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債務與社會不平等（COVID-19論壇系列）

吳宗昇／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為《臺灣社會學刊》COVID-19 論壇系列之五，將刊登於《臺灣社會學刊》第 67 期

一、十七年後的補考，台灣及格了

2020 年 7 月 13 日，全球感染 COVID-19 肺炎的人數將近 1 千 3 百多萬人，死亡人數達 57 萬人。台灣至目前為止感染 451 人，死亡 7 人，相較於全球來說，台灣算是很成功的挺過第一波考驗。

回想 2003 年的 SARS 非典型肺炎風暴，台灣當時兵荒馬亂，許多醫護人員不幸殉職。當年台灣有 346 人感染，死亡 37 人，死亡率將近 11%。許多不可思議的魔幻寫實場景不斷發生，如和平醫院封院，醫生從窗戶跳出逃離院區，路人經過被封鎖在院內；口罩和酒精供應不足，許多人都拿衛生紙按電梯、開門，以免受到感染。疫情初期，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病毒、傳染途徑到底為何。當時，對於街友和移工的歧視力道也超乎想像。股市在該年四月時，曾經跌到最低 4,044 點。房價也跌到谷底，台北市的房子一坪只要二、三十萬元，四處可見拋售的房產。

整體而言，台灣在 2003 年的 SARS 爆發時，算是重災區，在經濟、社會層面付出的代價十分龐大。從下面表一可看到，台灣感染數排名第三，僅次於中國大陸和香港。這也可理解台灣對 COVID-19 為何如此謹慎，並且迅速動員防疫體系。畢竟 2003 年的心理陰影並沒有散去，社會的防疫意識仍很強烈。

面對這次 COVID-19 的疫情，經過 17 年的準備，我們幾乎可以大聲的說，補考及格了。

二、疫情與各種不平等

非常不幸的，全球疫情擴散超乎想像，各地都遭受嚴重的侵襲。

疫情的擴大，也連帶影響了許多經濟和社會活動。如隔離（quarantine）和封鎖（lockdown）的措施，這直接造成生活物資缺乏，以及經濟活動的停擺。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包括航空、交通、旅遊業等，這些相關行業採取解雇職員、留職停薪或申請破產，因而也產生大量失業人口和經濟衰退。疫情控制與開放經濟活動成為兩難，如何開放經濟活動，以免經濟衰退引起系統性風險，已經成為各國政府頭痛的問題。

疫情，同時也反應各種社會不平等，特別是由經濟所引起的不平等。Angus Deaton 就認為 COVID-19 使得健康和財富不平等的情況惡化。受過教育的人，可以透過網路繼續工作，而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提供服務的勞工就可能失業。學歷和社經地位較高的人，顯然死亡率也較低。其他報告指出 COVID-19 特別會對劣勢和脆弱的社會成員造成生命傷害；也有報告提到性別的因素，女性和單親媽媽在疫情之下受害更深，特別是那些擔任家庭照護者女性，因為封城而造成支持網絡無法發揮作用。

但在 Elise Gould 和 Valerie Wilson 的報告特別提到，美國因為疫情而使種族主義和經濟不平等持續擴大，黑人勞動者總是先受到衝擊，黑人婦女又會受到更大損失，這些受難的族群必須花上 10 年才能逐漸改善原先的狀態。

Gould 和 Wilson 的報告有許多值得台灣社會思考自身之處。比如說，相對而言，台灣的脆弱族群是哪些？如果受到衝擊，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恢復，或者是無法恢復？如果要減緩衝擊，或者有什麼方法可以盡快恢復？

如果台灣在 2003 年曾經歷過類似的災難，我們學到了什麼？

三、脆弱族群的第二波的災情

在疫情發生後，台灣針對第一波可能的經濟災情，迅速提出相關的紓困和振興方案。紓困是針對短期性資金缺乏，或是生活困難的族群，方法如提供紓困金、失業津貼、貸款等等；振興，則是提升整體經濟景氣，避免系統性的風險產生，方法如提供消費券、三倍券、產業貸款等。前者較屬短期救助，後者目標帶動整體消費循環。

許多脆弱族群可以躲過第一波疫情的攻擊，但往往陷入第二波的經濟風險，導致生活的困頓，並引發家庭或其他社會問題。

以 2003 年 SARS 的情況為例，當時的一些脆弱族群所處的外部社會條件就非常糟糕，如下面幾個情況：

經濟衰退的環境：2000 年有網絡泡沫（.com bubble）產生，已經有一批網路產業倒閉，2002 年失業率高達 5.17%，是那時期的高點。
大量的貸款資金：因為當時金融產業競爭激烈的關係，消費貸款大量釋放出來，2003 年有 3,998 億元，2005 年的循環信用餘額甚至高達 4,494 億元，是台灣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台灣成為疫情重災區：台灣當年算是「重災區」，外資外移，股市房市暴跌，資金供應相對缺乏。
沒有適當的消費者破產保護法律：台灣當時並沒有適當的破產法，或是提供一般人破產的「消費者清償條例」，因此經濟脆弱者一旦開始借款，幾乎無法透過法律管道解決。

因此，當時的社會條件就形成「四殺」的情況。結構失業、經濟景氣不佳、投資金額少、消費貸款金額高，這些脆弱族群負債後沒有適當的避難降落傘，最後形成大量的逃債人口，逐漸往中低收入戶、地下經濟移動。

在 2012-2020 年間，我們對「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進行資料收集，在不介入個案與律師諮詢的談話中，我們收集到關於「負債起始年」共有 575 筆有效資料。很明顯的，從 2003 年前後許多人逐漸繳不出貸款，一直到 2006 年達到高峰。

接下來，在沒有適當的法律管道下，許多人會開始「避債」，或轉往地下經濟生活，如選擇從事領日薪，或是沒有勞健保的工作，以躲避銀行或債主的追討。我們收集到 577 筆有效樣本，發現動輒十年的避債生活也很常見（表三）。也就是說，2003-2006 年之間脆弱族群形成的債務問題，經過十幾年，那些人都沒有恢復原來的生活狀態。

所以 Gould 和 Wilson 的說法並不誇張，一旦這類的經濟災情產生，這些受難的族群需要十年以上的恢復時間是很常見的。

四、COVID-19的台灣局勢

至於 2020 年這次的疫情，看來條件和變數不太一樣。

台灣並不是疫情的重災區：台灣這次內部的經濟損傷並不大，股市近日甚至飆到 12,273 高點，市場的資金似乎供應的很充足。但令人憂心的是，全球景氣並未復甦，但股市卻屢創新高，後續到底會有什麼變化，值得觀察。
全球疫情是否會重創消費市場，形成大衰退？目前美國、歐洲、南美洲、亞洲的印度都損傷極大，許多消費性連鎖店面都已關閉，航空公司聲請破產，訂單往後延期，對台灣下半年的經濟影響還未明朗。
循環信用餘額仍未達到高點：目前 5 月循環信用餘額 1,059 億元，相較於 1 月水平，在 3、4、5 月之間甚至降低了 74 億元，是近幾年的新低，稱得上是樂觀的訊號。但是否由政府紓困和振興貸款流動過來，目前不得而知。
違約還款尚未大量出現：逾期繳款部分，4 月 737 億元，5 月 748 億元，小幅度增加 11 億元。至 6 月為止，全體銀行紓困貸款共放出 1 兆 1928 億元，振興券共編列 2100 億元。就預防繳款違約，以及促進消費部分，政府力道目前看來足夠。
有相對應的法律解決方式：2008 年之後訂定「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並歷經幾次修改，也有提供貧困者或脆弱族群求助的組織，是比上次強大之處。

但綜觀全局，這次全球經濟受損更嚴重，景氣有可能大幅度下滑。幾個主要的經濟體拼命放款，試圖阻擋金融系統風險的產生。否則企業開始大量破產，就會產生規模更大的遞延效應。那麼，以外銷為主的台灣就會受到波及，甚至影響更大，最後也會影響大量的上班族或勞動者。

這種第二波的經濟災情會不會間接殺人？會，而且殺的更凶。我們由新聞媒體交叉檢索統計出，在 2005、2006 兩年間，因為卡債因素而自殺的有 172 人。在 2004 年之前，在同樣的新聞資料中，因債務自殺的報導只有個位數，但在卡債風暴之後就急速上升。2006 年總自殺人數高達 4,406 人，迄今仍是最高點（下表四）。但在自殺原因中並無債務項目，所以我們無法再做更多推論。

（資料來源：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五、脆弱族群與社會整體的期末考

經濟上的脆弱族群，我定義為「缺乏社會支持網絡、收入不穩定、有工作但收入減支出無餘裕」的這群人。有可能是單親媽媽、年輕學貸族、生活辛苦的上班族、底層的勞動者、年老的苦窮族等種種樣貌。

這個族群與一般印象中的「貧困者」還是有差異。貧困者在第一波的疫情就受到衝擊，更容易失去生命或健康。但這些經濟脆弱的族群，可能會透過現有的社會網絡和貸款來度過災情，極盡所能地拖一段時間。他／她們因為承受風險的能力有限，因此在社會條件沒有改善的情況下，掙扎失敗後就下滑成為貧困者。

對這個族群而言，真正的期末考才要開始。如果個人經濟情況沒有改善，或全球經濟景氣開始衰退，就有可能開啟前面所提到 2003 年 SARS 類似的第二波災情。他／她們會先經歷經濟上的掙扎期、借貸與逾期還款、焦慮與身心健康折磨、展開避債生涯，其社會網絡也會在這過程逐漸被破壞。

因此，我們必須觀察幾項重要的指標。包括失業率、消費貸款的擴大與否、逾期還款金額、申請消債案數、家庭負債變化。如果這幾項數據開始惡化，那麼在 1-2 年內，就會開始產生大量的負債人口，這些人也可能拖延到多年後才浮上水面處理，或者就此滑落。

依據 2003 年的經驗，假設第二波經濟災情發生，具體的發生時間比較可能在 2021-2023 年間。如果在第一時間沒有解決，這些人開始下滑或地下化後，問題拖延到 2030 年出現也是可見的。

那麼，我們可以做什麼？（雖然巷仔口社會學的讀者很少是脆弱族群）

同理而不是責備：因為貨幣網絡脆弱，或因貧困問題而產生債務的人在身邊多少都會出現。儘管有各種理由可以指責他／她們個人的理財不當、投資失利或個人能力不足。但理解發生的社會機制，比指責來得有建設性多了。有災難就會有災情，我們不能期待災情不會發生，更重要的是該如何預防與處理，盡力保全社會每個人基本的生存權利。
強化社會保護網：一個健康的社會，也應該有承接任何失敗者、弱勢者的韌性和能力。以往我們熟知的社會保護體系，包括家庭、社會網絡、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NPOs）等等。現在，也加入了相對應的法律體系。如「消費者債務清償條例」，已施行多年並具體產生成效。相對於 2003 年的未知狀態，台灣對於弱勢者的協助已經更健全，更多法律人加入這個行列。我們可以要求對這類民生案件，用更快速、簡單的流程處理，避免脆弱族群轉往地下經濟或避債生活。我們也可以呼籲法官，與其斤斤計較這些人發生災情的原因，或是計算每月收入和支出還剩下幾百元，不如啟動快速的審理流程，讓這些族群盡快回到壓力較低的生活軌道來。
提供資訊：如果我們能提供這些脆弱族群資訊，就有可能產生難以想像的巨大效果。如，債務可以「調解」、也可以「更生」或者「清算」，這些方法可以展延還款時間、保留生活所需，或者直接處理掉債務。直接服務的組織如「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這兩個組織都會無償的協助。如果碰到地下錢莊或是資產管理公司較強硬的手段，也可以試試看，總比被徹底痛宰好一點。有可能您提供了這個資訊，就解救了一個家庭或生命。

六、小結與社會學科普

社會學向來關注不平等（inequality），特別是形成不平等的各種社會機制（social mechanism），包含性別、種族、社經地位、年齡、地域或是其他結構性因素。就如同前面所提到，COVID-19 的病毒和疫情擴大，對於特定族群、性別及社會屬性的人們會造成更大的衝擊與傷害。

在這篇短文中，特別聚焦於經濟脆弱族群（economic vulnerable groups）與債務（debt）的關係。當疫情或大範圍的災害發生時，這群人可能幸運躲過第一波肺炎感染，但卻有極高機率受到第二波社會經濟災害的侵襲。大規模經濟景氣衰退、過度放款，以及缺乏適當法律調節機制的情況，將會使這些人從原有社經地位下滑到貧困者的生活情境。這不但折磨這些人，同時也形成其他社會問題，使社會整體付出更多的成本。

幸運的是，2020 年這波疫情，台灣已經有更好的社會體質。我們的疫情衝擊較小、消費信貸、違約與逾期繳款較少，並且有相對應的法律處理體系。但必須謹慎的是，如果全球疫情沒有停緩，造成體系性的衰退，那將會使大量脆弱族群往債務族移動。那麼，就必須盡力縮短法院審理時程，減少這些族群停滯在避債的折磨狀態。

這並不意謂債務都不用還，或是道德上就沒有任何責任，而是有能力還是必須盡力償還，但仍須保有生存的尊嚴。這情況就像有人感染 COVID-19 肺炎，我們不是去指責為什麼這些人不好好戴口罩、為什麼要出門、或者衛生習慣不好，然後拋棄她／他們。我們該做的是，包容與保護。這不僅是為了社會整體，同時自私來看也是為了自己。因為或許有一天，我們也可能成為那個脆弱者。那時，我們會有信心，不管發生什麼樣的困難，這道防線將會承接住我們。

Cover Image: Insead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