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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 [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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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成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中國人是兩個同性男人的子孫???好可怕的神話啊!】 資料來源:http://www.plurk.com/p/e595vo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70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不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民法規定,男子30歲、女子25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40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下定義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一樣?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好可怕啊!!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18歲女性與23歲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23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跟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50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的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報導一例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相親或媒人介紹,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59出生的人,20歲的時候就是1970~79年,也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不同年齡層,結婚雙方的認識方式】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也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如此而言,號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你們執政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些三流的道德論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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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女性的「火病」:我們所受到的壓迫,身體都知道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接觸「火病」 我住在韓國的時候,前後有過很多名女性室友。這些室友來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廿歲上下的大學生、從鄉下到首爾追逐星夢的高中畢業生、言行舉止中規中矩說話溫柔婉約的國小老師、三十多歲的單身職場人、碩博士班老學生、苦學英語想出國留學圓夢的女孩、還有年近四十苦苦準備公職考試多年的資深「考試生」(韓國人這樣稱呼全時間準備各項公職、升學考試的人)等等。 我們住在一起的幾個女生,每個星期都會聚在一起,吃飯、打掃家裡、閒聊、以及分享近來的生活。因為這些室友的緣故,常有機會聽到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業領域的女性們想法,近距離地參與她們的喜怒哀樂與生活。 其中有個小女生,離開故鄉古都全州來到首爾,在韓國頂尖的藝術名校弘益大學專攻韓國傳統繪畫。她讓我印象深刻之處,除了剛來首爾那陣子每天都因為想家而哭泣之外,還有她那多病的母親。我跟她同住了四年,從一開始,就常聽她提到母親身體狀況不好、常生病去看醫生的事情。我幾次追問她母親身體狀況以及病因,聽到的答案都很模糊,有時候是肩膀痛、腰痛,有時是頭痛,有時候則是沒有原因的身體虛弱,必須待在家裡靜臥休息等;然而,每次身體不舒服到醫院看病時,醫師卻又找不出病因。久而久之,我開始懷疑她母親是不是在「裝病」,一天到晚嚷著這裡痛那裡不舒服,想要藉此獲得大家的注意與同情。而我的態度,也從一開始的同情與擔心,開始感到有點不屑。然而,隨著對這位多病的母親認識越多,我開始對她那醫師診斷不出原因的各種「病痛」感到越多的同情與諒解。 這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室友母親,在廿歲出頭很年輕時就結了婚,婚後共生了二女一男,也就是我的室友姊妹與最小的弟弟。如同大多數韓國女性一樣,她結婚之後就留在家裡帶小孩作家事,老公也跟多數韓國男人一樣忙於工作,很少待在家裡。現在兒女都長大了,她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想想看,廿歲出頭就結婚當了媽媽,當她的小孩都上大學離開家裡時,她才四十多歲,正值壯年。過去作為生活重心的兒女都長大離家,她也開始想出去找個工作,一圓自己成為職場人的未竟夢想。然而,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學歷不高,過去完全沒有職場工作經驗,待在家裡這麼漫長卻看似「空白」的人生,完全無法替她加分。更何況,韓國目前的就業市場嚴峻,連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了,更別說是這樣一個過去生活裡只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經驗的中年婦人。 一片空白的社會經歷、被家人遺留在後方的孤單、以及渴望進入社會職業網絡卻被排除在外的挫折沮喪,種種不如意加總起來,讓她老是覺得頭痛、身體痠痛、還有各種無以名狀的身體不快感。後來我才知道,在韓國有種特別的身心性疾病叫作「火病」,這種「火病」非常常見,特別是發生在中、老年婦女身上,也就是那些所謂的「阿珠媽」們 (韓國人稱呼已婚、上了年紀女性的稱呼)。有個韓國朋友說,包含他自己的母親在內,幾乎他認識的每個阿珠媽都有這種病,很少聽過沒得過「火病」的。   火病的來由 「火病」的「火」,與「憤怒」的情緒有關。當人們接受到外界的壓力(stress)時,隨著文化情境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反應。有個研究訪問了約七千名的男女病患,比較不同國家的人們接受到外來的壓力之時會有甚麼樣的反應與情緒。大部分人的反應是憂鬱或不安等情緒,然而韓國人遭受到壓力時最常有的情緒卻是「憤怒」,也就是「身體發熱」、「發火」等情緒反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症狀,常見的包括肌肉疼痛、消化障礙、關節炎、頭痛、頭暈、全身無力、生理痛、臉潮紅、呼吸困難、失眠等,有些人會感覺到心臟咚咚跳得很用力。 「火病」的患者男女皆有,然而卻以女性為多數,這跟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性別不平等有關。傳統家父長制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限制、婆媳間的矛盾衝突、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壓迫等,帶給女性許多的壓力。然而,文化上卻又強調對這些壓迫與壓力的隱忍是美德,長久下來,造成許多女性強烈的「恨」的情緒。 婆媳問題是造成韓國已婚女性主要的壓力源之一。圖片來源:https://goo.gl/NTo57q   韓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了許多的歧視與壓力。如果到了適婚年齡沒結婚,會面臨很大的社會壓力與歧視;即使結了婚,壓力與歧視也不會因此而消失,因為不管年紀大或小,也不論教育程度或專業能力如何,女性只要結了婚,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大家口中的「阿珠媽」,而韓國人講到「阿珠媽」時,多少都帶有明顯的歧視。結了婚成為大家口中的「阿珠媽」後,女人通常很快地懷孕生子,成為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的全職家庭主婦,生活中只剩下家事、孩子跟尿布、還有奉養照顧公婆等責任義務,而因為老公工作太忙,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   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圖片來源:https://goo.gl/rDGmlz   那麼,不要待在家裡當專職主婦,找個工作改當職業婦女如何?很遺憾,韓國女性在這方面的選擇並不多。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調查發表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顯示,韓國是在性別平等表現墊底的國家。韓國女性在教育機會上與衛生福利這二方面得到的待遇相對平等,然而,經濟地位差距,以及政治參與機會差距,才是造成韓國性別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韓國女性參與勞動的機會低、進入管理階層的機會極低、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現象非常普遍,也大幅拉大了性別之間的經濟地位差距。在各項女性經濟地位的指標中,韓國幾乎都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裡表現最差的國家。   韓國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Gender Gap Index)報告裡的各項指數。 資料來源: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女性遭受到的不平等在從學校畢業、進入職場之後越趨明顯。剛進入職場時,也許性別的差異沒有這麼巨大,然而等到年齡漸長,性別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男性被拔擢為管理職的機會遠多於女性,而即便是在同樣的職位上,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意味著薪資的差異會隨著年資逐漸拉大。 大部分的韓國女性在30歲左右進入婚姻,接下來的育兒生活迫使許多女性必須離開職場。就算有女性想要繼續留在職場上工作,大部分也只能找到兼職(非正規職)的工作,一方面因為家庭裡大部分的責任落在女性身上,像是育兒、家事、以及照顧長者等的諸多責任,讓女性很難從事正職的工作;另一方面,就算已婚女性想要從事正職的工作,事業主也不見得願意提供。因此,家務的負擔以及社會期待所帶來的龐大壓力,使大部分已婚韓國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那些有穩定收入、升遷與福利的正規職,轉向低薪、不穩定、沒有保障的兼職工作。 已婚女性很難找到正職工作的原因,是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幾個幻想出來的基礎上。以父權為主的社會,假設每個女人都找得到一個好男人結婚,白頭到老;那些已婚男人都有能力找得到一個待遇不錯的正職工作來養家活口,所以女人基本上應該待在家裡從事沒有報酬的家務工作,而且要滿足於這樣以家人為中心的人生。就算女人想出去工作,父權社會假設女人頂多只是需要賺點零用錢供自己花用,因此不需要給與正職工作,只要兼兼差就可以了。 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結婚,也不見得能找到適合的、負責任的伴侶;而在失業率極高的情況下,已婚男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正職;而就算男人有正職,薪資也不見得足夠滿足家裡的需求。有時候不幸碰上伴侶早逝或失婚,女人仍然必須靠自己的雙手賺錢養家。除此之外,就像許多男性一樣,有時女性進入職場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經濟因素,工作上所帶來的自我成就感、自我成長的機會、與職場上所能建立的人際關係,也都是重要的原因。即便如此,韓國已婚女性想要重新進入職場,仍然有著重重巨大的障礙。 201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韓國女性在三十歲以後大半必須離開職場(黑色為男性、紅色為女性)。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jiyeonkang.egloos.com   女性被期待結婚、生子、進入家庭,中斷自己的事業、放棄自己原來的理想,負擔起所有家事與育兒的重擔,還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與不滿。但事實上,無止盡又不平等的家事重擔,很難不點起女性胸中的那把熊熊怒火。面對這些不平等的歧視待遇,平常被限制在瑣瑣碎碎的家務事裡、生活圍繞著老公家人團團轉、被看做甚麼都不懂的阿珠媽們,即使不甘願繼續這樣被剝削、被歧視,在現實生活與強大的社會壓迫下,也很難真正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像我室友的母親一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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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一、高雄氣爆後被改變的日常生活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勞工密集度高的苓雅區與前鎮區發生丙烯外洩的連環石化氣體爆炸,頓時街道陷落成長溝。災難發生後,這一區的「日常生活」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此種「非日常」包含日常生活與秩序的斷裂,一種被剝奪的「例外狀態」。距離氣爆至今已經兩年半,道路重建、屋損賠償、罹難賠償、重傷賠償已經部份完成,然而對於罹難家庭與重傷家庭來說,身體創傷、情感創傷、社區毀損持續重建當中,且災難的遺緒仍持續。 圖1,前鎮區氣爆區附近的住宅,幾位租車業災民在房屋受損後,將工作地點搬遷至此。 過去兩年來,走訪了高雄前鎮區竹東里、竹西里、苓雅區林榮里、福東里、鳳山區、鳥崧區等不同地區的受災民眾,訪談「高雄氣爆自救會」、「氣爆租車業自救會」、竹東里竹西里、林榮里、福東里居民、氣爆重傷者、罹難者家屬、環境NGO組織、外籍看護工、因公重傷者等居民。當媒體與大眾的記憶力早已轉移到其他的事件中,我在走訪氣爆災區與災民的訪談中,依然看到今日的生活如何成為災難的遺緒。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採訪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難者提到,即使沙林事件施放沙林毒氣的林泰男被逮捕時,人生並不會因此復原到災難前的狀態:「這些人並不會因為林泰男的被捕而恢復原有的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所喪失的東西,幾乎已經不可能復原了。」(村上春樹,賴明珠譯,1998:168)。同樣的,經歷高雄氣爆之後家屬罹難、中傷癱瘓者,日常生活也難以恢復原有的秩序。本文將以一位氣爆後癱瘓的重傷者小雨,陳述災難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災難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 小雨現為28歲女性,原出生於小琉球,後移居台中工作,氣爆前兩年移居到高雄,氣爆後下半身完全損傷而癱瘓。小雨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現年五十多歲,以台語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不擅長使用中文對談,而小雨的父親原本開鞋模工廠,因為經營不善工廠倒閉而負債,之後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因此由母親一人在台灣帶三位小孩,在家中車衣服賺錢維生。身為老大的小雨,自己與妹妹弟弟都需要學費等開銷,小雨看見家中的經濟需求希望自己不要給家裡帶來負擔,因此不想繼續讀書想早一點工作減輕家裡負擔,於是從國中開始便半工半讀拼命打工,變成她自己口中的「工作狂」。讀高中之後,開始在工廠做洗床、沖床、車床、做套筒、模具、做包裝等工作。這些俗稱的「黑手」工作,不但工作時全身都是黑油也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 氣爆發生前幾年,小雨父親因為回小琉球釣魚意外喪生,小雨回南部辦完父親的後事,回去工作卻不能專心,被機台夾到而受傷,加上當時媽媽身體不好,弟弟在當兵,妹妹在讀大學,小雨便辭掉工廠車床的工作,在氣爆前一兩年搬來高雄租房子住並照顧家人。氣爆前沒多久,小雨的堂姊工作的海產店需要人手,希望小雨過去幫她。因此小雨一邊進行仲介的工作,一邊到海產店做時薪的工作,白天仲介有case就去跑,雙份工作維持半年多,直到氣爆當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氣爆被炸傷,小雨自嘲她的人生從此停止「工作狂」這個封號了。 氣爆前,小雨母親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但氣爆後為了照顧小雨,加上小雨妹妹2015年生了一個小孩,都由媽媽照顧,所以小雨母親辭去工作也失去收入。由現年五十多歲的母親照顧小雨,除了因為經濟考量之外,家中亦無空間可以挪給照顧者而無法聘請照服員。小雨說「我媽媽50歲了,身體沒有很好,有長期的頭痛。所以我覺得在家工作比較好,而且這樣我比較能照顧自己的身體。」(田野筆記,2016)   二、不均等的風險社會 如何解釋與理解小雨的災難經驗中的處境?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學的分化使得有條件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的洪流,風險成為無法從外在掌握的危險處境。氣爆後一個月,周桂田便主編出版了《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一書,指出從風險社會的定義來看,高雄氣爆確實是一場無法掌控、高度分工細緻化之下出現的風險社會。「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包括社會分化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所形成的風險文明化問題。」(周桂田,2014:24)。上述小雨的經驗,是因為下班時間導致這一場災難,可以看到風險社會是一場無法掌控的風險,然而風險不是一場偶發事件,會便隨著勞動位置、勞動時間而增加風險的可能性。此外,亦看到災難遺緒會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後災難生活。 災難發生時,誰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呢?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災難對身障、老 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義。Maureen Fordham在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提出災難風險高的族群包含貧窮、低收入的女性、無家可歸或住在難民營的女性、年長女性、有認知或身體障礙的女性、必須持家的女性、年老的寡婦、原住民女性、新移民人口、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從屬階級的女性、社會隔離的女性、需要照顧多位依賴者的女性、避難所的女性、被騷擾或虐待的女性、獨居女性、有慢性病的女性、營養不良的女性。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在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一書舉卡崔娜風災的例子,指出不同社會位置,如:貧窮女性、單身女性、老年女性、懷孕女性會有不同的災難經驗。在卡崔娜風災的研究中,也指出帶著小孩的照顧者、黑人與非裔女性、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工人階級的窮人在災難中的受災程度會較高,亦即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弱勢容易成為災難難民。舉例來說,當水災發生時,因為女性在性別角色養成的過程,未學習游泳,因此溺水的比例較高,此外,貧窮也會導致撤離時的困難,甚至在災難期間,女性必須一邊承擔照顧工作,從災難地區撤離時,經常必須帶著老人、小孩一起撤離,使得罹難風險加高。高雄氣爆發生在勞工階級密度較高的前鎮區與苓雅區交界處,房屋損壞、身體受傷者,大多為租車業、洗車業、加工區的勞工階級。小雨來自勞工家庭,在氣爆當天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路上,因為工作至深夜歸家途中遇到氣爆被炸傷,災難時間與災難地點,都有勞動意義。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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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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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彩虹映亮天空:台灣社會學會婚姻平權連署

連署訴求:         基於社會學者的專業知識及公民關懷,我們支持台灣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以平等對待同性、異性婚姻的精神修正民法972條。我們的理由如下: 一、社會學研究指出,婚姻制度並沒有普世或永恆的形式,總是因應歷史與社會條件而變動,例如美國原本不合法的跨種族婚姻在1967年 由高等法院認可,以及我國自九零年代開始陸續修訂民法親屬篇以保障婦女在婚姻中的權益。適時適地修正婚姻制度,才能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皆應平等的精神,並使親密關係更加和諧。 二、社會學知識主張,社會全體都應該尊重多元的性氣質、性傾向、性認同,也應該尊重所有人的伴侶選擇、婚姻生活。台灣向以人權民主為榮,更不應剝奪同性戀族群的結婚與成家之自由,也不應在制度上排除或區隔而造成歧視或汙名。 三、社會學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同意的比率遠高於反對者,而且逐步增加。這份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抽樣與面訪程序嚴謹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長期追蹤台灣民眾的態度變化,在明確表達意見的民眾中,1991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分別是20%:80%,到了2015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則成為59%:41%,而且高等學歷、年輕族群的支持率更高超過八成,顯示修正民法才能符應未來世代的社會期待。 四、國外社會學研究發現,親職關係穩定的同性伴侶家庭所養育的子女,相對於同樣條件的異性伴侶家庭子女,在學業成績、認知能力、心理健康、性向發展上均無顯著差異。美國社會學會更在201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遞交「法庭之友」諮議書確認上述共識 ,因此透過法律制度認可多元家庭,不僅無損兒童權益,更能增進社會包容平等、提高家庭的照顧品質。 五、我們依據社會學者的良知,對於近期同性婚政策的論爭中,屢屢出現缺乏科學根據、詆毀多元家庭的言論,感到十分憂心。台灣社會對於人權保障的成就深受國際肯定,多元性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保障,也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身為台灣社會學會的一員,誠懇呼籲執政當局與立法委員,在這一歷史時刻勇於承擔政治責任,讓人權的彩虹映亮台灣的天空。 連署網站: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612200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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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人說「老祖父」的秘方?談女性與另類醫療

范代希/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你(妳)身邊也有這樣的一群女性嗎?她們可能平時就有固定練瑜珈的習慣,上班疲累的時候她們會找人按摩疏通經絡;經期不順的時候會選擇找中醫調養;幾滴精油是她們泡澡時最佳的夥伴;她們隨時攜帶急救花精,當孩子受到驚嚇時馬上滴幾滴。當孩子生病時,不急著看西醫,先依照孩子症狀給幾粒小糖球。 也有一群更年長的女性,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練氣功,各種維他命與保健食品不離手;老伴筋骨痠痛時會幫忙刮痧拔罐;小孫子怎麼也睡不過夜時,立刻想到帶去廟裡收收驚;家裡的抽屜裡更有各種萬金油、活絡油等家庭常備良藥。 現實生活中,女性使用另類醫療的種類與樣貌遠比上述多元,這篇文章只能就筆者所經驗與觀察到的作初步的分享。 只有女性使用另類醫療嗎?當然不是,在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與全人風潮(Holistic Approach)的席捲下,另類醫療的使用早已經成為跨國界、跨族群、跨性別、跨年齡層、跨階級的「世界級」運動。只是,相對於男性,女性通常都是另類醫療最大宗與最主要的使用者(與診療者)。台灣相對缺乏針對性別與另類醫療的大型研究。但一項2006年的全國抽樣調查亦指出,女性、高教育與高收入者使用另類醫療比率較高(林寬佳等 2006)。到底女性[1]與另類醫療之間到底有什麼特別的連結? 老祖母的生活與食療祕方 圖片來源: http://www.amazon.com 男人用左腦,女性用雙腦 一位法國另類醫療的醫生,曾經給我這個答案:「男人習慣用左腦(理性與邏輯性)思考,不知如何用右腦(情緒情感),女人可以使用雙腦。男病患對於機制沒那麼清楚的療法會有所質疑,他們需要知道因果邏輯,他們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才會相信。」 這個答案非常有趣,也剛好連結到另類療法的定義。另類療法真正的學名叫做輔助與替代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顧名思義,「輔助」與「替代」正統的療法。其實,無法使用主流生物醫學的方法去分析其機制並且驗證其療效的療法與醫療論述就常常被歸類為CAM。因此,當今除了西醫以外的療法都可能被歸類為CAM的範疇。 可是這個「主流」與「另類」的分類是絕對的嗎?無法以生物醫學的方法來分析與理解的療癒方式就是非正統而不值得採信的嗎?當然不是。首先,我們知道這個所謂的主流與另類/補充的分類是流動而且是相對性的。以近年非常流行的正念減壓(Mindfulness)為例,這是一套結合東方禪修與西方科學的療法。禪修與生物醫學在理念與方法上大相逕庭,但東方的禪修卻在與科學研究結合之後成功打入歐美社會並且進入主流醫學體系。所以我們應該把它歸類成主流還是另類? 此外,以中醫來說,它的歷史與淵源遠長於西醫,在華人社會也有也有非常穩固的文化權威,在台灣形成與西醫鼎立的局面。一個具備專業性,文化權威,且深受民眾信賴擁戴的療癒體系,是否應該被歸類為CAM呢? 雖然CAM的定義以及主流/另類的分野及其背後隱含的意涵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CAM在未來的健康照護與醫療體系中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對CAM的愛用者而言,他們的觀點可能早已從「沒有科學實證的療癒方式是否可信」過渡到「現在的科學或許還沒有發達到可以完全理解這種療癒方式。」 回到法國醫生的觀點:男性只重理性,女性情理並重,因此比較不容易被另類療法的機制效用不明所困?這個說法呈現了性別刻板化的圖像,這種「性別是否天生」的論述仍然有很多的爭議,我們也無從證實這類的說法。但依照社會學的觀點,我們傾向認為後天社會化的因素比先天佔了更重要的影響力。以下我將從幾個觀點來討論女性與CAM的關係: 一、非關健康,生命歷程與文化形塑求醫行為 首先,我們先從男性與女性的求醫行為來看,女性不論中西醫的門診次數、CAM的使用與自行服藥的比率都普遍高於男性。難道女性求醫次數多純粹是因為健康狀況較差? 其實,女性的門診次數本來就會因為懷孕生產等生理現象而增加。同時,女性因為壽命較長,受到慢性病與退化性疾病影響的機率更高(劉仲冬 1998),因此需要更多醫療上的關注。性別社會化的因素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文化當中,女性相對較被「容許」去感受甚至去表達自己的脆弱與需求,因此在身體微恙時也比較願意求助;而男性從小卻常常被教導「寧可流血不流淚」,久而久之他們對自己的情緒與身體感受的敏感度下降,也更吝於求助。 男性雖然「自覺」健康狀況較佳,但並不代表他們的身體健康較佳。研究指出,男性平均門診次數低,但急診次數,住院比率、住院花費和平均門診費用卻很高(黃惠如 2010)。所以男性不是不生病,而是往往「等到事情大條之後才看病」。因此,我們可以初步推論,女性似乎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更警覺也更重視保養,而男性或許基於陽剛特質的文化潛規則,他們傾向於忽視自己的身體警訊或延遲就醫。所以,從求醫行為來看,男性可能亦較不熱衷尋求CAM,並不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 但是研究也發現,女性並不是盲目地尋求另類醫療,CAM的使用從某種程度來說表達了女性對生物醫學父權體系傾向的挑戰。 對男性陽剛特質的過度推崇對男性健康可能是一種危害 圖片來源:Jonathan McIntosh(CC) 二、女性對醫病關係與醫療的需求反映在CAM的使用上 有一篇西方的研究談到CAM與生物醫學的差別時提到,CAM常被定位成較為柔性的,甚至是在經驗的層次上較為女性化(feminized)的療癒方式;生物醫學則常被定義成比較硬的(hard),科學與父權(patriarchal)取向的(Keshet et al. 2014)。 這個比喻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是抽象而難以理解的,軟的硬的和CAM的使用有什麼關係?我的解讀是,CAM提供女性一些至關重要,但在主流醫學中時常被忽略或難以獲得的東西。比如說,一位女性因為這裡痛,那裡酸,睡眠品質不佳而求醫(女性因為荷爾蒙與生理結構的關係,可能有比較多承受疼痛的機會)。西醫器質性的檢查結果可能沒有異常,因此被認為是心理或壓力問題。過去這樣的女性甚至可能直接被貼上一個「歇斯底里」的標籤。醫生的確盡了他的責任,即便如此那位女病人的不適對她而言依然是真實而無法被處理的。 也許她會再去找下一個西醫,抑或帶著她的問題去求助CAM(也許是順勢醫生、凱羅《chiropractic》治療師、或者是一位顱薦椎治療師等)。和西醫不同,CAM的診間一般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也沒有虎視眈眈等在旁邊的下一號病人,醫生或治療師可以花很長的時間去詢問而且爬梳她最近的身心狀況與生活型態。光是這個分享與溝通的過程,很多時候就足以滿足人(尤其是女性)被聆聽、被支持與被理解的需求。接下來,有些療程會有身體上的撫觸(如脊療、顱薦椎與按摩),觸碰也能夠釋放身體的部分壓力。有些療法最後還會開一些溫和的處方,由於CAM的處方大多強調是天然草本效用溫和,因此比較不會有副作用的焦慮。 我們不能確定那位女病人的疼痛是否真能夠透過CAM的療程而消失。但我能想像的是,CAM對女性的吸引力來自於它的論述是相對生活化或玄妙的(而非艱澀的醫學理論),強調經驗性的(可以立即體驗),治療師與病人有更多互動(建立在人的關係而非冰冷的儀器或數據),病人與家屬能參與較多的醫療決策(而不是醫生說了算)。因此,每個女性獨特的需求與觀點,有更多的機會被聆聽與支持。最重要的是,CAM總是給人希望,讓人相信(吃了保健食品)永遠都有回春的可能,再困難的病都有可能透過某種方式而有痊癒的希望。這些「人性化」以及「以人為本」的特質對於重視人我關係的質地,期待被同理的女性而言應該是更有吸引力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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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

葉高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日前,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布一項民調數字,指出同性婚姻的贊成方與反對方旗鼓相當。他進一步解讀:由於共識是零,通過的話會撕裂臺灣社會。陳美華與吳秋園針對其民調解讀,提出強烈質疑。面對質疑,游盈隆又發表〈關於當前同性婚姻的社會共識〉一文,為自己辯護。游盈隆先生的辯駁文章,呈現出來的問題,恐怕比釐清的問題更多。 ◎誤導式的提問與數據解讀偏差 首先,游盈隆的問卷題目是這樣問的:「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同志婚姻合法化』?」對於「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個提示具有誘導性的質疑,游盈隆回應:這句話是客觀描述社會現狀,沒有任何誘導。沒錯,這句話是事實。但是,「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支持」也是事實。為什麼游盈隆選擇性提示前一個事實,卻隱匿後一個事實呢?這樣不算誘導,什麼才是誘導? 中研院的「臺灣社會變遷調查」則是這樣問的:「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的說法:同性戀的人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我想,沒修過調查方法的人也看得出來,哪一種問法比較中立。 雖然中研院的調查顯示2015年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已達59%,游盈隆說那事過境遷了,不能反映當前民意。顯然,游盈隆只看到單一時間點的民意,看不到民意變遷的趨勢。中研院的調查顯示,贊成同性婚姻的民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愈年輕的世代愈支持。隨著世代交替,贊成同婚的比例只會愈來愈高,不會事過境遷。 游盈隆強調,他們從未介入挺同/反同的爭議,而是要「呈現真實的台灣民意」。不過,當他對民調數據做出進一步解讀時,就不再只是呈現民意而已。如果說,「由於一半民眾反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按照同樣的邏輯,「由於一半民眾支持,不通過的話會撕裂社會」。為什麼游盈隆做出前面的解讀,而不是後面的解讀呢?顯然,他是站在反對方的框架解讀數據。 ◎人權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更重要的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應交由民意決定。大家可以參考以下美國針對黑白通婚的民意調查統計變化。 圖一: 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針對黑白通婚的歷年調查變化圖 註:紅線:支持黑白通婚;藍線:反對;綠線:沒意見 1967年,超過七成的美國民眾反對黑人與白人結婚。按照游盈隆的三分之二標準,反對黑白通婚是社會共識了吧。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不符社會共識的判決:「結婚是基本人權,禁止跨種族婚姻的法律違反平等原則」。直到1991年,贊成黑白通婚的民意才超過反對方;2003年,贊成方超越三分之二。難道,黑白通婚合法化要等到2003年才「時機成熟」?顯然不是。基本人權的保障必須走在民意前面。 1986年,一群勇敢的人冒險成立以「進步」為名的政黨。當時許多人發布數據,指出大多數民眾認為沒有必要成立新的政黨,藉以勸進當權者鎮壓。幸好,當權者認清未來趨勢,沒有跟隨民意採取鎮壓措施。30年後,這個號稱「進步」的政黨也成了當權者。究竟,他們會為了保障基本人權走在民意的前面,還是隨波逐流,歷史也會留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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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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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命,在異性戀霸權下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何謂歧視?就是認為自己的命比別人更值得活下來。 被歧視的人並沒有做什麼事情,只是擁有權力的歧視者,選取任意的某種社會特徵加以標籤,歧視者利用這個標籤,用盡一切手段來保持自己自己的特權,並且不讓別人活命。 是的,我說的是「活命」,因為社會制度存在的歧視,使得許多人無法活命。   【1930年代的美國社會,為了守護白人的下一代,私刑處死黑人】  ◎性別的歧視 大家可能無法相信,在家暴法通過之前的台灣,男性是可以如何粗暴地對待女性。我沒有見過面的姑姑,十幾歲就嫁人了,出嫁之後,經常遭受家暴,有一次傷痕累累地回到娘家,說要離婚,但是我阿公說,你嫁人後再回來後頭厝,人家會看笑話,雖然不忍心,還是要她回去,過了不久,沒有生兒育女的她,就傳來死亡的消息。 那個是1950年代的故事,父權體制底下的性別歧視,讓我的姑姑無法活命。進入1970年代中期,有一位高教育的女性,走入我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問「要如何才能夠不被虐待她的老公離掉」。她說,她的老公認識一位小三,因此想盡辦法要跟她離婚,特別是用暴力手段。而這位太太在婚後就辭去工作,帶著幾個小孩,都還沒成人,所以她沒辦法自己獨立生活。她說,有一次她老公發了狠,直接抓住她的左手下半臂,就如折斷筷子那樣,折斷她的手臂。 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歧視,讓這兩個女人都困難活命。 ◎種族的歧視 當漢人政府把核廢料,以欺瞞的方式,放到蘭嶼達悟族的土地上,這個政策與作法也說明了,政策制定者認為原住民的命,不如漢人重要,所以有害的放射物質可以丟到那個無力抵抗漢人國家的地方,而不需要問當地人的意見。種族歧視,讓當地原住民無法活命。  種族歧視的巔峰之作,當然是希特勒的納粹屠殺猶太人。誰應該被送進去集中營加以毀滅呢?誰可以繼續存活下來呢?判定的標準就是:沒有價值、不值得活下來的人,包含同志、猶太人、身心障礙者、老人、、、。  以下的一張圖片,是一位德國人跟猶太女性有婚外情,被掛上狗牌遊街示眾,上面寫著「我是污染種族的人」(Ich bin ein Rasseschänder)。在納粹的宣傳下,德意志亞利安民族是最強大、優秀的人種,猶太人則是骯髒、齷齪的,會污染純淨的種族。這個論調,跟最近看到萌萌猛傳的「同志婚姻會帶來可怕的社會崩盤」,如出一轍,例如我收到的LINE訊息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修改法規,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運用同樣的造句法,德國納粹會這麼寫:「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反對猶太人,不是不接納這樣的人,而是,不可以為了同情尊重少數人,而瓦解了有史以來人類的人倫次序及規則。」 【納粹德國時代,因為跟猶太女人有染而遭遊街示眾】  歧視讓幾百萬的猶太人喪命,也同時殺害許多同志。一位住在法國鄉下的男同志Seel,在德國納粹佔領該地區後,被送進Schirmeck集中營,某日早上,納粹召集眾人,準備公開處決某個人,被帶出來的,竟然是他的18歲同志情人。納粹脫光他情人的衣服,在他頭上戴上鐵頭罩,反覆猛烈敲擊他的頭,接著放出幾隻訓練有素的牧羊犬撲上去,將他撕裂咬死。  ◎性傾向的歧視 最近反同基督徒經常出現的一種論調就是:少數同性戀的人,霸凌、歧視多數異性戀的人。那麼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是否有異性戀者,因為受到同志的歧視而自殺呢?跪在立法院前面的這些號稱充滿愛心的基督徒,你們有被同性戀者歧視過嗎?周遭有人因為如此而無法活命的嗎?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同班同學,出國念完博士回國後,就埋頭在無窮止盡的工作中。他心中藏著的一個秘密,從來沒有跟人談過,甚至可以說,這個秘密已經造成他日常生活上的無限恐慌。為了掩飾自己的同志傾向,他曾經交過女朋友,假裝喜歡AV女優片。但是這樣子的雙面生活太痛苦了,有一天,他獨自開著車子,開進了高屏溪的河床,在車子裡頭坐了一天,考慮是否就此沈入水中。可惜,他沒有辦法活命到看見同志婚姻法律修改的一天。 另外一個學妹,她說她從國中起,就跟同校的同班同學交往,這個女同學非常man,很受同學的歡迎。她說,她的女伴在國中非常好動、會捉弄人、大聲吵架,但有時候就搞自閉,自己一個躲在操場仰望藍天,不准別人接近。後來這位女同學因為家境關係,去唸了職業學校,兩個人的感情也是on-off-on-off,中間對方還鬧過幾次自殺。一直到我學妹已經28歲的時候,決定要做個了斷,問她是否還要在一起,否則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學妹抱怨,每次要碰觸她的身體的時候,對方就找許多理由不讓她碰觸私處。到通牒決定談判的那一天,對方才把隱藏在心中將近三十年的秘密說出來:其實她有男性的生殖器官。 異性戀霸權的歧視壓迫,造成了多少人喪命呢?20年前的兩位北一女女生戀情,不見容於社會而選擇燒炭自殺,屏東的葉永鋕因為性別氣質不符合異性戀霸權的規訓而身亡,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詳細記錄了每天活在異性戀霸權陰影下的生活,最後也選擇了自殺,這些都是歧視造成很多同志無法活命下來的故事。  ◎放任異性戀霸權繼續殺人 美國麻薩諸塞州在2005年對學生做過一個調查,想了解非異性戀的學生(gay,lesbian,bisexual,簡稱GLB)他們面臨的風險。底下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非異性戀學生,試圖想要自殺,但是其他類別的學生,只有5.7%。佔優勢位置的異性戀者們,應該完全無法體會那種每天面對恐懼、被霸凌的壓力。在一個充滿暴力(包括肉體的與精神的)環境活命下來,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很殘酷的生命歷程。許多同志說,能夠活到這個年紀,真的是奇蹟!(參考高穎超的文章:給生命邊緣的年輕同志)!  【2005年美國麻州調查非異性戀學生遭遇的風險】  柯文哲說: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範圍,對於同性婚姻,他沒意見,但若同性戀進入學校教材就要討論了,「因為侵犯到反對者的自由」。他作為一個異性戀的優勢者,從不曾質疑為何人們自出生以來就被各種歌頌異性戀一夫一妻是如何正常、如何的自然、何其偉大的各類文化產品、媒體宣傳以及國家體制所淹没?他完全無視同志學生在這種獨尊異性戀的體制中,所遭受的壓迫與折磨。在美國社會,對於同志婚姻都已經比較容忍了,但是學校的調查都呈現非異性戀的學生必須面對相當高的風險,那麼台灣的情況,不透過教育來改變歧視,那麼就是繼續放任殺人。 是的,社會上,已經多少人因為歧視而喪命了,繼續維持目前的異性戀霸權歧視,也就是容忍這個社會繼續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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