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大型慶典：狂歡解放？財團宰制？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1999年，千禧年將近之際，全世界卻為了一個「數字問題」，而引爆了一個潛在的危機：Y2K Compliant BIOS。這個當初電腦設計時，為了避免佔用過大的記憶體空間，因此採用兩位數來記錄日期。在接近新世紀時，人們開始發現這個當初為了便利而採行的紀錄模式，將會在進入新世紀後，造成所有資料的混亂。當網路世界已經是當時不可阻擋的趨勢時，這樣一個「數字問題」確實將會引發世界的混亂。全世界各國政府，在當時採行了一連串的措施來防止危機的發生。因此，在世紀交替之際，一項跨國的活動：跨年慶典，突然在全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展開。希望透過每個主要城市的活動，來測試各國的電腦系統修正無誤。

【一個千禧蟲，竟然成為跨國慶典的開始】

資料來源：www.flickr.com/photos/swindejr

於是，正當全球的電腦工作人員在那個世紀交替的夜晚，不斷的緊盯著電腦上的數字變化時，全世界多數的人們，卻正以興奮的心情，自太平洋開始，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一場又一場的城市跨年慶典，藉由電視轉播，讓全球的人們，在新世紀的伊始，感受到了全球化社會無國界的狂歡。也因此，這樣的跨年慶典，就似乎從一場只是為了檢測「數字」危機的活動，變成是新世紀的全球嘉年華儀式。 

那麼，什麼是慶典？慶典對於人類社會與城市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又要怎樣面對慶典活動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衝擊呢？特別是在當前台灣不斷的檢討各縣市紛紛舉辦跨年活動，對於地方財政的衝擊，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呢？

◎慶典儀式：信仰與生活解放的分離

慶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人類學的觀點來思考，慶典的起源與傳統的建構，似乎並不一定是一種直接的連續。相對的，透過更多的人類學與社會心理的調查，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慶典是跟過往人類生活的模式（漁獵或農耕），息息相關。因為當我們的祖先必須大量仰賴勞動與大自然的恩賜，來維持生命時，慶典活動就成為他們感謝上蒼的一個方式。但是，慶典真的只是一場感謝全能的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庇的儀式嗎？還是，它有著其他的意義與功能？而這樣的慶典活動，對於生活的環境，是否又塑造了不一樣的空間呢？

【中古時代的嘉年華，就是一種大眾分享、破壞既存秩序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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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arbara Ehrenreich所撰寫的一本社會人類學的書：「嘉年華的誕生」中，她提到，或許一開始，在原始時代，看似慶典的聚會，其實是人們為了集體獵殺相對龐大的動物，所群聚一起，並用類似舞蹈的方式，驚嚇那些野獸。而後，在信史時代，我們看到相關的慶典記錄，都與許多經濟活動有關。在慶祝豐收的儀式，與凱旋勝利的活動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模式的慶典的舉辦。這些慶典，除了感謝神明的庇佑外，也有著資源分享的經濟意義。透過慶典的舉辦，許多人將自己多餘的資源拿出來分享。透過這些慶典的舉辦，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的因為經濟生產所產生的許多階級落差，避免的積累的差異，累積的憤恨。

因此，在許多原始文明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誇富宴（Potlatch）的出現。事實上，台灣的許多廟會與賽神活動的舉辦，也具有類似的概念。透過慶典活動的舉辦，以及大量物資的提供，讓村落中相對的經濟弱勢者，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取得暫時的安置與生活的穩定。另外，從許多慶典活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慶典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暫時消弭階級的界線。盛行一時的化妝舞會，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貴族們的重大勝利或活動，另一方面，卻也是透過面具的遮掩，將他們長期以來被階級位置所束縛的狂野心情，適度的放開。從許多慶典活動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慶典活動的歡愉氣氛，因此往往有許多人可以藉此跨越階級的界線，讓整個慶典氣氛更加的歡慶。於是乎，許多慶典活動到最後，就會有踰越當時正常社會規範的行徑。為了避免社會秩序的混亂，或者避免被壓迫者透過慶典活動來挑戰統治者，許多中世紀，甚至啟蒙之後的統治者，紛紛對慶典活動開始壓制。

這些壓制，伴隨著宗教的改革與現代性、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了人類生活得以符合經濟發展與政治治理的秩序性。但是，對於歡愉權利的剝奪，以及短暫消弭階級對立的消失，卻也是對當代社會的一項挑戰。於是，政治領袖開始創造屬於政治的慶典活動，企圖透過慶典儀式的感染力，來貫徹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嘗試轉移群眾的不滿。法西斯的廣場儀式、閱兵，與左翼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的群眾大會等，無一不是政治領袖與政黨，嘗試透過類似慶典的活動，來宣揚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藉由慶典的集體性與歡愉性，將新的政治秩序貫穿其中。 

只是，畢竟，政治的秩序性本來就與慶典的破壞性相衝突。因此，這些政治性的集會，逐漸的凋零。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卻妥善的運用了人類對於集體性狂歡的追尋，創造了一連串的商業性活動，來滿足人類對於慶典的追求。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後期，看到了許多巨型的演唱會，甚至原本是運動競技的場域及活動，也在商業資本的介入下，成為各國形塑城市空間與市民活動的主要規劃原則。只是，這樣的商業性的慶典活動，對於我們生活的城市，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政治的嘉年華，目前只有在類似中國這種獨裁國家才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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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慶典記憶與發展的衝突

城市的記憶，與城市的慶典活動，其實有著些許的連結。因為，慶典的意涵，就是一種休閒活動，一種追尋生活歡愉的過程。而在當代工業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勞動者過度的疲憊，同時提供城市居民適當的休憩環境，以利情緒的宣洩，因此，開放空間的規劃，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而其中，公園、遊樂場、運動場等遊憩空間的規劃與活動，就成為都市居民生活中重要的慶典記憶。

【開放的都市空間，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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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遊樂園的興起，一直是一個有趣的慶典空間。兒童們將去遊樂園遊玩，視為是生活中重大的娛樂，甚至是家庭生活的重大慶典。而遊樂園中的許多遊憩設施的設計，也是為了滿足與紓解人們在工業化社會下，不斷被壓抑的心靈與所積累的龐大壓力。因此，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不斷的在遊樂園中推陳出新。而這些器材的設計，也讓人們可以透過短暫的活動刺激，宣洩情緒。例如：雲霄飛車的設計，讓人們可以透過高速的刺激，在感官上尋求滿足。又如摩天輪的設計，讓我們得以透過高度的轉變，看到不同視野下的生活空間。而鬼屋的設計，則可以讓人們宣洩平日所積壓的情緒，透過吶喊來釋放壓力。此外，許多都市內部的小型公園，更是讓市民可以藉由開放空間的提供，以及一些簡易的遊樂設施的設置，滿足當代社會核心家庭的親子互動，以及都市內成長的孩童，一個透過不同遊樂設施，群體互動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都市的發展，許多過往的城市空間，開始被迫拆除，以迎接新的開發想像。於是，在這樣原子化的城市空間，個人的城市記憶，被迫讓位給開發的需求，或是更大型的活動空間。例如：為了辦理台北花博，象徵著台北城市發展的台北兒童樂園，被迫被拆除。這個空間的消失，讓這個城市過往的重要歷史記憶，特別是對許多人來說，成長過程中的慶典記憶，消失在實體的空間之中。

【眾人記憶的臺北圓山兒童樂園，就在號稱「花博」的大型慶典中被消滅了】

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gov.tw/public

城市的慶典記憶，其實是一種集體的記憶，只是當代的工業發展，讓這樣的集體記憶給原子化了，成為個人的記憶。但是，事實上，卻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對於都市內的某一個空間的集體記憶。但是，當城市的發展，不斷的去侵蝕這些帶給城市居民休閒愉悅的空間時，我們必須擔憂，這樣的發展，會導致城市內的階級衝突的擴張。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馴化下，就連慶典活動與慶典空間也逐步成為商品的一種，而讓過往慶典所扮演的，消弭階級差異、提供不同階級一個匿名與紓解壓力的共同環境，開始消失了。巨型事件的興起，正代表著這樣的發展。 

◎巨型事件與都市空間的形塑

自1964年的東京奧運之後，許多城市的治理者，開始發現，舉辦巨型的事件活動，是可以重塑都市的空間發展，並且透過這類巨型事件的舉辦，以慶典活動的愉悅性及集體性，凝聚民族情緒，同時建構新的都市意象。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更讓企業集團，看到如何透過大型事件的慶典氣氛，創造龐大的商機。於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慶典活動，對於當代城市空間的形塑，更具關鍵性。 

從1851年的首屆倫敦萬國博覽會開始，在這個現代性開始浮現的時代，博覽會便取代了許多慶典活動，成為慶祝現代性與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活動。首屆萬國博覽會，展出了當時許多重要工業革命的成果，讓世人透過參訪這個重要的工業時代慶典，來理解工業革命的進程，以及對於現代性生活的影響。 

1893年的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讓人們首次發現，可以如何透過巨型的慶典活動，開始來改造城市空間。於是，慶典活動之於城市發展，又有了不同的意義了。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時間點，其實就是在工業革命已經高度成熟，而民族主義國家治理也達到極致的狀態。民族主義事實上就是一種類宗教的狂熱，因此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舉辦，其實也就是透過工業文明的包裝，將民族的自信與情緒推到顛峰。這與日後奧運的舉辦，透過體育的競技，達到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因此，巨型事件開始成為當代社會的重大慶典活動。相較之前的宗教性的狂歡活動，巨型事件活動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規訓下，雖然依舊嘗試去呈現其狂歡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對於都市空間的規劃與商品化。例如：1889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La Tour Eiffel艾菲爾鐵塔的興建，象徵著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也改變了巴黎的城市地景。Roland Barthes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他對艾菲爾鐵塔的厭惡，因為它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污染」著巴黎的視覺。而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寫下「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典範」。透過一群懷抱著現代主義與進步理念的建築師與規劃者，芝加哥團隊，將一個原本惡名昭彰的城市，透過城市的美化與巨型的建築結構設計（摩天輪），賦予城市新的生命。

【艾菲爾鐵塔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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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如同在「白城惡魔」（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一書中所描述的，在一切看似美好的城市發展下，一個殘酷的殺手，正在進行著世紀以來最殘暴的兇殺。慶典的原始本質就是為了宣洩生活中所積累的龐大壓力，以及對於壓迫者的反抗。但是新形態的慶典活動，所設計規劃的空間結構，其實非但沒有協助改善城市中弱勢者的生活空間，反而透過進一步的空間規訓，將城市空間變得更不友善。是故，當我們在思考巨型事件與事件經濟的同時，我們應該去思考到，這樣的慶典經濟，對於城市空間的控制。

◎台灣都市慶典的興起與浮濫 

台灣當前對於都市內慶典活動的濫觴，必須追溯到1994年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所進行的一連串對於台北城市空間的解嚴。 

當時的台灣，在政治上歷經了國會全面改選，以及北高及省長直選，民主化已經是一個看似不可逆的歷程。但是，事實上，社會生活的主要空間，還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威權管制。因此，陳水扁所領導的台北市政府，期望透過「空間解嚴」的政策，以「市民主義」、「市民參與」的思維，將城市過往被威權統治者宰制的實體空間，逐步的歸還給市民，創造城市空間的公共性。而要解放空間的威權性，慶典活動的舉辦，正好提供了市府團隊一個挑戰空間威權的可能性。畢竟，慶典活動的意涵，正如同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就是對於統治者威權的某種挑戰。透過慶典活動的狂歡與愉悅，解除了原本屬於威權統治者僵化的空間。 

1995年年底，陳水扁市長以「變裝」的方式，出席了在台北市政府廣場所舉辦的跨年晚會，成功的引爆話題，也讓市府周邊的公共空間，從一個威權政府的官僚機構，轉變成為青少年狂歡舞蹈的慶典空間。這樣的空間解嚴，開始了台灣各地方政府日後跨年晚會的濫觴。但是，我們必須清楚指出，當時，這樣的空間解嚴政策，企圖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希望透過慶典活動的反叛性，將市民成功導入城市的空間之中，解除空間的嚴肅性與政治性，而成為市民社會可以積極互動的環境。所以，舞會的舉辦，包括在西門町的三次青少年街頭舞會，都是為了將城市的空間開始賦予多元性的意義，而非僅僅只是一個商業或穿越性的單一空間。 

而後，因為千禧年的到來，所進行的跨國的跨年晚會，造成了許多城市競相舉辦各類的跨年活動，作為政治人物取悅市民的民粹化行徑。進一步，在大量商業媒體、電視台的參與，以及搶食跨年晚會的商業大餅利益下，跨年晚會成為台灣各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慶典活動，卻也成為地方財政的另一負擔。

【臺北市政府開始的跨年晚會，一開始俱有空間解嚴意義，現在成了財政負擔】

資料來源：http://ch.taiwantravelmap.com

因此，我們回顧台灣的跨年晚會的形成原因，再深思原本此類慶典的真實意義，就是要挑戰統治者的威權與重建城市的民主空間，我們必須指出，或許是重新建構新的都市慶典的時刻了。畢竟，缺乏在地自明性，以及更廣泛市民參與的慶典活動，是很難以持續的。

◎都市自明性的建構

慶典活動，其出現的目的，正是要挑戰統治者的權威，同時緩和社會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與社會對立。透過慶典的歡愉與狂歡，讓階級的界線暫時消失，也讓資源得以透過慶典活動，有一個重新分配的機會。

然而，通過巨型事件活動所展開的城市慶典，意圖建構都市自明性，是都市美化運動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之後，一個主要的概念。但是，當代的巨型事件活動，卻又在全球化經濟結構的籠照下，成為全球城市體系建構的一部分。換言之，原先期待透過巨型事件，進行在地的都市美化運動，因為全球資本的介入，而使得都市的自明性無法透過巨型事件來建構。反而是全球性的城市意象，藉由都市巨型事件的發展，特別是重大公共建設或指標性建築物的興建，而使得地方特性消失。

當我們反思城市的慶典活動時，我們必須再次思考，怎樣的城市記憶，以及市民參與的初衷，可以融入慶典活動之中。如果缺乏對於過往城市記憶的尊重，以及對於空間民主化的深化，那麼，慶典活動的舉辦，將只會讓資本主義的宰制，更加深入城市的每一個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