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從小到大都有搬家或是在不同地方居住或生活的經驗。有些人是為了工作,有些人則是為了追尋更好的居住環境。然而,從人口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只要搬家或是改變居住地點就是遷移或遷徙(migration)嗎?影響遷移的原因有哪些?遷移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嗎? 事實上,從人口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搬家或居住地點的改變不見得就是遷移。概念上,遷移必須滿足時間及空間範圍的條件。時間條件上,一般來說,遷移指的是永久或半永久的住所改變,而永久或半永久在測量上通常以一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來界定。例如,當一個人住在新的地點超過一年、三年、五年或十年時才算遷徙、其在人口學研究中才會被當作遷徙者。空間條件則是住所的改變需要跨越特定的地理界線,鄉鎮市區、縣市、區域、國家等就是經常用來測量遷移的地理界線,又稱作遷徙定義邊界(migration-defining boundary, MDB)。據此,國家之內的住所改變為國內遷徙(domestic internal migration),國家之間則是跨國遷徙(international migration)。
關於「出生別」那個鬼東西
你曾注意到戶口名簿有「出生別」這個欄位嗎?這個記載著「長男」、「次男」、「長女」、「次女」的欄位,在現代社會中經常被視為一種中立與技術性的資料記載,實際上卻是國家透過命名與排序,對社會成員的親屬關係進行「關係分類」的一套機制。本文將藉由跨性別者變更性別登記的實際案例談起,說明這項制度在變更性別登記過程中,對跨性別者構成了隱私權的重大威脅;且該登記的親屬邏輯,和人們的實際生活也漸行漸遠,尤其在離婚、繼婚、同婚越來越普遍的現代社會,更是應重新檢討出生別登記的正當性,進而考慮直接廢除的時刻。
展演人口轉型模型:台灣家庭計劃政策部署與婦女避孕軌跡(1960s-1980s)
各國生育變遷過程的變化與差異,一直是人口學家有興趣解答的現象。不過在既有的理論解釋中,較少探討人口學的理論知識和技術如何形塑人口本身。我的碩士論文援引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Callon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探討人口轉型理論/模型,如何推動台灣在1964年至1989年實施以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經濟發展為目的的家庭計劃政策。 透過爬梳政策檔案資料,我分析政策行動者如何部署(dispositifs)節育推廣的網路,同時與24位60至90歲的婦女訪談,了解婦女的避孕行動如何受政策影響。透過描述政策部署的節育網絡與婦女實際的避孕行動,我的論文希望呈現婦女控制生育過程的各種不確定性(或漂移),如何展演台灣出生率變遷的獨特軌跡。
行動中的神經科技:經顱磁刺激(TMS)在台灣醫療的創新擴散
我拜訪一位精神科醫師,他向我展示這台儀器的操作。先是拿起掛在機械手臂上的探頭,並在主機的螢幕面板上調整旋鈕並啟動,探頭隨即發出「噠噠噠──」的聲響,那是線圈發出磁脈衝的聲音,會放在病患額頭頂上,每次40分鐘左右,在不接觸大腦情形下誘發頭皮下的電流。這個治療開始之前,需要先由門診會談做適應症和禁忌症評估,再透過定位測量找到刺激位置,接著正式施作。(2023年8月田野筆記) 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簡稱TMS)於2018年在台灣被核准用於治療藥效不佳的成人重鬱症,截至2023年筆者統計,已有上百家醫療院所購入TMS並提供治療服務,精神科為大宗,基層診所約10%配有此儀器,為該專科之最。如此陌生的治療操作,卻如雨後春筍般擴散,一個有五坪大小的空間能擺放的儀器,一種物理性質的門診手術,一個個進入精神科的診間,甚至有望成為常規療法。這看似憂鬱症治療的現在進行式,TMS 自引入台灣之初曾經在精神醫學一度乏人問津,如今卻轉為主力。為什麼此一醫療創新的擴散會有如此轉變?
光與熱──懷念Michale Burawoy教授(下篇)
四、馬克思傳承的關懷、洞識與精進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傳承在Burawoy學術研究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 馬克思傳承有著不同的意涵。對Burawoy而言,馬克思傳承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未來、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的浮現。廣義來說,他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即資本主義不是歷史的終點。他也承襲了馬克思主義對另類社會的憧憬,如擺脫資本主義的驅力與壓力,眾人可以集體決定誰、如何、何時生產與生產什麼。這個可能性與可欲性是馬克思研究的出發點,馬克思研究透過這個可能性來詮釋現在與過去(p. xiii)。
光與熱──懷念Michale Burawoy教授(上篇)
一、歡迎詞 2004年8月,一場公共社會學的工作坊在台北舉行,Michael Burawoy是主講者,我致詞歡迎他: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mportant talk of the Workshop on Public Sociology.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attended the previous two talks by Michael, I am sure that no one could resist his energetic, vibrant and entertaining presentations. But he is not Michael Jordan, nor Michael Jackson. He is Michael Burawoy, the author of Manufacturing Consent. Manufacturing Consent has become a landmark and a legend in labor studies as well as in sociology. It is widely read and frequently quoted. It inspires not only me but also some twenty copies of master theses here in Taiwan for the past decade. Today, we have the privilege to share with the author of now a classic in sociology his reflection on this work sinc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This is an exemplar of “reflexive sociology” within sociology itself. As usual, it must be an energetic, vibrant and entertaining reflection. Please join me to welcome the Michael Jordan of American sociology, Professor Michael Burawoy.
紀念Michael Burawoy教授(1947–2025)
台灣時間2月5日一早,在網路上聽聞Michael Burawoy車禍離世的噩耗,震驚之餘,在一天之內收到許多學界友人的訊息;同時,在社群網站上,也看到許多老同學的貼文,懷念這位對我們、乃至當代社會學界影響深遠的老師。這些悼文來自世界各地,貼文者的背景也涵蓋了社會學界的各種不同領域,甚至超出學術界的範圍。究其原因,除了Michael本人長期投入國際社會學界的各項事務而全球奔走,以及他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外,我想這也與他在理論家、田野研究者、社會行動者這三個領域裡留下的典範有關。 台灣社會學界對於Michael Burawoy的學術成就並不陌生,尤其是他建立的勞動過程理論,至今仍是定義勞動研究領域的典範之作。同時,他在民族誌研究方法中提出的「延伸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ECM),在質性研究學者試圖主張自己所研究的個案有何意義時,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再如他近20年來倡議的公共社會學,更向學院中懷抱介入社會熱情的學者們,提供了有力的行動綱領。這些事情,難道還需要贅述嗎?然而,在一位典型在夙昔的學者離世之際,又有什麼比談談這些事情,更能敬表紀念之意的呢? 我們還是從一些最為大家所熟知的事情開始吧。
新書發表會側記: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Covid-19爆發後,大家經歷到截然不同的生活經驗,在那段充滿不確定的日子裡,面臨許多不便與困惑,也揭露出日常生活中,需要諸多社會資源與網絡的支撐。隨著時間流逝,大部分人逐漸淡忘當時的情景,但對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這正是回顧的時機,以檢視國家介入、政策施行的道德性與合法性,以及其潛在的社會影響。 Routledge國際出版社近期出版了Taiwan’s COVID-19 Experience: Governance,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Global Pandemic,[1]由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駱明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蔡友月、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劉士勇主編。作者包含社會學、法律學、歷史學、STS、公衛與傳播學等跨領域學者。2024年10月4日於中研院社會所辦理新書發表會。[2]在12篇章的作者群中,九位作者在現場或以預錄的方式分享研究成果。[3]論壇首先由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所長江彥生研究員開場,指出疫情造成人們大規模地移動或者是停留,也讓人們重新思考「你是哪裡人」個人與地方的歸屬感。
金權城市,還是市民城市?不斷交錯的地方派系與地方金融
本文上篇交代市地重劃的制度特徵、運作機制與可能的影響。下篇將時間倒帶至1970年代,思索地方派系與地方金融之間不斷交錯的過程,如何形塑市地重劃的金權特徵。臺灣的重劃區開發不只扮演打造新市鎮與興建公共設施的角色,也是都市菁英驅動的資本競合遊戲。接下來,本文依序以歷史、規則與個案加以闡釋。
金權城市,還是市民城市?從自辦重劃與抵費地談起
數十年來,臺中市政府以重劃區模式打造城市聞名,帶動城市發展,卻也引起利益發派的糾葛。最為人所知的是七期重劃區。九零年代地方政府主導此案開發,將大量農地轉化成方正街廓的建地。如今,新市政中心成為七期重劃區的標誌,區內遍布豪宅、商辦大樓與鉅型建設,例如,新光三越、臺中國家歌劇院,儼然成為理解臺中的第一印象。 在光鮮亮麗的重劃地景背後,是錯綜複雜的土地交易。2011年,臺中市政府在七期重劃區抵費地標售會上,標售出每坪236萬元的天價,並形成連年高價出售抵費地的「盛況」。份額龐大的土地交易,引起社會大眾、地產業者與商界人士對墊高房價、炒作土地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