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大型慶典:狂歡解放?財團宰制?

董建宏 /中興大學景觀學程 

1999年,千禧年將近之際,全世界卻為了一個「數字問題」,而引爆了一個潛在的危機:Y2K Compliant BIOS。這個當初電腦設計時,為了避免佔用過大的記憶體空間,因此採用兩位數來記錄日期。在接近新世紀時,人們開始發現這個當初為了便利而採行的紀錄模式,將會在進入新世紀後,造成所有資料的混亂。當網路世界已經是當時不可阻擋的趨勢時,這樣一個「數字問題」確實將會引發世界的混亂。全世界各國政府,在當時採行了一連串的措施來防止危機的發生。因此,在世紀交替之際,一項跨國的活動:跨年慶典,突然在全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展開。希望透過每個主要城市的活動,來測試各國的電腦系統修正無誤。

Y2K

【一個千禧蟲,竟然成為跨國慶典的開始】

資料來源:www.flickr.com/photos/swindejr

於是,正當全球的電腦工作人員在那個世紀交替的夜晚,不斷的緊盯著電腦上的數字變化時,全世界多數的人們,卻正以興奮的心情,自太平洋開始,迎接新世紀的來臨。一場又一場的城市跨年慶典,藉由電視轉播,讓全球的人們,在新世紀的伊始,感受到了全球化社會無國界的狂歡。也因此,這樣的跨年慶典,就似乎從一場只是為了檢測「數字」危機的活動,變成是新世紀的全球嘉年華儀式。 

那麼,什麼是慶典?慶典對於人類社會與城市發展到底有什麼影響?我們又要怎樣面對慶典活動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衝擊呢?特別是在當前台灣不斷的檢討各縣市紛紛舉辦跨年活動,對於地方財政的衝擊,我們又應該怎樣來看待呢?

慶典儀式:信仰與生活解放的分離

慶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人類學的觀點來思考,慶典的起源與傳統的建構,似乎並不一定是一種直接的連續。相對的,透過更多的人類學與社會心理的調查,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慶典是跟過往人類生活的模式(漁獵或農耕),息息相關。因為當我們的祖先必須大量仰賴勞動與大自然的恩賜,來維持生命時,慶典活動就成為他們感謝上蒼的一個方式。但是,慶典真的只是一場感謝全能的大自然對於人類的恩庇的儀式嗎?還是,它有著其他的意義與功能?而這樣的慶典活動,對於生活的環境,是否又塑造了不一樣的空間呢?

Bruegel-Carnival

【中古時代的嘉年華,就是一種大眾分享、破壞既存秩序的時刻】

資料來源:http://www.famous-painters.org/B-Painters

在Barbara Ehrenreich所撰寫的一本社會人類學的書:「嘉年華的誕生」中,她提到,或許一開始,在原始時代,看似慶典的聚會,其實是人們為了集體獵殺相對龐大的動物,所群聚一起,並用類似舞蹈的方式,驚嚇那些野獸。而後,在信史時代,我們看到相關的慶典記錄,都與許多經濟活動有關。在慶祝豐收的儀式,與凱旋勝利的活動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模式的慶典的舉辦。這些慶典,除了感謝神明的庇佑外,也有著資源分享的經濟意義。透過慶典的舉辦,許多人將自己多餘的資源拿出來分享。透過這些慶典的舉辦,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的因為經濟生產所產生的許多階級落差,避免的積累的差異,累積的憤恨。

因此,在許多原始文明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誇富宴(Potlatch)的出現。事實上,台灣的許多廟會與賽神活動的舉辦,也具有類似的概念。透過慶典活動的舉辦,以及大量物資的提供,讓村落中相對的經濟弱勢者,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取得暫時的安置與生活的穩定。另外,從許多慶典活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慶典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暫時消弭階級的界線。盛行一時的化妝舞會,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貴族們的重大勝利或活動,另一方面,卻也是透過面具的遮掩,將他們長期以來被階級位置所束縛的狂野心情,適度的放開。從許多慶典活動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慶典活動的歡愉氣氛,因此往往有許多人可以藉此跨越階級的界線,讓整個慶典氣氛更加的歡慶。於是乎,許多慶典活動到最後,就會有踰越當時正常社會規範的行徑。為了避免社會秩序的混亂,或者避免被壓迫者透過慶典活動來挑戰統治者,許多中世紀,甚至啟蒙之後的統治者,紛紛對慶典活動開始壓制。

這些壓制,伴隨著宗教的改革與現代性、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了人類生活得以符合經濟發展與政治治理的秩序性。但是,對於歡愉權利的剝奪,以及短暫消弭階級對立的消失,卻也是對當代社會的一項挑戰。於是,政治領袖開始創造屬於政治的慶典活動,企圖透過慶典儀式的感染力,來貫徹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嘗試轉移群眾的不滿。法西斯的廣場儀式、閱兵,與左翼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的群眾大會等,無一不是政治領袖與政黨,嘗試透過類似慶典的活動,來宣揚統治者的意識型態,並藉由慶典的集體性與歡愉性,將新的政治秩序貫穿其中。 

只是,畢竟,政治的秩序性本來就與慶典的破壞性相衝突。因此,這些政治性的集會,逐漸的凋零。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卻妥善的運用了人類對於集體性狂歡的追尋,創造了一連串的商業性活動,來滿足人類對於慶典的追求。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後期,看到了許多巨型的演唱會,甚至原本是運動競技的場域及活動,也在商業資本的介入下,成為各國形塑城市空間與市民活動的主要規劃原則。只是,這樣的商業性的慶典活動,對於我們生活的城市,又有怎樣的影響呢?

閱兵 

【政治的嘉年華,目前只有在類似中國這種獨裁國家才會存在】

資料來源:http://images.takungpao.com/2013/0725/20130725090818293.jpg 

城市的慶典記憶與發展的衝突

城市的記憶,與城市的慶典活動,其實有著些許的連結。因為,慶典的意涵,就是一種休閒活動,一種追尋生活歡愉的過程。而在當代工業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勞動者過度的疲憊,同時提供城市居民適當的休憩環境,以利情緒的宣洩,因此,開放空間的規劃,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而其中,公園、遊樂場、運動場等遊憩空間的規劃與活動,就成為都市居民生活中重要的慶典記憶。

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

【開放的都市空間,一直是都市發展的重要課題】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vagueonthehow

在當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遊樂園的興起,一直是一個有趣的慶典空間。兒童們將去遊樂園遊玩,視為是生活中重大的娛樂,甚至是家庭生活的重大慶典。而遊樂園中的許多遊憩設施的設計,也是為了滿足與紓解人們在工業化社會下,不斷被壓抑的心靈與所積累的龐大壓力。因此,各式各樣的遊樂器材,不斷的在遊樂園中推陳出新。而這些器材的設計,也讓人們可以透過短暫的活動刺激,宣洩情緒。例如:雲霄飛車的設計,讓人們可以透過高速的刺激,在感官上尋求滿足。又如摩天輪的設計,讓我們得以透過高度的轉變,看到不同視野下的生活空間。而鬼屋的設計,則可以讓人們宣洩平日所積壓的情緒,透過吶喊來釋放壓力。此外,許多都市內部的小型公園,更是讓市民可以藉由開放空間的提供,以及一些簡易的遊樂設施的設置,滿足當代社會核心家庭的親子互動,以及都市內成長的孩童,一個透過不同遊樂設施,群體互動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都市的發展,許多過往的城市空間,開始被迫拆除,以迎接新的開發想像。於是,在這樣原子化的城市空間,個人的城市記憶,被迫讓位給開發的需求,或是更大型的活動空間。例如:為了辦理台北花博,象徵著台北城市發展的台北兒童樂園,被迫被拆除。這個空間的消失,讓這個城市過往的重要歷史記憶,特別是對許多人來說,成長過程中的慶典記憶,消失在實體的空間之中。

圓山兒童樂園

【眾人記憶的臺北圓山兒童樂園,就在號稱「花博」的大型慶典中被消滅了】

資料來源:http://www.taipei.gov.tw/public

城市的慶典記憶,其實是一種集體的記憶,只是當代的工業發展,讓這樣的集體記憶給原子化了,成為個人的記憶。但是,事實上,卻是這個城市的居民,對於都市內的某一個空間的集體記憶。但是,當城市的發展,不斷的去侵蝕這些帶給城市居民休閒愉悅的空間時,我們必須擔憂,這樣的發展,會導致城市內的階級衝突的擴張。因為,在資本主義的馴化下,就連慶典活動與慶典空間也逐步成為商品的一種,而讓過往慶典所扮演的,消弭階級差異、提供不同階級一個匿名與紓解壓力的共同環境,開始消失了。巨型事件的興起,正代表著這樣的發展。 

巨型事件與都市空間的形塑

自1964年的東京奧運之後,許多城市的治理者,開始發現,舉辦巨型的事件活動,是可以重塑都市的空間發展,並且透過這類巨型事件的舉辦,以慶典活動的愉悅性及集體性,凝聚民族情緒,同時建構新的都市意象。而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更讓企業集團,看到如何透過大型事件的慶典氣氛,創造龐大的商機。於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慶典活動,對於當代城市空間的形塑,更具關鍵性。 

從1851年的首屆倫敦萬國博覽會開始,在這個現代性開始浮現的時代,博覽會便取代了許多慶典活動,成為慶祝現代性與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活動。首屆萬國博覽會,展出了當時許多重要工業革命的成果,讓世人透過參訪這個重要的工業時代慶典,來理解工業革命的進程,以及對於現代性生活的影響。 

1893年的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讓人們首次發現,可以如何透過巨型的慶典活動,開始來改造城市空間。於是,慶典活動之於城市發展,又有了不同的意義了。芝加哥萬國博覽會的時間點,其實就是在工業革命已經高度成熟,而民族主義國家治理也達到極致的狀態。民族主義事實上就是一種類宗教的狂熱,因此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舉辦,其實也就是透過工業文明的包裝,將民族的自信與情緒推到顛峰。這與日後奧運的舉辦,透過體育的競技,達到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也因此,巨型事件開始成為當代社會的重大慶典活動。相較之前的宗教性的狂歡活動,巨型事件活動在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規訓下,雖然依舊嘗試去呈現其狂歡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對於都市空間的規劃與商品化。例如:1889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以La Tour Eiffel艾菲爾鐵塔的興建,象徵著人類工業文明的進步。也改變了巴黎的城市地景。Roland Barthes在一篇散文中提到,他對艾菲爾鐵塔的厭惡,因為它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污染」著巴黎的視覺。而芝加哥萬國博覽會,更是寫下「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典範」。透過一群懷抱著現代主義與進步理念的建築師與規劃者,芝加哥團隊,將一個原本惡名昭彰的城市,透過城市的美化與巨型的建築結構設計(摩天輪),賦予城市新的生命。

Eiffel

【艾菲爾鐵塔就像一個無處不在的怪物嗎?】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68801711@N00

然而,就如同在「白城惡魔」(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一書中所描述的,在一切看似美好的城市發展下,一個殘酷的殺手,正在進行著世紀以來最殘暴的兇殺。慶典的原始本質就是為了宣洩生活中所積累的龐大壓力,以及對於壓迫者的反抗。但是新形態的慶典活動,所設計規劃的空間結構,其實非但沒有協助改善城市中弱勢者的生活空間,反而透過進一步的空間規訓,將城市空間變得更不友善。是故,當我們在思考巨型事件與事件經濟的同時,我們應該去思考到,這樣的慶典經濟,對於城市空間的控制。

台灣都市慶典的興起與浮濫 

台灣當前對於都市內慶典活動的濫觴,必須追溯到1994年陳水扁先生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所進行的一連串對於台北城市空間的解嚴。 

當時的台灣,在政治上歷經了國會全面改選,以及北高及省長直選,民主化已經是一個看似不可逆的歷程。但是,事實上,社會生活的主要空間,還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威權管制。因此,陳水扁所領導的台北市政府,期望透過「空間解嚴」的政策,以「市民主義」、「市民參與」的思維,將城市過往被威權統治者宰制的實體空間,逐步的歸還給市民,創造城市空間的公共性。而要解放空間的威權性,慶典活動的舉辦,正好提供了市府團隊一個挑戰空間威權的可能性。畢竟,慶典活動的意涵,正如同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就是對於統治者威權的某種挑戰。透過慶典活動的狂歡與愉悅,解除了原本屬於威權統治者僵化的空間。 

1995年年底,陳水扁市長以「變裝」的方式,出席了在台北市政府廣場所舉辦的跨年晚會,成功的引爆話題,也讓市府周邊的公共空間,從一個威權政府的官僚機構,轉變成為青少年狂歡舞蹈的慶典空間。這樣的空間解嚴,開始了台灣各地方政府日後跨年晚會的濫觴。但是,我們必須清楚指出,當時,這樣的空間解嚴政策,企圖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希望透過慶典活動的反叛性,將市民成功導入城市的空間之中,解除空間的嚴肅性與政治性,而成為市民社會可以積極互動的環境。所以,舞會的舉辦,包括在西門町的三次青少年街頭舞會,都是為了將城市的空間開始賦予多元性的意義,而非僅僅只是一個商業或穿越性的單一空間。 

而後,因為千禧年的到來,所進行的跨國的跨年晚會,造成了許多城市競相舉辦各類的跨年活動,作為政治人物取悅市民的民粹化行徑。進一步,在大量商業媒體、電視台的參與,以及搶食跨年晚會的商業大餅利益下,跨年晚會成為台灣各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慶典活動,卻也成為地方財政的另一負擔。

跨年

【臺北市政府開始的跨年晚會,一開始俱有空間解嚴意義,現在成了財政負擔】

資料來源:http://ch.taiwantravelmap.com

因此,我們回顧台灣的跨年晚會的形成原因,再深思原本此類慶典的真實意義,就是要挑戰統治者的威權與重建城市的民主空間,我們必須指出,或許是重新建構新的都市慶典的時刻了。畢竟,缺乏在地自明性,以及更廣泛市民參與的慶典活動,是很難以持續的。

都市自明性的建構

慶典活動,其出現的目的,正是要挑戰統治者的權威,同時緩和社會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經濟與社會對立。透過慶典的歡愉與狂歡,讓階級的界線暫時消失,也讓資源得以透過慶典活動,有一個重新分配的機會。

然而,通過巨型事件活動所展開的城市慶典,意圖建構都市自明性,是都市美化運動在芝加哥萬國博覽會之後,一個主要的概念。但是,當代的巨型事件活動,卻又在全球化經濟結構的籠照下,成為全球城市體系建構的一部分。換言之,原先期待透過巨型事件,進行在地的都市美化運動,因為全球資本的介入,而使得都市的自明性無法透過巨型事件來建構。反而是全球性的城市意象,藉由都市巨型事件的發展,特別是重大公共建設或指標性建築物的興建,而使得地方特性消失。

當我們反思城市的慶典活動時,我們必須再次思考,怎樣的城市記憶,以及市民參與的初衷,可以融入慶典活動之中。如果缺乏對於過往城市記憶的尊重,以及對於空間民主化的深化,那麼,慶典活動的舉辦,將只會讓資本主義的宰制,更加深入城市的每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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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sponses to 都市的大型慶典:狂歡解放?財團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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