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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比男性更信仰宗教嗎?為什麼?

范綱華/東吳大學社會系   女性更熱衷宗教嗎? 綜觀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世界主要傳統宗教,我們發現,不管在經典教義、教團權力結構、或者宗教日常生活的實踐規約中,女性通常都處於較低的地位;儘管如此,女性卻似乎比男性更熱切於投身宗教信仰。美國的Gallup調查早在1930年代就顯示,女性通常比男性的宗教信仰更堅定、更會規律參加宗教儀式、也更熱切參與教會事務;而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類似的情形不僅發生在美國,也出現在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美國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6年發表的跨國調查報告指出,一般而言,女性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得比男性更為虔誠。全球約有83.4%的女性有宗教信仰,而男性具信仰宗教者的比例則約79.9%,比女性低了3.5%;女性比男性更會每日祈禱,有更高的比例認為宗教對自己很重要。由於類似的觀察結果經常在各調查中出現,有學者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會虔誠信仰宗教,是跨文化的普遍現象。 但真的是如此嗎?上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中也發現,雖然在基督宗教社會裡,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較男性高,但在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為主要信仰的社會中,男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卻比女性高。另外有些研究進而發現女性與男性在宗教信念、儀式參與、祈禱靈修等不同的宗教參與面向上的差距並不一致,顯示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仍可能因為宗教的類別或參與面向而有不同。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在基督宗教社會裡,女性參與宗教儀式的頻率較男性高。 圖片來源:FT中文網,https://goo.gl/2AVdQV。   社會變遷調查中的女性宗教圖像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4年曾經提出一份宗教與公眾生活計畫報告,指出台灣的宗教多樣性指數排名全球第二,與多半以基督宗教為單一大宗信仰的歐美社會不同,因此,台灣社會中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情況可能也與西方社會有異。以下我們就以最近幾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結果,看看台灣社會的男性與女性在宗教信仰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首先,2014年的調查顯示,有91.3%的台灣女性說自己有宗教信仰,而男性具宗教信仰的比例則是88.0%,兩者相差3.3%,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跟全球調查的比例也算接近。但是,如果將各種宗教群體分開來看,情況則有不同。從表1可以見到,雖然各宗教群體內的性別比例多少都有差異,但真正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的,(除了「無宗教信仰者」這個群體之外)其實只有基督宗教(包含基督教與天主教)與道教。其中,基督徒女性比例高過男性,而道教則是男性比例高過女性,顯示「女高男低」的信仰比例並非跨文化的普遍現象,甚至有的宗教群體內女性比例低於男性。另外,調查資料也顯示,雖然台灣女性比男性更常祈禱,但並沒有更常去寺廟、神壇、教會等宗教場所;顯示女性並非在各項宗教活動上參與的程度都高於男性。 表1 台灣社會各宗教群體內的性別比例(2014年)   解釋女性投入宗教的原因 談到這裡,我們知道「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高於男性」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普遍現象,至少在台灣,性別之間的差異會隨著信仰何種宗教、從事何種宗教活動而呈現不同模式。但是,如果就整體而言,僅僅檢視「有無宗教信仰」這個情況,確實可以發現,和世界上多數的社會一樣,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確實比男性高。那麼,為什麼通常女性會比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呢?西方的社會學者經常提出兩種理論解釋:(1)結構位置假設:女性就業率低,較有時間信仰宗教,而因為無法就業而欠缺的成就感,也可以靠參與宗教活動來補足;(2)風險規避假設:女性比較不敢冒險,所以不願意冒著可能下地獄的風險而不信宗教。以下本文就根據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看看這些假設是否可以解釋台灣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的現象。 (一)結構位置假設:此派學者認為,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比男性高,是和女性較低的勞動市場參與率有關。也就是說,由於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工作時數一般比男性短,因此有更多時間投入宗教事務。另外,由於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低,比較難有機會經由工作獲得成就感和同儕歸屬感,因此,女性傾向以參與宗教事務來獲得這些社會心理報償。支持此主張的學者預測,隨著性別平權的進展,社會中女性與男性的勞動參與率差距將日益縮減,宗教參與的性別差異也會逐漸淡化,最後終會消失。如果這樣的解釋符合台灣的現實,那我們應該可以在統計資料中見到下列三種情況:(1)無就業的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會比有就業的女性高;(2)在同樣有就業(或沒有就業)的人當中,女性和男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沒有差異;(3)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上升,女性和男性信仰宗教比例的差距會縮減。本文根據台灣社會變遷2014年的調查資料做了以下的表和圖,來檢驗這些情預測是否出現。 表2 各種就業情況下,台灣社會不同性別的宗教參與比例(2014年) 圖1 台灣社會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1994~2014年) 從表2裡可以清楚看到:女性不管是沒有工作、兼職工作、或者是有全職工作,信仰宗教的比例都在91%左右,沒有顯著變化,可見女性信仰宗教的傾向,並沒有因為參與勞動市場而降低,不符合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期。再者,雖然在表2中,兼職工作者與全職工作者信仰宗教的比例沒有呈現出顯著的性別差異,看起來似乎符合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測,但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在沒有工作的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仍顯著高於男性;同時,沒有工作的男性信仰宗教的比例反而低於有兼職或全職工作的男性,這與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預測(有工作者的宗教信仰比例會較低)恰好相反。因此,若將表2呈現的各項資訊合併解讀,結果會是:就業情況與女性的宗教信仰傾向沒有顯著關連,但是有就業的男性會比沒有就業的男性更傾向信仰宗教。 受過基本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大概都知道,個人的就業情況通常和其年齡與教育程度有關,而這兩個條件也可能會影響個人的宗教信仰情況,因此,在探究就業情況與宗教信仰的關連時,至少必須將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影響考慮在內。但是,即使應用統計中的迴歸分析法將年齡、教育程度、家戶月收入和個人的就業情況對宗教信仰的可能影響都計算進去,台灣女性信仰宗教的傾向仍然比男性高;因此,社會結構位置假設並無法得到台灣社會現實資料的支持。 如上所述,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另一項預測,是當一個社會的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宗教信仰的性別差距就會隨之縮減。但是,這項預測同樣沒有受到圖1所呈現的調查資料支持。從圖1可以見到,儘管從1994年到2014年,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45.4%提高到50.6%,宗教信仰所呈現的性別差距並未見減少。再次說明社會結構位置假設的主張沒有得到台灣社會調查資料的支持。 (二)風險規避假設:主張此觀點者認為女性的宗教參與程度較高,是因為她們比男性更無法忍受不信仰宗教所帶來的風險。也就是說,男性比女性更傾向冒著不信上帝而死後下地獄的風險去追求俗世目標與成就,相反的,女性較不敢冒這樣的風險,因此會傾向托庇於宗教對於今生和來世的保護。至於不同性別在風險規避傾向的差異究竟是先天決定還是後天學習所形成,這一派的學者之間並沒有共識。 或許讀者已經發現,這種假設的立論基礎應該和基督宗教的一神信仰有很大關連。基督宗教的教義較強調人類無法自救,只有信仰唯一真神才能獲得救贖,得到永恆生命;因此,有沒有信仰宗教的後果相當嚴重。相對的,東方傳統的佛道教及民間信仰較強調因果報應的說法,主張來世禍福乃由現世作為所決定,並不是非仰賴神明救贖不可,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信仰特定宗教,只要行善積德,就不須擔心死後會落入地獄。儘管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卷中並沒有「請問你同不同意『不信神就會下地獄』」這樣的題目,我們無法直接測試風險規避假設的有效性;但幾可大膽預測,風險規避假設不適用於解釋台灣社會中的性別信仰差異。 但是,受到風險規避假設的啟發,我們可以嘗試用「是否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這個題目,來檢視對於來世的生命觀,是否能解釋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由於已知女性贊成此陳述的比例高過男性,且贊成此陳述者信仰宗教的比例也較高,因此,表3的設計構想是,如果宗教信仰的性別差異是由於不同性別者對此來世生命觀的差異所造成,那麼按照對這項陳述的贊成程度分組,我們可以預期見到:(1)「贊成組」信仰宗教的比例高於「不贊成組」;(2)每組之內男性與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會很相近。 表3 依照贊不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分組,檢視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2014年) 如同表3所示,贊成「為善為惡會影響一個人下輩子的命運」的人信仰宗教的比例都比不贊成的人高,但不管在贊成或不贊成此陳述的群組裡,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都還是比男性高;其中在「贊成組」裡,性別差異達到了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性別者信仰宗教的比例差異,並無法由這種來世生命觀所解釋。即使我們進一步以迴歸分析法考慮受訪者的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家戶收入的影響,還是無法解釋性別間信仰宗教的差異。本文另外將問卷中「做好事可以上天堂,壞事作多會下地獄」這題拿來測試,也發現同樣的結果,顯示對於來世禍福的信念與性別間信仰宗教的差異情況可能無關。   男女信仰宗教的理由 那麼,如果不能從既有的理論假設中,找到可以解釋台灣女性信仰宗教比例高於男性的理由,那下一步該怎麼做呢?或許,我們可以從現有的調查結果中探索,嘗試建立適合台灣社會現況的可能解釋。首先,我們可以比較男性和女性信仰宗教的理由,看看能不能從中找到端倪。2009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詢問受訪者「為什麼會信目前這個宗教」,並列舉了八種理由提供選擇,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台灣社會不同性別者仰宗教的理由(2009年) 根據表4,八種信仰理由中,有顯著性別差異的,計有「尋求平安」、「了解生命意義」、「減少煩惱」、「尋求精神寄託」、「跟父母信的」等五項。女性選擇前四項的比例顯著大於男性,而男性選擇最後一項的比例則大於女性。根據這樣的性別差異模式,我們可以推論:女性信仰宗教的理由,比較傾向於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男性信仰宗教的理由則較傾向於跟隨傳統(即:跟隨父母而信仰)。那麼,這樣的差別,能不能用來解釋女性和男性在信仰宗教比例上的差異呢? 依循上述對女性信仰宗教比較可能是為了「尋求身心平安,了解生命意義」的這項假設,本文將問卷中「請問你同不同意『宗教可以幫助人們避免可能會發生的災禍』」和「請問你同不同意『宇宙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這兩個題目做成表5和表6,來檢測不同性別受訪者對這兩項陳述的態度,能否解釋他們在信仰宗教所呈現出的差異。由於女性同意或相信(以下通稱為「認同」)這兩項陳述的比例都高於男性(而且不管有沒有信仰宗教的女性都是一樣),而認同這兩項陳述的人也都更傾向於信仰宗教,因此,如同本文之前檢測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與就業之間關聯的作法,如果這兩項陳述所蘊含的觀念可以解釋信仰宗教的性別差異,那麼就可以預期在統計表格中見到:(1)認同這兩項陳述的女性會比不認同的女性有更高的比例信仰宗教;而男性的情況也會相同;(2)在同樣是認同(或不認同)這些陳述的人當中,女性信仰宗教的比例和男性會很接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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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的必要:成為有血肉的學術工作者

梁莉芳/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我和T相識在連續三天的學術工作坊,正在讀博士班的他,戴著眼鏡,非常符合埋首研究、年輕斯文的學者形象。會議場上,T穿著整齊清爽的格子襯衫,一如多數的男性學術工作者,不走花俏的打扮路線,宣告著自己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好像是第二天,我們有機會進一步攀談,從彼此的研究關懷,聊到共同認識的學術同儕,言談間,T的雙眼晶亮,不時透露著他對學術工作的熱情。我可以想像日後的他,在學術舞台閃閃發光的模樣。直到工作坊結束後,我們聊天的話題,終於沒那麼「學術」,T問我,有了孩子之後,要怎麼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語氣裡帶著些微的焦慮和不安。我這才認識在學術人身份之外的T,今年10月,他將初嘗做父親的滋味。最後和T的談話,把我們從高來高去的智識雲端,拉回最真實的世界,學術工作者僅是我們擁抱的多重認同之一,同時,我們是媽媽、是爸爸,是我們所愛之人的重要他人。   尋找作為學者的多元典範:從「仙人」到凡人 想起自己大學時在社會系的求學經驗。儘管班上同學組成的男女性別比約為一比四,系上的教師組成卻只有1位女教授。私下聊天時,老師偶爾會隱隱感嘆學術環境與大學組織對女性的不友善,好像也間接回答了她為什麼維持單身的狀態。那時候,系上有幾個學術涵養令人十分景仰的男教授,我總是很享受上課時,老師們對理論的精彩演繹,以及知識討論的饗宴。不過,我有時還是覺得困惑,這些「仙人」等級老師,似乎真的不食人間煙火,鮮少聽他們談及「私領域」的生活,不論是伴侶、孩子或是其他的重要他人。他們最重要的另一半,儼然就是學術工作。 當時,我以為這是唯一的,作為學者的典範。專業形象的建立,在我們避談那些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煩惱,不過多的暴露自己,我們被要求嚴格的區分前後台的自己,理性永遠主導前台的表現,愛恨嗔癡只能留給公眾燈光探照不到的後台。成為社會學者的路上,我們缺乏另類的典範。 我的碩士班指導老師,是女性主義者,也是社會學家。畢業近20年後,印象深刻的,除了她帶給我的智識啟發,還有無數個週四下午,我騎著摩托車載她飛奔花蓮機場的路上,她分享孩子點滴的趣事。我看到嚴謹的學者和溫柔的母親,是兩種不必然水火不容的身份。只是,我們缺乏制度性的支持,維繫工作與家庭間的平衡,或是共容 (reconciliation)。(出自:http://www.wornthrough.com/2017/02/on-teaching-fashion-academic-mobility-for-women-and-mothers/)   職場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這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圖片來源:https://goo.gl/7AF5XX。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我們如何變成「去肉身化」 (disembodied) 的學術勞工 我有一個4歲的孩子,雖然我們家的生育率略低於台灣的平均值,但應遠超過女性學術社群的平均數(雖然只是我的印象資料)。在我能觸及的社群網絡中,單身的女性同行是常態,已婚沒小孩的很多,一個孩子的不少,我的大腦雷達僅能勉力搜尋到少數有兩個孩子以上的家庭。迄今,我還是常被問道:「你們要準備生第二個嗎?」但關切的往往不是來自學術圈的女性友人。(我也想趁機公告:不要再問了!)社會學的觀點與分析幫助我們將看似個別化的婚姻、生育選擇轉化為公共議題,甚至是集體的困境。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Joan Acker (1990) 認為將組織結構視為性別中立的預設,妨礙我們對工作具身化 (embodied) 本質的認識。抽象的工作描述、階層關係,以及組織內普遍的概念性思考,在在預設個人是去肉身化 (disembodied)、無差別的存在,沒有看見工作者作為真實人的需求,包括維繫基本生命延續、心理、情感與社會性等不同面向。唯有全心獻身組織,專注工作,捨棄個人的愛慾,才能被組織認可、悅納。對忠誠工作者的要求和想像,其實是建立在傳統性別體制的分工基礎之上,一個成功的(男性)工作者能賣身給工作,背後是為他負擔所有再生產工作與責任的(女性)伴侶,但後者具身化 (embodied) 的勞動往往不被看見與肯認。組織對工作者的預設,期待個人吸收所有再生產需求的成本,對於同時身兼照顧責任的女性而言,更是不利。 大學作為貪婪的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s; L. Coser, 1974) 之一,不僅要求從屬的學術工作者要給予專業工作高度的優先順位,也無法容忍他們展現其他有損工作表現與生產力的身份認同,包括家庭角色與責任。貪婪機構對工作者的控制是透過幽微的權力運作,而不是強制性的身體規訓,它培養個人的自願性順從,蠶食鯨吞他們原本花在組織機構外的時間和心力,逐漸切斷他們在機構外的其他連結,包括:家庭、親密關係、朋友社群,甚至是休閒娛樂等等。(出自:https://grade5-6dmps.wikispaces.com/outstandingwork) 美國一份關於學術工作與家庭平衡的調查 (引自Sullivan, 2014) 指出,大學學術工作者的「立業」(career building) 和社會期待的「成家」(family building) 階段幾乎重疊,不僅要面對升等壓力下的高勞動強度,還得回應育兒工作的高密集需求,在傳統性別分工影響下,對女性更是不友善。不難理解,為什麼單身不婚,或是不生養小孩,成為女性學術工作者普遍的選擇。 2005年,台灣通過〈大學法〉修正案,明文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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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資與越南女性:偷竊、搞破壞、集體昏倒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當外來資本剛進入第三世界投資生產時,經常偏好僱用女工,例如在越南台商之間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就是:「越南是母系社會」,都是女生在工作,「男人都很懶惰」。過去西方帝國統治者,總會將殖民地的人民女性化、陰柔化,創造一種西方陽剛,東方陰柔的雙元對立論述,而台商幹部所流傳的「母系社會」說法,正是這種東方主義論述的變形,這樣子,一方面排除了男性會自我行動的可能,也同時可以透過宣稱要保護女性,進而正當化雇用女性的理由。 【看到的胡志明市街景,都是女性在賣東西,男生在旁邊混!?】    ◎越南都是女生在賺錢,男生在喝咖啡? 2016年底,跟一群台灣幹部(男女都有)吃飯聊天,我們談到結婚後,台灣女生要寄錢給自己的父母時,一般是否需要告知老公。其中一位說,如果老婆沒有賺錢的話,還是要跟老公講一下,尊重一下老公。 我提到,跟台灣不一樣,越南都是夫妻兩人在賺錢,很少太太不工作的。突然這個話題就熱起來了,旁邊的幾位台幹開始七嘴八舌談論越南的男生跟女生。 A:越南應該是母系社會吧! B:沒有,越南應該是女生在賺錢。 C:女生在賺錢,男生出去喝咖啡。 D:老婆上班的時間,越南老公就在街上喝咖啡亂晃啊! B:越南女生比較多,因為越戰死了很多男生。 我當時並非故意提起這個話題的,只是每次當講到女性勞動時,台幹們幾乎就把「越南是母系社會」抬出來講,經歷20年不變。例如15年前訪談聽到的「母系社會」也是差不多的看法:「她們是女人當家,越南的男人很懶惰」「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在路邊賣東西的都是女的,吃東西的全部是男的……他這邊就是這樣,所以造成男的就是比較要面子,他們說今天出來沒錢吃飯他寧願去喝啤酒,會去讓人家看他臉紅紅的,他們會有這種想法」。 【台商海外企業偏好聘用女性勞工】    底下的一段訪談對話,也傳神地說出一些台商對於越南男女的看法: 訪:你覺得這邊的女工工作態度怎麼樣? 受:也不錯啦,語言上溝通比較難,因為我們不會講越文,只是溝通上有一點比較麻煩。員工中約有10%的男生。 訪:為什麼不喜歡雇用男生? 受:很糟糕,都在喝咖啡。好吃懶做、就是吊兒啷噹的那種樣子。女生就好像很認命那種樣子。 訪:他們這邊的家裡是誰在養家活口? 受:女生啊!母系社會啦,現在也是女生在賺錢。有時候姊姊在養家,哥哥弟弟在家裡吃閒飯。我問那姊姊「妳怎麼不叫他去上班工作?」,她回答「沒有辦法,他就不要去工作」,好像是應該她去賺錢來給他吃,不管是哥哥也好、弟弟也好。 訪:老公也是嗎? 受:有很多這樣子,領薪水時,老公就在外面等,也有這樣子的。   ◎偷竊、搞破壞,是越南人的民族性嗎? 對於一個外來投資者而言,他並不一定熟悉當地的社會文化與政經脈絡,因此不一定可以順著在地的邏輯去思考其管理實務。最直接可以訴諸的想像,就是拿來與母國的社會關係做比較,然後得出一個結論,以做為其管理的基本思想。在這樣的「跨國比較」邏輯下,台商發現,竟然有這麼多的女性在工作(2016年越南女性勞動參與率為72%,相較之下,台灣女性的參與率只有51%),而且跟台灣的兩性關係不太一樣(越南的婆婆沒有台灣那麼可怕!),既然台灣是父系社會,那麼把性別關係相對平等的越南形容為「母系社會」,也就不足為奇了。 台商口中傳達出許多關於越南工人的負面訊息,對於許多的行為他們並無法理解,例如某位經理在開車往另外一家工廠的途中,對著我們抱怨: 工廠的廁所常常壞掉,但很奇怪,總會留下一間是好的,不會壞。就連載貨用的推車輪子他們也要偷,但通常只會偷一個,因為假如偷了兩個輪子,就沒辦法推了。 另一名台商說: 我這邊的話是,東西不見了,也都抓不到誰偷的,出去外面找也沒有,但是就是東西會不見。、、、他們這邊偷竊的狀況很多,非常多。我們公司比較少,不過我們倒常常抓到別家公司的偷竊,我們的security抓到後面那個廠商就兩、三次了,因為我們有瞭望台在後面。 而某家紡織在工廠裡頭為了防止偷竊,除了裝電眼外,還請公安幫忙檢查,因為他的NIKE衣服也被偷了幾千件。在胡志明市更常流傳的小故事,則是在新順加工出口區的某家女成衣廠,有某名女工穿了二十件的內褲在身上,出公司大門時被抓包。也有人偷走了公司的電線電纜,使得整個公司的發電系統無法運作,甚至連避雷針都會不見。這些竊盜行為,都是工廠內的員工所為,並非是外來的竊賊。 【工廠工人對於管理幹部的不滿,透過不同方式表現,例如此圖,底層工人想要用大頭釘釘死他們的主管】   其實這種偷竊行為,除了從「個人道德低劣」「民族性」的角度來理解之外,也應該從工人所處的環境來解釋。越南發生罷工的三個主要原因是低薪、長工時與嚴格的勞動管理,在這種環境底下,工人除了用集體的罷工行動來要求改善自己的勞動條件之外,更常見的方式則是以個人化的行動來宣洩不滿,例如暗地裡搞破壞廁所、塗鴉廁所文學、私底下咒罵主管,而偷竊是一種混雜著破壞公物與增加私利的行為。這種個體化的行為,不是脫離外在環境制度而單獨存在的,更有可能是一種抵抗資本支配的方式。 ◎神靈附體而昏倒的女工:性別化的反抗行動 另外一種經常讓台商無法理解的情況是:「女工經常昏倒」,如果是單一個案,那麼就容易歸因到個人問題,但如果是一群女工集體昏倒,那麼原因就值得品味了。不管是在北越的或是南部的台資工廠,或者在馬來西亞、柬埔寨、中國,都發生過女工集體昏倒的情況。 2001年訪問北越的一家台資工廠時,台灣幹部說,越南女生體力非常不好,經常在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就體力不支昏倒。以前公司的政策是中午贊助工人每餐伙食費2000越南盾(約台幣6元),但是工人經常為了省錢,只有花費500盾(約台幣1.5元)去買兩根玉米吃。台商為了讓工人有體力,最後中午改由工廠供應員工午餐,我們去看了午餐內容,只有一道肉炒菜,以及一道湯,但白米飯隨意吃到飽,在當年、當地而言,算比一般農村家庭好了,因為越南農村家庭幾乎很難得吃到肉。 在2016年訪問南越的另外一家台資工廠,管理幹部同樣說,有些女工經常昏倒,他說:「昏倒的話,可能是因為不吃,造成昏倒,但近來比較少昏倒。」為何不吃呢?他認為是挑嘴、或者為了保持身材苗條。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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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與性別之間可能嗎?

姜貞吟/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每年清明節分,新聞總會報導許多家族千人掃墓的盛況,從「新屋葉五美公塔祭祖 子孫8千人齊聚」到「軍事管制區掃墓 金門瓊林蔡氏家族六百多人齊聚」,都是千百人規模的家族祭祀盛事。家庭作為社會團體的最小單位,從夫妻結縭到子孫滿堂,兄弟間相互結盟,經過數個世代後逐漸發展出龐大的「宗族」,運作的主要規範即是父權階序形成的「同一父系祭祀群」。宗族的發展歷史長久,近來因現代化社會發展與變遷,逢遇許多挑戰,例如生命發展過程的認同多元化、生活參與社群的專業化與興趣化導向等,都使得現代人不再將家族/宗族視為社會參與的唯一團體。在這些變遷中,性別平權是現代社會發展基本的信念與價值,而宗族發展有不少面向都跟性別息息相關,兩者間能否開啟對話或協商的可能? 「新屋葉五美公塔祭祖 子孫8千人齊聚」新聞畫面。 資料來源:客家電視,http://www.hakkatv.org.tw/index.jsp。   宗族是什麼?  一個家族能持續有效的發展成為如此龐大的組織,需要不少時間積累、人員投入以及清楚的組織規範。宗親族組織雖然起源中國華南農業社會,但從閩客移墾臺灣,幾百年來已發展出本土的、土生土長的、全新的宗族組織。宗族在臺灣的重新建構中,最重要的轉變即是經由對「唐山祖」的祭祀轉變對「來台祖」祭祀的在地化過程,以及其在地域社會的功能與象徵意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Maurice Freedman早期研究華南社會建構出宗族理論[1],影響力相當深遠。他指出華南地區宗族發達的原因,主要可歸諸於需要灌溉以及地處邊疆的防禦需要,閩客移墾臺灣需要資金與勞動力,加上姓氏、漳泉、閩客等多重械鬥不斷,又須與平埔族、原住民爭奪資源,臺灣宗族興起與移民背景有密切的關係。 今日,宗族組織在城鄉遷移、社會發展等衝擊下,除少數姓氏宗族依舊活躍之外,其餘多已消失不見或轉為以想像祖先為主的姓氏宗親會,僅剩少數地區還有此種以血親緣為主的組織,而桃竹苗客家地區與金門單姓村是目前臺灣最主要的宗族活躍區域。「共姓人」的宗族依舊是這些區域相當重要的地域團體之一,部分還持續活躍參與在地的公共事務、動員結盟、婚喪節慶等。宗族團體發展長久,演變出許多不同類型的組織,名稱種類繁多,相關組織涵蓋祠產(其中包括祭田、嘗田、祭產、族田、族產、大公田等)及其管理組織、祭祀公業、公業、祀產、嘗會或祖嘗、祖工會、丁仔會、宗祠組織、祭典委員會、族親會、宗親會、甚至聯宗會等。 金門珠山之薛氏家廟。資料來源:https://goo.gl/eqarjN。 相同姓氏的宗姓是宗族共同體的標誌,使本來是內在、難以從外部體察到的血緣關係外化,讓人能從中體察和辨識其間的血緣關係,並根據此一父系血親關係,發展相關規範、階序編列,進行關係層級的規訓與結盟。姓氏在此狀態下,成為血緣關係的象徵符號,對內是家族成員在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還能互相認同的深層依據,對外則成為辨別不同宗族的線索。作為宗族文化核心資產的祖譜、公廳、家廟等,讓因各種因素遷移外地定居者,對自己的生命起源與故鄉想像心能有所繫,宗族成員即便分居不同縣市、區域或國家,都還能持續跨地域聯繫,並在祭祖等重要時節回聚一起。   宗族的功能與現代轉變 儘管宗族組織所涵蓋的組織名稱雖不相同,但是其主要的功能與作用,如互助、團結、聯誼、敬奉共同祖先,維持傳統文化與社會秩序之觀念,基本上是相同的。隨著社會變遷,這些宗族常見的功能跟作用也有所改變,或弱化、或轉型,或消失中。這些功能主要在三個領域可觀察到,首先是日常生活領域,特別常見於早期的喪葬喜慶與生活互助。宗族形成的人際網絡可回應日常生活中各種複雜事務,過去家中有喜事、喪事時,家族充沛的人手除可充當各類人力,負責招待、收錢、主持等工作,人力興旺代表主事家族的枝葉繁盛。若宗族人際網絡中有人從事相關職業的話,例如禮服與場地的租借、葬儀社、師公道士等,就可在人際關係中打點完成。一方面人際網絡中的交易,已具些許信任基礎,繼續跟宗族內做生意可維持人際社會資本交換的積累,另一方面則是將交易/交換機會留在親緣團體內,形成肥水不漏外人田。近年來社會快速變動,婚禮與喪葬逐漸高度專業化取向,新增許多專業化的服務項目與相關證照等門檻,吸引消費者改變消費模式與路徑。宗族的人際網絡龐大發散與內控機制日益削薄,在日常生活領域的多數功能逐漸消失,僅剩內部聯繫與例行祭祀等的作用。也還有部分家族成員相當在意喪葬時,能否受到宗族的協助,例如,金門地區的老一輩鄉親十分看重宗族在喪葬儀式中的角色,以表示其能受到宗族內部肯認的地位。 第二個功能是文化活動領域,主要表現在敬祖信仰與節慶活動。宗族的例行活動便是祭祖,通常過年、清明、中元、中秋、重陽、初一十五等,都是祭祖重要時點。此外,過往重要的宗族也常在在地,跟鄉鎮區公所、地方仕紳、在地團體等,形成重要的文化網絡,成為鄉鎮中重要的文化活動。這些文化網絡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作用的各種層級組織和非正式相互關聯網,例如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級以及各種親戚朋友間的相互關聯,構成了施展文化權力和權威的基礎。例如在桃竹苗客家族群聚居的鄉鎮,最盛大的節慶活動莫過於環繞以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亭為核心的義民信仰,結合奉飯、中元法會科儀、放水燈、吃糖粥等儀式習俗,是目前該區規模最大的客家重要祭典。也因此,許多在地重要宗族都是當地祭典區主要的輪值主辦者,宗族成為在該祭典核心決策網絡與在地族親、鄰里民的信仰實踐之間的中介質,透過動員網絡讓在地村里民進行祭祀行為,也再度進行宗族權力文化網絡的強化。 另一個功能則是在公共事務領域中的地方選舉與動員結盟。一般學者(如陳明通,1995;陳延輝,2001;蕭新煌與黃世明,2001;吳重禮,2002;沈廷諭與王業立,2006等)多會以地方派系的角度,來切入觀察臺灣各地的地方政治。只要談到某地區的地方政治生態,就會有「我群」、「他群」之對立關係團體,稱「地方派系」。在宗族群聚明顯的鄉鎮,也常會成為重要的地方勢力,這種地方勢力不一定就是界線清晰的地方派系或政治家族,但往往是地方最基層的結盟團體。在臺灣的許多鄉鎮中,宗親組織有其影響力,親戚朋友的助選力量是最可靠的一群人,利害關係也最直接與密切,在選舉時扮演重要的人力動員。觀察過往不同層級的選舉,桃園縣、新竹縣和金門縣地區的參選人,有宗親/族背景者較易受到同姓宗親團體與血緣宗族的支持與關注,雖不是當選鐵律,但當選機率相對高些(劉佩怡,2005;徐偉閔,2005;陳宏義,2005)。普遍來說,宗族與參選人、地方派系、地方勢力之間的影響力不一,彼此間也經常消長、改變或重組結盟網絡。 2014地方選舉造勢晚會米粉場尾聲,發放米粉給參與者。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當宗族遇到性別  宗族以男性為主要繼承軸,凡家族內出生的男性都會被視為家族主要傳承者,而被編入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之中,日後,宗族男性婚配的女性配偶,會被視為該男性丁口的家戶成員,享有被編入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的待遇。民法修法之前,女性在婚後幾乎都會冠夫姓,維持全家成員同一姓氏。在民法1998年修正「夫妻各保有其本姓」後,臺灣女性逐漸不再冠夫姓,成為宗族/家族中唯一的外姓人。[2]宗族內出生的女兒,雖也被視為其父親的家戶成員,但傳統觀念把女兒長大後的結婚視為「外嫁」、「嫁出」,日後將成為他姓家族的成員,所以不會被原生家庭編入與寫入宗族祖譜與刻上公廳牌位。近來,也有部分宗族或家族,會在正式的祖譜之外的家譜,把有血緣關係的女性成員的姓名寫入其中,與外姓人通婚後,也會在一旁註明「適某某人」,有時也會載明對方的出生或居住地。 現代社會性別平等思潮價值漸被廣泛接受,宗族逐漸遇到跟父姓繼承與唯男至上等不同價值與規範的挑戰。宗族祭祠儀式中,主祭向來由男性擔任,從未有女性擔任主祭的可能。近年來,陸續有一些女性開始爭取跟原生家庭/家族的各種機會,現職東華大學的蕭昭君教授,是家族中第一位博士,但也是一位女性。在其宗族中,之前從未有女性能擔任主祭,為能跟先祖接上線,她主動爭取擔任家族宗祠祭祀的女主祭。女性爭取擔任主祭是何等重大事件,期間家族內部經過多次討論,猶豫遲疑之聲不斷。最終,彰化蕭家宗祠在2007年春天,終於出現了百年首見的第一位女主祭。 除了開始有女性擔任宗族祭祀主祭之外,另一個挑戰就是「未婚/離婚/已婚」女性死後歸屬的問題。一般男性成員出生後即具有宗族成員身份,不論他是否結婚或結多少次婚,死後都有身份正當性進入祖塔與公廳接受後代子孫的祭拜,升格成為「祖先」。但是,女性卻必須「通過婚姻」才能成為祖先,而且還僅能成為夫家的祖先。傳統上,女性僅被原生家庭/家族視為「暫時性家族成員」,若家中女性未婚就死亡的話,無法成為原生家庭/家族的祖先,過往民間的處理,就是以「冥婚」方式使其在死後仍能進入社會秩序的規範內,不至於外於社會秩序而成為「為什麼女鬼故事比男性多」的擾亂。 女性死後如果沒有通過冥婚成為其他男性家族的祖先,另外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將其安置到寺廟或齋堂中供奉,或另尋靈骨塔寄放。這幾年不少大家族與宗族陸續正視到自己女兒無法在死後回家安頓的事實,也逐漸認知傳統上「嫁出祭難返 未嫁葬難歸」中的性別對待是有差異的,進而著手調整相關作法。知名的南投鹿谷林家,在九二一後籌建家族墓園,明文規定「未出嫁或離婚的林家女兒,都可回來」,讓女兒都可以回到原生家庭祖墳與牌位中。2016年底,桃園廖姓宗族也在多次宗族會議討論決議後,讓百年來安奉在外的廖姓女兒終能回家。廖姓宗族舉辦盛大的祭祀法會,當天一個個廖家男性手捧著親身姊妹的骨灰罈、有的則是抱著自己早夭的女兒,他們都忍不住紅了眼眶,口中唸著「終於可以回家了」。 2016年冬,桃園廖姓宗族將未婚姑婆們請回祖塔,牌位安置於公廳中。 未婚女性終能成為原生家庭祖先。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宗族的未來挑戰 以往,宗族跟聚落發展關係密切,今日社會變遷快速,許多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範受到挑戰,宗族的部分傳統功能有的式微、有的改變相關規定,以面對社會發展型態與價值信念的轉變。許多專業事項的分工化、商業化或公共化,讓宗族不須再肩負原有的許多功能,也因為價值思潮的調整,許多家族關係與功能被取代讓個體與大家族間互動的彈性漸增。 從姓氏、祭祀、祖譜、到繼承權益等,可觀察到其中一整套以父系宗法為核心的運作規範。看到未婚姑婆能回原生家庭,祭祀法會現場也有其他宗族成員急著問,「那離婚的女性可以嗎?」、「當然可以,都是我們家的孩子。」「那已婚未離婚的女性,但死後想回原生家庭跟自己父母在一起的呢?」、「那未來同婚修法後,男男跟女女呢?也可以成為我們的祖先嗎?」、「那女性可以擔任祭祀公業的派下員嗎?」一個個真實的人生,殷殷盼盼地化為一個個的問號,不斷的向父系宗法詢問著。圍繞著宗族的諸多問題,正是誰能成為「我群」成員認定資格、團體界線該如何劃的爭點。在性別翻轉的過程中,界線不再是僵固死硬,而是模糊、彈性與不斷變動中。       註解 [1] Mauric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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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實踐為何漏接了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與逃逸路線

王曉丹 /政治大學法律系 林奕含的自殺,與其所留下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2017),震驚了臺灣社會。面對誘姦/強暴的社會真實,各界開展了反誘姦/強暴的實踐,包括打破結構上的強暴迷思、改變體制上不合理的相關法律、填補家庭與國家性教育的空白等。這些是人權的實踐,也是女性主義的實踐。但我認為,這些人權或女性主義的實踐,如果沒有觸及誘姦/強暴的核心,都可能是軟弱無力的。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 林奕含所留下的遺產,不同於以往從社會結構面看性侵害,而是從個人情感、思維、行動、追求、情緒、尊嚴等面向,談誘姦/強暴被害人的身、心、靈。什麼是誘姦/強暴的核心?林奕含鏗鏘有力地陳述,誘姦/強暴撼動人心的,包含兩個面向:被漏接的「自我」,以及「自我」的生存之道。 讓我害怕的是,很『聰明、進步、政治正確』的人,這些人是有理想抱負的,他們在談結構時,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不是就從大網子漏下去了?所以為什麼我要寫思琪的事,甚至細到有點噁心、情色變態。我要用非常細的工筆,去刻畫他們之間很噁心色情很不倫的。大家都看到統計數字,所以我不想談結構,大家都忘了,那是一個一個人。——林奕含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林奕含 房思琪的慘痛,在於被結構的大網子漏接,然後獨自承擔文化裡責難自我的重量,獨自抵禦文化中潛藏在知識與權力面具之後的欲望,獨自面對在自我被摧毀之後文化所豢養的控制與暴力。她是那麼孤單,房思琪的慘痛在於孤軍奮戰,在於看重他人眼光但實際上自己又不被看到。這對於臺灣女性主義運動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 本文將房思琪的慘痛稱為「『自我』的生存之道」,這不只是房思琪們,也是文化中你我的共同狀況。個人要以一己之力改變,難之又難,但若以更多人的努力逃逸出此種「自我」,或許還有機會。 為何臺灣女性主義運動,無法接住房思琪呢?本文首先將從臺灣女性主義運動「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結構漏接開始談起,接著從暴力、權力以及脆弱無助等角度,說明房思琪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是如何孤軍奮戰,之後分析藉由語言、修辭、譬喻、言說等成就的「愛」,如何作為房思琪「自我」的生存之道,最後討論再建構女性主義實踐,鋪設出「自我」的逃逸路線。 ◎結構之網的漏接:「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的失誤 眾所皆知,臺灣女性主義運動有所謂的路線之爭。雖然有人主張此種路線之爭,應該解讀為從基進女性主義到左翼酷兒的「光譜」(參考吳馨恩,2016),但是在誘姦/強暴的議題上,確實可以看見明顯的不同。我認為,兩者的立場雖然有所不同,而且於2000年之後就幾乎沒有對話,但是其論述核心,都有類似「權利」的概念,因此本文將二者分別稱為「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來表達各自的異(婦vs 性)同(權利)。 此種路線之爭,在1994年師大案等個案促發的反性騷擾大遊行,以及1996年為抗議彭婉如女士遭姦殺的「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可以看出明顯的對立。這兩次大遊行所累積的能量,促成了1990年代後期許多相關法案的通過,包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7)、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1999)等修訂。「婦權政治」提倡婦女權利,從1990年代後半開始,推動法案制定或修訂,以及重建政策與體制的工作[1],進而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於體制內提倡性別主流化,試圖滲透官僚組織,產生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以改造國家而促進性別平等[2]。 【彭婉如遇害,加速促成女性團體開始推動許多相關的性別立法、修法】 資料來源:https://goo.gl/UWejr7 然而,在這個看似成果豐碩的結構下,為何林奕含被「婦權政治」二十年努力所建置的結構之網漏接了? 林奕含或房思琪事件,與二十年前師大案有諸多雷同之處。同樣是女學生仰慕男老師卻被他誘姦/強暴,轉而成為老師短暫的地下「戀」人,女學生身心受創,無法說出所受到的暴力與痛苦,也很難尋求正義。 二十年前的師大案女學生欠缺家庭資源支持,而二十年後的林奕含/房思琪,不論家世、容貌、智力都在社會階層之頂,也有相關的法律、官僚、專家支持,但這些卻都成為結構之網目,漏接了一個個的個人。林奕含/房思琪沒有集體力量的奧援,僅能以自己之力,獨自對抗誘姦/強暴之暴力與權力,最後以自殺尋求解脫。她的自殺高度類似於清代存在的「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3],也類似1951年的「王石安案」、1958年的「北上夜行快車中的艷屍案」,這二案都是被誘姦/強暴的被害人,以自殺並留下遺書或日記等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死諫[4]。二十年過去了,「婦權政治」到底改變了什麼,哪些部分仍然屹立不搖? 那麼「性權政治」為何也漏接了房思琪?當年反性騷擾大遊行中,主張性解放的何春蕤力求論述上的突破,在遊行途中帶領群眾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在「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中高呼同性戀人權的口號[5]。跟「婦權政治」對立的路線,林芳玫與顧燕翎等人將之稱為「性慾政治」,而何春蕤與卡維波等人將之稱為「婦權派」與「性權派」。 近年來,「性權政治」重砲批判「婦權政治」所建置的「性」相關立法與執法,指出這些女性主義的實踐,是在管制或監控「性」,藉由製造受害想像與保護弱者的情感公民,全面性創造了性別治理的「新道德主義」[6]。令人遺憾,在現實面,「性權政治」並未提出任何可以承接房思琪們的方案,「性權政治」除了攻擊「婦權政治」之外,僅在討論性騷擾時,指出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為性騷擾的社會基礎[7]。至於師生之間的案件,「性權政治」甚至公開反對師生倫理界線的立法,並且提倡尊重師生「戀」與解放師生「戀」[8]。房思琪們的痛苦與慘烈,在「性權政治」下,恐怕會被歸類為政治不正確,房思琪們會不會在強暴與強暴迷思的羞辱之外,遭受更進一步的羞辱呢? 【在紀念彭婉如夜間大遊行中,支持性權政治的遊行者舉著另類標語】 資料來源:sex.ncu.edu.tw/activities/1996/1221/index.html 可以確定的是,「性權政治」壓抑與解放的二元對立,根本對立不起來[9]。於是,「性權政治」也漏接了,房思琪們必然會從其情慾解放的結構網目中——或許大旗子更貼切——漏下去,直落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丟棄了,那他就不能再丟棄一次。反正我們原來就說要愛老師,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不是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頁66)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到底哪裡失誤了呢?我在「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10]這篇文章中,主張「婦權政治」的成果——法律及其執行——充滿了「自由論」與「保護論」的思維,假設被害人是自由的個體,可以自由決定、自由思考、自由行動,法律塑造了脆弱、無助、可憐、尋求保護的主體。「婦權政治」所建構的法律體制,漏接了女人的情慾、女人的追求、女人的自我鞭策、女人的努力向上。在同一篇文章我也指出,「性權政治」提出的解放師生「戀」,雖然看見了女人性慾的被壓抑,但其論述更多是針對同樣是女性主義實踐的自己人的批判,而其性解放權利的主張(獨立個體的性高潮、性裝扮、性實驗),忽略了性的權力位階與污名結構,描繪了過於虛幻、極其渺茫的外太空世界,其中女人只是一個真空的主體。「性權政治」高估了女人在社會中的能動性,漏接了女人深刻的情感、思維與行動的真實「自我」。 「婦權政治」與「性權政治」所共同撒下的結構之網,忽略了被害人「自我」的複雜度,造成了女性主義實踐的漏接。以下我將說明,誘姦/強暴被害人的孤軍奮戰,最後發展出「自我」的生存之道,為了追求他人眼中的「自我」,只能藉由聯想、象徵、隱喻、言說等建構出一個虛假世界,進而建構出「愛」上加害人的被害人。 (續下一篇) ====== [1] 楊婉瑩(2006)台灣性別法案推法歷程的比較分析,政治科學論叢29:49-82。 [2] 彭渰雯(2008)當官僚遇上婦運:台灣推動性別主流化的經驗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6(4):1-59。 [3]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治史的研究與方法,五南,頁165。 [4] 王曉丹(2014)性暴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點,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陳瑤華主編,巨流,頁275-308。 [5] 林芳玫(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27(1):56-87。 [6]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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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成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中國人是兩個同性男人的子孫???好可怕的神話啊!】 資料來源:http://www.plurk.com/p/e595vo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70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不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民法規定,男子30歲、女子25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40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下定義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一樣?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的兩人,跟娼妓嫖客有何兩樣!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18歲女性與23歲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23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跟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50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的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報導一例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相親或媒人介紹,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59出生的人,20歲的時候就是1970~79年,也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不同年齡層,結婚雙方的認識方式】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也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如此而言,號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你們執政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些三流的道德論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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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女性的「火病」:我們所受到的壓迫,身體都知道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接觸「火病」 我住在韓國的時候,前後有過很多名女性室友。這些室友來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廿歲上下的大學生、從鄉下到首爾追逐星夢的高中畢業生、言行舉止中規中矩說話溫柔婉約的國小老師、三十多歲的單身職場人、碩博士班老學生、苦學英語想出國留學圓夢的女孩、還有年近四十苦苦準備公職考試多年的資深「考試生」(韓國人這樣稱呼全時間準備各項公職、升學考試的人)等等。 我們住在一起的幾個女生,每個星期都會聚在一起,吃飯、打掃家裡、閒聊、以及分享近來的生活。因為這些室友的緣故,常有機會聽到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業領域的女性們想法,近距離地參與她們的喜怒哀樂與生活。 其中有個小女生,離開故鄉古都全州來到首爾,在韓國頂尖的藝術名校弘益大學專攻韓國傳統繪畫。她讓我印象深刻之處,除了剛來首爾那陣子每天都因為想家而哭泣之外,還有她那多病的母親。我跟她同住了四年,從一開始,就常聽她提到母親身體狀況不好、常生病去看醫生的事情。我幾次追問她母親身體狀況以及病因,聽到的答案都很模糊,有時候是肩膀痛、腰痛,有時是頭痛,有時候則是沒有原因的身體虛弱,必須待在家裡靜臥休息等;然而,每次身體不舒服到醫院看病時,醫師卻又找不出病因。久而久之,我開始懷疑她母親是不是在「裝病」,一天到晚嚷著這裡痛那裡不舒服,想要藉此獲得大家的注意與同情。而我的態度,也從一開始的同情與擔心,開始感到有點不屑。然而,隨著對這位多病的母親認識越多,我開始對她那醫師診斷不出原因的各種「病痛」感到越多的同情與諒解。 這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室友母親,在廿歲出頭很年輕時就結了婚,婚後共生了二女一男,也就是我的室友姊妹與最小的弟弟。如同大多數韓國女性一樣,她結婚之後就留在家裡帶小孩作家事,老公也跟多數韓國男人一樣忙於工作,很少待在家裡。現在兒女都長大了,她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想想看,廿歲出頭就結婚當了媽媽,當她的小孩都上大學離開家裡時,她才四十多歲,正值壯年。過去作為生活重心的兒女都長大離家,她也開始想出去找個工作,一圓自己成為職場人的未竟夢想。然而,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學歷不高,過去完全沒有職場工作經驗,待在家裡這麼漫長卻看似「空白」的人生,完全無法替她加分。更何況,韓國目前的就業市場嚴峻,連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了,更別說是這樣一個過去生活裡只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經驗的中年婦人。 一片空白的社會經歷、被家人遺留在後方的孤單、以及渴望進入社會職業網絡卻被排除在外的挫折沮喪,種種不如意加總起來,讓她老是覺得頭痛、身體痠痛、還有各種無以名狀的身體不快感。後來我才知道,在韓國有種特別的身心性疾病叫作「火病」,這種「火病」非常常見,特別是發生在中、老年婦女身上,也就是那些所謂的「阿珠媽」們 (韓國人稱呼已婚、上了年紀女性的稱呼)。有個韓國朋友說,包含他自己的母親在內,幾乎他認識的每個阿珠媽都有這種病,很少聽過沒得過「火病」的。   火病的來由 「火病」的「火」,與「憤怒」的情緒有關。當人們接受到外界的壓力(stress)時,隨著文化情境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反應。有個研究訪問了約七千名的男女病患,比較不同國家的人們接受到外來的壓力之時會有甚麼樣的反應與情緒。大部分人的反應是憂鬱或不安等情緒,然而韓國人遭受到壓力時最常有的情緒卻是「憤怒」,也就是「身體發熱」、「發火」等情緒反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症狀,常見的包括肌肉疼痛、消化障礙、關節炎、頭痛、頭暈、全身無力、生理痛、臉潮紅、呼吸困難、失眠等,有些人會感覺到心臟咚咚跳得很用力。 「火病」的患者男女皆有,然而卻以女性為多數,這跟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性別不平等有關。傳統家父長制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限制、婆媳間的矛盾衝突、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壓迫等,帶給女性許多的壓力。然而,文化上卻又強調對這些壓迫與壓力的隱忍是美德,長久下來,造成許多女性強烈的「恨」的情緒。 婆媳問題是造成韓國已婚女性主要的壓力源之一。圖片來源:https://goo.gl/NTo57q   韓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了許多的歧視與壓力。如果到了適婚年齡沒結婚,會面臨很大的社會壓力與歧視;即使結了婚,壓力與歧視也不會因此而消失,因為不管年紀大或小,也不論教育程度或專業能力如何,女性只要結了婚,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大家口中的「阿珠媽」,而韓國人講到「阿珠媽」時,多少都帶有明顯的歧視。結了婚成為大家口中的「阿珠媽」後,女人通常很快地懷孕生子,成為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的全職家庭主婦,生活中只剩下家事、孩子跟尿布、還有奉養照顧公婆等責任義務,而因為老公工作太忙,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   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圖片來源:https://goo.gl/rDGmlz   那麼,不要待在家裡當專職主婦,找個工作改當職業婦女如何?很遺憾,韓國女性在這方面的選擇並不多。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調查發表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顯示,韓國是在性別平等表現墊底的國家。韓國女性在教育機會上與衛生福利這二方面得到的待遇相對平等,然而,經濟地位差距,以及政治參與機會差距,才是造成韓國性別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韓國女性參與勞動的機會低、進入管理階層的機會極低、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現象非常普遍,也大幅拉大了性別之間的經濟地位差距。在各項女性經濟地位的指標中,韓國幾乎都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裡表現最差的國家。   韓國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Gender Gap Index)報告裡的各項指數。 資料來源: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女性遭受到的不平等在從學校畢業、進入職場之後越趨明顯。剛進入職場時,也許性別的差異沒有這麼巨大,然而等到年齡漸長,性別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男性被拔擢為管理職的機會遠多於女性,而即便是在同樣的職位上,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意味著薪資的差異會隨著年資逐漸拉大。 大部分的韓國女性在30歲左右進入婚姻,接下來的育兒生活迫使許多女性必須離開職場。就算有女性想要繼續留在職場上工作,大部分也只能找到兼職(非正規職)的工作,一方面因為家庭裡大部分的責任落在女性身上,像是育兒、家事、以及照顧長者等的諸多責任,讓女性很難從事正職的工作;另一方面,就算已婚女性想要從事正職的工作,事業主也不見得願意提供。因此,家務的負擔以及社會期待所帶來的龐大壓力,使大部分已婚韓國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那些有穩定收入、升遷與福利的正規職,轉向低薪、不穩定、沒有保障的兼職工作。 已婚女性很難找到正職工作的原因,是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幾個幻想出來的基礎上。以父權為主的社會,假設每個女人都找得到一個好男人結婚,白頭到老;那些已婚男人都有能力找得到一個待遇不錯的正職工作來養家活口,所以女人基本上應該待在家裡從事沒有報酬的家務工作,而且要滿足於這樣以家人為中心的人生。就算女人想出去工作,父權社會假設女人頂多只是需要賺點零用錢供自己花用,因此不需要給與正職工作,只要兼兼差就可以了。 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結婚,也不見得能找到適合的、負責任的伴侶;而在失業率極高的情況下,已婚男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正職;而就算男人有正職,薪資也不見得足夠滿足家裡的需求。有時候不幸碰上伴侶早逝或失婚,女人仍然必須靠自己的雙手賺錢養家。除此之外,就像許多男性一樣,有時女性進入職場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經濟因素,工作上所帶來的自我成就感、自我成長的機會、與職場上所能建立的人際關係,也都是重要的原因。即便如此,韓國已婚女性想要重新進入職場,仍然有著重重巨大的障礙。 201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韓國女性在三十歲以後大半必須離開職場(黑色為男性、紅色為女性)。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jiyeonkang.egloos.com   女性被期待結婚、生子、進入家庭,中斷自己的事業、放棄自己原來的理想,負擔起所有家事與育兒的重擔,還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與不滿。但事實上,無止盡又不平等的家事重擔,很難不點起女性胸中的那把熊熊怒火。面對這些不平等的歧視待遇,平常被限制在瑣瑣碎碎的家務事裡、生活圍繞著老公家人團團轉、被看做甚麼都不懂的阿珠媽們,即使不甘願繼續這樣被剝削、被歧視,在現實生活與強大的社會壓迫下,也很難真正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像我室友的母親一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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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的遺緒、重生與照顧工作: 從一名高雄氣爆後重傷女性的家庭生活談起

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一、高雄氣爆後被改變的日常生活 2014年7月31日深夜,高雄勞工密集度高的苓雅區與前鎮區發生丙烯外洩的連環石化氣體爆炸,頓時街道陷落成長溝。災難發生後,這一區的「日常生活」進入一種「非日常」的狀態,此種「非日常」包含日常生活與秩序的斷裂,一種被剝奪的「例外狀態」。距離氣爆至今已經兩年半,道路重建、屋損賠償、罹難賠償、重傷賠償已經部份完成,然而對於罹難家庭與重傷家庭來說,身體創傷、情感創傷、社區毀損持續重建當中,且災難的遺緒仍持續。 圖1,前鎮區氣爆區附近的住宅,幾位租車業災民在房屋受損後,將工作地點搬遷至此。 過去兩年來,走訪了高雄前鎮區竹東里、竹西里、苓雅區林榮里、福東里、鳳山區、鳥崧區等不同地區的受災民眾,訪談「高雄氣爆自救會」、「氣爆租車業自救會」、竹東里竹西里、林榮里、福東里居民、氣爆重傷者、罹難者家屬、環境NGO組織、外籍看護工、因公重傷者等居民。當媒體與大眾的記憶力早已轉移到其他的事件中,我在走訪氣爆災區與災民的訪談中,依然看到今日的生活如何成為災難的遺緒。村上春樹在《地下鐵事件》採訪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難者提到,即使沙林事件施放沙林毒氣的林泰男被逮捕時,人生並不會因此復原到災難前的狀態:「這些人並不會因為林泰男的被捕而恢復原有的人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所喪失的東西,幾乎已經不可能復原了。」(村上春樹,賴明珠譯,1998:168)。同樣的,經歷高雄氣爆之後家屬罹難、中傷癱瘓者,日常生活也難以恢復原有的秩序。本文將以一位氣爆後癱瘓的重傷者小雨,陳述災難的後遺症以及女性、災難與照顧工作之間的關係: 小雨現為28歲女性,原出生於小琉球,後移居台中工作,氣爆前兩年移居到高雄,氣爆後下半身完全損傷而癱瘓。小雨的母親出生於1960年代,現年五十多歲,以台語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不擅長使用中文對談,而小雨的父親原本開鞋模工廠,因為經營不善工廠倒閉而負債,之後前往中國大陸工作,因此由母親一人在台灣帶三位小孩,在家中車衣服賺錢維生。身為老大的小雨,自己與妹妹弟弟都需要學費等開銷,小雨看見家中的經濟需求希望自己不要給家裡帶來負擔,因此不想繼續讀書想早一點工作減輕家裡負擔,於是從國中開始便半工半讀拼命打工,變成她自己口中的「工作狂」。讀高中之後,開始在工廠做洗床、沖床、車床、做套筒、模具、做包裝等工作。這些俗稱的「黑手」工作,不但工作時全身都是黑油也具有高度危險的工作。 氣爆發生前幾年,小雨父親因為回小琉球釣魚意外喪生,小雨回南部辦完父親的後事,回去工作卻不能專心,被機台夾到而受傷,加上當時媽媽身體不好,弟弟在當兵,妹妹在讀大學,小雨便辭掉工廠車床的工作,在氣爆前一兩年搬來高雄租房子住並照顧家人。氣爆前沒多久,小雨的堂姊工作的海產店需要人手,希望小雨過去幫她。因此小雨一邊進行仲介的工作,一邊到海產店做時薪的工作,白天仲介有case就去跑,雙份工作維持半年多,直到氣爆當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遇到氣爆被炸傷,小雨自嘲她的人生從此停止「工作狂」這個封號了。 氣爆前,小雨母親在餐廳當外場服務人員,但氣爆後為了照顧小雨,加上小雨妹妹2015年生了一個小孩,都由媽媽照顧,所以小雨母親辭去工作也失去收入。由現年五十多歲的母親照顧小雨,除了因為經濟考量之外,家中亦無空間可以挪給照顧者而無法聘請照服員。小雨說「我媽媽50歲了,身體沒有很好,有長期的頭痛。所以我覺得在家工作比較好,而且這樣我比較能照顧自己的身體。」(田野筆記,2016)   二、不均等的風險社會 如何解釋與理解小雨的災難經驗中的處境?提出「風險社會」的理論家烏爾利希‧貝克(Ulrich Beck)指出科學的分化使得有條件的、沒有把握的、失去關聯性鋪天蓋地成為一股無法滲透的洪流,風險成為無法從外在掌握的危險處境。氣爆後一個月,周桂田便主編出版了《風險社會與典範轉移—打造為公眾負責的治理模式》一書,指出從風險社會的定義來看,高雄氣爆確實是一場無法掌控、高度分工細緻化之下出現的風險社會。「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包括社會分化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與社會的緊張關係所形成的風險文明化問題。」(周桂田,2014:24)。上述小雨的經驗,是因為下班時間導致這一場災難,可以看到風險社會是一場無法掌控的風險,然而風險不是一場偶發事件,會便隨著勞動位置、勞動時間而增加風險的可能性。此外,亦看到災難遺緒會因為不同的社會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後災難生活。 災難發生時,誰會成為高風險族群呢?在既有的災難研究中,不少文章已經指出災難不同程度地影響不同社會位置的人,災難對身障、老 人、小孩、原住民、女性等不同族群有不同意義。Maureen Fordham在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書中提出災難風險高的族群包含貧窮、低收入的女性、無家可歸或住在難民營的女性、年長女性、有認知或身體障礙的女性、必須持家的女性、年老的寡婦、原住民女性、新移民人口、有語言障礙的女性、從屬階級的女性、社會隔離的女性、需要照顧多位依賴者的女性、避難所的女性、被騷擾或虐待的女性、獨居女性、有慢性病的女性、營養不良的女性。Emmanuel David and Elaine Enarson在The Women of Katrina: How gender, race, and class matter in an American disaster一書舉卡崔娜風災的例子,指出不同社會位置,如:貧窮女性、單身女性、老年女性、懷孕女性會有不同的災難經驗。在卡崔娜風災的研究中,也指出帶著小孩的照顧者、黑人與非裔女性、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工人階級的窮人在災難中的受災程度會較高,亦即種族、性別與階級上的弱勢容易成為災難難民。舉例來說,當水災發生時,因為女性在性別角色養成的過程,未學習游泳,因此溺水的比例較高,此外,貧窮也會導致撤離時的困難,甚至在災難期間,女性必須一邊承擔照顧工作,從災難地區撤離時,經常必須帶著老人、小孩一起撤離,使得罹難風險加高。高雄氣爆發生在勞工階級密度較高的前鎮區與苓雅區交界處,房屋損壞、身體受傷者,大多為租車業、洗車業、加工區的勞工階級。小雨來自勞工家庭,在氣爆當天晚上11點多下班回家路上,因為工作至深夜歸家途中遇到氣爆被炸傷,災難時間與災難地點,都有勞動意義。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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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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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彩虹映亮天空:台灣社會學會婚姻平權連署

連署訴求:         基於社會學者的專業知識及公民關懷,我們支持台灣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以平等對待同性、異性婚姻的精神修正民法972條。我們的理由如下: 一、社會學研究指出,婚姻制度並沒有普世或永恆的形式,總是因應歷史與社會條件而變動,例如美國原本不合法的跨種族婚姻在1967年 由高等法院認可,以及我國自九零年代開始陸續修訂民法親屬篇以保障婦女在婚姻中的權益。適時適地修正婚姻制度,才能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皆應平等的精神,並使親密關係更加和諧。 二、社會學知識主張,社會全體都應該尊重多元的性氣質、性傾向、性認同,也應該尊重所有人的伴侶選擇、婚姻生活。台灣向以人權民主為榮,更不應剝奪同性戀族群的結婚與成家之自由,也不應在制度上排除或區隔而造成歧視或汙名。 三、社會學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同意的比率遠高於反對者,而且逐步增加。這份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抽樣與面訪程序嚴謹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長期追蹤台灣民眾的態度變化,在明確表達意見的民眾中,1991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分別是20%:80%,到了2015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則成為59%:41%,而且高等學歷、年輕族群的支持率更高超過八成,顯示修正民法才能符應未來世代的社會期待。 四、國外社會學研究發現,親職關係穩定的同性伴侶家庭所養育的子女,相對於同樣條件的異性伴侶家庭子女,在學業成績、認知能力、心理健康、性向發展上均無顯著差異。美國社會學會更在201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遞交「法庭之友」諮議書確認上述共識 ,因此透過法律制度認可多元家庭,不僅無損兒童權益,更能增進社會包容平等、提高家庭的照顧品質。 五、我們依據社會學者的良知,對於近期同性婚政策的論爭中,屢屢出現缺乏科學根據、詆毀多元家庭的言論,感到十分憂心。台灣社會對於人權保障的成就深受國際肯定,多元性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保障,也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身為台灣社會學會的一員,誠懇呼籲執政當局與立法委員,在這一歷史時刻勇於承擔政治責任,讓人權的彩虹映亮台灣的天空。 連署網站: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612200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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