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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成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中國人是兩個同性男人的子孫???好可怕的神話啊!】 資料來源:http://www.plurk.com/p/e595vo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70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不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民法規定,男子30歲、女子25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40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下定義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一樣?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好可怕啊!!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18歲女性與23歲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23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跟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50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的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報導一例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相親或媒人介紹,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59出生的人,20歲的時候就是1970~79年,也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不同年齡層,結婚雙方的認識方式】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也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如此而言,號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你們執政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些三流的道德論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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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女性的「火病」:我們所受到的壓迫,身體都知道

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接觸「火病」 我住在韓國的時候,前後有過很多名女性室友。這些室友來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有廿歲上下的大學生、從鄉下到首爾追逐星夢的高中畢業生、言行舉止中規中矩說話溫柔婉約的國小老師、三十多歲的單身職場人、碩博士班老學生、苦學英語想出國留學圓夢的女孩、還有年近四十苦苦準備公職考試多年的資深「考試生」(韓國人這樣稱呼全時間準備各項公職、升學考試的人)等等。 我們住在一起的幾個女生,每個星期都會聚在一起,吃飯、打掃家裡、閒聊、以及分享近來的生活。因為這些室友的緣故,常有機會聽到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業領域的女性們想法,近距離地參與她們的喜怒哀樂與生活。 其中有個小女生,離開故鄉古都全州來到首爾,在韓國頂尖的藝術名校弘益大學專攻韓國傳統繪畫。她讓我印象深刻之處,除了剛來首爾那陣子每天都因為想家而哭泣之外,還有她那多病的母親。我跟她同住了四年,從一開始,就常聽她提到母親身體狀況不好、常生病去看醫生的事情。我幾次追問她母親身體狀況以及病因,聽到的答案都很模糊,有時候是肩膀痛、腰痛,有時是頭痛,有時候則是沒有原因的身體虛弱,必須待在家裡靜臥休息等;然而,每次身體不舒服到醫院看病時,醫師卻又找不出病因。久而久之,我開始懷疑她母親是不是在「裝病」,一天到晚嚷著這裡痛那裡不舒服,想要藉此獲得大家的注意與同情。而我的態度,也從一開始的同情與擔心,開始感到有點不屑。然而,隨著對這位多病的母親認識越多,我開始對她那醫師診斷不出原因的各種「病痛」感到越多的同情與諒解。 這位我從未見過面的室友母親,在廿歲出頭很年輕時就結了婚,婚後共生了二女一男,也就是我的室友姊妹與最小的弟弟。如同大多數韓國女性一樣,她結婚之後就留在家裡帶小孩作家事,老公也跟多數韓國男人一樣忙於工作,很少待在家裡。現在兒女都長大了,她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想想看,廿歲出頭就結婚當了媽媽,當她的小孩都上大學離開家裡時,她才四十多歲,正值壯年。過去作為生活重心的兒女都長大離家,她也開始想出去找個工作,一圓自己成為職場人的未竟夢想。然而,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學歷不高,過去完全沒有職場工作經驗,待在家裡這麼漫長卻看似「空白」的人生,完全無法替她加分。更何況,韓國目前的就業市場嚴峻,連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了,更別說是這樣一個過去生活裡只有柴米油鹽醬醋茶經驗的中年婦人。 一片空白的社會經歷、被家人遺留在後方的孤單、以及渴望進入社會職業網絡卻被排除在外的挫折沮喪,種種不如意加總起來,讓她老是覺得頭痛、身體痠痛、還有各種無以名狀的身體不快感。後來我才知道,在韓國有種特別的身心性疾病叫作「火病」,這種「火病」非常常見,特別是發生在中、老年婦女身上,也就是那些所謂的「阿珠媽」們 (韓國人稱呼已婚、上了年紀女性的稱呼)。有個韓國朋友說,包含他自己的母親在內,幾乎他認識的每個阿珠媽都有這種病,很少聽過沒得過「火病」的。   火病的來由 「火病」的「火」,與「憤怒」的情緒有關。當人們接受到外界的壓力(stress)時,隨著文化情境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反應。有個研究訪問了約七千名的男女病患,比較不同國家的人們接受到外來的壓力之時會有甚麼樣的反應與情緒。大部分人的反應是憂鬱或不安等情緒,然而韓國人遭受到壓力時最常有的情緒卻是「憤怒」,也就是「身體發熱」、「發火」等情緒反應。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症狀,常見的包括肌肉疼痛、消化障礙、關節炎、頭痛、頭暈、全身無力、生理痛、臉潮紅、呼吸困難、失眠等,有些人會感覺到心臟咚咚跳得很用力。 「火病」的患者男女皆有,然而卻以女性為多數,這跟傳統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性別不平等有關。傳統家父長制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限制、婆媳間的矛盾衝突、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壓迫等,帶給女性許多的壓力。然而,文化上卻又強調對這些壓迫與壓力的隱忍是美德,長久下來,造成許多女性強烈的「恨」的情緒。 婆媳問題是造成韓國已婚女性主要的壓力源之一。圖片來源:https://goo.gl/NTo57q   韓國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了許多的歧視與壓力。如果到了適婚年齡沒結婚,會面臨很大的社會壓力與歧視;即使結了婚,壓力與歧視也不會因此而消失,因為不管年紀大或小,也不論教育程度或專業能力如何,女性只要結了婚,就會自動變成一個大家口中的「阿珠媽」,而韓國人講到「阿珠媽」時,多少都帶有明顯的歧視。結了婚成為大家口中的「阿珠媽」後,女人通常很快地懷孕生子,成為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的全職家庭主婦,生活中只剩下家事、孩子跟尿布、還有奉養照顧公婆等責任義務,而因為老公工作太忙,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   所有的育兒與家事女性幾乎都要一肩擔起。圖片來源:https://goo.gl/rDGmlz   那麼,不要待在家裡當專職主婦,找個工作改當職業婦女如何?很遺憾,韓國女性在這方面的選擇並不多。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所調查發表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顯示,韓國是在性別平等表現墊底的國家。韓國女性在教育機會上與衛生福利這二方面得到的待遇相對平等,然而,經濟地位差距,以及政治參與機會差距,才是造成韓國性別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韓國女性參與勞動的機會低、進入管理階層的機會極低、以及同工不同酬等現象非常普遍,也大幅拉大了性別之間的經濟地位差距。在各項女性經濟地位的指標中,韓國幾乎都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裡表現最差的國家。   韓國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Gender Gap Index)報告裡的各項指數。 資料來源:2015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女性遭受到的不平等在從學校畢業、進入職場之後越趨明顯。剛進入職場時,也許性別的差異沒有這麼巨大,然而等到年齡漸長,性別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男性被拔擢為管理職的機會遠多於女性,而即便是在同樣的職位上,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意味著薪資的差異會隨著年資逐漸拉大。 大部分的韓國女性在30歲左右進入婚姻,接下來的育兒生活迫使許多女性必須離開職場。就算有女性想要繼續留在職場上工作,大部分也只能找到兼職(非正規職)的工作,一方面因為家庭裡大部分的責任落在女性身上,像是育兒、家事、以及照顧長者等的諸多責任,讓女性很難從事正職的工作;另一方面,就算已婚女性想要從事正職的工作,事業主也不見得願意提供。因此,家務的負擔以及社會期待所帶來的龐大壓力,使大部分已婚韓國女性被迫離開職場那些有穩定收入、升遷與福利的正規職,轉向低薪、不穩定、沒有保障的兼職工作。 已婚女性很難找到正職工作的原因,是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幾個幻想出來的基礎上。以父權為主的社會,假設每個女人都找得到一個好男人結婚,白頭到老;那些已婚男人都有能力找得到一個待遇不錯的正職工作來養家活口,所以女人基本上應該待在家裡從事沒有報酬的家務工作,而且要滿足於這樣以家人為中心的人生。就算女人想出去工作,父權社會假設女人頂多只是需要賺點零用錢供自己花用,因此不需要給與正職工作,只要兼兼差就可以了。 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結婚,也不見得能找到適合的、負責任的伴侶;而在失業率極高的情況下,已婚男人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正職;而就算男人有正職,薪資也不見得足夠滿足家裡的需求。有時候不幸碰上伴侶早逝或失婚,女人仍然必須靠自己的雙手賺錢養家。除此之外,就像許多男性一樣,有時女性進入職場的目的不完全是為了經濟因素,工作上所帶來的自我成就感、自我成長的機會、與職場上所能建立的人際關係,也都是重要的原因。即便如此,韓國已婚女性想要重新進入職場,仍然有著重重巨大的障礙。 2012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韓國女性在三十歲以後大半必須離開職場(黑色為男性、紅色為女性)。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jiyeonkang.egloos.com   女性被期待結婚、生子、進入家庭,中斷自己的事業、放棄自己原來的理想,負擔起所有家事與育兒的重擔,還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與不滿。但事實上,無止盡又不平等的家事重擔,很難不點起女性胸中的那把熊熊怒火。面對這些不平等的歧視待遇,平常被限制在瑣瑣碎碎的家務事裡、生活圍繞著老公家人團團轉、被看做甚麼都不懂的阿珠媽們,即使不甘願繼續這樣被剝削、被歧視,在現實生活與強大的社會壓迫下,也很難真正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像我室友的母親一樣。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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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婆媳關係自己救!

孔祥明/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   前幾日假期看到臉書上朋友分享他的朋友趁著去宜蘭婆家接女兒的時候,一轉念間便邀約婆婆一起去泡湯,並且拍下三代合照的相片,最後還下了一個註解, 認為婆媳相處就要坦誠相見。那幾天在臉書上也看到朋友的分享,講述要把媳婦當貴人以化解婆媳問題的文章。同時看到這兩則報導,讓我想起在課堂上幾乎每一年都會聽到許多年輕女同學堅決反對未來婚後婆媳同住,並對所謂的「婆婆」這號人物持有許多負面的想法,因而想來巷子口分享一下過去針對婆媳關係研究的心得,希望能有助於減少時下年輕人對於婆媳關係所抱持的一些迷思。 圖片來源: 白領網。http://m.86kx.com/hunjia/poxi/62242.html   婆媳問題在華人社會存在數千年之久,受傳統「父居制」的約束,女人一旦嫁人就要與夫家同住,讓這個問題成為已婚女性逃也逃不開的惡夢。而在「父系制」的運作下,男嗣是綿延家族的唯一根據。所以,要能生出兒子才是女人穩固在婆家地位的不二法門。此外,受到「父權制」和「主從秩序」(pecking-order)強調輩份、年齡、及性別作為家庭權力結構劃分依據的影響,年輕媳婦在婆家一路要從全家地位最低熬到老父親之外的第二把交椅,也要倚靠生了兒子才有可能。可想而知,傳統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華人家庭,兒子對於一個女人而言,在心理上的份量,甚至比丈夫都要來得重要。   現代媳婦要當娘娘,門兒都沒有! 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台灣快速工業化、現代化、以及女權觀念的引進,在家庭中,子女外出就學、工作及自由戀愛風氣使得父權體系逐漸鬆動;在社會上性別平等的提倡,改變了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地位。那麼傳統婆婆在上的婆媳關係應該有所反轉了吧?從過去有限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相較於Rita Gallin[1]蒐集1950年代末中部鄉村地區資料呈現出享有幾乎絕對權力的婆婆,作者從1990年代末期對大台北地區婆媳的深入訪談資料來看,幾乎所有婆婆仍是處於家中較有權勢的地位,雖然,開始有少數幾位媳婦偶爾敢回嘴或違抗婆婆的意見。及至2016年台北市高教育水準的職業婦女訪談資料,依然顯示當代的婆媳地位並沒有全面改變。縱使頂嘴、不依婆婆意見而為者大為增加,但是,基本上仍然維持著至少表面上尊重婆婆是長輩的上下關係。不過,也開始出現類似朋友、較為平等的婆媳關係。 也許有人會問:「都什麼年代了,為什麼整體上婆媳間的相對地位卻沒有太大變化呢?」 過去研究顯示,夫妻之間擁有資源的多寡(如教育程度、收入等),可以改變夫妻之間的相對地位。那婆媳關係和夫妻關係不都是一種dyad(雙人關係),難道高教育、高收入這些擁有較多資源的媳婦,不會因此在家講話比較大聲嗎?當然,電視上演的都會啦,但實際上決定媳婦在婆家地位的關鍵因素,卻是在媳婦娘家父母,尤其是媽媽以及媳婦的丈夫身上。   媽,我會在婆家好好幹,不讓妳丟臉 在過去重男輕女,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價值觀影響下,古代對女兒的教養著重在料理家務的訓練,主要負責人便是母親,因而舉凡嫁出去的女兒被婆家嫌棄時,娘家的媽媽就成了眾矢之的了。即便今日女性自主權高漲,娘家仍擔負女兒家教是否良好的名聲。許多媳婦為了不願讓娘家父母擔心或承擔罵名,都選擇盡量做到媳婦本分。顯然,過去工業化發展雖帶動了台灣社會和個人的現代化,但在家庭制度上,有些面向並沒有隨之產生改變,娘家的名聲仍然是嫁出去的女兒必須承擔的責任。當然,娘家媽媽對女兒應該如何處理婆媳問題的態度,也是決定媳婦與婆婆互動關係的重要因素[2]。   男人們,別再裝孬了,好嗎? 那媳婦的丈夫又如何產生作用呢?很多人,尤其是男性,都認為婆媳問題不就是兩個女人的戰爭嗎?於是很理所當然地將自己從兩個女人的問題中排除。然而,作者發現,在所有受訪者中,只要是先生抱持這樣想法的人,婆媳關係幾乎都不是很好。好多先生/兒子不愛聽太太和媽媽在他們耳邊互相抱怨,採取走避方式,認為時間會解決一切。結果當然是隨著時間流逝,問題仍一直存在。另一些不算少數的丈夫則一味地要求太太忍耐,因為媽媽年紀大了,沒有幾年好活了。不過,奇怪耶!好幾個媳婦都說已經十幾、二十年過去了,他們的婆婆依然耳聰目明。還有少數非常熱心想要解決問題的老公,總會很盡職地將婆媳雙方跟他抱怨的內容,一字不改地傳話給對方,結果只是提油救火,問題更大。這點清楚反映出婆媳問題表面上看起好像是一個雙人關係,但實際上至少是一個三人團體(triad)的關係。其與雙人關係的差別就在於可以形成結盟,且那第三者可以扮演仲裁者抑或是牆頭草的角色。 要解決婆媳問題,居間仲裁的先生/兒子的態度、處理方式、和處理時間點都非常重要。很多媳婦都一致認為,先生這個中間人就是婆媳之間的潤滑劑或橋樑,更是天平的槓桿。若能平衡處理,老婆開心,媽媽也舒服。記得有位先生非常自豪自己處理家中的婆媳關係。他認為這是策略問題,讓媽媽和老婆成為同一陣線的盟友,就可使其免於落到像他的好哥兒們一樣,為了婆媳問題而搞到焦頭爛額[3]的地步。 正是因為丈夫是處理婆媳問題的重要中間人,因此,也成為幾十年來台灣鉅大社會變遷過程中,婆媳間的地位始終沒有全面改變的首要原因。雖然,孝道的約束力已經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而削弱,大眾強調的孝道內容也有些改變[4],許多兒子因為原本就孝順,或不想擔負不孝的罵名,甚或自小就不敢忤逆母親,於是在婆媳意見不合、生活習慣不同時,多半都會動之以情,懇請太太遷就母親。而絕大部分媳婦,為了婚姻和諧,也多半將就了。因此,即便到了2016年,那些受訪的台北市高教育、經濟獨立的媳婦們,即使不會對婆婆所言照單全收,甚至還會據理力爭,但與具有長輩身分的婆婆相比,她們在家中地位仍略遜一籌。 婆媳關係只能是勾心鬥角、大鬥法的關係嗎? 圖片來源:《甄嬛傳》https://is.gd/0XOzKB 婆媳關係一定都是甄嬛鬥華妃嗎? 受到古代文學作品以及現代連續劇的影響,時下許多人對婆媳關係的第一印象就是「哎呀,你知道的嘛!」隱含雙方必定會過招數百回的想法,而提到婆婆這個人物時,也幾乎沒有好話來形容,但這並非台灣婆媳關係的全貌。作者從過去蒐集的深入訪談資料中發現,仍然有一些家庭婆媳關係是融洽的,甚至有些關係好到連大姑、小姑都吃醋,或者媳婦對婆婆的照顧遠超過丈夫的周全。這些都是例外?還是因為那些媳婦命好,嫁到好婆家?其實,作者認為婆媳問題充分顯示出「事情不像表面一樣」的社會學本質。不少婆媳關係好的家庭,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其間媳婦丈夫費心處理得當非常重要,另外關鍵就在於婆媳雙方的心態了。重點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必須雙方都要用心付出,才能建立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平和關係。有關生活面向上的摩擦,有興趣者請參閱註3。本文綜合過去訪談資料,主要針對心理面向因素,歸結出以下三大項可以幫助改善婆媳關係的做法,並以舉例方式分述之。   修築萬里長程,還是推倒柏林圍牆?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其實,並非所有婆婆都高高在上難以親近,有些是很願意跟媳婦建立良好關係的。一位受訪婆婆每天都替銀行上班又吃素的媳婦另外多煮兩道菜;知道過年前銀行都很忙,也從未要求媳婦參與年前大掃除,只希望媳婦週末能抽空跟她一起逛街、喝咖啡。但讓她感到萬分遺憾的是,媳婦結婚多年以來,回家後多半只躲在自己房間不出來,見面除了禮貌性打招呼外,連話都很少跟她說,更遑論逛街、買東西了。 而一位在外商公司擔任經理的媳婦則表示,結婚前她編織的夢想是與先生二人共築自己的愛巢。誰知婚後不久,婆婆因與大嫂不合,而孝順的丈夫便把母親與妹妹接來同住。這下那母女二人將自己的夢幻王國全打碎了,於是怎麼看婆婆跟小姑怎麼不順眼,回家後根本懶得跟他們互動。然而隨著兒子的出世,自己又經常出差,只好託婆婆和小姑幫忙照顧孩子。由於小孩的緣故,這位媳婦不得不經常和婆婆、小姑講話、互動。也因為透過這些接觸,她才漸漸發覺過去全是自己築起高牆阻礙了對婆婆和小姑的認識,而一旦打破這道圍牆,看到的卻是兩個好人。於是,這位媳婦再三強調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建設,很多事情便不再是個問題了。   咱們都是自己人,一家親 婆媳關係要好,雙方是否有將對方視為自己人公平對待尤其重要[5]。有一位受訪婆婆表示,媳婦嫁入門多年來不但不用做家事,每月還會固定給她上萬元的零用錢。然而媳婦每次下班回家卻將公婆當成隱形人,招呼也懶得打就逕自回房。反觀媳婦跟經常往返的娘家媽媽一打起電話,就有說有笑各把鐘頭,這對比著實讓婆婆覺得心寒。 另外卻有一位媳婦,因為婆婆不但在自己與丈夫吵架時替自己撐腰,還不時多準備一些食物,讓自己帶回娘家孝敬守寡又無兒子依靠的母親,甚至經常邀約娘家媽媽到家裡一起過傳統團圓的節日。這位媳婦表示可以完全感受到婆婆對待自己就像是一家人,甚至娘家母親也被婆婆當成自己人。她說,沖著這一點,為了婆家就算做牛做馬她都甘願。 更有一位小康家庭長大的媳婦,嫁入豪門後對於婆婆經常在家中宴客的親朋好友們,總是盡心盡力地熱情招呼,讓愛面子的婆婆在親朋好友間面子十足,開心不已。她說,自己從小由阿嬤帶大,與阿嬤最親。而婆婆知道這層關係後,出國必定帶禮物給阿嬤,親朋好友送的禮品,也常會分一些送給阿嬤。受訪媳婦認為,婆婆願意接受自己娘家人並且記得關心,讓她備受感動,因此,自己也就只能盡力回報婆婆的善意。 由此可見,婆媳間也是需要交心的。一定要求做到像母女一樣並不容易也不自然,只有婆媳互相誠心將對方當成自家人對待,而非嘴巴上說說,實際上卻是用對「外人」方式不公平地對待,才有可能建立良好關係。 2004年,臺灣出品的電視劇《婆媳過招千百回》劇照,以詼諧的方式呈現價值觀不同的婆媳或家人,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摩擦與歡笑。圖片來源:圖片網,https://is.gd/zAfxIx 容不容得下媳婦,是婆婆的氣度。能不能讓婆婆容下,是媳婦的本事 一位婆婆擁有超過一位媳婦的情形在作者的受訪資料中屢見不鮮。但每一位媳婦都跟這位婆婆相處愉快嗎?答案是否定的。為什麼?一位婆婆擔任中學校長的媳婦表示,先生的大嫂總是認為自己的丈夫是長子,兒子是長孫,所有公婆分配的東西一律計較是否有多拿一份,然而,家事卻不肯多做一分、多幫一些忙。表面上看起來大嫂好像很厲害,但受訪媳婦說,婆婆對於她的不爭全看在眼裡,所以婆婆將自己的保險箱、所有財務都交給她打理,逢年過節也少不了私下給受訪媳婦比大嫂更多的禮物,對她也比對大嫂親。 還有一位形容自己婆婆脾氣像活火山的媳婦,讓人訝異的是她的婆媳關係並不差。她和婆婆的教養理念差很多。婆婆喜歡小孩胖胖的才可愛,總是三不五時便要她餵小孩吃東西,而她也總是迅速地用愉悅的聲調回答「好」、「一會兒就做」。然而十次裡做個三、四次吧!其餘的就以拖待變,婆婆沒注意也就蒙混過去。此外,婆婆經常嫌她桌擦不乾淨,地掃不清潔,常會在她打掃完了之後又去做一遍。而她也有朋友遭遇類似狀況,朋友便總是抱怨甚至跟婆婆起爭執。這作為讓受訪媳婦很不以為然。她認為換個角度想,把家裡打掃更多次就更乾淨,不就讓住的人更舒服,自己小孩活動空間也更清潔,有何不好?為何要執著於計較婆婆是否故意找碴,嫌自己做不好卻還要叫自己做事呢?每天生活中都要這樣斤斤計較,心理一定不開心,何苦來哉?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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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之後會怎樣?國際統計分析 張宜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2012年12月尤美女委員在司法法制委員會召開了第一場同性婚姻公聽會,自此之後,台灣各地、加上今年的兩場公聽會,總計開了至少十場同性婚姻公聽會,但正、反方的意見仍舊分歧、難有交集。贊成方從基本人權、法治觀點等角度回應,始終無法有效說服反對方;而反對方的論述則基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家庭倫理堅守反對立場,認為一旦同性婚姻通過會影響社會倫理、性別教育、愛滋病傳播等社會問題。本文試著檢視反同性婚姻陣營的論述觀點,包含生育率下降、違反自然律的災難懲罰以及愛滋病蔓延的疑慮,並透過實證資料檢驗其觀點的合理性,提供社會大眾「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社會會變成甚麼樣子?」的圖像,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越南籍的Anh與Cung在加拿大舉行婚禮 圖片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5%90%8C%E6%80%A7%E6%88%80%E8%80%85,取自臺灣創用CC網頁。 同婚合法化的社會共識 王大維1等人(2016)整理分析了2014年尤美女委員所主持的公聽會反方立場之論述,包括病理化同性戀、認為同性婚姻將造成社會問題與道德淪喪、誇大缺乏社會共識、認為同性婚姻無助於公共利益、誇大同性與異性伴侶的差異、否認性與性別是一種主觀經驗、常態化與合理化異性戀偏見等。目前已有許多證據反對部分上述反同論述,包括同性戀已在1987年出版的精神醫學臨床診斷手冊去精神病化。 Cheng, Wu and Adamczyk (2016)2的研究說明了台灣社會對於同志的接納度自1995年到2012年大幅增加,主要效果來自於世代替代效果、教育程度提升、宗教影響力下降等;再者,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年、2015年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者應擁有合法婚姻關係持正向看法,且同意人數在兩次之間的調查是遞增的。具體的研究與數據顯示社會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對同志的認同,絕非反對者口中的「缺乏社會共識」、「社會的偏態與不正常」。 同婚合法化並非先進國家的專利 本次公聽會有反同婚學者指出世界領頭羊國家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認為同性婚姻法制化會帶來社會動盪,提出採用專法取代修改民法。實際上,反對者忽略了從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或民事締結權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代表開放同性伴侶擁有民事締結的權利仍無法解決同性伴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最終仍需要承認同性婚姻權才能解決問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僅有南非、阿根廷、美國三國直接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同婚合法化並沒有因而造成該國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等危機(見表1)。 表1 南非、阿根廷及美國同婚通過後國家總生育率 反對同婚者循著全球發展程度的角度,指出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都是高度發展的國家,當國家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人民才能夠「接受」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從表1來看,通過同性婚姻法案的國家並非都是反對方口中的「高度開發」國家,包括2006年接連通過同性伴侶擁有伴侶權及婚姻權的南非、2010年通過同性婚姻權的阿根廷、2013年通過法案的巴西和巴拉圭、2016年通過的哥倫比亞等國家,都稱不上是高度發展的國家,該年度的人均GDP甚至都遠低於台灣目前的人均GDP。因此,通過同性婚姻法案與國家發展程度並無對應關係,這些國家共同的特性為都是「民主」國家,尊重、並保障人民有不同婚姻選擇的機會,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目標。 表2 通過同性伴侶擁有婚姻權或伴侶權之國家及其通過時間3 從跨國數據了解同婚之後會怎樣? 用跨國資料庫的實證資料可以檢視同志合法共組家庭權利之國家的發展,以回應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將造成社會問題、影響性別態度甚至是疾病傳播等疑慮。本文分析的跨國長期資料庫橫跨五大洲、137國,時期則從1980至2013年。以隨機效果模型4,探討各國在通過同性共組家庭(包括民事締結或婚姻合法化)法案之後5,對其國家發展的影響,包括通過後隔一年的自然災害發生率及後果、死亡率、人民的平均餘命、HIV盛行率及代表性別態度的兩性權力分布平等化指標。  生育率不會下降、人類不會滅絕 首先,反同陣線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一個疑慮便是同性之間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使少子化現象惡化,進而導致人類滅絕。2014年馬政府執政時期,法務部報告內容指出,「同性婚姻恐衝擊現有婚姻制度,並擔心同性婚姻會造成少子化,衝擊我國人口存續。」6 ;守護家庭聯盟7及婦女同心會8都宣稱「同性婚姻不具自然生育的可能性,不利於台灣的家庭延續與人口發展」。以上反同立場從同性之間缺乏「自然」生育能力,進而推論少子女化的台灣社會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會降低該國生育率。為回應此疑慮,我們從全世界那些給予同性共組家庭合法地位的國家經驗來看,當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之後,該國的生育率及國民的生命表徵是否受到衝擊?從與生命延續相關的三個變數切入:生育率、死亡率及平均餘命來看,表2第一欄的分析結果顯示,反同團體憂慮的生育率下降之衝擊實際上並不存在,即讓不能「自然」生育的同志伴侶擁有相同的婚姻權並不會降低生育率,危及人類的存續。與其擔憂同性婚姻合法化對生育率造成的威脅,我們更應該關注不友善的職場環境及不平等的家庭性別分工等更有可能是降低異性戀家庭生育率的主因。   上帝並不會懲罰同婚的國度 第二,有些極端的宗教人士宣稱同性戀是罪,若讓同性婚姻合法將導致天譴,甚至將某些天然災害歸因於同性婚姻合法化。2016年一位義大利神父指稱義大利北方發生的地震是上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懲罰9;美國的某位基督教領袖也公開宣稱,上帝會降下天災以懲罰同性婚姻及墮胎合法化。但實際上,表2第二欄的分析結果顯示,自然災害的發生及自然災害帶來的死亡與該國是否通過同性婚姻合法與否無關。雖然我們知道天災常以人禍的形式對人們的生命、財產產生威脅,但這是透過社會中既有的不平等分布、政治經濟等因素,造成人們不均等的受災風險及差異性的災後復原能力,因此,若社會的資源分布不因性別、性傾向而異,在此脈絡下反而有機會減少災難的不平等分布。 愛滋不會因此蔓延 第三,反同者最常用以反對同志,特別是男同志的觀點就是同性戀帶來愛滋病的傳播。守護家庭聯盟就直指男、男之間的性行為是感染愛滋病的大宗,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鼓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進而造成愛滋病的擴散。然而,同性婚姻合法化與愛滋病感染率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係,無論是男性或女性的愛滋病感染率都不因同性婚姻合法化與否而改變。因為,性行為與愛滋病之間的連結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而非「不同性別組成的性行為」。因此,在目前具有「性忠貞」要求的婚姻制度中,讓同性有機會進入婚姻來維繫穩定的關係,說不定反而有助於降低不安全性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打造更友善的性別空間 最後,反對同婚合法者認為相較於異性戀婚姻具有生育下一代的社會功能,而同性婚姻不具有公共利益,可能造成性別教育的敗壞(雖然這種說法是一種滑坡謬誤)。實際上,跨國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給予同性擁有共組家庭的權利不僅不會影響社會的性別教育,反而可能有機會提升兩性/性別之間權力分布更平等。如果我們認為,性別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性別平等與相互尊重,也就是人們不會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不同的生命機會,那麼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有助於提升人們的性別意識,減少權力分布的性別差異。 因此,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會為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不會減少生育率、不會造成人類滅絕、上帝不會降天譴、疾病不會因此大爆發;反而透過法令的執行,提倡尊重不同的性少數、性傾向的價值,提升人民對於不同性別、甚至是不同個體的尊重,減少了因為性別而異的差別待遇。所以,同性婚姻合法化更有可能成為帶動性別平等的新契機,政府應該領頭,帶著人民走向性別更平等的台灣社會。 表3  同性共組家庭對社會的衝擊 n.s表示無顯著影響   + 表示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示顯著的負向影響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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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幼兒發展成為母親的風險事業

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過去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關注,經常以「科學母職」與「醫療化母職」等概念,來檢視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如何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這些論述被認為是一種規範和評價母職實踐的體系,經常導致母親的責任加重,甚於提昇她們的能力和自主性。另一方面,長期的歷史研究發現:關於育兒的科學建議不斷與時俱進:19世紀專家以「醫學-衛生學」模型來認識童年身體與建立育兒指南,20 世紀後逐漸轉變為「發展模型」,強調教育與認知刺激;特別是在 90 年代,新的大腦研究將早期童年建構為影響終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母親被告知五歲以前的早期教育與適當刺激,可強化孩子的大腦能力,左右孩子的未來智力與成就 (Wall, 2004)。 圖1,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 圖片來源:http://mombaby.tw/article20775.html 然而,相較於疾病及其復原經常有明確可徵的身體狀況,影響幼兒發展的因子非常複雜多樣;個別孩子的發展進度是否符合常規,許多時候也不易判別。但是當代強調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 的意識型態,仍要求「好媽媽」不只應該避免讓孩子在發展里程碑上落後,更必須努力最大化孩子的身心發展。除了外顯的身高體重,以及可供比較的認知、語言或動作能力之外,還包括相當抽象的安全感、信任感、自信心、專注度,以及創造力等等。易言之,醫學意義上的遲緩並非唯一重要的發展風險,直指孩子未來成就的許諾(從「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開始),同樣強而有力地獲取無數父母的關注。這種關於兒童發展及其風險的科學知識,以及對於母親的道德要求,創造出大量的市場需求,展現在形形色色的育兒書刊雜誌、教材玩具、課程活動當中,不斷挑動家長心中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傳統欲望。 然而,除了勤勉學習最新知識來做為自己的育兒指南,當代母親們面臨的實際育兒脈絡其實更加複雜。一方面,新手媽媽經常面對眾說紛紜的育兒建議,特別是網絡時代的爆炸資訊難以判斷,另一方面,育兒的實際安排常鑲嵌在家庭的協力網絡中,因此選擇特定育兒實作時往往必須處理家庭連帶的社會關係議題,例如公婆教養價值觀的衝突。此外,對孩子無所不在的發展監看,更使得母親容易落入比過去更容易被究責的困境。   一、「眾口囂囂,不可勝聽」--各說各話的專家建議 當代台灣的育兒知識具有某種晚期現代性特質──舊的傳統與習慣不再被新手父母所信賴,新的知識又日新月異,不足以為育兒實作的安排提供牢靠的指引。正如 Tina Miller 的研究指出,這種充滿不確定性但卻為道德性牢牢支撐的脈絡,會使得母親更加努力尋求並優位化她們認為的專家知識 (2005:47)。然而,「專家」之間對於何謂好的育兒方式其實缺乏共識,甚至會給出南轅北轍的建議。許多新手媽媽們都能明確指出時下流行的育兒指南分為「大人中心」與「兒童中心」兩派,各以《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林奐均著, 2006)  和《親密育兒百科》(Sears & Sears, 2000) 為聖經(以下簡稱《百歲》與《親密》)。粗略來說,《親密》主張父母應學習辨識與回應寶寶發出的信號(「寶寶哭了就把他抱起來」),哺餵母乳、盡量與寶寶形影不離,晚上也跟寶寶相伴而眠。《百歲》則主張應為寶寶建立作息時間表,切忌一哭鬧就餵就抱,並且訓練寶寶在自己的床上自行入睡,至少六週大時就開始訓練寶寶一覺到天明。 面對諸如此類大相徑庭的建議,新手媽媽們最常用主張者的專業身分以及是否有豐富照顧經驗,來作為聽取與否的初步判準,再依據自身育兒的獨特脈絡來評估專家建議的適用性,包括自己的個性、孩子的氣質、家庭的居住安排、夫妻的工作狀況,以及對育兒與親密關係的個人理念等等。易言之,她們總是「選擇性」地接收與應用知識,並且在真實的個人育兒脈絡中加以考驗。當面對選擇不同育兒方式的其他母親,她們常會以兩種策略來合法化自己的選擇:一是援引書中的科學醫學知識,另一則是以道德理由貶抑其他作法,例如「親密派」會將「百歲育兒」戲稱為「殘忍育兒」,「百歲派」批評實行「親密育兒法」是在「寵壞」、甚至「剝奪孩子的學習能力」。 誠然,各門各派的專家建議,可能作為多樣化的資源,提供不同需求的母親各種理論基礎與實務指南;但是,當一套知識體系被賦予權威地位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對其他知識的貶損,此時,這種知識的分歧便可能導致母親們相互批評。特別是針對不會說話的嬰幼兒,他們的身心狀況與情緒反應並不容易建立明確的因果性;當社會中永遠存在複數的育兒權威知識與實踐,母親們就更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可能影響孩子的福祉而負責。即使她們總是不難找到支持自己的論述,但一旦孩子的發展不如預期「完美」,眾說紛紜的知識場景,可能就會讓她們陷入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 圖2,主張「兒童中心」的《親密育兒百科》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圖2,主張「大人中心」的《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博客來 二、關係網絡中的育兒分工與協商 在台灣,育兒常常不是母親孤身一人與孩子之間的事,而是發生在家庭協力的關係網絡當中。固然母親幾乎總是主要照顧者,但日常生活中的育兒實作,總得有部分時刻得跟孩子的父親分工,或是依賴擴大的家庭網路—例如公婆–例如固定分擔白天的照顧工作,或提供後勤支援,包括接送孩子,填補放學到父母下班間的空檔,在父母需要的時候幫忙暫時照顧等等。也因此,媽媽們是否能徹底執行自己期望的教養方式,往往必須在這種關係網絡中反覆協商。 在許多強調早期發展的論述中,由祖父母進行教養常被視為一種有風險的育兒安排。過去沒有問題的育兒行為,在新的育兒知識當中常蒙上阻礙發展的陰影,例如老一輩認為讓幼兒坐「螃蟹車」比讓他們到處亂爬更安全,新的育兒觀念卻擔心有翻倒的危險性,並且不利於孩子發展平衡感;也有主張長輩較不擅長跟幼兒互動,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刺激,做不到像新的育兒的建議,要求父母多跟孩子說話唱歌講故事唸繪本,還要有充足的活動量,不能一天到晚揹著抱著或限制在家。這樣的要求當然加重了育兒的勞動內容,也使母親們經常以此原則來與其他照顧者分工。例如在我的研究中,就有受訪者認為新生兒的身心需求比較容易滿足,因此託給長輩照顧,自己忙著為兩歲女兒講故事、帶著上親子律動課程,並根據發展階段規畫各種學習或「增加生活經驗」的活動,例如去動物園、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商店練習買東西等等。 而當年輕一輩的父親愈來愈積極參與育兒,這種對幼兒發展刺激的全面要求,也多少會沿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分界來分派教養的任務,例如媽媽負責教育孩子的認知,爸爸則增加孩子的運動質量,教孩子騎腳踏車、溜直排輪,或只是帶到戶外讓小孩盡情跑來跑去。這些活動並非因應新的發展知識而出現的新項目,卻被賦予新的科學醫學理由:訓練動作發展、肌肉協調以及平衡能力。 而當照顧網絡的成員間存在歧見,母親們為了一致化育兒網絡中的實作,經常得嘗試努力說服其他成員。她們採用的策略,首先是連結科學醫學的權力基礎,例如祭出「醫生說」,或是買書、摺頁、要求對方閱讀;如果對象是老人家,還會把重要頁面影印放大再用螢光筆畫重點。倘若長輩不相信科學權威,就採取「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找出對方可接受的權威來源,例如小姑或是其他年長鄰人代為游說。如果這些都沒辦法,媽媽們就會必須取捨──例如到底是「當媽媽的身分重要,還是做媳婦的身分重要」,來決定是要堅持捍衛自己的原則,還是考慮家庭和諧或分工需求而忍受不一致的教養實踐;而無論是哪一種選擇,自然都有相應的代價:或者是社會關係的風險(例如打壞婆媳關係),或者是自己身為母親的認同風險(例如變成無能保護孩子的母親)。也因此,如果經濟能力較寬裕,許多母親寧願選擇花錢顧用保母。畢竟以金錢為基礎的一對一契約關係,母親可以主動尋求理念一致的保母作為育兒協力伙伴;若有不合,也相對容易中止關係而不必付出太高的成本。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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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小孩居然留在教室寫這種東西,我們需要談談嗎?談德國小學的學習與生活

周怡君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我想這是很多社會學者都會遇到的情況,不管自己研究的主題是什麼,只要家裡有小孩,無論到哪一個國家,就會關注和小孩相關的社會現象和制度,並嘗試分析和比較。今年暑假我到德國進行移地研究,申請學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地方可以安置家裡九歲和三歲的小孩,否則移地研究可能馬上變成移地家庭照顧。 【德國小學沒有圍牆,不像以前台灣的小學空間設計好像軍營】 經過大學的外國學人接待單位協助,小兒子直接送到大學裡頭,專為外國學人所設置的幼兒園,大兒子進到居住地附近的德國公立小學就讀。一切溝通好之後,我的大兒子開始去上德國公立小學。原本擔心孩子上課聽不懂德文什麼也沒學到、跟其他小孩不能溝通沒朋友,可能討厭或抗拒去上課。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孩子每天急著去上學(媽,拜託你上廁所快點,我不想遲到!),下課去接他,要等他依依不捨和大家說再見後,才離開學校(拜託,不能讓我多待一會嗎?)對照他在臺灣每天早上要去上學無奈的眼神、完全是待宰羔羊的神情、傍晚去安親班接他的極度疲憊狀態,告訴我他今天「拼」完幾份評量和考卷,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德國小學教育的特色 網路上關於德國教育制度的介紹已經很多,我想在這次巷仔口和讀者分享的,是透過一個臺灣母親在德國近兩個月的參與觀察,所做出的德國小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微型觀察報告。特別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德國社會和教育體制對小學生在學習興趣與動機上的小心維護,他們對學習興趣的誘發和維護。德國小學教育並非沒有任何要求、也不是全然的內容簡單,其中的特色,我大致整理出幾點。 從生活中學習 上學第一天,我到小學和負責接待外國學生事務的教務主任溝通時,她說:「德國小學的基本學科認識,其實都不算難,主要目標是要讓學生系統地認知日常生活。學生在學校能交到朋友、喜歡上學、喜歡學習,這才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他們許多課程經常需要離開教室,像是去游泳池上體育課、去城堡或教堂上歷史課、去附近的公園或森林上自然課。學習內容與取向似乎與小學生居住所在地或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學習不限定在校園內、教室內的書本】 從找尋中學習 引發學習興趣的課程內容是否可能過於簡單或淺薄?我的觀察似乎也非盡然如此,像是地理課介紹非洲,學習內容不只是了解非洲有哪些國家?國家首都在哪裡?國家人口多少等等;而是同時讓學生理解非洲面臨的許多問題(象牙盜獵、飢荒、貧窮、內戰、愛滋等)、非洲飲食(我承認這題把我整慘了,因為學校要求父母讓小孩帶一樣非洲特產或食物去學校…)等等。孩子回家每天興致勃勃的提問、很多老師認為他們應該去社區圖書館、去問問家長才能獲得答案的問題,像是:為什麼大部分非洲國家貧窮?為什麼那麼窮還有錢買槍打內戰?為什麼很多人那麼壞、去非洲把大象殺死只是為了要那兩支象牙?非洲國家有沒有網路?這些都不是一個O或X的是非題、也不是單選的選擇題,相反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多少都涉及了歷史知識、生態立場、種族差異、國際政治、資本主義經濟等議題的瞭解。但是,這絕對比背誦或記住非洲國家的總統是誰、或非洲某國的平均薪資、、、真的有趣多了。小學生找尋答案的歷程、和父母親一起討論的過程,比起死背死記教科書上的內容,又增加了學習的趣味、比教科書能寫的更多、也增加學習的品質。 學習不一定需要重複練習 引發學習興趣與動機,並不等於不斷重複練習。印象很深的是,大兒子下午去的安親班,整個教室裡滿滿的各式樂高、積木、教具、足球、體育器材和書籍,我注意到書架上沒有一本長得像臺灣從小學一年級就有的評量和考卷。安親班的時間安排大概是:中午十二點下課到下午一點吃午餐,在這段時間,小朋友可以在安親班教室玩積木、拼圖、教具、讀故事書等,也可以出去外面遊戲或踢球;下午一點到兩點吃中餐;下午二點到下午三點半完成學校給的作業,三點半到五點可以在教室或到外面去玩耍。安親班老師特別解釋:「不是每天、也不是每個班級都有作業,所以沒有作業的小朋友想待在教室、必須安靜看書或做其他事,不能影響他人的作業時間;不想待在教室的小朋友、就出去外面玩耍,我們都有老師在外面注意他們的安全,直到五點家長來接回。」大兒子去德國小學上三天課,每天都說沒作業,我讓他把臺灣安親班主任「送」的數學評量和國語評量,帶去德國安親班寫作業的時候寫。結果去接他放學時,老師說話了:「今天我班上的小朋友都沒有作業,整個下午都在踢球;您的兒子居然留在教室裡寫這種東西(用手指著數學評量)。我覺得很奇怪,我們需要談談嗎?」 從遊戲中學習 德國對小孩的玩耍這件事,有很多的寬容和投入,街道掃得乾乾淨淨不准丟垃圾、垃圾亂丟也會被抱怨,但是小孩在社區道路上塗鴉畫跳格子,卻不會被指責。德國小學有很多課程設計,就是讓孩子離開教室,第一天帶大兒子去上學,遇到德國朋友的十歲小孩正躲在學校旁的灌木叢中,我問他怎麼不在教室?他說老師讓他們出來抓X蟲(拍謝,沒聽懂)回去觀察。下午到五點的安親班,當天沒有作業的小朋友,除了吃飯時間外、其他時間可能都在玩耍。小孩玩耍不是踢球,就是爬高爬低、追來追去,德國小學校園裡,通常沒有臺灣的塑膠搖搖馬、要轉好幾圈的塑膠大象溜滑梯等配備,反而大部分都是以木頭、麻繩為材料所建造的簡單設施,像是樹屋、木橋等。某天下午,學校老師準備了一堆大型木頭、幾個廢輪胎和大木箱。小孩馬上發揮創意,把一塊長方形扁木頭架在輪胎上,身體直接坐進木箱上,從木頭上滑下,高興的吱吱叫;稍後還可架得更高、或多個木箱一起順序滑下,也一樣玩的津津有味,如果再拿條水管來噴水,小孩就更開心了。創意是從自然和簡單的玩耍和遊戲中逐漸引發和產生,並不一定需要臺灣坊間那些太矯揉造作且貴得嚇人的「創意課程」或是「創意玩具」。 【遊戲一直是德國小學教育的重要一環】 從被尊重中學習 我和當地德國小學老師聊天時也發現,他們很少用以上對下的口氣在命令或是評價學生,大部分用肯定、理解的、鼓勵的、中性的字眼表述他們對學生的觀察和建議,例如「XX本來就是比較害羞的孩子,我們不能強迫他一定要做什麼」,而不是「他還是應該要過團體生活」;或是「專心不是每個小孩都能做到的、很多大人也有無法專心的狀況」,而不是「既然大部分的人都能做到、他也應該做到」;或是「這個狀況等他長大可能會有些改變,我們要有耐心」,而不是「小學就這樣,以後怎麼辦?」。對我來說,大人能嘗試理解、客觀分析小孩的行為,就是一種對小孩的尊重。成人比小孩年紀大、生活經驗多,但不代表成人就可以任意主觀評價小孩。很多成人後天行為其實來自孩童時代的學習與模仿,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觀點。大人對小孩的不尊重很可能被模仿學習、進而複製到往後的成年生活,長大的小孩也會複製孩童時代所經歷的以強對弱、以上對下的相處模式;同樣的,大人對小孩的尊重也會被學習和複製。 【老師帶著大玩具跟學生一起玩】 ◎「輸在起跑點」的德國vs「必須拿冠軍」的台灣 對照德國,從自己孩子在臺灣小學教育中的經驗,我深刻感受到,那種「不能輸在起跑點」及「小孩聽話才乖」的教育特徵,還是很鮮明反應在我們小學生的生活。在臺灣小學不管什麼科目,很快地回答出答案,就被認為聰明反應快、能夠重複的寫評量和考卷而不抱怨叫做用功,最好還能參加鋼琴、XX數學競賽並拿到冠軍,前途才會一片光明。小孩要能做到一個蘿蔔一個坑、上課不要亂動,不然老師會請你罰抄課文或生字作為處罰,然後也千萬不要問老師說:為什麼行為問題是用罰寫課文這種學習事項來處理、難道小孩不會因此討厭學習嗎?否則老師就會請你帶小孩去看醫生,因為小孩可能有ADHD,如果不處理就會影響自己和他人學習、對班級造成困擾。但是老師沒有時間特別為你的小孩個別處遇、因為班上很多學生、而且也沒有協助人力,麻煩家長把小孩處理好再帶來學校。   【台灣教育從小就要求不斷競爭拿冠軍】 在這種群體的、目標的、績效的學習導向中,那些不具有這些特質的學生,個體的特殊性被嚴重忽視(或許說被敵視)、更不可能得到鼓勵或尊重。可能很多小學老師會說:「我們也是很認真的在教孩子,社會結構就是這樣、很多父母也是這樣要求,全班那麼多人,不然是要叫我怎麼辦?」這樣的教育氛圍,當然是受到當代績效主義社會的影響,但是又何嘗不是一種儒教思考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欠缺對個人選擇尊重,還有威權體制缺乏反省的社會結果?如果每個教育體系的行動者都只聲稱他們是被動地受到社會結構影響,那麼他們作為教育行動者的主體性又在哪裡、該如何被評價? ◎讓學生不敢上大號的台灣小學!? 臺灣和德國小學,不僅是在學習觀念上存在差異,就連小學的學習環境都不太一樣。印象很深的是,大兒子在德國小學,想上廁所就隨時去解決,因為學校的廁所都很乾淨明亮、沒有臭味。而臺灣教育機關花很多經費放在大學建設,有些大學經常拆掉舊大樓、重建新大樓,大樓有冷氣和乾淨的廁所,大學會派清潔人員去清洗廁所;但是看看臺灣公立小學基礎建設,教室多數不裝冷氣,因為學校付不起電費;廁所很多又老舊又臭,孩子從上小學開始,一直都是忍住大號回家再上,因為學校的廁所就是一條看起來很黑暗的水溝,連大人去上廁所都要忍住呼吸的那種環境,然後學校還要小學生去打掃廁所。臺灣的教育經費不放在改善小學基礎教育環境中的廁所和教室,讓小孩有個被尊重的環境來學習,但卻要他們服從教師、服從校規,還要寫評量和考卷。 【從廁所也可以看出學校對於小孩教育是否尊重】 資料來源:do.nw.schule.de/ 德國很早就存在對於其中、小學體制的批判,例如:學校大部分都是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一點就放學,某些批評者認為,這樣少於其他國家教育體制的上課時間,可能讓德國小孩學習得比其他國家小孩還要少;有些則認為,小孩太早下課,不利父母參與就業市場(所以後來也才有學校安親班的產生)。不過,德國小學即使有安親班,他們在學科內容上也沒有學得更多、或做更多的重複練習,應該說,反而延長了在學校玩耍遊戲的時間,也就是名符其實的發揮「安親」功能、而不是「增加學習時間和份量」。但也有其他論點認為,德國學校體系不應該一味的配合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上班時間,相反的應該縮短勞動市場的工時,好讓父母和小孩有更多的共同家庭時間。不過,是不是像德國小學生這樣上課時間少、不做練習卷,長大就會不成材、超級「沒有競爭力」?從各種經濟指標、學術發展狀況、音樂藝術、國際運動賽事成績等面向來看,德國的小孩和其他國家小孩比較起來,「輸在起跑點」上的德國小學教育,並沒有讓他們在往後成人生活中「沒有競爭力」;相反的,在德國等車、搭乘火車和公車時,你會看到很多年輕人在看書;在大學校園中,你會看到年輕大學生隨處席地而坐,不是看書就是在做筆記。 不管讀者是否認為這是一篇崇洋媚外的小文章,這點你無法否認:什麼時候臺灣教育環境和父母能讓評量和練習卷消失、鼓勵孩子遊戲和自發學習、尊重孩子的個人特質、重視小學生的學習基礎建設,讓那種以「競爭力」為導向的目標學習所帶來的緊張和焦慮氣氛都能放鬆下來,讓孩子、家庭、教師得到解放,才有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廣度與深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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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成績不該成為媽媽的考績:從家教看母職的實踐

高子壹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我曾長期擔任國中生的家庭教師,今日,便想以「家教」為題,來與讀者們討論在此過程中的性別議題,特別是台灣「媽媽」們所承受的「課業壓力」。本文主要討論家教老師如何去分擔「媽媽」的工作,並調和媽媽在(嚴厲的)教育與(慈愛的)養育之間的矛盾。 【哪些家庭會幫孩子找家教呢?】 雙薪家庭聘請家教,主要是分擔學校留給家庭的教育工作,但自雇者與家庭主婦,都被認為有時間與心力親自教育孩子。這時媽媽經常需要使用「自己沒有能力」的說詞,來抵擋社會批評。 ◎媽媽沒能力,所以請家教?爸爸呢? 家庭主婦許媽媽住在新竹南寮,許爸爸的職業是工頭,女兒就讀的國小是個只有數百人的小學校,高職建教合作畢業的許媽媽,也曾試著自己教孩子,但: 我放了那個課本已經二十年了,光是國小的數學算式就完全不一樣啦,我們以前是直接乘,現在他們是漸進式的,建構式數學是不是很占空間?我們以前兩行就出來了,我以前光是教我女兒,我女兒就都是叉叉,因為根本不符合現在的計算方式啊,我說我們老師以前就是這樣教啊,她說我們現在教的跟你們不一樣啊! 如果媽媽的受教育程度有大學以上,「證明自己沒有能力」會變得更沒說服力,為了賦予「請家教」正當性,媽媽們會把教學指認為一種「專業」。私立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施媽媽還是請了英文家教: …我不可能自己去教他,因為我覺得要教她要備課要自己準備東西,而且要有連貫性。 不過高職畢業、自營美髮店的魏媽媽不完全同意這段話: 她們認為說…尋求專業啦…但是我覺得啦…像我們從小沒上過安親班,我覺得至少他們功課都還可以的範圍,我很清楚地了解說,你哪一個部分是ok的,哪一個部分是不行的,你今天單子拿回來我就知道喔你這個部分出狀況了,考不好出狀況,那我針對你這個部分加強就可以了,我不用一題一題從第一單元到第十單元,每一個單元都一題一題這樣子幫你算過,幫你稍微整個run過,我不用這麼累,因為自己從頭到尾都是我自己帶,所以我很清楚你的弱點在哪裡,我只要挑你的弱點,這樣就可以了。 她這段話背後的隱含意思是,尋求專業不能當做媽媽的藉口,只要自己能力夠,能自己教就該自己教。魏媽媽的工作場所與住家在同一棟樓,子女放學後就到店裡做功課,魏媽媽可以邊工作邊看著他們,困擾許多家長的課程改革對魏媽媽來說不是問題,因為她是「跟孩子重頭一起學」,建構式數學與過去不同的計算方式,或是破音字的讀音,魏媽媽都不怕自己教錯。 魏媽媽第一次幫小魏請家教,是小魏小六時,為了要考國中英語資優班,請小魏補習的美語補習班老師來教文法,魏媽媽特別強調:「在這方面我自己沒辦法教他」。 ◎不清楚狀況的爸爸,卻是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 在媽媽承擔大部分家務工作的情況下,爸爸們仍會以「解答問題」的方式參與子女的學業,不過效果不彰。例如曹媽媽是國小校護,她強調自己與丈夫都是採取「愛的教育」,不打小孩,以說理的方式管教。當初為了小曹要不要補習請家教,夫妻倆有許多的討論,在竹科工作的曹爸爸覺得不需要補充教育,有他就行了,但是: …我說好啊,你要教他,你也知道你兒子又這麼懶啊,你下班又那麼晚啊,你每次問你兒子有沒有不會,你兒子又說他都沒有不會,那怎麼教?…因為他又不怕爸爸,所以有時候爸爸講甚麼他又回嘴這樣子,不然就是很不認真啊,爸爸坐在書桌他躺在床上,這樣子在教,我說到底誰是學生啊,爸爸後來受不了。 臺灣有上嫁下娶的婚姻文化,在受訪家庭裡,爸爸的教育程度大都比媽媽高,又因為過去就學時,經歷過教育部「打擊惡補」的言論影響,在概念上,認為一個「優質教育」不需要市場上的補充教育來源,而是透過家庭與學校的密切配合。然而,學業指導要有效,需要長期的教學參與,扮演養家者形象的爸爸,苦於長時間工作之餘,還要配合子女放學、晚餐、做作業的時間,坐在書桌前教學。家教對他們來說,提供了一個方便、穩定、長期的方式,藉由家教費的負擔,外包「教育指導」的責任。 有趣的是,雖然家長可以透過市場外包家庭裡的教學責任,但家長仍然必須扮演管理者及督促者,證明自己不是不負責任。我訪問過的家教老師中,除了單親家庭外,沒有和學生爸爸接洽的例子。甚至有家教教了一年,學生的爸爸還不認識家教老師的,或是從來沒有見過爸爸的。但沒有一個家教老師沒見過學生的媽媽的。 【爸爸在教育跟教養的角色上,經常扮演具否決權的人物】 資料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show/article/miz/A1270890471 許多家教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與家教媽媽討論許久的課程內容,因為爸爸的一句話而被全盤推翻。家教老師們這樣形容爸爸與媽媽的教育分工: 爸爸比較有點像幕後黑手,跟我有比較直接聯絡的都是媽媽…… 我覺得媽媽好像是一個執行長,背後理念的是爸爸。決定權好像在爸爸那邊,媽媽一直在忙東忙西的感覺。 大部分來講,在教育這件事情,媽媽是代表一個督促者,爸爸比較像是一個精神代表。 有二十一年家教經驗的夏老師這麼說:「我常形容爸爸就是常任理事國,雖然媽媽比較清楚孩子的狀況,但爸爸有的是否決權,尤其是,很多家庭裡的經濟大權還是掌握在爸爸手上。」夏老師分享了多年前的家教家長曾講過的話:「如果不是我太忙了沒辦法教,哪裡輪得到你來賺這個錢?」 可是,大部分的母親,很難去完成這樣沈重的教育要求。夏老師認為這是「媽媽的困境」: 當一個學生她不想念書的時候,當然這個社會就會給他一個評斷,我們叫審判,就判斷說這個學生他求學是不行的,這個時候我們通常也會把這樣的價值論斷論斷到家長身上去,那家長會怕,他們會怕這樣的論斷,他們會想要逃避這樣的判斷,所以當家長看到學生的成績不行的時候,他們會很緊張,緊張歸緊張,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所以他們就陷入一個困境,就是說,他們只能用他們從小到大、他們的家長他們的老師對待他們的方式去處理,問題是我們會發生一件事是說,我們的社會告訴我們的家長說,你們要愛的教育,但是當問題出現的時候,你要開始從愛的教育變成鐵的紀律的時候,當然就會發生親子關係的衝突,這些衝突往往在小孩子青春期的時候發生,就是說,我到底是要把跟小孩子的關係撕破臉,那逼他去念書,還是說為了維持親子關係的和諧,放棄成績。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只是說他們找不到他們的平衡點…… ◎母職的困境:鐵的紀律還是愛的教育? 「教育」母職所要求的教學工作,需要諄諄善誘的說理能力,在我的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以及呂媽媽能熟練地使用這種文化資本。呂媽媽的職業是國小教師,她很清楚自己在學校的角色跟自己在家庭的角色是有區隔的: 那像家庭教育的話,像通常,我覺得啦,媽媽不應該當老師。我像老大的教育就是,我是她媽媽,我也是她老師,我後來覺得媽媽不應該當老師,媽媽就是媽媽,所以我會花一點錢請外面的老師,就是請家教來教她。…我覺得當你是一個老師的時候,媽媽當老師的時候,你就會用老師的眼光去看孩子,然後妳會把重點放在她的功課上,那我現在我的角色是,我注意她的健康、注意她的生活、注意他的飲食,可是我不太再去看她的功課,我不會看她的功課。 她們請家教的原因,是為了避免教學的文化邏輯與家庭的文化邏輯產生矛盾,以維持慈愛母親的形象。施媽媽也形容自己並沒「教育」子女: 我沒有教育他們啊…我並沒有特別針對她們的功課還是他們的…我並沒有特別去管…我跟我女兒講,妳在學校就是練習團體生活跟大家和睦相處,然後把你們班整個氣氛帶起來大家很和睦很愉快,好玩,那就好了,這是妳國中三年的回憶,那回家的家教就是你的功課,就是把這個做好,那我做的就是…就是媽媽嘛。 [媽媽?] 就是媽媽,弄給他們吃,然後…聽他們說話聽他們唱歌看他們跳舞,幫他們排課程。 所以施媽媽非常清楚,「教育」就留給家教老師以及學校老師,而自己要扮演的是一個撫育性的角色。但這種教育方式之所以可能,來自於說理的能力: 我跟我的孩子真的就像朋友一樣。我們可以打來罵去,我罵她她可以回嘴的這樣,可是回嘴要在合理的,就是你不能講髒話,妳不能…太情緒化的字眼,就是我跟妳講什麼,妳回嘴就是有道理的,而且是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是像朋友這樣子在對話,我待他們也像朋友一樣,並沒有特別,我從小到大好像…不曾打過小孩,並沒有特別去打過他們,那罵的話,像我這樣講話,我也不會開,也不會太大聲去罵小孩啦,所以並沒有,他們其實也沒有做過什麼太…太怎麼樣的事情。 有趣的是,在所有家長受訪者中,只有施媽媽與呂媽媽兩個人,以前的受教育過程中,是沒有被父母體罰過的。回想過去的教育經驗時,被父母及老師體罰的威脅感一直留在媽媽們的記憶裡,有的媽媽因此決定「不打小孩」,有的則是在教改提倡「零體罰」的論述下,希望能適度調整。但過去的經驗讓調整變得困難,因為她們不懂得其他的方法。 【新的教育論述是「愛的教育」,但是多少父母可以做到呢?】 陪我去做訪談的鍾媽媽說:「我覺得這[零體罰]根本就是讓老師棄械投降」。因為,在體罰/不體罰的選擇中,隱含的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語言模式,鍾媽媽之所以認為「不體罰」等於要父母及老師「棄械投降」是因為,「不體罰」則表示,父母及老師必須使用說理的方式與子女溝通,這不只反映一套更為精緻化的語言符碼,也反映一種更民主的親子關係。但這種親子關係對於從小被體罰長大,或者原生家庭文化資本較低的媽媽來說,是一個需要學習的能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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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可動員志氣嗎?兼論日本玩具的奇幻與可愛

張盈堃 /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就是日常生活中充滿著大量的物件,不管工作、休閒或消費,幾乎所有的行動都被各類型的物件所包圍,從每天出門必帶的公事包、蘋果手機、皮夾、手帕……等,也就是現代人是被許多物件所構成的個體,不同物件的排列組合也再現出特定的階級或文化意涵。筆者長期服務於幼教系,在幼兒的生活世界裡面,最重要或最具意義的物應該就是玩具。廣義的玩具是指幼兒遊戲時所使用的物體,而狹義的玩具是資本主義社會由廠商製造於市面販售的商品化的遊戲物體,但本文的討論特別偏重後者人造的商品化玩具,特別是這些玩具連許多成人都著迷。 【玩具、遊戲,會令人玩物喪志還是養志?】 一般而言,玩具種類繁多,大致可以分成古典玩具、積木玩具與擬仿玩具這三大基本分類。古典玩具其特徵是造型簡單,不刻意模仿現實事物,提供兒童以各種方式耍弄,即常見的童玩(七巧板、陀螺等)。相反地,擬仿玩具不同於積木玩具的單元式或化約式排列組合,這類玩具試圖模擬現實上或想像上的事物樣貌。模仿的對象從名人偶像、卡漫人物到槍砲刀劍、交通工具、軍事武器等應有盡有,並分別發展為自成一格的複雜體系。此類玩具不只是提供存在的物質本身,更包含其背後所蘊含的意象、敘事、歷史記憶等脈絡。例如卡漫玩具主角衍生自整套卡漫文本;交通玩具(跑車、工程車等)則可引發對某種生活方式、社會地位與品味的認同;軍事武器則關聯於對戰爭史和科技發展史的知性興趣。 玩玩具不只是在玩而已,同時也在吸引同儕的目光,當然小孩之間的爭執,也經常是因玩玩具所引起,還有成人玩玩具也帶有蒐藏的意義。各個時代的孩子都會拿日常生活中取得的物品製作玩具,或者是自己設計(例如簡單的布偶),玩具常是就地取材,日常生活玩耍的不過是週邊環境中一些自己發明的活動。 ◎兒童生活世界的物:玩具 專門替小孩製作玩具這種現代化形式,一直到啟蒙主義時代才出現。當時德國人對兒童的教育非常嚴格,但不久便有人開始對這種教育方式產生質疑,並重新思考孩子本質及其存在的意義,這些人肯定遊戲對孩子是不可或缺,同時也提倡學習應該是快樂而非枯燥、無趣,因此接著又出現強調合宜的玩具對孩子具有重要性的聲音,福祿貝爾就是支持此種主張的人士,於是造型簡單、堪稱玩具原點的積木於焉誕生(西川芙沙,2000)。福祿貝爾更進一步定出積木遊戲理論、為幼兒玩的積木制定規格。他可以說是第一位透過具體的玩具,將長久以來大家所探究的兒童教育與遊戲、玩具間的關係,加以明確形式化的教育家。 到底要怎麼看待孩子玩玩具?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兒童,兒童同時展現為一種「存有與認識的源初統一體」(the original unity of knowing and being)與一種「未受馴服與控管的慾望與意志」(the untamed appetite and the uncontrolled will)這二種對立的理解圖像。在Aries(1965)《童年的世紀》一書中,他提到兩種概念:寵愛(coddling)與管束(discipline),即反應這二種孩童圖像的原型,而這樣的對立不斷交纏浮現在不同年代的西方哲學論述裡頭,也構成不同主體修為的孩童論述觀點,特別是洛克與盧梭。 洛克假定兒童是自然本性的(the immanent child),在《教育漫談》中所談論的「紳士教育」,強調教育在使孩童成為具備「德行、智慧、禮儀與學問」的紳士特質,孩童必須要受教育才能夠學會良好的德行,以克制慾望、遵從理性。該書相當重視遊戲的重要性,一方面承認昂貴的玩具有其價值,同時也肯定一些簡單的玩具,如光滑小石頭、小紙片等的功能。對於當時富裕人家小孩有求必應現象感到憂心,建議大人買玩具給小孩應有所節制。 相反地,以盧梭《愛彌兒》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教育」,則隱約延續著那種將孩童當成是存有與認識的源初統一體的兒童圖像。相較於已經被人手污染的成人,孩童更接近自然的狀態,更可能擁有源初的人的本性:自由。盧梭認為華麗、精美的玩具既沒用又危險,最適合孩子玩耍的是取乎自然的東西,如樹葉、結果實的樹枝等。 【盧梭的《愛彌兒》是「自然主義教育」的代表】 從洛克與盧梭那裡,我們可以看見二種不同的孩童圖像所導引出的不同主體修為觀點:強調通過理性教育來統馭意志與慾望所成就的統合成人主體,或者強調自然教育以維持自由天性狀態為主的人的主體。 雖然洛克或盧梭都強調反璞歸真的自然玩物,但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既回不去以前,現實中的家長也不太有時間幫孩子安排這樣的素樸環境,也無法擺脫現實中大量的現成玩具,購買玩具必然成為當代消費品項之一。到哪裡買玩具(菜市場、量販店還是百貨公司專櫃)?買哪些種類的玩具(益智類還是純粹的玩)? 而玩具的消費也涉及到階級的議題,小時候常常聽到大人告誡不要再玩玩具了,趕快去用功讀書,而現今也常常聽到許多專家學者不斷鼓吹玩出創造力,玩具的存在不僅體現價值觀的變遷而反應在玩具的型態上,也同時滿足了上層社會的消費慾望,而下層階級過去普遍認為,買玩具是一種奢侈、墮落、不學無術、享樂主義式的罪惡。現今對於玩具是否是一種可以玩出大能力的中介物,還是仍認為它是享樂罪惡?這都顯示出不同類型的人對玩具消費看法的差異,它到底是玩物喪志?還是玩物養志?顯然仍各說各話。 ◎玩具與消費 在當代社會學的脈絡中,玩具此物必然涉及到消費,特別是家庭的階級背景。對於物與消費的看法,Veblen、Bourdieu與Baudrillard三人的論點最具參照性。美國社會學家Veblen將物置於階級區分的文化生活中。其有閒階級的消費理論,反應了物的社會重要性。他的「休閒」觀念是依據階級而定義,上流階級的人,以無生產力的活動—炫耀性的休閒—來彰顯他們的地位。有閒階級的休閒和消費明顯是一種「浪費」,也就是為了「金錢比較」的目的而產生的開支(Veblen,1899)。 相反地,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 (1984)在《秀異: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一書中,探究1960年代人們對法國文化的品味與其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利用許多的概念指標(慣習、場域、資本),指出文化的消費活動反映著人們的階級慣習(habitus),結合其經濟及文化上的資本,而從事一系列文化生產活動(音樂、藝術、政治意見,當然也包括買玩具給子女)。不同於Veblen主張,從有閒有錢的炫耀性消費,對比沒錢沒時間的低下品味,Bourdieu描述了一種文化區別的系統,品味在其中傳達了個人在權力關係網路中的精確位置。藉由闡述經濟和文化的資本(係經由學習而得的區辨能力)兩者的交互作用,他提出了一個足以維持社會區分作用的包容及排除系統。放到玩具的脈絡,玩具的消費與把玩,凸顯著不同階級間的品味,即便都是在買玩具,可以在夜市攤位買劣質的娃娃,也可以到百貨專櫃買正牌的安全玩具。 【聽陳小雲的台語流行歌是否代表了某個階級品味?】 最後,Baudrillard力圖拆解出當代社會中,物體系所具有的意義。為了考察物在當代社會的意義,Baudrillard對其存在做出以下的區分:物的客觀本意(denotation)系統和延申意義(connotation)系統,為物的兩種不同存在層次。前者意味著技術性、物質結構的特徵及伴隨而來的實用意義,後者則意味著物被人的心理能量投注,以及被商品化、個人化即進入文化體系的可能。Baudrillard以符號操弄來看商品化的世界,商品被視為符號、符號被當作商品來立即生產。於是,產生了消費認同的展示,也就是購買者透過展示自己所買的商品,創造並抱持了一種認同感。因此人們在市場中選取符號為自己打點出一種生活風格,人們透過消費找到看待自己的定位,也找了看待別人的角度(引自張盈堃,2009)。這三種論點分別凸顯出消費的炫耀性、消費的階級運作邏輯,以及消費的符號性。 在消費的領域中,我們買什麼以及什麼因素決定我們買什麼,主要受到流行文化所影響,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電視、電影、廣播、印刷等)。舉例來說,兒童日常觀看的電視、電影等文本,轉變成為其生活世界中流行的事物與玩具,不管是筆者擔任幼兒園實習教師時流行的神奇寶貝,或是今日最流行的妖怪手錶,基本上都是採取這樣的轉換路徑。Stuart Hall(1980)認為流行文化產品的製造與銷售過程,實際上是生產者、銷售者與控制者在產品編碼(encoding)的過程,同時也是在他們的精巧操作之下,讓消費者與接受者去解碼(decoding)的過程。這並非是純粹的商業消費活動,而是在其過程中製造、注入、灌輸和宣傳編碼化的特種意識型態。玩具的設計日新月異,在色彩、造型、玩法上不斷推陳出新,並透過大量生產與銷售管道,入侵人們的生活世界,引發注目、渴望和迷戀,並且,在「系列化」的設計下,每種品項都只是特定體系(如遊戲王、聖鬥士、芭比等)中的一個小單元,它慫恿消費者長期多次購買以使之滿足。如此構成一條無盡的生產消費鏈,玩家在「被創造的需求」驅使下不斷購買、累積玩具以充實自我。購買不等於消費的結束,反而是消費鏈的不斷循環。換句話說,玩具永遠買不完,永遠都在不斷地開枝散葉,當然消費的慾望也不斷地擴充。 ◎日本玩具對全球的影響:可愛與奇幻性 兒童生活世界裡,日本的文本仍居於多數,雖然美國的迪士尼與皮克思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筆者曾在研究所開設玩具研究的課程,透過閱讀相關文化研究的文獻,大概可以指出日本玩具成功的重要元素:微型化可愛(かわいい /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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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等教育擴張後,仍然鳳生鳳、鼠兒打洞嗎?

關秉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1955年出生並成長於南投鹿谷鄉的知名詩人作家向陽,在一場演講中說到:「高中三年畢業後,幸好考上文化學院。…我們那個年代大學很難考,學生很多,學校不超過20所,錄取率才21%。鄉下能考上大學是大事情,都要放鞭炮,有人甚至還請神辦桌。當時全校老師沒人相信,連我媽都不相信,甚至問我自己也不信。所以我都說沒讀書能考上大學,是天公疼憨人。」[1]向陽先生當然是客氣了,但他提到大學難考的往事,確是二戰後出生於民國四、五十年嬰兒潮世代的共同經歷。 三、四十年前鄉下地方或窮苦人家的小孩考上大學是天大的事。如同古時的科舉,考上大學往往被看成是飛黃騰達的翻身契機。 1990年那個學年度,臺灣只有二十一所四年制大學、二十所四年制學院及七十五所專科。1990年以前18歲至21歲年輕人,就讀高等教育的淨在學率還不到20%。[2]這個階段的高等教育可說是「菁英教育」。 1997年後政府為因應民間對教育鬆綁的訴求,除了增設大學外,也鼓勵專科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將獨立學院的規模擴大並改制為大學。如眾所周知,今天臺灣已有近一百六十所大專校院,而且2014年度的18歲至21歲年輕人高等教育在學率已達70%。現在臺灣的高等教育可說是「普及教育」的一環了。 【教育機會增加後,老鼠的子女會變成龍鳳嗎?】 ◎人人上大學後,教育不平等是否就消失了? 這幾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或許有些人認為是一種亂象,讓高等教育的品質下降、文憑貶值。但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而是工業化先進國家逐漸形成的潮流。如果以20歲單齡人口高等教育淨在學率來比較,臺灣與南韓都在七成左右,美國是五成左右,英國、法國和紐西蘭約是四成。[3] 由於教育程度及成就是現代社會中,形塑個人進入勞力市場之機會與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後,教育與社會階層、不平等間的關聯會產生哪些變化,是當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過往在高等教育、甚至高中階段教育未普及化前,社會學及教育學的研究即非常重視代間教育流動對於下一代職業取得及成就的影響為何,有不少研究探討「哪些家庭及個人因素會影響下一代教育的成就或向上流動」。 不論是臺灣或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家庭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是造成下一代彼此間教育及職業成就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有較好家庭社經背景、男性或屬社會優勢族群者,往往有比較高的機會上大學,然後得到比較好的職業及收入。 當高等教育普及化、人人都有機會上大學後,這些社經背景因素的影響力是否就減弱或消失了呢? 以臺灣18歲至21歲兩性在高等教育淨在學率的差異為例,1976年時男性是11%左右,女性則不到9%,但到了1990年時,女性的高等教育在學率(20%)已經開始超過男性(18%)。2013年女性則是非常明顯的超過男性,女性的在學率是75%,男性是66%。[4]因此,高等教育普及化後,家庭社經地位、性別、族群等因素對高等教育取得的影響力是否就減弱,甚至消失了呢?對此問題的簡單回答是:並沒有。 過往的研究著重的是階級、性別、族群等對兩代間垂直教育流動的影響,高等教育普及化後,社會學者則發現這些因素仍然會對下一代上什麼樣類型的大學,或主修什麼樣的學科有影響,進而影響他們後來在勞動市場的機會及成就。換言之,高等教育體制內部是可以分出高低的,這是一種可稱之為「水平階層化」的現象。 以下將利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TEPS)以及「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後續調查」(Taiwan Education Panel and Beyond,TEPS-B)的資料,初步探索臺灣年輕世代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後水平階層化的現象。TEPS及TEPS-B的簡介,參考後面附錄。 目前分析的這群年輕人,大多是1984、1985年出生的,因此,2010年時是26、27歲左右。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是用TEPS在2001年調查他們的家長時所蒐集到的父親教育程度及家庭每月收入。 用父親教育程度為社經地位指標之一,並不是說母親的教育程度不重要,而是通常父母的教育程度是父親高些或差不多,且父親常是家中出外賺錢的人。因此,初步的分析可先以父親教育程度代表這群年輕人家庭環境提供的文化資源及社會地位。家庭每月收入自然就是家庭所提供之經濟資源的指標。[5]此處要觀察的,是這兩個指標與這群年輕受訪者到2010年時的教育程度,以及他們上大學類型間的關聯為何。 ◎父親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與受訪者教育程度的關聯 圖1呈現的是受訪者父親的教育程度與自己教育程度的關聯。可供分析的2,727位受訪者中,如大家可預期的,只有不到6%的人沒有大專的學歷。86.4%有四年制大學學歷者中,已有約19%的人就讀研究所。沒繼續就讀研究所者中,則各有約3成的人有科技校院或一般大學的學歷。 如果就父親教育程度的每一個類別內來看受訪者教育程度的變化的話,可以觀察到父親是國中或以下程度的,其子女(也就是受訪者)只有高中職程度的比例最大(約11%),但當父親有高中職或以上程度時,其子女只有高中職教育程度的比例就大幅減少了。父親有大學或研究所程度的,其子女幾乎是沒有只達高中職程度的。反之,如果父親有研究所程度者,其子女也上研究所的比例約37%,要比父親為國中或以下程度之子女的比例(13%)多二倍。 換言之,雖然高教擴張後,父親教育程度較低者的下一代也有了向上教育流動的可能,但與父親教育程度高者比,則此機會仍明顯小了許多。 此外,父親教育程度高低也與子女上大學的類型有關。圖2顯示,如果父親是高中職或專科程度的話,其子女上科技校院的機會較大,但如父親是大學或研究所程度的話,則子女上一般四年制大學的機會較大。這個現象符合社會學者Lucas(2001)提出之不平等有效維持論(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6]Lucas的觀察是教育擴張後,雖然不同階級的人都可以進入某一教育階段就讀,但是屬優勢社經地位者的子女,會設法在此階段中得到更多或更好品質的教育,例如他們會選擇屬升學導向的課程或設法進入能力高的班級等。 圖2是以2001年調查時受訪者的家庭每月收入為社經指標,並看其與受訪者在2010年時教育程度的關聯(N=2,750)。與先前觀察到之父親與受訪者教育程度間關聯的型態相似。家庭每月收入是2萬或以下,也就是屬低收入戶的家庭,有約16%是讀到高中職後就不繼續升學了,而10萬或以上屬中上階層的受訪者,則幾乎都有大專的程度。此外,受訪者家庭每月收入越高,就讀一般大學和研究所的比例也愈高。因此,就受訪者家庭社經地位與其教育程度的關聯而言,高等教育擴張後,有頗明顯水平階層化的現象。 ◎性別與高等教育水平階層化的關聯 先前教育部的統計顯示,目前女性高中職畢業後的升到大學的比例已經高過男性,但是大學畢業後呢?兩性繼續就讀研究所的比例是否也相近?此外,兩性就讀的科系類別是否也相同?如果男性是屬優勢族群的話,依照社會學者Raftery與Hout(1993)二人提出的不平等最大維持論(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的觀點來看,[7]優勢團體在某一教育階段達到飽和程度後,會隨著教育擴張,在更高的階段保持其優勢。也就是說,兩性如果有同樣上大學的機會後,屬優勢族群的男性就會往研究所的階段發展並保持其優勢。當然,也如EMI論所說的,男性在大學教育階段也傾向選擇未來在勞動市場出路比較有優勢的科系類別或學門。 圖3即呈現兩性與教育程度間的關聯。此圖顯示,不論大學類型的話,與教育部統計觀察到的一致,有資料的3,977名受訪者中,女性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比例(約89%)是比男性的比例(84%)高些。但是男性讀研究所的比例(25%)則比女性的比例(16%)明顯高些,而男性就讀科技校院的比例則比女性低些。 圖4則進一步觀察兩性就讀大學時是主修哪些領域。此圖顯示出兩性在大學主修也如預期的可看到明顯的差異(N=3,173)。男性在傳統屬於「男性」領域的工程、製造及營造等比例達47%,女性在此類領域則只有5%。反之,女性在社科、商業及法律領域,以及人文、藝術領域的比例,則遠超過男性在這些領域的比例。 ◎高教水平階層化與勞動市場報酬的關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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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作業的意義

石易平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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