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總統跟她的男性內閣們：女性人才哪裡去了？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資料來源：http://goo.gl/fC8rMm）

2016年一月的總統選舉，台灣公民做出的政治選擇具有兩個重要的性別意涵。首先，我們選出了首位女性總統，第二，立法院女性立法委員的比例達到了歷史新高38.1％，將近40％的優異表現讓我們在各國女性參政成績又往前跨了一步。當我們還在歡欣慶祝之際，緊接著也迎來了近20年來最嚴重的女性參政大倒退，即將上任的內閣中女性竟僅有10%，在40位內閣閣員中只有4位女性。這個大倒退甚至迎來了部分民眾「性別不重要，能力才重要」的回應，然而，這個思維正恰恰要告訴我們，台灣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性別跟能力說」是很常見於一般說法，也成為多數人相信的信念，這樣的說法在個體層次，用來鼓勵個人很有幫助（女性也能當科學家、黑手、工程師；男性也可以是護士、秘書、褓姆），但用來作為理解社會整體與女性集體困境就顯得侷限與不足，特別是現階段的台灣。因為這個說法經常是去除各種脈絡，把問題簡化為個體本身條件，而忽視了性別、階級跟族群等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力。

◎政治是高度性別隔離的部門

台灣社會在不同職業與產業的人力投入分布上，一直有清楚的性別隔離，部門與部門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都有著水平與垂直的隔離。垂直隔離（vertical segregation）是指職業或職務有上下層級的區隔，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擁有上層的位置。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gregation）則是一般所說的不同職業的區隔，有男性主導的職業及女性主導的職業之分。[1]有些職業女性特別集中，有些則是男性特別集中，這些性別高度集中的現象，多數不是因為能力的差異，而是雇主主觀地預設該職位或工作比較適合由男性來擔任，上位的領導者與管理者，比例上往往都是男性居多。

Trond Petersen及Laurie Morgan（1995）就說，職業的性別隔離表面上看起來是分工，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位置分配。[2]有些學者會從「供給面」觀點解釋這種性別隔離的形成與持續維繫，認為這是因為人力資本差異或個人選擇所導致的結果。但是女性主義跟社會學的觀點，則從「需求面」解釋，強調結構因素與雇主個人的偏好與操作。

政治正是向來被視為屬於男性主導與掌管的領域，政治公眾事務與男性權貴網絡高度盤根錯節。台灣至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女性閣員（財政部長郭婉容），之後不論是陳水扁總統或是馬英九總統都曾努力拔擢女性專才，內閣女性比例曾分別達到22％跟23.4％，從解嚴之後，我們花了20多年才走到這個性別參政的水準，現在10％的比例卻直接退回到90年代末期。[3]要改善政治場域中高度男性封閉的權力網絡、積極提拔女性人才，需要的就是從需求面著手，具有人事任用權的總統、行政院院長，甚至作為雇主的國家需具有性別關懷的視野，對女性參政不足現況進行積極的矯正性調整，才有可能改變「政治 = 男性」的權力共享結構。

◎矯正性制度改善群體間不平等

立法院至今仍透過制度性的調整，才逐漸達到現在約四成的女性立委比例。最早從1991年首次將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入憲，女性參政保障十分之一，1997年修憲提高到四分之一，2005年我國立法院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各政黨不分區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過去的婦女保障制度到現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任一性別的比例，這些制度性的調整機制大幅度地鼓勵了女性參與政治事務，讓女性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與討論。

歷屆女性立法委員比例（％）

 

 

面對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近代政治重視「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存在，企圖透過「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機制來矯正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以改善社會中長期被壓迫或忽視之群體的處境[4]。這就是1970年代之後，世界各國在選舉制度中逐漸採納婦女保障名額（reserved seats for women）或性別比例原則（gender quotas）最重要的基礎[5]。制度上的名額保障具有修正與調節的作用，矯正長期以來女性在公共政治領域上的缺席以及政策規劃中缺乏的性別評估，以達到性別平等的社會進步的可能。

歷來不少優秀的女性立委跟縣市議員，在首次參選時，受惠於矯正性制度當選，提供她們參與權力分配與政治參與的機會，之後持續在政治場域發聲。現在選民越來越認同女性政治人物的問政表現，也有不少女性願意主動參與政治，多數女性立委或縣市議員不需再使用矯正制度協助當選。即便如此，在地方選舉時依舊可觀察到矯正制度仍具有正面效果。在不少縣市議員選區中，只要有婦女保障名額，該選區男女性參選人數比就會比較接近，但只要該選區沒有婦保名額時，往往女性連出來參選的機會都沒有。甚至，仍有部分鄉鎮至今尚未出現過女性的縣市議員，也就是說，在那些鄉鎮中，政治到現在還是只能是男人的事。

◎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

如果說，內閣女性比例低是因為找不到女性人才，那就要進一步探討，女性呢？那就更不能迴避傳統社會跟性別結構對女性生涯發展的影響。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12年突破50.2％，但卻呈現出「倒V曲線」，不少女性在結婚跟生育子女後退出勞動市場，這跟日本、韓國「雙高峰M型」就業曲線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女性在努力奮鬥職涯發展過程中，面臨比男性更多的性別規範與困境，在外的就業市場中有著職業的性別隔離跟玻璃天花板效應，讓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障礙重重；家庭內的家務勞動與照顧責任，則讓女性要不就蠟燭兩頭燒、咬牙撐過，要不就離開工作。更別論就業市場兩性薪資差距跟女性離開職場後，在老年後可能面對的經濟安全基礎薄弱以及跟社會脫節的長期負面效果。

總統與內閣作為國家治理者，被視為要能處理與解決目前台灣社會現狀發展的困境，首先要能「看得見」問題。治理國家，不能避開性別、避開階級、避開族群、避開多元文化，只有突破「性別盲點」的遮蔽，才能真正理解這些群體所處的結構位置與集體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能「看得見」、「看得懂」社會差異與多元視野的治理者，將性別與多元觀點視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價值。

先前，我們經常自豪地說台灣的女性政治參與比例優於其他不少國家，其實當我們進一步地細緻看看其他社會發展項目上的性別差異效果時，就不得不承認，台灣還有很多路要走，例如兩性薪資比、兩性勞動參與率、女性領導人比例、兩性家務勞動時間、新生兒性別比例、育嬰津貼申請者性別、從母姓比例、兒女繼承平等權等等。相同的社會結構與國家政策作用在不同性別、不同群體、不同階級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負面的效果往往是由弱勢與資源少的一方承擔或獨自承受。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實踐政治平等，性別平等就是其一。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積極的改革視野，國家治理團隊中的性別與多元群體的現身政治，提高女性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參與度，不僅具有社會發展與社會創新的象徵意義，更符合現今台灣社會真實的樣貌，而不是一個不斷再現與鞏固男性權貴網絡的作為。當然，沒有性別敏感度與性平視野，徒具女性生理身體也沒有用。作為一個國家治理者，就該具有當今社會整體發展格局的高度，那既是人權的、也是性別的，更是多元異質、階級與族群的差異政治。

 

 

[1] 更多關於層級與類別的性別隔離討論，詳見張晉芬，2011，〈行行出狀元：勞動市場的職業結構〉，《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頁165-189。

[2] 見Peterson, Trond and Laurie A. Morgan, 1995, ‘’Separate and Unequal: Occupation-Establishment Sex Segreg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329-365.

[3] 詳見「台灣內閣變化」。這是根據wikipedia資訊，所整理出的歷任內閣年齡以及性別比例資料。https://ronnywang.github.io/taiwan-cabinet/

[4] 黃長玲，2012，〈差異政治的形成：1946 年婦女保障名額制定的歷史過程。《政治科學論叢》 52：89-116。（Huang, Chang-Ling. 2012.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Reserved Seats for Women in the 1946 Constitutio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 89-116.）

[5] 請見鮑彤、莊文忠、林瓊珠，2013〈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婦女保障席次的選舉效應評估〉。發表於2013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東方政治學？–台灣經驗、中國崛起及國際流變」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