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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隨著臺大教授郭明良、校長楊泮池論文疑似論文造假、掛名一事，引爆學術界的倫理話題，再度重創臺灣國際學術形象。回家吃飯時，母親突然冒出一句話：「臺大教授的論文都是抄的哦！」我嚇了一跳，回說：「沒有啦！只有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母親半信半疑，大概覺得如果連校長都涉入抄襲，一般教授更不用說，特別是連兩任臺大校長都爆出倫理問題，很難相信教授的清白。我才驚覺倫理事件在社會上對於學術界的殺傷力，對於只受過初等教育的母親而言，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構成民眾仰望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在市場或巷尾聊天時，再將事件誇大放送，造成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的不信任。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中譯本為《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都是重要的參考著作，但是這兩位作者都不是從社運研究領域出發，也不是從相關理論或文獻提出研究議題。 在台灣，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研究兩者之發展也越來越呈現脫鈎的現象。我整理了1980-2014年間以台灣社會運動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其中包括84篇中文，50篇英文。[1]下圖1呈現了歷年出版數量的趨勢 很明顯，在八○年代晚期的政治自由化與伴隨而來的社會運動風潮之前，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幾乎沒有期刊論文的產出。到了九○年代，儘管在某些年份有波動，但論文生產較為密集。然而，真正的高原期是在2000年以後，開始出現了穩定出刊篇數，意味著這個研究領域的成熟。從歷年論文數量來看，1987-1999年間是平均每年2.5篇，而在2000-2014年間是平均每年6.5篇。 期刊論文在2000年以後數量的增加，產量在2004年達到頂峰，其所反映的情況並不是台灣社會運動的興盛，事實上，由於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政治效應，社會運動反而呈現較為消極的狀況。同樣的理由也說明了為何在2008年之後，當台灣的社會運動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復甦，學術研究的期刊論文產量卻沒有出現上升趨勢。 學術生產向來是勞力密集的知識活動，需要多年的訓練與資料蒐集，這必然會導致社會運動的學術寫作與實際發展無法同步。就如同智慧女神Minerva的貓頭鷹只在日暮時刻才展翅飛翔，學術研究也往往只依賴「後鑑之明」，只能等待抗爭政治階段性的落幕之後，才能有所發現。總結來說，一個制度化的研究領域必然會變得更加自我維繫與自我參照，而這也意味著研究活動與研究對象無可避免的逐漸脫鈎。   以動員過程為研究核心之限制 除了建制化的學術研究環境，使得研究者與對研究對者越來越疏離之外，另一個因素則是在於研究者所提的問題也呈現越來越窄化的趨勢，只聚焦於狹義的動員(mobilization)過程，而較少探討促成社會運動浮現的結構面因素，亦或是長期的影響。 基本上而言，在英語研究中，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典範戰爭(paradigm warfare)在二十年前早舊結束了，取而代之的一種結合組織網絡、政治過程、認同形構、構框的整合式研究途徑。到了二十一世紀初，Charles Tilly, Doug … Continue reading 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南港小學者：我做了一個夢…   黃樹仁老師過世之後約兩個月，我突然在睡夢中夢到與他爭辯，討論一篇論文內容，他不同意我的意見，臉氣得像憤怒鳥一樣，我當時突然想到，黃老師不是往生了嗎，怎麼我還惹他生氣了？當時半夜立即驚醒過來，嚇出一身冷汗。沒想到台灣社會學通訊竟來向我邀稿，希望評論一下黃老師的大作〈小國的學術困境〉，讓我又回憶起那夢中的爭論，想想確實也是追思他生平貢獻的好辦法。由於本文主要針對〈小國的學術困境〉發表評論，因此，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本文之前，務必先回顧一下黃樹仁教授的原文，以免有所誤解。   黃樹仁老師這篇〈小國的學術困境〉言簡意賅，對一國學術社群的集體科學研究績效而言，Size matters，而且推論出好幾個可以驗證的理論命題或假設，簡言之，國家小導致學術社群人口少，原創學者更少，對本土議題的研究能力與累積成就較差，透過專業社群內部治理績效不良、以及教學品質較差的學術再生產過程，會引起學術產出績效（無論如何測量）的負面後果。台灣學者天天做研究或教學工作時，都在為他的理論提供新的觀察。   雖然〈小國的學術困境〉並未提供充足的經驗證據，其論點與近年來流行的人力資本之規模經濟或創意城市等想法，有互通之處 (Florida 2002)。全球城市研究裡有不少學者認為：人力資本與其網絡的地理群聚，對知識的增長有指數作用，我認為這個一般理論在統計上可能是顯著的。換句話說，我大致同意〈小國的學術困境〉的論證—學術社群的網絡規模越大、結構越開放、則越有利於知識的累積與創新，反之學術社群的規模越小、網絡越封閉，其知識累積與創新會陷入困境，而學術社群規模跟網絡開放程度，與先前的歷史制度條件有關，大致上非學者主觀意志所能克服。然而，為了回憶黃樹仁教授憤怒鳥似認真討論的可愛表情，容我藉本文跟黃老師繼續爭辯，以資追念。   預設分析單位：國家或城市群？   首先，我想檢討一下本文預設的分析與測量單位：國家（請回顧黃樹仁(2007)的127-128頁的假設A-E，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F）。國家是否可以等同於學術社群地理群聚的界線？倘若國家可以當成學術社群網絡規模的最佳測量單位，亦即一國之內算成一個社群網絡是合理的，我們將很難反駁黃樹仁的觀點。然而這個單位很可疑。依據人文或經濟地理學的看法，全球化的特徵之一，便是削弱了主權國家在領土之內控制經濟與人口的能力，因此，地理學者經常將產業或知識經濟的分析單位下降到大城市群（徐進鈺、鄭陸霖2001），其中最大者為東京（2014年估計約三千五百萬人）、或紐約、首爾、上海或北京層級的超級城市（約1~2千萬人），但世界上大部分大城市群的規模，是落在五百萬人到一千萬人之間，例如舊金山、波士頓或香港與新加坡，大城市群也是學者之間面對面人際接觸、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的主要地理範圍。   以全球的人口與經濟產出的分布來說，大城市群與小國的規模非常類似，而大國內部通常會有好幾個大城市群。以黃樹仁此文裡，台灣學界的對照組美國學界來說，大部分的全國社會科學年會其實都有東區、西岸、湖區、南方與中西部等四到五個分會，而這些分會的網絡通常比總會要活躍得多，全國年會反而通常是師生聚會的社交大拜拜，無法深入交流學術專業意見。   詳細評估美國學界的合作網絡，多發生在地理範圍相近常春藤盟校畢業的學術菁英之間，例如波士頓、紐約、湖區與加州學者各自的合作，如果拿台灣北部的都市群（包括北北基桃竹八百萬人）、或有人主張全島西岸當成一個巨型城市群（接近兩千萬人的超級城市），與波士頓或舊金山相比，其人口、學校與學者或學生的規模，可就很接近了。即便在德國，據我理解其科學社群或大學也是強烈地方分權與去中心化的，台灣北部都市群與大城邦，例如法蘭克福或慕尼黑規模相近；與日本相比，雖然全台灣的人口規模遜於大東京都會區，至少可與舊帝國大學的其他城市或區域，例如京都、福岡、仙台或北海道相比。中國大陸學界，其實也可以分為京津、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學術網絡。   我等小國共四、五百個社會學者的學術總產量、與大部分作品的素質，當然比不上三億人的美國、一億兩千萬人的日本或八千萬人的德國的最頂端四、五百人，這就是大國之人口規模所造成的效應。然而，比起大國的數個城市群之一，例如與加州（3880萬人）、德州（2696萬人）、紐約（廣義統計區2340萬人）一地相比，或是與我國人口規模相對較類似的小國荷蘭、韓國（5022萬人）、西班牙（4677萬人）、加拿大（3516萬人）或澳洲（2313萬人）等國家的城市群之一來比較，按黃樹仁的人口規模理論，學術社群還是有一搏之力。如果與美國以外的小國主要都市相比，我們的學術績效較差，顯然還有其他的問題。   常態科學或典範移轉   在學術組織或制度的層次，黃樹仁此文背後還有一些簡化而優美的『常態科學』空間與時間預設未能深入檢討，不妨在該文加上這個遺漏的預設G，包括（G1）空間與組織上隱含在其預設A-C的全球學術組織同型化，與（G2）時間上則是常態學術累積或創新的連續性預設。黃樹仁似乎假設常態科學產出是具長期累積性的，僅受到學術制度化之後時間的影響，此時如果全球大學與科研機構都只有一種組織型態或誘因結構，研究資金與人力規模就會決定產出，因此，要改善台灣學術產出，我們應該以最短時間建立最適規模組織。據此，黃樹仁認為要提高台灣學術產出，就應該將現有的高產出學者，集中到3~4個頂尖大學或大型研究組織，其中至少應該有多元次學門30個以上學者互相交流，這種機構的設想，與德國的Max Planck Institute較為類似，在台灣學界，則是轉化為教育部集中資源給少數頂尖大學、以提升學術排名的政策。   其實，這種常態科學觀點很像經濟學的比較靜態模型，缺乏動態與變遷觀點。根據台灣經濟社會學對我國在積體電路產業後進優勢的研究、以及近年來流行的棒球統計—魔球(moneyball)理論（路易士2011），我提出兩項質疑：學術界典範移轉的『社會運動』式政治機會結構、與團隊整合的組織創新。   首先，科學理論的變遷不僅有常態科學時期，還有典範移轉或創造性破壞的時期(Kuhn 1962; Schumpeter 1942)，兩者如景氣週期般循環。然而，學術典範與社群有其沉入成本與路徑依賴的特質，例如個人的博士訓練要五到十年的投資、而機構一但給予受雇者終身職，其人力配置的彈性就會受限。上述制度條件下的常態科學社群，經常傾向複製或強化原有理論，難以推動學術典範移轉。如果，學術社群經常面對非常態時期的典範移轉，已經制度化與僵化的『最適規模組織』，反而無法面對類似抗爭政治研究裡，一小群革命份子的創造性網絡資源動員與迅速奪權。舉例來說，台灣的積體電路產業勝過日本同業，其原因之一，便是在電子產業快速創新的時期，以網絡式組織超越了高度制度化與僵化的日本企業（川上桃子2012），讀者亦可回憶太陽花運動如何超越傳統政黨組織力量、重塑台灣政治版圖，或類似的組織新黨及產業創新。在創造性破壞的學術典範移轉時期，被黃樹仁認為具有唯意志論傾向的『卡里斯瑪』式原創性學者，可能利用學術提問或方法巨變的風潮，擺脫傳統機構僵化的特徵，冒著高風險重新打造科學社群的組織與誘因結構，藉此在某個學術領域超越原來的先進社群。   此外，學術機構的平均組織規模與網絡開放性是兩回事。同樣來自積體電路產業研究的洞見，相對於日本企業內部勞動市場的論資排輩與封閉性，矽谷或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發現，工程師社群內低組織忠誠度、與高度流動性的勞動市場，以及非正式的水平社交網絡等，對工程師社群的知識交流與創新有非常大的幫助。如此看來，無論系所的人數規模有多大，台灣學界應該廢除校內派閥與師徒忠誠、也不必顧慮對系所公共事務的長期承諾，採用北美洲高薪挖腳優秀年輕學者、給予具生產力學者優厚福利與終身職的策略。問題是就算加入了網絡開放性的變量，我們也無法推翻黃樹仁的論點，因為如其所觀察到的，學術社群的外部勞動市場規模，或多或少受限於一國或一個大城市群的人數，只有鼓勵跨國、跨區競爭才能突破規模限制。而我也同意黃樹仁該文第七節的看法，台灣的學術勞動市場，在學術機構內外環境各方面都有待改善，不但對外國學者來說缺乏吸引力、反而容易導致智力外流(brain drain)的後果。   最近對『頂尖大學』計畫的檢討發現，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在國際大學排行榜上排名都呈現下滑（戴伯芬 2016），各大學校長與著名學者均發表言論表示『資源還是不夠』。然而，依據現行的制度與法令限制，台灣學術機構所能提供給國際知名學者或新進人才的薪資與福利，是極其有限的，而且這也不是唯一的障礙，對新移民來說，還要顧慮家庭成員整體的生活品質(例如服兵役、台灣的語言障礙、托育與教育品質)、與一般移民都會面臨的社會排除問題。除了健保醫療方面有些優勢，台灣大學運用市場機制，還是會回到規模太小與資源不足的問題，絕不足以打敗北美的明星學校。   打出台灣的學術魔球 ＜＜加州奧克蘭運動家隊-隊徽＞＞ （引用於維基百科http://goo.gl/kV1HxT） 這時，就必須考慮我所謂的魔球戰略。與大學系所的規模類似，大聯盟球隊每季只能用上25個正式球員、以及15人的替補名單。運動家隊位於奧克蘭，一個美西的中小型城市（市區內只有41萬人，周邊各郡加起來也只有百餘萬），與位在兩千萬人的紐約市、球迷規模極大的洋基隊競爭，2002年後者營運的預算一億兩千六百萬美元、是前者四千一百萬美元的近三倍，如果採用市場機制挖腳搞個全明星隊，運動家隊只有認輸的份。因此，運動家隊大膽引進棒球統計來改善球員組合，在平均投打條件下，球員若擁有某項被勞動市場價格低估的特殊技能，例如投球的三振四壞比、被打出的滾地高飛比偏高、或打擊時上壘率也就是被保送率偏高，或是謹慎選球使先發投手的用球數大幅上升，就能改善全隊勝率。事實上，運動家隊在引進魔球戰略之後，於被戲稱為魔球年的2003年創下20連勝，多年來季後賽勝場為美國第二多，多次拿到美西冠軍（路易士2011）。   我所謂「小國學術的魔球」，即是思考在北美頂尖學術機構三分之一的預算下，如何利用學術社群原有的優勢、擴大網絡內外的資訊流動，來促進科際整合與人員合作，以有限預算達到學術發表最佳的人員組合。   大聯盟球隊的勝率高低會影響球迷總量與球團收入，這是最重要的績效標準。而我相信黃樹仁也同意，評估台灣頂尖機構學術表現的勝率，主要是獲得頂尖英語期刊（例如SSCI或SCI分門排名前40%）發表論文，或是在最好的大學出版社發表專書，這可以看成台灣球員或進攻小組在大聯盟上場的機率；其次，則是在台灣的頂尖期刊TSSCI或少數高品質出版社的專書，也就是台灣選手在小聯盟或國內聯盟的情況；最後，一些最後20%的SSCI其實審查嚴謹度還不如台灣本土出版品（見黃文第八節），只是在現行體制下掙扎求生的策略。   要請讀者一再注意的是，我認為上述的學術成就評價，僅適用於研究型大學，完全不該類推到教學型大學，而且按照前述創意城市的理論，研究成果所占系所或個人評鑑比例，應該是指數梯度下降的，例如中研院佔9成、研究型大學佔4成、教學型大學就該下降到2成、技術學院1成。此外，我也同意應該討論大聯盟的不公平之處，但這個爭論無法廢除大聯盟職業球隊與球員的存活標準。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與本文的爭論，顯然是針對中研院與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分析其成就是否受限於國家規模，而不是把爭論重點放在挑戰全球學術霸權或我國大學評鑑體系現存的不平等，即使英美學術霸權本身的再生產與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問題。以下我先以頂尖英語期刊接受論文為目標，論述魔球戰略，稍後再談國內的小聯盟的發展。   要與北美大都會或近似國家的學界競爭，台灣社會科學界應該認真評量本土學者的相對優勢並促進合作。雖然我也做質化研究，然而在英語發表成果方面，如黃樹仁在論文裡重複提到的，由於現實的語言障礙，或者說是英語作為一種全球學術語言資本，我國人口生來就缺乏英語環境，以及歐美機構數個世紀以來的學術傳統積累（預設D），非英語學者的長處並非質化研究或文史哲所需的英語寫作能力、或深厚的西方哲學與傳統理論訓練，而是量化研究的統計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小國的學術魔球：評黃樹仁〈小國的學術困境〉 →

陳竹上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A、2014/03/02傍晚的一通電話 「科學權力監督聯盟…？」沉穩中仍不免帶點狐疑的聲音，從電話那頭說出這八個字的，是自由時報的編輯。 「ㄟ…，是的…」我有點心虛地回答。 「可是我們上網搜尋，一直找不到這個組織…」 「嗯…，不好意思，我們還在籌備中…」，其實所謂「我們」，當下就只有我與同樣走上司法訴訟的許教授兩人；如果說「聯盟」的語意是至少要三人，那或許要趕快把我那還在唸博班的太太也拉近來湊數…。 「哦…？」依然是狐疑 「還是我可以用”科學權力監督聯盟籌備處”？」 「不好意思，陳先生，我們可能要請您以作者姓名發表…」 「喔…，我了解，那職稱呢？」 「這由您決定，也請您將投稿縮減到八百字，至於全文我們會照登在電子報。」 「好的，我要幾點前回傳？他們明天就要掛牌了…」通話當時已經是傍晚。 「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2014年3月3日，「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一文，刊出於自由時報A15版的自由廣場，作者是「陳竹上，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1]。我不打算用大學副教授的職稱，主要是希望這篇短文不致於造成任職學校與單位的困擾，畢竟百億金主的垂愛，眾所期待，恭迎都來不及了，還批評？但除了大學副教授外，我還有什麼身分可用？兩個女兒的父親？這恐怕會讓編輯再來電，雖然我真心希望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在急迫的時限中，靈光一閃打給時任「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的夏曉鵑教授…   「曉鵑，我寫了一篇批判國科會的投書，作者身分可以用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嗎？」 「OK啊，如果用學會名義就要理事會通過，如果用理事個人，這是事實，你確實是」 「謝謝曉鵑～」頓時感受到每年繳一千元會費的好處。   往後，我仍陸續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理事」，而非所任職大學副教授的名義，發表了幾篇關於科技部及其所委任特定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Ｌ律師團」）的投書[2]。時隔近兩年，之所以在巷子口寫下這段，與各位一起回顧當時的忐忑，主要希望呈現的是：在台灣，學術界的言論自由正在被侵蝕--我因為想說真話、想批判政府而焦慮及糾結，從設法躲到自創的「科督盟」後面來個不為人知，到期望獲得有交保護費的「台社理事」庇蔭，最後還不忘在「科技部將成為民主法治國家的變形金剛」這標題後加上一個「？」，以免Ｌ律師團趁機出手來個「污辱公署罪」[3]。 沒錯，寒蟬效應正在蔓延，最嚴重的地方，正是最需要擔任社會良知的學術界。圈外人要問說：台灣不是早已解嚴？鄭南榕不是已經爭取100％的言論自由？但局內人則早已不言可喻、百轉千迴：沒有國科會計畫，我會不會構成「違反聘約情結重大」？七年內能升等嗎？每想到此，便趕緊拿聘約出來仔細端詳一下，或許有不少大學沒寫到「不得違反師生倫理」，但關於國科會計畫、研究績效則訂得清楚翔實。白話言之，一位大學教師或許能豪邁地說：我今年一定要好好過聖誕節、我不要每個月多一萬的主持費、我的巷子口社會學研究不需要花大錢所以不用補助、我習慣校長兼撞鐘不需要助理、我不想出國發表兼考察…；但他是否有勇氣說：我讀到博士但不怕中年失業、我不怕繳不出房貸後必須帶孩子搬家、我不在乎一輩子被冠上「不做研究」、「評鑑沒過，輔導期未改善」、「違反聘約情結重大」的污名？ 讓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的威權，已經不再是如戒嚴時代或香港銅鑼灣書局般的「被失蹤」，國家權力不再動刀動槍，也不用校園佈線，而是逐步建構與滋長出天羅地網般的制度、規範與風氣，一方面讓知識的產出方式從多元走向一元，也就是一種搭配文字霸權與期刊範定的生產規格，排除其他的投入或展現方式；另一方面，鞏固這套遊戲規則的配套措施，不論是「威脅類」或「利誘類」均日趨完備，足以輕易剝奪一位大學教師的工作權，從而在你我心中滋生「新警總」，不斷自我盤問。2011年一篇「美女教授為什麼會死」的投報，突顯這種「新型文字獄」的冰山一角[4]。而每年由國庫投入數百億補助的科技部，正是推動這部學術絞肉機的引擎之一[5]。令人納悶的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存在？   B、「愈快愈好，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 「我們明天就讓它見報」，一句話，九個字，至今仍令我一再反芻咀嚼，因為這正是民主社會得以延續的生命力：「我們」，一邊是大眾媒體，一邊是大學教師，在人家掛牌慶賀的當天，我們一起針砭政府。如果沒有這兩股力量，扮演與擔負起第四權的角色，號稱「三權分立」的國家機器，真能運轉出彼此制衡的公理？2011年起一場企圖讓學術權力面對司法審查的社運SOLO，差一點就證明了「三權分立」的虛幻。 2011年底，我收到約半年前申請一個「國科會主動規劃推動案」的審查結果，「未獲通過」雖是家常便飯，但其中一份審查理由顯然有錯誤：它將我先前曾擔任協同研究員但已經結案的計劃，誤認為仍在執行，並以此作為否決申請案的理由之一。誠然，相較於過去多次令人難以認同的審查理由，再添一樁又何妨？但那數年來一再盤旋心頭的納悶依然是：「如此龐大的資源與權力，在號稱民主法治的國度裡，究竟有何監督與制衡的機制？」而且，這次審查意見與一般輕蔑或負面評語不一樣的是：「事實認定錯誤」，這是一項可以超越「專業判斷餘地」，有可能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事由[6]。 隔天我帶學生到旗山美濃戶外教學，內心仍被此事縈繞，走上客家文物館的二樓時，看到牆上掛著一個木頭雕刻的糕餅模子，腦海隨之浮現的畫面是：模子壓在一球球原本有彈性的麵團上，形塑出一塊塊一模一樣的糕餅。隔天我透過國科會承辦人員，轉寄應該是很客氣的詢問信，請這位匿名審查人說明為何如此認定，但一直沒有獲得回覆，由於國科會規定「主動規劃案」不可申覆，在事發將滿三十日的前一天，我向行政院提出訴願…。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我收到科技部來文：「本部依台北地方法院更一審行政訴訟判決，就台端100年申請案進行重審，結果未獲通過。」這趟向司法扣門之旅，剛好度過四個寒暑。 國家機器猶如糕餅模子，壓製出它想要的學者。   在這四年中，訴願被駁回，行政訴訟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進行，國科會委任的 L律師團主攻「研究計畫申請案的補助對象是申請機構，不是提案教師，大學教師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必須由大學提出，否則便是當事人不適格」。陸續四次審理庭期間，雖然我極力舉證反駁，但仍可依稀感受到法官偏好此一主張：畢竟從程序上駁回，不用處理實體層面的學術審查爭議，應是最好寫判決的路徑。果不其然，2013年7月31日，「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該由2011年我任職時送出申請案的大學來起訴。頓時體驗到：憲法第16條所保障給人民的訴訟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這正是所謂「三權分立」的實況與危機，一位司法圈內人曾跟我說：「法官如果輕易撤銷行政機關的處分，行政機關會反彈…」，特別在地狹人稠的台灣，XX律師團與XX法官常是前後期或曾經同事過。我也徵詢過某位立委的辦公室主任，他說：「國科會這種學術機關，就像中研院一樣，給人深奧難懂的印象，我們除非作足功課，否則要質詢不是那麼容易…」。此外，過去十來年，國科會始終是監察院糾正案的常客之一，也具體指出審查機制易衍生徇私舞弊，浪費公帑等積弊，並形成「近親繁殖」的畸型現象，但似乎也是說說而已[7]。   C、從恩惠到權利 2013年7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我必須於二十日內決定是否上訴，除了裁判費外，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必須委任律師。有誰會想接這種案子？幸虧我在大學時代的人緣沒有太差。2014年4月30日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理由大意是：「國科會補助計畫作業要點雖明定須由申請機構提出申請，但該要點亦使計畫主持人調任時，可申請將計畫由原任職機構移轉至新任職機構繼續執行，足見研究計畫具有難以脫離計畫主持人而執行之特性，所以縱使計畫申請人並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也是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可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在更一審時，L律師團換上一位一知半解卻又盛氣凌人的律師，但我也遇到一位願意深入了解學術審查機制與案情癥結的法官，2015年7月21日，一份45頁的判決，撤銷國科會2011年的行政處分，並要求科技部重行審查程序並作成決定。判決中也再次確認研究計畫申請人具有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利，對於行政機關的學術審查，如果涉及違背法令、事實認定錯誤、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專斷、將與事件無關之因素考慮在內）等情事，行政法院仍然有審查權，不能一概以「判斷餘地」為由拒絕司法監督。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法透過司法程序進行救濟的，不是權利，是恩惠，當施恩者說不給你、要給他時，不管是什麼理由，受惠者都無法吭聲、只能接受，這種恣意與悠遊歲月，總是令掌權者流連忘返，從而有「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此一定理。但就本案而言，很遺憾在司法開啟監督之門後，科技部不僅打算以一紙未附審查理由的公文結案，更在研究計畫系統中直接移除容易引發爭議的審查理由，改為必須另向承辦人申請，更甚至於進一步修改要點、重申補助對象是申請機關而非教師…，此等以防堵為目的之「進化措施」，確實一如我所比喻的「變形金剛」。幸虧，這些變形都無法否定司法系統已確認研究案申請教師為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人而具有訴訟權之事實。 台北地院更一審判決首頁   D、以司法訴訟作為社會改革路徑？ 這幾年的經驗也讓我逐漸感受到，以司法訴訟作為社會改革路徑的成本、風險與侷限，這條路雖無鎮暴水柱或催淚瓦斯，但正如我在「鐵打的律師，流水的官」[8]一文所述，當面對的是職業律師的車輪戰與烏賊戰，而行政機關卻置身事外，只處理勞務採購與核銷時，理想很容易耗損殆盡、看破紅塵，這是比金錢時間更難受的成本；還好這場社運不是真正的SOLO，每每在第一時間不吝給予法律諮詢外加心理諮商的學姊與同學，以及對科技部提起國賠案的許教授，都願意陪我跳探戈[9]。 至於風險，則在於一個想要顛覆積弊的初衷，也可能因司法而萬劫不復，例如本案若在最高行政法院被駁回，未來任何主張國家學術審查有瑕疵的案子，主持人可能都無法救濟；至於侷限，則在於司法面對行政機關的專業領域時，通常仍以謹守分際為原則，例如本案除了事實認定的顯然錯誤外，我也主張國科會長年以來讓「審查人金鐘罩藏鏡，申請人全裸被看光」的「單盲審查」，其流弊猶如開拆的彌封，難以維持公平；位此我也提出具體替代方式，證明既有措施弊大於利，未符比例原則[10]，但法院就審查方式等爭議，則表示尊重行政機關之選擇。或許有的問題，必須透過立法權之運作或較大規模的社會串連，乃至於行政風氣、組織文化的興革輪替，以及對下一代的教育深耕，才有機會突破。 正當本文寫作時，多家媒體報導：科技部補助200多億，由前台大校長李嗣涔總主持之「能源國家型研究計畫」，傳出論文抄襲醜聞，遭美國Retraction Watch（撤銷論文觀測站）公布，讓台灣貽笑國際[11]。然而，象牙塔內本是笑罵由人，若要為這台與社會脫節、為高層煉金、製造科學孤兒的學術絞肉機踩煞車，還有很長的時間，我們都不能豪邁地說：「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12]。 … Continue reading 從恩惠到權利？ 讓學術審查面對司法審查的一場社運SO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