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眼神看凡人世界
最近，行政院提出《人工生殖法》修法草案，將單身女性與女同志納入人工生殖科技適用對象，並與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所提的「利他代孕」脫鉤。後者爭議大且尚未形成社會共識（關於該版利他代孕法案內容，請見本文第三點）。 異性戀婚姻制度與生育子女近半世紀來有很大的改變。生殖科技近40年來的使用，讓人們逐漸接受生養子女不必然是夫妻的專利。我們看到很多單親母親養出了優秀的子女，大家也逐漸接受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也能撫養小孩、「有愛就是家」。同志婚姻法案通過後，也讓更多同志思考家庭中若能生養小孩該多好。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單身女性與女同志伴侶亦能使用（原先僅限異性戀夫妻的）生殖科技懷孕，也就順理成章地納入草案。 許多婦女團體、宗教團體紛紛表態批評陳昭姿等人所提的「利他代孕」法條，或對其有所保留。各團體論述雖然不同，但皆認為其中涉及複雜難解的倫理議題、社會和文化因素，短時間內不易獲得民眾共識。 下面的討論中，我要指出，父權血緣的迷思如何讓很多人不考慮以收養來「擁有一個自己的小孩」；以及，若要討論利他代孕，我們也應該站在代孕者的立場，優先考量其處境與風險，而非委託者的需求。
你覺得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發言權嗎？如果有的話，哪些因素會讓女性在生育決策上的發言權提高呢？在討論女性對於生育決策有沒有發言權之前，我們先來討論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這件事。 關於女性在家中有沒有發言權，一直是社會學家及家庭人口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莫過於哪些因素影響了家中女性做家事的時間？為什麼要從做家事來談呢？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角度來看，婚姻是男女雙方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well-being）所發生的結合。[1]為了極大化兩個人的生活福祉（即「養家活口」和「照顧家庭」），不可避免地要將兩個人的人力資本或其他資源進行理性、有效率地分配。由於在1960-1980年代的西方社會，男性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年資等）通常較其女性配偶高。所以一般常見的分工方式就是男性出門賺錢養家，女性在家裡負責家事，或是照顧小孩及其他家中成員。在這樣的家務分工之下，大多數已婚男性皆為家中經濟的掌權者，所以他們在家中講話也可以比較大聲。相反地，女性由於在當時的人力資本較低，在勞動市場中較難取得優勢（如錄用或升遷）。因此，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發言權也較低，被分配到的家庭角色往往是處理家務、照顧小孩或其他家中成員。然而，許多文獻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若已婚女性在家中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那麼她做家事的時間也會下降。此即所謂的「相對資源論」（relative resources theory）。
各國生育變遷過程的變化與差異，一直是人口學家有興趣解答的現象。不過在既有的理論解釋中，較少探討人口學的理論知識和技術如何形塑人口本身。我的碩士論文援引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Callon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探討人口轉型理論／模型，如何推動台灣在1964年至1989年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為目的的家庭計劃政策。 透過爬梳政策檔案資料，我分析政策行動者如何部署（dispositifs）節育推廣的網路，同時與24位60至90歲的婦女訪談，了解婦女的避孕行動如何受政策影響。透過描述政策部署的節育網絡與婦女實際的避孕行動，我的論文希望呈現婦女控制生育過程的各種不確定性（或漂移），如何展演台灣出生率變遷的獨特軌跡。
近幾年上演的影劇，例如：荼蘼（2016臺劇）、月薪嬌妻（2016、2021日劇）、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韓劇），不約而同地看見了東亞社會中隱形的家庭勞動與困境。為什麼這些家庭內部的勞動會被長期忽視？當時間與勞動都成為可以在市場上用價格衡量的商品，被以有償與無償劃分，區分了「有價值」的市場勞動與「沒有價值」的家庭勞動，沒有市場價值的家庭勞動就經常被視而不見。這樣的勞動區分又與性別角色接合，男性從事有償的市場勞動成為養家者；女性則負責無償的家庭勞務，成為主要性別分工模式（雖有少數社會例外）。這樣的運作方式所內涵的權力、機會的不平等，也深深與性別扣連。若說資本社會的運作建立在對於受雇者勞動生產的榨取，那麼，讓受雇者可以每天從事勞動生產的再生產勞動（例如：洗衣、煮飯、打掃），則是第二層被搾取的隱形勞動。視而不見影響了家庭勞務提供者的權益與福祉，包括勞動保障、退休收入等，也讓在市場上提供家務、照顧服務的價值經常被貶抑和低估。
談到「勞動」或「勞動力」，大家心中浮現的是什麼？可能是在職場當中付出個人能力，因而換得給薪（paid）報酬，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Claudia Goldin正是透過挖掘200年的經濟史，來關注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參與情形。家庭社會學者眼中的勞動（力），更包括無給薪的工作（unpaid work），而這個「工作」指的正是「家務工作」（housework）。
家中有學齡前嬰幼童的父母，在育兒的過程中，往往對於處理髒污不陌生。從嬰兒時期處理孩子的吐奶、尿床、大便、流口水、清洗奶瓶、準備副食品；口腔期的小孩喜愛用嘴巴啃咬各式物體感受世界；到幼童時期學習拿餐具吃飯、喝水的杯盤狼藉、四處玩耍用手觸摸感受世界。照顧者時常花很多時間處理各式各樣的髒污，打掃清潔消毒，希望能降低孩子接觸病毒生病的風險。
性別不平等的年金分配在高齡社會將越趨嚴重。根據國發會2020年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年）報告，臺灣於2025年即進入超高齡社會，屆時每5人將有1位是65歲以上老人。此外，由2021年內政統計通報中可知，2020年臺灣男性平均壽命為78.11歲，女性為84.75歲，男、女性平均壽命相差6.64歲，因而在超高齡社會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以女性為多，是男性1.26倍，而且差距逐年拉大（見圖一）。這些為數眾多且壽命較長的老年女性因為提前離開職場、缺乏職業年金、領取少額國民年金、守寡率高且時間久、離婚或失婚率上升等而陷長期入貧困的機會甚高，多數將成為日本所謂「下流老人」，此乃政府最關鍵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之一。
近十幾年隨著人口變遷，結婚年齡增加、結婚率降低、同居漸普及、離婚率增加、單身人口增長，再婚比例變化等，家庭結構也趨於多元複雜。以歐美國家而言，僅管婚姻還是扮演著重要角色，結婚卻已不再是唯一組成家庭之要素。兩個伴侶合法婚姻與婚生子女組成的家庭定義，逐漸受到挑戰。在討論伴侶關係以及家庭模式變遷時，通常討論對象多為青壯年。然而近來老齡化社會議題，愈來愈多學者開始關注老年生活。學者Brown與Lin（2012）研究指出美國過去十年，年齡大於等於五十歲之老年人口中，離婚率幾乎增加兩倍，學者稱這個現象為gray divorce。此外，Brown與Wright（2017）發現美國嬰兒潮出生之老人，單身比例近十幾年也出現增加趨勢。
小時候看「天方夜譚」，讀許多聰明女兒的故事津津有味，那時候還不知道殘忍的國王有個名字，叫做「父權」。「照顧」，其實酷似「一千零一夜」。為了阻止蘇丹每晚殺掉一個妻子，宰相之女自告奮勇為他說故事以替女人求命。從事照顧者絕大多數是女性，不僅為了維持人類基本的福祉而努力，活人性命，同時也保護著自身與家庭的生存。一千零一夜的照顧，在光天化日下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被消弭於無形，被父權社會視而不見。頂著世界防疫光環的台灣，似乎有了更好的藉口不必面對被偉大數據與醫療科技遮蔽的暗面：脆弱不安（precarious）的照顧世界。
2020年爆發的全球疫情逼迫許多社會正視Care──除了台灣以外。
【馬國勳／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資訊與數位科技的發展蓬勃快速，並且不斷推陳出新。上個世紀末的人們常問：「網路與數位科技會不會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到了這個世紀，這類的問題已退居幕後，現代人更想知道的是：「下一個新推出的科技，將會是什麼？」社會學者所關心的其中一項課題，是不同程度的數位近用（digital access）與不同種類的使用方式（digital use），如何產生新型態的不平等，進而形成一股難以消弭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這問題自 1990 年代開始出現，但到了 2019 年的今天，關注這類問題的研究者似乎沒像以往那麼多了，彷彿數位落差已不復存在，但數位落差真的消失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