史、誤解文化。中國古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一直以Jean Francois Lyotard所說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姿態,佔領我們的思想,此種敘事以總體、普遍、抽象、放諸四海的規範,壓抑或排斥其他微小敘事的可能,從中獲得其自身的合理性。房思琪對中文癡情,卻因「宏大敘事」所建構的他人眼中的「自我」而受暴,被強暴之後,還必須道歉的「自我」,是傳統與教育下的乖女孩,永遠犯錯,必須不斷反省的「自我」。

他就塞進來。那感覺像溺水。可以說話之後,我對老師說:『對不起』。有一種功課做不好的感覺。雖然也不是我的功課。(頁30)

林奕含的自殺,與清朝的貞節女性不同,至少她留下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還有幾個專訪的片段。就像張亦絢在書末的評論,如果要將受暴故事以少女們自己的觀點揭露出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比《羅莉塔》還要成功。至少,林奕含用少女的觀點,將少女的心靈世界,用鉅細靡遺的筆觸描繪日常生活,這必然為後世、為臺灣社會留下遺產。正因為如此,《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可以再被閱讀,脫離作者的觀點,從讀者的視角進行再詮釋,而不只是含冤自盡以證明清白。

◎規劃諸多可能的逃逸路線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的許多細節,可以用來批判父權,展示父權文化如何進入日常生活,讓女性不自覺內化、上當。Laura Mulvey認為男人是女人的異己他者,女人經常以被動消極的方式,將男人對她的「男性凝視」(male gaze),視為自我構建的場景,造就了男性文化對女性的困鎖機制[1]

他有時候會覺得,賺錢,大量蒐集骨董,是對他另一面的生活最好的隱喻。他總是對小女生說:「我有好玩的東西給妳看。」心裡頭激動不已。因為這句話的雙關如此明顯,卻從來沒有人發現……要她看牆上的膠彩仕女圖……女學生試圖看懂那畫的時候……他總說這一句:「妳看,那就是妳。妳知道在妳出現之前我有多想妳嗎?」被帶去臥室她們總哭。而客廳裡的仕女的臉孔還總是笑吟吟、紅彤彤、語焉不詳的(頁134-135)。

當「男性凝視」可以細節化之後,也才可發展現實中「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的具體方案,以自覺的女性回觀,顛覆父權眼睛的凝視。林奕含「回眸凝視」了父權眼睛,看到李國華雙關語的謀略與邪惡,看到他的言不由衷與矛盾荒謬,看到笑吟吟仕女圖正是李國華要房思琪變成的樣子,要她成為一個釘在牆上的過去。

【誘姦/強暴正是厭女情結的展示,也是父權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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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有許多隱喻及反諷。光是書名就有很多言外之意。「房思琪」可能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防師騎」,防止被老師當動物騎,另一個是「仿思欺」,被仿造的贗品思想所欺騙或欺負。房思琪被老師強暴,與房思琪被仿造的思想所欺,這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

其次,房思琪經歷的絕非樂園,書名用樂園來形容,無非是一道反諷的苦藥。絕非樂園被說成樂園,而多數從外面看這棟大樓的人,會說這是樂園(書的第三篇有大篇幅描寫大樓的復樂園,讓路人羨慕),這是何等的諷刺。

第三,書名中的「戀」這個字,也可以是一種反諷,初戀的「戀」,並非真的「戀」。讓我們將「戀」這個字拆開,「言」的左右兩邊是「糸」,「糸」一般是指絲或麻,在小說裡可以是最後將房思琪綁住的繩子。所以,「戀」的另一個意思是,以繩子為左右手,贗品的言語思想為主力,整個佔據對方的身、心、靈,這就是房思琪的樂園。

書名展現了多重意義,也使得這本書、這本書的主角、這本書主角的遭遇,展現了多元性(plurality)的可能。當林奕含在「房思琪」、「初戀」、「樂園」的用語上,體現內在與表現的矛盾、差異時,同時也正告訴我們,性別是操演出來的,藉由「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2],可以重新賦予新義,提供顛覆的空間。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可以被視為夾雜著「陰性書寫」(ecriture feminine)的嘗試。法國女性主義者Kristeva, Cixous & Irigaray提出「陰性書寫」的概念,藉身體經驗的書寫,來再現與追尋既有性別框架之外的愉悅或歡樂[3]。書中的許多情節,夾雜了一些可能的「陰性書寫」。可惜的是,這些愉悅或歡樂之後,竟然都緊接著性暴力。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有三篇,樂園、失樂園、復樂園。在第一篇樂園中,前半段寫房思琪與閨密劉怡婷間的歡樂,後半段寫房思琪被老師誘姦後發瘋,劉怡婷被警察找去指認後,閱讀房思琪日記。前半段有這句:

海參躺在白瓷大盤裡就像一條屎在阿娜擦得像發光地馬桶底。劉怡婷在齒間吞吐一下,就吐回盤子。笑得像打嗝停不下來……這好像口交(頁10)。

他硬插進來,而我為此道歉。

在最後一場李國華求歡的場景,房思琪稱生理期未果,最後被李國華用繩子綁起強暴,前面一個場景就是房思琪跟劉怡婷笑談上大學要學法文的歡樂:

對,跟法國學生語言交換,他教我們法文而我們教他中文。怡婷說,我們可以天花亂墜地講,字正腔圓地教他說「我矮你」,說「穴穴」,說「對不擠」。兩人笑開了(頁195)。

林奕含藉由少女間的嬉戲玩樂,多少展示了尚未被父權律法強加於女人之前的自由與歡樂,或者它至少展示了一種可能。《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就算不能算是「陰性書寫」,也可以是一種透過「敘事」(narrative),作為抵抗,以挑戰既有主流言說,找到一些被壓抑與邊緣化的經驗,讓她們重新在歷史上現身。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告訴我們誘姦/強暴的真相,正如Susan Brownmiller的主張,誘姦/強暴的核心為宰制與控制,男人強暴並非因為他一時失控,相反的,強暴是一種有意的恐嚇,目標在於控制,甚至報復[4]。李國華報復什麼呢?從故事情節看來,李國華報復自己懷才不遇,被補習班的功利環境所埋沒,經驗豐富的他,精明地挑選了最適合的對象:房思琪,一個被自尊心縫住嘴,又充滿才情的女孩,他要毀掉她,就像當年他被毀掉一樣。

「在貧乏、很荒蕪,然後很貧窮的升學的學生眼裡……他好像確實有那麼一點素養……他的魅力在哪?就是在這個功利的背景下,他又偶然流露出一點『他是寂寞』,因為他有些東西在功利的背景下被埋沒了,所以我需要有人懂我,而妳就是那個懂我的人,妳是可以解放我的人」(生前最後專訪)。

當李國華誘姦/強暴房思琪,讓她心甘情願被虐待、被強暴、被成為奴隸、被逼為男人服務、被貶低人格、被暴力對待、被恐嚇、被羞辱時,這不是對一個人的羞辱,這是對所有臺灣人的羞辱。個人的身體經驗就是政治的舞台,也應該是能動性(agency)的源頭,這就是「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

發展多樣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的女性主義實踐

「自我」的生存之道在於,房思琪們在被誘姦/強暴時,身體和靈魂也「被消失」,事後被害人只能以「自我」之力孤軍奮戰,她所倚賴的「自我」,還是那個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那個成就了虛假的「自我」。於是,「自我」抵抗的同時喚醒創傷,陷入更深的痛苦。「自我」的逃逸路線,關鍵在於理解那個他人眼中的「自我」,藉由「回眸凝視」看穿真相,藉由隱喻反諷以操演「自我」的多元性,藉由「陰性書寫」再現與追尋女性本身的愉悅,藉由「個人即政治」而重塑抵抗。

【性別即政治,身體早已是性別政治的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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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自我」要能夠從容地回應或反駁他人的眼光與評價,然後說明其中的謬誤與誤認,當他人仍然堅持己見時,得以簡單說一句,那就是你的問題了」,然後離開。真真正正地離開,毋須在乎,然後好好活下去。

女性主義實踐需要更多的「回眸凝視」、「性別操演」、「敘事」/「陰性書寫」與「個人即政治」的演練。嘉年華會也好,巷仔口閒談也好,一語雙關,自由戲耍,瘋狂或者專注,這該是女性主義實踐的樣子。或許,女性主義實踐所單獨編織的網,本來就不可能承接誘姦/強暴被害人的下墜。若要產生承接的力道,女性主義實踐就必須記得,誘姦/強暴被害人並不一定享有或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必須理解其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更重要的是,女性主義實踐必須介入被害人的社會、人際網絡,使其有能力在具體脈絡下,發展不同於以往、多種多樣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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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作者感謝胡錦媛、陳惠馨、江蘊生對初稿的指正、建議與討論。

[1] Laura Mulvey (1989).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In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pp. 14-26). Palgrave Macmillan UK.

[2] Judith Butler (2007)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3] 廖炳惠編著(2003)關鍵詞200,頁93-95。

[4] Susan Brownmiller (1986)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Pelica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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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軍房思琪的「自我」生存之道:愛上他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自我」的孤軍奮戰: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

在昨天的文章中,我批評了「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撒下的結構之網,完全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我們要問,房思琪為何會孤軍奮戰,從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掉下去,直到深淵?今天我將一一檢視,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所漏接的暴力、權力與脆弱處境,而這個跟社會文化所塑造出的「自我」息息相關。

首先,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所描繪的暴力,僅是片面的,甚至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以師對生的誘姦/強暴為例,法律作為人權的實踐,可以描繪的暴力僅僅是侵害性自主權,包括違反意願而跨越身體界線,或者利用權勢姦淫被害人。

但除此之外,法律還遺漏太多東西了。法律看不到誘姦/強暴的暴力中,亦包含了被害人那個從小被教導要「乖」的「自我」,要「好好做功課」的「自我」。

老師說了九個字:『不行的話,嘴巴可以吧。』我說了五個字:『不行,我不會。』他就塞進來。那感覺像溺水。可以說話之後,我對老師說:『對不起』。有一種功課做不好的感覺。雖然也不是我的功課。(頁30)

法律看不到誘姦/強暴的諸多暴力型態,亦包含了那個力求上進、充滿自尊心的「自我」。

最終讓李國華決心走上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個如此精緻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個傷人傷己的針,但是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頁52)

法律更看不到誘姦/強暴的暴力中,亦包含了那個不斷自我譴責、充滿罪惡感的「自我」。

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一個個小女生是在學會走穩之前就被逼著跑起來的犢羊。那他是什麼呢?他是最受歡迎又最歡迎的懸崖……(頁86)

其次,女性主義實踐常在抗爭不合理的權力,抗爭者有時帶有道德帝國主義(moral imperialism),以此抵抗、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只可惜,在誘姦/強暴的案例中,女性主義實踐所擁有的道德帝國主義,其力量依然無法抵抗誘姦/強暴此種更巨大的暴力,無法改變被害人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

她現在還感覺到那食指在她的身體裡像一個搖桿也像馬達。遙控她,宰制她,快樂地咬下她的宿痣。邪惡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愛老師不難。(頁67)

老師對學生誘姦/強暴的權力,是我們「台式升學主義的慘痛、殘酷和不仁」,經歷「一個挑燈夜戰的夜晚的意志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一個醜女還要勝過的十幾萬人」(頁67),所賦予的。

沒有人比蔡良更了解這些上了講臺才發現自己權力之大,且戰且走到人生中年的男老師們,要盪亂起來是多盪亂,彷彿一次把前半生所有空曠的夜晚都填滿。蔡良趁曉奇一個人在櫃檯前等學費收據的時候,把她叫到一旁,跟她說,李國華老師要幫妳重點補課,老師說看妳的考卷覺得妳是妳們學校裡資質最好的。蔡良又壓扁了聲音說:「但是妳不要告訴別人,別的學生聽了會覺得不公平,嗯?」那是一切中上的郭曉奇人生中唯一出類拔萃的時刻。蔡良去學校接曉奇下課,直駛進李國華的臺北秘密小公寓裡。(頁100-101)

【知識給了女性武器,但是仍難獨自一人對抗誘姦/強暴此種更巨大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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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脆弱」,往往是被權力結構所定義的,脆弱者的性質或脆弱者的需求,經常會被轉譯成為一個「遠離真實的再現」[1]。可悲的是,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脆弱之處,正是我們社會所一直讚揚的價值: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而這些是與法律的設定互相矛盾的。

他說:「我只是想找個有靈性的女生說說話。」她的鼻孔笑了:「自欺欺人。」他又說:「或許想寫文章的孩子都該來場畸戀。」她又笑了:「藉口。」他說:「當然要藉口,不藉口,妳和我這些,就活不下去了,不是嗎?」李國華心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心,喜歡她身上沖不掉的倫理,如果這故事拍成電影,有個旁白,旁白會明白地講出,她的羞恥心,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射進她幽深的教養裡。用力揉她的羞恥心,揉成害羞的形狀。(頁70-71)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女性主義實踐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誘姦/強暴的一個核心——那個很乖、功課好、會不斷自我譴責、能為升學而自我封閉、那個羞恥之心、那個幽深的教養、那個沖不掉的倫理的「自我」。這樣的「自我」不斷進行著自我防備(注意,不是防備狼師,不是防備他人,而是防備自我),防備成為不了他人眼中的「自我」。是這個「自我」讓暴力與權力變得容易實行,或者說,施暴者利用了這個「自我」遂行其暴力與權力;也是這個「自我」來獨自面對誘姦/強暴下的脆弱處境,或者說,被害人的「自我」正是誘姦/強暴下最脆弱之處。

這樣充滿自尊又充滿罪惡感的「自我」會如何面對誘姦/強暴呢?下一節將討論,孤軍奮戰的房思琪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如何成就了虛假:愛上施暴者,竟成為她唯一的生存之道。

「自我」生存之道: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成就虛假

房思琪的自我在誘姦/強暴中受傷了,感覺被貶低、被侵占、被刪除,甚至被毀滅了,「不是虛無主義,不是道家的無,也不是佛家的無,是數學上的無」(頁75)。已經成為「無」的自我,被侵占者、毀滅者主宰,成為侵占者與毀滅者希望她成為的樣子。最後,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自我認知逐漸崩毀,但在其掙扎、努力求生的過程中,卻是得出「必須愛上老師的結論」。

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頁30)

房思琪的自我轉化令人震驚。房思琪使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去緩和自我認知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以尋求平衡自我認知崩毀後的恨與不甘。林奕含或許想說,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想說,而沒有說的是,房思琪的「愛」,是被聯想、象徵、隱喻、言說所建構出來的。這成就了一種虛假。

無論是哪一種愛,他最殘酷的愛,我最無知的愛,愛總有一種寬待愛以外的人的性質。雖然我再也吃不下眼前的馬卡龍-少女的酥胸-我已經知道,聯想、象徵、隱喻,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頁80)。

這裡的「愛」是什麼的樣貌呢?如果我們去除了聯想、象徵、隱喻、言說,那麼「愛」與殘暴幾乎成為同義詞。房思琪對此曾有如下感嘆:

她只知道愛是做完之後幫妳把血擦乾淨。她只知道愛是剝光妳的衣服但不弄掉一顆鈕扣。愛只是人插進妳的嘴巴而妳向他對不起(頁96)。

既然房思琪對李國華的「愛」是那麼難堪與痛苦,又為什麼一定要「愛」呢?如果將房思琪的「愛」,形容為其「自我」被困住了,或許帶有一點女性主義或知識分子的霸道。與其說房思琪「自我」被困住了,倒不如說,這是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房思琪的「自我」不斷追求著成為他人眼中的乖女孩、自尊心強、具教養與倫理的女孩。但是暴力的現實讓這樣的「自我」難堪與痛苦,只好成為語言、文學與藝術所建構的「愛」上李國華的房思琪。這或許是自我尋求解套的唯一出路,讓個人免於在不斷掙扎中,繼續受到創傷折磨,也對過去塑造出的自己交代。這樣的自我雖找到了平衡,但也成就了虛假。

房思琪所建構的虛假世界,其實源自於「自我」被毀滅之後,為了求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施暴者的自我:想像如果能成為老師希望自己變成的樣子、甚至學習老師、成為老師那樣的人,會不會一切都可以沒事。在生前最後一次專訪中,林奕含有意識地看到李國華運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去彌補裂縫:

所以,李國華是胡蘭成縮水了又縮水了的贗品……這些學中文的人,胡蘭成跟李國華,為什麼他們……一個人說出情話的時候,他應該是言有所衷的,他是有「志」的,他是有「情」的,他應該是「思無邪」的……他們的思想體系非常畸形,他們強暴了,或者性虐待了別人,自己想一想,還是「一團和氣,亦是好的」……因為他的思想體系如此矛盾,以至於無所不包,因為對自己非常自戀,所以對自己無限寬容。這個思想體系本來有非常非常多裂縫,然後這些裂縫要用什麼去彌補?用語言,用修辭,用各式各樣的譬喻法去彌補,以至於這個思想體系最後變得堅不可摧(生前最後專訪)

【那個溫良恭儉讓的胡蘭成,卻是言不由衷的虛假】

林奕含談到了華人「自我」裡面最深沉的部分,那個溫良恭儉讓的外表,卻是言不由衷的虛假。是這個虛假騙了房思琪,也是這個虛假讓房思琪以為可以自我拯救。房思琪追隨著李國華的腳步,為了彌補虛假所可能產生的裂縫,一方面渴望著思無邪、言有所衷,同時又用藝術與文學,使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建造一個堅不可摧的說法,用來彌補虛假所產生的裂縫。當她說我要「愛」老師時,那個已經被摧毀的自我,彷彿在說我要「成為」老師的樣子。

林奕含用小說揭穿了這個用語言、修辭、譬喻、言說成就的虛假,這個她被毀滅之後模仿施暴者以求生存的虛假。如果房思琪「愛」李國華,是被中文或藝術建構出來的,我們或許應該提出一個問題:這裡的「愛」,會不會只是藝術的巧言令色?

林奕含在其專訪中也提及類似的問題,「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會不會,藝術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生前最後專訪)她堅持將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被誘姦或是被強暴」的故事,改成「這是一個關於『女孩子愛上了誘姦犯』的故事」。張小虹評論說,「『愛』是此事件中不能被講出的關鍵字,如此才能一邊徹底黑暗化『狼師』、另一邊徹底無助化『女學生』,讓『誘姦』徹底坐實為『性侵』」。這樣看來,林奕含堅持把「愛」這個字放入故事的標題,實為勇敢突破禁忌,讓被隱藏的部分得以展演。

然而,林奕含也害怕她所熱愛、所擅長的文學藝術,會真真正正辜負她,就像當初她被文學藝術下的贗品李國華所惑,「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頁222)。林奕含說:

所以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我想要問的是這個。(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的「自我」生存之道,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慘烈。這樣的虛假,這樣的語言甚至欠缺深厚的根基,她說「臺灣沒有千年的虛構敘事文傳統,臺灣有的是什麼傳統?有的是被殖民、一夕置換語言名姓的傳統。她就像她們的小島,她從來不屬於自己」(頁107)。「愛」上李國華的房思琪的「愛」,是虛假的,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是虛假的,唯一真實的是,就像臺灣的歷史情境,它/她從來不屬於自己。林奕含認為,

可以說,思琪她注定會終將走向毀滅且不可回頭,正是因為她心中充滿了柔情,她有慾望,有愛,甚至到最後她心中還有性(生前最後專訪)。

房思琪被暴力虐待,自感已經被毀滅,但是,她對施暴者仍有柔情、有慾望,有愛。房思琪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所建構出來的「愛」,與殘暴幾乎成為同義詞,成就了虛假。這個「愛」披著藝術的外衣,骨子裡卻巧言令色,是裡外不一的虛假。這個虛假的「愛」,雖然從來不屬於她、不斷折磨著她,但是這個「愛」竟是房思琪「自我」重創之後,維持自我認知不至於崩潰、賴以平衡的「自我」生存之道。

明天我將分析「自我」的逃逸路線,並且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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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一文中,討論人口販運防制法如何將被害人建構為需要被救援的主體,最終被迫留在庇護所等待作證,以幫臺灣政府打擊犯罪。王曉丹(2014)法律的壓制性與創造性──人權與人口販運法制的被害者主體,政大法學評論137: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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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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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何春蕤(2013)性別治理與情感公民的形成,新道德主義:兩岸三地性/別尋思,甯應斌主編,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頁211-232。

[7] 何春蕤(1994)性騷擾: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皇冠,頁30-41。

[8] 何春蕤(1994)師生倫理死了?埋了它!,不同國女人:性/別、資本與文化,自立晚報,頁285-287。甯應斌(2004),從防範性騷擾到防範性自主:評教育部的防範師生戀立法,中國時報。(10月30日)

[9] 胡錦媛(1994)壓抑/解放二元對立,對不起,中時晚報。(11月13日)

[10] 同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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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金融化」故事及其測量

夏傳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在新自由主義的相關研究中,「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研究是一個愈來愈受到關注的領域。金融在當今全球經濟運行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體經濟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活動與金融邏輯愈來愈密不可分;而進入千禧年之後,金融危機也比以往更加頻繁發生,災難的幅度與影響亦更為深遠。究竟為何如此?這是否意味著資本主義的邏輯在發生改變?跟新自由主義又有何關係?

回到台灣,「金融化」現象似乎也不純粹是一個學術議題,而有著重要的現實牽連。譬如,前幾年從文林苑都更抗爭、大埔農地徵收、ECFA、服貿協議、桃園航空城到自經區等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有一個共同點,亦即都涉及了資本跨境移動與金融/土地的炒作。這引發一個值得關切的問題:台灣是否也出現了所謂「金融化」現象?如何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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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金融化」?

早期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經典文獻已經指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最獨特、最核心的運作機制。Arrighi(1994)追溯十五世紀義大利城邦國家到二十世紀末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興衰變遷,指出其基本韻律在「物質擴張」(material expansion)與「金融擴張」(financial expansion)之間更替:當技術與組織創新導致生產力擴張時,資本獲利來自於實質生產面,此一「物質擴張」總是伴隨著新中心之崛起;但是當創新下降、生產力停滯,而資本家間的割喉競爭讓利潤趨近於零時,資本將陸續從實質生產面中抽身,逃逸到金融管道以追求更高利潤,此乃舊中心崩潰前的「晚秋」(late autumn)。於是,對Arrighi來說,二十世紀晚期的「金融化」現象跟新自由主義乃一體之兩面,後者要求國家撤除對資本的各種限制、打壓工會與提供更多優惠等以提升獲利率,而脫韁資本也轉為金融形式而不再從事實質生產活動,兩者都是面對資本積累危機的回應方式。在Arrighi的理論架構中,「金融化」乃是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崩潰的前兆。

 

過度積累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理論家Harvey(1989)同樣注意到,金融已成為短期內「替置」(displace)資本主義過度積累、利潤率下降的重要手段,但長期而言會更加重危機。這跟「彈性積累體制」(flexible accumulation)——意指資本主義進入新自由主義階段的運作邏輯——所運用的各種「時空替置」(temporal and spatial displacement)策略有關。譬如,一種解決「過度積累」的辦法是將閒置人力與資金轉移到具未來長期收益的項目上,如固定資本、基礎建設、土地和房產的投機炒作等等(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有這種特徵);這就涉及以金融手段創造各種「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的能力。但「虛擬資本」只有名目價值,未來是否能以更高的報酬率實現,存在著風險和不確定,它只是將問題拖延到未來而已。

另一種方式是透過地理擴張,將閒置的人力與資金投射到世界其他區域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及積累,諸如外國直接投資、貿易、移民等。此種方式同樣預設了金融能力與國家武力作為後盾,同樣也是短暫治標的手段。長期而言,當新天地的資本主義也出現過度積累時,將回過頭來與舊世界進行激烈的競爭,惡化「過度積累」危機。

於是,對Harvey而言,種種彈性化的時空替置策略,最終仍不脫為了實現馬克思所說的對「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之萃取。但是在彈性積累階段真正有意義的改變,是金融市場的異常活躍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資本在晚期資本主義中躍居關鍵位置,享有前所未見的權力,正因為彈性積累乃是以金融體系作為全球協調各種時間、空間彈性化措施的控制中樞。

上述二位馬克思主義者採取大歷史、高抽象層次的分析,奠立了「金融化」在新自由主義研究中的問題性,卻缺乏一個恰當的社會學框架以便能進一步定位現象、辨認過程與重構細部運作機制。近年來出現相當多以美國經驗為模型、從「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概念探討「金融化」之制度安排及具體機制的文獻,彌補了此一空缺。

金融新秩序:股東價值

Fligstein(2001)是其中的一個先驅。「股東價值」概念力倡,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讓股東賺錢,分發股利和股價上漲是評價一家公司優劣存續的唯一指標。這涉及「公司」概念之翻轉及其經營策略的改變:「公司」不再是擁有獨立法人地位的實體,而僅僅是可以在市場上任意交易、與其他商品無異的「投資組合」(portfolio)。經理人從單一財務觀點來評量各部門或子公司的價值,不斷透過買進及賣出來重新排列其資產組合。由於沒有長期經營的打算,相關產業背景知識也不再是經理人能力之所必備(Crotty 2005: 89-91)。

「股東價值」概念興起於美國1970年代末。在Fligstein的描述中,新市場秩序之形成就與一場社會運動無異。1970年代末期猖獗的通貨膨脹,使得盛行於1950-70年代的「財務控制概念」(financial conception of control)發生危機,公司股價被低估,固定資產的帳面價值浮漲,投資報酬率不佳。投資銀行、共同基金等外部的法人投資者首先表達不滿,要求捍衛股價。隨即這股運動擴散開來,引發眾多公司內部的權力鬥爭:不捍衛股價的公司等著被併購,經理人被撤換。於是,愈來愈多經理人主動或被迫擁抱股東價值。雷根政府減稅、鼓勵併購、打壓工會的政策,也扮演了推波助瀾之力,「股東價值」概念遂成為主導的市場秩序。

「股東價值」概念的重大影響是,它造成公司經營策略的「金融化」:經理人將資源運用在達成資本市場導向的目標上,如買回庫藏股、從事併購、公司重整等等,種種策略無非要讓分析師相信公司努力達成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Froud et al., 2000: 108; 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 Froud et al., 2006; Andersson et al., 2008)。

這帶來了Aglietta and Rebérioux(2005: 114)所謂的「金融邏輯貫穿企業」,表現在現金收支(cash flow)的來源與去處之「金融化」上,我們也可視之為金融化的操作型定義:非金融企業(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的現金流入愈來愈多從金融投資而來,以股利、利息、資本利得的形式出現;而現金流出也愈來愈流至金融資產、債權人或股東手上

於是,企業行為跟著改變:與其將現金留在公司並且再投資,現在企業傾向分配出去(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企業經營迎合金融短線操作之需要,與長期布局的生產時程產生衝突(Aglietta and Rebérioux 2005:127)。

上述「股東價值」的外部控制模式,提供了一個觀察「金融化」現象如何在美國以外地區擴張的機制。這是因為到了1990年代,「股東價值」概念又與全球化論述合流,從地方性的控制概念上升成為一股橫掃全球、普遍化的必然趨勢。例如Corbett and Jenkinson(1997)、Treeck(2009)透過跨國比較不同國家的企業融資模式以及「股東價值」概念在資本市場的落實方式,來探討金融化的不同進展。

在台灣,相關的研究尚未開始。我們只能從一些基本資料加以推測。根據中央銀行《金融統計月報》,直至2013年,台灣間接金融與直接金融的比重仍然是8: 2,顯示台灣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仍是銀行而非股市;而台灣股市結構仍然以散戶居多,本國自然人佔股市總成交金額比重仍然有59%,本國法人與僑外法人加總只佔41%。不過,此一數字是從非常低的起點開始(1998年合計才約10%),增幅已經相當可觀,且機構法人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力遠超過數字所能呈現。於是,我們或許可以推測,股東價值模式對台灣企業經營行為的影響逐漸增強,尤其是對愈大型、愈國際化的企業愈是如此。

 

 

「金融化」程度之衡量

或許我們應該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台灣出現「金融化」現象了嗎?如何測量?根據Krippner(2005, 2011)的方法及定義,使用台灣的總體資料來做一個初步的衡量。「金融化」衡量涉及二個方向的指標建立:其一是對「非金融企業」(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利潤來源的衡量,理論上金融化程度愈高,非金融企業的利潤會愈來愈倚重金融管道,而非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其持有金融資產的比例也會逐漸加重。其二是衡量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在營收及利潤上的相對表現,理論上金融化程度愈高,金融部門無論在整體經濟份量及資本積累效率上都會更為吃重。

圖一為歷年來我國非金融企業之「國內金融性所得」(表現為利息、股利和租金)佔現金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03年以後呈現大幅跳耀式成長。

非金融企業之金融性所得分別在1989-90年以及1999-2000年都曾經出現一波小幅成長,但都很短暫,隨即又消退;最後在2003-04年與2007-09年二度出現連續大幅度的成長,並再也沒有消退。如何解釋這兩種不同的成長樣態呢?在這兩種樣態中,非金融企業利潤來自金融管道而非實體生產的比例都一律增高了,但是前者無法維持,而後者則否。我們是否可以無差別地全部歸因為「金融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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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非金融企業國內金融性所得佔現金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期《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之「所得收支帳」。
「國內金融性所得」之定義為營業盈餘以外之利息、股利及租金,不包括海外投資所得。

 

既有學術文獻對於「金融崛起」(the rise of finance)的解釋,除了「金融化」之外,還有「投機狂熱」(speculative manias)理論。「金融化」由於來自企業經營邏輯的改變,是一種長期結構影響,比較不會受到短期股市預期心理的變化。相對的,「投機狂熱」理論則認為,金融市場由於牽涉對未來的預期,容易隨著景氣循環而暴漲暴跌,「金融崛起」現象是投機泡沫逐漸膨脹的結果(Kindleberger 1978; Schiller 2000)。該理論雖也不排除外在事件或結構失衡觸發或加速了投機狂熱,但傾向在金融市場內部尋找解釋的因素。

1989-90年以及1999-2000年非金融企業之金融性所得增加,看來較可能是投機狂熱的結果。根據金管會證期局網站統計資料,1989-90年是台灣股市史上最為狂熱的一年,台股加權指數短短一年內上漲五千多點,成長率達88%。非金融企業因股市狂熱而增加金融資產之持有與所得,但亦隨著泡沫破滅而減少持有與所得,這可從隔年(1991年)股市狂瀉,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性所得亦隨之下滑看出。1999-2000年的情況亦然,台灣股市受到美國高科技股狂飆的影響而上漲,隔年則跟隨美國股災而重跌。

但2003-04年以及2007-9年連續更大幅度的金融性所得增加,其性質便不相同。股市在這段期間除了2002年因前一年美國高科技股泡沫破裂而導致台股指數下跌19.79%之外,從2003-05年都呈現反彈持平的局面,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性所得卻出現跳躍式增長(增加足足有10%),不但未隨股價波動而下跌,且於2008年金融大海嘯導致全球股市重挫之際,再度躍升十個百分點左右,並持續保持下去;這指向結構性因素,而非景氣循環的短暫投機現象。

2003年前後剛好也是台灣經濟結構轉型上的另一個重要轉捩點:美國電子產業跨國資本逐漸打造並鞏固了以美、中、台三角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垂直分工體系(Ancelovici and McCaffrey 2005),台灣電子產業在中國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產業聚落對留在台灣的廠商發揮了極大的磁吸效應,在強大壓力之下,民進黨政府不得不於2002年大幅鬆綁電子業赴中國投資限制。根據上述Harvey(1989)與Arrighi(1994)對金融化的討論,我們可以預期「全球生產分工與整合」與「金融化」之間有緊密的關係,兩者互為彼此的工具和目的,亦即,跨國企業要透過金融化的方式才能有效從事全球生產之分工及整合;反過來說,跨國企業也透過全球生產分工與整合來壓低生產成本,以達成「股東價值」不斷提升股利和股價的嚴苛要求。

近年來,已有些學者開始反省全球化、彈性專業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或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s)等概念太過偏重實體生產,缺乏對金融面的探討及想像。譬如以福特公司為例,它整合了全球零件生產、汽車組裝、金融、租賃及售後服務等等業務,其由財務動機出發的策略選擇無法被上述概念所捕捉(Williams 2000: 6)。另外也有學者直指,美國1980年代盛行股東價值概念對企業帶來龐大的金融化壓力,是美國企業開始進行生產全球化的原因,兩股趨勢緊密交纏並相互加強(Milberg 2008)。這提醒我們生產面與金融面原難以二分。[1]

圖二呈現了這兩者之間具有共變關係。當非金融企業的國內利潤開始大幅金融化之時,也恰好是海外投資所得大幅增加之時(表現在兩條曲線的間隔逐漸擴大之上)。兩者之間的同步躍升並非偶然,也非互不相關,實則具有互為因果、相互強化的關係:一方面,利潤來源的大幅金融化很可能是生產全球化的一個側面;[2]另一方面,匯回台灣的投資所得若沒有高報酬的生產事業可供投資,仍會持續停留在金融形式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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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非金融企業之「國內」與「全球」金融性所得佔現金收入百分比。

資料來源:1.行政院主計總處各期《國民所得統計年報》之「所得收支帳」;2.中央銀行國際收支細表中所得帳之「投資所得」,包括:股利及已分配分支機構利潤、盈餘轉增資及未分配分支機構利潤、利息、股利、債券與票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全球金融性所得=國內金融性所得+海外投資所得。

 

另外一個測量金融化程度的方向,是衡量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的相對表現。同樣的,這方面的指標顯示,台灣經濟的金融化確實已是進行式!圖三使用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中,關於各業營業盈餘項目的資料,顯示金融部門佔企業總體盈餘的成長非常迅猛,一路從1980年代初期約一成五上下,成長到1990年代中期的三成多,並持續維持在此水準;而製造業則從1980年代中期將近四成的高峰,一路下滑至一成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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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相對於製造業,佔企業部門總體盈餘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關於各業營業盈餘項目。

 

若以金融部門盈餘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盈餘來看,則更是驚人。圖四顯示,此一比值在1980年代不過維持二成左右,到1990年代中期已經逼近五成,2000年以後則是稍有衰退,約在四成上下。此一水準幾乎可說不輸美國金融業的表現(Krippner 2011: 41)。其意涵是:除了非金融企業的利潤愈來愈多來自金融活動之外,台灣金融部門自身也愈來愈成為資本積累的發動機,也吸引更多資本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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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金融部門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盈餘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情統計通報》,關於各業營業盈餘項目。

 

以上各個圖表都顯示,台灣經濟「金融化」已經是一個可以被證實為真的現象,而且成長速度頗為驚人。但奇特的是,台灣企業的資金來源,有八成仍是來自銀行,只有二成來自股市。這顯示「股東價值」控制模式或許不是台灣經濟「金融化」的主要驅動力量,以三角貿易為主的海外生產分工可能是另一個值得探究的原因。另這顯示「金融化」有多樣的擴張途徑與機制,關於台灣「金融化」現象為何及如何崛起之問題,截至目前為止,完整而令人滿意的答案仍隱藏在一團迷霧之中,相關問題有待更多的研究來解答。

 

 

註解

[1] 但關於美、中、台電子產業的全球生產分工及整合,目前主流說法仍是從降低交易成本,達到利潤及理性最大化的角度來解釋(Sturgeon 2001,2002; Sturgeon and Lee 2005; Gereffi, Humphrey and Sturgeon 2005),有待被挑戰。

[2] 在利率及匯率浮動的國際金融環境中,過去跨國公司透過內部組織的方式來避險,譬如石油公司就垂直整合從上游的油田、運輸、精煉到下游的零售點等整條供應鍊來規避各種利率及匯率波動的損失。但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推陳出新,讓財務避險的方式大行其道,也讓生產及風險的外部化成為可能。於是許多製造業大型跨國公司如今看來更像金融公司,進行大型而複雜的金融財務操作更甚於實體生產。這一方面可以讓公司資產輕量化,提升每股盈餘,創造「股東價值」;另一方面財務避險往往是進行投機、詐騙、掏空公司資產的另一個方便藉口,美國能源公司恩隆(Enron)就是最典型的例子(MacKenzie 2006: 262)。在台灣也絕非沒有類似的例子,如中華電信以財務活化為名,跟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簽下一紙為期十年的美元選擇權避險合約,結果導致2007年財報出現高達40億元的未實現匯兌損失,整件事情因而爆發(李華驎、鄭佳綾2014: 119)。

[3] 近幾年台灣房地產飆漲,跟台商資金匯回台灣不投入實際生產,卻從事金融及房地產的投機性操作有密切關係,經典案例是頂新集團透過發行台灣存託憑證(TDR)所募集之資金,吃下台北一○一大樓的二成股權,再用一○一股票向銀行質押借款買帝寶豪宅,並進行味全三重廠地目變更案以興建捷運豪宅,此過程中運用高度金融槓桿,大部分是借銀行及社會大眾的錢來進行炒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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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地毯

陳緯華/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鞭炮喧嘩之衝突

前些日子住家附近有神明的繞境活動,鼓樂聲、鞭炮聲陣陣喧囂,吸引我出門觀看。或許是小時候居住在鄉下的經驗,我對於廟會活動常常有種親切感,特別是在心情不佳時,廟宇環境中的聲音與氣味,甚至具有撫慰的作用。不過,許多人對廟會的感覺與我不同,廟會活動中的許多元素跟現代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有所衝突,給許多人帶了不悅,形成了廟會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難解衝突。

這次的廟會活動頗為成功,繞境隊伍很長,各式陣頭很多,馬路上鞭炮聲絡繹不絕,持續許久,反映了人們對神明的熱情與虔誠,熱鬧的景象展現了神明的神威,也讓人彷彿感受到神明的強大靈力。鞭炮煙霧散去之後,整條道路看上去像是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紅地毯,覆蓋著滿滿的鞭炮碎屑。鞭炮聲中,繞境隊伍暫時停住不動,等候神轎與陣頭在廟前空地上進行著儀式與表演。因為繞境隊伍佔據了街道空間,廟方派出的交通組人員忙著指揮交通,十字路口一般通行的車輛行進緩慢,不過並沒有人按喇叭或顯現不耐煩,人們似乎已經對此習以為常。不過在這個平和畫面的另一面,幾天之內,網路上陸續出現許多對廟會活動的批評。

除了抱怨繞境隊伍對交通所造成的不便之外,更多的批評是針對廟會所帶來的噪音與空氣污染。放鞭炮所產生的巨大聲響讓許多人覺得生活備受干擾,尤其廟會常常會進行得很晚,深夜十一、二點的鞭炮聲更讓許多人覺得難以忍受。而燃放鞭炮所產生的大量濃煙,讓很多經過現場的人或街道兩旁居民覺得呼吸不舒服。也有許多人擔心在整個社會都為空氣污染問題而憂心之時,這些煙霧會讓空氣污染問題更加惡化,曾有環保局官員到廟會放鞭炮的現場進行測量,發現燃放鞭炮時空氣中的Pm2.5數值高達1000微克,比正常值35微克高出近30倍。而燃放鞭炮所可能引起的火災也讓許多人擔心。另外也有人對於燃放鞭炮所耗費的大量費用感到是浪費金錢,不如把這些錢拿去做其他的社會公益事業。一次廟會活動下來,稍有規模的廟宇可能要花費高達二百萬元燃放鞭炮。

對廟會的批評並不只在網路上進行,地方政府經常接到民眾的檢舉與抱怨電話,強力要求政府要對此採取取締行動。對於必須回應民意的地方政府來說,這些抱怨與要求形成了一種施政上的兩難處境,因為地方廟宇同樣也會對市政府傳達他們想要燃放鞭炮的需求,也經常透過民意代表在議會中對市府官員提出質詢。環保的概念以及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秩序與規範,使得民眾對地方政府的抱怨與要求具有高度的正當性。然而對廟宇來說,燃放鞭炮同樣具有宗教信仰上難以撼動的理由,並且還牽涉到一些信仰之外的人情與面子、商業利益與個人利益以及地方政治的複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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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遶境示意圖。圖片來源:文化資產局

熱鬧:人神互動的展現

不同宗教對於集會活動的理想標準不見得相同,漢人民間信仰則向來以「熱鬧」作為廟會活動舉辦時所追求的理想目標,而燃放鞭炮則是營造「熱鬧」場景的重要元素之一。相對於某些宗教對儀式追求的是莊嚴寧靜,為什麼民間信仰卻是追求熱鬧?在民間信仰中,神明的靈力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靈力是在人神的相互關係中誕生,愈旺盛的人氣、愈豐盛的禮敬,會醞積出神明愈強大的靈力,神明會愈靈驗。而「熱鬧」就是這種靈力觀的具體實踐。熱鬧活動聚集了大量的信徒來崇祀神明,而各種陣頭、鞭炮、祭品則代表了人們對神明的虔誠禮敬,這些人群、儀式展演與祭品奉獻營造出一種活躍的人氣,構成了一種被稱為「熱鬧」的氛圍,是人們舉辦廟會活動時追求的核心價值。在熱鬧的場景中,人們一方面覺得神明必定能夠感受到信徒的虔誠,因而會積極回應人們的祈願;另一方面,在這種熱鬧的氛圍中,信徒在心理上也對神明的神威有強大的感受,因而更敬畏神明。簡單來說,熱鬧的廟會活動有助於提升或展現神明神威。這種關於神明靈力的觀念,在民間已經延續了千年以上,我們可以在南宋洪邁所寫的《夷堅志》中採集的許多民間故事中看到這種觀念的顯現。

由於燃放鞭炮能夠發出很大的聲響,四射的炮屑也會引起人們的騷動,很能夠營造出一種熱鬧的氛圍,因此是熱鬧活動中的重要元素,而這種特性也使得鞭炮成為人們在活動舉辦時用來宣告某項儀式或活動的開始或結束時常用的手段,使得廟會活動中不時會出現燃放鞭炮的現象。除了作為「熱鬧」的元素之外,鞭炮也被人們認為具有驅逐邪穢的作用,神明繞境時,燃放鞭炮可以將邪穢驅逐,為神明清理出潔淨的空間來迎接神明的到來。另一方面,燃放鞭炮被認為是一種對神明的禮敬,表達信徒對神明經過住家前的歡迎。比起單純拿香虔誠地禮拜路過的神明,信徒覺得燃放鞭炮能夠發出聲響、閃出火花並散出煙霧,這些都會顯著地引人注目,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讓神明感受到他們崇敬的心意,也能夠幫忙增添繞境活動的熱鬧氣氛,對整個廟會活動盡一份自己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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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鞭炮的巨大聲響,除營造出熱鬧氛圍,也有驅逐邪穢的象徵。
圖片來源:旅行台灣 最美瞬間,吳韋任攝影。

鞭炮:廟宇交陪的禮數

繞境的過程中每當經過一間廟宇,神轎便會在廟前停留進行儀式展演,表達對該廟宇神明的禮敬,這是神明之間的相互禮儀,也是廟宇之間的交陪禮數。一旦廟宇的神轎與陣頭在特定廟宇前進行儀式展演來表達禮數,此時該廟宇也必須表達相對回禮,除了給繞境的隊伍送上香菸、飲料之類的禮物外,燃放鞭炮更是重要的禮數。並且,禮數的份量也視廟宇雙方的交情深淺而有所不同。交情較深的,禮數較厚重,鞭炮的燃放量常常也較大。很多時候,廟方為了表達對對方廟宇的重視,將鞭炮鋪滿整條街,一經點燃,整條街炮聲隆隆、煙霧瀰漫,廟宇雙方都感覺到很有面子,對許多信徒來說,這景象也令人興奮。

廟宇之間的交陪活動是民間信仰中存在久遠的習俗,有些交陪關係傳承已久,是一種固定的長久情誼,彼此的互動穩定、持續而頻繁,只要對方廟宇有任何活動,都會熱情參與相挺;有些廟宇之間的交陪活動則是因為舉辦活動時必須有互動,例如繞境會經過對方廟宇神明的轄境,因此必須有所禮尚往來,雙方之間的互動在活動結束後不一定會持續或有經常性的往來。在傳統社會中,廟宇之間的穩定交陪意味著兩個廟宇所屬社區之間居民的穩定情誼,若有一方在交陪互動中失禮,會引起對方社區整體居民的不滿。在現代都市中則不一定如此,很多時候只是雙方廟宇管理委員會之間的情誼,交陪的禮數所牽涉的是管委會成員之間的人情與面子,很多時候,管委會的主任委員本身是這種禮數當中的最重要的主體,有些主委會透過交陪禮數的獲得來彰顯自身的能力與地位。

整條街鋪滿鞭炮的現象在過去並不是常見的景象,因為所費不貲。不過近年來這種現象頗為常見,除了經濟的發達使得廟宇擁有較大的財力之外,某些民間信仰活動的運作模式也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常廟會舉行前,販售鞭炮的廠商就會主動來找廟方洽談燃放鞭炮的事宜。廠商一般都會清楚地記得每一間廟宇在上次的交陪活動中為對方廟宇燃放了多少鞭炮,因此都會提醒這次要回禮的廟宇上次對方廟宇有多少的鞭炮作為禮數,並鼓吹廟方應該要按照習俗,增添一些鞭炮燃放量來表達心意。

這種「添一些」的習俗在民間信仰活動中很常見,譬如傳統上有一種「乞龜」的習俗,廟方準備了一些「平安龜」,這種龜有可能是以黃金之類的貴重材質做成,不過大部分都是以糯米做成,信徒如果幸運地得到神明的允許而請回平安龜,隔年必須做一隻平安龜來歸還,此時信徒必須做比去年所求得的更大一點的龜來答謝神明。又譬如近年來有些土地公廟會提供所謂的「發財金」給信徒來祈求借取,求得發財金的信徒在日後歸還時,通常會歸還比當出所借取更高的金額,這些廟宇常常會因此而賺到錢。就在這種「添一些」的慣習下,廟宇之間因交陪禮數而燃放的鞭炮量便愈累積愈大,「鞭炮地毯」的現象便愈來愈常見。

對廠商而言,在廟宇中間扮演這種協助燃放鞭炮事宜的角色,具有很高的商業利益,因此廠商通常會發揮其口才對廟宇進行遊說,讓「添一些」的交陪禮數盡可能地發揮,增加鞭炮的銷售量。另一方面,廟方一般都先跟廠商談好燃放鞭炮的價錢,譬如說二十萬,那麼廠商就會將價值二十萬的鞭炮載運過來安置燃放。不過有些時候,廠商事實上並沒有載來二十萬的鞭炮,而是少於二十萬,譬如說十五萬,那麼剩下的五萬就會以隱密的方式流到廟方特定人士的手中供其運用。這在種情況下,燃放的鞭炮量愈大,流到特定人士手中的金錢也會愈多,這種運作模式對鞭炮交陪的禮數模式也具有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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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音量及空汙,垃圾問題也是廟會文化與現代性價值觀的衝突之一。
圖片來源:蘋果即時,2016/07/07。

難解的廟會現代性矛盾

除了鞭炮的噪音與環保問題外,廟會活動經常持續到深夜而影響民眾的作息也是廟宇經常被投訴的原因。事實上在官方的宣導下,廟方在安排活動時都會計畫在晚上十點前結束活動。不過,實際活動進行時卻常常會超出廟方的時程安排,尤其如果牽涉到繞境活動。因為繞境活動除了有交通因素的影響外,參與繞境的神轎與陣頭經過路上的每一間廟宇都必須進行儀式展演來表達禮敬,許多陣頭為了表達禮數或者要引起喝采,有時會表演的比較久,這會讓整個繞境活動的時程變得很難掌控。因此,繞境活動常常會超出原本預定的時程,而當隊伍經過特定廟宇,或者最終回到主辦的廟宇時,按照習俗又必須又燃放鞭炮與陣頭表演,因此深夜的廟會噪音便成為不時出現的景象。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許多現代性的價值觀逐步取得絕對的正當性,音量不可過大以免擾人、炮竹燃放必須有所限制以免引起火災、廟會垃圾必須被清除、空氣污染必須加以管控等,這些現代性的價值觀在民眾一通通打給市政的投訴電話中,對傳統的廟會活動帶來很大的衝擊。因應民眾的不滿,市政府於是開始對廟方進行宣導,甚至派員到廟會現場監督,以各種相關的法規對廟宇開出罰單。這些官方的措施有其效力,不過效力有限。由於官方所面對的是傳承久遠的民間信仰神聖的宗教觀、世俗的人情與面子、現實的商業與個人利益等,因此所遇到的阻力很大。有一次筆者參與某間頗有規模的廟宇在廟會前所召開的協調會議,這次會議召集了繞境活動路線中牽涉到的所有廟宇人員來開會,現場來了上百位的各廟宇管委會成員代表。由於廟會活動牽涉到交通管制等問題,因此廟方必須發公文通知市政府,市政府得知要舉辦大型廟會,便派了民政與環保兩個單位的人員前來與會,希望能夠借此機會進行宣導。另外,由於廟宇是地方社會重要的集體認同所在,對政治人物來說是獲取民眾認同不可忽略的對象,因此這次會議也有兩位市議員也來參加。在會議中,環保局的官員提醒廟方要注意市府有關燃放鞭炮的規定,盡量不要燃放。接下來另一位市府人員要發言時,則被廟方技巧性的阻止了,並說「我們都知道妳要說什麼」。緊接著則是兩位市議員發言,其中一位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於官方不讓民眾燃放鞭炮的不滿,強調不能放鞭炮還算是什麼廟會。接著對在場與會的所有人宣布,這次廟會活動中只要有收到市政府罰單的,全部把罰單交給他,罰款由他來處理。會後聚餐時,這位市議員還不斷地強調放鞭炮的重要性,批評官方不瞭解民間信仰的宗教邏輯,並且認為官方對於鞭炮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太過誇大,應該把精力用在解決其他真正會造成重大污染的事物上。

經過不斷的努力,各地方政府對「廟宇優質化」的追求不能說沒有成果,許多廟宇現在普遍都瞭解現代性價值的重要性,雖然面對傳統宗教價值時他們大都以宗教價值優先,畢竟廟宇是宗教場所,不過也會盡量有所節制,使得現在的廟會已經可以看出某些改變,例如通常會有人隨時收集垃圾,或者繞境時折衷式地盡量不要沿路燃放鞭炮而只在定點施放等。這場宗教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拉鋸戰,在各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正持續的進行。這場拉鋸由於牽涉到的面向很廣,因此所謂的「廟會優質化」的追求是一個步履蹣跚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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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法國馬克宏——世界新秩序?

劉大和/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一、最年輕的法國總統誕生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當選法國總統之所以受到矚目,恐怕是來自於遙遠的大西洋對岸,美國由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所造成的影響。至於川普當選為何震撼大家,戲劇化的表象是他給人的狂人樣態,但內在核心是他的政治理念。因為他代表的是推翻這百年來慢慢建立的文明秩序,這個文明秩序觀包含了國內外政經秩序和人權文化的複合體。

儘管許多人被川普嚇到,但他也擁有許多支持者,這倒不容忽略,因為他們都希望川普能夠改變世界,不過,從川普競選以來,他的政見就讓人質疑可行性,當選以後,他的許多政策就讓人加深這種印象,許多政策都與先前的宣稱不同,有許多自我論理上的矛盾。人們大概還可以預期,他未來的國際干涉主義會比前任的總統還要深且多。

至於法國,受到川普當選的震撼,人們自然放大了對極右派陣線勒班(Marie Le Pen)的關注,不過,法國人民還是與美國人不同,法國人對於現狀不滿,但兩百年來的文化影響,對「主流文明」的價值有一定的堅持,不至於走歷史的回頭路,但這句話說得可不容易,原因是這幾年法國所受到的恐怖攻擊,不管在次數或傷亡人數,早已深印人心。在不安全的狀態下,要抵抗負面的觀念、離棄負面的價值,應該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此,這次的選舉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法國人民對主流文明的一種表態。因為,馬克宏個人的支持度實質上還不夠高,共有三分之一的選民棄選,這表示他們不那麼認同馬克宏,但同時選民也讓馬克宏壓倒性的勝過勒班。馬克宏確實至少代表主流文明的最低公分母,但顯然他的中間派路線說服力仍然不夠強。至於他的政策到底是什麼?我們所看到的具體措施常略顯細部枝節化,除非回歸整體的歷史脈絡,比較難掌握其所代表的深意。但也不能說沒有用處,因為我們仍可透過這些措施來了解政治動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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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輕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圖片來源:法新社。

 

二、中間路線的崛起

中間乃是一種相對位置,既不是最左派,也不是最右派。這裡用最右派一詞,乃是因為這與勒班的極右派是不同的理念,後者充斥種族主義情緒,想透過國家來進行自我優位的確認和改變主流文明的「束縛」,也就是擺脫國際政經秩序、市場經濟或社會平等概念等。至於台灣政治賽局中偶爾也會有左派和右派的稱號,但嚴格說,都與政治經濟思想中的定義不太相同。

傳統右派的市場經濟(個人自由競爭)和左派的社會主義(集體分配財富)理念都很容易理解,而且強而有力。萬事萬物/社會運作都歸結到一兩個核心概念,就理念的層次來說,邏輯性強且一致性高,在應付各種次級事務時,也很容易從核心理念出發,推導出相關的對應措施。如果我們相信偉大事物的原理都是簡單的、純粹的(想想那些歷史上所發現的重要物理學公式),那麼他們都具有這樣的樣貌,而簡單的道理也能夠有廣大的宣傳效力,因此他們各有堅貞死忠的信徒。不過,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右派比左派更接近簡單,更有宣傳力,因為左派至少有兩大派別(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理念就不太一樣,不夠簡單了。

市場派理論祖師爺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把市場機制描述得像是一部自動的機器,隨時保持均衡,態度是樂觀正向,一旦互相牽動的兩方,如供給需求,產生不均衡,就會產生調整的趨向,因此得以重新產生平衡。只要相信市場機制的完美,人類基本上不用為制度做什麼事情或憂慮什麼。雖然歷史上常有人們抱怨這樣的機制,拋開抱怨者不論,但信者恆信,現實的不完美乃因為現實中的市場機制不夠徹底,既然未曾完全實現過,那就繼續期待更徹底的市場機制出現—至少在那時方有機會否定市場機制的完美性。

在現實上,歐洲的許多國家都可說是以社會民主制度為主,與共產主義不同,社會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並存,但透過種種方法,企圖矯正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只是其中顯著的一項。自從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設立以來,本也充滿樂觀的色彩,制度的改革使得人們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不過,自從因為無法保持經濟高度成長、降低失業率和解決社會福利赤字以來,人們開始懷疑其中是否出現問題。拋開轉向者不論,有人認為是因為執政者妥協性太強,導致財富重分配措施不彰,歸結來說,仍然是尚未實現徹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導致。不過,對於許多支持左派的人們來說,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對於現實的不完美常常特別敏銳,因此,對於社會民主制度達不到終局的理想早有所批評,包括在台灣有許多讀者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n),在他的書中也點出社會民主制的困境,對於往哪裡去顯得束手無策。不過,這裡要提一下的是左派的理想藍圖本來就比右派高,左派的財富平等想像比右派的市場平等要難得多了,面對施政結果,左派比右派容易顯得難堪。

上述兩者是歐洲許多國家政治中,政黨界線最重要的分歧點,到現在也幾乎都還沒有被真正的取代,只是當現實問題持續存在,政治人物/學者無法提供進一步改善的「大論述/典範」時,人民開始不耐煩,再加上全球化和移民的問題,嚴格來說,這些問題雖可從兩大典範出發作思考,從核心理念出發去做推論,但真正面對問題時,卻都顯得有些窘迫。全球市場經濟的生態不太像一個小型的密閉空間,當有部分空間溫度變化時,熱能流動順暢,馬上可以恢復均衡。每個獨特的小空間彼此之間的空氣流動並沒有那麼順暢,恢復理想中的均衡要很久,但人民卻不滿意這樣的現狀。當然,人民的不滿意倒也有正當理由,在歐洲,這些年來幾乎都是左右兩派輪流執政,人民給了兩派都有實踐的機會,當中來回也好幾次,不過,現狀卻還是讓人不滿,可說是一種改革僵局,不巧移民問題把一些人們問題的歸因點轉移。但歐洲人比較沒有像美國人那麼相信,以為排斥移民群體就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何況這與長期以來歐洲人民自認開啟的現代文明有所違背,與自己的道德感背道而馳。社會民主制所主導的歐洲社會有其功過之處,往回看,人們會看到現代社會保障了許多人的生活,也促進了人權的提升,留一些餘地來看待現實,雖然有點無奈,倒也合理。但也有許多人不太會把過去到現在的成功一直記在心裡,而是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或者是他們認為這對於現狀的改善沒有幫助,他們希望改變,但就像許多時代所產生的現象一樣,他們都是找最弱勢的對象來發洩最大的怒氣。不過,納粹的歷史教訓離現在還不算太遠,多數人們總還記得順著暗黑本能而行造成的嚴重後果。

 

三、超越左右路線的馬克宏

回到馬克宏,那他的政策主張呢?他在經濟上首要的立場在於支持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並且要大幅改革年金制度。但他也不去挽救失敗的企業,而是要去訓練和幫助失業者。在財政上強調要節省開支,以便符合歐盟對政府債務的標準。但相對的,政府要進行一些投資,特別是在公共基本建設、數位科技、環保措施、學徒教育。至於在勞工方面,降低社會安全制度的個人負擔,以便增加購買力。允許人們可在法定工時之外工作,只是此部分的收入並不給予賦稅優惠(本可免除部分社會捐)。不改變62歲為退休年齡,尋求盡量統一各年金之準則,以降低複雜度。在歐盟政策上,支持留在歐盟,促進和其他經濟體更自由貿易的協定,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在於降低政治人物員額和支出。此外,馬克宏要禁止學童在學校使用手機。18歲青年可擁有文化護照,也就是可以參加許多付費的文化消費,如電影、購書、戲劇,以此抵費。[1]馬克宏原本是左派社會黨的內閣閣員之一,因此,我個人認為他的「立場趨勢」略為偏左,如果我們把社會民主看成是社會民主精神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的話,那麼市場經濟仍然存在,且有時候還要像荷蘭人把土地還給大海一樣,須退還一些自由度給自由市場,那麼馬克宏的政策大概可解讀類似像這樣的角色。總之,所謂的中間派就是拿捏現在需往左邊或右邊一點。在思想美學上,這一點都不完美,但在歐洲戰後的現實上,卻很管用。

回頭再看台灣,台灣與歐洲或美國不同之處,我們沒有大量移民的問題,傳統政黨不太有典型的左、右兩派的訴求,再加上兩岸問題一直是重要訴求,因此,我們的政治熱情與不滿的重點也與歐美不同。但青年低薪問題卻與全球化的經濟市場有關,這隱隱約約與歐美的人民問題相對應,不過,還不到以排外作為政治訴求的程度。至於本文標題所提出的世界會產生新秩序嗎?川普的美國或許有能力超越傳統右派之外的思維來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但我個人比較相信最終還是會回到現有的政經秩序上,因為拼湊的政治經濟觀難以撼動現有架構,在那當中,有些是複雜的建構體,有些是人們的慣常行為所致,改變太難而代價太大。

 

 

註解

[1] http://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984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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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制度與教育機會的平等性

陳建州/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從「聯考比較公平!?」談起

又到了入學考試期,許多朋友的小孩剛參加完好幾所學校的面試,一如往常,在陸續放榜後,呈現幾家歡樂幾家愁。而在同時,知名的雜誌再次討論「聯考公平性」的問題。[1] 那麼,什麼是「比較公平(或者沒有比較公平)」呢?這裡的「公平」對於社會學而言指的是教育機會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平等性。[2]

長期以來,我們使用不同的篩選的方式決定誰可以升學,以及進入什麼學校。以前的篩選方式是聯考,包括國中升上高中/高職/五專的入學考試;高中/高職升上一般大學/技術學院/二專/三專的考試,以及二專/三專升上二技等。這些考試從每年七月初開始,猶如挑選水果一般,最大的水果會在第一道關卡被挑出來;次級大小的則是在第二道關卡被留下來,幾道篩選後,不符合標準的水果就被淘汰,看是要製成果醬或者當作堆肥。

和現在所使用的入學方式相比,聯考制度的篩選方式相對簡單許多——只有筆試,以分數高低決勝負。記得以前參加北區公立高中聯招,這些學校的排序(以男生為例)依次是建中、師大附中、成功、中正、板中、復興、泰山。沒有錄取理想學校的考生,看看是要參加隨後的私立高中聯招、高職聯招、五專聯招,或者重考,或者放棄升學。

多年的聯考制度實施下來,不斷遭到指責,包括「考試引導教學」、「一試定終生」、「學生壓力大」、「只重視智育」等等,於是教育部推出了「多元入學方案」,在「聯考」這個軌道之外,增加其他的入學方式,以回應社會的要求。然而,實施新的篩選方式之後,卻被罵得更慘,這回指責的理由除了「學生壓力還是很大」之外,讓很多人發火的是「多元入學=多『錢』入學」,亦即,很多人認為多元入學其實是為有錢人開方便之門。為什麼呢?因為多元入學要學生準備許多「備審資料」參加甄試,這些資料如果展現出考生各方面的智慧或才能,就有比較好的升學機會。大家想想,什麼人能夠多才多藝呢?當然是家庭經濟比較好的人囉!於是很多人開始懷念以前只有聯考的歲月,認為在聯考的時代,貧寒人家或工農子弟能藉由公平的筆試獲得升學機會,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進而改變命運,聯考被歌頌為古代的科舉制度,是讓窮人與富人可以公平競爭的競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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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體於2015年抗議「多元入學」變「多錢入學」。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胡瑞麒攝。https://goo.gl/f5lVA9。

不管什麼篩選方式,升學結果都存在階層不公平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能從科舉制度當中脫穎而出者,機率比較高的其實還是官二代或富二代,至於我們從歌仔戲得知的「寒窗苦讀➜進京考試➜衣錦還鄉」的人物,因為相當稀少,或者基於統治的需求而被傳唱,讓大家以為科舉制度很公平。有人提出反駁,認為陳水扁總統能從三級貧戶子弟向上流動成為律師、立委、市長、總統,就是因為聯考讓他得以公平地與別人競爭。但是他仍屬於特例,因為研究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看起來公平的聯考制度下,能就讀好高中或大學的,社經階層背景較高的人的機率仍是比較高的!

那麼,為什麼多元入學會被指責是有利於中上階層子弟的不公平競爭呢?我們以2000年實施的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作例子來說明。當時的升學管道以及實施的時程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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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施的時間來看,除了直升入學比較特殊(大多適用於私立中學)之外,推薦甄試、申請入學的時間是最早的,其次是聯考和登記分發。而參加推薦甄試或申請入學沒有成功的人,可以再戰聯考。而就各種管道的目的地而言,推薦甄試的目標大多是被認為不錯的公立高中;而申請入學和登記分發的目標主要是高職。在這樣的設計下,國中這一端的校方和教師也參與了篩選,他們會「指導」某些學生參加推薦甄試;或「指示」某些學生參加申請入學。教育現場發生了許多的事,包括:學校集合部分學生做課後特訓(菁英班),以便在推薦甄試中勝出;教師告訴某些學生去登記分發就好,不必聯考,甚至有的學生不知道當年其實還有聯考。

那麼,多元入學方案怎麼會被說成是有利於有錢人的制度呢?第一個原因是多元入學方案將篩選過程變得複雜,讓人覺得競賽的過程與結果有「被偏心」的可能。大家想想,在過去聯考制度下,學校老師沒有權力命令那些學生可以/不可以參加聯考;招生學校除了依據分數錄取學生之外,沒有其他理由接受/拒絕考生。而在多元入學方案之下,原就讀學校和招生學校都明顯地擁有篩選權(裁判多了好幾位),標準也顯得更彈性(多元),這種由簡轉繁的程序,「被不相信會客觀」的程度就提高了。那麼,會「被偏心」的對象是誰呢?當然是有辦法的人,想當然爾就是那些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很不錯的人啊!

第二個原因是,多元入學的篩選制度「把隱藏的秘密攤在陽光下」。許多研究都指出: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有高度關係。[3] 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是職業較佳、收入較高,孩子的成績越好,只是大眾不必然知道這樣的事實,大多認為學生成績不好是因為不用功、貪玩,甚至智商比較低。所以先前對於聯考的指責,焦點並不在於「教育機會不均等」;而在新制之下,由於推薦甄試的時間比較早,並且目標大多是不錯的公立高中,所以在校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就有比較高的機會因「被推薦甄試」而先獲選進入公立高中,而推薦甄試通常需要準備精彩、多樣、厚厚的備審資料,當中記載著擁有什麼才藝、得過什麼獎、擔任過什麼幹部、參與過什麼社會服務……,這些項目的多寡往往又與家長社經地位有關。這下子就不得了了!大家在這個過程中清楚地看到了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學生有比較高的機會被推薦甄試而提早升上較好的學校,所以人們火冒三丈,大聲疾呼「不公平!」然而,不論是昔日的聯考或是後來的多元入學,家庭背景比較好的學生進入排名比較前面的學校的機率都比較高,多元入學之所以被罵,僅是因為它把這個「階層間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事實赤裸裸地呈現出來而已!聯考之所以被誤當作公平,只是用了一種形式平等的一次性筆試,把這個隱而不顯的祕密掩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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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考其實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階層仍有高度關係。
圖片來源:中央社,https://goo.gl/DFYl73。

說到這裡,讓我們補充解決一個問題:為什麼家庭社經地位會影響孩子的教育成就呢?首先,「文憑」是勞動市場篩選人力的重要依據,不管它表示的是真正的生產力或只是信號,而只要是文憑如同入場券或績優股,可以為人們帶來長久的利益,那麼,教育成就就是大家競爭的標的,學校猶如競技場,學生為了得到好成績而競爭;升學管道也是競技場,考生在此爭奪稀有並珍貴的文憑。而為了贏得競賽,人們會拿出可以利用的資本來增加勝算,資本比較豐厚的,就容易獲得較佳的培養,得到較佳成績。就好像先進國家的運動員擁有龐大經費做後盾,可以聘請高級教練、專業醫療團隊,也可以吃最好的營養品、在很棒的場地受訓,最後在運動場上拿一大堆的獎牌。而較低度開發國家的運動選手的資源少、沒有專業團隊幫忙,平日還要下田工作,得牌的機率自然很低。不過這些欠栽培的運動員參加比賽是有重要貢獻的:讓運動賽事看起來很浩大,也因為他們的「陪賽」(陪先進國家選手比賽),讓先進國家的贏家顯得是「萬中選一」。當然,欠栽培的選手也有少數奪牌者,但多屬於天賦特優或毅力過人的奇葩。

升學競爭的勝負如同運動競技,其實反應考生長時間以來的學習成果。那麼,誰擁有比較豐厚的可用資本來培育「升學」選手呢?研究指出,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比較有能力指導孩子的課業;家庭經濟比較寬裕的人比較有能力讓孩子去補習,這些人也有比較高的機率與學校建立社會網絡、與老師聯繫,他們的孩子比較容易獲得重視,於是經年累月下來,不同社經階層背景的學生「受栽培」的程度就不一樣,成績便出現了差距,而後在升學考試的那一刻反應了這個事實,而這個事實並不會因為升學制度的不同而有改變。[4][5]

不過,現今多元化的入學篩選方式倒是給予某些學生家長自我感覺良好的機會,例如,孩子如果在大學甄選入學這一階段就錄取了不錯的學校,家長就可以開心地告訴別人:「他(她)在面試的時候好穩!」、「回答口試老師的時候答得很好!」、「不知道為什麼,他(她)一直都給人家很好的印象……」儘管這些可能只是家長自己以為的「勝出原因」,但是這種機會在唯一筆試的聯考時代可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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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管道猶如臺灣體育界資源分配的問題,導致基層運動員面臨諸多困難。謝淑薇退賽、葉耀文無竿可跳,前天奪下金牌的臺灣羽球國手戴資穎,也表示球衣過大造成干擾。圖片來源:https://goo.gl/rx7BNP。

 

教育階層化的事實

一、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等級上的差異

學校教育有不同的層級,從初等教育的國小到高等教育的研究所。許多研究指出,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能夠取得較高階段教育的機率比較高,[6] 原因除了在學期間的成績差別之外,還包括家庭經濟是否能支持孩子繼續升學。受教育要付出蠻高的成本,不僅要繳學費、買文具,還包括就學期間沒有勞動收入所損失的金錢。因此,就「錢」的部分而言,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有本錢讀很久。例如,如果國中畢業後繼續升學,那麼,在高職/五專的選擇上,家庭背景較佳的孩子,比較可能就讀五專,因為讀五專的成本遠高於高職。「不同階層者取得的教育程度有差異」的情況一直存在著,即使大家以為現在的大學數量足以招收所有的18歲左右學生,但是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平均而言仍高於沒有讀大學的同年齡孩子。而即使是進入大學就讀,當經濟不景氣時,家庭經濟比較不佳者就可能休學。[7]

 

二、不同家庭背景者在教育分流上的差異

臺灣學生的就學經驗中幾乎都經歷過「能力分班」,將成績相近的學生編在同一班。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學校告訴大家「這樣的學習效果比較好」。儘管這樣的說法存在爭議,教育部後來也明令禁止,但是仍有許多學校會這樣做。[8] 如果校方依據教育部的指示採用常態編班,我們就會聽到「學生家長抗議,要求能力分班」的新聞報導,[9] 甚至採取激烈方式給學校壓力。[10] 可是能力分班的好處尚未獲得完全確認,它的負效果卻是公認的,因為被編排「低能力班」的人,就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讓人傷心的是,在過去,我們很少看到這些「壞學生」的家長向學校抗議這種分班方式,直到近年權利意識抬頭,逐漸有家長檢舉、抗議學校能力分班。[11] 不過,山不轉路轉,既然公立學校不能能力分班,經濟狀況較佳者,就把孩子送進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

上述這種現象就是各方在「教育分流」上的競爭。大家總想安排自己的孩子在較佳的軌道上前進,尤其是中上階級,他們會想方設法在群體中找到區隔,讓自己的孩子獲得較優的教育資源。

教育分流還包括同一階段不同種類的學校,例如: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儘管15~18歲孩子接受的高中階段教育已經達普及程度,但是高中和高職這兩類學校學生的家庭背景仍有明顯不同,平均而言,高中學生的家庭背景高於高職學生。而在大學方面,如果我們蒐集大學學生的家長教育年數,則可以發現各校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與大學的排名(台清交成…)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排名較前的大學,學生家長教育年數平均數較高。也就是說,教育文憑的競爭,除了比「有沒有」文憑,還要比「有哪種」文憑,教育種類的競賽結果仍是:家庭社經背景較高者比較可能是贏家,這種結果也不因為入學方式的變革而改變。

 

三、不同家庭背景者在學習種類上的差異

現在大學的數量相當多,新生的數量卻逐漸減少,所以,只要是繳得起學費,就可以進入大學。而依據前述,家庭背景比較好的人,有較高的機會就讀學費低廉、資源豐富的國立大學。雖然教育競賽主要是在等級(國中、高中、大學)和分流(高中/高職、學術大學/技職大學)方面,但是這裡要另外提出的是「學習種類」上的階層差別。

如果把大學的科系簡單地區分為理、工、農、醫、社會、法律、經濟、教育、心理、藝術、人文、體育等類別,並且用適當的方法計算他們的學生的性別分佈,我們可以發現男女的學習種類有著明顯區隔。接著,我們分析各種科系在職場上獲得的待遇,可以發現男生居多的理工自然科系,在職場上的報酬比較高。而如果我們把性別再依階層做區分,研究發現,家長社經地位較高者,他(她)的女兒比其他女孩有較高的機率就讀理工自然科系,[12] 將來賺比較高的薪水。也就是說,中上階層的女孩的學習種類比較可能跨出傳統性別刻板印象,進而在未來獲得較佳的經濟能力。

 

 

結語

運動競賽選手歷經漫長的培育過程,而後在數年一度的重要比賽上一決勝負。教育競賽亦然,學生也經歷漫長的家庭與學校的培育,而後在升學篩選關卡論輸贏。所以,只要是教育文憑被當成篩選人才的依據,教育競爭就不會停止,而為了贏得好的文憑,家長可能投入可用資源來提高子女的勝算,於是,教育階層化便持續存在——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有較高的機會升學,並進入好的學校。而這樣的結果,並不會因為入學制度(篩選方式)的不同而翻轉。

昔日聯考被認為比較公平,能讓不同階級的人有公平的升學機會,其實只是因為它在形式上顯得公平,考生的錄取結果仍與其家庭背景有高度關係。現在入學方式多元,競賽關卡增加了資料送審、面試等,時間也提早許多,大家發現能把這些資料做滿做好、並且通過複試而提早脫離升學苦海者,大多是家庭背景不錯的人,所以指責多元入學=多「錢」入學。其實,就大學而言,學測成績影響入學結果甚鉅,因為它決定能否申請入學,而學生參加複試時的送審資料與面試情形其實差異不大,對於入學機會到底有多大影響,其實值得深究,大學入學結果仍與家庭背景有著高度相關。而聯考之所以被懷念,只是因為有個單色的外衣遮掩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使之隱而不顯罷了。不過,這也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人嘛!眼不見為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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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嘛!眼不見為淨。」
聯考之所以被懷念,只因有個外衣遮掩教育機會不均等的事實。

圖片來源:https://goo.gl/g7y1ML。

註解

[1]  天下雜誌(2017年4月15日)。《經濟五四三》「看看數據,聯考真的沒有比較公平!」網址: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 1959。

[2]  「階層」是指人類社會的高低位置,並且位置的高低不同,擁有的資源多寡也不同。例如,「中上階層」指的是那些社會地位位居中上的人,而他們的資源也是比較豐富的。能有效地呈現人們在社會上的位置的高低差異之分類很多,包括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甚至宗教。其中,「社經地位」可以用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來測量。

[3]  早期到近期的研究都呈現相同的結果,例如,黃富順於1973年發表的〈影響國中學生學業成就的家庭因素〉(刊登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21頁)、陳建州與劉正於2001發表的〈重探學校教育功能–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力變化之研究〉(刊登於《台東師院學報》第12期,115-144頁)、陳俊瑋與黃毅志於2011年發表的〈重探學科補習的階層化與效益:Wisconsin模型的延伸〉(刊登於《教育研究集刊》第57輯第1期,101-135頁)。

[4]  例如英國,英格蘭和威爾斯的中學原有兩大系統–「grammar schools」和「secondary modern schools」,前者主要是為了進入高等教育;後者則是給沒有進入grammar schools的人就讀。由於這種雙元學校系統呈現高度階層化,英國政府遂全面實施「comprehensive schools」,此類學校包含各層次能力的學生,用意在於降低學校教育階層化情形。實施的結果是,中上階層子弟仍以進入grammar schools為主,仍持續保持教育機會的優勢。亦即,中上階層者會想辦法保持教育分流,以確保其子女得到較佳的位置。

[5]  升學制度的變革也包括降低學費和提高錄取率,但是研究同樣顯示,這些變革並無助於降低社經階層之間的教育機會不平等。

[6]  例如,陳建州於2015年發表的〈以性別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平等過程驗證門檻假說〉(刊登於《社會科學論叢》第1期,97-120頁)一文,整合1990年~2001年的各期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獲得超過四萬筆的樣本,並將他們劃分為九個出生群組,分析父親教育程度對於他們教育程度的影響。結果發現,父親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本人能完成高中階段教育的機率就越高;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也是越高。

[7]  聯合報(2009年2月12日):「受不景氣衝擊,大學開始出現休學潮,即使收費較低的國立大學,也有不少學生繳不出學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已有一百卅餘名學生辦休學,比往年多一倍。」

[8]  蘋果日報(2006年8月20日):「《蘋果》抽查23所南投縣內國中,竟有15所違法能力分班。集集國中校長廖大齊坦承有進行能力分班。但南投縣教育局則說,有督學稽查,此情形「不可能」。家長團體指出,能力分班確仍嚴重,現行督學稽查制度,根本查不到,教育機關應負全責。」(資料來源: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60820/ 2831897/)

[9]  華視新聞(1997年9月1日):「教育部積極推動的常態編班政策,再度遭到挑戰,部份台中縣鹿寮國中的學生家長,上午聚集在學校門口,反對實施常態編班,並且和學校發生爭執,而堅持依照政策實施常態編班的校長,因為氣憤過度,結果在下午身體不適住院治療。」(資料來源:http://news.cts. com.tw/cts/general/199709/199709010007653.html)

[10] 公視晚間新聞(2010年9月6日):「彰化的陽明國中在彰化當地是家長眼中的明星國中,不過在學期剛開學沒多久,有180名新生原本要報到,卻選擇其他私校就讀,原來是家長不滿學校採取常態分班,希望學校可以用能力分班的方式選擇特定老師,以及可以篩選掉不愛唸書的學生,讓自己的孩子可以專心唸書。」。(資料來源:httpv://www.youtube.com/watch?v= N1jEYPW4Jn0)

[11] 聯合影音(2015年1月29日):「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指控中興國中沒有依規定常態編班,中興國中家長會今天率學生和家長,高舉布條到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抗議。」(資料來源:https://video.udn.com/news/270064)

[12] 見陳建州(2009)。〈影響大學生學習領域性別階層化之因素〉,《教育研究集刊》,55(2),3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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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現象與問題的社會建構:以台北市為例

張家銘/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一、前言

近年來,色情活動及問題有增無減,並沒有因為政府的強力取締和禁止而銷聲匿跡。實際上,色情產業發展呈現更加多元化、全球化及去性別化的態勢。自從1997年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發生,由於娼妓身體浮出檯面,可見相關行動者權力運作糾葛,除了官方和娼妓之外,社運團體、民意代表、學者專家及社區居民皆牽涉其中(林芳玫1997,台北市公娼自救會、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等1998,何春蕤 1998,顧燕翎 1999,劉仲冬 2001)。因此,色情活動既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項社會問題,受到社會各界重視(張家銘 2010)。

對此,此間人們普遍關心的議題大致有如下列五大項:(一)色情是什麼?;(二)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三)性交易及色情產業存在有何功能?;(四)目前政府對色情活動及產業的規範與管理有何問題?;(五)政府又如何規範與管理色情產業?

為了瞭解台北住民對於上述問題的認知與態度,筆者曾採用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法,針對色情業從事者、社會控制代表者及社會大眾等三類參與色情世界建構的行動者,廣泛而深入地蒐集並呈現他們對色情產業及性交易的集體意識。據此,研究對象設計分別訪問色情業從事者或相關業者共5位,包括性從業者2位、寄生業者2位與性消費者1位;社會控制代表者共10位,包括警政單位5位及輔導、教育人員5位;社會大眾的範圍則較廣,可以用性別或色情場所鄰居與否等標準區分,包括婦女團體與社區居民等共訪問28位(張家銘、劉仲冬2001)。

經過整理與分析之後,從中歸納出這些不同類型行動者對於色情生活世界及問題的共識和歧見,並進一步針對這些看法,提出一些筆者的詮釋和評論,依序說明如下(張家銘、劉仲冬2001)。

 

2017050201.jpg長期關懷性工作者權益的日日春協會,於今年初至北市府抗議,
並遞交「流鶯邀市長來上課」邀請函。圖片來源:https://goo.gl/nQln8E

二、色情是什麼?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

(一)色情是什麼?「賣淫/陪侍(表演)」的色情定義及其實踐意義

色情生活世界的社會建構者,包括性工作相關從業者、社會控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等三種不同類型行動者,他們對於色情的認知是多元而豐富的,彼此之間的認知有共識亦有差距。其中的共識表現在概念上相當一致地區別「賣淫/陪侍(表演)」的工作性質分際,儘管實際上這兩種活動時而混合或經常一起(朱元鴻1998)。此外,他們賦予這個區別一種階級,賣淫活動代表較低的等級或檔次,陪侍或表演活動則意味較高的等級或檔次。此一解釋已經獲得一些經驗研究的支持,不論這樣的區分來源是根據色情場址(紀慧文 1998),或依照性工作者的行動拿捏標準(李雪菱 1998),甚至是歷史發展的基礎(林弘勳 1995)。

在上述的共識之下的認知尚存有差距,對「賣淫/陪侍(表演)」的色情界定不同,至少帶來了實踐上的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有關社會污名與認同的問題,另一是關於色情活動管理與規範的意見和作法(張家銘 1995)。就第一個意義而言,這樣的概念區分會造成行動者不同程度的污名態度,除了產生前面提及的一般社會大眾、寄生業者及社會控制代表者之間外,也存在於性工作者的圈子裡,主要從事陪侍或表演的性工作者主觀意識上與標榜賣淫者劃清界限,並對她們表示同情。

再從第二個意義來說,這樣的認知差距帶來行動者對於色情活動管理與規範的不同意見,不僅使得性業者/性工作者與社會控制代表者/部分民眾之間對於陪侍或表演行為應否納入色情範疇的意見相左;同時也讓他們考慮性工作權的問題時,顧及到賣淫/陪侍(表演)行為的區別(卡維波1998)。反對性工作權者針對的只是賣淫行為,而陪侍行為則可以容忍。甚至有行動者認為,政府規劃色情活動的管理與規範時,不論是法令、制度及具體措施,皆應該考慮到賣淫/陪侍(表演)營業性質的區別。

 

(二)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社會解組假說」及「漂流假說」

對於什麼人會從事性交易的問題,受訪者的看法偏重經濟及社會的因素,沒有提及心理方面的因素。根據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指出,婦女成為娼妓是因為嬰幼兒時期性慾發展階段的發育不完全,或是因為來自親人或家庭的愛與安全缺乏所導致(Greenwald 1958)。持此觀點的研究者討論娼妓時,強調的是成人婦女的「伊底普帕斯情節」(Oedipal complex)、「閹割焦慮」、「虛偽人格」及「幼稚退化」(infantile regression)。心理學的觀點與此類似,認為娼妓行為可以利用人格異常來解釋,並且其形成是因為兒童早期社會化不良的緣故,甚至有些心理學家認定從娼與同性戀行為脫離不了關係(Heyl 1979:12-19)。這類從娼的心理方面的因素不易獲得,一方面是性工作者本身不會隨意吐露,另一方面是人未必瞭解。

儘管如此,本文綜合各類型行動者的看法,尤其受深入訪談的兩位性工作者的現身說法,指出無法證實或支持精神分析學及心理學的觀點。論者早已指出,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堅持「異常人格假說」(assumption of abnormality),並通常利用治療/拘役身份的娼妓作為研究對象,因此解釋往往不夠完全並且不切實際,不如社會因素的說明來得貼切(Heyl 1979:31- 35)。在強調社會因素的解釋範型中常被提及的是「社會解組假說」(social disorganization hypothesis)及「漂流假說」(drift hypothesis),前者認為婦女進入色情行業,是處於某種不利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為了謀求較好的生計;後者則指出,婦女發現自己不屬於移進來的城市,也許處於失業或低薪資的狀態,終究因為接觸之便,在色情世界裡找到朋友與一份所得來源。本研究訪談支持的翹家、婚姻家庭出問題、及追求較佳收入而入行的情況,皆可以作為這兩個假說的例證。

此外,經濟需求是最早也最常被提到的因素,歷久不衰,致今仍然受到重視,有其解釋上的重要性。不過,由於社會經濟結構及文化價值的變遷,現代的理論不再賦予經濟因素解釋上的優位。同時,沒有任何單一原因或解釋足以說明婦女為何從事色情工作的問題(Goodall 1995:53-68)

 

三、性交易及色情產業存在有何功能?功能理論 V.S. 偏差理論

綜合受訪者提出的性交易或色情產業存在的五大正面功能,大致不出生理的、心理的、及社會經濟的三個方面的因素。其中,生理的因素強調滿足弱勢或特定人群的性需求,基本上符合社會學的功能論的說法。他們認為對身體有殘缺的,沒結婚或伴侶的,如一些外勞、榮民、未婚者、鰥夫、部分計程車司機等中下階層或社會邊緣人士,提供一個很好宣洩生理驅力的出口,也間接避免了這些人去傷害其他人,從而減低了社會問題。這樣的看法不免引來兩個疑問:(1)難道只有弱勢的中下階層或社會邊緣人士才會嫖妓嗎?(2)這些人假若缺乏生理宣洩的管道,就會為非作歹,製造社會問題?

對於第二個問題,至今難有定論,一直處於爭議之中。針對第一個問題,受訪的輔教人員曾轉述公娼的說法否定道:「我們公娼說他們的客人最多是大學生、醫生、教授、軍人,最多的是這些。最多的是傾向大學生,我問她們為什麼,她們說都沒包紅包給他們,這些男孩子當他們交了女朋友後,不知道怎麼辦第一次,都要請她們教,她們就差沒包紅包給他們而已。還有教授,還有醫生。醫生都怕有傳染病,他知道公娼比較安全,消費又低,又沒有負擔。」(夏林清 2000)情況果真如此的話,性交易或色情產業的存在就可能不只是生理的因素,應該有其他的因素,特別是社會方面(McClintock 1998,Pheterson 1998)。

關於這方面的社會解釋有其淵源傳統,其中流行的兩個看法是「教化價值」(civilizing value)說及「道德合理化」(moral justification)說(Goodall 1995:53-68)。教化價值說視娼妓為治療者(therapist),其執業行為對男人具有一種洗腸或瀉藥的功能(cathartic effect)(Ellis 1906)。道德合理化說視娼妓為一般女性美德,特別是貞節,以及常態婚姻家庭的對照,其存在如同壁壘一般,具有保護社會上其他女人及一切美好事物的作用(Lecky 1911)。上述諸多受訪者強調的生理因素,仔細推敲,實已蘊含社會因素(黃淑玲 1995)。

由此可見,心理的及社會經濟的因素是不能忽視的。除了抒解顧客心理上的壓力、滿足對性權力的掌控、甚至滿足性暴力傾向的心理需求外,性交易或色情產業存在的社會經濟功能是最常被強調的,包括性的社會化、人際關係與生意往來、社會階層與流動、工作機會與增加收入、經濟繁榮及社區發展。關於性交易或色情產業存在的反功能方面,行動者們的看法也相當符合社會學中的偏差及社會問題的傳統觀點,認定其存在會帶來犯罪、治安、風氣及教育上的問題(黃淑玲 1996)。

 

四、色情產業的規範與管理

(一)目前政府對色情產業的規範與管理問題

根據訪談資料顯示,政府的色情產業政策缺乏通盤的規劃,對於色情行業的規範管理出現不少問題,其中之一是業者的營業執照與其實際營業項目往往不相符合。對此,社會控制者指出,在執行勤務上的相關法條規定還算清楚明白,包括了司法院大法官407號解釋、兒童及青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刑法和社會秩序維護法。但是,色情產業的從事者卻指出,政府明知道不給業者執照,還是讓業者去投資開業,再來開罰單,形成不同單位各自為政,發生雙頭馬車的現象,沒有統一的管理系統。在這種不明確的制度下,業者面對警察的取締與臨檢,因此學習了一套規避法令處罰的方式,同時,也給予黑、白兩道有介入的機會。在黑、白兩道利益掛勾的部分,在訪問中發現,並非所有的色情產業均有黑道介入的情形,受訪者指出,一般而言,陪侍性質的酒店較少涉及黑道介入,而黑道有黑道習慣出入的店家,並且一般都是黑道自己經營的,經營作風通常比較大膽。另一方面,受訪者不諱言有白道介入的情形,與色情利益掛勾的部分涉及業者與政府單位或民意代表的關係與介入,例如一些民意代表及相關公務人員的關說、索賄、甚至介入經營,包括有公關費、交際應酬費,做乾股、長官撐腰等。

因此,對於台北市政府一波波的掃黃廢娼行動,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除了已廢除的公娼制度外,就色情產業業者來說,色情行業也開始改變經營策略和型態,作為因應的發展方式:一是轉移經營陣地,繼續經營的發展趨勢;二為化明為暗,走入地下化或個體化的經營型態,轉型為「個人工作室」,藏匿於大樓裡。儘管政府的掃黃廢娼雷厲風行,但政策執行卻很難有所謂客觀的標準,加上受限於警力及其配合意願,使得這項政策的貫徹與持續不易,讓人覺得流於形式,並沒有收到預期的遏止效果。

歸納而言,當前政府關於性交易及色情產業的規範與管理,出現下列的幾個問題與困難:(1)政策不明確且前後不一:執政者不時陷入政治、道德及現況幾股力量拔河的漩渦裡,沒有建立系統一貫政策的決心,規範與管理形成時鬆時緊的波段循環(沈美真1990);(2)管理的法制混亂,只有相關的行政命令及程序規定,呈現管證分離的現象(鄭善印2000);(3)主管機關不明,權責不清:各相關業務機關解決問題時,經常會發生不能配合或協調的情形;(4)政治力介入:一些民意代表及相關公務人員的關說、索賄、甚至介入經營。以上的問題與困難牽涉政策、法制、組織及執行,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緊密相關的。因此,其解決必須全盤考慮,一起使力,否則效果不彰(唐文慧1998)。

 

(二)政府如何規範與管理色情產業?

針對性交易及色情產業管理與規範的建議部分,本研究發現有許多受訪者贊成集中管理/專區/第三者管理的方式。雖然有人認為規劃新的空間安置不失為集中管理色情產業及性交易的一個方式,可以避開現有傳統區域中老百姓、黑道與警察之間錯綜複雜的利害糾葛。但多數色情產業的相關從事者及社區居民指出,台北的性交易及色情產業的營運及消費習性早就定位,長期以來自然形成其支持環境,當地居民一般已經習慣。因此,可以在這個傳統的基礎上規劃,並加強規範和管理,實在不必另外特別規劃新的區域,徒然引發在地居民的反對和抗爭,並進一步建議,根據營業性質屬於陪侍或賣淫的區分,其管理需有不同的規範。另有社區居民提議,可以考慮將色情產業集中在特定大樓,以利管理進行,並能收到與住宅嚴格分開的效果。

雖然新空間創造與傳統空間規劃兩種主張皆不乏人支持,但從區位生態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可能將一個空間裡(既存)的色情行業完全根絕,同時也無法在一個缺乏支持的環境裡創造色情空間。因此,在一個沒有支持力量的環境中規劃所謂的色情專區,卻在一個足以支持的環境中抑制色情行業的發展,無疑是徒費力氣,本末倒置的作法。」(廖怡萍、陳宜民 1998:11)的確,不論是新色情空間創造與傳統色情空間規劃,成功與否關鍵在於有無環境力量的支持,至少必須降低其所引起的「鄰避效應」,亦即在地居民的反對與抗爭。

色情空間的營造有其條件與歷史,因此規劃時除了不能忽略當地的環境特性及社區力量之外,也必須注意一些相關當事人關心的事項:(1)色情空間必須與住宅區及教育機構隔離;(2)維持空間內產業發展的特色與多樣性,不宜單單只有性交易及色情行業,應包括娛樂休閒行業及各種相關產業的存在;(3)訂定完善的規範與管理辦法和措施,讓業者容易並願意配合;(4)利用從色情行業及其相關產業徵收的稅規費收入,制訂回饋當地社區發展及其居民福祉的辦法。

至於其他建議的部分,包括有:政策/管理辦法的變革、性病防制措施的改進、教育的加強等方面。在政策/管理方面,諸如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作為要互相配合;規範與管理必須要有統一的政策及系統的法制,並且由專責的單位負責,不要多頭馬車;而警察與司法系統的執法必須嚴謹落實,避免政治力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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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台唯一被列為古蹟的公娼館文萌樓,因都更案而備受爭議。
圖片來源:https://goo.gl/gHa8E0。

五、結語

最近二十年來,因應新時代及新思潮的來臨,色情研究的觀點較以前更加多元,偏差及受害的角度不再是主流,社會互動論和社會建構論代之而崛起。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從社會學的研究途徑,掌握色情的生活世界並瞭解其中的相關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初步結果如上述的理解與詮釋。

針對色情及性交易界定的問題,這裡參考Pierre Bourdieu的觀點,借用其身體及文化資本的概念,比較廣義地解釋交易中的性內涵,另外且進而提出「賣淫/陪侍/表演」的活動類型區分,這樣的看法可以幫助我們突破傳統的觀點,更清楚地釐清了性及交易的內涵,不再僅僅強調性交易或色情具有交易、性、職業及感情中立等特性。

另外研究者也發現,民眾對於色情產業及其問題和管理的認知與態度,具有內在的矛盾,透顯出一些值得重視的道德和政策意義,例如民眾對於色情活動既寬容又擔憂、對於色情行業合理化卻未必正當化、對於色情產業及性交易嚴格管理的期待與不信任,以及對於色情相關產業設置專區的贊成和鄰避反應等矛盾情結。這些意見應該是執政當局制訂色情政策及其相關措施時的重要參考,免得陷入窒礙難行的困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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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技術哲學教我們這樣看

曹家榮/政大社會學系、輔大社會學系

 

車用導航裝置大約在1998年左右進入台灣社會。到今天,隨著智慧型手機與行動上網的普及,人們即便沒有購置車用導航裝置,都能夠透過手機與導航APP或Google地圖的搭配,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

然而,不同於導航裝置剛進入台灣社會的前幾年,新聞普遍報導這種新科技的強大威力與便利之處,晚近我們越來越常看到本應「導航」的裝置卻帶人迷路的新聞。跟著導航卻走進死巷已經稀鬆平常,掉進水溝、衝進田裡這類重大事故也時有所聞。雖然導航裝置帶來的「災難」越來越被當成笑話看待,甚至人們會以「三寶」行為,來形容這些被帶到迷航的苦主,但這種歸咎於個人的解釋,除了表達出偏見之外,恐怕對理解這一現象毫無助益。

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如果我們從技術哲學的角度來看,就可以將這個問題置放在人與科技的關係中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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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auto-online.com.tw/news/23392

重新認識導航:從工具到媒介

一般在看待導航卻帶人迷航的問題時,要不是如上所述,歸咎於使用者自身的能力問題,就是怪罪於導航軟體的系統定位或地圖資訊有誤。換言之,要不是「人」犯了錯,就是「物」有問題。這樣的歸因方式有時候確實沒錯,也可以讓我們解決問題──例如,要求導航軟體業者更新、優化圖資。但這個「沒錯」的解答卻沒能真正讓我們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更進一步來看,不管認為是人還是物的問題,這兩種歸因方式都是將導航裝置視為「工具」。亦即,要不是使用者不會使用或用錯了工具,就是工具本身運作、設計上出錯。這種我們可以稱為「工具觀」的角度,把使用者與導航裝置完全區分開來看待。使用者是那個操作著工具以達目的的人,導航裝置則是那個有著特定功能,被動地被使用的工具。

這種工具觀還隱含著一種判斷:因為工具只是被動地執行特定功能的東西,因此在沒有設計不良的情況下,出錯的必定是主動、有意圖的使用者。這也是為什麼當沒有明顯證據指出導航軟體出錯時,人們越來越常將迷航事件歸因於「三寶」。換言之,工具觀不僅無法讓我們真正理解發生什麼事,還經常會導致「偏見」的副作用。在導航裝置之外,諸如開車、電腦與手機的使用中,都可以看到某些人(通常是老人與女人)被污名化。

導航裝置當然是個工具,這是「沒錯」的答案,但要真正理解迷航現象,我們得將它視為一種「媒介」。媒介這個詞本身其實也有點麻煩。因此,在這裡我得先界定清楚。導航裝置是一個媒介,指的是:它作為科技物中介了人與其行動環境之間的關係,同時,它也藉由中介的運作影響了行動本身。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我們可以稱為「媒介觀」的觀點中,人、科技物與行動環境三者間的「關係」是理解現象的前提。也就是說,有別於工具觀分別看待「人」與「物」,媒介觀著眼的是「人-科技物-行動環境」關係中的「人」與「物」。[i]

因此,當我們轉換成媒介觀來理解迷航現象,該提問的問題就不是到底人還是物出了問題,而是究竟使用者與導航裝置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迷航現象又是如何發生的?換言之,從媒介觀點出發,不管是人還是物的問題,都必須放回「人-科技物-行動環境」的關係中加以理解。

 

人機關係的幾種樣態

如果人與科技物之間不單純是使用關係,那又是什麼關係?晚近技術哲學的論點值得我們參考。首先,一種最直接的經驗是,我與我使用的機器、裝置融為一體的狀態。這裡指的當然不是如經典動畫神作《攻殼機動隊》裡的賽伯格們,將身體改造為部分或「全義體」狀態,而是許多相當平凡的日常經驗。

例如,經常被網友訕笑的「人車一體」,其實就是形容駕駛對於車輛的操控猶如將其延伸為軀體的一部分──無論這是要說他技術精湛還是嘲笑其肢體動作誇張。又或者,在讀這篇文章的同時,許多人其實就是與掛在鼻樑上的科技物(眼鏡)合而為一的狀態。對於熟練的駕駛以及習慣配戴眼鏡的人來說,這些科技物已經不只是工具,而是彷若身體的一部分。不管是車輛還是眼鏡,在與使用者的人機關係中,這些科技物就好像變得半透明般,使用者的感知與行動得以順暢地延伸出去。

過去手機使用的研究[ii]中我也曾提到,對於講手機的人來說,在那個當下其實也與手機融為一體,既不會懷疑手機裡傳來的是機器的聲音,也都能自然地與不在場的他人談笑聊天,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足舞蹈。在這種被稱為「體現關係」的人機關係樣態中,人們彷若視而不見般,將科技物融為肢體感官的延伸。

除去「體現」這種最直接的人機關係外,還有另外一種也是常見的經驗──詮釋關係。再以我們使用手機為例,雖然多數時候使用者不太會去注意手機的訊號狀態,但當網路連不上或電話打不出去時,使用者就會去檢查訊號格數。這個動作其實意味著:透過顯示的訊號格數解讀手機收訊狀態。又或者更平凡的經驗是,我們現在幾乎都是透過氣溫預報來判斷室外冷熱與否──那個數字的權威性有時更勝親友告知的冷熱感受。

換言之,不同於體現關係,在這種被稱為「詮釋關係」的人機關係中,我們不是視而不見地將科技物當作身體的延伸,而是透過解讀科技物來理解其所中介的環境。科技物在此不僅變成再現環境的文本,更隱然成為環境的替代物。也就是說,在詮釋關係中,我們雖然注視著科技物(文本),但心念所繫其實是那個隱身其後的環境。[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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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講手機的人來說,在那個當下其實也與手機融為一體,既不會懷疑手機裡傳來的是機器的聲音,也都能自然地與不在場的他人談笑聊天,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足舞蹈。
圖片來源:https://life.tw/?app=view&no=128732

導航:在地圖上移動

導航裝置(無論是獨立機型或是手機搭載導航APP)是結合GPS全球定位系統與地圖圖資的科技物。在駕駛的使用經驗上,透過導航裝置螢幕顯示當下的位置與周遭街道圖,駕駛得以知道身在何方並該往哪去。換言之,在駕駛與導航之間首要的是一種詮釋關係,亦即透過導航裝置畫面呈現的地圖與定位,駕駛解讀出其所在的位置,以及目的地的相對方位。

然而,在駕駛使用導航裝置的經驗中,卻也隱含著一種體現關係。特別是當我們把使用導航的經驗與一般看地圖的經驗相比,此差異凸顯出的「體現」便很清楚了。在GPS定位的運作下,駕駛在導航畫面上看到的不只是一張地圖,更有著一個標示其位置、方向,同時會隨著自身移動位移的標記(通常以箭頭或車輛圖案表示)。換言之,即便使用導航的經驗主要是一種閱讀,但會隨著自身移動、改變方向的標記卻也同時讓人有著一種延伸身體的感受。

我們可以透過望遠鏡的使用經驗,來理解導航經驗中的體現關係。透過望遠鏡的延伸,我們可以看到遠方街道上的行人與標牌,同時,在轉動望遠鏡方向時,就有如自身也被投射至那個街道上,就在哪裡四處張望著。同理,在導航使用經驗中,正是那個會隨著我們位移的標記點,帶給我們「就在那裡」移動的感受。相對地,單純閱讀地圖雖然也擴增了我們的視野,但要在其中找到自身所在,卻仍得依靠地圖上的街道名、建物的解讀來對應,無法直觀地獲得「就在那裡」的體現感。

結合了上述詮釋與體現關係的導航經驗,帶給駕駛一種相當特殊的認知與感受。亦即,彷若有另外一層實在或空間,同時疊在當下車窗前那個物理環境之上。[iv]這種「疊加」可以看作是實在或空間的擴增。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這種被擴增的實在經驗為何會導致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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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駕駛使用導航裝置的經驗中,卻也隱含著一種體現關係。圖片來源:https://goo.gl/mB8Isu

 

行動與環境的重新定義:混雜實在

在上文中我已經提到,科技物作為一種媒介意味著,它不僅中介了人與環境的關係,還藉由此一中介影響了行動、改變了環境。換言之,不管是在體現還是詮釋關係中,導航裝置的中介都不只是中性的、空洞的過程,它不僅帶來了擴增實在的經驗感,這「另一層」的實在、空間也不只是物理環境的單純再現。

被擴增的實在會因人機關係中科技物的特性而產生結構性的「擴增/化約」轉換。一如許多技術哲學家都曾指出的,科技物帶來的總是正負並存的影響。一方面,科技物多半有其「增能」的面向,亦即,能夠擴增使用者的感官、行動能力,或者相對地說,凸顯環境的某些特定面向。另一方面,「擴增/化約」是一體兩面的事,當環境特定面向變得顯著也就意味著其他面向的黯淡、甚至消失。

望遠鏡、顯微鏡這類視覺科技通常是最直觀的例子。在望遠鏡、顯微鏡的體現延伸中,不管是遙遠的景色還是細微的病菌,都凸顯出其視覺面向,清晰地呈現在使用者眼前。然而,在吸引人的「目光」之外,這些被觀看的對象的聲音、氣味、質地都一概被抹去。地圖則可以用來說明詮釋關係裡的轉換,地圖作為真實地景的替代物,雖然令使用者在解讀時獲得了一種擴增的鳥瞰視野,但同時地圖不僅只能簡略且化約地呈現地貌、街景,更無法呈現其中可能持續變動的景象。

換言之,科技物作為中介之所以能夠改變行動與環境,就在於透過結構性的擴增與化約,轉換了人們的實在經驗。在其中,科技物的擴增、增能還進一步讓人將這樣的實在經驗視為更真實的。亦即,許多時候,相較於素樸的身體經驗,我們更依賴、也更相信科技物所中介呈現的環境。例如,我們相信病菌就是顯微鏡下的樣子;相信透過某些音響設備,更能聽到真正的音色;有時甚至也覺得地圖的標記遠比人的記憶來得可靠。

如此來看,我們便可以理解導航為何會導到迷航。不是因為某些使用者個人特質使然,而是在「駕駛-導航」的關係中存在著難以察覺的結構性作用。一方面,駕駛在導航經驗的詮釋與體現關係中,形成一種疊加在物理環境之上的擴增實在感;另一方面,又因科技物的擴增/化約作用,這一擴增的實在不僅是被轉換、化約過的,更是容易吸引使用者目光、或甚至更被使用者依賴且信任的「真實」環境。換言之,迷航的起因並不是人們「看不懂」導航,而是在上述的經驗中,擴增的實在經驗令其忽視了周遭物理環境的結果。

我過去曾以「混雜實在」這一概念來指稱這種行動環境的改變。[v]也就是說,有別於早期網際網路帶來的是虛擬的模控空間(cyberspace)與物理空間二分的問題,隨著行動裝置、以GPS為基礎的適地性服務、甚至AR等資訊科技的發展,如今我們於日常生活中面對的已然是擴增的實在與物理環境交織在一起的混雜實在。有時候,我們能夠在其中結合虛擬與物理環境的資訊,展現更彈性自在的行動能力;但有時候,就像導航卻帶人迷航那樣,擴增的實在經驗過於吸引人目光,以致於我們反而迷失在化約的實在中。

 

從「理解」再更進一步轉向設計

最後,如同我一開始說的,工具觀不僅無助於理解迷航現象,更可能導致偏見。從技術哲學的媒介觀點來看,跟著導航卻走到迷航,這不單純是「誰」或「什麼」的錯,而是在導航經驗的人機關係中內蘊的結構性問題。

就實用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分析其實也為我們指出另一種改變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一方面,把問題焦點從個人特質轉向人機關係,能夠去除不必要的偏見與污名;另一方面,理解人機關係的問題後,除了改善系統、圖資外,我們其實也可以思考另一種「設計」的可能。例如,系統可以讓使用者更即時、動態的回報有問題的路徑,並迅速對其他使用者做出修正。這樣的設計即試圖給予物理環境更多權重,增加虛擬與物質資訊的交互指涉。又或者,當使用者對當下指引之路徑感到懷疑時,能夠即時回應其他替代道路的要求。

雖然如上述所言,迷航經常是由於擴增的實在經驗削弱了人們對於物理環境的注意力,但物理環境並未真正消失。因此,能夠即時回應使用者察覺到的異樣,也就意味著這樣的設計更貼近了本就是充滿變動的行動環境,進而緩解了結構性化約的問題。

總之,不論是試圖理解還是設計,看似與現實生活相隔遙遠的技術哲學,其實可以很經驗地回答我們的問題。特別在今天這個無處不是科技物中介的時代,探究人與科技物的關係,不就是在思考社會實在與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嗎?

 

 

註解

[i] 這個觀點是基於技術哲學家Don Ihde的技術現象學。關於Ihde的理論可參閱其Technics and Praxis(1979)、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1990)兩本主要著作。

[ii] 請參閱曹家榮(2015),〈行動通訊的持續完成:「講手機」的俗民方法學探問〉,《新聞學研究》,124:1-37。

[iii] 人機關係還有其他諸種樣態,例如我們在電動遊戲上與「電腦」對打時,這個作為「它」的電腦,就是我們關注、關心之所在。因此這樣的關係也就被稱為「他者關係」。但為免寫得落落長,就讓我們先聚焦在與迷航現象最相關的上述兩種關係。

[iv] 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 Daniel M. Sutko(2011)曾指出,以GPS定位、地圖為基礎的這類被稱為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s)的資訊科技,帶來的影響正是實在的「擴增」,也就是在物理環境上疊加了一層虛擬空間。其實,這也正是Ingress、Pokemon GO等AR遊戲的運作基礎。請參閱“Theorizing Locative Technologies Through Philosophi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21: 23-42。

[v] 請參閱曹家榮(2011),《理解行動電話:流動的媒介與日常生活》,政大社會系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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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年金制度改革之內涵與思考

林宏陽/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 前言

自2012年10月份公佈勞工保險基金之精算報告後,即開啟一連串勞工、軍公教、私立學校教職員等職業身份退休給付制度的討論、倡議與改革。雖然該次年金改革的運作過程中曾成立「年金改革專案辦公室」、舉辦中央層級的橫向跨部會會議,以整合各個職業類別社會保險制度之給付內涵與水準。隨後在全台各地舉辦百餘場的年金改革說明會,說明與宣導政府欲改革之面向與內涵。針對勞工保險條例所提之甲、乙兩個改革案雖未能在立法院與公共輿論形成共識與決議;[1]公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所屬之制度雖有一定的成果,年金改革的幅度與成果相對有限社會政策於資源分配過程中所牽涉的利益糾葛甚鉅。

自2016年民進黨重回執政後,即展現對年金改革的高度重視,組成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年改會)。除以陳建仁副總統擔任年改會之召集人、林萬億政務委員擔任該委員會副召集人,召集社會之產官學與各職業類別代表,以及由社會各界所推薦選出之產官學界人士擔任委員,共38位,於2016年06月23日至11月10日間召開20次的委員會議。[2]之後,則透過四場分區年金改革委員會會議,匯聚更多觀點以協助形成共識與提案。

雖然年改會自選取委員的過程即爭議不斷,乃至於年改會委員會議與分區會議期間發生的杯葛與衝突情事,但年改會仍不失為一公開討論並傳遞相關資訊的平台。各群體所享有的退休給付制度可藉此更加透明,並於會議中提出個別群體的倡議與訴求,以共同探討社會適足之保障水準及其機制,為年改會的價值所在,以改善2012年年金改革過程中各說各話、缺乏對話基礎與機制、各界代表之參與相對有限,以及行政院所提出之改革內容未能反映各界之期待等問題(L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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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陳建仁為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圖片來源:https://goo.gl/KxKut4

2. 年金改革之方針與當前行政院提案版本之內容

2.1 年金改革之方針

年金改革委員會於2017年01月19日提出「讓年金永續:領得到,領得久」為題的2017年金改革方案(草案)重點,揭示其改革的主要面向。[3]首先,年金改革之目標有三:財務永續、老年經濟安全之保障,以及職業衡平與世代互助。在此目標之下,各退休給付基金之財務壓力得以稍事舒緩;公務人員退休基金、教育人員退休基金以及勞保基金之破產大限分別延後至2044年、2043年與2036年。

第二,調降公教退休給付制度之所得替代率。延續1995年改革前,賦予退休軍公教人員額外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優惠儲蓄存款辦法(俗稱18趴),於6年之內停止之改革規劃,並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每月新台幣25,000元或32,160元)。所得替代率將調降為「本俸兩倍」的75%,再依據每年調降1%的規劃,降至預定之「本俸兩倍」的60%。其目的,在於消弭不同職業別老年經濟安全保障水準的歧異。

第三,延長各職業類別退休給付制度的平均投保薪資計算期間,以降低臨退升遷所導致的給付水準不公平,以及以較短期間投保高額保障的社會保險給付濫用議題(俗稱「低薪高報」)等。改革通過後將逐年延長一年,並以15年最佳投保薪資水準之平均值,做為退休給付計算時的平均投保薪資基礎。

第四,推延足額老年年金給付之請領年齡至65歲,並納入減額給付之設計。此等規劃係依循勞工保險條例,使各職業類別請領足額老年年金給付之年齡皆推至65歲。若欲在年滿65歲以前請領給付者,最早可提前至60歲請領減額給付。

第五,為提高社會保險制度之財務穩定性,勞工保險與公教退撫基金之保費提撥上限,將視情形逐年調高1%,至預定的18%為止。關於此等改革精神,該文件提出世界各國之普遍可接受提撥費率為20%左右,亦應為我國年金改革之提撥率原則。另外,亦以18趴停止後所省下的政府資金,撥補至公教人員退撫基金以及勞工保險基金,收財務穩定與永續之效。

最後,則為建立跨職業類別之年資併計機制,以提昇各職業類別人力流動的可能性。亦即,提供受僱者得於私部門產業、公務人員、公私立學校教職員、軍人等職業類別間流動,並據此保留與保障已累積之年資。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時得以併計,有利被保險人取得年金給付之資格,增進經濟安全保障。

依據前述所歸納之六項原則,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公私部門依據勞基法聘用之勞工與政務人員等四項主要改革法案與修法草案,皆於2017年03月30日送審。其中,除了勞工保險條例以現有規範部分修正之草案外,公務人員之退休法與退休撫卹制度整併為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與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合併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以及部分修正政務人員退休撫卹條例之草案等。

 

2.2 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與勞工退休給付制度之草案內容

2.2.1 公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

根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內容,大致如下。首先,公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制度草案之提撥率,皆提昇為12%至18%之間,並維持由政府負擔65%的提撥,而雇員則自行負擔35%之費用。第二,其提撥費用之計算,仍維持以本俸兩倍為基礎。至於財務之精算,係以每3年精算一次,並以未來50年之財務狀況為精算期間。

第三,公務人員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制度草案所訂定之退休給付請領條件,仍以服務滿5年且年滿60歲,或服務年資滿25年為要件。其中,法定之屆齡退休訂為65歲;因此,服務年資達5年以上且年滿65歲,則應逕行辦理屆齡退休。

第四,老年年金給付之舊制年資給付率計算方式,係以前15年每投保1年給予5%之給付率,15年之後每年給予1%之給付率;給付率上限為90%至95%。[4]對於新制年資之計算方式,係以前35年年資以每投保1年給予2%之給付率為原則,自第36年開始為每年給予1%之給付率;最高以75%為限。[5]即便如前述所提之高給付率,本次年金改革之草案亦規範新制實施前已退休人員之所得替代率。

所得替代率之計算方式,在公務人員部分,係規劃以年資達15年與25年為折點,給予不同之替代水準。年資滿15年者,可獲得所得替代率55%之保障。其後,每增加一年則給予所得替代率1.5%之增幅,達到70%為止。自年資達26年以後,係以每增加一年給予所得替代率1%為原則,最高認列35年;即所得替代率可達到80%。[6]其後,則依據草案之規劃,於新制實施後的第16年,將所得替代率之上限調降為60%。據此,年資介於15年與35年,而所得替代率則相對應調整為30%與60%。在公立學校教職員的部分,係以前15年之年資可獲得45%之所得替代率,自第16年起每年給予1.5%之所得替代率,最高係以75%為限。之後,則依據草案所規劃的調降機制,於新制實施後的第16年,

 

3.年金改革宜有之思考

根據年改會於2017年01月19日所揭示的年金改革方針,以及03月30日所提出的公務人員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制度,以及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案之內容,對於促進財務之永續、代內(intra-generational)與代間(inter-generational)的公平,以及維繫老年經濟安全已有諸多著墨。即便如此,仍有其他可進一步思考的制度內涵,以作為本次後續或未來的調整方向。

 

3.1 年金期待權(vested rights)與年金請求權(rights to claim)之保障

年金期待權與年金請求權應屬年金保險制度不同階段之概念。年金請求權,係指被保險人滿足保險給付要件時,得請領給付之權利。至於年金期待權,則為被保險人滿足保險給付要件之前,所累積之請求權或年資被保留與保障的狀態(鍾秉正, 2003: 113-116)。

據此,凡依據相關法律所累積的被保險資歷,應受到保留與保障,不因任何原因而消失。此等原則於社會保險制度之展現,一方面在於當被保險人被保險中斷被保險身份時,其過去之投保資歷應被妥善保留與保障於制度之中;此為年金期待權之保障。另一方面,則在於法定退休年齡或其他申請退休之要件的訂定。亦即,被保險人於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或滿足相關退休要件後,始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年金保險制度之管理機構應於確認要件滿足後,即發放給付;此為年金請求權之保障。

就本次所提出之改革草案觀之,公立學校教職員以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規劃之年資保留與併計機制,特別在於無法在各別社會保險體系中累積15年以上之年資,仍得於滿足老年年金之請領要件時(例如達到65歲之法定退休年齡),併計個人於個別社會保險制度之年資達15年以上,即給予年金給付。

舉例而言,若某甲自23歲起累積10年勞工保險年資後,因通過考試而服公職,繼而投保公教人員保險25年,時為58歲。若某甲決定在此時轉入私部門事業單位服務,繼續累積勞工保險年資5年後離職,即63歲,規劃待年滿65歲後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如此一來,雖63歲離職,不因其離開而喪失所累積之年資(此為年金期待權之展現),而能於2年後滿足法定退休年齡要件,合併勞工保險與公教人員保險體系之年資,同時請領來自於兩處的老年年金給付(此為年金請求權之展現)。此等機制,將顯著提升年金給付之期待權與請求權。

 

3.2 信賴保護原則(legitimate expectation)之適用

在年金改革過程中,不時倡議軍公教人員之退休給付制度在過去為透過相關法律或行政命令以行,而應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云云。然而,社會保險之老年年金給付制度以及優惠存款方案之主要目的,皆以退休者於退休時之老年經濟安全水準得以適度保障為原則。再者,適度保障水準應考量退休時所處的諸多社會條件,其信賴保護應衡諸各項社會條件下,所能提供之適度給付以維繫被保險人的老年經濟安全為前題。

首先,依據行政命令所建構的18趴,不具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蔡宗珍(2011)指出,優惠儲蓄存款辦法並非法規命令,其性質僅係依據相關行政規則所執行之存款方案。亦即,係藉由私法契約所成立的法律關係,而未授予參加該存款方案者任何權利主張的地位。因此,後續欲降低補貼利息之利率,僅止於私法契約內容之調整。

再者,信賴保護原則雖適用於社會保險制度,但並非最重要之原則;其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與永續性,應為最主要的目的,亦即社會性。對此,Kuo (2008)指出,社會保險的風險分攤(risk sharing)原則、強制性原則、法律保留原則、保費提撥原則、隨收隨付(pay-as-you-go)或非全額提撥(non fully-funded)原則、給付適足度等原則方為制度運作之主要考量。在給付原則方面,Rejda (1998: 19-20)強調給付水準需著眼於社會適足性(social adequacy),而非個人公平性(individual equity)。其中,社會適足性係指考量在一定時間點下的經濟、社會、政治、人口、歷史等條件,進而決定得用以分配之社會資源;而社會性則著眼於資源分配之公平與正義,使經濟資歷較弱者能夠取得足夠的資源,以維繫個人與家庭之合理生活。據此,其給付水準,或基於最低生活水準(minimum living standard),或基於個人及其家庭於社會生活之尊嚴與適足等原則而釐定,端視不同社會之價值與意識形態。

基於前述之諸多原則觀之,社會保險之被保險人所提撥之保費並非個人所屬之資產,而是交由團體執行風險分攤的共有財產。被保險人於提撥保費後,便依據其投保資歷累積期待權,並成就請求權。被保險人所能獲得之給付內容、形式與水準,則依據法律予以保留、保障,但需視請求給付時之各項社會條件與制度之財務狀況,而決定分配形式、比例等(孫迺翊, 2012)。

 

3.3 個人年金點數(Entgeltpunkte)或薪點制度制度之應用

在此次年金制度改革過程中,是否延長平均投保薪資之計算期間,仍為爭議之一。舉例而言,若某甲投保勞工保險之年資達40年,而每投保一年可獲得1.55%之給付率,代表40年之年資能夠獲得62.5%之給付率。據此,每月之老年年金給付水準,則係以平均投保薪資乘以62.5%之給付率。換言之,若平均投保薪資越高,則給付水準相對較高。據此,被保險人會期待以職涯最後的投保薪資,或最後幾個月或幾年的平均投保薪資為計算基礎,而可獲得較高的給付水準。尤有甚者,於受僱期間皆低報薪資,藉此降低保險費之提撥,並於最後的平均投保薪資計算期間提高投保薪資級距,以獲得較為有利的給付計算基礎。然而,高薪低報之行為將導致保費提撥與給付水準之間不具公平性,甚且危害社會保險之財務永續性,至為明顯。因此,於本次年金改革擬進一步延長平均投保薪資之計算期間為最佳的15年投保薪資之平均值。

然而,對於公教人員或勞工身份之被保險人,過去之薪資水準或普遍低於現職,故而擔心平均投保薪資因此降低。對此,建議參考德國的個人年金點數,或謂薪點制度,一方面得以反應不同時間點下的相對薪資水準,另一方面則能更為彈性結合其他增額或減額給付要件之操作。再者,此等薪點制度需搭配年度年金係數值(aktueller Rentenwert)運作,而能每年在一定程度上依據物價、工資與基本生活保障等原則釐定,以達到維繫老年經濟安全之目的(林宏陽, 傅從喜, & 施世駿, 2016)。

薪點制度在投保薪資方面之原則,係以各年度的平均薪資與個人的被保險薪資相比較,並以此計算生涯之平均薪點數,確定被保險人在整體社會中的相對平均收入位置。舉例而言,若某年度的平均薪資為新台幣30,000元,而某甲於該年度的投保薪資為新台幣25,000元,則某甲該年度的薪點數為0.83。其他依法可獲得年金點數之條件,例如某甲因照顧子女而留職停薪達3年,則養育子女期間可獲得3個薪資點數,亦能於此納入。另外,亦得有其他政策考量,將諸如低收入與中低收入身份、失業身份等給予一定程度的薪資點數保障,而能增進社會保險的所得重分配性質。若某甲欲於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即請領減額老年年金給付,亦能以每提早一年降低一定比例之點數為方式,計算其薪資點數。最後,將該點數乘以各年度之年金係數值,即獲得每月之給付水準。據此,若某甲之職涯平均薪資點數為1.30,該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年度年金係數值為新台幣22,000元,則每月可獲得之老年年金給付為新台幣28,600元。

 

3.4 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 pension)

歐洲國家在1970年代中期第一次石油危機(Oil Crisis),引起大規模且長期的失業問題後,諸如瑞典等國採用提早退休(early retirement)制度,讓達到一定年齡之失業者得以提早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而解決青年失業問題與中高齡失業問題。然而,歐洲國家在1990年代面臨另一波失業潮,導致提早退休制度面臨成本難以負擔之挑戰,故紛紛取消。與此同時,因為歐盟國家當時密集探討知識經濟、延後退休與延長中高齡勞工就業期間之可能,以充分運用人力、延緩老化與進一步舒緩長期照顧服務資源使用之可能性,轉以部分退休制度取代之(Ebbinghaus, 2008; Hinrichs & Aleksandrowicz, 2008; Walker, 2009)。

部分退休制度最早可回溯至1976年瑞典首次採用,其後為丹麥、德國所效法,並應用於私部門事業單位之受僱者。法國公部門則於1982年引進部分退休制度,以促進其人力的新陳代謝(林宏陽, 2013)。舉例而言,若某甲為年齡屆滿60歲之公私部門受僱者,於該年起選擇減少原工作時間,由每週40小時的全時工作降為每週20小時的部分工時工作(原工時的50%)。如此一來,可於持續工作之期間領取每週20小時部分工作之工資,以及足額老年年金給付之50%,或一定之比例。實際上之給付條件,仍應透過精算確定。此外,在參與部分退休制度之期間,仍可繼續累積年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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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漸進式退休制度的發展。圖片來源:經濟部電子報2014-08-19,https://goo.gl/f4wEk2。

據此,在部分退休制度之使用,或可達到一定之優勢。一方面,若公私部門之雇員達到一定之年齡後欲減少工作時數,但又不願完全離開職場並請領減額老年年金給付者,得選擇其他方案,並延長其貢獻之期間。[7]此等貢獻年限之延長,慮及有效維持長輩每天的時間結構、身體各部分之持續使用,以及社會地位之認知與自我價值之展現等,能延緩功能退化。若以各社會安全制度體系間的牽動觀之,部分退休制度與增減額年金機制或各有其效果。部分退休制度能延續中高齡勞動者之工作年限;隨著逐漸推延的法定退休年齡,得使實際之退休年齡向後平順挪移。至於增減額年金機制,在一定程度上係延續提早退休機制而來,讓被保險人在考量下提早或延後退休之時間點。

另一方面,就雇主之角度而言,或可以部分工時工作聘用年長之專業工作者傳承知識與經驗,抑或以工作分享(job sharing)或其他形式,由兩位或多位具備相當專業能力之中高齡工作者分擔一份完整的工作,以降低對其體力、腦力等方面之負荷。然而,其限制或在於勞動力市場、經濟政策等如何形成配套措施,以提昇雇主參與該方案之誘因。

 

3.5 職業衡平原則

就本次之改革內容觀之,係以降低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所得替代率,做為平衡職業別之間不同給付原則與給付水準之方式。然而,其主要之問題不僅止於職業別之間的差異對待,更及於職業內的代間公平性問題。此外,亦涉及應否維持目前社會保險體系之職業主義(occupationalism)(Ebbinghaus & Gronwald, 2011: 33-34)。

首先,就職業別之內的代間公平性觀之,或應以OECD所建議的制度依附比(system dependency ratio)為考量;亦即目前負擔提撥責任之在職人數(contributors)與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之人數(pensioners)的比值。以2015年底的公務人員與教育人員為例,其制度依附比分別為2.3與1.8;換言之,平均個別為2.3與1.8人支持一位退休者。[8]然而,若與2005年相比,公務人員與教育人員之制度依附比分別為6.2與3.7,[9]顯示過去十年間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之人口老化問題。據此,若欲維持過去給予退休者較為優渥的給付水準,卻大幅降低新進人員的所得替代率,顯然未能符合制度內的代間平衡。雖然本次改革擬推延之退休年齡或能部分改善此等制度內的人口結構議題,但僅止於將問題延後。質言之,若社會保險制度所涵蓋之提撥者人數少,必然無法以大數法則釐定其風險程度,而提撥與支付之失衡亦難以維持。復因制度內之給付機制不同,代間資源分配之矛盾或將深化。

第二,私部門事業單位與公部門以低薪或薪資凍漲、責任制與長工時,以及就業不穩定等議題加深。相對於取得公教人員聘用資格者而言,其薪資水準與工作穩定性優於以勞工身份聘任之受僱者,且工時與休假亦相對穩定。在此等勞動條件不平等的情況下,即便勞工保險在相同年資之下可獲得較高的給付率,其老年年金之給付水準仍將低於公教人員。復以本次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制度改革草案所提供之最低保障金額新台幣32,160元,甚且高於至少以最高薪資級距(亦即新台幣45,800元)投保15年,且總年資達40年之勞工保險制度之被保險人可獲得之給付水準,即新台幣28,625元。據此,職業之間老年年金給付之差異仍至為明顯。

若欲達成職業衡平原則,或應進一步由社會連帶原則(social solidarity)出發,思考各職業別對於整體社會之貢獻的平等性,以及相對的社會給付(social provisions)是否應有差別。正如Giddens (1998)所指出,若以社會連帶原則為觀點,則社會投資型福利國家(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應著重於使富人與中間階級(middle class)願意透過諸如公共教育、醫療服務、治安等面向,厚植人力資源、強化教育與訓練、提昇整體福祉,進而能逐漸肯認每位社會成員對社會皆有相等的貢獻。據此,將能促成實質的職業價衡平,並打破以職業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保險體制,朝向如美國於1983年所通過與實施的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改革,將公務人員納入原以私部門受僱者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制度之中。與此同時,亦透過給付計算公式之調整,增進制度內的所得重分配程度。其結果,一方面解決公務人員退休給付體系風險分攤程度之議題,另方面則使制度之盈餘顯著成長;亦即在保費提撥率不變之下,保費之收入大於給付之支出規模(Martin & Weaver, 2005)。

對此,在福利國家建構的過程中,Pierson (1994: 3)認為以融合性(inclusiveness)為原則的福利國家體系,除了以跨階級整合為其主要價值外,亦著重跨區域整合的重要性。如此一來,階級內成員的自我認同與彼此聯合(alliances)之意識,將進一步強化社會連帶以及不同階級間的凝聚(cohesion),並消弭各區域之間的歧異,將使福利國家體系同時具備階級的妥善凝聚、政治的合法性、階級共同利益的前景,並能穩定且持續發展。據此,在職業主義社會保險體系所建構的階級,若欲促成社會整合,或具有相似之特性與歷程。然而,亦如Giner (1976)所指出,在發展社會整合的過程中,經濟結構、意識形態、階級利益與制度內涵等文化與區域之本質,將導致在工業化、都市化與社會溝通過程中的衝突,使得整合的過程充滿變數,至為複雜。即便如此,仍為邁向社會凝聚與整合的必然途徑。

 

4. 公平性、永續性與分配原則為現階段年金改革之核心議題:代結論

當代年金改革之基本原則核心問題應在於分配。Adam Smith在其國富論之導論即提出每個社會在不同時間點之下所能分配的資源,應等於該時間點之總產出的論述。[10]據此,每個社會在老年年金給付的改革議題上,僅止於決定代間與代內應可分配到多少資源,以及應如何分配資源,再透過法律訂定自動調整機制之內涵,減少政治干預並達成制度之永續性。以瑞典年金改革為例,即明確訂定當期總產出的16%分配至社會保險老年年金給付體系之中(亦即代間之分配),復以諸多自動調整機制維持代內人口於分配資源時的公平性。[11]

依循前述的各項原則,思考未來年金制度之理想架構,宜以兩層次的公共年金給付為主要架構,佐以一層強制性的企業年金給付為輔助,應可提供足夠的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其中,第一層的公共年金給付,應以稅收為財源(tax-financed)提供基本所得(basic income)水準的保障年金(guarantee pension)為全民老年經濟安全之基礎,附加第二層以保費提撥為財源(contributory)的勞動年金制度以為受僱者及其家戶之額外保障。勞動年金係涵蓋全體受僱者,應打破原有之職業主義;不但能促進所有受僱者之團結,亦可極大化該制度之涵蓋(coverage)與大數法則之適用,以健全風險分攤與財務永續性。至於由企業提供之企業職業年金給付方案,或能以強制性原則訂定一適度的提撥率、所得替代率等目標,並同時保留企業得附加之空間,以作為累積企業內人力資本之誘因。抑或以法律明確訂定強制性的企業職業年金給付,得完全由企業自行辦理,但政府應訂定基本之給付規範與水準,並負監督之責。

社會保險資源分配的基本原則之一,即在於由全體成員共同分享社會發展與成長之果實。與此同時,全體成員也應共同承受衰退時降低給付的不利益。質言之,社會保險制度應以達到社會適足性與公平正義為要,不應讓部分群體得主張維持既有的分配比例與原則。此等作為不但背離所處社會環境與條件之現實,犧牲與壓迫其他群體在資源分配上的空間,遑論達成公平性與永續性之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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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年金帳戶通知書。圖片來源:今週刊,https://goo.gl/AiDzRW。

 

註解

[1] 請詳見「勞委會建採乙案-勞保年金6成勞工縮水」一文(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71619)。(最後讀取日期:2017年03月20日)

[2] 關於年金改革委員會共20次之會議內容,詳見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之官方網站: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p.aspx?n=46A9AAF50910B4F2&s=0472D6CC850AACE5。(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03月20日)

[3] 請詳見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官方網站所附之各項資料:http://pension.president.gov.tw/Content_List.aspx?n=8900E10AF7E5DE1B。(最後瀏覽日期:2017年04月03日)

[4] 關於新制實施前之年資於計算老年年金給付時之方式,分別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28條,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29條。其中,公務人員之給付率上限為90%,而公立學校教職員則為95%。

[5] 至於新制實施後之年資於計算給付時的準則,請分別詳見分別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29條,以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30條,皆以75%為給付率之上限。此外,公立學校教職員於新制實施後方進入該體系,亦訂有相關之規範。其中,前35年之年資以每年給予1.625%給付率為原則,並於第36年開始每年年資給予1.25%;給付率最高以57.5%為限。請詳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第30條第2項第2款。

[6] 請詳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第37條。

[7] 此處之貢獻(contribution),一方面指社會保險保費之提撥,另方面係指對事業單位或整體社會提供其專業能力之貢獻。

[8] 根據2015年年報之統計資料,截至2015年12月底,公務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分別為28.8萬人與12.7萬人,而教育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則分別為18.9萬人與10.4萬人。

[9] 根據2005年之年度統計數據,公務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分別為28.3萬人與4.6萬人,而教育人員之繳費者與退休者人數則分別為20.2萬人與5.5萬人。此數據係基於2005年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年報,請詳見:http://www.fund.gov.tw/ct.asp?xItem=887&ctNode=424&mp=1。(最後讀取日期:2017年03月20日)

[10] 雖然當代社會並非封閉的經濟體,但完全以進出口之物資維持日常生活所需之國家或區域亦相對有限。

[11] 瑞典老年年金給付制度之提撥率為18.5%。其中,16.0%納入社會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制度之中,而2.5%則放入個人退休帳戶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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