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論文都是用抄的? ——臺大校長倫理爭議的分析

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隨著臺大教授郭明良、校長楊泮池論文疑似論文造假、掛名一事,引爆學術界的倫理話題,再度重創臺灣國際學術形象。回家吃飯時,母親突然冒出一句話:「臺大教授的論文都是抄的哦!」我嚇了一跳,回說:「沒有啦!只有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母親半信半疑,大概覺得如果連校長都涉入抄襲,一般教授更不用說,特別是連兩任臺大校長都爆出倫理問題,很難相信教授的清白。我才驚覺倫理事件在社會上對於學術界的殺傷力,對於只受過初等教育的母親而言,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構成民眾仰望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在市場或巷尾聊天時,再將事件誇大放送,造成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的不信任。

有人可能以為這是個人道德修為的問題,如身為「苦主」的科技部部長楊弘敦,事發之後以「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來自我安慰,他認為如果是制度問題,可以逐步改善,但這次是「人性問題」,必須要靠教育,所以要求大學加強倫理課程。[1]社會學習慣從社會結構面來思考,連續兩任臺大校長涉入學術論文造假、抄襲的倫理風暴,雖非絕後,也堪稱空前。兩位校長都因國際學術光環而登上了臺灣學術龍頭地位,也因為學術弊案重創臺灣學術形象。如果再加上之前國防部長楊念祖、教育部蔣偉寧、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事件,這些事件恐怕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也不只是「人性問題」可以解釋,臺灣如何製造出這麼多轟動國際的不倫理案件?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審查機制是否有什麼問題?未來學界該如何回應研究倫理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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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教授郭明良針對論文造假召開記者會澄清。
圖片來源:風傳媒/顏麟宇攝

學術產業後備軍的製造

臺大前校長李嗣涔主持的第一期「能源國家型計畫」,因助理呂錫民涉違反學術倫理,多次抄襲、冒用相關研究成果而遭國際期刊撤稿,他對「首次」碰到這種事表達「震驚」、抱歉。李嗣涔校長將問題歸咎於呂錫民,指責呂利用大家趕著報告的兵荒馬亂時間冒名投稿,旋即將呂解聘,並請律師在一個月內處理完畢,可見助理已經有「獨立」計畫主持人而執行計畫與投稿能力,反而是主持人缺乏監督責任,突顯掛名問題嚴重。

現任臺大校長楊泮池與教授郭明良因資料造假而被Pubpeer揭露,楊泮池指出由於生醫研究多是跨領域,當時看不出圖有問題,目前仍在修正問題中,而臺大校方也仍在調查中。就引發爭議的2016年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細胞生物期刊)論文來看,除了通訊作者未善盡回覆同儕問題之外,第三位審查人對於圖8的意見為:「毫無疑問,是由某些時運不濟的學生或博士後合成,無法辨識是什麼樣的影像,也許足夠承擔責任的複雜實驗」(如圖1)這段評語顯現出臺灣當前學術論文製程的問題,大學校長或名牌教授幾乎不必親力親為地進行研究,只要拿到科技部計畫,雇用有潛力而沒有位置的博士後,自然可以源源不絕地創造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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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s://pubpeer.com/publications/E3105C953203929608360C56F52950
 1  Pubpeer對於 “G9a/RelB regulates self-renewal and function of colon-cancer-initiating cells by silencing Let-7b and activating the K-RAS/β-catenin pathway”的質疑

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博士班人數自1997年10,013人增加到103年的30,549人,擴張了3倍,而每年畢業的博士生也從1,282人增加到4,000人,科技部延聘博士後的人數也由435人增加到2,009人,博士後與當年度的博士畢業生比例高達65%以上,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的學術產業後備軍。

010302資料來源:教育部重要統計

在98-99年間,行政院推出人才培育方案,教育部也端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引發媒體「博士找不到工作, 全民花1.44億埋單」的撻伐,這些高教浮濫擴張下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後,就被編派到大學及特定企業中,成為學術生產線中的臨時勞工。民國101年行政院科技會報決議再斥資3億元,以「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以3年培訓300位博士進入生技產業服務。首先讓博士進入法人或學校培訓,月薪57,000元,再由輔導機構協助博士級學員就業,以帶動生技產業晉用博士人才,提升產業研發能量,維持市場競爭力,引發另外一波獨厚生技產業的批評。[2]

人才培育政策表面上的目的是在解決流浪博士就業的困境,實際上卻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是由國家補貼企業,提供穩定、廉價的研發勞動力,降低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則是鞏固既有的學術生產線,提供源源不絕、臨時的學術勞動力供大學及研究機構利用,卻不給予人才長遠的勞動職涯規劃與正式工作機會。教育部遲遲不進行大學博士生額的織編,利用有限的教育資源好好培養人才,反而依賴市場機制,讓大學的研究所招不到博士生之後才退場,甚至最後還得以國家就業補貼方式來支撐博士後的短期就業市場,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犧牲了年輕世代的職涯來成就企業獲利以及學術生產績效。

 

學術工廠的成形

臺灣最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 成立於1959年,為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執,負責執行研究資源分配。國科會組織的學門分工原為自然處、工程處、生物處、人文處以及科教處,103年改制為科技部之後,改為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104年增加了前瞻及應用司,成為主導國家級的大型研究計畫的獨立機制。

科技部研究計畫審查分為初審與複審兩個階段,由專業委員進行審查。由各司長徵詢領域專家學者,決定複審委員,並由督導次長核定,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複審委員資格為曾獲得科技部傑出獎,或近三年連續主持本部專題計畫且計畫之審查排名在通過計畫之前50%之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副教授或相當等級或條件以上,績優之研究學者,同時必須兼顧公私機構均衡及北、中、南、東之地域分布平衡。初審委員,由複審委員參考科技部研究人才資料庫建議名單或視計畫研究議題推薦,經複審會會議決議選出初審委員兩名進行。

計畫審查流程,首先由申請人提交專題研究計畫、個人研究成果,並上傳科技部網站書面,初審參考研究者過去五年的研究表現、之前科技部成果報告以及研究計畫書內容,進行評分。進入複審之後,複審委員依據申請計畫、初審意見,進行書面複審,預排列計畫優先次序之後,召開複審會議討論確認初審及書面複審評分排列優先次序,建議核給各申請案之合理經費,最後再報核司長簽字決定公布,對於未通過計畫之主持人取得計畫審查意見後,進行申覆。[3]

從審查程序來看,似乎是十分嚴謹的同儕團體審查制,但結果卻造成普遍的掛名以及資源過度集中現象。首先,以研究績效的量化方式評分,造成學界盲目追求研究數量而不重研究品質。由於生醫界採取第一作者與通訊雙作者制,讓每篇論文呈現不等值現象,如果一篇論文是單一作者的話只能累計1點,如果兩位作者分別擔任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即可以產生2點的效益,以此類推,而多位作者掛名更製造出2點以上的業績,造成生醫界普遍的論文掛名現象,形成臺灣的「學術通膨」現象。[4]

其次,由司長以及複審會議主導資源分配,呈現出研究資源集中於特定學者的現象,101年監察院的調查指出國科會以「特殊計畫」方式,變項讓大學校長或知名學者動輒兼主持數個大型計畫,監察委員周陽山、馬以工、趙榮耀曾提案糾正,指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每年補助專題計畫,均有部分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身兼多項研究計畫之主持任務,不符『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7點有關件數限制之規定,且辦理專題研究學術補助及補助計畫業務,部分該會主管人員身兼多項計畫主持人,引發學界爭議,難辭違失之責,爰依法提案糾正」。[5]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7點的件數限制是以2件為主。

在監察院糾正之後,科技部在101年4月旋即通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正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處理原則」,要求科技部各級主管不得球員兼裁判,主任委員於任職期間不能主持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於任職期間之計畫件數則以1件為限。103年科技部再次修正該處理原則,除了要求「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任職期間不得同時執行超過一件專題研究計畫」外,計畫經費也規定不超過任職前三年平均每件計畫經費。[6]

不過從兩位臺大校長事件來看,科技部不但違反行政院法規,即每位主持人以2件為限,自2008年李羅權擔任主任委員之後,更變本加厲,3位學者的研究經費都倍增,資源更加集中於特定學者。楊泮池校長列名主持或共同計畫主持的科技部計畫件數最多,一年最高記錄可以達到22件,以95年為例,主持的專題計畫案有3件,而掛名共同計畫主持的則有18件。即使在101年科技部有明確的主持人規範之後,楊泮池主持的專題研究計畫一年仍可達5件(不含延攬人才及共同主持人),同時自100年之後,每年平均計畫經費總和都超過1億,幾佔整個生命科學司經費的5%,佔總科研經費的1%;郭明良副校長在97~101擔任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期間,每年有6~11年不等的計畫,在任職前三年郭明良的計畫平均金額為1643.9萬元(94~96年間),而在任職期間計畫平均金額倍增為3290.9萬元,而在102年卸任之後,當年度的計畫數達10件,總金額超過1億元;李嗣涔校長的研究件數雖然沒有前兩位多,但是平均研究經費高,一年可達5000萬元以上,同時研究經費也在101到102年一年間爆增3倍之多,達9444.4萬。以上僅統計科技部的研究經費,尚不包含國衛院、國發會、教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會的經費。這些龐大的研究經費造成了一間又一間的學術工廠,配合大量的博士後來為主持人量產論文,回過頭再用論文發表的績效獲得更多的國家研究資源。

由於學門的差異,部份研究確實需要龐大的資源,甚至是跨國合作才能達成研究目的。但是,資源過度集中的結果,導致國家研究資源被少數學官壟斷,且部分研究成果變成研究者及生技公司的智產,無法回饋全民。找不到專任教職或研究工作者淪為博士後研究,成為學術工廠的知識勞工,就業不穩定的結果造成博士生源的枯竭,反而造成國家研究人力斷層;而新進年輕助理教授無法獲得必要的研究設備以及人力,發展自己的研究生涯,也阻礙了臺灣的研究創新能力。 如果改變學術研究資源分配的集中傾斜,拿出部份研究經費鼓勵博士後進行「自行創投」,或許有機會激發更多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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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年數,81-105年
註:件數包含會議補助、出國開會以及延攬人才計畫。
資料來源:科技部研究人才查詢網站,http://arsp.most.gov.tw/NSCWebFront/modules/talentSearch/talentSearch.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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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81-105年
資料來源:科技部研究人才查詢網站,http://arsp.most.gov.tw/NSCWebFront/modules/talentSearch/talentSearch.do。

建立公共課責的學術資源分配

臺灣連續的幾件重大倫理案件,重創了臺灣國際學術形象,顯示學術界的綱紀敗壞,已經到了政府需要痛定思痛、破釜改革制度的時候了。在輿論壓力下,科技部終於提出「科研人員自律」、「加強執行機構課責」、「補助機關管理監督」及「跨部會合作」四大修法方向,要求申請計畫機構「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及「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7]個人樂見科技部要求申請機構加強對於研究計畫主持人課責,並改善過度強化論文發表做為校務評鑑、教師升等、續聘及申請研究經費關鍵性指標。基於公共課責的精神,以下提出幾個建議供政府部門與學界參考:

1.建立研究責任制,改變重量不重質的研究績效評比制度。計畫主持人必須承擔與助理同等的罪罰,論文的所有作者必須共同承擔文責;同時採取論文同值制度,如果是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共同掛名時,應該各採計一半點數,多位作者時則依貢獻比例分配置作者的點數,以杜絕一篇論文多人掛名的歪風。

2.教育部應配合社會以及產業的需求,減少博士招生員額,同時保障博士生的就學以及未來的就業。對於抄襲升等者,除了撤消職等,追繳溢領薪資之外,應明訂教師懲罰措施。

3.科技部要求各司的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必須遵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對違規行政人員除了進行案件調查,也必須有行政處罰,以杜絕不法資源集中的現象;對於動輒上億元的國家級超大型研究計畫應加強課責,除了邀請國外學者審查,維持公共客觀性之外,多年期計畫,應定期追蹤成效考核,做為是否核發下年度計畫的標準。

4.監察院已經於101年對科技部提出糾正,對於反續違反行政規定的科技部各級首長應展開專案追蹤調查。

5.科技部與教育部必須修訂違反倫理案件的處理辦法,對於違反研究倫理者公布機構及主持人姓名,除了對主持人停權處分之外,必須向機構追繳補助的經費,以及減扣機構補助;對於違反倫理的案件,可以接受具名或匿名檢舉,匿名檢舉者應提供機構足以受理調查之客觀證據,且在查證屬實之後必須公布檢舉人姓名。

6.各校須強化研究倫理教育,將倫理教育融入專業課程中,但避免研究倫理課程淪為商品化的形式計點制度。

如果科技部、教育部無法扮演把關的角色,建立一套嚴謹的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以及資源分配的模式,同時對於研究成果建立有效的考評機制,預料上完倫理課程的博士後在龐大的論文量產壓力下,仍可能被迫造假;而在掛名制度中獲得績效獎勵的主持人仍會持續不斷地以身試法,繼續拿取高額研究經費進行不負責任的研究。對於分配科研經費的科技部、持有巨額研究經費的計畫主持人,無法迴避公共課責,否則國家花大錢支持研究不但未帶來臺灣全民的福祉,反而換來國際學術污名。

在與母親的閒談中我發現不倫理研究最大的風險應該是失去民眾對於政府以及專家學者的信任。

 

註解

[1]鄭語謙,〈科技部:論文造假事件 古今中外都有〉,《聯合報》,2016年11月16日,http://udn.com/news/story/10586/2109680

[2] 陳至中,〈博士沒頭路 立委盼別獨厚生技〉,《中央社》2012年10月22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10220036-1.aspx。

[3]科技部生卸科學研究發展司,個別型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作業,https://www.most.gov.tw/bio/ch/detail?article_uid=92470488-8a47-450c-8ef5-270775e98386&menu_id=a421d169-b070-472b-9ff4-1e4e23eeb9f0&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4] 戴伯芬,〈學術通膨:一篇論文可有多少作者〉,《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7日。

[5]監察院, 101教正00005,審議日期2012年3月15日,頁7。

[6]科技部,臺會綜二字第1010030204號 函,101年5月14日。

[7] 黃巧雯,〈論文造假頻傳 科技部擬修法追回經費〉,《中央通訊社》,2016年12月30日,http://cn.shafaqna.com/CN/CN/380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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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pikachiu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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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彩虹映亮天空:台灣社會學會婚姻平權連署

連署訴求:


        基於社會學者的專業知識及公民關懷,我們支持台灣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以平等對待同性、異性婚姻的精神修正民法972條。我們的理由如下:

一、社會學研究指出,婚姻制度並沒有普世或永恆的形式,總是因應歷史與社會條件而變動,例如美國原本不合法的跨種族婚姻在1967年 由高等法院認可,以及我國自九零年代開始陸續修訂民法親屬篇以保障婦女在婚姻中的權益。適時適地修正婚姻制度,才能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皆應平等的精神,並使親密關係更加和諧。

二、社會學知識主張,社會全體都應該尊重多元的性氣質、性傾向、性認同,也應該尊重所有人的伴侶選擇、婚姻生活。台灣向以人權民主為榮,更不應剝奪同性戀族群的結婚與成家之自由,也不應在制度上排除或區隔而造成歧視或汙名。

三、社會學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同意的比率遠高於反對者,而且逐步增加。這份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抽樣與面訪程序嚴謹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長期追蹤台灣民眾的態度變化,在明確表達意見的民眾中,1991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分別是20%:80%,到了2015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則成為59%:41%,而且高等學歷、年輕族群的支持率更高超過八成,顯示修正民法才能符應未來世代的社會期待。

四、國外社會學研究發現,親職關係穩定的同性伴侶家庭所養育的子女,相對於同樣條件的異性伴侶家庭子女,在學業成績、認知能力、心理健康、性向發展上均無顯著差異。美國社會學會更在201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遞交「法庭之友」諮議書確認上述共識 ,因此透過法律制度認可多元家庭,不僅無損兒童權益,更能增進社會包容平等、提高家庭的照顧品質。

五、我們依據社會學者的良知,對於近期同性婚政策的論爭中,屢屢出現缺乏科學根據、詆毀多元家庭的言論,感到十分憂心。台灣社會對於人權保障的成就深受國際肯定,多元性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保障,也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身為台灣社會學會的一員,誠懇呼籲執政當局與立法委員,在這一歷史時刻勇於承擔政治責任,讓人權的彩虹映亮台灣的天空。

連署網站: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612200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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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人說「老祖父」的秘方?談女性與另類醫療

范代希/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你(妳)身邊也有這樣的一群女性嗎?她們可能平時就有固定練瑜珈的習慣,上班疲累的時候她們會找人按摩疏通經絡;經期不順的時候會選擇找中醫調養;幾滴精油是她們泡澡時最佳的夥伴;她們隨時攜帶急救花精,當孩子受到驚嚇時馬上滴幾滴。當孩子生病時,不急著看西醫,先依照孩子症狀給幾粒小糖球。

也有一群更年長的女性,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練氣功,各種維他命與保健食品不離手;老伴筋骨痠痛時會幫忙刮痧拔罐;小孫子怎麼也睡不過夜時,立刻想到帶去廟裡收收驚;家裡的抽屜裡更有各種萬金油、活絡油等家庭常備良藥。

現實生活中,女性使用另類醫療的種類與樣貌遠比上述多元,這篇文章只能就筆者所經驗與觀察到的作初步的分享。

只有女性使用另類醫療嗎?當然不是,在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與全人風潮(Holistic Approach)的席捲下,另類醫療的使用早已經成為跨國界、跨族群、跨性別、跨年齡層、跨階級的「世界級」運動。只是,相對於男性,女性通常都是另類醫療最大宗與最主要的使用者(與診療者)。台灣相對缺乏針對性別與另類醫療的大型研究。但一項2006年的全國抽樣調查亦指出,女性、高教育與高收入者使用另類醫療比率較高(林寬佳等 2006)。到底女性[1]與另類醫療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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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母的生活與食療祕方
圖片來源: http://www.amazon.com

男人用左腦,女性用雙腦

一位法國另類醫療的醫生,曾經給我這個答案:「男人習慣用左腦(理性與邏輯性)思考,不知如何用右腦(情緒情感),女人可以使用雙腦。男病患對於機制沒那麼清楚的療法會有所質疑,他們需要知道因果邏輯,他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才會相信。」

這個答案非常有趣,也剛好連結到另類療法的定義。另類療法真正的學名叫做輔助與替代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顧名思義,「輔助」與「替代」正統的療法。其實,無法使用主流生物醫學的方法去分析其機制並且驗證其療效的療法與醫療論述就常常被歸類為CAM。因此,當今除了西醫以外的療法都可能被歸類為CAM的範疇。

可是這個「主流」與「另類」的分類是絕對的嗎?無法以生物醫學的方法來分析與理解的療癒方式就是非正統而不值得採信的嗎?當然不是。首先,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主流與另類/補充的分類是流動而且是相對性的。以近年非常流行的正念減壓(Mindfulness)為例,這是一套結合東方禪修與西方科學的療法。禪修與生物醫學在理念與方法上大相逕庭,但東方的禪修卻在與科學研究結合之後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並且進入主流醫學體系。所以我們應該把它歸類成主流還是另類?

此外,以中醫來說,它的歷史與淵源遠長於西醫,在華人社會也有也有非常穩固的文化權威,在台灣形成與西醫鼎立的局面。一個具備專業性,文化權威,且深受民眾信賴擁戴的療癒體系,是否應該被歸類為CAM呢?

雖然CAM的定義以及主流/另類的分野及其背後隱含的意涵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CAM在未來的健康照護與醫療體系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對CAM的愛用者而言,他們的觀點可能早已從「沒有科學實證的療癒方式是否可信」過渡到「現在的科學或許還沒有發達到可以完全理解這種療癒方式。」

回到法國醫生的觀點:男性只重理性,女性情理並重,因此比較不容易被另類療法的機制效用不明所困?這個說法呈現了性別刻板化的圖像,這種「性別是否天生」的論述仍然有很多的爭議,我們也無從證實這類的說法。但依照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傾向認為後天社會化的因素比先天佔了更重要的影響力。以下我將從幾個觀點來討論女性與CAM的關係:

一、非關健康,生命歷程與文化形塑求醫行為

首先,我們先從男性與女性的求醫行為來看,女性不論中西醫的門診次數、CAM的使用與自行服藥的比率都普遍高於男性。難道女性求醫次數多純粹是因為健康狀況較差?

其實,女性的門診次數本來就會因為懷孕生產等生理現象而增加。同時,女性因為壽命較長,受到慢性病與退化性疾病影響的機率更高(劉仲冬 1998),因此需要更多醫療上的關注。性別社會化的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文化當中,女性相對較被「容許」去感受甚至去表達自己的脆弱與需求,因此在身體微恙時也比較願意求助;而男性從小卻常常被教導「寧可流血不流淚」,久而久之他們對自己的情緒與身體感受的敏感度下降,也更吝於求助。

男性雖然「自覺」健康狀況較佳,但並不代表他們的身體健康較佳。研究指出,男性平均門診次數低,但急診次數,住院比率、住院花費和平均門診費用卻很高(黃惠如 2010)。所以男性不是不生病,而是往往「等到事情大條之後才看病」。因此,我們可以初步推論,女性似乎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更警覺也更重視保養,而男性或許基於陽剛特質的文化潛規則,他們傾向於忽視自己的身體警訊或延遲就醫。所以,從求醫行為來看,男性可能亦較不熱衷尋求CAM,並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

但是研究也發現,女性並不是盲目地尋求另類醫療,CAM的使用從某種程度來說表達了女性對生物醫學父權體系傾向的挑戰。

122002對男性陽剛特質的過度推崇對男性健康可能是一種危害
圖片來源:Jonathan McIntosh(CC)

二、女性對醫病關係與醫療的需求反映在CAM的使用上

有一篇西方的研究談到CAM與生物醫學的差別時提到,CAM常被定位成較為柔性的,甚至是在經驗的層次上較為女性化(feminized)的療癒方式;生物醫學則常被定義成比較硬的(hard),科學與父權(patriarchal)取向的(Keshet et al. 2014)。

這個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抽象而難以理解的,軟的硬的和CAM的使用有什麼關係?我的解讀是,CAM提供女性一些至關重要,但在主流醫學中時常被忽略或難以獲得的東西。比如說,一位女性因為這裡痛,那裡酸,睡眠品質不佳而求醫(女性因為荷爾蒙與生理結構的關係,可能有比較多承受疼痛的機會)。西醫器質性的檢查結果可能沒有異常,因此被認為是心理或壓力問題。過去這樣的女性甚至可能直接被貼上一個「歇斯底里」的標籤。醫生的確盡了他的責任,即便如此那位女病人的不適對她而言依然是真實而無法被處理的。

也許她會再去找下一個西醫,抑或帶著她的問題去求助CAM(也許是順勢醫生、凱羅《chiropractic》治療師、或者是一位顱薦椎治療師等)。和西醫不同,CAM的診間一般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也沒有虎視眈眈等在旁邊的下一號病人,醫生或治療師可以花很長的時間去詢問而且爬梳她最近的身心狀況與生活型態。光是這個分享與溝通的過程,很多時候就足以滿足人(尤其是女性)被聆聽、被支持與被理解的需求。接下來,有些療程會有身體上的撫觸(如脊療、顱薦椎與按摩),觸碰也能夠釋放身體的部分壓力。有些療法最後還會開一些溫和的處方,由於CAM的處方大多強調是天然草本效用溫和,因此比較不會有副作用的焦慮。

我們不能確定那位女病人的疼痛是否真能夠透過CAM的療程而消失。但我能想像的是,CAM對女性的吸引力來自於它的論述是相對生活化或玄妙的(而非艱澀的醫學理論),強調經驗性的(可以立即體驗),治療師與病人有更多互動(建立在人的關係而非冰冷的儀器或數據),病人與家屬能參與較多的醫療決策(而不是醫生說了算)。因此,每個女性獨特的需求與觀點,有更多的機會被聆聽與支持。最重要的是,CAM總是給人希望,讓人相信(吃了保健食品)永遠都有回春的可能,再困難的病都有可能透過某種方式而有痊癒的希望。這些「人性化」以及「以人為本」的特質對於重視人我關係的質地,期待被同理的女性而言應該是更有吸引力的。

當然,我也無意二分生物醫學與CAM,因為結合主流與另類觀點的「整合醫學」蔚然成為一種潮流;當前的醫學教育的確也愈來愈重視這些「軟」的特質,強調看病時要看見一整個「人」,而不是「病」,診療過程的細緻與貼心程度有了些許進展[2]。同時,女性選擇使用CAM也並非總是基於對主流醫學的不滿,很多時候她們只是需要多一種選項,多一種讓她們安頓身心,整合身心靈的方式。

三、女性較易從人際網絡中獲取CAM的資訊

我自己的經驗是,幼稚園與小學家長的line群組中,雖然有些爸爸也會加入。但是討論起班級雜務,教養,心情,孩子的照顧(甚至有時發起團購),討論熱烈的幾乎都是媽媽們!許多偏方、撇步、甚至另類的醫療照護方式常常都透過這種群組的方式而傳遞。

在此同時,女性時常出沒的美髮沙龍、健身運動中心、各種讀書會、下午茶聚會等人際網絡也是交換相關CAM資訊的大本營。女性善於蒐集健康情報並且分享自己最近使用了哪些好用的健康食品,吃了那些高檔的維他命(有時興起還會發起團購)。但話說回來,女性取得這些CAM的資訊後,並不會獨享,反而常常帶會帶回家照顧其他人。以下我們就要討論女性作為照顧者而使用CAM的樣貌。

122003女性常扮演守護全家健康的角色
圖片來源:Pixabay(CC)

四、女性使用CAM常是為了照顧家人

從古至今,女性常常被放在照顧者的位置。在生活上是,在醫療照護上更是。台灣在日治時期之後,西醫成為主流,西醫以外的知識不受重視,加上法律受限,使包括中醫以及其他代代相傳的民俗療法納入民間的範疇(胡幼慧 1996)。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在沒有受過西方文化薰陶的情況下,常常使用這些「民間的療法」來照顧自己與家人。家族中年長的女性尤其掌握著這些「生活上的知識」,成為這些民俗療法的把關者與傳授者,因此我們常常會說「老祖母的祕方」或「老祖母的智慧」,約莫就是彰顯女性在傳遞這些祖傳療法上的關鍵位置。

但這只是一半的故事。在西醫獨大之後,這些傳統療法與在家庭中使用這些療法的女性,常被評價成「迷信」「不科學」,並且與強調「專業」「科學化」(以男性醫者為主)的西醫形成對比。這些傳統的療癒方式雖然仍在民間盛行,但往往被主流醫界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直到近年,CAM的普遍性與在醫學教育上的重要性才被正視。然而,在檯面下,民眾自行整合「西醫」與CAM早已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

年輕一輩中產階級的女性不只使用老祖宗的醫療方式,她們對CAM的接受程度更高,包含從西方社會傳來的各種新興療癒方式(花精、芳療、同類療法、脊療、Spa等)。CAM的使用不再只是為了治病強身,更傳達出某種價值觀(如身心靈整合)、時尚符碼甚至是階級品味。

有趣的是,和老祖母一樣,這些女性們使用CAM的動機並不只是為了自己,很多時候也是為了照顧家人。CAM的訴求常是溫和、天然、非侵入性、無副作用,有些更訴諸於超自然或靈性層次的療癒。這種趨近於「天人合一」的療癒方式,搭配近年來席捲全球崇尚天然、有機的風潮,以及對生物醫學的種種反思,使得外來的CAM也成功地開發了一群崇尚自然,對西藥戒慎恐懼的父母族群,但主要的目標客群還是「媽媽們」。有一間CAM的廠商在廣告上開宗明義地寫著「媽咪育兒新思維,XX醫學守護」。的確,實際走訪相關課程或讀書會,發現參與的成員中年輕的母親們仍佔大多數。當然,有些媽媽們自己也會使用這些療法,但來上課的原因大多數還是為了照顧孩子的需要,希望能用最天然的方式強化孩子的免疫力,避免西藥的副作用。

過去我們所受到的教育是,生病不要亂吃藥,一定要看醫生。然而新一代的家長(尤其是母親們)不再只聽信一種權威,她們在資訊流通迅速的年代,透過各種媒介了解各家育兒與醫療資訊,再整合(選取)最合用的。相較於傳統生物醫學,以醫生(權威者)的判斷為唯一準則,有些CAM更強調照顧者對病人的長期的觀察、了解與直覺,並且藉由這些觀察為病人(孩子)選取最適合的居家療癒配方。因此,母親(時常)做為最主要的照顧者的知識、能力與重要性似乎在這個歷程中被看見與強化了(從單純的照顧者晉升為最了解孩子,並能為孩子做最好選擇的人)。這是否可以視為對母職或者是女性的培力?或許還需要更多的觀察。

122004一間CAM藥廠的廣告,主打「媽咪育兒」牌。
圖片來源:mababy.com

五、女人比較迷信?或者女人比較靈性?

女性相對於男性更熱衷於算命、收驚等超自然與身心靈調控(靜坐、催眠、瑜珈等)的療癒活動。難道說女人比較迷信,或者是說比較靈性?

有一種說法提到,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讓男人很自然地透過工作得到自我認同感(或者忙到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這個問題),但現代的女性卻常在傳統的女性角色與新女性的定位(職涯與家庭孰輕孰重)與自我形象衝突拉扯,因此更需要透過這些「身心靈調和」的活動安頓身心,找尋自我(Keshet et al. 2014)。這類活動強調「先照顧好自己」「找回自身力量」的取向,有別於過去「照顧別人」「由別人決定自己命運」的傳統女性角色。

有趣的是,女性一方面透過「身心靈調和」的活動想要找回主控權,但很弔詭的是女性同時似乎也比較熱衷於算命、收驚、拜拜等傳統的「超自然控制」的CAM?雖然我們不確定從事這兩類CAM活動的女性有多少重疊[3],但我們可以看到兩股力量的糾結:一方面追求「內控」但又尋求「超自然力量」(外控)解惑,兩者在某種程度上皆反映出現代女性的不由自主與不確定感。

以算命為例,我們可以先想想,去算命的女性是為誰算?她們為什麼要去算,算的又是什麼?

我還記得當年出田野的時候曾經遇見一位非常景仰的女性師長在算命,經濟獨立事業有成的她,最關心的仍然是自己的姻緣。是的,不管女性教育程度是否與男性並駕齊驅(甚至超越男性)或勞動參與率有多大幅的成長,大多數女性最常被關切的主題仍然是婚姻與家庭。這呈現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性別圖像以及這個社會從古至今加諸於女性的框架(或者女性也內化了)「男性事業成功就算成功」「女性有事業沒家庭仍然是一種缺憾」。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延續照顧者的角色,已婚女性從事「超自然」的CAM活動時,並不總是為自己,反而常常是為了探詢孫兒子女或丈夫的工作前途(顏任儀 2012)。這顯現出女性不只是全家人身體、心理的照顧者,連家人的「前途」與「未來」都隸屬於女性操煩的範圍。

統合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女性一方面想要掙脫束縛,找回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受到傳統性別角色框架的限制,而靈性或全人取向的CAM可能給了她們一個出口。非關迷信與靈性,女性使用「超自然」「身心靈」CAM的動機時常源自於女性的生命經驗與現實處境。

122005身心靈調和活動讓女性安頓身心,尋回自我
圖片來源:Pixabay(CC)

總結

女性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是CAM的愛用者並非偶然。並不是因為女性比較弱質,也不能全然歸因於女性較為迷信。筆者認為,比較合理的解釋是:CAM的特質與女性的生命經驗與被賦予的角色息息相關。

女性與CAM的關係如此密切,部分原因是因為女性一直承擔非正式「照顧者」的角色,從家人的身心健康到學業、前途都是女性「操煩」「照顧」的範圍。因此女性比男性更會關注(也更容易取得)健康相關資訊,在照顧家人的前提下,沒有侵入性,(宣稱)天然無副作用又容易上手的CAM就成為女性最好的幫手。

同時,女性對「身心靈調合」與全人取向CAM的愛用也反映出現代女性在傳統價值與新時代女性的角色衝突中,亟欲找到一個統合身心靈的出口。此外,女性對CAM的偏好或許也反映了她們對現代醫療更人性化與醫病關係更加平等和諧的需求。在這個前提下,CAM提供了女性生物醫學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外的研究顯示CAM其實是專屬於較高教育、高收入族群的選項。在台灣CAM的使用者社經地位的分化也許沒有這麼明顯,但似乎也愈來愈朝向這個趨勢。誠然,在台灣除了免費的拜拜、讀經以及一些傳統的民俗醫療較為平民化,許多保健食品、維他命的費用昂貴,CAM療程一般更是索價不斐。所以,當我們討論女性使用者與CAM的連結時,也許早有一些專屬特定階級的知識與資源的符碼在其中,這個部分還有待更多實證資料佐證。

註解

[1] 此處泛指一般女性,暫不討論罹患重病或罹患西醫無法解決病症的女性

[2] 當然,關於當前的醫療與照護品質有很多現存難題值得探討,但本篇不想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討論,僅就現實條件以外提出理想醫學教育的另一種可能。

[3] 研究顯示,使用「超自然」CAM的民眾一般年紀較輕,而使用「身心靈調控」CAM的民眾年齡較長,教育程度與收入皆較高(林寬佳等 2006)。

參考資料

林寬佳、陳美麗、葉美玲、許中華、陳逸倫、周碧瑟(2009),〈輔助與替代療法之使用及其相關因素之全國性調查〉,《台灣公共衛生雜誌》,28(1):53-68。

胡幼慧(1996),〈性別與另類療法之社會空間〉,《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38-39:1-3。

黃惠如 〈擺脫三不:不重飲食.不懂紓壓.不看醫生〉《真好男人要健康》。2010/8。

劉仲冬(1998)《女性醫療社會學》。台北市:女書文化

顏任儀 (2012)《玩命女人:從性別面向分析女性算命行為》 未出版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Keshet, Y & Simchai, D. (2014) The ‘gender puzzl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holistic spirituality: Aliterature review.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13(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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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的一帖解方?我國老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現況與願景

邱泯科/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看不見的服務高齡者據點

由於人口老化快速,高齡長者人數日漸增加,高齡者社會福利成為大家高度關注的議題,無論是健康醫療、老年年金、長期照護等議題,皆引起廣泛的重視。目前大家擔心的,除了老年有沒有足夠生活費、健康醫療資源,就是一個人老了之後會不會嚴重衰弱,生活會不會不安全,會不會被社會隔離、排除。
2005年時,行政院核定了「台灣健康社區六星推動方案」(內政部,2005),此方案規劃的社福醫療,即希望透過「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劃」發展社區照護服務,以達成以下目標:促進社區老人身心健康,發揮初級預防照顧功能,建立連續性照顧體系。結合有意願團體參與設置,由當地民眾擔任志工,發揮社區自助互助照顧功能,並落實在地老化及社區營造精神,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使得生活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等工作可以就近社區化——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建立社區照顧自主運作模式,以符合當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並將長期照顧制度與社區照顧連結。因此,行政院當時規劃分三年設置2,000處關懷據點,後來進度雖有落後,但近期又鼓勵各縣市政府加緊佈建,以金門而言,2016年間即由原本九個點增為十八個點,2017預計擴增到二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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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金門湖南據點招牌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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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金門庵前據點共餐。

 

那麼現在有多少關懷據點呢?根據衛福部資料,截至2016年10月底,全國共有2,593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如果跟全國四大便利商店體系比較,數量比萊爾富加OK還多。(表一)。

121303.png註:便利商店統計資料摘自維基百科台灣便利商店列表(擷取日期:2016/12/2),關懷據點點數資料取自衛福部統計(擷取日期:2016/12/10)。

 

2005年至今已超過十年,關懷據點廣泛佈建,因此不論在服務人數、設立點數、涵蓋地域而言,可說是我國極具影響力的老人福利社區式服務項目。關懷據點是由有意願的民間團體參與設置,邀請當地民眾擔任志工,一開始主要提供老人「餐飲服務」、「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健康促進」等各項服務(內政部,2008),現在也有很多據點增加各式各樣的服務。這些據點多數由社區發展協會辦理,也有由其他類型人民團體設立,包括村里辦公處、農會、志願服務公益團體、老人會、婦女會、宗教背景團體、大專院校籌組的學會或附屬單位等,背景相當多元。關懷據點是由志願或是民間團體擔任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透過社區內相關資源的連結與開發,期望能夠提供符合當地社區老人無距離、無障礙且完整、連續性的初級預防照顧服務;而公部門則扮演一個催化、補充、督導者的角色。

 121304.jpg圖3:苗栗造橋據點健促活動五行健康操

121305.jpg圖4:台中曉明據點服務成果展示。

近期研究議題

因為關懷據點的佈點數與影響力日益擴大,目前國內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相關研究文獻也逐漸累積,大致可歸納為下面幾種觀察方向:

  1. 由社區工作、社區發展、在地文化角度進行:由於關懷據點的運作、服務狀況與在地社區息息相關,承辦據點的無論是社區發展協會或是在地人民團體,都是在地組織,據點活動也經常與社區文化相結合,故此一面向研究實具重要性,然而相關研究數量並不多。
  2. 由福利服務效能角度出發:此主題相關研究主要探討社區照顧概念是否可由社區提供相關服務加以落實,想了解在據點推動休閒、社交、健康與健康促進、成功老化…等方案對長者是否有具體成效。
  3. 其他主題:包括政策分析、品質提升(硬體與軟體、資源開發與運用、經費運用效能等)、經營管理(包括營運動態分析、公部門角色、社會工作專業與非營利組織角色、設點規劃與標準、社會行銷、志願服務人力規劃運用)等等。

 

據點能提供多少服務

我們有這麼綿密的據點佈建,是否可以善用以減輕高齡化社會的照護壓力?目前看來據點服務能量雖可能未達極限,但也已經過了能快速提升與擴張的時期。

關懷據點屬於私部門資源,但接受公部門補助與輔導。公部門資源是由政府提供經費,一般需求者不需直接付費,像是各公家單位提供的服務(包括警政),以及社區老人服務站、老人長青學苑、低收入獨居老人送餐服務、志願服務人員訓練等。私部門主要是由非營利組織及營利組織提供服務,大部份由政府部門委託民間團體辦理,並補助經費,可能提供免付費的服務,也可能使用者付費,當然也可能由企業提供公益贊助。

目前關懷據點主要由社區中的非營利組織單位,如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福利基金會、社團法人、協會及社區的教會廟宇等提供實際服務,由在地人服務在地人,促進強化健康有活力的社區。服務據點可向政府申請業務費、活動費及志工相關費用的補助,不過金額不多。各據點須接受各地縣市政府舉辦的評鑑,並接受輔導,雖領受補助並接受公部門輔導,但經營相當辛苦,承接業務的組織需動員當地志工、籌措不足經費、規劃課程、組織資源、應付複雜表單與核銷,以及維持長者服務的量與質,因此對於公部門的服務品質要求與補助經費核銷壓力,往往會有反彈。

近期各縣市也提供各種經費與人力給據點,希望關懷據點能承接更多方案,例如補助廚房設施設備食材人力擴大共餐、結合樂齡大學、開辦失能長者日托、搭配健康營造、提供資訊課程……等等林林總總,雖然看似提供了資源,但是關懷據點受限專業人力、空間、社區文化等,無法應政府盼望提供更多服務,畢竟據點是社區志願服務組織,而非我們引以為世界第一的便利商店。

121306.jpg圖5:新竹康樂據點志工進行備餐。

 

社會能要求據點志工做到什麼程度?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對老人而言,具「非正式照顧體系」與「正式照顧體系」重疊的特質,兩者間最明顯的差異,可能是照顧提供者的身份。大體而言正式照顧體系係由「機構」(包括組織或團體)所聘僱的人員所提供,非正式體系則意味著由家人(親屬)、朋友、鄰居、或志願者擔任照顧者。正式體系內的照顧者,多屬專職且全時的性質;非正式體系則屬於混合型,可能是專職全時照顧,也可能以混合模式提供照顧,例如在職者下班後進行照顧勞務。若依照顧服務內容及時間安排「彈性」而言,正式照顧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統一且制式化,照顧活動及生活作息安排須固定。非正式照顧以家庭為主要服務地點,經常被視為屬於「私領域」的照顧,較能依據被照顧者個人需要與偏好,適時加以調整。此外,正式照顧使用者經常須支付某些費用,非正式照顧服務使用者則通常是不付費的,家庭照顧被歸類為非正式照顧體系中的一部分。

非正式照顧和正式照顧體系之間的關係,大致上可被歸納為三種理論模式(呂寶靜,2001):層級補償模式(或稱替代模式)、職務取向模式、補充模式。觀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運作,在其組織經費上接受政府補助、服務品質接受政府考核、服務項目由政府範定,因此應被視為正式照顧資源的一類,且可歸屬於老人社區式服務資源。但據點幾乎皆由當地志工服務當地老人,據點由社區中熟識鄰里好友、非專業人士所組成,所提供服務都數是志願性的服務,因此據點具有將老人原有或潛藏之非正式照顧資源強化、具體組織化成為正式照顧資源的特質。由於據點在服務人力(社區街坊鄰居)、服務項目(關懷訪視、電話問安甚至餐飲服務)上與老人非正式照顧系統有重疊之處,故可將之命名為重疊模式(邱泯科、林伶惠,2010)。在這樣的服務模式中,據點在地志工要用何種標準訓練、管理?該如何激勵、獎懲?這些都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121307.jpg圖6:金門瓊林據點辦理高齡健康促進講座。

 

關懷據點具有多項任務目標,但也造成矛盾

關懷據點為了提升老人生活品質,規劃據點空間讓社區長者平日有活動、休閒的場所;辦理健康促進活動增加長者有社會參與、健康管理、休閒娛樂的機會;進行電話問安、關懷訪視、諮詢、轉介,協助在家或失能長者解決日常生活遇到的大小問題;餐飲服務的提供也增加不少老人與社區互動的機會,甚至協助有特殊飲食需求的長者。因此關懷據點服務的推動深受各社區肯定,一但據點順利開辦,只要公部門積極協助與輔導,據點幾乎都有永續經營的打算。

據點主要以當地志工提供服務,通常能經營順利的幾乎都有良好志工管理策略,有積極的志工團隊與穩定的志工人力,因此這些據點無不希望增加志工人數,兼兼具推廣當地社區志願服務的任務。再者,若據點能組織社區資源來滿足社區長者需求,轉介需協助者到適當服務機構,並將健康促進活動與社區文化結合,則當地社區可因據點而更具凝聚力,建構出在地資源網絡,更可將服務擴及到對其他弱勢社區民眾,由此觀之據點亦具促進社區發展的角色。

然而在現實狀況中,據點為了要保持服務長者的品質而要求志工簽到退、排班等,及負責據點業務文書(例如服務紀錄、核銷等等),由於志工能力所限或投入意願不高,常造成反彈。也有出現例子是志工進行家訪或電訪,但因缺乏相關訓練出現違背志工倫理的問題。也有社區想透過關懷據點爭取更多社區發展經費,卻發現這是一項無利可圖的業務,不只表單繁多、核銷困難,經費更不如想像充裕,如志工保險費用補助還不足支付當年度保險費,造成有些社區發展協會將此業務視為燙手山芋的情形。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兼具提升老人生活品質、推廣志願服務、促進社區發展等多項任務目標,固然有據點將之整合調整得相當好,形成三贏現象,但也不乏各目標互相衝突,此狀況往往需要適當輔導機制介入,全面觀照此三種目標的協調,並以在地觀點提出問題解決之道,輔以個化據點問題診斷與發展策略建議,方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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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09圖7、圖8:台北忠順據點創意設計外觀招牌與多功能服務檯

 

關懷據點該如何與長期照顧服務搭配

據點與建構中的長照體系若能相互搭配,具相輔相成效果,應可有效提升高齡者福祉,但是該怎麼做呢?觀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此一服務的任務目標,主要有以下幾點:(1)落實預防照護普及化及社區化目標。(2)發揚社區營造及社區參與之基本精神,發展在地社區生活特色。(3)發揮長期照顧社區化之預防功能,建立社區之照顧支持系統。(4)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失能老人留在社區生活。(5)減緩家庭照顧者負擔,提供適當之喘息服務。因此據點擔負了提升社區老人生活品質,建構長期照顧體系,以及支持家庭的功能。若以內政部的說法,「照顧關懷據點在長照體系中主要扮演發現個案,進行轉介、諮詢,以及維護社區民眾身心健康與環境安全,減少失能者數目的『預警者』角色,甚至可以做到如:老人保護通報、危機家庭預警、社區弱勢民眾發掘等任務。」

以目前照顧據點的服務內容與實質運作狀況來看,據點除了「預警者」角色之外,在整個老人福利或長期照顧體系中也擔負了以下兩重角色:(1)「監控者」:對長期照顧服務品質進行監控,在照顧據點志工進行家訪及電話問安時,可以及時發現長照服務缺失之處,如長者對服務品質的抱怨,並可立即與長照中心或提供服務單位溝通,維持照顧服務品質。(2)「直接服務提供者」。莊秀美(2009)指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雖會為獨居老人辦理送飯、打掃購物等服務工作,不過仍只能服務生活上能自理的老人,對於失智與失能老人之服務實無能為力。但由於據點具非正式照顧體系靈活性與在地社區式服務可及性的優點,必要時仍可協請志工提供機動緊急送醫、危機處理、居家照顧服務員臨時替手等服務,或對家庭與老人直接提供補充性、緊急性照顧服務,如臨時餐飲服務、臨時性喘息照顧。因此若能廣佈據點,並將之與建構中的長照體系相互搭配連結,實可有效提升高齡者福祉。

目前在政府推動的長照2.0規劃裡面,對於長期照顧社區整體照顧模式ABC體制的建構,將關懷據點視為巷弄照顧站(C級長照柑仔店)的可能佈點資源,且很多已建構關懷據點的社區開始進行失能失智者的日托服務,據點未來還可能扮演更多失能預防的角色。因此更應慎加規劃,配合專業人力、資源導入,以讓關懷據點發揮更多能量。

 

高齡者在據點的多元角色

在據點建構初期,政府投入各種資源,盼能創建穩固體系,讓此服務能遍地開花,並保有一定品質,執行上以貫徹中央規定與制度到各社區為主,亦即由上而下的將據點服務模式建構到社區裡。各地方社區與團體在辦理據點服務初期,因無過去經驗可參考,多半需按照公部門操作手冊要求規劃推動,才能符合據點服務形式規範,並通過據點評鑑與經費核銷門檻。因此在經營團隊規劃、運作據點服務之時,透過據點環境與平臺將服務「提供」給高齡者,就服務規劃者而言,如此運作方式較有效率,也可在成本有限的狀況下控制服務質量,但在活動辦理、營運時間、場地配置、人員控管、參與機會等議題方面,就「使用」服務的高齡者而言,其意見經常被排除在體系之外。

近年來老人福利服務品質提升的重點,已經由專業、成本考量,轉變為以提升個體自主為原則擬定服務與政策(許秀月,2005)。對於關懷據點服務品質提升的策略,不管是導入專業老人社會工作技巧,或以社區工作模式為主推動,使用服務的高齡者都易淪為配角。若據點沒有相對重視高齡者經驗並據以調整據點服務,高齡者長久處於被動接受服務的狀態,意見也不被重視,不能適應只好選擇離開或拒絕接受服務(邱泯科、傅秀秀,2014)。

高齡者的角色常是被社會建構出來的。老人雖是關懷據點的服務對象,但更進一步,希望老人也能成為規劃據點服務的主體,成為經營團隊的一員、成為健康促進課程的師資與志願服務人力,最好能透過老人參與據點營造,提供高齡者更豐富表現舞台,當然,也可以達成減少高齡歧視與活躍老化的目標。

121310圖9:老人雖是關懷據點的服務對象,但更進一步,希望老人也能成為規劃據點服務的主體。
(圖片來源:SCOOP編輯部,https://goo.gl/s7XdmT)

結語

除了上面討論的現有據點之成果與限制,未來據點若多元的發展,仍然要考慮幾千個據點會不會良莠不齊、可否提供標準化服務。此外,對於諸多研究指出,關懷據點可能還面臨行銷與管理方面的挑戰,還有經營知識傳承的危機,包括如何建立品牌形象,邁向永續發展,如何導入新概念、新科技與新服務,如何共享資源(如師資、督導、辦理經驗、協力網絡的組成),如何擴大在社會、社區的影響力等等議題,都需要持續關注。

高齡者社區照顧應以使用者的感受為軸心,透過相關資源相互協調的運作機制,提供完整且連續的服務,滿足高齡者在生活上的需求(陳燕楨,2005)。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成立於當地社區且服務在地長者,各據點受在地環境(如人文歷史、社區政治生態、地理空間條件…等)與組織特性(如設立單位背景、資源運用能力、志工管理能力、領導人風格…等)影響,以及公部門輔導考核機制的催化與引導,已逐漸發展出具有台灣在地風格的老人社區式服務雛型。目前我國各民間團體已持續投入據點經營輔導、協助據點佈建,中央部分,根據衛福部﹙2015﹚的說明,近期對於關懷據點發展的策略,除了在國家與地方政府支持之下持續增加佈點數,並希望以據點為基礎,透過友善老人服務方案的政策平台,結合政府各部會、企業、NPO組織,進行簡化行政、整合資源、厚植人力等策略,開發創新服務,活化據點能量,導入多層次服務活動方案。在中央持續挹注資源,各地縣市政府各有獨特策略扶植的氛圍之下,關懷據點未來必然承載著更多的期待,持續在第一線擔任緩解高齡化社會壓力的重大任務。

 

 

 

參考文獻

內政部(2005)。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內政部(2008)。「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2008年操作手冊。

呂寶靜(2001)。老人照顧:老人、家庭、正式服務,台北:五南。

邱泯科、林伶惠(2010)。以竹苗照顧關懷據點為例探討我國老人社區式服務模式。社區發展季刊,129,392-409。

邱泯科、傅秀秀(2014)。初探高齡者使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之經驗—以台北市關渡關懷據點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4(1)。

莊秀美(2009)。從老人的類型與照顧需求看「居家照顧」、「社區照顧」及「機構照顧」三種方式的功能,社區發展季刊,125。

陳燕禎(2005)。社區老人照顧支持體系及政策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10。

許秀月(2005)。護理之家住民之自我決策與家庭賦權。護理雜誌,52(6),2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15)。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現況與發展簡報。

維基百科台灣便利商店列表(擷取日期:2016/12/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E%BF%E5%88%A9%E5%95%86%E5%BA%97%E5%88%97%E8%A1%A8

衛生福利部社家署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擷取日期:2016/12/10 ) http://e-care.sfaa.gov.tw/MOI_HMP/HMPe000/beg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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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張宜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2年12月尤美女委員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場同性婚姻公聽會,自此之後,台灣各地、加上今年的兩場公聽會,總計開了至少十場同性婚姻公聽會,但正、反方的意見仍舊分歧、難有交集。贊成方從基本人權、法治觀點等角度回應,始終無法有效說服反對方;而反對方的論述則基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堅守反對立場,認為一旦同性婚姻通過會影響社會倫理、性別教育、愛滋病傳播等社會問題。本文試著檢視反同性婚姻陣營的論述觀點,包含生育率下降、違反自然律的災難懲罰以及愛滋病蔓延的疑慮,並透過實證資料檢驗其觀點的合理性,提供社會大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社會會變成甚麼樣子?」的圖像,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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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籍的Anh與Cung在加拿大舉行婚禮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5%90%8C%E6%80%A7%E6%88%80%E8%80%85,取自臺灣創用CC網頁。

同婚合法化的社會共識

王大維1等人(2016)整理分析了2014年尤美女委員所主持的公聽會反方立場之論述,包括病理化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將造成社會問題與道德淪喪、誇大缺乏社會共識、認為同性婚姻無助於公共利益、誇大同性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否認性與性別是一種主觀經驗、常態化與合理化異性戀偏見等。目前已有許多證據反對部分上述反同論述,包括同性戀已在1987年出版的精神醫學臨床診斷手冊去精神病化。

Cheng, Wu and Adamczyk (2016)2的研究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納度自1995年到2012年大幅增加,主要效果來自於世代替代效果、教育程度提升、宗教影響力下降等;再者,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2015年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應擁有合法婚姻關係持正向看法,且同意人數在兩次之間的調查是遞增的。具體的研究與數據顯示社會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對同志的認同,絕非反對者口中的「缺乏社會共識」、「社會的偏態與不正常」。

同婚合法化並非先進國家的專利

本次公聽會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世界領頭羊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會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取代修改民法。實際上,反對者忽略了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締結權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開放同性伴侶擁有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最終仍需要承認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有南非、阿根廷、美國三國直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同婚合法化並沒有因而造成該國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等危機(見表1)。

表1 南非、阿根廷及美國同婚通過後國家總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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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同婚者循著全球發展程度的角度,指出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都是高度發展的國家,當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人民才能夠「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從表1來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並非都是反對方口中的「高度開發」國家,包括2006年接連通過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及婚姻權的南非、2010年通過同性婚姻權的阿根廷、2013年通過法案的巴西和巴拉圭、2016年通過的哥倫比亞等國家,都稱不上是高度發展的國家,該年度的人均GDP甚至都遠低於台灣目前的人均GDP。因此,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與國家發展程度並無對應關係,這些國家共同的特性為都是「民主」國家,尊重、並保障人民有不同婚姻選擇的機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目標。

表2 通過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或伴侶權之國家及其通過時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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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跨國數據了解同婚之後會怎樣?

用跨國資料庫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同志合法共組家庭權利之國家的發展,以回應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將造成社會問題、影響性別態度甚至是疾病傳播等疑慮。本文分析的跨國長期資料庫橫跨五大洲、137國,時期則從1980至2013年。以隨機效果模型4,探討各國在通過同性共組家庭(包括民事締結或婚姻合法化)法案之後5,對其國家發展的影響,包括通過後隔一年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及後果、死亡率、人民的平均餘命、HIV盛行率及代表性別態度的兩性權力分布平等化指標。 

生育率不會下降、人類不會滅絕

首先,反同陣線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疑慮便是同性之間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使少子化現象惡化,進而導致人類滅絕。2014年馬政府執政時期,法務部報告內容指出,「同性婚姻恐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並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少子化,衝擊我國人口存續。」6 ;守護家庭聯盟7及婦女同心會8都宣稱「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以上反同立場從同性之間缺乏「自然」生育能力,進而推論少子女化的台灣社會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會降低該國生育率。為回應此疑慮,我們從全世界那些給予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地位的國家經驗來看,當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之後,該國的生育率及國民的生命表徵是否受到衝擊?從與生命延續相關的三個變數切入:生育率、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來看,表2第一欄的分析結果顯示,反同團體憂慮的生育率下降之衝擊實際上並不存在,即讓不能「自然」生育的同志伴侶擁有相同的婚姻權並不會降低生育率,危及人類的存續。與其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生育率造成的威脅,我們更應該關注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及不平等的家庭性別分工等更有可能是降低異性戀家庭生育率的主因。

 

上帝並不會懲罰同婚的國度

第二,有些極端的宗教人士宣稱同性戀是罪,若讓同性婚姻合法將導致天譴,甚至將某些天然災害歸因於同性婚姻合法化。2016年一位義大利神父指稱義大利北方發生的地震是上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懲罰9;美國的某位基督教領袖也公開宣稱,上帝會降下天災以懲罰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但實際上,表2第二欄的分析結果顯示,自然災害的發生及自然災害帶來的死亡與該國是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無關。雖然我們知道天災常以人禍的形式對人們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但這是透過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分布、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人們不均等的受災風險及差異性的災後復原能力,因此,若社會的資源分布不因性別、性傾向而異,在此脈絡下反而有機會減少災難的不平等分布。

愛滋不會因此蔓延

第三,反同者最常用以反對同志,特別是男同志的觀點就是同性戀帶來愛滋病的傳播。守護家庭聯盟就直指男、男之間的性行為是感染愛滋病的大宗,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鼓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進而造成愛滋病的擴散。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與愛滋病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係,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愛滋病感染率都不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否而改變。因為,性行為與愛滋病之間的連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而非「不同性別組成的性行為」。因此,在目前具有「性忠貞」要求的婚姻制度中,讓同性有機會進入婚姻來維繫穩定的關係,說不定反而有助於降低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打造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最後,反對同婚合法者認為相較於異性戀婚姻具有生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而同性婚姻不具有公共利益,可能造成性別教育的敗壞(雖然這種說法是一種滑坡謬誤)。實際上,跨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給予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不僅不會影響社會的性別教育,反而可能有機會提升兩性/性別之間權力分布更平等。如果我們認為,性別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性別平等與相互尊重,也就是人們不會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不同的生命機會,那麼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有助於提升人們的性別意識,減少權力分布的性別差異。

因此,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不會減少生育率、不會造成人類滅絕、上帝不會降天譴、疾病不會因此大爆發;反而透過法令的執行,提倡尊重不同的性少數、性傾向的價值,提升人民對於不同性別、甚至是不同個體的尊重,減少了因為性別而異的差別待遇。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有可能成為帶動性別平等的新契機,政府應該領頭,帶著人民走向性別更平等的台灣社會。

表3  同性共組家庭對社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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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表示無顯著影響   + 表示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示顯著的負向影響

謝誌:本文感謝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老師、鄭雁馨老師、周亞萱小姐、楊芷蘭小姐提供相關資料及文章書寫的建議。

 

本文附註:

 

  1. Wang, T.-W., Wu, Y.-H., and Shih, H.-Y. 2016. Themes of argument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A discourse analysi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3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Yokohama, Japan.
  2. Yen-hsin Alice Cheng, Fen-Chieh Felice Wu, and Amy Adamczyk,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17-349.
  3. 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在此僅顯示21國,不包括墨西哥及以色列,因為墨西哥僅限特定州或需透過法院訴訟,而以色列則僅承認其他國家締結的婚姻,而未承認本國的同性婚姻。承認民事締結或伴侶法的國家,約有16個國家,表1僅列部分國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有明確的通過民事締結的相關法令時程。
  4. 控制變數包括國家政體、GDP及GINI係數。
  5. 此部分將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侶權合併分析是受限於資料庫僅到2013年,且若要分析通過同性婚姻隔一年的國家發展狀態就僅能採計2012年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此篩選過程將會有10個國家無法納入分析。但若僅分析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影響,分析結果大致上同樣顯示反同婚立場所擔憂的社會衝擊皆未達顯著效果。
  6. 自由時報,2014,〈同性婚姻恐造成少子化? 段宜康打臉法務部〉。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187032
  7. https://taiwanfamily.com/related-posts/artice02
  8. 自由時報,2016,〈反同婚合法 婦團:台灣少子化嚴重沒條件〉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75674
  9. 義大利於2016年通過同性民事締結合法化法案。

相關新聞:BBC新聞中文網,2016,〈稱新西蘭地震與同性戀有關 牧師言論惹眾怒〉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11/161117_new_zealand_preacher_earthquake_gay_controversy

附表1   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化之社會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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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同性婚姻合法化之社會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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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誤導式的提問與數據解讀偏差

首先,游盈隆的問卷題目是這樣問的:「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同志婚姻合法化』?」對於「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個提示具有誘導性的質疑,游盈隆回應:這句話是客觀描述社會現狀,沒有任何誘導。沒錯,這句話是事實。但是,「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支持」也是事實。為什麼游盈隆選擇性提示前一個事實,卻隱匿後一個事實呢?這樣不算誘導,什麼才是誘導?

中研院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則是這樣問的:「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我想,沒修過調查方法的人也看得出來,哪一種問法比較中立。

雖然中研院的調查顯示2015年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已達59%,游盈隆說那事過境遷了,不能反映當前民意。顯然,游盈隆只看到單一時間點的民意,看不到民意變遷的趨勢。中研院的調查顯示,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支持。隨著世代交替,贊成同婚的比例只會愈來愈高,不會事過境遷。

游盈隆強調,他們從未介入挺同/反同的爭議,而是要「呈現真實的台灣民意」。不過,當他對民調數據做出進一步解讀時,就不再只是呈現民意而已。如果說,「由於一半民眾反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按照同樣的邏輯,「由於一半民眾支持,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為什麼游盈隆做出前面的解讀,而不是後面的解讀呢?顯然,他是站在反對方的框架解讀數據。

◎人權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應交由民意決定。大家可以參考以下美國針對黑白通婚的民意調查統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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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針對黑白通婚的歷年調查變化圖

註:紅線:支持黑白通婚藍線:反對綠線:沒意見

1967年,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反對黑人與白人結婚。按照游盈隆的三分之二標準,反對黑白通婚是社會共識了吧。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不符社會共識的判決:「結婚是基本人權,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違反平等原則」。直到1991年,贊成黑白通婚的民意才超過反對方;2003年,贊成方超越三分之二。難道,黑白通婚合法化要等到2003年才「時機成熟」?顯然不是。基本人權的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1986年,一群勇敢的人冒險成立以「進步」為名的政黨。當時許多人發布數據,指出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必要成立新的政黨,藉以勸進當權者鎮壓。幸好,當權者認清未來趨勢,沒有跟隨民意採取鎮壓措施。30年後,這個號稱「進步」的政黨也成了當權者。究竟,他們會為了保障基本人權走在民意的前面,還是隨波逐流,歷史也會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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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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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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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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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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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在親密公民權一書中指出,從婦運、同運的反壓迫鬥爭顯示,做為性與親密主體的個人,必須將其私領域中的性或情慾實踐拿來公領域中論述,才能當個真正的公民。Diane Richardson (2000)也提示了,要讓所有公民不因為性傾向、性實踐受到歧視,那麼社會必須正視性公民權的保障,而性公民權(sexual citizenship)至少包括三個不同層次的權利:1)性行為、性實踐被認可的權利,不會因為某些性行為而被處罰;2)主張性認同的權利,意即可以宣稱我是同志、我是雙性戀等的權利;3)確保這些不同的性實踐者的親密關係可以被社會認可、被法律保障的權利。

過去幾年來由伴侶盟提出的多元成家法案,迄至今日的同婚運動,正是親密主體在公領域積極爭取性與親密公民權的具體實踐。同婚修法其實是長期來遭受異性戀體制迫害的性異議份子起而爭取結婚、形成家庭權利的社會改革運動,但在激情與偏見的運作下,卻出現嚴重的性/別反挫;這包括長期從事司法改革、人權保障的林永頌律師都説出支持同婚等同於支持「同性戀霸權」這種反智的話,而在靜宜大學執教的柯志明,甚至一併埋葬了婦運過往三十年來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性別平等。我們想提醒的是,同志今天爭取的並不是特權,也不是施捨,而是人身為人應該享有的性與親密公民權,以及締結婚姻讓同志社群享有基本形成家庭的權利。雖然,在晚婚、不婚的台灣,不乏異性戀者對婚姻避之唯恐不急,但是對想進入婚姻的人,人人在憲法之前一律平等。權利,不是可以用民調、數數兒可以決定的事。

今天立法院集結上萬人爭取「要修民法、不要專法」的活動,顯見柯建銘想用專法,把「蟑螂」關廁所的歧視性修法路線,引起眾多支持同婚修法公民的憤怒。專法的歧視性,這裡我們舉例來解釋。南非的婚姻制度就是一個在性/別、種族政治角力下,形成不同人適用不同婚姻制度的專法,這也使得它成為全球第一個同時讓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另方面卻也讓一夫多妻制可以合法化的國家。Judith Stacy (2011) 在「脫鈎」(Unhitched) [也可參見吳嘉苓(2015)的精彩書評]這本書中,詳細地介紹了南非這個看起來非常弔詭的婚姻制度。

「隔離政策」千萬不要重新開張

1996年南非新憲法規定,國家不得基於「種族、性別、性、懷孕、婚姻狀態、族群或社會根源、膚色、性傾向、年齡、失能、宗教、良知、信仰、文化、語言和出生」而行直接或間接歧視以來,開啓了一連串的婚姻變革。首先1998年《認可傳統婚姻法》延著種族的界線,確立了黑人傳統部族可以繼續維持一夫多妻的文化傳統,但只限於黑人。但在南非女性主義社群的施壓下,要娶第二個妻子的男性,必須經過大老婆的同意。這個一夫多妻制因而是個夾雜著性別與種族政治的妥協結果。傳統部落並不高興,因為要大老婆同意本身已經削弱了男性的權力。進步的女性主義也不高興,因為只有一夫多妻沒有一妻多夫,標示者男性權力的持續。

另方面,1998年南非憲法法庭廢止雞姦罪(sodomy law),2005年憲法法庭判決同性伴侶應享有平等婚姻權,並應於次年生效,但隔年出現的新法卻又沿著異性戀與同性戀的界線建立兩套不同的制度。同性戀在南非向來被看成是西方/白人殖民者墮落的表徵,因而在修法過程中也沒有被平等的對待,於是異性戀適用《婚姻法》(Marriage Act),而同性戀者則如下圖漫畫家的諷刺畫一樣,開個小門,給他們一個專法:民事結合法(The Civil Union Act)。平等,意味著抹除人與人之間的所有差異,不論你的性別、階級、族群、年齡、黨派、性傾向、身心障礙與否等等,都應給予平等對待,但專法則是給你一個關上門的廁所(雙關語:in the closet,無法出櫃),讓主流社會可以眼不見為淨,也維持著「他們」永遠無法與「我們」相提並論的階層關係。而且,這個關門的廁所意味著,只有異性戀者配得上圖左邊教堂廣開大門的「婚姻」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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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對同志婚姻另立專法,被嘲笑是隔離政策再度盛大開張】 

我們想再提醒大家的是,婚姻、家庭都是歷史、文化與社會的產物,和其它社會體制相比並沒有比較神聖,也沒有特別崇高。很多的異性戀婚姻都是有條件的、經濟的結合,而不見得是基於愛情;事實上,人們基於愛情、自由戀愛而結婚是19世紀以來的產物(Seidman 1991)。雲南摩梭族更是個突顯「婚姻」是社會建構,而不是普世自然現象的好例子。在摩梭族裏,性就是完全與婚姻、家庭脫鈎。漢人社會常說這是個「走婚」的社會,但事實上,他們根本不存在婚姻的概念。性,發生在年輕男女之間,但女人不必因為跟某個男性發生了性關係而必須「嫁」給他,成為別人家的媳婦,或擔心從此不是「處女」,失去在婚姻市場中的位置。性,因而也不會被誇大為特別重要、特別珍貴、或特別令人必須感到羞恥、噁心的事,而一輩子都沒有和女人發生性關係的男性也為數不少(周華山 2001)。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然也不會存在著同性戀歧視。各種歧視、偏見都是有社會、歷史脈絡的,它絕不只是「天生」、「自然」、「正常」就可以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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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詞:作者感謝中山大學王宏仁與東海大學王維邦教授閱讀初稿、給予意見。唯作者自負文責。

--小編註:此文發表後,熱烈迴響,台大吳嘉苓老師提供了另外一個見解,來解讀民調資料。她說:除了解讀民調結果與抽樣方法之外,也許還值得稍微看一下,這些民調問題是怎麼問的,有沒有引導性。

中研院2015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是這樣問的:「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同意54.3%(非常同意8%+同意46.2%),遠高於不同意37.1%(非常不同意12%+不同意25.2%)。其他的是無意見(5.3%),不知道(3.3%)。

今天的國民黨民調,「51.7%贊成修改法律讓同性戀也可以結婚,43.3%不贊成」,其實還是贊成居多。但是另外有問專法或改民法,這點可能不見得民眾可以馬上清楚回答。以下這些題目就非常誤導民眾,甚至問卷的陳述就是錯的(像是這些親屬稱呼其實並不會消失,而同志透過生殖科技也可以生小孩)。「在同性婚姻討論中,有人說社會倫理中男女、夫妻、父母等兩性稱呼將消失,與社會傳統人倫觀念不同」,54.2%不能接受這種改變,39.6%可以接受。

問到「從社會繁衍角度來看,男女婚姻可以繁衍下一代對國家有益具有公共利益,同性婚姻卻沒有這種功能,52.2%同意這種說法,40.1%不同意。」

國民黨民調請見(內有疑似畫錯的圓餅圖):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611280152-1.aspx

另一個是游盈隆的民意基金會調查,在問卷題目單面向提出「強烈反對」的社會意見,也可能提醒受訪者特定方向的意見。問卷可以比較中立地說,有些民眾表達支持,有些民眾則持反對意見。例如「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題目有一題兩問的嫌疑,因為同時論了同性婚姻合法,與對「民法」的意見。這題的「贊成者46.3%、反對者45.4%」。
民調基金會報導請見: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11-28/79513

各位看官可以從這些民調的問題,看到好多研究方法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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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近年來使用家戶電話的比例逐漸減少,且年輕族群多在外地工作、就讀大學及研究所,宿舍及租屋處很少設置家戶電話,因此傳統電訪的樣本代表性逐漸受到挑戰。以本文吳秋園以前在電訪中心工作的經驗,通常有時間、願意接受電訪調查的受訪者多是婦女、高年齡長者,且常常訪問到一半便忙著要幫家人料理晚餐。且一般的市調公司常常不願意公開抽樣人口學變數、問卷敘述及原始檔案,使得對民調數據解讀的彈性更大。

[2] 宜花東地區不支持比例為46%,但統計誤差高達正負11個百分點,因此本文為求謹慎不進行推論。

[3] Mei-Hua Chen and Wei-Pang Wang, ‘Heteronormativity Prism: Gendered Attitudes toward Extramarital Sex an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發表於「2013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2013/11/30-12/01,台北: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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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吳嘉苓,2015,看見親密多樣性:鬆綁情慾與家庭,台灣社會學刊,57:173-185。

周華山,2001,無父無夫的國度?重女不輕男的母系摩梭。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出版。

Annamarie, Jagose, 1996,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Cheng, Y. A. Cheng, Wu, F. and Adamczyk, A.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17-349.

Ingraham, Chrys, 1994, The Heterosexual Imaginary: Feminist Sociology and Theories of Gender.

–2005, Thinking Straight: The Power, Promise, and Paradox of Heterosex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Plummer, Ken, 2003, Intimate Citizenship, Ontari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Diane, 2000, Constructing Sexual Citizenship: Theorizing Sexual Rights 20(1): 105-135.

Stacey, Judith, 2011, Unhitched,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eidman, Steven, 1991,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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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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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了守護白人的下一代,私刑處死黑人】 

性別的歧視

大家可能無法相信,在家暴法通過之前的台灣,男性是可以如何粗暴地對待女性。我沒有見過面的姑姑,十幾歲就嫁人了,出嫁之後,經常遭受家暴,有一次傷痕累累地回到娘家,說要離婚,但是我阿公說,你嫁人後再回來後頭厝,人家會看笑話,雖然不忍心,還是要她回去,過了不久,沒有生兒育女的她,就傳來死亡的消息。

那個是1950年代的故事,父權體制底下的性別歧視,讓我的姑姑無法活命。進入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高教育的女性,走入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問「要如何才能夠不被虐待她的老公離掉」。她說,她的老公認識一位小三,因此想盡辦法要跟她離婚,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這位太太在婚後就辭去工作,帶著幾個小孩,都還沒成人,所以她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她說,有一次她老公發了狠,直接抓住她的左手下半臂,就如折斷筷子那樣,折斷她的手臂。

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歧視,讓這兩個女人都困難活命。

種族的歧視

當漢人政府把核廢料,以欺瞞的方式,放到蘭嶼達悟族的土地上,這個政策與作法也說明了,政策制定者認為原住民的命,不如漢人重要,所以有害的放射物質可以丟到那個無力抵抗漢人國家的地方,而不需要問當地人的意見。種族歧視,讓當地原住民無法活命。 

種族歧視的巔峰之作,當然是希特勒的納粹屠殺猶太人。誰應該被送進去集中營加以毀滅呢?誰可以繼續存活下來呢?判定的標準就是:沒有價值、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包含同志、猶太人、身心障礙者、老人、、、。 

以下的一張圖片,是一位德國人跟猶太女性有婚外情,被掛上狗牌遊街示眾,上面寫著「我是污染種族的人」(Ich bin ein Rasseschänder)。在納粹的宣傳下,德意志亞利安民族是最強大、優秀的人種,猶太人則是骯髒、齷齪的,會污染純淨的種族。這個論調,跟最近看到萌萌猛傳的「同志婚姻會帶來可怕的社會崩盤」,如出一轍,例如我收到的LINE訊息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修改法規,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運用同樣的造句法,德國納粹會這麼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猶太人,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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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時代,因為跟猶太女人有染而遭遊街示眾】 

歧視讓幾百萬的猶太人喪命,也同時殺害許多同志。一位住在法國鄉下的男同志Seel,在德國納粹佔領該地區後,被送進Schirmeck集中營,某日早上,納粹召集眾人,準備公開處決某個人,被帶出來的,竟然是他的18歲同志情人。納粹脫光他情人的衣服,在他頭上戴上鐵頭罩,反覆猛烈敲擊他的頭,接著放出幾隻訓練有素的牧羊犬撲上去,將他撕裂咬死。 

性傾向的歧視

最近反同基督徒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就是:少數同性戀的人,霸凌、歧視多數異性戀的人。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是否有異性戀者,因為受到同志的歧視而自殺呢?跪在立法院前面的這些號稱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你們有被同性戀者歧視過嗎?周遭有人因為如此而無法活命的嗎?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同班同學,出國念完博士回國後,就埋頭在無窮止盡的工作中。他心中藏著的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人談過,甚至可以說,這個秘密已經造成他日常生活上的無限恐慌。為了掩飾自己的同志傾向,他曾經交過女朋友,假裝喜歡AV女優片。但是這樣子的雙面生活太痛苦了,有一天,他獨自開著車子,開進了高屏溪的河床,在車子裡頭坐了一天,考慮是否就此沈入水中。可惜,他沒有辦法活命到看見同志婚姻法律修改的一天。

另外一個學妹,她說她從國中起,就跟同校的同班同學交往,這個女同學非常man,很受同學的歡迎。她說,她的女伴在國中非常好動、會捉弄人、大聲吵架,但有時候就搞自閉,自己一個躲在操場仰望藍天,不准別人接近。後來這位女同學因為家境關係,去唸了職業學校,兩個人的感情也是on-off-on-off,中間對方還鬧過幾次自殺。一直到我學妹已經28歲的時候,決定要做個了斷,問她是否還要在一起,否則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學妹抱怨,每次要碰觸她的身體的時候,對方就找許多理由不讓她碰觸私處。到通牒決定談判的那一天,對方才把隱藏在心中將近三十年的秘密說出來:其實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異性戀霸權的歧視壓迫,造成了多少人喪命呢?20年前的兩位北一女女生戀情,不見容於社會而選擇燒炭自殺,屏東的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異性戀霸權的規訓而身亡,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詳細記錄了每天活在異性戀霸權陰影下的生活,最後也選擇了自殺,這些都是歧視造成很多同志無法活命下來的故事。 

放任異性戀霸權繼續殺人

美國麻薩諸塞州在2005年對學生做過一個調查,想了解非異性戀的學生(gay,lesbian,bisexual,簡稱GLB)他們面臨的風險。底下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非異性戀學生,試圖想要自殺,但是其他類別的學生,只有5.7%。佔優勢位置的異性戀者們,應該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每天面對恐懼、被霸凌的壓力。在一個充滿暴力(包括肉體的與精神的)環境活命下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殘酷的生命歷程。許多同志說,能夠活到這個年紀,真的是奇蹟!(參考高穎超的文章:給生命邊緣的年輕同志)! %e6%bb%91%e5%8b%951

【2005年美國麻州調查非異性戀學生遭遇的風險】 

柯文哲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範圍,對於同性婚姻,他沒意見,但若同性戀進入學校教材就要討論了,「因為侵犯到反對者的自由」。他作為一個異性戀的優勢者,從不曾質疑為何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被各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是如何正常、如何的自然、何其偉大的各類文化產品、媒體宣傳以及國家體制所淹没?他完全無視同志學生在這種獨尊異性戀的體制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折磨。在美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都已經比較容忍了,但是學校的調查都呈現非異性戀的學生必須面對相當高的風險,那麼台灣的情況,不透過教育來改變歧視,那麼就是繼續放任殺人。

是的,社會上,已經多少人因為歧視而喪命了,繼續維持目前的異性戀霸權歧視,也就是容忍這個社會繼續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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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得了「不專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會學觀察

陳逸淳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齡兒童的家長應該都有過類似的經驗:起床時間到了,孩子遲遲不肯起床,連哄帶騙總算把孩子弄下床,接著刷牙洗臉、吃早餐、換衣服、上學……。儘管每一個步驟都再三催促,孩子卻還是慢條斯理、東摸西摸,毫不在乎,好像臣子恭請皇帝上朝一樣,皇帝不急卻急死了自己,怕孩子遲到害得自己上班遲到……。其中,有些孩子在學校上課老是不專心,無法乖乖坐好專心聽講,因而經常遭到老師警告;若狀況持續不斷,老師即可能會暗示、甚至明示家長「該帶小孩去看醫生了」。根據今天的醫學標準,這樣的孩子可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ADD)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注意力缺失的其實不只是孩子而已。我國衛福部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標準所編寫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一書中提到,我國的ADHD的盛行率約為5-7%,且60%個案的病情會持續到成人。DSM-V明確地將成人納入注意力缺失的範疇當中;不論是否成年,只要有以下「症狀」五項(青少年和成人)或六項(兒童)、持續六個月以上,就可以能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症」:

一、經常無法仔細注意細節或者在做學校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時粗心犯錯(例如:看漏或漏掉細節、工作不精確)。

二、工作或遊戲時常有維持持續注意力的困難(例如:在上課、會談或長時間閱讀時有困難維持專注)。

三、直接對話時,常好像沒在聽(例如:心好像在別處,即使無任何的分心事物)。四、經常無法遵循指示而無法完成學校功課、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責任(例如:開始工作後很快失焦且容易分心)。

五、經常在組織工作與活動上有困難(例如:難以處理接續性的工作;難以維持有序的擺放物品及所有物;亂七八糟、缺乏有組織性的工作;時間管理不良;無法準時交件)。

六、經常逃避、討厭或不願從事需要持久心力的工作(例如:學校功課或家庭作業;在青少年和成人的準備報告、完成表格填寫、看長篇文件)。

七、經常遺失工作或活動所需的東西(例如:學校課業材料、筆、書、工具、錢包、鑰匙、書寫作業、眼鏡、手機)。

八、經常容易受外在刺激而分心(在青少年和成人可包括想無關的內容)。

九、在日常生活中常忘東忘西(例如:做家事、跑腿;在青少年和成人則有回電話、付帳單、記得邀約)。

礙於篇幅,完整的診斷標準請參見下列網址:https://goo.gl/OPzvp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44-46頁。

看完上述列表,有沒有覺得好幾項目似曾相似,好像自己也常常如此?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的主持人Allen Frances在他的著作《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一書中反省道:「這個疾病以前只侷限於小比例的兒童身上(…)。但沒多久,各式各樣干擾上課的行為就都成了醫療問題。人們開始濫用注意力缺失症,十成的孩子都符合患病標準了。現在每個班上至少都會有一、兩位孩子正在服藥。注意力缺失症也成了標準答案,用來解釋成人舉止行為上的各種問題。」「關於這一切,一般人總是認為,注意力與過動的問題確實在蔓延,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這一點其實大有問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現代孩子哪裡不一樣。其實,變的只是標籤罷了。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2015:195-196)

 

2203「過去我們會把注意力與行為問題當成人生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個體差異,但現在卻診斷成精神疾病。」——Frances
圖片來源:https://goo.gl/DFYlPX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一:歸咎於個體的集體問題

以台灣本土的狀況為例,ADHD 的發生率從1997到2007年間增加了17 倍,認為這「的確是一項驚人的現象」(宋鴻樟、董姿伶,2009:20。轉引自曾凡慈,2015:17)。而ADHD在世界各地的盛行率在5-12%不等(衛生福利部,2015:15),隨著診斷標準、國別、診斷基礎的不同,某些研究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的比例可高達17.8%,且在特殊機構中的研究案例中甚至發現注意力缺失或過動者可達24%-56%(Lauth & Schlottke, 2003:30-33)。從上述比率看來,注意力的問題顯然已經是個集體現象。然而弔詭的是,在注意力問題被醫療化的過程中,診斷與研究卻是徹底歸咎於個體的,包括:腦傷(中樞神經受損或控制功能不足)、體質壓力論、神經傳導異常、訊息處理能力不足、前額葉功能缺損(腦皮質活化較低)、腦部構造不同、刺激傳導不足、多巴胺缺乏、過敏(如異位性皮膚炎)、遺傳傾向…等等生理的指標。所有的診斷都將注意力缺失的問題認定為個人的問題,卻從未考慮人們的不專心是否與制度、規範等集體事實有關。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二:藥物治療作為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

面對注意力缺失這個被歸咎於個體的慢性疾病,醫療體系傾向於採用藥物來進行長期治療。已有研究顯示,雖然藥物治療初期有效,然而當藥物治療二十四至三十六個月時,患者的注意力不足的症狀卻惡化了,且用藥者在三年之後的「犯罪得分」更高,這意味著他們更有可能在學校裡以及面對警察時惹出麻煩(Whitaker, 2016: 290; Jensen, 2007)。如上所述,即便藥物治療的長期效果至今存疑,但相較於其他治療方式(如感覺統合治療、認知行為治療),藥物治療卻愈來愈被醫療機構與衛生部門視為治療的重要選項。根據衛福部中央健保署歷年的藥品使用量分析[1],不論是短效的利他能(Ritalin)或長效的專思達(Concerta),過去十年間的使用量皆持續攀升。一般型與緩釋型的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即利他能和專思達的有效成分)的醫令申報總數量,從民國93年到104年成長了四倍有餘(見圖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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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之歷年醫令申報量。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藥品使用量分析》

這是一個十分詭異的現象:無法證實其長期療效的慢性病治療藥物,其使用量何以持續增加?有四個重要的理由,讓藥物治療得以持續躍升為治療注意力缺失的重要工具(Dupanloup, 2004 :299):一、學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學校生活的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老師卸責,並減少教學困難的罪惡感。二、家庭因素:注意力不足會導致教養問題,而藥物治療可以讓父母卸責,並減少教養困難的罪惡感。三、自我評價的因素:藥物治療可以讓患者將自己的偏差行為歸咎於生理因素,能將失敗中性化,並減少挫折帶來的罪惡感與責任。四、藥物治療作為一種知識權威的宣示,能夠協助人們辨識、管理與糾正群體之中的個體差異;而就算藥物治療未必有效,也能夠藉此標示出患者的「他者」身份:殘缺者或秩序的威脅者。換言之,長期藥物治療之所以盛行的理由,是因為藥物可以作為一種集體卸責的社會處方,讓老師、家長和患者自己能夠減輕責任感;面對他人不專注時,則可以將之貼上負面的標籤,以疾病之名施以處置。

注意力缺失症的弔詭三:為什麼是兒童?

在注意力缺失的定義於DSM-V擴張到成人與青少年之前,一直都是一個兒童專屬的病症。然而,如果此病症真的如DSM-V所描述,是不分年齡的普遍病症,那麼,為何發現之初卻是針對兒童呢?事實上,七歲以下兒童的人口數不僅在人口結構上遠比成人為少,且根據DSM-V的標準,成人比兒童更容易被診斷為注意力缺失(成人須符合五項標準,兒童則須符合六項);如此推理的話,成人確診數量理應遠遠高於兒童,當初應該更容易在成人身上發現此疾病。然而弔詭的是,為什麼當代的精神醫學卻是在兒童而非成人身上發現了這個病症?[2]

面對上述這個定義與確診對象的弔詭,從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對精神疾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把童年當作「知識—權力」行動的目標,正是精神病學普遍化的條件之一。透過對兒童的審查,可以確認成人的品行在兒童身上的再生產;反過來,既然在兒童身上可以生產這些品行,那麼,所有不符標準的成人行為也就都可以被精神病學化了(Foucault, 1999: 286-290)。精神病學透過對兒童的審查,來確認兒童是否具有「成為人」的資格,並反過來驗證了「成人」的資格。傅柯認為將兒童行為問題化,正是當代精神病學普遍化的其中一種途徑。

2204精神病學透過對兒童的審查,來確認兒童是否具有「成為人」的資格,
並反過來驗證了「成人」的資格。傅柯認為將兒童行為問題化,
正是當代精神病學普遍化的其中一種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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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化問題,還是真的有病?

診斷的目的是為了治療,許多確診兒童的師長,也確實是希望能夠藉由治療的協助,使孩子能夠在適當的場合有適當的舉止表現。這樣的心情的確道盡了ADD/ADHD患者的父母與師長的苦衷。不過,可以追問的是不專心的問題真的是出在「個人」身上嗎?注意力缺失真的全然是一種生理現象嗎?截至目前為止,試圖辨認過動症兒童之特定神經化學失衡的努力結果,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Whitaker, 2016: 283)。然而,根據持續擴張的診斷標準,在不久的將來,成人注意力缺失症可能會成為最流行的診斷項目(Frances, 2015 :253),例如,無法專心、坐不住、與人對話心不在焉,這些每個人都可能發生的狀況在DSM-V的診斷下就可能患了注意力缺失症。

然而「什麼時候該專心」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來都不是個體的,反而一直都是集體的、社會的標準;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就跟「什麼時候該結婚」這個問題一樣困難,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社會賦予的集體價值縮影。例如,同樣的行為在不同場合中往往會被賦予不同的評價;行為的本質儘管相同,但社會所賦予的缺陷或美德的評價卻遠遠不同(圖表二):

2202.png圖表二(本文作者改編自:Dupanloup, 2004 :317)

 

在社會學的定義裏頭,人類學習、適應各種社會制度、傳統與規範的過程,就是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終其一生都不會停歇。也就是說,學習如何與人相處、服從規則和權威、順應制度要求…等,都是社會化的表現。那麼,當小學生無法在學校的座位上坐好坐滿四十分鐘,為什麼不是因為他對課程內容不感興趣、覺得上課時間有點太長、或是椅子太硬不舒服、不喜歡老師或同學,卻是因為他得了所謂的注意力缺失症呢?當一個人無法專注地與人交談,為什麼不是因為對交談內容或對象不感興趣,而是因為得了注意力缺失症呢?不論在學校、公司以及各種人際應對中,人們所展現出來的不專注,也許更有可能是因為「社會化」的過程出了問題,因而不願意或無法服膺當下的互動規則。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透過建立起診斷標準轉化為醫療問題的時候,也許正如傅柯所言,正是一種精神醫學普遍化的展現。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小結:不專心的問題不應為醫療語言所壟斷

如果不專心是一種「缺失」,那麼,問題的解決之道不該僅由醫療語言所壟斷,因為「誰在什麼時候應該專心」的問題,牽涉層面並不僅止於個體的生、心理狀態,更牽涉到制度設計,例如:上課時間是否過長?教學的方法與內容是否足夠引發興趣?對上課沒興趣的人是否有其他選擇?這也牽涉到社會對「秩序」的要求,例如:學生上課想講話是好事還是壞事?該禁止還是鼓勵?在團體中標新立異不願從眾,究竟是有創造力的表現而應該加以鼓勵,還是應該「棒打出頭鳥」,要每個人都安份循規蹈矩就好?諸如此類,集體生活中對於「秩序」的要求與想像,本質是集體性、社會性的,從來都不是單純個體的問題。也因此,如果「不專心」確實是個問題,那也絕對不只是個人的問題,更是集體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之道需要的是集思廣益地對制度、規範與秩序進行重新思考,而不是任由醫療語言片面壟斷對個體生命的解釋權,因為「不專心」如果是個問題,也絕非單靠精神醫學就可以理解、詮釋與解決的。最後,本文並非要告訴讀者,精神醫學是無用的或用藥是不適當的,仇視醫學絕非正確的,也不是本文想要傳達的訊息。事實上任何治療,只要經過審慎的評估,都必然有其價值之所在而不可偏廢。關於「不專心」的問題,我們最後還是必須要回到所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來理解。例如,學校等機構中的權威者的態度,包括制度設計者能否盡可能考慮到個體差異?制度執行者對偏差者的處理方式是如何?(汙名或一般化,會有截然不同的後果)。面對課業與秩序要求,家長能否和孩子一起成長、一起面對挫折,還是只會丟給學校去管教、只會用藥物與責備來處理孩子的偏差?總之,「正常與否」的問題,絕不是可以簡單地找到答案的問題,其所反映的是整體社會對偏差的凝視。因此,面對不專心的問題的,人們理解應該要更加廣泛,而不是透過單一的方式來處置;畢竟,單一的思考就是社會中的偏見與卸責的最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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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生活中對於「秩序」的要求與想像,本質是集體性、社會性的,從來都不是單純個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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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1] 網址: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21&menu_id=713&webdata_id=2922

[2] 有專家認為,「十七歲以後的成年人,符合過動與分心的症狀的數目降低成五個就行(在兒童時期是要六個以上才算數)。此種界定也與現況相符,因為成年人的ADHD患者,很難回想起小時候的事情,尤其是七歲以前的事。如果個案父母並未陪同就醫,這樣的資訊根本無從得知。此外,依照現行研究的結果,成年之後,過動的狀況會因為大腦適當發育,而隱而未見。但不專心的症狀仍舊持續,對於枯燥乏味之事仍無法維持其注意力。」(引自:泛科學,〈ADHD在DSM-5的變化〉,2014年12月4日,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70727)。然而,若上述論點成立,就代表醫療介入可能是多餘的,因為即便年幼時未經診斷治療,待大腦適當發育,過動症狀就會改善。至於「對於枯燥乏味之事無法維持其注意力」這個標準,若要以此來論斷患病與否,更需要堅實的證據來證明「枯燥乏味」與「注意力」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更何況每個人感到枯燥乏味的事物也未必相同。

 

參考文獻

Dupanloup, Anne, L’hyperactivité infantile : analyse sociologique d’une controverse socio-médicale, thèse doctorale, 2004, Université de Neuchâtel, Faculté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Foucault, Michel, Les anormaux.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1999, Paris: Seuil/Gallimard.

Frances, Allen,《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2015,台北:左岸。

Jensen, Peter, ‘3-year follow-up of the NIMH MTA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6(2007): 989-1002.

Lauth, Gerhard,F. Schlottke,《兒童注意力訓練手冊》,2013年7月,初版16刷,台北:張老師文化。

Whitaker, Robert,《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2016年10月,台北:左岸。

曾凡慈,〈兒童過動症的在地興起與專業技能網絡的變遷〉,《科技、醫療與社會》,第21期,頁15-76,2015年10月。

泛科學,〈ADHD在DSM-5的變化〉,2014年12月4日,網址:http://pansci.asia/archives/70727

衛生福利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03)》,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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