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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勞動條件比較慘?

王宏仁 / 中山大學社會系 最近民進黨政府翻修勞基法,理由是讓「勞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更有彈性,事實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給資方的彈性。整個民進黨的思維邏輯,就是以低工資、長工時的血汗經濟為主,以勞工的鮮血來救已經在生命末期的企業,跟以前的國民黨有何兩樣呢? 試問,我們要用更低的薪水、勞動條件,來跟越南競爭嗎?話說回來,人家越南的勞動條件早比台灣好許多,對照之下,就知道原本已經處於血汗資本主義狀態的台灣勞工有多慘,而現在的資進黨還要修的更慘。 ◎台灣跟越南的勞工,哪個地方比較悲慘? 要比這個,我只能覺得很丟臉而已,隨便把兩國的勞動法拿來比較,就發現台灣連第三世界都比不上。 【從這麼多指標比較,台灣是不是第三世界?】  再說明一下加班時數,越南是一週工作6天,一天8小時,國定假日11天(跟台灣一樣)。如果把全年的工作時數(含可以加班時數)都加總起來的話,最高可以是2616~2716小時,台灣則是2552小時。如果是工作一年後的工人,那麼最高工作時數越南是2520~2620,台灣是2496小時,跟越南相差無幾。但是如果將產假算進來,那就不用比了。越南女工產假6個月後,還可以跟雇主協商,延長休假,雖然是無薪。 至於新修訂的勞基法說,三個月最高加班138小時,但是卻沒有說是「連續三個月最高138小時」,所以可能排班就是54-54-30(第一季)30-54-54(第二季)54-54-30(第三季),但是我們看到,卻有連續四個月是每個月加班54小時。 ◎保護工人的越南政府 vs  舔資方屁股的政黨 越南政府規定,新成立的公司,三個月內必須成立工會,以保障工人權益,企業如果阻撓,政府直接派人去組建工會。越南工人對於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工資,經常透過罷工來要求改善,但是台灣的工會要罷工,比登天還難,即使像華航去年罷工而談判得取一些勞動條件的改善,作為資方的政府也可以翻臉不認帳,我們可以說,在台灣的大企業只為股東=大資本家而存在,員工是用完就丟的免洗筷。 這次修訂勞基法,賴功德還大言不慚說:「想加班的人可以加班,不想加班的人也可以不必加班」,試問,一條生產線可以5個人加班,另外5個不加班嗎?是誰喜歡加班了?越南台商一直抱怨越南工人不喜歡加班,台灣工人喜歡加班,但是訪問的一個越南女工的說法可以打臉他:「根本不是想不想加班的問題,而是薪水這麼低,不得不加班。」現在政府把低薪問題變成是工人想要加班,卻不去解決因為低薪造成「不得不加班」的過勞問題,根本是倒果為因。 在越南,如果加班太過份,工人會聯合起來罷工,政府也都站在工人這一方。我從來沒有聽說越南的投資環境「惡劣」,反而在越南經營十幾年的台資工廠,已經習慣這樣的罷工場景,而努力改善勞資關係,也逐步建立跟工會協商的方式。你這個功德院,有配套措施要來達成全部企業都有工會的目標嗎? 【越南的媒體,經常報導工人罷工的情況,而且給予非常大的支持】  台灣,還停留在40年前的戒嚴勞動體制,不要說看不到韓國勞動改善的車尾燈了,就連柯P一付瞧不起人家的越南,我們也最好跪著去跟人家取經,不要以為錢多是大爺,人家的社會進步是你完全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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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最近副總統陳建仁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 554 號「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成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中國人是兩個同性男人的子孫???好可怕的神話啊!】 資料來源:http://www.plurk.com/p/e595vo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70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不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民法規定,男子30歲、女子25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40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下定義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一樣?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的兩人,跟娼妓嫖客有何兩樣!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18歲女性與23歲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23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跟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50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的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報導一例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相親或媒人介紹,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59出生的人,20歲的時候就是1970~79年,也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不同年齡層,結婚雙方的認識方式】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也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如此而言,號稱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你們執政的基礎,還是建立在這些三流的道德論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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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盈隆教我們的玩民調心法

葉高華、陳美華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不久之前,我們寫了〈游盈隆民調「同婚零共識」的問題:兼論人權與共識〉、〈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指出游盈隆的民調有問題。當時我們以為他調查方法沒學好。想不到他無意修正,很快就用同樣方法再做一波民調。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他不是沒學好,而是學得太好了,玩民調玩得爐火純青。我們很快就從他身上學會玩弄民調的終極奧義,並設計好接下來可以怎麼玩。 ◎大家來玩民調超級咖 首先,我們會在民調中詢問這樣的題目:「最近游盈隆積極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請問,您贊不贊成游盈隆發布同性婚姻民調?」因為不久之前我才寫過文章批評游盈隆的民調,因此「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這句話絕對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引起部分社會人士強烈反對」,就覺得這不太好吧。為了社會的和諧,還是反對好了。如果運氣不錯,我們可以得到正反兩方接近的結果。此時我們就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布民調的共識為零」、「游盈隆繼續發布民調恐將撕裂社會」。 【本來會放電的民調游卡丘,竟然進化成一戳就破的游卡蛇】  資料來源:http://d.share.photo.xuite.net/leelymay1212553/1d0b195/15385775/822508006_m.jpg 透過媒體大量傳播,許多原本還在觀望的人聽到「沒有共識」、「撕裂社會」,就會覺得風向不對,還是不要贊成好了。此時,要趕快用同樣問題再做一次民調,不贊成的人就會增加。然後我們又可以召開記者會,指出「反對游盈隆發布民調的聲勢大漲」。 此外,在第二波民調中,我們還會加入這樣的題目:「有人說:目前臺灣社會對於游盈隆發佈同性婚姻民調無共識,游盈隆實在不必急著一直發布民調。請問您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稍早之前我們才親自召開記者會說過這樣的話,因此「有人說」也是陳述事實。許多對於游盈隆民調沒有明確立場的人一聽到「無共識的事情不用急」,就會覺得蠻有道理的,可以同意。不意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多數人同意的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在記者會中宣布:「臺灣社會對游盈隆不必急著發布民調的時機,有相當共識。」 整體而言,游盈隆是透過誤導式民調,一再假造、複製國人對同婚「無共識」的假象,混淆視聽,繼之反覆的引用自己發佈的民調,一方面形成阻礙同婚修法進程,另方面又可以做為生產下一次民調的基礎。然而,中研院2015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已顯示,精確回答支持同婚的全體民眾已達59%,在游盈隆一再散發不實民調的情形下,日前連行政院長林全在面對監察院長張博雅詢問院方態度時,竟也說「同婚必須要有社會共識」,全然無識於六成民意的支持。 ◎民眾不賞臉這種為「專法派」塗抹脂粉的玩法 游盈隆這麼會玩弄民調,但是他玩不過普遍的民心趨向。以他今天發佈的三題同婚民調來看,第一題和第二題的結果就自相矛盾。第一題題幹「沿用」上個月的誘導式題幹:「立法院最近積極推動『同婚合法化』,引起部份社會人士強烈反對(簡單地說:就是「同性戀者,也能和一般男女一樣結婚,並享有民法上相同的權利與義務」),請問,您贊不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結果顯示非常贊成和還算贊成的比例共37.8%,但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比例為56%。在誘導題幹的作用下,支持同婚的比例,被游稀釋的越來越低。有趣的是,第二題關於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的民意反應卻遠超過支持同婚的比例。第二題題幹是:「除了修改民法促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張外,也有立委主張『不修改民法,另外制訂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的權益』,請問您贊不贊成?」親愛的游老師,如果台灣民眾支持同婚合法化的比例真的已經如你前面所說的降到37.8%,怎麼第二題「立專法保障同性婚姻權益」回答非常贊成與還算贊成的人竟達45%,甚至比不太贊成和一點也不贊成的43.9%還多? 此外,他自己說:「從0到100則代表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共識或分歧。曾有美國重量級的政治學者建議,社會共識的最低標準應該是66.6%,我也傾向贊成。換言之,社會上一個爭議中的議題,如果贊成或反對雙方都沒有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代表的是社會沒有共識。」即使該調查沒有作假,回答反對同婚的也才56%,不到66%,他本來說「無共識」的議題,怎麼現在調查結果的解釋卻變成「民意逆轉」,多數反對同婚了? 我們認為第二題或許比較趨近一般民眾對專法的看法,但這個題幹也忽略了過去一個多月來各界對於「專法」究竟是不是歧視的辯論。游第二個題幹明顯預設了專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權益,若非暴露他對現有討論一無所知,就是存心讓民調為政治服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容我們再提醒大家,第一題明明是問同婚支持度,但調查報告的小標題卻是「關於『同性婚姻民法化』的爭議」,換言之,他把民眾對同婚的支持度等同於同性婚姻民法化,這中間邏輯跳躣自不待言。同時合併看這兩題,我們更瞭解游盈隆為什麼硬要把同婚支持度操作的這麼低,因為這樣子就可以藉此為民進黨早已定調的「專法派」拱抬行情。 ◎保障人權的立法,沒有最好的時刻,只有最艱困的時刻 第三題一樣是為執政黨解套的題目,題幹是:有人說「目前台灣社會對如何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無共識,立法院實在不必急著現在立法通過。」方法上的問題,以及「無共識」這種公然謊言我們不再重覆,但是我們想說的是,通常當「立法時機」問題被提出來時,往往是某些人為了要阻撓立法,而不是為了促成立法。我們腦袋裏隨便就冒出一系列關於女權、人權、台灣民主化的各種法案:一系列的民法親屬編修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被阻擋10年)、家庭暴力防制法、性騷擾防法、公投法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法案在推動時,幾乎都被當時立法院多數黨國民黨視為破壞家庭和諧、妨礙男女正常互動、阻礙經濟發展、甚而動搖國本等無限上綱的惡法,並以各種理由拖延立法。現在回頭來看,當時被看成造成社會不安的立法,充其量是落實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與維護。 保障人民權益的法案,永遠沒有最佳的立法時機,反而每個立法過程的時間點都是伸張人權的艱困時刻。執政者應勇於任事,承擔責任,不該操弄民調,給自己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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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彩虹映亮天空:台灣社會學會婚姻平權連署

連署訴求:         基於社會學者的專業知識及公民關懷,我們支持台灣推動婚姻平權法案,以平等對待同性、異性婚姻的精神修正民法972條。我們的理由如下: 一、社會學研究指出,婚姻制度並沒有普世或永恆的形式,總是因應歷史與社會條件而變動,例如美國原本不合法的跨種族婚姻在1967年 由高等法院認可,以及我國自九零年代開始陸續修訂民法親屬篇以保障婦女在婚姻中的權益。適時適地修正婚姻制度,才能落實憲法保障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皆應平等的精神,並使親密關係更加和諧。 二、社會學知識主張,社會全體都應該尊重多元的性氣質、性傾向、性認同,也應該尊重所有人的伴侶選擇、婚姻生活。台灣向以人權民主為榮,更不應剝奪同性戀族群的結婚與成家之自由,也不應在制度上排除或區隔而造成歧視或汙名。 三、社會學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態度,同意的比率遠高於反對者,而且逐步增加。這份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抽樣與面訪程序嚴謹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長期追蹤台灣民眾的態度變化,在明確表達意見的民眾中,1991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分別是20%:80%,到了2015年,同意與反對之比率則成為59%:41%,而且高等學歷、年輕族群的支持率更高超過八成,顯示修正民法才能符應未來世代的社會期待。 四、國外社會學研究發現,親職關係穩定的同性伴侶家庭所養育的子女,相對於同樣條件的異性伴侶家庭子女,在學業成績、認知能力、心理健康、性向發展上均無顯著差異。美國社會學會更在2013年向美國最高法院遞交「法庭之友」諮議書確認上述共識 ,因此透過法律制度認可多元家庭,不僅無損兒童權益,更能增進社會包容平等、提高家庭的照顧品質。 五、我們依據社會學者的良知,對於近期同性婚政策的論爭中,屢屢出現缺乏科學根據、詆毀多元家庭的言論,感到十分憂心。台灣社會對於人權保障的成就深受國際肯定,多元性別及同性婚姻的權利保障,也應該受到同樣的關注。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身為台灣社會學會的一員,誠懇呼籲執政當局與立法委員,在這一歷史時刻勇於承擔政治責任,讓人權的彩虹映亮台灣的天空。 連署網站: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612200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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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戀常規性下的民調政治:解讀老綠男

陳美華、吳秋園/中山大學社會系 關心同性婚姻立法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定都注意到一項由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發表的最近民調報告,結果是有46%贊成,反對的佔45%。這很明顯是個五五波的民調格局。 但接下來我看到的公視午間新聞的畫面中,游盈隆面帶微笑地說出令人震驚的話:「立法院通過(同婚修法)就是個十級的大地震,會對全台灣造成很大的衝擊」「我想我們還沒有ready!」。其它媒體的報導中,游盈隆利用少數強烈反對的聲音把這種五五波的均衡態勢與過往三十年間激烈的統獨爭議對比,並將這五五均勢激化為「令人不可置信的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的群體」。 【目前對於同婚的辯論,已經延伸到街頭的抗議】  ◎激化對立的老綠男民調解讀 事實上,這份民調中,比較大的差異出現在性別(女性比男性支持同婚)、教育(高教育程度比較支持)與世代(40歲以下的年青人比較支持)差異,而這些數字怎麼會得出一個同婚議題的對立是「強烈穿透所有不同類別群體」,甚至將引發十級大地震這種近乎召喚性道德恐慌的結論?這個發佈民調的記者會,不論是發佈的時機點、發佈的語調與陣勢,都已經不是在「客觀的」呈現國人對同婚的民意趨向,而是政治性地激化同婚與反同、恐同社會對立,並且在五五波均勢中為反同、恐同勢力加持造勢。 游盈隆這份民調說來其實並無新意。2012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即已針對同性婚姻的問題做過全國性的社會調查。中研院社會學者鄭雁馨 (Cheng et al., 2016)也針對調查結果,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她的研究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同性戀,同時年輕族群比年長者支持同性戀,預期未來隨著人們受教育程度提高、世代替換,台灣整體的同婚支持度也會提升。 民調結果有很多種詮釋的方式,游今天選擇了一個最糟糕的解讀。事實上,此時此刻的民進黨最需要關注的,是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年輕選票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目前被追討黨產的國民黨,過去二十年間如果曾經關心年輕人在社會、政治、經濟等課題的需求,以及社會上求改革、求進步的聲音,它就不會淪為今日國會的少數黨。此時此刻的民進黨,如果還以為可以隨意操弄、解讀民調,那麼準備步上國民黨同一條路吧。 政黨、政治人物愛用民調,因為存在著非常彈性、龐大的詮釋空間。事實上,只要當權者不喜歡,再高的民調都可以被理解為「沒有社會共識」,例如馬英九執政時,內政部針對性交易做的民調中,83﹪的民眾同意「政府設置專區管理」,但不敢負政治責任的政府,在府院黨的運作下通過一個既罰娼又罰嫖的社維法;五五波的民調,竟然可以被游解釋為「零共識」,那麼阿扁總統大選2000年的票只有39%,也可以解釋為「零共識」,而讓他當選總統嗎? ◎理性解讀民眾的同婚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五五波的格局,在台灣都不是均質的存在,各區域立委的選區也並非如游所講的都是高度對立的態勢。讓我們用客觀、理性、平穩的語調來呈現我們所知道的台灣民眾態度。 對比游盈隆以電訪進行系統抽樣[1]的調查結果,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性別組2012年時曾經以面訪方式調查台灣民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避免各縣市樣本數過低導致標準誤及信賴區間擴大,本文將台灣各縣市編為六大區域,分別是: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以及宜花東。 【台灣各地區對於同婚的支持比例,幾乎都超過了五成】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12)性別組 首先,先以地圖對各區域同性婚姻支持度分布,作鳥瞰式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北基區域在同性婚姻的支持度為各區域之首,高達60.4%的北北基民眾支持同性婚姻,即使在考慮抽樣誤差後,信賴區間仍明顯高於五成五以上(95%信賴區間為:56.5%-64.2%)。接著,沿著西部往下,在桃竹苗、中彰投區域可以發現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雖有微幅下降,但支持度仍保持在五成以上。唯一跌破五成的是雲嘉南地區,支持度僅有44.5%,在該區域中以台南市支持度最低。而高雄、屏東兩縣市支持比例則相當相似,整個高屏地區支持度為56.0%。而雖然地圖上花東地區支持度亦有五成(恰好為50%),但由於該地區在調查中樣本數僅有78人,因而標準誤擴大,不宜進行推論。 整體看來,各區域支持同性婚姻的受訪者佔居多數,且以台灣整體受訪者對同性婚姻支持比例也有55%。由於分析中採用分類為支持、無特定立場、不支持三派意見,因此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考察,明顯表態不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為何呢?從調查資料可以得知,這個比例,與支持同性婚姻的比例,呈現相反的趨勢。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西部地區,不支持同性婚姻比例從最低的北北基(24.94%)到最高的雲嘉南(42%),在考慮完信賴區間後,沒有任何一個區域不同意比例跨過五成。亦即,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2]。 【台灣西部地區受訪者並未有明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趨勢】  ◎性別化的反同婚態度 以上數據顯示,台灣對同婚並未如游所呈現的那麼高比例的反對。其次,游盈隆並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支持同性婚姻。筆者和王維邦[3]新近的研究恰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也是以2012年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為基礎,同時檢測國人對婚外性行為與同性性行為的性態度,結果顯示,國人對這兩種不同的非常規性實踐(non-confirming sexual practices)態度,呈現顯著的性別化現象。 對婚外性行為而言,男性的支持度顯著的高於女性,但對同性婚姻的支持度而言,女性支持度顯著高於男性。我跟很多朋友談了這個研究結果,大家都表示「一點也不意外啊」,因為「反正男人好色」、「這個社會本來就允許男人在外面搞七捻三」。我的朋友們其實只解釋了異性戀父權社會中,性別階層或男女不平等,如何讓婚姻中的男性享有(外遇、一夜情、買春等)的性特權,但卻沒有解釋為什麼台灣男性比女性反對同性婚姻,而這也正是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得以持續的運作、維繫自身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如同女性主義者 (Ingraham 1994, 2005; Jagose 1996) 所指出的,異性戀常規性的運作建立在三組二元對立的階層劃分之上:(1)在性別的層次,區別「真正的」男人與女人,其餘都是性別偏差;(2)在性的層次,區分異性戀與同性戀,前者是「自然的」、「正常的」,後者「不自然」、「異常」;(3)在家庭組成上,區分「純正的」(genius)家庭和「偽」家庭,前者係基於血緣、法律所保障的家庭,後者是由各種基於友誼、社群網絡建立的家庭。 分析上,這三組二元對立各有其不同的政治,但經驗上,這三個不同範疇常呈現複雜的交織狀態,例如「性」總是性別化的,表現為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異性戀女人而言,享有性特權。此外,人們的性別認同和性實踐緊密關聯,因而我們經常不只是做男人、女人,而是做異性戀-男人、異性戀-女人;這也是人們經常以性別偏差(娘娘腔、男人婆)來嘲諷同性戀,或者藉由羞辱同性戀以圖矯正他/她的性別。在此,異性戀男性的陽剛特質被奉為正典,而男同性戀者被貶抑為根本「不像個男人!」 【男性政治人物享有各式各樣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美國同性戀支持度的研究也顯示,異性戀男性因為較抱持傳統性別角色的關係,而顯著的較反對同性戀,意即異性戀男性相對於同性戀男人而言,他不僅在性的面向上佔居支配者的位置,也是「男人」正典;同時為捍衛「真男人」本色,常不惜攻擊、詆毁同性戀者。從而,異性戀男性在性這件事上,他經常是雙重既得利益者,對比於同性戀是優勢者,在異性戀體制內也是個優勢性別。也無怪乎,不乏男性政治人物,一方面享有各式各樣(外遇、一夜情等)的異性戀情慾生活,但對同性戀人權保障則嗤之以鼻。 ◎性公民權,要保障,不要表決 民調固然可以做為施政的參考,但當我們面對的是基本人權的問題時,它就不是一個好的佐證基礎。英國社會學家Ken Plummer (2003)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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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組織知識,應對大學失效的年代

黃書緯 /台灣大學無邊界大學計畫辦公室 如果我們要理解大學在城鄉發展過中的角色?那我們應該把大學(普通、技職)、城市、鄉村分成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思考這問題。不可諱言的,在過去幾十年城鄉發展過程中,大學扮演的一直是把鄉村青年往城市輸送的角色,說得更精確點,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的角色。鄉村青年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工作結婚成家立業,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就這樣從農村的土地上被拔起來,移植到都市叢林裡。 【大學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把南部青年往北部送】 資料來源:s99.tku.edu.tw/~499400579/tku1.jpg 1990年代中期,在解嚴自由化,以及教改團體廣設高中大學的要求聲中,高教擴張開始;不只是數量上的擴張,更是地理上的擴張。這些新成立的大學雖然讓莘莘學子到了鄉村,但大學與所在社區之間,仍有一層不能說的「膜」相隔彼此。這不是說在都市中的大學就與所在社區就水乳交融,而是當地方對於新設大學的期待(或政治人物的政策口號)是「大學城引領地方發展」時,失望恐怕多於期望。於是,即使到了近乎「一縣一大學」的現在,位在鄉村地區的大學時常出現「週末學校像空城,師生城鄉兩頭跑」的情況。對社區居民而言,這些大學就像長頸鹿一樣,腳踩著地方,眼睛卻總是看著遠方。 ◎大學不能為了參與社區,變成燃燒的平台 這樣的情況,老實說一直要到「少子化」的危機出現了,大學才開始在想如何立足地方,穩定學生來源。但也是在這時候,台灣過去「南北失衡、城鄉失調」扭曲式的空間發展模式讓城市過度擁擠,農村過於老化,大學這時候想逆勢把青年由城市往鄉村帶,甚至建立與所在社區城市鄉村合作機制,挑戰不可謂之不大。大學總是說要建立一個「城鄉共好,人才共創」的平台,但這平台卻正在燃燒。 【大學作為平台,要一直燃燒下去嗎?】 要建立大學與所在城市鄉村之間的合作機制,這是許多大學現在面對的問題,也是我過去參與相關課程計畫的核心關懷,我們試過從「解決真實問題」、「建立校外場域」不同的方式試圖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但實際執行上卻困難重重。目標不同、語言不同、網絡不同,這是三個主要阻礙大學與城鄉合作的原因。 不同目標之間的衝突 首先,大學雖然試圖從解決地方問題來與社區攜手,但它畢竟是一個「教學單位」,沒有多餘人力處理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繁雜瑣事,在問題界定與解決方式上也必須回到教學面來考量。所以,雖然我們的確可以花兩到三年的時間把真實問題轉換成教學過程中的各種任務包,但對社區居民或城鄉政府來說,他需要的並不是大學從這過程中發展出什麼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他要的有時候就是一間可以解決問題的顧問公司。越快越好。但大學不是顧問公司。因此,「目標不同」會是阻礙合作的第一個石頭。 不同語言之間的轉譯 其次,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雙方使用語言的不同也會造成彼此在溝通合作上的阻礙。「語言不同」這件事並不只是像之前海院同仁在執行計畫時常說:「我們只會跟數據說話,偶爾跟魚說話,像跟社區說話溝通建立關係這種事情,還是要靠社會系啊」。更重要的,是在「科學知識」與「公民知識」之間需要一個「轉譯者」,讓社區(特別是農村社區)可以站在與大學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事情。但這一方面會衝擊到前述大學作為一個教學單位對於「何謂知識?」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牽涉到最後一個障礙,也就是雙方社會網絡能否接起來的問題。  在地頭人文化跟大學的關係拿捏 過去,社區大學、社區營造一直被視為台灣地方社會活力的展現,但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開始反省在社造過程中地方頭人文化的問題。然而,當大學要開始與地方合作解決問題時,若不是與備受肯定的地方社造團體合作,就一定會在要不要與現有社區組織合作的兩難。有時候,大學會想要繞過現有盤根錯節的頭人網絡,試圖建立新的合作網絡,但這過程中的眉眉角角實在不足與外人道。更多時候,大學可能會被迫與現有的頭人網絡妥協,以利目標推動,但縱使在彼此不同的目標之間設立防火牆,原本預期的社會效應也已經大打折扣。 那麼,該怎麼辦?我們該如何強化大學與城鄉的連結?又如何由外而內地帶動大學學習生態的創新呢? ◎年輕人,靠你們了!??? 老實說我很想直接說「不知道」,因為如果我有答案的話,這計畫就已經作完了。但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隱約地覺得有那麼一個方向,那答案或許就在「年輕人」身上。 兩年前,我曾經邀請新加坡國大社會系的何光中老師到我都市社會學的班上演講,研究社區發展與青年流動的他劈頭就問同學說:「你們有多少人畢業後想留在高雄?」嗯,不少人舉手「但你覺得你會留下來嗎?」啊,好多人手放下「為什麼不呢?」沒有工作、環境污染、都更太快,同學們開始七嘴八舌「那高雄市政府有做什麼努力要把你們留下嗎?」嗯,沒有「那學校有跟市政府採取什麼合作方式嗎?」啊,還是沒有「所以,你們還會想留下來嗎?」 【連結社區跟大學的任務,會是落在年輕同學的身上嗎?】 大學、城市、鄉村,雖然共同面對的真實問題有百百種,但最根本,卻也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我們要怎麼讓年輕人留下來?」尤其是,當年輕世代已經厭倦這個「南北失衡、城鄉失調」的鬼島,開始想回到故鄉用自己的力量解決城鄉問題時,大學在這過程中有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怎麼與這群年輕人一起合作?還是,我們仍舊在課程設計上、在行政程序上、在校園空間上,把他們當作「受教育者」,而不是「自主學習者」?我們需要足夠的時間、容錯的機制,以及年輕人的參與,但這些都與「現有」的大學運作機制扞格不入。若是如此,老實說再多的教育部課程計畫恐怕也難以達到創新大學學習生態的目標。 因此,即使大學現在是個燃燒的平台,是個眾人曰之失效的年代,但我們能改變困境的武器還是「課程」。畢竟我們是一個教學單位。以新聞媒體為例,那是另一個眾人曰之失效的產業,但Jeff Jarivs在CUNY新聞研究所做的課程實驗卻讓我們看到一個改變的可能,一個課程改造如何改變學習生態的可能。在讀《媒體失效的年代》這本書時,Jarvis說媒體的工作就是「協助社群組織知識,以便他們能夠把自己組織得更好」,而這不也是我們在大學想做的事情嗎? ◎大學應該做的:協助組織知識,讓參與者自我組織得更好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從我的經驗來看,有以下三點建議: 1.創造一個回流率高的課程 山崎亮在做家島的社區設計時,說:「不是打造出只讓一百萬人來訪一次的的島嶼,而是規劃出能讓一萬人造訪一百次的島嶼」而我覺得課程計畫也該是這樣。課程計畫往往在想做大事,修課人數、social impact,每個計劃都在盤點尋找適合且願意的老師來開課。我們把空間撐大,一學年有近千人修了這計畫課程的課,但學生修課之後呢?老實說我們很少在追蹤。 【教育部要求的課程設計,有時候會跟個別系所的目標有所衝突】 我們在SHS做過一次「學生流向調查」,想知道學生修完這門課之後會修什麼課,好開發課程之間的合作。我們發現,老師們總是習慣設計一個「基礎、進階(跨領域)、實作」的課程架構,但學生選課不是如此,他們往往是從進階的跨領域課程進入,然後有的往下修其他領域的基礎課程,有的往上修實作。所以,也許我們應該試著把跨領域課程成為學生進入這個真實問題場域的入口,然後讓學生在這計畫中發展自己。 因為從學生流向中,我們的確發現有一群學生一直回流、跨系,幾個人帶著一個議題在不同課程中一年兩年地發展著。而這不就是我們想要讓學生建立起來的自主學習能力嗎?我們不是期待他們可以發展出「使命」(mission)嗎?但現實是,mission會與各系所的課程地圖起矛盾。 2.開新課不如改舊課 計畫課程常常在開新課,用各種跨領域實驗創新方法,但是當計畫結束,這些跨領域的新開課就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課程,也包括專案教學人員。而這已是全球大學教育現況。三年前在RGS-IGB,一位從巴黎來的學者就曾提到:「我們雖然一直想鼓勵學生進入社區,但現實是,對我們這些拿教書契約的臨時教師來說,有時候我們是在學期前才拿到一個學期的聘書,雖然你有三個月的教書期間,但是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想要怎麼帶學生進入,然後一學期後,又不知道接下來是如何?」 而如果我們每年投入那麼多預算、爆掉那麼多肝,最後卻船過無痕,不是一切虛空嗎?也許,計畫該鼓勵的不是設計新課程(即使只是要求一兩門課),而該鼓勵對舊課程的改造,從選修、通識、學程,到必修,這樣才有辦法回應關於「計畫如何傳承?」的問題。 3.讓學生進入課程委員會 某些系所會讓學生加入課程委員會,可那多半只是聽學生對課程必選修數量的意見,當學生要對課程內容提出意見時,老師往往會拉起非請勿入的警戒線。我們把課堂當作我們的聖殿,不容他人說三道四。我們把學生當做課程的「消費者」(consumer),但mission需要的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規劃課程時能夠先以焦點團體的方式知道學生的需求?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讓學生提案說:「我們修過了什麼課,我們想要發展某個專案,想要請這位老師與那位老師合開一門這樣的課?」有沒有可能,我們能真的把年輕人當做大學創新的夥伴。 ◎參與社區政治,形塑新的社區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時常說社區政治很複雜,課程計畫要進入社區就是要淌政治混水。但公共政策學者Maarte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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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就是一項政治行動:政黨輪替應有的價值

王金壽 /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蔡英文總統近日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論者皆以謝文定、林錦芳過去的行事風格、資歷等等來評論這件事,不過這裡我想改以臺灣過去二十年來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之間關係,來評論這件事。 【提名謝文定、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引起軒然大波】 資料來源:黃國昌立委臉書 ◎從基層出發的司法獨立改革 臺灣的司法獨立改革,一開始並不是以制度改革為出發點,而是個別的法官與檢察官透過個案所引發的抗爭行為。一開始是吳蘇案(高新武檢察官),接著是蕭天讚案(彭紹瑾、李子春檢察官),最後是法院的謝說容案(謝說容法官、張國彬法官兼庭長)。這三個案,有一些共同點。首先,所有的改革行動都失敗。二、幾個參與改革行動者,都是相當年輕的檢察官和法官,剛進入司法體系不久,還沒有完全被這體制馴化。三、參與改革行動者後來不是遭受處罰,就是被迫辭職離開司法體系。 台灣司法體系的實質改革,包含司法事務分配、參與人審會、廢除送閱制度、司法預算入憲,係於1993年底才在台中地方法院展開。台灣法院的獨立改革有幾個特色。一、大部分的改革者,都是待在基層地方法院的法官,且相當年輕,當時年紀都小於四十歲。二、幾個改革運動都相當成功。三、不像過去參與抗爭的檢察官被迫辭職,大部分法官有意地繼續留在法院體制內進行改革,即使有政治人物希望這些法官能參與政治,但這些法官認為只有繼續留在法院內,司法改革才能有實質進展。相反的,一些有爭議的法官不是辭職就是被懲處。四、國民黨和司法院面對年輕一代法官的改革運動,並沒有太多的反擊動作。 不過在這一波司法改革趨勢中,卻有另一個意想不到的改革動力,它來自於司法院體制階層的最高點:司法院長施啟揚。臺灣那時的政治和社會改革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基層,沒有人會想到,在國民黨威權政權下被提拔、且擔任司法權最高位的施啟揚,有可能成為改革動力來源之一。 【國民黨背景的施啟揚,意外成為另外一股司法改革的動力】 施啟揚是民主化之後、司法獨立改革過程中,最受爭議的人士。他在擔任司法院長時,剛好是台灣民主轉型時期,也是體制內基層法官和體制外社會團體要求改革的時期。對於他在司法院內關於司改的評價,卻是完全兩極。改革派尊稱他為「獨立先生」,但民間改革團體不僅質疑施啟揚的司改理念,後來甚至全面抵制施啟揚,施啟揚的下台多少跟民間改革團體的抵制有關。 施啟揚雖然在外部失去政治上的支持,卻在內部得到改革派法官的支持。1997年年中,施啟揚因為書記官調薪案,欲請辭司法院長時,得到過去和司法院採取對抗立場的改革派法官的慰留。至此,改革派法官與司法院的關係由敵對變成合作關係。 ◎改革派法官擔任人事處長帶來制度的衝擊 施啟揚與改革派法官的合作關係,在1998年進入另一個層次:他任命了改革派法官呂太郎擔任人事處長。人事處提供人事案的來源與資料,但最後權力決定機構是人審會。在過去,人事處長經常由現任地方法院院長來擔任。呂太郎就任人事處長,代表改革派法官在人事權上,從過去在人審會被動的把關,轉化為主動進行改革,最明顯的莫過於呂太郎執行「免兼庭長」一事。 雖然當年司法改革會議有決議,庭長需有任期,但此決議並沒有強制性。呂太郎開始執行「免兼庭長」的行動後,導致許多法官的反彈,甚至到監察院去檢舉施啟揚和呂太郎,並提起訴訟。但繼任施啟揚的翁岳生繼續留任呂太郎,繼續執行高院法官免兼庭長。此案一直到2002年大法官做出第539號解釋,指出免兼庭長與憲法第81條法官身份保障之意旨,並無衝突,法理之爭才告一段落。 呂太郎在擔任人事處長三年之後,因他個人自己設下的標準(比照庭長任期),而請辭該職位。接任他的職位是同樣具有改革意識的周占春法官。周占春和呂太郎一樣,同是司訓所24期結訓,也同樣在接任人事處長前並無擔任過任何重要的司法行政職。 呂太郎跟周占春擔任人事處長對於體制的衝擊與作為,遠超過兩位司法院長的預期。例如,施啟揚原只希望免兼庭長出現幾個象徵性的個位數字,但呂太郎一共免兼了50幾位庭長。同樣的,周占春為了執行訴訟金字塔化,而拒絕調任何法官到最高法院,他為了這件事,幾乎與當時整個司法高層翻臉。這兩位對於體制的所造成的衝擊、改革(或是傷害,就看你站在那個角度)是讓許多體制內的法官至今對他們相當不滿的主要理由。 ◎司法體系內部的反撥 雖然以前的改革運動,也曾經成功地汰除某些操守不佳的法官,不過體系內仍有許多相對操守沒問題,但對司法體制與理念較為保守的法官,例如吳啟賓、孫森焱、陳計男法官等人,他們與當時司法院長翁岳生的關係良好、資歷期別不相上下,有許多人跟翁岳生還是學長或同學的關係。由於身分、職務與資歷的特殊性,這些人對於翁岳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當他們站出來反對改革派法官,而後者也無法獲得司法院長更大的支持時,台灣的司法體系內部改革動力就次逐漸消失了。直到2012年,基層法官再度發起改革最高法院,特別是廢除秘密分案,才見到另一波的改革動力。[1] 【翁岳生雖然重用改革派法官,但到了後期逐漸疏遠這群法官】 翁岳生雖然早期也重用改革派法官,但顯然呂太郎、周占春帶給舊體制的衝擊已經不是他能接受的,所以一些改革也開始變化,例如原本要執行的庭長任期制,開了一個後門,讓庭長可以無限制的連任。[2]但最重要的是,在周占春之後不再重用改革派法官,而改用跟過去改革派無關係、但在體制內表現良好的法官擔任人事處長。這位新任人事處長雖然是改革派推薦給翁岳生的,但卻不能忘記,是翁岳生訂下標準讓改革派法官去尋找下一任法官來當人事處長。 新任的人事處長在翁岳生的支持下,作風有很大的轉變。她視法官跟一般公務員沒有太大的差別、重視各種數字績效來決定升遷[3],當然最大的變化,是最高等法院的人事。過去周占春拒絕推薦任何人上最高法院,而現在變成要到最高法院的法官,必須先經過最高法院庭長會議的同意,這等於是最高法院架空了司法院的人事權,或說的更直接一點,是司法院長翁岳生同意這樣做。如一位法官所說的,翁岳生到他任期後頭,只剩下司法改革口號,另一位法官接著說,翁岳生至少還有口號,接任他的賴英照連口號都沒有。 ◎政黨輪替跟總統的角色 相對於基層檢察官和法官在司法改革扮演關鍵性角色,我們也發現一些重要的缺席者,最重要缺席者,莫過於政治人物。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0年所召開的國事會議中,完全沒有司法改革的相關議題,而且法官法草案在立法院擱置了多年。民進黨剛成立前後,也曾經有政治人物攻擊和嘗試要改革司法體制,但是並沒有太大的作用,而由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轉為政治人物的人(例如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也沒有因此特別關心司法改革。 李登輝任內對於司法改革也沒有太用心,他甚至拒絕由總統出面召開全國司改會議,導致施啟揚下台。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上台,並沒有立即更換翁岳生,之後陳水扁任命了一向受國民黨重用的賴英照。第二次政黨輪替時,馬英九也沒有更換由陳水扁任命的賴英照。簡而言之,政黨輪替的影響,在司法院長這個層級並看不出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兩大黨似乎並不特別關注司法院長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特別是翁岳生跟賴英照。翁岳生在國民黨主政下的戒嚴時期,就開始長期擔任大法官,但同時被不同政黨的李登輝與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同樣的,賴英照戒嚴時期開始就受國民黨重用,之後則被陳水扁任命為司法院長。 ◎陷入僵局的體制內司法改革 2003/10-2007/9,翁岳生還在擔任院長,同時間有許宗力、林子儀、許玉秀(三人任期到2011/09)擔任大法官。依照部分學者與律師的看法,這樣組合的大法官或是司法院長,應該是對於司法改革有很大的助力。我相信他們是高估了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們的影響力。[4]如果這群人有真正根本性改變司法體制的話,那我們現在也就不需要舉辦全國司改會議。 我相信這些自由派大法官對司法改革是有貢獻,但是不大。幾個理由:第一、釋憲制度必須有2/3大法官出席,出席人數的2/3同意,才可以通過釋憲。如果自由派大法官想要透過釋憲來改變司法體制,他們必須先拉到2/3的票數。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如果無法拉到2/3票數,哪等於是維持現狀。第二、大法官是不介入司法院的行政事務,不管是人事調動、行政管考、或是司法政策,這些都是司法院長的權責。說的更直接一點,這些陽春大法官連人審會委員都不是![5]這些大法官,除了做出釋憲之外,沒有任何權限去影響眾多法官和數以萬計的個案。 臺灣的體制,接近日本的官僚司法體系(bureaucratic judiciary)[6],透過司法院長、秘書長、各處廳長、以及各法院院長所建立的龐大行政官僚體系,來管理控制法官。[7]如David Law所說,我們對於這樣的司法系統的組織結構所帶來的整體性的影響太過於忽略了,而這些才是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 日本這樣的體系運作,幾乎是全世界最保守的,連大法官釋憲都被這體制影響。該體制最保守的其中一點,是由過去類似我們司法院秘書長,來接任最高裁判所的首席大法官,然後再由她/他來控管、監督整個司法體系。不管我們認不認同現有的制度,但現實上就是,臺灣的司法院長只是大法官會議的主席,如果投票的話,他也只是1/15。他握有權力,也會有更大影響力的地方,是在於整個司法行政的官僚體系。 【體制外來的司法院長,經常被傳統的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臺灣在這一部份顯然跟日本不太一樣。司法院長很少由司法官僚體系出身,臺灣民主後化的幾個司法院長沒有一個是由司法體系出來的。從施啟陽(政治人物)、翁岳生(學者)、賴英照(技術官僚、學者)、賴浩敏(律師),沒有一個曾經在台灣司法官僚體系待過。如果他們對於整個體系運作不瞭解,那他們要如何管控、監督(如果你高興的話,哪用領導兩字好了)整個司法體系?他們身旁圍繞一群司法官僚,例如朱石炎(施啟揚時期)、楊仁壽(翁岳生時期)、謝在全(賴英照時期)、林錦芳(賴浩敏時期)。照理這些技術性官僚應該只是幕僚或是副手,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反而這些司法官僚經常主導了人事或是政策。所以,當賴英照因為法官集體貪瀆案而下台,他可能會自認無辜,因為哪些人事不是他主導的,但問題是他授權或是放縱這些司法官僚,才導致這個局面。原本政治任命的司法院長應該是帶著民意與社會期許去改革、領導司法體系,但這幾年的經驗卻是相反,沒有司法體系經驗的外來司法院長,被傳統司法官僚體系包圍困住。 ◎2016政黨輪替後的司改起步 對於司法改革,2016的選舉給很多人不同的期待。蔡英文在政見發表會時,公開宣傳要召開全國司改會議,也提名多位過去參與民間司改會的律師,擔任不區分立委,他們也主打司法改革的旗號來宣傳。蔡英文就任後,不僅在就職演說再次提出司改作為他施政新目標之一,還重用民間司改會的前執行長林峰正,擔任國安委員,感覺是要把司改提升到國安層級。過去兩次因為政黨輪替的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新總統慰留,但這一次跟過去不一樣,司法院長、副院長請辭,都被接受了,似乎是全國司改會議真的要玩真的。 而民間團體,特別是民間司改會,早就為全國司改會議做了各種演練。一反過去全國司改會議出現 律師對抗檢察官、法官的情況,司改會這一次主動釋出善意,公開或私底下,拜會了許多法官和檢察官。雖然司改會強調並無預設立場,但因為過去的恩恩怨怨太過深了,很多法官、檢察官都不相信司改會沒有預設立場,大概只有我這一種非法律人,才會相信司改會的說法。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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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的研究有用嗎?

何明修/台大社會系 這學期我在台大社會系開了一門大學部的「社會運動」課程,在期中考時,我特意出了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申論題: 「到底社會科學的知識是不是價值中立,不同學者有相異的看法。這學期以來,我們在課堂上主要是探討社會運動如何與為何產生。試問,這些知識考察所獲得結論是否也可以運用於「阻止」、「防制」、亦或是「化解」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挑戰?如果你是負責國家安全的政府官員,這些知識是否會有幫助?請你們提供一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看法,並且詳細說明其理由」。 如果我是修課同學的話,遇到這樣的題目,要選答「有幫助」或是「沒有幫助」,應該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與說法。這一題的重點當然是要求同學反思性地來看待社會學知識,到底這些關於社會運動的種種理論與概念是否可能被實際運用,甚至是用來壓制社會運動? 我之所以會設計這樣的考題,其實來自兩個很特別的親身經驗。 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生運動之後,有一次我去東海大學參與論文口試審查,那位研究生曾積極參與中部的學生抗議。論文審查對於我們這些職業社會學家而言,早就是一種習以為常的例行業務,但那次的經驗很特別,在口試之後,那位研究生卻給我出了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在學運靜坐期間,她很認真地唸了我在2005年出版的《社會運動概論》,但是她發現,書裏面寫的東西完全無助於她分析當時野草莓學運所面臨的困境。我其實記不太清楚到底是如何回覆她的困惑,我想那時的講法大概是:「研究社運與搞社運本來就是不同的事情,就像理論與實踐本來就是需要兩種不同的知識」。我知道這樣的答案有點欠缺誠意,聽起來像是敷衍了事,後來我十分懊惱,這件事就一直掛念在心上。 另一次的經驗也差不多是發生在同時,有一位主修社會學的學姐那時在研考會上班,她正好在處理一件公開招標的研究計畫案,主題是關於政府如何因應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因此順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投標。在那當下,我當然是哈哈帶過,我那時真正的內心想法是:就算我寫的東西對於社運沒幫助,再怎麼不濟,我也不會去幫政府,讓國民黨官員更了解如何「因應」社運。那時的研考會主委是江宜樺,他顯然是注意到野草莓學運可以透過ptt來發起動員,而不是依靠既有的組織或社團,因此想要採取積極應對。說實話,回到當時的脈絡來看,這樣的想法還滿有遠見與前瞻性,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國外,網際網路所帶來的社會運動革命在2008年才正開始發酵(提示:智慧型手機是在2007年上市,因此時行動上網仍不普及。臉書的中文化也是在2009年才上路,當時的社交媒體仍不是很發達)。 不過,隨著江宜樺後來步步高升的公職生涯,從研考主委、內政部長到行政院長,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日益加溫加劇,野草莓之後,有各種的抗議運動,例如反國光石化、文林苑都更、反媒體壟斷等。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中,學生所帶領的抗爭更是直接佔領了江宜樺的行政院。最後,也是由於太陽花之後所掀起的各種抗議與運動風潮,「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成為流行的標語,國民黨在該年底的九合一大選中遭逢了前所末有的潰敗,江宜樺才黯然請辭行政院長一職。我不知道當時到底是誰承包了研考會的委託研究計畫,又提供了何種的政策建議?但可以確定的是,江宜樺顯然不知道如何處理「網路時代的社會抗議」,要不然這位被馬英九一路栽培的國民黨新秀,不會如此就折損了政治生涯。   高度建制化的學術知識生產 到底社會運動的研究有沒有用?無論是對於統治者或抗議者而言,認知了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構框(framing)、劇碼(repertoire)等社運研究的基本概念,無助於協助完成他們的意圖嗎?如果以目前的學術知識生產環境與其要求而言,我會斬釘截鐵地說「完全沒有幫助」。因為無論是在國內外,社會運動研究已經進化成一門高度建制化的領域,其從業人員被期待要解答該領域內部所浮現的研究議題,而不是因應外部不斷浮現的新抗爭風潮。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與進程>> (引用自:蘋果日報,有傘有聚 閱讀抗爭,2014/12/20,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10829392/20141220/53249349) 在英文出版世界,Mobilization(創刊於1996年)、Social Movement Studies(創刊於2002年)已經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指標性期刊,而且都已經被收錄進入SSCI,新進的研究人員幾乎必須得在這兩份刊物登刊,以建立自己的專業聲望。一個研究領域出現了旗艦性刊物,意味著已經累積相當規模的從業人員,獲得了專業性的認證,但是建制化也然意味著內部的指涉會日益取代外部的關切,研究的提問是以學術領域之內的發展為依據,而不是現實的社會運動所凸顯之挑戰。就以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為例,大概沒有人可否定這場抗議當代資本主義所加劇的貧富落差之重要性,但是專業的社運研究者卻沒有產出重要的著作。Todd Gitlin (2012) Occupy Nation: The Roots, the Spirit, and the Promise of Occupy Wall Street,以及David Graeber (2013)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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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惡魔:誰是白色力量城市中的惡魔? - 現代性城市的發展與都市公共性的建立

董建宏/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2013/8/3 凱道萬人送仲丘-廢除軍檢還原真相活動 引自youtube)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十六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於是,一個幽靈 ─ 恐懼「惡魔」的幽靈 ─ 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惡魔」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十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的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惡魔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惡魔」的出現?以及,這樣的「惡魔」,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引自http://goo.gl/ZVO58D) 2003年,Erik Larson,美國著名作家,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台灣翻譯為:白城魔鬼)。在這本小說中,Larson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的發展史。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的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的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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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術科普部落格的公共性意涵

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 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馬克思講的這句話:「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前任國際社會學會理事長Burawoy則說:「面對一個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除了詮釋、解釋它之外,我們也必須進擊,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知到,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也必須對世界負起部份的責任!」顯然,社會學知識除了客觀分析我們的世界之外,本身就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實踐意涵。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的公共書寫,傳播的不僅是該學科的知識,也是一種熱望,一種基於社會責任、推動改變社會的一股熱望!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方式在解釋這個世界,但重要的是,改變它!】 臺灣第一個人文社會學術科普部落格「芭樂人類學」,成立於2009年11月,一開始只是在人類學者之間默默耕耘,不過到了2012年時,該部落格逐漸引起社會大眾以及其他學科學者注目。2012年底,社會學界開始籌備屬於自己的共筆部落格「巷仔口社會學」,並且於2013年2月底開張,在極短時間內吸引了眾多人目光。2014年的三月太陽花學運後,又誕生了一波新的學術部落格,包含歷史學柑仔店、菜市場政治學、故事、地理眼、到最近的經濟學「白鯨記」、STS多重奏。值此巷仔口社會學已經刊登200篇的文章之際,此文希望探討一下這波學術科普部落格風潮的意涵。 ◎沒有人讀的學術論文 有時候我們會懷念1980年代末與1990年代初,許多風起雲湧的新雜誌出現,例如人間、當代、南方、文星、島嶼邊緣,或者大量的西方書籍翻譯,成為媒介、傳播知識的重要平臺。但是過了二、三十年,整個社會的政經條件完全不一樣,特別是網路的普及,使得知識的傳播媒介有了非常不同的方式,這也給了學界參與公共書寫一個新機會。 低成本的網路資訊傳播,使得我們要對抗國家或市場資訊傳播的可能性提高不少。政治力介入媒體傳播,早已經是人儘皆知的事情,例如旺中的中資媒體對於黃國昌的抹黑、以及2015年「天下@獨立評論」將黃丞儀批評馬英九跟習近平見面的撤稿事件。不過,問題並非只有政治力的干涉,目前的媒體評論市場非常弱智,多數的電視媒體仍無法做到深度評論,這也是當前資訊傳播的問題。 網路的出現,多少克服了傳播成本高昂,無法抵抗龐大傳播資本的困境。就先不談跟平面報章媒體結合的網路評論文章,目前有一些「純」評論網站,以臉書「按讚」的人數來看,目前最多的應該是想想論壇,接著是「天下@獨立評論」,端傳媒、接著是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芭樂人類學、法律白話文運動。當然,不能單純就按讚的粉絲人數來看該網站的影響力,例如「地圖會說話」,點閱次數都是百萬計的。不過至少就傳播的角度來看,粉絲人數越多,發文能夠接觸到的人就越多,「廣告」效力也就越高。 可以看到,網路的出現,讓比較沒有資本的一般大眾,也可以透過低成本的網路,開始發佈、傳播自己的想法。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發組成的學術科普網站跟有資本支持的評論網站(以天下評論為代表),不同的經營模式跟成果(參考表1)。臺灣的共筆學術科普網站,都是從社會中自己長出來的,沒有任何「經濟資本」支持,有的只是學界的「文化資本」而已。而從以下的統計數字來看,只要有特色的小眾獨立評論媒體,是可以在目前的網路競爭環境之中存活下來的。 表1  各學術科普與商業評論網站比較(至2015.01.25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目前也有一些個別學者經營自己的學術科普部落格,不過根據經驗,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有強大的動力來書寫之外,也必須考慮時間限制、學界要求的專業型書寫。在臺灣,廣受歡迎的個人學術科普部落格,包括地圖會說話、哲學雞蛋糕,但在個人受到條件限制的情況下,透過集體力量來經營科普部落格是克服單兵公共書寫困境的方法之一。 歐美國家也有社會學的科普網站,有的是個人部落格,有的則跟巷仔口社會學類似,是集體共筆。比較接近巷仔口社會學的網站包括:日常生活社會學,該網站的動能很強大,文章也都短短的。文章會舉社會學的簡單概念來說明日常生活背後的社會邏輯,例如角色衝突、去個人化,或者提問一些有趣的說法,例如用「指頭尺寸就可以顯露你的性傾向?」來說明統計的一些陷阱;另外一個有趣的部落格則是「社會影像」,主要透過影像來看社會現象。例如同一個人,圖片如果是穿上藍色工作服,對比穿上西裝,那麼他被認為「白人」的機會,是否會不一樣。這些部落格的文章都有社會學的最新研究做為論述基礎。 國外的大學社會系也有自己經營的部落格,例如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LSE,該部落格主要寫手是研究生,幾乎每隔幾天就有一篇文章,動力很強,隨時都在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牛津大學的Oxford Sociology則看起來像積滿灰塵的地方,沒有甚麼人氣,令人吃驚。 科普學術部落格真的可以吸引到眾多讀者,例如巷仔口部落格的點閱次數已經超過三百萬了。那麼,學者的學術論文,有誰在讀呢?根據統計,在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平均一篇只有10個人閱讀,更令人氣餒的是,在人文學科發表的文章,82%從沒有被引用過!學者花費了龐大的社會資源,包括國家給的研究經費、補貼大學的教育經費,還有自身花費許多力氣去調查、閱讀、研究、書寫、投稿刊登的漫長(痛苦或折磨)過程,但所做出來的研究若只有少數學界內的同儕閱讀,這不是非常可惜嗎? 【過勞的教授、沒人讀的學術論文】 此外,資訊流通越來越快,從學者開始一個新研究主題設定,到調查、分析、書寫、發表,大概也都要三、五年的時間,如何快速傳播這些新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或許先將相關的想法發表在有公信力的地方,是一個可能的平衡,例如有的學術期刊在正式刊登前,將接受的草稿放在網站上面,供讀者閱讀與評論,以利作者可以繼續修改。如此做法,跟目前的學術部落格文章,有點類似,也就是作者將自己的一些研究丟出來討論,接著有些讀者會給許多意見,成為將來撰寫學術文章的參考。這種雙向的互動,是過去單純用期刊寫作發表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這種方式,已經比較接近於民主化的公共書寫了,不僅是圈內人閱讀、建議,還可以讓廣大讀者來評論、給意見。巷仔口社會學的一些文章,也開始有這樣子的特色了,例如陳美華寫的「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裏的身體工作」,整理了初步田野資料,透過發表,有一些讀者給了回饋,例如展示洗頭洗到雙手傷痕累累的照片,讓她的此項研究有更加豐富的材料。 ◎學術研究、社會介入與公共書寫 早起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學者書寫,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師」,也就是獲得層峰關愛的眼神,進而可以「學而優則仕」,進入到政府或黨的單位任職,這是學官權力不平等關係的展現。進入到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期間,如何處理國家不斷吸納走社會運動能量,成為吳介民說的「克勞塞維茲的魔咒」,也在在考驗著社會學的社會實踐性格。 即使不是學官兩棲問題,還有另外的「學術與政治」問題,也考驗著學術與社會介入的關係。去年318太陽花學運時,蔡錦昌教授寫了一封信給學會,立場是反對學會對於學運的支持聲明,他認為學者如果參與任何政治聲明,就是「大學講壇上的政客」。對於他的論點,顧忠華澄清說,我們採取的並非「價值中立」,而是「價值自由」(Wertfreiheit)的立場,如同P. Bourdieu對巴黎郊區發生騷動的阿拉伯後裔年輕人說的:「我並非反對你們去火燒車,而是你們必須清楚知道為何要去燒車。」(見黃敏原「對社會學的無知,正反映台灣社會對不公義的無感」)。 不過社會學者實際介入社會運動的情況比較少,反而公共書寫才是臺灣社會學者介入社會最常見的方式。我認為,公共書寫,是一種介於韋伯說的「政治人物激情演說」與「冷靜思考的學者」之間的政治行動。學者根據自己長期的研究,針對某些議題來發言,除了是冷靜思考的言詞表述外,其實也希望傳播我們的信念,這一點,跟政治人物吸引群眾支持他的理念,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但是跟政治人物不同的是,為了獲得最多的選票,政治人物會講群眾喜歡聽的話語,或者要找到他的同溫層聽眾,並且吸引距離其政治立場不太遠的選民,因此可能往眾數靠攏;但是學者寫的公共文章,卻剛好相反,並不是要吸引已經站在其同一思考的聽眾,反而經常是撕裂讀者的慣性思考,要把原來的讀者轉化成為另外一種思考方式的讀者。所以我認為,會引起廣泛討論的公共書寫文章,就俱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其論點,因為它不是重複閱聽人早已熟知的觀點,而是透過「幾近挑釁」的方式,面對那些從來不曾如此思考、甚至從不覺得某些事物是有問題的人,來刺激他們嘗試從新的角度去思考社會現象。我們社會學不就是每天在吐槽人們的常識嗎? 在巷仔口部落格的文章,有許多是這一類的「挑釁」文章,例如楊佳羚的〈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後殖民女性主義的觀點〉、藍佩嘉的〈蕃仔、外勞與阿兜仔:種族主義的社會學〉、林宗弘的〈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趙恩潔的〈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要讓一般大眾可以接受非主流的觀點,並非那麼容易,這就跟廢死議題討論一樣,每次臺灣發生街頭隨機殺人事件,社會大眾跟許多政治人物就開始批評廢死立場的人跟團體,在臺灣,只有敢公開表態支持死刑、嚴刑重罰的政治人物,但很少敢公開表明自己廢死立場的人。學界在討論廢死議題上,則經常面對常民不同的正義觀,也因此經常被批評為不食人間煙火、空談理論,如何轉譯學術語言而且可以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參考容邵武寫的「死刑存廢戰爭能否走出死巷?」 )。   【人文社會學術界多支持廢死,但如何跟多數支持死刑的大眾之間溝通?】 這樣「挑釁」的公共書寫,本身就具有改造社會意識的企圖,更精確的說,任何的寫作,都是一種政治行動、一種社會介入,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社會學家透過不同方式的社會參與,都在彰顯社會學的身份認同,社會中的每個人都佔據了特定的社會位置,作為大學教授的我們,佔據了相當優勢的社會位置,對於正在發生的諸多事務,社會學者沒有置身事外的權利。 ◎學術知識科普化的貢獻:問責、民主 將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改寫成為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過去可能以教科書的方式呈現,例如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的《社會學與臺灣社會》,或者張晉芬撰寫的《勞動社會學》;最成功的科普社會學,應該是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還有林宗弘等人撰寫的《崩世代》;也有以出版論文集方式呈現,例如王文基、王秀雲、郭文華主編的《意外多重奏──STS如何重組真相》,或者人類學者跟社會學者合作的《田野的技藝》(郭佩宜、王宏仁),都是一種公共書寫,試著將學術研究科普化。 除此之外,科普社會學知識,也是一種認真問責的態度。畢竟我們的研究經費多半從政府機構過來,也就是從納稅人過來,我們的研究除了在學界、學生之間流傳外,如果可以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研究成果,這就是對社會負責,而社會大眾也不至於對社會學茫茫無知,甚至有定見或偏見。日本社會學的發展已經超過百年,社會大眾、商業機構也理解「社會學大有用」,社會系畢業生很容易在市場找到工作,這自然就會有助於大學社會系的招生,社會也可因社會學培訓出來的學生而受益。但是韓國社會學的發展跟臺灣類似,很晚才開始受到專業的認可,也面臨被誤解為社會運動的大本營(雖然這個說法部份正確),但社會學大有用的部份卻被忽略,這樣子的誤解,造成在當前少子化的年代,人文社會學科的招生困境,甚至發生韓國的培材大學(Pai Chai University)在幾年前裁撤了社會系的情況。 【社會學其實大有用,只是多數人不知道怎麼用】 此外,部落格的書寫,是奠基於學者過去個人長期研究累積的成果,將這些新觀點傳播出去,不僅影響了非學界的人,即使學界的人,也可以互相知道同儕正在研究哪些議題,以及他們的觀點是什麼,這個對於臺灣在地知識的累積與流通,非常有幫助。目前的全球學術分工,仍多少承襲著核心-邊陲的架構,Heilbron調查了英國與美國的社會科學翻譯在全球的流向,結果發現,基本上都是從該兩國流向邊陲國家,而只有2至3%的翻譯是反向流動;拉美學者Zincke發現,該地區的社會學家在「核心地區」進行學術發表時,只有7%的參考書目引用拉美學者的研究;不過智利社會學者如果是在地發表的話,則高達55%的參考書目會引用智利跟拉美學者的研究。 如果我們要避免複製核心-邊陲的學術關係,發展出臺灣的南方在地觀點,那麼中文的書寫就很重要。此外,如果大家可以將自己的專業書寫轉化成為科普文章,那麼就比較可以不用花費很多時間跟力氣去閱讀、理解不同專業之間的專業學術發表(例如閱讀政治學、歷史學、人類學的專業文章),學者之間也可以更快相互吸收知識,在地研究的知識流通也會成倍數成長,這樣子可以多少避免上述核心-邊陲不平等的知識生產狀況。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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