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的界線思考

張君玫/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比起任何現成的答案,提問的方式是更關鍵的。因為,問題的架構決定了你可能前往的方向。

同時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我可以問:「社會學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也可以問:「女性主義為什麼需要社會學?」,或是更脈絡化而具體的探問兩組問題意識之間的關係。無論怎麼問,都只是許多提問方式當中的一種。關於「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我們所能提出的問題儘管稱不上無限,卻也很難限定出固定選項。

◎社會學的誕生:對「新」的體察,對「舊」的批判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涉及了一種新的提問方式。在十九世紀中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到達某個危機的高點時,一群思想家開始認為有必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探問他們所身處的歷史環境。他們意識到,既存的提問方式,無論是傳統的哲學和史學,以及十七世紀以後蓬勃發展的自然科學,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物理學、化學等,都無法適切處理他們當下所面臨的危機。

(古典社會學三大家)

圖片來源:引用自維基百科

這些人後來被稱為「古典社會學家」,他們之間當然有著各種分歧的意見。然而,歐洲時代處境的共同點讓他們以自身存在去體現當時的歷史斷裂,不僅是人文和自然的斷裂,也包括社會和其他人文領域的斷裂。一方面,人類所創造的人文世界已經膨漲到一定程度,並且產生特殊化的複雜形態與性質,有別於自然世界的構成。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開始展露,並且形成獨特的領域,有別於生理、心理、歷史和哲學等。這樣的歷史處境與認知,可以說是社會學誕生的雙重問題意識,促成了當時的思想轉向新的研究,開始密集討論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適用於人文世界,以及社會領域的研究是否需要有別於其他人文領域的獨特研究方法。

社會學雖然和歷史學分道揚鑣,但其學科的建立即包含了非常清晰的歷史意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體質,一開始就包含了對「新」的敏感體察,以及對「舊」的批判繼承。所謂的「古典社會學家」當中沒有一個是念社會學系畢業的,因為那時候並沒有這個學科。學科建立之後的體制化卻可能漸漸削弱了社會學的批判力。

或許因此,某些學者認為「古典」和「當代」之分在社會學這門科系當中的意義不大,甚至可能會產生誤導,從而模糊了社會學內在的批判力。因為,每一個社會學家所面對的都是自身的當代處境,也都必須不斷批判地檢驗與繼承過往的知識成果,無論是科系之內或外。

依我之見,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非常值得重視。所有的教條傾向都是源自於遺忘,遺忘了過去和現在的交織、當代和當下的不斷流逝,以及具體社會存在的歷程動態。每個學科的體制化都面對了同樣的危險。在社會學的論述場域中,至少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反思,這個學科為了自我確定而排除其他科學領域和探問方式如何可能為社會學再度注入新的力量。

◎人文社會自然不同學科,持續跨界發展

在更廣的人文領域中,跨科際的思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畢竟,經過了兩次毀滅性的世界大戰,以及從未停歇過的戰爭、仇殺與奴役,乃至於資本主義膨脹所連帶發生的全球環境惡化,都指向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並沒有科系之分。唯一真實的是活生生的人類個體和群體如何共同生活,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在世界之中的行動,以及關於未來的想像視域。換言之,人類存在的問題意識。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社會學以及廣義的人文科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重新進行連結的時代。學科界線的持續跨越、重組與流動,不僅是因應新的學術趨勢,更是基於對人類生存處境的全球問題意識。在學科專業化加劇複雜的當代―我們的「當代」,比起十九世紀的「當代」更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間斷裂依然存在,但兩者之間的溝通渠道已經重新受到重視。兩個世界其實是同一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文化翻譯的工作,在不同的學科、不同的研究取向,以及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同樣的,在面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文化視域,以及不同的利益衝突時,我們都需要更多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取向。

換言之,社會學家本身的生存處境是關鍵的,其社會物質條件和歷史文化脈絡,乃是進行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核心立足點。以個人為例,我的知識出發點顯然是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當代歷史意識,而這個「我」並不是只有「學者」或「社會學家」的身份,而是交織著許多不同的存在處境與樣貌,包括我的身體、性別、階級、文化等屬性與背景。身為一個社會學家,理論上對於自身所擁有的每一個「身份」都應該具備反思,我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自身的社會性,如同必須有能力和意願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以此而言,社會學內在的當代歷史意識不僅適用於思考者之外的大社會,也同時適用於思考者本身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不過,就在這一點來說,社會學的學科制度內部卻仍顯得不夠重視。詮釋的傳統在社會學理論中是重要的,但在方法論上比較沒有著墨研究者本身的社會存在如何影響他的研究。

◎女性主義為既有學科帶來新的提問方式

關於知識建構和思考者之間的親密關係,女性主義理論或許提供了更多路徑去探索。女性主義並不是一門學科,也不是一種「主義」,如果主義意味著某種鮮明的主張。關於「主義」一詞的語意陷阱,並不是單純的錯誤,而涉及了我們所身處的世界當中文化與學術翻譯的政治。

身為「非西方」和「非中心」的學術工作者,忽略翻譯政治是會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我們的生存處境涉及了多層次的翻譯政治,除了從中心到邊緣的文化及學術翻譯,也包括不同學科界線之間的翻譯,以及日常與學術生活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之間的翻譯。

 

(艾瑪華森 Emma Watson 聯合國兩性平權演講)

影片來源: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lnesMpnpo

 

女性主義這個詞彙所代表的基本上是一組提問的方式,環繞在我們身為性別化的社會存在所持續面臨到的處境。換言之,關於人類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強調性別化,而不只是性別,也涉及到了思考語言的複雜動態,不僅是字面上的翻譯。「性別化」並不是單一的賦予或取得性別,而涉及了持續而交織的過程,以及相關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狀態。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雖然表現的形式有千百萬種,彼此之間往往有激烈的爭議,但都還環繞著性別化的正當性和正義問題。

然而,性別化的問題意識除了涉及對於人類的性別區隔之外,也延伸到非人類存在物的階層化分類,包括人文高於自然的預設,以及人類高於動物的姿態。女性主義思潮中對於分類階層化的敏感程度不一,但確實似乎比傳統社會學科更充分意識到被壓迫者的人類和動物連結。

一個人顯然並不是會因為身為或成為「女人」而自動取得一種抵抗的被壓迫者意識,或自動產生欲望想和其他邊緣群體,包括動物和大自然等非人類存在進行結盟。但「女」或woman, female等陰性詞彙在定義上的相對劣勢不僅映照出或對應著社會結構上的劣勢,也相當程度透過種種機制成為那些被歸類到其中者的內在意識。

以學科分界的佈局來說,社會學和女性主義恰好形成一種對比。如前所述,社會學在成為一個學科的鮮明歷史過程中不斷尋求新的探問方式,透過排除其他的領域或方法,來建立一個適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學科。然後,在制度化之後,經過全球社會局勢的變遷,開始重新思考跨科系的可能性。反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學科的分界,而是原本在各自專業領域中的思考者把性別化的問題意識帶入他們的學科,同時也把學科的獨特方法帶進入女性主義的論述場域。

◎看待自身專業,不是狹隘認同,而是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我身為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的存在問題意識把我帶到了特定的提問方式,去探問我們島嶼所面對的歷史處境,這樣的處境,如同我們個別的存在景況,都是跨科系的。然而,這是否表現界線就此消失呢?這是我們在談論界線流動與跨越時,最常遇見的誤會之一。關於界線消失的假象並非單純的錯誤,而指向了我們的症狀,包括我們對於界線的焦慮,以及脫離身體限制的意識論幻想。種種界線其實從未消失,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展露、變形、破裂與滲漏,同時,或許更重要的,進行重組。

回歸到個別的人類思考者,都有著特定的存在處境,以及特殊的學科背景訓練等。一個思考者必須在自身界線上重新組織相關取向或方法之間的關係。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我們對於生命要有更深刻而廣博的理解。因此,以生命做為典範,我們可以說,每個學科都如同一個物種,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當然也可能滅絕,但在生命個體的鬥爭與努力中也可能幸運的進行動態的演化。這是我看待自身專業的方式,不是狹隘的認同,而是更具體與動態的處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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