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系列】「男人連呼吸都能做成綜藝」:從戀愛實境秀反思異性戀/男性特權

這陣子,身邊朋友和社群媒體上充滿各種戀愛實境秀的熱烈討論;不論是異性戀、同志或多元性別題材,我也同樣著迷於戀愛綜藝、熱衷追劇趕進度。戀愛實境秀/戀愛綜藝是一種以建立親密關係為主要賣點的節目形式,讓單身者在精心設計的各種情境中進行互動,並透過剪輯、旁白與主持人的評論,把曖昧、選擇、告白與衝突轉化為情感敘事,讓觀眾們觀賞與討論。依照不同遊戲規則,節目可能強調配對成功、觀察推理、競爭淘汰或長期相處的關係變化,從早年引發熱議的《戀愛巴士》、《雙層公寓》與《Heart Signal》,到近年來火紅的《慾罷不能》、《盲婚試愛》、《心動的信號》、《單身即地獄》與《換乘戀愛》;從聚焦不同生命經驗與關係狀態的《母胎單身戀愛大作戰》、《再見愛人》、《愛在山林間》與《光譜上發現愛》,到多元性別題材的《最後通牒:酷兒的愛》、《我的咖啡男友》、《男生男生配》、《ToGetHer》或《Love (X)》等等,戀綜類型至今已發展出相當豐富多樣的面貌。

無影無蹤、浮出地表、張牙舞爪:從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談性別變遷

115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的國語文綜合能力測驗,引用明代歸有光〈項脊軒志〉、〈先妣事略〉、〈祭外姑文〉、1995年曾秋美的訪談〈消失中的台灣阿嬤‧將女兒送養的阿母〉、2022年李欣倫散文集《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的〈水面下〉等涉及女性議題文本。考題讓學生思索時代變遷下的女性生命,其形象與再現、被迫與無奈、能動與堅韌、艱難與挑戰、典範與非典、模範與不模範,呈現差異時代的母職實踐與母職顛覆、養女習俗與養女自主、異質女聲、女身與女生。此次考題呈現了幾層意義:台灣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國語文教育的成果;過往看似中性、實則去性別化的國語文得以有所突破;台灣數十年性別運動與性別研究成果與中小學教育的接軌;國語文教育必須,也早已跳脫僵化封建,進展為回應社會的思辨。

【特權系列】「正常」與特權研究:健全主義如何自然化特權

當我們搭公共運輸工具時,快速上下車,對許多人而言習以為常;遇到輪椅使用者,司機下車為其拉下斜坡板,斜坡板卡住,司機花了一些時間才拉下,待輪椅使用者上車後,司機收回斜坡板,再回到駕駛座繼續開車,總共花了五分鐘,公車才再度啟動。有位趕著要上班的乘客抱怨說,既然這位輪椅使用者行動不方便,就不要出門耽誤別人的時間、應該要請家人開車接送就好,車上多數乘客也紛紛點頭表示同意。這獲得多數乘客同意、看似合理的論述,其實已經說明了,社會大眾對搭乘工作交通工具的乘客,預設了特定身體狀態──必須能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快速上下車,而這個要求並不會被寫在乘客須知上。這種「預設了特定身體/心智狀態才是『正常』」的空間設計與乘客反應,顯示了「健全主義」(Ableism)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

【特權系列】什麼是特權?「霹靂力矩」如何影響人生

「建中生大概不知道,光是你讀的是『建國高中』,就已經是一種特權了。」這句話,近日在社群平台脆(threads)引發熱烈討論。不乏曾經和現任的建中生氣憤地認為這是「魯蛇」對人生勝利組的不滿,也有人舉證歷歷強調自己的努力,駁斥不勞而獲的特權。到底什麼是「特權」?為什麼我們對「特權」一詞這麼敏感?被指出擁有「特權」的人,為什麼會覺得不舒服,甚至憤怒?網路上的爭論不休,是體現魯蛇的嫉妒?還是特權者的傲慢? 什麼是特權? 特權是特定群體和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不完全是通過後天努力或才華取得的成就或功績。特權並非存在於平行時空,而是鑲嵌於日常生活中許多被視為自然、中立的制度與設計之中。例如,當工具的設計以右撇子為標準,左手使用者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適應不便(右撇子的讀者,不妨試著用左手開門,或以左手使用剪刀等工具,感受「卡卡」的感覺);又如公共場所中女廁經常大排長龍,反映出公共設施的配置長期以男性身體和使用需求作為常規,卻很少受到質疑和挑戰。

【公共社會學】陳易甫:青年貧窮的困境

▌何謂「青年」? 首先先定義什麼是青年,年齡定義,大概會是在15歲到29歲之間,青年這個階段是一個設定之後職涯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階段。 ▌青年研究的重要性 從生命歷程的角度來講,青年這個階段,你需要完成你的訓練,訓練在當代的教育制度裡,就是要完成你的教育或學業,或者你可能是學徒,你就要完成你的這個訓練。選擇你受的教育,譬如比如說技術學院、一般大學,甚至進入到學校的文組、理組。 對於社會學來講,我們都認為說這個是不同的管道,或者是軌道,這些軌跡其實都是由各個社會制度所規定出來的。

聽見舞蹈:聲音的舞台轉譯

聲音,是物體震動產生的能量波,它們穿透水、空氣、固體等介質,被聽覺器官感知,最終由大腦解讀為各種聲音。以生理尺度來看,耳朵只是傳導的管道,真正讓聲音被聽見與聽懂的,是大腦的理解與召喚。是以,研究戰前台灣流行音樂的學者洪芳怡(2020:34)指出:「聆聽」不只依賴肉身的耳朵,還需要文化的耳朵。 這也意味著,每次「聽見」,都是物理波動與文化詮釋的交織,是個人感官與社會結構間的對話。當我們聽見聲音時,也同時啟動一套文化編碼:語言的辨識、情感的投射、記憶的共鳴,乃至社會規範的引導。就像有人說,每每搭機飛抵台灣上空,就算離鄉未久,但只要聽到降落前機艙內播放的「雨夜花」等台灣民謠,總會忍不住熱淚盈眶。這看似莫名的眼淚,正是聲音和文化、個人情感與記憶對話的產物。 1960年代末,加拿大作曲家穆瑞.謝佛(R. Murray Schafer)在西門菲莎大學主持「世界音景計畫」(World Soundscape Project, WSP),提出了「聲音地景」(Soundscape)的概念。該計畫針對城市與鄉村空間聲音,進行系統紀錄和分析,讓大眾理解:所謂「聲音地景」,不僅僅是自然聲與人工聲的總和,更包含了難以捕捉的環境聲響,以及其所承載的文化脈絡、社會意象與集體記憶。

西藏社會學者Dr. Gyal Lo的社會學知識旅程

社會學是分析社會現象的科學,任何一個社會都可以成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描述現象,也進行分析批判,是一門兼具知識與實踐的學科。然而,當我們將這些基本的社會學研究行動視為理所當然,往往忽略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學研究,其實需要自由的學術環境才得以存在。當處於高壓集權的政權統治時,壓迫者往往不容許被壓迫者研究自己的社會,更不可能讓被壓迫者藉由社會學,認識自己及其所處的社會處境。藏人教育社會學者Dr. Gyal Lo的經歷,正提醒了我們這個事實。 Gyal Lo出生於被中國統治的西藏,他的藏文名字依標準藏文發音應譯為Gyal Lo。但在中共的漢語教育下用中文發音變成「嘉洛」,英文就翻成Jia Luo,成了他身份證件上的名字。今年三月,我以本校國際文化研究中心「子計畫三:移民、不平等公民與批判法律研究」計畫主持人的身份,邀請Dr. Gyal Lo以「中共殖民地寄宿制學校與西藏文化傳承前景的社會學解讀」為主題發表演講,並錄製了兩集podcast。本文所要呈現的重點在於:為何一個在西藏境內受教育的知識份子,會對社會學產生興趣,進而成為學術專業者?以及,Gyal Lo又是如何以社會學視角,進行西藏社會研究?

淺談遷移:概念、原因與結果

許多人從小到大都有搬家或是在不同地方居住或生活的經驗。有些人是為了工作,有些人則是為了追尋更好的居住環境。然而,從人口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只要搬家或是改變居住地點就是遷移或遷徙(migration)嗎?影響遷移的原因有哪些?遷移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嗎? 事實上,從人口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搬家或居住地點的改變不見得就是遷移。概念上,遷移必須滿足時間及空間範圍的條件。時間條件上,一般來說,遷移指的是永久或半永久的住所改變,而永久或半永久在測量上通常以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來界定。例如,當一個人住在新的地點超過一年、三年、五年或十年時才算遷徙、其在人口學研究中才會被當作遷徙者。空間條件則是住所的改變需要跨越特定的地理界線,鄉鎮市區、縣市、區域、國家等就是經常用來測量遷移的地理界線,又稱作遷徙定義邊界(migration-defining boundary, MDB)。據此,國家之內的住所改變為國內遷徙(domestic internal migration),國家之間則是跨國遷徙(international migration)。

紀念Michael Burawoy教授(1947–2025)

台灣時間2月5日一早,在網路上聽聞Michael Burawoy車禍離世的噩耗,震驚之餘,在一天之內收到許多學界友人的訊息;同時,在社群網站上,也看到許多老同學的貼文,懷念這位對我們、乃至當代社會學界影響深遠的老師。這些悼文來自世界各地,貼文者的背景也涵蓋了社會學界的各種不同領域,甚至超出學術界的範圍。究其原因,除了Michael本人長期投入國際社會學界的各項事務而全球奔走,以及他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外,我想這也與他在理論家、田野研究者、社會行動者這三個領域裡留下的典範有關。 台灣社會學界對於Michael Burawoy的學術成就並不陌生,尤其是他建立的勞動過程理論,至今仍是定義勞動研究領域的典範之作。同時,他在民族誌研究方法中提出的「延伸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ECM),在質性研究學者試圖主張自己所研究的個案有何意義時,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再如他近20年來倡議的公共社會學,更向學院中懷抱介入社會熱情的學者們,提供了有力的行動綱領。這些事情,難道還需要贅述嗎?然而,在一位典型在夙昔的學者離世之際,又有什麼比談談這些事情,更能敬表紀念之意的呢? 我們還是從一些最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開始吧。

新書發表會側記: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Covid-19爆發後,大家經歷到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在那段充滿不確定的日子裡,面臨許多不便與困惑,也揭露出日常生活中,需要諸多社會資源與網絡的支撐。隨著時間流逝,大部分人逐漸淡忘當時的情景,但對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這正是回顧的時機,以檢視國家介入、政策施行的道德性與合法性,以及其潛在的社會影響。 Routledge國際出版社近期出版了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lobal Pandemic,[1]由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駱明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蔡友月、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劉士勇主編。作者包含社會學、法律學、歷史學、STS、公衛與傳播學等跨領域學者。2024年10月4日於中研院社會所辦理新書發表會。[2]在12篇章的作者群中,九位作者在現場或以預錄的方式分享研究成果。[3]論壇首先由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所長江彥生研究員開場,指出疫情造成人們大規模地移動或者是停留,也讓人們重新思考「你是哪裡人」個人與地方的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