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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 Events進化史: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種都市競技場

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疑雲重重 1970年代,少年的我剛學會打棒球,巧逢日本漫畫《青少棒揚威記》[1]在台灣盜版連載,熱血的南部子弟,以為中華少棒一直去美國拿金盃很強,以為有一天世界冠軍必會留在台灣主場。我已經準備好就要喊:「世界看到台灣了!」 不過那年頭的教科書寫說中華民國是世界五強,現實上,卻完全不是那麼好棒棒。 我一直等。人家小日本已在1964年辦過東京奧運,連著又是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1972年的札幌冬奧,我大中華何時來一砲?很久之後才知道,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就無法成為國際比賽的主場。 兩岸和緩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終於有機會主辦正式的國際盛會。2009年高雄市的「世界大學運動會」首開先例,2010年臺北市承攬「世界花卉博覽會」,馬英九市長說最欣喜的是「台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同時也是亞洲第4個國家、第7個城巿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大大提高了台灣及台北市在國際上的地位、聲望及能見度。」 國際主場的渴望,不就是我從幼稚園以來的夢想?可是我已經長大,他們卻還在裝傻。花博本來想要開發關渡平原的計畫挫敗,接手的郝龍斌只得在基隆河邊湊出帶狀公園當展場,驚險撐完會期。馬英九閉幕致詞果然逮到機會天真又哭喊:「世界應該都看到了台灣美麗的力量!」 馬英九為什麼如此天真?也不是全無道理。   二、明知有詛咒,各大城市仍然前仆後繼? 「讓世界看見台灣美麗的力量」是天真的民族主義口號。(作者翻拍自花博海報) 花博這種國際盛會,就是所謂Mega Events的一種。 Mega-Event的學術定義是「大規模的文化、商業及運動活動,具有劇場的特質,訴求大眾參與,強調國際能見度。」[2]操作的 SOP是「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及「單一國家的政府組織」互相合作,例如花博的國際園藝家協會(AIPH)和台北市政府產發局,以致外表很像「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但其實是民間的商業行為。 Mega Events歷史不長,但也不短。因為強調國際能見度,當然是現代國家出現、國與國之間競爭之後的事。歷史上最早的Mega Events是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s),然後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於1896年雅典重現,加入Mega Events隊伍,再來則是1930年誕生的世界盃足球賽。除了這典型的三大,後來名為EXPOs、Fairs、Games、Conventions的各種國際高峰會、專業博覽會,也勉強算是。 Mega Events的生命史一直有兩個親密愛人。初始Mega Events的老相好是「民族主義」,1980年代起,勾勾纏的對象就變成新自由主義風格的「資本主義」,尤其是「都市更新」。英國學者Maurice Roche指出,Mega Events百餘年來就是雙重意義的堆疊:一是民族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老遊戲,二是跨國界都市競爭金權資源的新賭局。 台北市在花博之後申辦規模更大的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廣告詞明顯也展露Mega Events的雙重意義: 2017世大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項國際體育賽會,它還包含了主辦城市的城市再造、全民參與、文化提升等多重使命,2017年,國際社會將聚焦臺北,期待全國民眾共同參與這場盛會,攜手將臺北推向世界舞臺,成就臺灣的驕傲。[3] 民族主義夢囈的「台灣驕傲」,資本主義熱衷的「城市再造」,正是當今Mega Event複雜遊戲的兩大關鍵字。馬英九民族主義的天真,問題就在於他只吶喊了「台灣驕傲」,卻隱匿了「城市再造」。 好好看的都市,總藏有一顆黑暗之心!請不要忘記《倚天屠龍記》殷素素對兒子張無忌的最終教誨:「越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   三、柯文哲世大運「頭痛」之原因 蒙塵的大巨蛋,是爭議不停、詭異至極的建案。(翻拍自網路) 2014年底柯文哲打敗國民黨,隔年一月底就打臉接手馬英九的郝龍斌,直白地說出對於以預算200多億辦一場2017世大運,他認為:「到頭一場空、什麼都沒有、感到很頭痛」。 若了解Mega Events的第二個關鍵字是資本主義,就知道柯文哲頭痛的原因。 最近新上市的一本書《奧運的詛咒》,原書名Circus Maximus就是羅馬最大的麥西穆斯競技場,內容就在戮破奧運帶來市民榮耀、經濟效應的鬼扯神話。該書的譯者梁文傑,正是長期反對花博、世大運的市議員,還請來柯文哲寫一篇酸味四溢的推薦序。 其實經濟學的「溫拿詛咒(Winner’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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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的自由:查理週刊式的自由是怎麼樣的自由?

陳逸淳 /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院●東海大學社會系 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遭到恐怖屠殺,導致包括總編輯在內的十二名職員當場死亡,法國舉國哀悼。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在致哀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La France a été frappée dans son coeur) 。這指的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法國的政教分離(laïcité)政策的信念,另一方面則是言論自由。 【法國總統歐蘭德說,此次恐怖攻擊讓「法國被擊中了心臟」】 資料來源:chinadigitaltimes.net/wp-content/uploads/2015/01/216x300xB61jizdCYAEjXpt-216×300.jpg.pagespeed.ic.hTAaXnbjxA.jpg  政教分離的政策是一種世俗主義,指的是,任何宗教信仰的象徵都不能進入公領域之中,只能停留在私領域裡頭。例如,在公開的校園中不得宣揚宗教思想,也不能穿著具宗教象徵的衣物或首飾,例如十字架、伊斯蘭頭巾、猶太人的禮帽等等;在求職的場合不得要求應徵者表明其宗教信仰等等。但在私領域之中的個人信仰自由是受到嚴格保障的。例如,法國境內的五百多萬穆斯林在職場學校中同樣可以進行齋戒活動,女性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配戴頭巾等等。 ◎當宗教自由遇上言論自由 然而,儘管在政教分離的傳統之下,宗教信仰必須嚴格地停留在私領域之中,但是實際上,信仰是否逾越公私界線有時也是難以判別甚至是有彈性的。例如,原則上穆斯林學生上學時並不能配戴頭巾,因為那是屬於宗教的事物,但事實上,法國大學校園內仍然可以看到配戴頭巾的女性穆斯林,配戴頭巾並未遭到嚴格的禁止;再例如,筆者留法時就讀的學校理頭有西藏來的喇嘛學生,但學校仍准許他穿著喇嘛裝到校上課。簡言之,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之下,法國境內的人們仍享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宗教自由。ISIS組織甚至曾在法國透過網路公開招募成員,就是法國宗教自由的例證。 當宗教自由遇上了言論自由,會發生什麼事?儘管法國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明確地排除了煽動種族或宗教仇恨的言論,但是在實際層面上,言論自由的界線一直都是難以明確劃定的。嘲諷與受辱之間,從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線,甚至是因人而異的,除非涉及與納粹有關的歷史傷痛,或對另一位公民的直接侮辱,否則在實質的法律層面上,嘲諷的自由,以及所謂的二階(second dégre)或三階(troisème dégre)的法式幽默(意指不直接表達諷刺,而用拐彎抹角或講反話的方式來表達諷刺),一直都是法國文化的精隨之一。例如新聞評論節目《小新聞》(Le petit journal)一向把不正經、無所不酸式的、針對時事的搞笑視為己任而廣受歡迎;從習近平訪法一直到天主教反同性戀婚姻,什麼都能嘲諷,就是法式幽默最好的例子。言論自由,當然也包括嘲諷的自由,包括幽默的自由,這就是《解放報》(Libération)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Charliberté)[1]:言論自由,包括嘲笑的自由,更包括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查理式週刊的自由」是面對各種矛盾自我解嘲的自由】 資料來源:i.imgur.com/KBCmj17.jpg 查理週刊遭到屠殺,在全法國各地引發了聲援查理的運動;從「我是查理」到「我們是查理」再到「我們都是查理」,全法國到全世界,出現了千千萬萬個查理;無數個查理所代表的,絕非對種族主義偏見的支持,也不是企圖用言論自由作為各種霸權語彙的包裝和宗教實際上的不自由的推詞。上述的這類觀察,實際上也偏離了「查理式的自由」以及「我是查理」運動的基本精神:言論的自由,嘲諷的自由,永恆的邊緣立場,絕不妥協、不被任何主流霸權收編的堅決懷疑態度。 ◎「我是查理」運動是某種法式的反骨與自由 「我是查理」運動在巴黎的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的聲援行動中,有右翼分子試圖公開燒毀可蘭經來表達反對伊斯蘭教的立場,但立即遭到群眾的群起噓聲和制止。這證明了「我是查理」運動的矛頭並非指向法國長久存在的宗教矛盾,所展現出來的力量也並非法蘭西文化作為法國的霸權文化對伊斯蘭文化的反擊。事實上,「我是查理」運動之所以如烽火般快速綿延,並沒有如台灣知識分子們的思考般如此充滿種族或宗教對立的思考,而是展先出某種法式的反骨,以及法式的自由,也就是所謂的「查理式的自由」。 確切來說,何謂「查理式的自由」?也許可以從一則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切入來觀察。《世界報》在2015年1月11號刊出一則標題為〈全體一致為查理默哀:一個誤解?〉(”Unanimité des hommages à « Charlie » : u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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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工人騷動的階級與中國因素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越南與中國在南海(越南稱東海)的主權爭議,任誰都想不到會延燒到外資企業。據外電報導,受害的不僅台商,還有韓商、日商、馬來西亞企業。這樣子的動亂現象,顯然除了反中情結外,還有另外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階級的剝削問題。 基本上,越南政府對於任何政治性的集會遊行活動,都會嚴密監視,但是針對中國的抗議活動,卻經常默許存在。去年底,每個週日,都有一群越南人走到河內的中國大使館抗議,連續3週之後,政府一聲令下,再也看不到這些抗議的群眾了。 【河內的越南民眾聚集在中國大使館前抗議】 資料來源:www.todayonline.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photo_gallery_image_lightbox/public/18979435.JPG?itok=bW_WsTJ- ◎越南的罷工模式 但奇怪的是,沒有經過工會領導的罷工是非法的,但是野貓罷工的事情在一些外資聚集的工業區特別多,光是2013年就有高達九百多件的罷工、怠工、停工事件,這些集體抗議事件,越南政府是如何看待呢? 一般的罷工過程是這樣:有人在公司內部或工廠(通常是廁所)張貼罷工的字條,然後在預定罷工的當天,有些工人會堵在工廠門口,勸其他工人不要進入工廠,有的會進入工廠裏面,鼓動大家停工,走出工廠。當然,有的時候是工人的不滿累積到臨界點後,會因為某些小事(例如中午的伙食不好、領班罵人)而引起臨時性的罷工事件,消息傳的很快,罷工會很快從A廠區漫延到B、C廠區。 碰到罷工,廠方會趕緊聯絡地方的勞動部、公安人員到場,控制秩序。公安一般就是維持秩序,不要讓工人有過激行為發生,勞動部的官員則會請工會代表出面跟廠房協商,看看工人到底要求什麼。但是工會幹部通常跟資方關係很好,因此他們也常常搞不清楚到底工人在罷工什麼。由於帶頭罷工的工人不敢出面,所以群龍無首的情況會持續個一天,一直到第二天有人願意出面,坐下來談判,事情解決,第三天就恢復上工。 【越南工人罷工抗議時,很少發生激烈衝突或暴動,一般都是旁觀】 如果按照越南勞動法,這樣子的罷工是違法的,越南跟台灣一樣,有一套非常繁複的罷工程序,基本上很難期待工人會按照這個程序走完。但是為何越南工人不怕罷工遭到政府或老闆的處罰呢? ◎罷工是越南政府在背後操弄?還是管理的問題? 從我1999年開始訪問越南台商的時候,就不斷聽到這種說法:罷工的背後是政府撐腰的,這種說法可能部分真實、部分懷疑。如果發生罷工的工廠以台商跟韓商居多,而日商卻很少,那麼問題就不只是政府在背後撐腰。台商跟韓商的管理模式,經常為人詬病的是高壓威權管理,台商把過去1960、70年代的台灣經驗,帶到中國、越南,想像著這些地方的人民跟台灣人一樣,絕對會忍耐,打罵方式在台灣是稀鬆平常,去到中國,使用同一套方式,也還行得通,但是走到越南就完全不行了。 多數台商在越南的產業是勞力密集產業,所以需要大量人力,而且因為有淡旺季之分,所以在旺季時刻,經常需要加班。台灣人總覺得加班是賺外快的方法,所以不會有怨言,但是台商卻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我們去訪問女工時,她就說:「已經連續加班兩個禮拜了,每天工作12小時,連週日都要來。晚上回家時,路上非常暗,他們怎麼都沒有考慮女生的安全問題?」這種累積的不滿情緒,就會在一些小事情上面爆發出來,但是台商有的卻會認為工人在無理取鬧而已,沒有認真去正視管理上的問題。 【中國的工人抗議時,經常被警棍伺候】 資料來源:http://imgs.ntd.tv/content/20100705-AB-03_Factory-Workers-Protest-in-Guangdong-Province-China.jpg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越南政府面對罷工的群眾時,處理方式就如文章開頭所述,政府會站在勞工的立場,然後要求台商企業盡量滿足工人的要求。這跟中國地方政府(如廣東)一碰到罷工就立刻武警出動,棒棍齊下的場面很不同。為何兩國的共產黨差異這麼大?因為越南政府會比較回應一般民眾的要求,特別是工廠的工人有超過1/3都是在地鄉親,工廠發生問題,在地的官員也必須面對鄉親的責難。此外,土地所有權並非國有,所以地方政治不會透過土地出租來收租。但是中國的工廠工人幾乎都是外地農民工,當地人沒有人在工廠做工的,在地人只要收租就好了,因為土地都是國有的。 ◎罷工模式的延續?還是新模式的產生? 換言之,越南工人如果進行野貓罷工,不僅不會受到政府的懲罰,還可能在勞資談判的過程中獲取利益,不上班也不會被扣薪水,那麼跟著大家罷工,又有何成本可言呢?從這樣子的罷工經驗學習來,這次的工人罷工抗議模式也跟以前沒有太大差別,我們看到有一些帶頭的工人先堵住工廠大門,然後有人進入廠區叫大家停工,走出工廠。過去的罷工,偶爾會出現零星的打破玻璃門窗的情況,只是越南政府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的破壞廠區行為如此激烈,跌破所有人的眼鏡。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次罷工、動亂,也延燒到日商、韓商,如果只是管理的問題,那麼一些標竿日資企業為何也受到影響?越南政府的一貫說法,就是有一些反動團體,試圖製造動盪。但是在2006~2007年的時候,越南也發生大量的罷工潮,受到波及的企業是各國都有,連號稱模範生的日資企業都抱怨,為何發生這樣的現象?那是因為越南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出問題,造成物價飛騰,通貨膨脹在2008年高達23%,2011年的通膨是18.7%,2013是6.6%。原本工人可以一天吃三餐,變成薪水只夠吃兩餐。目前在越南大都會的最低工資約3840台幣,折算為每天收入130台幣。但是在胡志明市的一碗河粉,路邊攤的一碗要50台幣,餐廳的要90台幣,這樣子的收入,要過生活其實是相當困苦的。 【這次得越南工人騷動,佔據燒毀工廠,是否為新的抗議模式?】 資料來源:www.wantchinatimes.com/newsphoto/2014-05-14/450/E514TL06H_copy1.JPG 這一次的工人騷動,如果是延燒到各國企業,那麼顯然就不只是反中行動而已,背後的經濟不平等、所得分配不均、房價高漲,都是造成罷工、騷動的結構因素。只是跟以前罷工行動不同的是,這次有個政府公開贊同的抗議名目,也就是抗議中國的鴨霸,所以工人可以師出有名,到處發動遊行。加上過去罷工的經驗,也就是罷工絕對沒有什麼副作用,甚至可以獲得一些成果,許多工人會加入停工、罷工的行列,也就不足為奇了。只是這個新模式騷動,將來是否會成為一些民主運動人士的新手法來對抗越南共產黨,還是個未知數。 ◎中國經濟擴張造成的影響 除了上述的政經結構因素外,引爆騷動的另外關鍵點,就是中國經濟擴張對於在地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目前中國對越南投資,主要項目是房地產、製造業跟礦產,這些投資項目是因應中國本身資金過多,到處投資房地產,以及為了其國內生產所需的原物料而全世界購買初級產品。 【中國公司進入越南老街開採錫礦,造成嚴重的污染與迫遷問題】 資料來源:vietnamnews.vn/thumbnail/450/2_2.jpg?url=Storage/Images/2013/12/26/2_2.jpg 但是這樣的經濟擴張也引發了各國對於其動機的懷疑,以及實際上造成當地社會的族群衝突。中國習慣以國營企業出去跟外國政府合作,也就是喜歡官方對官方的合作模式,這樣子可以省下許多跟公民社會的溝通成本。例如中國的有色礦業集團在越中邊境的老街省,幫越南工商部創建開採銅礦建設,但是整個區域的人民苦不堪言,環境污染、開採銅礦造成的家庭搬遷、以及只聘雇中國勞工(所謂的整廠輸出模式)、中國工人又跟當地社會隔離,造成許多的怨言。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就可以知道,台灣對東南亞或其他國家的投資,絕對脫離不了當地國跟中國的關係影響,當中國經濟持續對外擴張而造成當地動盪時,台灣也必須緊盯著這樣變化對於台灣本身造成的衝擊是什麼,而不要一直把中國經濟發展當成是必須緊緊抓住的機會。 (也請參考蕭裕均「越中主權爭議只是幌子 階級矛盾才是主因」) (本文同時刊登在新新聞14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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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之旅(二):戰地田野、攝影之眼與後殖民社會學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殖民社會的連根拔除與饑饉苟活 這些存放在幾近40年鞋盒中的照片,被重新取出、編目整理,並在2003年出版法文版的圖文集,也陸續策畫成全球性的攝影展。這些原先為了調查而記錄拍攝的照片,在法國與英國展出的時候,曾經引發有關Bourdieu的戰地學術與殖民政治相關的辯論,對於法國來說,或許因為又撕裂了在非洲殖民的舊疤,辯論的議題又回到舊的殖民歷史債務清算未了的議題。但不只有舊疤,還有911剛剛撕裂尚未癒合的新傷痕。Bourdieu的照片在911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展出,讓世人更加深刻感受到,帝國在穆斯林社會發動戰爭的猙獰。然而,Bourdieu照片釋出所引發的爭議還不僅於此,近來也有學者質疑這些影像是否已經溢離他原先作為學術研究來揭露殖民社會的素樸批判之初衷,而被附加太多不必要的美學或異國情調。 【阿爾及利亞農田並肩工作的景觀】 資料來源:www.galerieimtaxispalais.at/archiv_1999-2008/ausstellungen/bourdieu/bilder/Bourdieu_03.jpg 阿爾及利亞在十九世紀被法國殖民前,是個自給自足甚至還有餘糧可出口的樂土,但是接著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強化了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控制,實施了大規模而徹底土地占有,逼迫阿爾及利亞將富庶肥沃土地移交給法國殖民定居者。阿爾及利亞戰爭,法軍為了要實施對反抗軍堅壁清野的政策,也大規模的驅逐農民離開土地,迫使阿爾及利亞數百萬人離離失所、生計無以為繼,甚至只能遠走到法國當移工。由於失去自給自足的耕地,當地人沒有足夠的麥粉製作糧食,只好用玉米磨粉製作玉米餅,並烹煮通常用來當香料或釀酒的杜松子為食。自1880年代開始,法國殖民政府受到母國的施壓,開始在阿爾及利亞推廣釀酒所需的葡萄園栽種事業。這種經濟作物的推廣,須要大量土地,侵蝕了當地農民種植糧食所需,並且進一步造成當地農民赤貧化而必須成為葡萄園的無產工人。法國殖民政策的圈地迫離和葡萄園拓墾,瓦解阿爾及利亞本土社會的基本結構,而更糟糕的是,法國的殖民政策實施一種徹底將被殖民者同化的作為,但是對於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並未相對應地給予他們法國公民的政治身分,除非他們自願公開宣稱脫離伊斯蘭教徒身分,並不再受伊斯蘭法管轄。   【破落的集中營臨時搭建住屋】 資料來源:lunettesrouges.blog.lemonde.fr/files/2012/07/Bourdieu_05.jpg   ◎兩性世界與伊斯蘭 我個人很好奇為何Bourdieu不像爪哇大叔—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那般,將伊斯蘭也當成主要關心的議題?但是Bourdieu的確有注意到有關伊斯蘭法的規範與實踐落差的現象,比如他提到伊斯蘭法應當是重視婦女的權益,但是在當地的柏柏人社會,兩性關係還是依靠在傳統的男性支配的親屬結構。Bourdieu也發現一種伊斯蘭復興萌芽的早期現象,在1950年代起,當地借貸免利的傳統伊斯蘭金融借貸觀又興起。更有趣的是,他關注到當地的穆斯林婦女和男性一樣,主動扛起家計、甚至必須獨力完成許多過去在傳統中被認為應該由男性來負擔的職責,但又堅持穿戴看起來是自我壓制的穆斯林婦女頭巾。Bourdieu認為這兩種看起來有點矛盾對立的現象,一方面,乃是戰爭與遷徙情境打亂兩性分工的階序,而讓女性必須獨自面對亂局;但另一方面,頭巾的穿戴,讓這些穆斯林婦女有意識地、象徵性地,標榜自我的宗教傳統,並堅持和殖民的入侵力量有所隔離。 【穿戴頭巾騎速克達的女騎士】 資料來源:www.fashionoffice.org/foto/bourdieu9-2005.jpg ◎戰亂顛沛的阿爾及利亞流民vs 圍城孤絕的巴勒斯坦天空 當我略讀完Bourdieu的照片圖文集,我突然聯想到他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家Edward Said所共享的許多關懷。Said在他的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一書中,透過和他偕行的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來探討巴勒斯坦如何在以色列的入侵當中流離失所,並由於美國與以色列的政治聯盟,和阿拉伯國家的政治計算,而無法被人道的對待。把Bourdieu的攝影圖文和Said這本題材類似的著作一起鋪排來閱讀,竟讓人感受到兩位巨匠類似的行腳與關照,前者在1960年代初期的北非與後者在1970年代末期的中東,雖在地理空間與時間上有所差距,但他們心靈的關切與互通是如此地相近!事實上,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關注的是一個被強迫遷徙流離的阿爾及利亞戰地殖民社會,這個關懷後來延伸到他探討法國北非移民社區社會問題的研究。因此,在這點上來說,Bourdieu和Said都同樣關懷帝國主義和後殖民社會與文化的議題。 【揹著行囊流浪天涯】 資料來源:lunettesrouges.blog.lemonde.fr/files/2012/07/Palestro-530×522.jpg ◎邁向亞洲的後殖民社會學 Bourdieu早期的著作對於殖民主義的分析與批判,英語學圈並未有足夠的了解,以至於連Bourdieu的學術好友Said,都曾一度質疑Bourdieu的研究缺乏後殖民批判精神。但經由近來考古青年Bourdieu的研究成果證明,Bourdieu不但是研究殖民地社會的先鋒社會學家,他晚期對於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批判也不算甚麼新的轉向,只不過延續他早年的關懷而已。因此,過去這幾年,社會學家們也開始自我省思,為何社會學,和文學、歷史、人類學等領域相比,對於後殖民論述,以及其中所揭櫫的認識論批判可以帶來的方法論解放動力,如此無感?事實上,發展社會學從依賴理論對於現代化理論的反省,便可以視為一種後殖民的反思。但問題是,為何這種反思並未持續地在社會學的各個領域發酵,甚至是滲透到對於所謂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而透過Bourdieu早年的研究遺緒,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發? 對於我們奉為圭臬的古典三大家,我們固不能否認他們的理論具備某種普世性,但我們是否也需要去探問這些社會學知識的產物,如何在歐洲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帝國情境中滋長?台灣的社會學繼受了歐美社會學的建制化薰陶,是否可能不自覺地內化了帝國的科學實證理性思維,與官僚體建制化的社會學政體,忽略這樣的社會學養成,可能讓我們對於台灣與亞洲脈絡的在地差異,降低反思的敏感度?然而,即便如此,我們是否也看到,美國的社會學固有知識的帝國大廈之嫌,但是它的學術社群的包山包海,卻也蘊含某種關注全球社會的寰宇精神(比如在911之後,許多社會系會增加聘任研究中東穆斯林社會的社會學家)。或者,今後,在我們的社會學理論的教程之中,我們要教的當代理論家或許除了哈伯瑪斯、傅柯、高夫曼等等之外,是否也應當把法農、薩伊德、或是印度的subaltern研究放入我們的教材?   【台灣的社會學理論,是否應該加入後殖民相關的論述?】 台灣的社會學史,曾經經歷過本土化運動,但在這之後是否表示我們不再需要任何後殖民的反思嗎?台灣研究傾向於將自身列於先進東亞社會的比較,但事實上,台灣社會的移民、殖民經驗,卻更類似於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共同歷經移民、被殖民、解殖民、冷戰、軍事威權統治和追尋國族自我的顛沛困頓。唯一較大的歷史進程差異,是我們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發展,以較快的速度在經濟進程上脫離後進國、轉進已開發的北方國家行列(然而這種觀點是否成立可能都還有爭議空間),但是在政治上,台灣似乎並未真正進入解脫殖民的狀態,我們在政治地緣或區域的學術地景中,還是被帝國諸強所環伺,並進一步地被整編入崛起中的亞太資本主義體系。 過去因為本土化的促因,使得台灣社會研究成為核心的議題,但是這卻也可能阻滯我們將視野拓展到其他亞洲區域。因此,對於後殖民歷史思維的考量,或許能夠幫助台灣的社會學,在教授社會變遷或發展的議題,不會只有探討歐洲資本主義擴張史觀,也能將台灣社會發展的經驗放在更大的亞洲解殖民化和亞太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進程中來探討。另外,對於歐洲社會理論的普遍化預設,也能從亞洲的角度來省視,而將歐洲理論相對化或區域化。如果非洲就是Bourdieu和近年來倡導公共社會學不遺餘力的Michael Burawoy兩人的社會學調查啟蒙之地,那麼,我們是否需要跨地域的比較社會研究,經由此來鬆動社會學的內政取向(domestic orientation)、或唯台灣中心的研究,而將亞洲社會比較性視野,轉為擴大東亞社會想像的範疇,並且擴及南亞、東南亞、甚至中亞的社會歷史,來納入比較的座標? 社會學本土化的意識仍需被轉化,以便我們可以用平等的態度,來建構一種具有寰宇性的比較座標,看待其他亞洲社會,或是去挖掘彼此間相近的歷史經驗。我們該想想,可否更進一步在跨國的亞洲比較視野中,去檢視彼此共通的殖民、移民和現代性體驗的歷程,這種後殖民的、以亞洲為重心的知識鍛造,應該能幫助我們追索建構現代台灣公民社會可以援用的歷史與理論資源。換言之,移民、殖民與公民三種身分與歷史經驗的並進探討,乃是追索具有亞洲視野之台灣社會學歷史縱深所需要的新「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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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之旅(一):戰地田野、攝影之眼與後殖民社會學

邱炫元 /政治大學社會系 “我對(1960年代)社會學場域的感知,多半要歸功於我的社會與學術軌跡,將我引領到那裏,並強而有力地使我凸顯出來。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那邊艱困的解放戰爭中所獲致的民族學的經驗,已經使我和學院經驗決裂,讓我更傾向於帶著一種較具批判意識的社會學和社會學家的視野—(這也是)一種哲學家的視野,但經由民族學家的經歷被淬鍊而出…”。Pierre Bourdieu (2004:416) 在我還是碩士生的1990年代初期,台灣似乎對於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已經逐漸產生興趣與討論。我印象中還記得,大家生澀地、似懂非懂地在討論課上讀著Distinction,課堂上還有人抱怨:Bourdieu的理論語言之抽象艱澀,不正是他所批評的駕馭文化與象徵資本來區辨(distinct)它者之「秀異」(distinction)嗎? 【台灣讀者最熟悉的Bourdieu作品,應該是秀異這本書了】 我後來到歐洲唸現代伊斯蘭研究,對北非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文獻,有越來越多的接觸,再去看Bourdieu的阿爾及利亞研究,不正也是某種穆斯林社會的調查?才猛然意識到,自己在台灣學生階段所接觸的Bourdieu,已經是他後來進入社會學階段的學術生涯,那是他對於法國社會、尤其是都會巴黎更為細緻和理論性的研究,而一般台灣社會學界對Bourdieu早年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似乎不太理解。據我所了解,一部份的原因,是出自於裡面有眾多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資料分析,而且仍帶著濃厚的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之分析色彩,二方面則是Bourdieu這時期的許多作品並未完全被英譯。在Bourdieu過世後的幾年,西方學界似乎興起了「考古」青年Bourdieu,希望瞭解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調查工作對後來理論、學術與政治志業的影響。 ◎Bourdieu到阿爾及利亞服役、調查和教學 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的25歲青年Bourdieu,並不像他的同學挑軟柿子直接進預官學校受訓,據他的自傳所言,因為其他法國菁英專業法商學院的畢業生都會選擇這樣做,但他不願與這些他認為跟自己格格不入的菁英們沆瀣一氣,而是選擇直接到駐海外殖民地的軍事基地服役,這樣才能跟真正基層的法國士兵有更多相處的經驗。 1955年10月Bourdieu第一次踏上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他被派駐在當地距離首府阿耳及爾150公里處Chellif山谷的法國空軍基地。這個類似心輔單位的地勤文職工作,專門徵召像他這樣自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服役者。1957年結束兵役,在1958年他接受阿爾及爾大學(University of Algiers)的聘約,到1961年,在當地一面教授哲學與社會學,課暇之餘則和阿爾及利亞的學生與友人進行田野調查工作。 在Bourdieu服役和教學的這段期間,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打最猛烈的時期。法國雖然在二次大戰期間,飽受納粹德國政權的準殖民蹂躪,但卻弔詭地自1950年代開始,在北非和東南亞的中南半島,想要維繫法蘭西共和國風中殘燭般的海外殖民事業。這個二戰後的法國殖民政策正當性,嚴酷地挑戰遠在巴黎大都會核心的知識份子,右翼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者不說,許多號稱解放先進的左翼,在面對殖民遺緒的糾結,仍然深陷於其中,而無法走出法蘭西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沼。 【二戰後法國還妄想回去殖民中南半島,在1954年的奠邊府戰役遭遇羞辱性的慘敗】 Bourdieu在服役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大量閱讀殖民政府圖書館中收藏的圖書與檔案。自1958年起他結合當地殖民地調查機構的協助,進行統計(家戶調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和攝影等多面向的方法收集資料。當時的阿爾及利亞殖民地人類學,往往無視於法國強迫阿爾及利亞農民遷徙以及戰爭對於傳統社會與經濟的破壞,而仍然停留在從文化適應的角度來探討當地社會,不願將研究的視角轉向考察殖民政策對於當地社會的干預,而老是想將問題意識放在發掘阿拉伯或柏柏本土社會自身發展的限制。因此,Bourdieu在研究的初期,便決意要和這種文化取向的研究分道揚鑣。過沒多久,他就在研究中發現,阿爾及利亞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困境並不是單單他們內部自發性的問題,而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帶來的破壞性壓迫與宰制的後果。由於Bourdieu的學術書寫所呈現出來的反殖民立場,沒多久就被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右翼勢力給盯上,甚至被放入暗殺名單當中,因而在1961年5月,受到殖民當局高層的迫令而離開,回到巴黎擔任雷蒙阿宏為他安排的研究助理職務。 ◎從哲學家轉變為社會學家:紓尊絳貴法與攝影做為社會學研究技藝 親眼目睹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垂亡前最後一搏之慘烈,以及瀕臨戰爭死亡威脅的切身體驗,以及殖民政府、右翼分子和阿爾及利亞大學的學院政治,這些田野的調查的、學院知識與政治的對壘體驗,都磨練著Bourdieu年輕、敏銳但已深具批判視野的心性,讓他從單純要成為哲學教師的師培訓練,奠下日後成為一代社會學大師的基礎。 有趣的是,在1961年Bourdieu被迫返回法國,他藉由這個空檔回到他國南部的老家做田野調查。這種對比的田野經驗,已經在操作一種有趣的多場址田野方法,並藉由阿爾及利亞和家鄉的田調經驗—疏遠他異的以及親密熟悉的文化經驗,相互比較並揉合成他在The Logic of Practice中的理論性分析。這種研究遙遠它者與熟悉自我的對比,同時也涉入多重的客觀性與反身性的相互指涉。以致最後他提出一種「參與性的對象化」的田野方法(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Bourdieu 2003),認為研究者應當用同樣將被研究者對象化的田野方法施加在研究者自我,考察研究者自我的出身軌跡及所處的社會地位,紓尊絳貴地來取得自身和研究對象的同等處境,透過自我社會析離的歷程,來加強對於研究對象的感同身受。 【Bourdieu在阿爾及利亞拍的照片,部份已經出版成書】 在Bourdieu阿爾及利亞調查期間,他使用照相機拍攝幾千張照片,這些照片(已經因為Bourdieu搬遷而遺失甚多)在2003年經由奧地利的攝影檔案館收藏,並整理出版為一本興味盎然的「拍攝阿爾及利亞」(Picturing Algeria, 2003/2012),並摘錄搭配他不同作品的文字來做照片說明,這些照片栩栩如生地記錄青年Bourdieu的田野點滴。 據Loïc Wacquant(2004, 400-403)所言,Bourdieu的攝影對他的田野工作有三種重要意義:1. Bourdieu大量拍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時田野工作的戰爭與緊急狀況,常常不容許他有時間可以優閒地做田野筆記或日誌,而影像便成為他的另類簡易田野日誌,記錄下他的日常行程與見聞。2.對於人物與景象地捕捉,讓他需要具備一種敏銳的社會學凝視,學習更全觀性地體會眼前所見人事物的社會處境。3.戰爭的悲慘處境,經常使現場研究者嚴重地受到各種悲傷激憤情緒的渲染,拍攝的作為提醒他自己要保持一種學術探索的客觀距離。 (繼續看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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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香港人!台港中的三角習題

鄭祖邦 /佛光大學社會系 記得在兩年多前,帶著家裡的小朋友到苗栗通霄的一個牧場遊玩,當天晚上牧場還舉辦了製作客家麵食的DIY活動,我們一家人就跟另一家也帶著小朋友的遊客坐在同一桌,在活動過程中,我才知道他們是來台灣旅遊的香港人。 這件事之所以讓我記憶猶新,是因為這個牧場固然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它應該是屬於非常Local台灣人的旅遊地點,這家子香港人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怎麼會出現在苗栗鄉下的一處僻靜牧場裡頭呢? 【香港人對於台灣的興趣,擴大到藝術家也來旗津創作】 這一兩年來,我開始漸漸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到香港遊客的身影,在台北誠品書店的結帳櫃檯、宜蘭冬山河畔的民宿旅店中、墾丁南灣的美麗沙灘上,這些都意味著什麼呢?慢慢地這樣的困惑,隨著近來的報章雜誌乃至於學術討論中獲得了某些解答。 ◎從旅遊經驗、社會調查談起 有若干統計現象可以做為回答上述問題的起點,首先,由香港大學所公佈的歷年民意調查中,香港人對台灣人的好感度節節上升,從2007年的40.4%開始,不斷地逐年提高,到了2013年11月份進行的調查中已經高達60.2%的香港人表示了對台灣人的好感。相反地,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好感度卻是從2007年的38.8%一路下滑到2013年26.6%的相對低點(2011年出現23.4%的歷年最低點)。[1](請參閱表一)事實上,香港人還以具體地行動表達了對台灣的好感。 當我們社會正在關注陸客來台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2],實際上,香港來台的旅客人數也正逐年不斷在創新高。(請參閱表二)從2008年的58萬人次一直增加到2012年近95萬人次,預估2013年將會順利突破100萬人次。有趣地是,正當中國以每年超過三千萬人次進入香港旅遊的同時,香港人卻更愛來台灣了。這又不禁讓我想問,香港人如此「瘋」台灣背後可以讓我們嗅出怎樣的社會變化呢? 這件事當然可以有很多的解釋方式,從團費便宜的個人經濟動機,到全球性的消費旅遊風氣,都可以拿來說明,不過,筆者認為「老共」因素在台港關係的進展上是個關鍵的催化劑。 事實上,戰後以來香港面對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之間對中國正統的分裂和鬥爭,但是,由於兩個政體都是由單一專權政黨操控的黨國,所以,他們既看不起大陸也看不起台灣,反而是對自身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文明、自由開放與法治獨立,這些制度性的良善發展使香港人感到自豪。然而,在歷經回歸中國十餘年之後,香港在經濟上對中國的倚賴,產業的失衡、反腐機制破功、貧富差距世界第一、新聞自由嚴重受到北京干預、文化表現也從多元變為單一化,漸漸地失去過往令人欽羨的特質與優勢。所以,正是在老共因素的影響下,政治的失落、經濟的衰頹和社會的矛盾都讓香港人感受到本土身分認同的流失,以及對「港人治港、港人優先」此種主體性原則喪失的憂慮。 於此同時,香港人開始注意到了台灣在民主發展上的努力以及雙方之間面對老共的共同命運,因而強化了對台灣人、台灣社會的認同和喜好,台灣和香港兩者之間在民主發展和社會價值的追求上產生了進一步的交集與共鳴。所以,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似乎不能將港人來台旅遊的數目和型態僅僅視作是一種純粹休閒和娛樂的行為,相反地,港人似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透過相關的旅遊活動來展現出對老共沉默的抗議,以及對某種社會價值的認同與追求,這是一種以消費行動來包裝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深一層來看,香港人在瘋台灣的同時,他們也正在尋找自己。  ◎寧為香港人!香港近年來的本土社會運動 在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網站中,還有一項經常被人引用與討論的統計數據,就是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身份認同)。就統計數據來看(請參閱表三),我們可以發現到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以前「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是在下滑的,並且,從2003年開始到2008年這段時期,「自稱中國人」的比例都超過「自稱香港人」的比例。不過,到了2009年開始一直到現在,「自稱香港人」的比例明顯地超過了「自稱中國人」的比例。   表三、港人自稱「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比較表 (%)   1997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香港人 35.8 24.9 21.8 37.6 35.5 37.7 27.2 34.8 中國人 18.2 32.5 34.4 24.2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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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

藍佩嘉 /台灣大學社會系 我上課的時候會問學生以下問題:「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1) 黑人/非裔美人,(2) 白人,(3) 印尼人。」大多數的同學露出「老師,這問題太簡單了吧」的表情,回答當然是(1),少數反骨同學懷著「其中必有詐」的揣測說是(2)。曾經有一位很兩光的同學說是(3),誤以為歐巴馬在印尼出生。偶爾,有人舉手問:「可以有一個混血(mixed)的選項嗎?」 【請問歐巴馬的種族是?】 沒錯,歐巴馬是黑白混血,爸爸來自肯亞,媽媽是美國白人。那麼,為什麼人們,包括媒體,都理所當然地將他分類為黑人?這個謎題揭露了:種族不是客觀、本質性的生物分類,而是歷史建構的、簡化的社會分類。 ◎歐巴馬被「種族化」了 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歐巴馬被「社會建構」為黑人:首先,因為我們習於從父親來界定子女的族群身分,反映出父系優先的親族秩序以及家庭內的性別權力。那麼,如果歐巴馬的父母倒過來,變成白人爸爸、黑人媽媽的組合,他是不是就會被界定為白人呢?我想也不會,原因在於黑白的種族分類不是平行的類別,而是階層的高低。美國在黑奴時代曾用「一滴血政策」(one-drop rule)來界定人們的種族,只要你的基因庫裡有非白人的血統,你就不能被認定為白人。由於當時有許多白人領主與黑人女傭生下的孩子,他們不會依父系原則被認定為白人,而是按照一滴血政策被歸類為有色人種。越強勢的族群,越有權力來畫定與捍衛界線,以保障特權與資源的佔有。 最後,膚色等外形差異其實是連續分佈的光譜(比方說,黑中帶白、白中帶黑),然而,社會建構的種族分類是互斥、甚至二分的類別(非黑即白),其間的界線不容踰越或混淆。來自牙買加的文化理論大師Stuart Hall曾經說過:「我在英國變成了黑人」。他的母國有著複雜的殖民與移民的歷史,當地人們會依據膚色的樣態、血統的混雜分成十多種細緻的分類,到了英國留學後,人們卻只喊他「你,黑人!」,從此烙上被歧視的他者身分。 「種族」(race)作為一個名詞,產生的「社會誤認」效果是,讓人們以為種族分類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既然被視為「自然」的事實,那就不可改變、無庸置疑,也強化人們對越界通婚或混種後代的恐懼。當今的社會學界轉而使用「種族化」 (racialization)的概念,藉由動名詞來強調種族區分其實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歷史過程。更確切地說,種族化的過程標舉(mark)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與眾不同,這樣的族群差異被本質化、自然化,不僅忽略了該群體內部的異質性,也放大了該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的界線鴻溝。  ◎種族主義是什麼? 2012年2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有個17歲的黑人孩子Trayvon Martin,穿著一件戴帽T(hoodie),跟父親到一個有保全管理的社區去找朋友。嘴饞的他繞去超商買果汁糖,遇到了George Zimmerman,一個西班牙裔的白人,也是該社區的守望相助隊員。Zimmerman看見這個把手放在口袋裡的黑人孩子,衍生猜疑與恐懼—這個外來者闖入我們社區幹什麼?口袋裡藏的是槍還是毒品?他以「正當防衛」之名開槍殺了這個孩子,斑斑的血跡滴在口袋裡屋鮮豔的果汁糖上。2013年7月佛羅里達法庭宣判,缺乏種族多元性的陪審團判定Zimmerman無罪開釋,在全美各地引起譁然與抗議。歐巴馬總統在事件發生後語帶哽咽地說:「Trayvon Martin could have been my son(如果我有兒子,也可能發生類似的遭遇)」。 【被白人槍殺的Trayvon Martin,是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以上的故事,跟另外一個概念「種族主義」有關,這個觀念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影響我們如何認知他人以及進行人際互動,例如那個白人Zimmerman認定黑人「一定是那個樣子」,所以他必須「正當防衛」。 所謂「種族主義」,是指伴隨著前面說到的「種族化」過程中, 弱勢的群體,不僅被看成共享自然本質的集體,也被再現為必然劣等,相對於優勢群體有著不可消弭、無法共存的差異。這個概念要強調的是,種族歧視不單純是個人的偏見(只是壞心眼的少數人),而是建制化、系統性的社會關係(多數人有意識或無心地參與其中)。這樣的結構體制,透過文化與知識的生產、國家政策與社會制度的訂定,持續再製、強化種族的階層分類,影響到不同人群在機會與資源上的不平等分配。 我們在日常互動中,往往對「他群」(與我們不同的人)抱持種族化的刻板印象。「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這個概念指的便是人們會用簡化資訊來假定某個種族的特性,執法者便依此對此群體提高警覺或加強調查。統計發現,美國的黑人男性被警察無故攔下的機率遠高於其他族裔;在反恐的氛圍中,中東或穆斯林人士在通過機場海關時容易受到盤查或搜身。即便是透過教育與社會流動攀爬上地位階梯的黑人男性,仍無法避免「種族貌相」導致的歧視待遇。例如,2009年7月,哈佛一名黑人男教授Henry Louis Gates要進入自家公寓時,因為鄰居報警「有黑人男性闖入」,竟然遭到逮捕。 ◎台灣有種族主義嗎? 行文至此,似乎都是發生在外國的例子,你或許在想:台灣有種族主義嗎?讓我說一個故事給你聽。 湯英伸是在阿里山部落長大的鄒族孩子。他曾經就讀嘉義師專,但無法適應學校的軍訓文化而休學。1986年,時年18歲的他到台北一家洗衣店打工,九天後竟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根據週遭同學所述,湯英伸是個純良的山地青年,為什麼他才到都市短短幾天,就變成殺人兇手?因為他受到仲介業者的欺騙與敲詐,雇主強制他每天工作17小時以上,不時羞辱其為「蕃仔」。湯英伸想要辭職,卻被雇主扣留身分證不還,不僅沒領到工資,還要被扣留押金。湯英伸一時情緒失控犯下罪行,雖然社會各界呼籲槍下留人,湯英伸終究成為臺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台灣的原住民,也是漢人種族主義觀念的受害者】 在我成長的1980年代,原住民仍是一個族群的污名。上電視參加歌唱比賽的高金素梅只說自己是姓金的外省子弟,掩飾淡化了母親的泰雅族背景。原住民的資源分配與社會地位至今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在特定的場域,如歌唱與運動,原住民的表現更甚漢人,雖然這也成為新的種族刻板印象。在「新台灣人」國族認同打造的過程中,原住民被納入「四大族群」的論述中,甚至在象徵的層次上取得代表性位置,比方說,國際參訪的台灣團,多透過原住民服飾與文化來突顯台灣與中國的差異。然而,原住民的核心地位僅僅停留在象徵的層次,甚至流於膚淺展演、錯誤妝飾(註一)。在日常生活中,原住民仍然掙扎面對社會空間與文化權力的邊緣化,並時時對抗隱形的種族歧視。原住民舞者布拉瑞揚在2013年租房子時,房東在電話裡問他:「你是原住民嗎?」,布拉瑞揚歡喜地回答是,對方隨即說「我不租給原住民!」便掛掉電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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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徘徊在國界的邊緣

有機草莓 /台灣某北部大學,今年暫棲米國 要問什麼是米國人?米國人的國族內涵是什麼?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們不妨從「什麼不是米國人」開始來理解,可能會有更多面相的認識。因為加法經常只是拿來說服自己、給自己壯膽的宣稱,而減法卻經常是不經意露出的口風,道出內心隱藏的恐懼和好惡。雖然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不見得皆由內心深層的情感所主控,偶而美德懿行也是得以引領風氣。然而前者經常躲在暗處主導那不可預測或看不懂的戲碼,並得以抗拒大部分的人事變遷,永續長存。 【努力宣誓效忠美國的移民,拿到公民身分後,就是美國人了嗎?】 拿最近米國喧騰的移民法案來講,好不容易得到了兩黨共識:對百萬非法移民合法化,但書則是從此必須加強邊境管理。美麗的女記者在報導這個新聞時,總是強調這些百萬非法移民平時對這個社會的貢獻。然而得到兩黨共識之處,倒可能是非法移民難以管理反成治安漏洞,而且移民家庭的選票總是被民主黨囊括,讓共和黨也得對移民裝出笑臉。這幾個因素要比貢獻說更實際而主導。 波士頓爆炸案與其後的遺體大戰 話說波士頓爆炸案從開始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大眾矚目的焦點聚集在嫌犯的宗教背景,米國與近東關係,反恐計畫,米國與俄國關係等等。當然,那些逝去的人、傷殘的家庭最讓人不捨,也是媒體持續追蹤的新聞點。與此同時米國國內,爆炸案的出事點波士頓市卻悄悄上演一齣遺體大戰,讓平常人看熱鬧,讓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清閒不了,據此反思一些國家、公民、國族主義的問題。 5月初,米國媒體對爆炸案的亢奮感逐漸平息,開始追究聯邦調查局是否忽略了重要情報的掌握。同時,爆炸案主角,嫌疑犯兄弟的哥哥T,在追捕過程中被擊斃,其遺體5月1日由醫撿局發回給他的家人後(其遺孀),由波士頓市附近W市一處殯儀館收容。然而從那天開始,媒體卻不經意開出一條喧囂的新聞線:一場遺體何去何從的丟皮球大戰。 新聞報導,馬拉松爆炸案嫌疑犯T的遺體被送到W市的葬儀社,接著可能遵照伊斯蘭傳統下葬,遺體已經清洗和包裹,只等找到下葬的地方。 【波士頓爆炸案的兩名嫌犯】 C市是這兩兄弟住了十幾年的社區,但市民們首先表達沒有意願接納,理由是恐怕造成居民的紛擾。葬儀社和起碼100間墓園有合約,迄今無人願意。葬儀社的經理希望下週一前能夠找到解決方案,然而聯繫過的墓園一概回答NO! 就在此時一項把遺體送出境的計畫被提出來。 回到你的母國! 一個據稱的社區運動者(community activist, said in press)拋出一個運送遺體出境計畫。社區運動者B說他正進行一項募款,準備足夠的經費將T氏的遺體運回俄國,經費大約3000到7000米金之間。 這位B說:「我覺得我有這樣的權利站出來,說出我們希望他回他的母國(homeland)的意願。」兩兄弟雖然都在米國居住超過10年,弟弟已經拿到公民身分,哥哥因為一樁家庭暴力記錄仍舊停留在綠卡階段,但是已經得以合法長久居留。兄弟倆人雖然可能犯了同樣的罪行,但是哥哥的灰色地帶身分,正好給了米國公民一個機會道出他們內心「什麼不是米國人」或「誰不是米國人」的想法和情感。 據說為了因應這個運送計畫,社區運動者B已經在銀行裡開了一個專戶,準備接納捐款應付運費。B的說詞令人耳目一新:「作為一個米國人和在常居此地的在地居民,我『覺得』我有這個「權利」(試探政治正確性)站在這裡主張,我們希望他回到他的「母國」(homeland)。」不知道何時,米國人可以主張非公民不得葬在米國的規定?這個國家據稱是對移民最友善也最彈性的地方,他們說作為米國人不是因為膚色、人種,而是你的價值、信念。然而當某人不合乎這個國家的價值時,他的「母國」,出生地,成了非常重要的參考點。 諷刺的是,T的母親宣稱俄國官方拒絕她兒子的遺體運回俄國,讓她難以安葬他在出生地,但是俄國官方對這樣的說詞卻不予回應。 【已經是美國公民的人,有一天會不會被叫喊著:回去你們母國!】 葬儀社經理S無奈地說:「我知道墓園的立場,他們不願意接納。我完全可以理解(心照不宣阿),但是我們還是得找到解決的辦法,遺體不可能一直擺在那,很頭痛阿。」S說他找過公部門幫忙解決問題,但是州長P說,嫌疑犯的遺體埋葬是家庭私人的問題,和公家無關。一個「公」「私」分野說,把這個燙手問題一舉移開州政府的視線。遺體搞不定的同時,W市起碼出動了6名市警在葬儀社附近站崗維持秩序,應付來抗議的各路人馬,和聞風看熱鬧的混亂交通。幾天下來,市警局大叫吃不消,宣稱已經因此花了市警局3萬米金,當公家單位搬出數字時,意味著這是有爭議的開銷。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國家的公民這麼在意預算怎麼花的?以及對公與私的分野的在意。相對的,台灣人對於納稅人的錢怎麼花倒是一點也不在乎。譬如拿公民的錢,讓核四運轉謀大家的命。出錢養買辦去對面談一個全盤皆輸的生意。補助出國表演團體,打出Chinese Culture招牌幫對面的做國際廣告之類的 ……。大家只知出錢,不過問用途,倒也是全世界少見的凱子。 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大家議論著,「埋在麻州或甚至米國任何地方,都將造成困擾,當地有可能變成某些人的「聖殿」,高危險地區,以致造成治安問題。」當媒體問到州長是否對這件事無解感到困擾時?他說:「歐,不,我不會擔憂這件事,我們的社區很強韌,對那些傷害我們(我們是誰?)的人有強烈的反應。但是我們現在首要之務是進行案件的調查,儘快獲得結果,並且修復受傷的社區,我們才能往前看。」州長一席話說得很孚眾望,但是對此幫助不大。他的談話循著政治正確性陳述,絲毫不敢靠近任何民意反彈的險區,遺體仍舊待在那動彈不得。然而他的「我們」說,適時撫慰了餘悸猶存的民心,雖然我們很難確定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一樁烏龍誤傳又引出伊斯蘭社群的民意反應。傳出科羅拉多州的伊斯蘭社群有意願接納遺體葬在某個清真寺,但是該團體立刻出面否認,並發出聲明:「科羅拉多穆斯林社群譴責所有的暴力,並與米國人對爆炸案後的死傷同感悲痛,T的行為是令人無法容忍,而且也不符科羅拉多穆斯林社群的信仰和原則。」這時候穆斯林社群最好趁機公開宣稱撇清關係,免得走在路上都會被側目或是神不知鬼不覺被關到境外監獄。 公與私…… 進入第七天,媒體傳出在康乃狄克州一位人士願意提供家族的一塊地來幫助解決問題。但是葬儀社卻表示對此說法毫無所悉。電視台仍舊每天播報葬儀社周邊的警力花費。W市的市警局長和葬儀社的人持續溝通,並且知會葬儀社,抗議的人來來去去,交通打結,警察的維安已經花了幾萬米金了。言下之意希望葬儀社儘快把遺體運走,預算很吃緊了,還要花這攤,讓警長傷腦筋。 葬儀社繼續努力又打了好幾通電話,仍就沒有下文。「雖然社區和警局都被捲入,但是這徹頭徹尾都是一個私人事務,家庭必須負責,他們必須做出決定。」州長又被問到這件麻煩事,他乾脆回答清楚,這件事是家庭私事和公家無關,州政府不準備介入。 這一天,市警局突然說,他們保持樂觀,事請應該會很快獲得解決。局長說,「這樣整天站崗,已經花太多加班費了。等事情解決後,他會和葬儀社的人坐下來談經費的問題」。 W市警察局長憂心他的花費拿不回來,難道他也和台灣的教授憂慮同樣的事『到底能不能報公帳阿!?』這個在台灣只有教授需要憂心的事,人家W市的警局長也不能免除。問題就在這是公事還是私事阿?電視新聞安慰大家,這個「遺體大戰(the battle over where to bury)快要解決了,聽說有位費蒙州的人士,願意捐出位於康乃迪克州的家族墓園一角,幫助解決問題。而週二一整天,警局長和葬儀社已經開了一天的會了,看來還是無解。 【大片墓園竟然無一位公民容身之處?】 波士頓的老市長Menino此時被問到,如果最後葬在Boston,他感受如何?這位在位最久,民主黨籍的義大利裔市長,一臉嫌惡地說:「我不會允許他葬在公墓園,這很確定」甚至他還強調,他不會被下葬在波士頓:「把他葬在波士頓是很不敬的(dignified),他既然不是來自於波士頓,他來自於其他地方,他就該回去他的母國。」 他的表情和陳述微妙又露骨。什麼時候,米國人強調出生地了?這個國家不是對各種文化和族群最寬容的嗎?這樣的話語,難道不怕傷了成千上萬來到米國貢獻的移民嗎?還是這是一個暗示,如果你來自於他方,你就沒有犯錯的權利。米國移民長期的焦慮被凸顯了嗎?大家都是過客,要靠優異的表現贏得認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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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圖博花園裡的異種玫瑰:紀念達瓦諾布教授

潘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達瓦諾布教授(Prof. Dawa Norbu),一個孤獨的知識份子,他是圖博社會流亡五十多年來,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到西方留學並拿到博士學位的人,2006年5月28日病逝於印度德里,2010年10月有人以他的名字在臉書上開了一個帳號,上面寫著:「這個人先於他的時代。當他在世之時,他的社群從未能瞭解和認可他的貢獻。然而,歷史將永遠記住,他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及其著作的價值。」 【自由廣場上台灣民眾聲援圖博。迄今有121名圖博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議中國統治】 我們圖博人也需對自己的悲劇負責:流亡經歷與學術 達瓦諾布於1949年出生於圖博的貧農家庭,經歷了1959年中共入侵圖博的武裝衝突,達賴喇嘛出走,十歲的他和家人也隨後流亡到印度。到了印度之後,他並沒有接受傳統圖博教育,而是到西方教會辦的寄宿學校St Stephens College(聖史蒂芬學院)就讀,1973年以英文寫作出版Red Star Over Tibet(圖博上空的紅星),該書主要是以一個兒童的角度,同時透過他母親的敘事,紀錄1959年前後在家鄉所發生的事情,對當時圖博傳統社會文化生活有非常詳細的描寫,中共到來所造成翻天覆地的影響,進行了第一手的觀察。 該書提供了傳統圖博社會面對共產社會體制的常民觀察與反應,根據他的觀點,當時的舊圖博政府是腐敗無能的,是封建主義的;而中共的統治「儘管借用了一切革命的辭藻,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主義的,不人道的,暴虐的。」他同時追究藏人的病根,尤其是上層人物的瀆職,「我要斷言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藏人對我們自己的悲劇是負有責任的」。雖然達瓦諾布完成這該書時,還是24歲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但三十年下來,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圖博當代社會和歷史的英文經典之一。 【在「圖博上空的紅星」此書,達瓦諾布除了批判中國的殖民,也批評圖博舊社會的封建體制。左圖為1936年的富裕家庭】 1972到1976年間,他擔任Tibetan Review (圖博評論)的主編,這是一個以英文出版的雜誌,提供各種有關圖博事務的觀點,財務上和觀點上力求獨立於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雖然在達瓦諾布任職期間,該刊物因為財務困難,而必須接受流亡政府的協助,但他們仍維持一貫的獨立主張,對流亡政府也同樣提出批評。隨後他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取得博士的學位,他的論文「Marxism,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Communist Countries」(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和革命:共產國家新民族主義的興起),處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共存的問題。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主張「工人無祖國」,強調階級革命超越國界,唱的是國際歌,但當代共產國家卻表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他指出,這個矛盾現象,是因為反資本主義的普羅階級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剛好面對的是同樣的敵人:「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殖民主義」,也就是說,在當時國際政治環境脈絡下,造就了對立的兩種意識型態可以結合的條件,進而構成共產國家的特色。 主張圖博文化主權獨立的知識份子 回到印度之後,達瓦諾布並未在流亡政府尋求官職,而是到德里的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尼赫魯大學)中亞研究系任教,除了發表期刊論文之外,也相繼出版了Tibet: The Road Ahead(圖博:未來之路,1998)、China’s Tibet Policy(中國的圖博政策,2000)、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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